苏东坡诗词范文1
(同等奖次按姓氏笔画排序)
新诗歌获奖作品(共118篇)
特等奖
《趟过宋词的苏轼》,韩簌簌
一等奖
《印象・汝窑》,谢耘;《三苏园的月光》,鲜圣
二等奖
《三苏坟前,我是今世的苏小妹》,刘小雨;《父亲》,李小波;《苏洵》,岳杰;《舞钢,一座钢铁之城》,贾旭磊;《东坡湖上,我是你最后的月光》,萍萍
三等奖
《致苏轼》,一地雪;《与苏轼谈论平顶山上空的月亮》,大卫;《寒食帖》,王自行;《行匿的血脉》,爪哇岛;《豫西坡地》,杨全生;《春暖花开,我爱着一座激情澎湃的城》,李晓泉;《秋日莲花山》,邵永刚;《柏风似雨三苏园》,单菲;《三座坟的芬芳》,赵大海;《三苏园,让一颗心如此宁静》,贾旭磊
优秀奖
《一只鸟慕名飞来》,一地雪;《苏子・耀亮了一个地名》,丁济民;《这些竹》,二月草芽;《雨落东坡》,川北藻雪;《煤,我的爱人》,马万里;《三苏园“蛙鸣”》,马聚申;《尧山尧山》(组诗),王心平;《从眉山到平顶山》,王文涛;《苏轼印象》,王东照;《下沉,或者上升》,王兴伟;《俺爹用上下乡补贴手机》,王国干;《谒郏县三苏坟》,王静静;《月夜读东坡》,牛香草;《三苏园:不朽的灵魂》,邓诗鸿;《平顶山四月的末梢》,邓焕然;《读苏轼》,冯金彦;《三枚月亮的王朝》,北荒;《坡和他的月亮》,北荒;《清晨,一只翠鸟从三苏园飞起》,申艳;《尧山》,白勺;《坡》,石群良;《东坡碑林》,石群良;《平顶山印象》,龙小龙;《关于N种花的形而上吃法》,龙美尔;《明月清风祭三苏》,任德华;《平顶山颂歌》,刘汉植;《三苏园月夜》,向迅;《风花雪吟会三苏》(组诗),字如方;《歌者》,孙振东;《碑林》,安昌礼;《在郏县,怀苏洵苏轼苏辙》,汗漫;《苏轼》,祁鸿升;《三苏园,一阙灵魂的闪电》,许岚;《向一种清洁的人生致敬》,许青禾;《苏轼在黄州写寒食诗帖》,许青禾;《郏县诗情》,邢剑君;《三苏园》,邢剑君;《我歌唱一座城市》,齐善兵;《数字东坡》,何君华;《香山寺写意》,何秋香;《山是平顶的好》,余承安;《梦游三苏园》,初夏;《鹰城的高度》,吴万夫;《平顶山的高度》,吴浩雨;《三苏园:灵魂的居所,心灵的星座》,杜文瑜;《诗词的故乡》,杨晓华;《穿行在平顶山掌心》,李元业;《收获的另一种姿态》,李元业;《访三苏墓,想到了天涯……》,李庆华;《赤壁的光芒:东坡居士》(组诗),张平;《三苏园,骨子里的远方》,张帆;《麦子熟了》,张超;《小议东坡》,张庆岭;《香山寺月》,张晓林;《仰望三苏墓地柏树林》,张慧贞;《三苏园怀古》,邱保青;《半斤月光》,陆承;《梦中与坡先生山顶对饮》,陈亮(山东);《扯一扯布衣东坡的衣袖》,陈于晓;《诗词是寺庙的语言》,陈有才;《平顶山:“三苏”的词牌名》,龙;《守望》,陈德远;《豪放派里的小峨眉》,单菲;《广庆寺记》,周大强;《东坡大写意》,周秋月;《一条江流进了平顶山的大封面》,周新寰;《风声》,岳杰;《夜读苏轼》,巫小茶;《在三苏园里小酌》,庞小伟;《站在平顶山上鸟瞰麦子》,武建华;《他年夜雨――致三苏》,罗书M;《疼痛与抚摸》,若川;《三游三苏园记》,郑海军;《北宋》,姚良良;《坡在鹰城》,柯金寿;《鹰城之恋》,柳歌;《郏县,词的渡口》,贺华建;《三苏祠里的沉默》,贺华建;《东坡怨》,赵静;《鹰城之思》,赵立功;《苏轼,今夜我在三苏文化的风景里穿行》,赵福治;《三苏坟》,王胜利;《香山寺,拜妙善观音》,徐赋;《听苏坟夜雨》,徐俊印;《尧山恋》,栗乙格;《画眉谷》,栾淑娟;《行走的月亮》,秦瑛;《今夜,和古柏一起听雨》,秦建国;《尧山红叶》,耿汝镜;《对话东坡》,郭张彦;《拜谒三苏祠》,寇俊杰;《三苏园情思》,敕勒川;《天青色年代》,萧萧;《游三苏坟》,黄小芬;《观“银线瀑”》,黄亚洲;《大地的居士》,黄巢菊;《写给鹰城》,鲁宝荣;《有个地方叫郏县》,薛凯敏;《在三苏园》,魏维伟;《雨谒三苏》,魏增良
旧体诗词获奖作品(共118篇)
特等奖
《鹧鸪天・咏马街书会》,胡吉祥
一等奖
《高阳台・三苏祠拜东坡露天塑像》,孙中林;《水调歌头・平顶山放歌》,赵国山
二等奖
《尧山红叶》,丁欣;《谒郏县三苏祠》,杨逸明;《题平顶山》,胡云泉;《七律・苏坟夜雨》,胡吉祥;《大香山放歌并序》,胡吉祥
三等奖
《应山远眺》,杨四震;《登大香山》,杨四震;《永遇乐・春回鹰城》,杨晓宇;《郏城吊三苏》,李树喜;《月夜独斟》,张雷;《七律・谒苏轼雕像》,张明昭;《昭平湖行吟》,陈亮(四川);《赶马街书会》,高振邦;《人文平顶山》,梁上泉;《秋游漫记》,寒石
苏东坡诗词范文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廬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一首富有哲理的诗，前两句要表达的是从不同角度看事物有不同感受的道理，并可引伸出“换位思考”的启示；后两句则说出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这首诗给人如何全面地看待事物有很大的启发，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诵。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首诗，也感到这是一首富有哲理的好诗，可后来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头，但又说不出为什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琢磨出原来问题在诗的第二句：远近高低各不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句是说在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山是不一样的，或成岭，或为峰，符合哲学中转换角度的作用，而第二句“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值得商榷了。我们知道，在看同一个物体的时候，距离的远或近所看到的物体只有大小或高低的不同，即站得近时所看到的物体是大或者高，站得远时所看到的物体是小或者低，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就好象一张照片放大后与没放大时只有大小和高低的区别，所看到的人或物体完全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其根本原因就是距离的不同与角度的不同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第一句当中的“横”与“侧”是角度，而第二句当中的“远”与“近”是距离，是不相对应的。根据这个原理分析，第二句“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诗中没有和第一句相呼应，没有进一步阐述角度更换的效应，就成了一句虚言一句没有意义的话。
