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监测报告范文1
去年下半年，邢岑成了一名网络舆情分析师。这是随互联网不断发达涌现出的新职业，却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庞大队伍。
据《新京报》报道，目前中国有大约200万人从事这一职业，这一数字后来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这个职业从产生起就伴随着无数争议。有人将舆情分析师比作“网络特工”。或许是背负这样的“名声”，从业者们似乎都不愿意主动谈及他们工作的内容和程序。
“舆情分析在中国的出现与自媒体兴起是分不开的。”邢岑这样认为。很多国内舆情公司都是在微博的一片繁荣景象中成立的，他所在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可说是行业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支。
人民网舆情频道每天都会推出舆情解读。负责这个频道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舆情监测、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目前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大多从事销售、技术开发、客服这些周边工作，真正的网络舆情分析师只有30多个。这30多人又分为两个组，分别负责政务舆情和企业舆情。在人民网，舆情分析师分为几个级别：见习分析师上有助理分析师，再往上才是分析师，分析师之上还有主任分析师。
“如果说网络舆论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温度计’和‘晴雨表’，舆情分析师就是‘气象员’和‘预报员’。”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说。作为舆情分析师，邢岑的工作是撰写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的舆情报告通常分为两部分，一是数据，二是分析。数据来自舆情监测平台，分析师根据数据做出解读。
业内人士介绍，一个事件的舆情过程包括话题设置、发展、平息几个阶段，遇到极值或拐点就得特别注意。但对一件事的判断不仅靠数据，还要有丰富的感知。邢岑说，这个行业的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替领导看网”那样轻松。分析师们半个月一次的报告，通常要涉及几个案例。案例选题自己想，并逐个统计数据、做分析。这就相当于几个专题，再加上综述内容，体量甚至超过几个普通报告。这样的半月报最多需要一周。邢岑最忙时要两个报告交叉进行。
作为刚来几个月的新人，邢岑的任务还不算多。除固定负责的半月报，也会偶尔接手一些专题和周报。他之所以要抓紧时间工作还有一个原因，舆情分析师的每份报告都要根据工作时间换算，每月有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和工资关系不大，但和奖金挂钩。
舆情也有生意经
人民网舆情部门通常会通过竞标方式揽到生意，中标后公司都是打包签合同，比如一年约定好出多少报告。不同报告的费用也不一样，通常一年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去年9月5日，人民网与人社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而作为获得人社部授权的惟一培训机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负责在全国开展规范的培训和考试工作。这不仅意味着今后这门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将要持证上岗，还意味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得到了一个业务大单。据人民网舆情频道网站上的培训通知，五天培训费用总计9800元。记者以咨询者身份拨打人民网报名咨询电话得知，大多数学员的学费都是由所在单位承担。
国家质检总局信息中心办公室主任周新参加了培训班第二期，他说自己是单位唯一参加舆情分析师培训的人，他说自己的工作属于IT部门，参加培训的目的仅是丰富阅历和经历，了解新媒体的相关知识。目前为止，由人社部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管、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承办的CETTIC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已举办两期。第一期有205人参加，第二期有168人，两期的考试通过率分别为82.5%和80.6%。
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相比，其他舆情监测机构的规模要小得多，但吸金能力不弱。成立仅一年多的荆楚网舆情中心目前只有8名员工。它编辑出版湖北省唯一的舆情内参《网络新舆情》。这本周刊定价800元，目前发行近5000份。发行对象以县处级以上党政机构为主，也有少数企事业单位。
荆楚网有专门面向企业的“个性化舆情服务”。它的服务范围更广，包括定点监测、协助舆情处置和危机公关、对职工进行舆情培训等。荆楚网分析师颜陈估计，这部分业务可占到盈利总额的四分之一。此外，国内很多高校也引入了“舆情分析”项目，比如北京交通大学有网络舆论安全研究中心，苏州大学有网络舆情分析与研究中心等。
微博与舆情
荆楚网在2013年初合作研发了专门的微博监测系统，根据监测需要灵活设置关键词，系统自动刷新。这使分析师们在微博上获取舆情信息变得更加及时、细化。荆楚网舆情分析师颜陈称，从微博上获取的信息可占该机构业务的三分之一。
人民网工作人员称，现在规模大一些的舆情分析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研发的舆情监测系统。这个平台依附于网络，有点类似于搜索引擎。但区别在于它的搜索是被动的，需自己设置关键词，然后把需要的信息抓到服务器上。关键词的设置要根据客户需求而定，邢岑管这叫“定制服务”。通常会有一个几人小组负责某个关键词，在搜索过程中，一旦发现监测遗漏或有垃圾信息，就及时调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曾说，舆情分析师是独立的第三方。客户有什么问题，舆论有什么问题，信息来源有什么问题，哪点好，哪点有不足，舆情分析师们都会呈现在报告里。“但我们只做提醒，不管监督。最多是提建议，至于怎么拿主意看领导的。”邢岑说。
负责政务舆情的分析师，其客户上到国家部委，下到地方政府。如何将网络舆情呈现出来，也蕴含了很多或明确或不能言说的规则。邢岑说有些重要会议，可能需要信息采集或存档，会明确告知有些报告里不要有负面内容。但大多数情况下，网友的批评会在报告中如实呈现。分析师们自己的分析，则会选择更温和的方式表达。
荆楚网的颜陈还提到，除客户设置的关键词，还有一部分属于固定设置。比如“城管”、“领导”、“医生”这类敏感词，一般在100个左右，有时也会根据业务情况进行调整。这些敏感词还会随时间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每年春节期间的敏感词多是爆炸、火灾、交通事故、救援等。
所谓敏感词未必都带有负面感彩，也有较为中性的。颜陈透露自己最近在做的是城市建设、食品安全、供水供电、交通安全这些关键词。“嫦娥三号也有舆情嘛，大家对探月的鼓励、期待、憧憬、赞扬、肯定也是舆情。”
监测还是监控？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谷文杰曾撰文称：“发达国家对互联网信息的分析早已成熟，相关职业也是广泛存在，只不过不叫网络舆情分析师，而是其他名称。”
然而，从国外网民在各英文媒体报道下的评论看，他们对中国的这一新兴职业似乎并不买账。只不过相对于“五毛”，很多人更倾向于将中国舆情分析视作一种监控。对此，邢岑表示：“我们领导强调的是监测，而非监控。”在他看来，舆情分析师的工作是纯技术，不掺杂任何意识形态。网络上的意见也不去干涉，就是把数据扒下来做好分析。分析师们监测到的东西，都是新闻媒体公开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监听隐私手段。
荆楚网的颜陈显然有不同观点。他说自己的微博账号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舆论引导。“舆论引导，本身就是舆情处置的一个环节。”他说。
去年8月，一条“官员公款吃喝称‘你尽管报’”的新闻被多家媒体转发，在网络上引起众多网民关注。邢岑通过搜索了解到，这条新闻最早由一家叫“新湘报”的记者爆出。但根据他的经验判断，这篇稿件内容极其含糊，时间也不太符合常理。邢岑当即觉得，这个监督行为的动机十分值得怀疑。经进一步核查，新湘报是几个新闻工作者合办的电子报，微博没有蓝V认证，粉丝只有1000多。
舆情监测报告范文2
互联网是网络舆情传播的基础和载体，自其诞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强进的发展势头。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应用的日趋丰富，新的应用和传播形态不断涌现，网络新闻、BBS、博客、微博、即时通讯、社交网络等网络媒介相互交织，互相借力，构成了一个多元立体的舆论传播路径，极大地拓展了网络舆情的传播空间，多元化的舆情传播格局大大增加了舆情监测和把控的难度[18]。同时，新媒体迅速向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渗透，成为热点事件曝光的主要平台和舆论的独立源头，影响力不断增强。特别是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大大增强了新媒体的舆论传播功能。有调查显示，微博已成为食品安全等负面舆情曝光的主要源头和重要传播渠道。2012年上半年，浙江“杨梅膨大剂”等近10件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传闻就是通过微博第一时间曝料的[5]。网民是网络舆情传播的主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超出2011年世界平均水平的30.2%，我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19-20]。在网民数量迅速攀升的同时，一方面，网民上网的娱乐化追求倾向明显降低，网络议题从日常生活琐事转向社会公共事件[21]，涉及一日三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自然成为网民最为关注的公共话题；另一方面，网民应用互联网的角色也逐渐从信息获取者向信息制造者转变，大众麦克风时代催生了一个巨大的“网民压力集团”，政府应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的一言一行都会被高倍放大，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舆论讨伐。除普通网民外，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也日益不容忽视[22]。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期，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安全、有保障，但一些深层次制约因素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生产主体素质不高，部分生产经营者故意违法现象屡禁不止，违法手段花样翻新，传统的农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尚未杜绝，新的违法添加等风险隐患又不断出现，给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定、检测工作等带来很大挑战[23]，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体系尚不完善，基层监管力量薄弱，这些都决定了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仍处于多发期，安全消费矛盾凸显。从“镉大米”、“药袋苹果”、“有机食品风波”等热点舆情来看，无论是产品、生产过程还是政府监管行为，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触发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成为近年来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然而在网络媒体发挥舆论传播和监督功能的同时，其自身道德失范现象也层出不穷。有些媒体片面追求时效，为抢占先机不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讹传讹，造成谣言传播；有些媒体为吸引眼球，断章取义，动辄冠以“致癌”、“剧毒”等字眼加以报道，加剧公众恐慌；还有些媒体为提高关注度，夸大负面新闻，把个别现象扩大化、典型化、普遍化，扩大事态影响，甚至冲击整个产业[24-25]。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为不实舆情，极大地增加了政府部门回应网络舆情的负担。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期望越来越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零容忍的态度愈加强烈。但客观上任何食品都没有“零风险”，由于官方风险交流机制不健全，消费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也比较薄弱，消费者在媒体的推波助澜或误导下，容易以偏概全，产生认识误区，难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形成客观认识，消费心理敏感而脆弱，任何农产品质量安全负面信息都极易引发非理性的共鸣。“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尽管国家对乳制品的监管和抽查力度空前，但国内乳制品消费信心还是一蹶不振。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监控管理现状与存在问题
随着网络舆情与现实社会的互动日益加深，网络舆论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的政府干预机制也应运而生。近年来，在应对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危机实践中，网络舆情监控管理工作已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尝试，但与新时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亟待突破的瓶颈问题。网络舆情日益上升的关注度和影响力，特别是个别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放大炒作对产业和消费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在2008年，农业部办公厅就下发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互联网等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信息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收集、评价和处置工作”。2010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提出“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舆情收集和分析”。2011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指导意见(试行)》，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制度，主动、密切监测舆情”，从国家层面对舆情监测提出了制度性要求。