那么，怎样才能让第二句诗与第一句相呼应呢？我认为只要将距离的词换成角度的词，把“远近高低各不同”改成“左右高低各不同”就行，而且诗的韵律平仄也没有变。
说起改诗，有传说苏东坡也曾给王安石续诗改意。相传有一天，苏东坡到王府拜谒丞相，适逢王安石不在，只见桌子上有一首尚未写完的诗：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见了不由得暗自发笑，心想这王丞相枉自是满腹经纶愽学多才，却连“宁可枝头抱香死”的菊花也不懂，想着便拿起笔续上“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的两句。不久，苏东坡被调到黄州。当看到菊花花瓣在秋风中纷纷飘落时，苏东坡才知道不是王丞相孤陋寡闻，而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不同品种的菊花有着不同的生态。
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哲学中相对论的正确：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然而，无论是给苏东坡改诗，还是苏东坡为王安石续诗之事，都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
苏东坡诗词范文3
2、《苏东坡》。作者：李诗英。简介：叙述了这位文坛巨匠自宋仁宗嘉祐二年应科举出仕，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病逝，四十四年间，仕途坎坷颠踬，而文苑成果丰硕的命运遭际。
3、《苏轼传》。作者：王水照，崔铭。简介：本书将苏轼一生的经历与他一生璀璨的作品互为编织，那感人肺腑的诗词后面是一段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而诗词则是诗人人生荣辱的心迹袒露。
4、《漫话东坡》。作者：莫砺锋。简介：该书描述了东坡的政治功绩和文学业绩，还广泛涉及东坡人生中琐细的方方面面，如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平民朋友等。
苏东坡诗词范文4
关键词：苏轼；诗词；豪放派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149-02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宋仁宗景v三年十二月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唐宋家之一。宋代文坛人才荟萃，后人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苏轼以其作品的迷人魅力、以为人的爽直情感、以处世的乐观旷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生命力并且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后江浙人民的艰难，《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痛，《吴中田妇叹》则反映了当时赋税深重，谷贱伤农的境况。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对民众疾苦的关心。
苏轼的关心民众疾苦的诗词很多，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对于人民的苦难，他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交织着强烈的爱憎感情。他常常“作诗先自劾”，首先将诗歌作为自我批判的工具，而不是仅仅表达对他人的同情。苏轼一生阅历丰富，诗词取材广泛，其社会政治诗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比起前人有着新的开掘和推进，反映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题。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学者们一般认为唐朝以前的诗歌内容较窄，格局较小，明代李东阳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q?。就创作风格而言，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作或许比苏诗更要突出、鲜明，但若论创作成就，苏轼则是出类拔萃的。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r?指出了两者风格的相似。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重复，所以苏轼的和陶诗虽在用韵、句数、格调等方面与陶诗相近，但内容却不为其所限，举凡自然景物、风土人情以及人世沧桑都被苏轼纳入诗中。其题画诗不仅诗中有画，还善于传达出画中的神韵，进而自由生发，达到了信笔挥洒、自然真率的境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诗词中美学价值最高的是那些写景抒怀的作品。苏轼喜欢登山临水，“身行万里半天下”，“行遍天下意未阑”，可以说其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苏轼写山水往往注入自己深厚的情致，如《游金山寺》先由万里征程、半生宦游导人写景，然后写江景之奇丽，并以“望乡国”照应开端，结尾处借江神见怪、自誓归田收束全篇。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曾评论此诗说：“通篇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有些诗则由写景抒怀升华到对社会生活及现象的深刻思辨，使之带有浓厚的哲思意味。《题西林壁》一诗说明拘囿于事物之中就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想要认识复杂的事物就必须能从中跳出来，不能因循守旧，局限于条条框框。这样诗词就由纯粹客观的描摹写景变成有主体感情的造景，所以他的山水诗往往物我交融，情与景密不可分。苏轼的这类诗作不在于具有多么鲜明的意象，而在于在日常情景中生发出弦外之音，说出人人心中皆有而笔下却无的道理。