2012年，《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意见》再次提出“着力强化舆情监测，抓紧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监测与预警信息平台，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定期调度、分析和综合研判制度”，将强化舆情监测作为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制度性安排。为落实舆情监测工作的制度安排，支撑实际工作中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置与应对，近年来，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陆续启动了舆情监测工作。部级层面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向常态发展，一是指定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收集、整理，确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舆情快报(日报)制度，并深化舆情总结分析，编制舆情跟踪和重点舆情专题分析报告，帮助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人员读网，为舆情响应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撑；二是依托新组建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组，强化了专家组对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职责，针对重大舆情不定期组织会商分析，为应急处置提供了有力的决策参考；三是安排专门经费开展网络舆情监测体制机制研究工作。地方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纷纷将舆情监测纳入监管工作内容，如江西省成立了舆情监测小组，设置了舆情监测信息员，建立了舆情报告制度，编印舆情简报，及时上报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26]；重庆市组建了舆情信息监测专家团队，并建立了舆情信息收集整理、跟踪巡查和干预制度；上海市在舆情监测及处置机制、信息员队伍建设和畅通舆情沟通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此外，部分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建立了舆情监测和报告制度。随着网络舆情监测工作重视程度的上升和应急处置经验的积累，近年来网络舆情应对的时效性和有效性都明显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应对工作在实践中渐显成熟。“激素黄瓜”、“香蕉乙烯利”、“茶叶农残超标”等一系列不实网络舆情发生后，农业部门立即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解释，借助权威媒体澄清事实，采取网络访谈、深度报道等多种形式正面引导舆论，有效阻断了谣言传播，有力保护了农民和产业利益。“药袋苹果”等安全隐患一经报道，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调查，界定了个案性质，防止了媒体扩大炒作，最大限度减少了产业损失。“河南瘦肉精”等安全问题被媒体曝光后，得到高度重视，迅速组织排查和督导工作，尽快查清事实，公布真相，回应社会关切，并依法开展责任追究，树立了政府部门的正面形象。虽然各级农业部门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但有关舆情监测的制度要求仅在相关的文件和办法里有所提及，没有针对舆情监测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各级农业主管部门舆情监控工作还处于“各自为战”的阶段，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同时，由于开展舆情监控工作的时间较短，目前尚缺乏集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反馈于一体的运作机制，农业部门内部的共享机制、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对接机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机制等也尚未形成，有些地方舆情监控工作往往是仓促应急，就事论事，多以经验为主，舆情监控长效机制尚未建立。网络舆情的特点、规律和应对环境都有别于传统舆情，相对于网络舆情短时间内的快速蓬勃发展，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方法和手段调整略显滞后，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一是监测手段不适应，传统人工监测的信息获取手段已无法满足对海量信息监测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二是分析方法不适应，对舆情信息的汇总、舆情周期的判别、舆情走势的预测和重要舆情的预警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支撑。三是应对方式不适应，固守传统媒体、忽视网络阵地的现象仍比较普遍，对新媒体和新型舆论平台的运用较为有限，多数部门不善于适应网络环境、运用网络语言、与新闻媒体见面、与网民对话，缺乏应对舆情问题的能力和技巧，舆情发生时，难以及时缓解舆论压力，化解矛盾[27]。目前农业系统普遍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业团队研究并开展网络舆情应对，特别是地方农业部门，监控力量薄弱，没有确定的机构和人员编制，现有的网络舆情人员大多是兼职，并且缺乏系统培训，缺少监控方面的专业人才和高素质的网络评论员，再加上管理薄弱，现有的人员力量难以支撑网络舆情的监测和响应工作，更难以保证舆情应对效果。同时，由于缺少资金支持，舆情监测硬件设备投入不足，软件设施开发和购置也受到限制，有人员没设备、有设备没监测手段的现象比较突出。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监控管理的对策建议
舆情监测报告范文3
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两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一个专门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诞生并被催熟。
两年前，新华网成立了舆情监测中心，全力参与到网络舆情监测的生意中，更早之前，包括人民网、方正电子、谷尼国际软件等机构都推出了舆情产品。
“把握舆情”“实时监控、不留死角”，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舆情机构的产品，往往是通过几套特定的监测系统设定关键词，从而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进行监测、管理、统计和分析。通过对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进行监测和调查，这门舆情生意不仅做进了宣传部门和国企，也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区县各级行政机关。
网络舆情的挑战
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甚至1个小时。
采购了监测设备后，甘肃酒泉负责网络监测的工作人员张欣终于从人工搜索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工作也变得非常简单――打开软件界面，设定“公安、城管、拆迁”等关键词，通过特定的“舆情监测设备”，即开始了对涉及本地相关敏感领域信息的24小时监测。
他只要将监测到的网络舆情进行勾选和摘编，加上软件提供的分析图表形成不同的报告，提交给领导查看即可。
舆情监测业兴起于2007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民由被动接收互联网信息逐渐转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网民议政更加心直口快。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等事件正是通过网络民意不断升温，最终演变为重大的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从那时起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回忆。
2008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的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加上一系列网络事件，2008年被内地媒体称为中国的“网络问政元年”。
此后，包括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方式的兴起，不断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1小时，甚至更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解释、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误解、质疑与责问。
“这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很难做到在黄金4小时内做出反应，必须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称。
于是，做网络舆情监测生意的公司出现了。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但针对一些财政有困难的区县或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不购买软件，每年缴纳几千块钱使用费就行。
进入舆情行业者，有靠技术起家的软件公司，如方正集团和谷尼国际软件；也有依托传统媒体延伸出的增值服务，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及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甚至还包括一些咨询、广告与公关公司。
“帮领导干部读网”
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专盯负面消息。关注社情民意，聚合网络舆情中涉及某个专题的建设性意见和良好建议，正在成为服务的重要内容。人民在线舆情服务的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2013年此项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是国内较早介入网络舆情监测的媒体机构之一，其核心客户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政府、武汉市纪委、扬州市委在内的一百多个机构和大中型国企。
人民在线舆情服务的费用一般以年费或项目形式计算，弹性较大，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单学刚称，预计2013年舆情监测收入能突破1亿元，“区县一级政府的小单子我们都不怎么做的”。
成立稍晚的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则认为区县一级政府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他们为此搭建了全国唯一的区县舆情监测平台。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小微舆情的主任段赛民称，区县如今最需要搭建一个专业的舆情监测平台，“光靠人工监测无济于事，我们搭建好软件平台，给他们一个远程账号和密码，他们设定好关键词，就能针对涉及本地相关敏感领域信息进行24小时监测及预警”。
段赛民称，地方政府默认搜索的关键词一般涉及民生与维稳的领域，像“公安、城管、拆迁、城镇化”等。与宣传部门的采购量相比，政法系统的购买量更多一些。他同时称，与区县一级政府不一样的是，舆情较多的省市政府更希望给他们搭建一套有针对性的舆情监测平台。出于隐私目的，“他们更希望监测数据存在自己的服务器里”。
在段赛民看来，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专盯负面消息。关注社情民意，聚合网络舆情中涉及某个专题的建设性意见和良好建议，正在成为舆情监测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前不久他们帮一个地级市做的重大项目舆情风险评估，已经上升到了智库服务层面，绝不是单纯的监测负面信息。
监测不等于“删帖”
“我们是体制内的舆情机构，是网络用户和政府监管方之外的第三方客观观察者，不去干预网络舆论的原生态，而是力争还原水淋淋的民意，做对话者和搭桥者。”
2012年，以舆情监测为主业之一的人民网登陆资本市场。人民网不仅有以舆情预测为核心的人民在线公司，还有同样将舆情预测视为重要板块的“即刻搜索”。
在通用搜索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即刻搜索，在2010年9月邓亚萍上任总裁后，开始向舆情管理垂直搜索领域转型。据即刻搜索内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邓亚萍在金融界的资源，为即刻搜索带来了不少银行信贷。但在2012年年底即刻搜索的高管会上，几位副总经理以“被原首席科学家刘骏忽悠”为题，联合向邓亚萍逼宫，即刻的舆情预测之路也陷入瘫痪，随即传出将与新华网的搜索合并的消息。
尽管网络舆情监测服务在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创造的利润却相当可观。华泰证券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网络舆情管控需求巨大，像人民网这样的国有媒体，凭借其在政府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基础以及影响力，将承接体制内网络舆情监控需求的大部分比例。
不过，不少公关企业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行列中来。有一些舆情监测公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明确写着可以替客户“删除负面信息”，这是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业的灰色领域。
舆情监测报告范文4
一、网络舆情监测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
民意表达的自由和多元化，以及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民众网络舆论诉求日益强烈，负面的网络舆论表达和传播，很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因此网络舆情监测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定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对公众身体健康可能造成，或造成重大损害的已查明原因或者未查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以及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等危害公众健康的突发公共事件。[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是指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刺激，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对事件的认知和态度，有较强倾向性的言论、看法和观点。