苏轼在其词的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表现自我。他的词或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或流露仕途挫折和复杂的人生感慨；或表现其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或反映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等等。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也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三、兼收并蓄的同时自觉革新
苏轼在诗词创作中能够自觉革新，对诗歌风格的主张是兼收并蓄。他对《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都做过精深的研读，诗词创作深受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大家的影响。他能够欣赏多种文学风格，说明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影响了他的诗词创作。苏轼诗词的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有简淡绝俗之美感，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调和，互相渗透，所以苏轼诗词中的佳作常常是表现出刚柔并济的风貌。
在诗歌创作方面，苏轼古今各体兼善，而以七古为最优。施补华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s?“以才学为诗”是苏轼诗作的特点之一。苏轼学识广博，精熟典实，所以信手拈来，随意驱使，使其作品尽呈古雅之貌。一般而言，苏诗的用典平稳妥贴，浑然天成，如水中着盐，不露痕迹。但有时用典过多，也招致了后人的批评。王夫之也曾经说：“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t?这话虽有过激之处，但也指出了苏诗的缺陷。苏诗常可见到“以文为诗”之处，这有助于苏诗自然奔放风格的形成，尤其是古诗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在宋诗革新的过程中，苏轼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宋诗新面貌的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北宋诗坛的第一大家。
苏轼对词的革新，主要是提出了“词的诗化”理论。这在他的词论中反映了出来，其词论散见于有关的题跋、序引、书简及宋人所作的一些诗话，词话、笔记之中，约有十余则，见解新颖独到，时常体现出变革的思想。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一直被视为“小道”，在宋初文人的心目中是“方之曲艺，尤不逮焉”，其地位与诗文无法同日而语。但苏轼大胆地突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诗尊词卑的偏见。他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认为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在艺术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从文体的角度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就为其革新词体、词风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苏轼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对词体的革新在文学史上更具有特殊意义。北宋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u?充分肯定了苏轼在革新宋词中的功劳和作用。
四、 倡导词之诗化，开创豪放词风
苏东坡诗词范文5
赤壁又名赤鼻矶，是耸立在黄州江畔的一座绛红色小山。千尺峭壁直插江中，汹涌江水奔涌而过。宋神宗元丰年间，江山胜景吸引着政治上失意的贬官苏轼，苏子常常流连于此。苏轼游赤壁，有案可稽者应为六次，兹据有关文献资料追迹寻踪。
元丰三年（1080） 八月，东坡初游赤壁，撰《秦太虚题名记》。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贬地黄州，先是借住在定慧院，后来住进了紧靠长江的临皋亭驿站，生活一直未能安定。这一年的八月初六、初七左右，苏轼与其子苏迈游览了赤壁，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苏子首次赤壁之游。苏轼初游赤壁，对赤壁之壮观即产生深刻印象，苏轼《秦太虚题名记》对此次游历有所描述：
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文集》398页）
秦太虚即高邮秦观，苏轼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辩才（元净）、参寥（道潜）皆为僧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方外密友。秦观元丰二年八月十六日作游杭《题名记》，此文由辩才、参寥送示苏轼。苏轼乃作题跋，忆当年杭州旧游，并叙夜与苏迈棹小舟游赤壁事。在《秦太虚题名记》这篇杂记中，“明年”指元丰三年，“去中秋不十日”约为八月初六、初七左右。东坡交待了兴致勃勃夜游赤壁的情形，并将此种心情转达于友人。