2、网络舆情监测在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上升趋势发展，网络舆情监测在事件发生早期若能做到及时发现和预警、正确引导，将会对妥善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首先，有助于政府机构对焦点事件掌握舆论的主动权。通过网络舆情监测，政府部门领导可以了解本地区的公共卫生动态，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做到及早发现和处置，积极开展正确舆论引导，避免引起公众恐慌，稳定社会秩序。其次，是通过网络舆情监测，可以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起到舆论的监督与反馈作用，有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表现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在校园内突然发生的，并有爆发倾向的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或群体性不明原因的疾病，严重影响师生、员工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3]其具有以下特征：
1、突发性强
事件发生一般不可预知，突然爆发，令校方始料不及，难以事前防范。
2、危害性大
由于高校人员高度密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同时波及多人，尤其是传染性疾病，扩散速度快。
3、时效性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发生，要求相关疾控部门必须迅速干预，果断决策处置。
4、事件网络传播速度快
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成为话题，迅速在网络传播，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种类繁多，较难预测其蔓延范围和发展趋势，这就增加了科学判断和决策的难度。
三、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在建立完善的应对机制前提下，对于大部分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若能反应迅速，处置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和新闻媒体报道，还是可将事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最大范围内减小其不利影响，使事件得到较好地解决。
1、建立高校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
高校针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通过网络将相关电子文件上传到学校网站，在全校范围内广泛宣传学习，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制度上保障应急预案的运行，明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机构和责任部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措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判和预警机制以及应急预案启动标准。[4]同时，高校还应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和演练，以及学生工作等部门相关人员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处理的培训，在增强应对危机意识和能力的同时，不断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创造一个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应急管理模式。
2、建立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
目前，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被我国各省份卫生部门所重视，陕西省市卫计委、西安市卫生局等均建立了舆情应对处置工作方案，开展定期的卫生舆情报告。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是对当前网络舆情做出评价分析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及时做出未来事件应对的反应。[5]一般监测预警的对象主要是突发传染病事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做到及时处置的同时，加大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力度，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重点是信息的获取，要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展开全网搜索和动态监测。利用百度等搜索引擎，针对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新闻、论坛、微博、及时通信软件的动态网页进行有效地结构化信息抽取，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和方法，通过网页引用频次、网页内容权威性、网页内容关注点、用户访问量等关键数据，挖掘有规律的信息，对集合的内容进行分类、总结及事件发展的趋势预测，从而提出重要的舆情信息，对可能出现的扩大化、恶性化舆情信息及时预警和研判。[6]
3、积极引导网络舆论
高校应加强与师生、员工的沟通，掌握他们思想和行为动态的相关信息，形成系统有序的信息监测体系。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校方便能够通过信息监测体系，及时掌握师生对事件的反应程度，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并积极和当地疾控部门沟通，实现与公众及媒体的良好沟通，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及时疏通网络上消极的声音，减少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危害和负面网络舆论的传播，最终促使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圆满解决。
4、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制度
高校所属地区的疾控机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建立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级报告制度和网络直报系统，确保紧急情况报送渠道畅通。信息报送做到不瞒报、不漏报，报送及时、全面和准确，以便疾控部门及时控制疫情蔓延，做好防控工作。[7]
舆情监测报告范文5
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两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中国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一个专门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诞生并被催熟。
通过对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进行监测和调查，这门舆情生意现在已经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区县各级行政机关。
网络舆情的挑战
舆情监测业兴起于2007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民由被动接收互联网信息逐渐转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网民议政更加心直口快。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等事件正是通过网络民意不断升温，最终演变为重大的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从那时起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向记者回忆。
2008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的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加上一系列网络事件，2008年被内地媒体称为中国的“网络问政元年”。
此后，包括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方式的兴起，不断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1小时，甚至更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解释、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误解、质疑与责问。
“这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很难做到在黄金4小时内做出反应，必须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称。
于是，做网络舆情监测生意的公司出现了。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但针对一些财政有困难的区县或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不购买软件，每年缴纳几千块钱使用费就行。
进入舆情行业者，有靠技术起家的软件公司，如方正集团和谷尼国际软件；也有依托传统媒体延伸出的增值服务，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及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甚至还包括一些咨询、广告与公关公司。
方正集团是国内较早研发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公司。方正电子产品总经理李崇纲称其最早借鉴了美国成熟的舆情监测分析软件，如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际知名厂商Autonomy公司生产的概述新闻报道中公众意图表述的软件，能分析民众意愿，把握社情民意的走向。
方正曾经想借助这些美国公司的经验共同合作研发，但发现双方对需求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外国公司擅长监测新闻类信息，但对于论坛、贴吧、博客等信息没有深入挖掘的潜在需求，但中国政府客户恰恰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舆论监测。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3年7月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使用微博的用户达3.3亿，微信用户亦突破了3亿。舆情的主导权，从过去由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已经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
“帮领导干部读网”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是国内较早介入网络舆情监测的媒体机构之一，其核心客户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政府、武汉市纪委、扬州市委在内的一百多个机构和大中型国企。
2009年，人民在线公司成立，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纳入其中，他们最终确定网络舆情研究为主要发展方向。
与方正这样以搭建监测平台为主的软件公司不同，人民在线主打以分析、研究和提供应对策略为特色的舆情报告。在它创办的人民网舆情频道，仅舆情师就有上百人，并出版了有正式刊号《网络舆情》的内参，每期发行一万多份，口号是“帮领导干部读网”。这份杂志被网友调侃为史上最贵杂志，每年订阅价格是3800元。
人民在线舆情服务的费用一般以年费或项目形式计算，弹性较大，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单学刚称，预计2013年舆情监测收入能突破1亿元，“区县一级政府的小单子我们都不怎么做的”。
成立稍晚的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则认为区县一级政府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他们为此搭建了全国唯一的区县舆情监测平台。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小微舆情的主任段赛民称，区县如今最需要搭建一个专业的舆情监测平台，“光靠人工监测无济于事，我们搭建好软件平台，给他们一个远程账号和密码，他们设定好关键词，就能针对涉及本地相关敏感领域信息的24小时监测及预警”。
段赛民称，地方政府默认搜索的关键词一般涉及民生与维稳的领域，像“公安、城管、拆迁、城镇化”等。与宣传部门的采购量相比，政法系统的购买量更多一些。他同时称，与区县一级政府不一样的是，舆情较多的省市政府更希望给他们搭建一套有针对性的舆情监测平台。出于隐私目的，“他们更希望监测数据存在自己的服务器里”。
在段赛民看来，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专盯负面消息。关注社情民意，聚合网络舆情中涉及某个专题的建设性意见和良好建议，正在成为舆情监测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前不久他们帮一个地级市做的重大项目舆情风险评估，已经上升到了智库服务层面，绝不是单纯的监测负面信息。
人民在线公司总编辑祝华新称，在互联网上，主动设置议程的人掌握着舆论的主动权，美国Twitter上2万名精英用户吸引了一半的转发量，而中国300位大V则掌握了微博主要的议程设置权――不管是人民在线还是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在他们看来，自身做舆情监测的优势还在于“能通过自身权威媒体（新华网、人民网）引导舆论，第一时间地方政府的处置消息，将事情公开透明，及时击碎谣言”。
监测不等于“删帖”
2011年以来，网络舆情监测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如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口号是“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网络舆情”，其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广泛应用在政府、公检法、电力、石化、军工、通信、媒体、医药等各个行业”。
2012年，以舆情监测为主业之一的人民网也登陆资本市场。人民网不仅有以舆情预测为核心的人民在线公司，还有同样将舆情预测视为重要板块的“即刻搜索”。
在通用搜索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即刻搜索，在2010年9月邓亚萍上任总裁后，开始向舆情管理垂直搜索领域转型。据即刻搜索内部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邓亚萍在金融界的资源，为即刻搜索带来了不少银行信贷。但在2012年年底即刻搜索的高管会上，几位副总经理以“被原首席科学家刘骏忽悠”为题，联合向邓亚萍逼宫，即刻的舆情预测之路也陷入瘫痪，随即传出将与新华网的搜索合并的消息。