此时的苏轼寓居黄州已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但却力图从山水之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救赎。诚如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所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与司马温公》，《苏轼文集》1442页）在苦难和不幸中寄情于山水，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从《秦太虚题名记》中，我们读到的苏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元丰四年（1081）十月，东坡二游赤壁，撰《念奴娇・赤壁怀古》。
元丰四年十月的一天，坡登临赤壁矶头，面对如画江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华发早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上阕粗笔勾勒赤壁景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词编年校注》398页）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编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今之论者，多以为 “赤壁词”与《赤壁赋》作于同时，即元丰五年七月。
笔者认为，《念奴娇》和《赤壁赋》不作于同时。理由如次：其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浪花翻涌，“惊涛拍岸”之景象不一，两篇作品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其二，《念奴娇》虽然写出了江山如画的风景和追慕英雄的情怀，但无法掩盖的，还是那种华发早生“人生如梦”的悲哀。尽管这种悲哀融汇在壮阔江山和久远历史中，使词中的低沉情绪得到消融，但此作蕴含着的苏轼郁积心头难以化解的失意之感，读者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的。这与元丰四年苏轼的思想情绪较为一致。而《赤壁赋》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人生解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与《念奴娇》中的“人间如梦”思想如出一辙，而《赤壁赋》的主旨恰恰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否定和超越。两篇作品既然表现的对人生的感悟截然不同，也就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因此，厘定此词作年为“元丰四年”，与苏轼思想较为吻合。笔者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语推测，此词之作，当在是年“十月”稍前。
从词中“一尊还酹江月”一语看，苏轼似乎也不是月夜一人独上赤壁，而是与苏迈携酒而上赤壁的。
元丰五年（1082）五月，东坡三游赤壁，撰《记赤壁》《怪石供》。
元丰五年是苏轼游赤壁最多的一年。其时，苏轼渡过了寂寞消沉的贬谪初期，生活上也趋于安定。在友人和邻居的帮助下，新筑的草庐雪堂离江畔很近，耕作东坡之暇，苏子常临赤壁。五月，苏轼于赤壁聚宝山采集了与玉难辨的美石，送给好友了元（佛印）禅师。在《怪石供》一文中，苏轼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苏轼文集》1986页）
文末书“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可见其间苏轼曾流连江畔，以饼易石。此时苏轼生活基本安定，江畔寻石，表现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舆地记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下》：“聚宝山，在州治之后，赤壁之上，山多小石，红黄粲然。东坡所作《怪石供》即此石也。”
作于此时略前的《记赤壁》一文亦同记此事：“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苏轼文集》2255页）从怪石数量可推知，此文作于《怪石供》略前，亦在元丰五年五月间。
文中之“数游”指去江畔寻石，有没有登临赤壁呢？答案是肯定的。同文记载：“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这是白日泛丹，探穴登山所见皆寻常之景，苏轼遂将注意力集中于“温莹如玉”之“怪石”了。
苏轼常于世人难耐之苦境中自寻其乐，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气度。搜寻怪石即为一例。在写给堂兄苏子明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这种人生快乐的奥妙：“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1832页）嗣后赤壁两赋，表现出的参透人生的思想，不是一时的感触，而是思想的累积，从上述两文中正可见其端倪。
元丰五年（1082）七月，东坡四游赤壁，撰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赤壁赋》明确记载此次游览的时间为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晚。月明星稀，苏子与客游览赤壁，并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赋记游云：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文集》5页）