尽管网络舆情监测服务在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创造的利润却相当可观。华泰证券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网络舆情管控需求巨大，像人民网这样的国有媒体，凭借其在政府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基础以及影响力，将承接体制内网络舆情监控需求的大部分比例。
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主任段赛民也对记者称，2013年的营业收入增长将超过160%，达5000万元以上，他总结，在舆情事件中有过深刻教训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购买舆情监测服务就更积极主动。
不过，不少公关企业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行列中来。有一些舆情监测公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明确写着可以替客户“删除负面信息”，这是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业的灰色领域。
舆情监测报告范文6
这不是第一个被判刑的网警。不过，与以往被判刑的网警多收受商业公司贿赂不同，本案中的行贿者，是来自全国6省11地市公安机关的11名网警。
法院查明，魏一宁利用自己监控网络舆情的工作便利，先后280多次帮助外地网警删除当地政府机关的负面帖子，并收受贿赂共计709980元。
“网警同盟”
魏一宁被判刑是被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网警刘某允牵扯出来的。
2012年11月，刘某允被河南公安厅纪委调查，供述在此之前的2年多里，他先后47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魏一宁行贿101600元。
案件线索由河南移送至海南。海口市检方调查发现，向魏一宁行贿的外地网警竟然多达11人。行贿最多的是湖北黄冈市公安局的网警彭某――一年的时间里，行贿148次，共483600元。
根据判决书，除了刘某允、彭某，其余行贿人是：河南商丘网警李某、河北沧州网警高某、辽宁海城网警顾某、山东潍坊网警吴某、山东青岛网警张某君、江苏南京网警俞某、河南周口网警郭某强、湖北武汉网警敖某和河北廊坊网警樊某。
这11个网警与魏一宁是在全国网警的一个业务讨论群里认识的，群的名字叫“帅哥靓女”。
34岁的魏一宁自2007年9月开始在海口市网监部门工作，2010年9月，成为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外地网警纷纷向魏一宁行贿，原因很简单：知名的天涯社区和凯迪论坛总部，都设立在海口。天涯社区多年位居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文论坛首位，论坛里爆料、投诉的负面帖子非常多。
按照网络属地管理的原则，海口市公安局对天涯和凯迪的网帖有处置权。在海口市公安局，这项职责具体由网警支队一大队负责，是对当地的网络进行舆情监督、情报收集和信息处置。
而有全国影响力乃至海外影响力的天涯和凯迪，是监控的重中之重。魏一宁因受贿的删帖行为，都发生在这两大网站上。
无法查证的“处置指令”
证据显示，魏一宁利用海口市公安局网警的公共账号，向天涯、凯迪发送“处置指令”，完成了280多次删帖。
根据《海口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互联网信息巡查处置工作规程》，帖子只有被认定为11种有害信息之一时，才能进入以下删帖程序：分别向大队领导、支队领导汇报审核；等待市局分管领导和支队领导发放“处置指令”；由大队领导将“处置指令”下达给当天值班的网警；值班网警立即通知网站值班编辑；网站值班编辑删除帖子。
魏一宁的逾越之处在于，他在接受以上诸网警请托后，未经过领导审核批准，直接通过RTX工作平台或QQ群，将请托人要求删除的帖子发给天涯和凯迪的管理人员，要求对方立即删除。
凯迪网的高层管理人员高强称，海口网警一般是通过QQ给他们下达删帖指令的。高强接到网警从公共账号发来的指令后，只能看到一条命令，根本无法查证其是否经过了法定程序。
“有时候我们收到指令，觉得有疑问就去追问，指令的网警就说是公安部下达的指令。”时间久了，即使怀疑某个帖子不应该有指令，高强和他的同事也只能习惯性地遵令执行。
同样，在天涯社区，只要接收到处置指令，“执法部门”就会根据网警的处置指令选择对用户进行删帖、封号等处罚。
指令具有权威性，不容置疑。即便管理员觉得怀疑，也往往不敢去问对方这个指令是领导审批过的，还是网警个人发放的。
只要是有权管网络的，都可以给高强们下达删帖等处置指令，针对政府一些负面的帖子一般要求“不要炒作”。“现在下达指令并没有书面的文件。”高强认为，这正是魏一宁可以假公济私删帖的重要原因。
删帖指令的下达并非一直如此随意。多年前，向网站下发处置指令曾经有标准的公文。河南某地级市的网监队长唐涛称，前几年，针对删帖而言，删除什么样的帖子，怎么删除，都有着严谨的标准和流程。
唐涛介绍，要删除一个帖子，必须先向领导报告并向上级网监部门报告；然后填写互联网信息登记表；在固定证据等措施后，填写互联网敏感信息处理通报书，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走完这些流程后方可电话或传真通知网站。
按照唐涛的了解，网警的处置指令一般有删除、过滤、临时断网、封堵等多种。删帖指令非常严厉：需要马上执行。
天涯资深值班编辑刘柳称，天涯的“执法部门”一共有50个人。接收政府指令的约有6人，他们采用三班倒的工作方式，24小时在RTX内部等待网警下达指令。
“明确说明要删帖的，比如说××帖子必须要删掉，限时一般最多是十分钟。”刘柳说，如果没有按时删掉，指令的网警就会在群里点名批评，“你们怎么这么拖沓，想干什么”。
为“公”行贿
庞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删帖业务经久不衰。黑客、公关公司、网站管理员、网警，都是参与者。
魏一宁所在的海口市网警破获过这样的案子。2010年12月起，在网上从事有偿删帖工作的曹黎雇用掌握黑客入侵技术的吕孝华，利用凯迪论坛的安全漏洞，远程上传名为“菜刀”的木马程序盗取管理员账号进行删帖。
然而，帖子被删除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后顾之忧。一位网络公关说，一般像天涯或者新浪这些正规的大网站，很难公关，只能找黑客来删除。而天涯的内部整顿很容易将黑客删除的网帖恢复，“这时候只能联合网警来操作”。
上述网络公关透露，有的网警就直接加盟删帖公司分成。据《新京报》报道，公安机关查明，北京市公安局的网警刘某，曾参与了公关公司的删帖业务，谋取不正当利益近百万元。
不过，魏一宁案最令人惊讶的是，11位行贿网警想删除的帖子，都是“公事”：基本上都是当地领导不希望被网民看到的有关政府部门的负面信息。
辩护律师也称，魏一宁虽然收受他人财物，但所删的都是对政府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帖子。
前述网监队长唐涛说，很多人会经过各种关系，找到本地的网警，希望联系能够删帖的网警删帖。“比如本地的某单位的领导在天涯论坛上，看到网上对其本人或者本单位负面的言论后，就会想方设法删帖。”
唐涛认为，这些网警仅仅是对上级负责，有的涉及机密，因此公众也无法参与到监督网警的工作中来，这就为像魏一宁这样假公济私的网警，将手中的执法权寻租和变现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一审法官在判决书别写道：“并非所有对政府具有负面影响的帖子均系违法或侵权的，根据法律精神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亦有接受社会监督的义务。魏一宁接受财物未经审批删除帖子的行为，事实上会削弱社会监督的效果，实际上是为帖子所指向的机关或单位谋取利益。”
“帮领导干部读网”是一桩大生意
4月18日上演的影片《魔警》，是依照轰动一时的“徐步高枪击案”改编的。
吴彦祖在电影中扮演的警察，就是以香港警察“徐步高”为原型。
徐步高被认为智商极高，上班时间是勇抓罪犯的好警察，下班时间却变身“魔警”――凶残罪犯，与同事搏命周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述的魏一宁也是“魔警”一枚――假如真如他的辩护人所称，“魏一宁所删的，都是对政府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帖子”的话。