赋记“举酒属客”之“客”当指道士杨世昌。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好友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居住在雪堂，元丰六年五月方离去。二人情同手足，相处甚洽。临别，苏轼著《贴赠杨世昌》，对其赞赏有加：“棉竹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近一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艺术，可谓艺矣。”（《苏轼文集》2587页）“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吹洞箫”之人为杨世昌无疑。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溯亦佳，一叶扁舟任漂突。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苏轼诗集》1123页）“西州杨道士”空手一身，多才广艺，草行露宿，云游四方，勘破世情，无忧无虑，可见亦风流跌宕之人。杨道士的到来给苏轼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趣味。
近年有些文章据文赋“主客问答”之文体特征，认为“客”为子虚乌有式人物，不必指实为杨世昌。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时杨世昌住苏轼家中，苏轼夜游赤壁，杨道士岂有不随行之理？文中“羽化登仙”明明白白是道家用语，是苏、杨二人畅游赤壁的共同感触。何况，三个月后苏轼与杨道士同游赤壁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苏轼的思想变化不会凭空而来，两赋流露的释、道思想，与苏子同僧人、道士的频繁交往密切相关。
从《赤壁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暂时搁置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转而用庄子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江水东去，昼夜流逝，然而万里长江依然奔流；月圆月缺，变幻不定，然而一轮明月未尝减损。世间万物均同此理，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瞬息万变的；从不变的角度看，江月又是万古长存的。苏轼以水月为喻，借庄子相对论悟出人生的哲理，实现了自我解脱。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五游赤壁，撰《后赤壁赋》。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贴赠杨世昌》，《苏轼文集》2857页）坡五游赤壁，《后赤壁赋》记此次游览情形云：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苏轼文集》7页）
随从东坡游览之“二客”，一指杨道士，另一客可能指古耕道。古耕道，黄州进士，苏轼紧邻，与苏轼过从甚密。元丰五年，雪堂落成，东坡丰收，古耕道常随苏轼出游。“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捕鱼者应为近邻，而最具此种可能的人物当为古氏。
全篇所表现的是一种随缘任性、清澈无滓的自然之境。苏子处处以自然为心，乐则乐，悲则悲，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两赋相较，前赋以“主客问答”之法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绘景，现实梦幻交织，写法上颇多变化。然而表达超然物外这一主旨，两赋并无二致。前后两赋，相得亦彰，表现出苏子对人生的彻悟。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六游赤壁，撰《李委吹笛》。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是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李委吹笛》诗序，《苏轼诗集》1136页）
其后一年，元丰六年八月，东坡《与范子丰书》亦记其事：“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文集》1452页）《李委吹笛》诗如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诗集1136页》）
李委笛声悠扬超佚绝尘，东坡如入仙境兴致甚佳。仿佛乘鹤高飞来到九嶷山下，听到娥皇、女英哀悼虞、舜的歌声，又仿佛来到龟兹古国，听那不同凡响的异域高妙之音。李委献曲是生日庆典的高潮，苏子和他的朋友们“皆引满醉倒”，度过了欢愉的一天。
李委的身份是“进士”抑或“秀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贬谪黄州不到三年，苏轼身边又高人满堂，奇士盈庭。这一天东坡“置酒赤壁矶下”，庆贺生日，“客有郭、古二生”，从游之客为邻居郭遘、古耕道二人。二人皆为苏轼好友。《东坡八首》：“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苏轼诗集》1083页）郭遘为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靠卖药为生。古耕道为一侠义之人。苏轼诗中戏称他为唐代侠士古押牙子孙。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东坡最后一次游览赤壁。从苏轼六游赤壁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居黄州后的心路历程：从初贬黄州的精神苦闷，到赤壁二赋的思想解脱，到生日庆典的自得其乐，苏轼实现了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超越。这就是苏轼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迁客骚人之处。与黄州赤壁相关的诗词文赋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终以“文赤壁”之名令黄州赤壁誉满天下。
黄州赤壁是否赤壁之战的战场？对此，东坡的确是持怀疑态度的，苏文中曾两次提及。“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记赤壁》，《苏轼文集》2255页）“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与范子丰书》，《苏轼文集》1453 页） 引文可以说明，苏轼对此虽有怀疑，但从未进行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立场。
论者多认为“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不过是将错就错，借赤壁之名行怀古之实。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认同。视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诗歌吟咏中早见。杜牧《齐安郡早秋》：“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冼认前朝。”赤壁词中“人道是”之“人”指唐人杜牧，小杜考证齐安郡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但不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州赤壁究竟是不是三国古战场，苏轼当在信疑参半之间。但在文学作品中，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再到“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却表现出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东坡宁可信其为真，并未判其为伪。当苏轼亲临赤壁，伫立在高耸的山崖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当年万舰齐发、烈焰映空的战争场景便浮现在目前，必然觉得如此险要地形真是天然的好战场。笔者深信，创作一词两赋之时，苏轼是将此地作为古战场看待的，而且，赤壁战场在黄州这一判断，应当是苏轼发思古之幽情的出发点，至少，从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东坡本是借山川”的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苏东坡诗词范文6
话说九百多年前的蜀道上，公元1056年，师傅带着两个弟子出山了。此行的目的地是京城，因为自觉功夫已经练成，是家传绝学，但不知道段位多高，所以很有必要去都城开封让皇帝老儿评定一下。但是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去，能开山立祖，文坛会从此多一个门派，并且传之千年而不绝！
这三人就是北宋苏洵，苏轼、苏辙。当时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欧阳修看过苏东坡的文章，立即为他的才气所震撼，不由感慨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在中国历史上，讲文学史绕不过，讲书画、美食、医药、茶道、政治、工程都绕不过，讲奇闻韵事绕不过，讲人格气节绕不过，讲正史、野史都绕不过，被无数文人墨客景仰、被无数香闺佳人倾慕，为后世百姓深切怀念，就连势不两立的政敌都赞誉有加的，统揽古今中外，当推北宋苏东坡。东坡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说到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铿锵之声就不绝于耳。很难想象，这大笔挥洒、气象恢弘的词句，是他在被下大狱，贬黄州，九死一生后的作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父母亡故、妻逝十年、弟七载不得见、被贬密州的中秋之夜，他总古今，揽宇宙，趁兴而问。寄情明月，祝福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被传唱了几百年，尤其是在月圆之夜，曼妙的音律和深切的思念，秋水一样激荡着人们的心田。他的词既能豪放，又能婉约，刚柔相济，彻底扭转了“词为艳科”的传统，使宋词能与唐诗并称于世。
他的书法是“苏、黄、米、蔡”宋四家之一，斜执笔，用侧锋，形肥扁，挟豪气，世称苏体。现存的《寒食帖》诗书造诣都很高，他所追求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他的诗开创了一代诗风，称为东坡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前后《赤壁赋》堪称古文观止中的奇葩。他善画墨竹，亦作古木怪石，善创新，开南画派文人画之先河。他援佛道入儒，执着人生，又善处人生，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
他的一生官位高时达三品翰林学士、历任吏部兵部礼部尚书，低时则被捕入狱、数承严刑、多次流放，但他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却始终如一。任地方官时，他兴修水利、改进农业、保护劳苦大众，做了很多实事。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但他常以“世农”自谓，著名的苏堤就是他任杭州太守时治理水源，利用疏浚西湖的淤泥监修构筑而成的。他懂医理，通医药，在杭州设公立医院，采药、配药，医治百姓，编著了《苏学士方》、《圣散子方》等，悬壶济世，宣传药理和食疗，意济苍生，情牵天下。
东坡之为东坡，给予后人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的善处逆境。苏东坡说自己“眼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这让他每到一地，都能和当地百姓成为朋友，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他是个性情中人，其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人道精神之弥漫，让人激赏不已，即使在落魄的时候，依然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洒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