当然，本案至此，貌似还有很多衍生话题，譬如11位行贿网警是否构成行贿罪？是否该追究刑责？行贿的支出，是否涉嫌“黑金”？下指示要求删帖并“默许”行贿的领导，其所作所为，是否完全出自公义？诸如此类，值得深思。
即便抛开“拿‘领导’钱财，与‘领导’消灾”的“魔警” 魏一宁不谈，另一个衍生的话题，也相当有趣并极富中国特色，那便是“帮领导干部读网”，也是一桩大生意。
当然，这桩生意是“阳光下的生意”，与“魔警” 魏一宁的蝇营狗苟，不可同日而语。
众所周知，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日益改变着舆情传播的路径与方式。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过去几年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重塑了民众表达诉求的渠道，网络舆情让各级政府和企业越来越不敢怠慢，一个专门帮助政府获知网络舆情的产业，随即诞生并被催熟。但从事这桩生意的人强调，监测并不等于监控，他们“力争还原水淋淋的民意，做对话者和搭桥者”。
2013年前8个月，某网站舆情监测中心主任段赛民有一半时间是在内地小城市度过的。这些区县把他请过去，为的是想建立一套监测互联网舆情的系统。
两年前，该网站成立了舆情监测中心，全力参与到网络舆情监测的生意中，更早之前，包括方正电子、谷尼国际软件等单位都推出了舆情产品。
“把握舆情”、“实时监控、不留死角”，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舆情机构的产品，往往是通过几套特定的监测系统设定关键词，从而对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信息进行监测、管理、统计和分析。通过对躲在电脑背后的网民进行监测和调查，这门舆情生意不仅做进了宣传部门和国企，也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区县各级行政机关。
网络舆情的挑战
舆情监测业兴起于2007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网民由被动接收互联网信息逐渐转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网民议政更加心直口快。山西黑砖窑、华南虎照等事件正是通过网络民意不断升温，最终演变为重大的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从那时起越来越受到各方重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说。
2008年6月，时任国家主席的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网络上与公众直接沟通，加上一系列网络事件，2008年被内地媒体称为中国的“网络问政元年”。
此后，包括微博、微信等移动互联方式的兴起，不断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机制。一条信息从出现到形成舆论热点的周期，从原来的24小时缩短到现在的4小时，甚至更短。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做出解释、反馈、制定应对策略，就可能出现舆论一边倒的局面，甚至可能面临铺天盖地的误解、质疑与责问。
“这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很难做到在黄金4小时内做出反应，必须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称。
于是，做网络舆情监测生意的公司出现了。一套舆情监控软件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针对一些财政有困难的区县或者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不购买软件，每年缴纳几千块使用费就行。
进入舆情行业者，有靠技术起家的软件公司，如方正集团和谷尼国际软件。也有依托传统媒体延伸出的增值服务，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及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甚至还包括一些咨询、广告与公关公司。
方正集团是国内较早研发网络舆情监测技术的公司。方正电子产品总经理李崇纲称其最早借鉴了美国成熟的舆情监测分析软件，如美国国土安全部与国际知名厂商Autonomy公司生产的概述新闻报道中公众意图表述的软件，能分析民众意愿，把握社情民意的走向。
方正曾经想借助这些美国公司的经验共同合作研发，但发现双方对需求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外国公司擅长监测新闻类信息，但对于论坛、贴吧、博客等信息没有深入挖掘的潜在需求，但中国政府客户恰恰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舆论监测。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至2013年7月的数据，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使用微博的用户达3.3亿，微信用户亦突破了3亿。舆情的主导权，从过去由传统媒体或门户网站控制，已经转变为千万个公民意见的聚合。
怎样“帮领导干部读网”
人民在线舆情服务的一年年费或一个项目的费用可达几十万甚至成百上千万元。“区县一级政府的小单子我们都不怎么做的。”某负责人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是较早介入网络舆情监测的媒体机构之一，其核心客户也是各级政府部门，如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政府、武汉市纪委、扬州市委在内的一百多个机构和大中型国企。
与方正这样以搭建监测平台为主的软件公司不同，人民在线主打以分析、研究和提供应对策略为特色的舆情报告。在它创办的人民网舆情频道，仅舆情师就有上百人，并出版了有正式刊号《网络舆情》的内参，每期发行一万多份，口号是“帮领导干部读网”。这份杂志被网友调侃为史上最贵杂志，每年订阅价格是3800元。
成立稍晚的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则认为，区县一级政府是一个广阔的市场，他们为此搭建了全国唯一的区县舆情监测平台。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小微舆情的主任段赛民称，区县如今最需要搭建一个专业的舆情监测平台，“光靠人工监测无济于事，我们搭建好软件平台，给他们一个远程账号和密码，他们设定好关键词，就能24小时监测及预警”。
段赛民称，地方政府默认搜索的关键词一般涉及民生与维稳的领域，像公安、城管、拆迁等。与宣传部门的采购量相比，政法系统的购买量更多一些。他同时称，与区县一级政府不一样的是，舆情较多的省市政府更希望给他们搭建一套有针对性的舆情监测平台。出于隐私目的，“他们更希望监测数据存在自己的服务器里”。
在段赛民看来，网络舆情监测并不等于专盯负面消息。关注社情民意，聚合网络舆情中涉及某个专题的建设性意见和良好建议，正在成为舆情监测服务的重要内容。比如前不久他们帮一个地级市做的重大项目舆情风险评估，已经上升到了智库服务层面，绝不是单纯的监测负面信息。
人民在线公司总编辑祝华新称，在互联网上，主动设置议程的人掌握着舆论的主动权，美国Twitter上2万名精英用户吸引了一半的转发量，而中国300位大V则掌握了微博主要的议程设置权――不管是人民在线还是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在他们看来，自身做舆情监测的优势还在于“能通过自身权威媒体（新华网、人民网）引导舆论，第一时间地方政府的处置消息，将事情公开透明，及时击碎谣言”。
监测不等于“删帖”
2011年以来，网络舆情监测行业中的佼佼者开始登陆资本市场。如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口号是“像预报天气一样预报网络舆情”，其互联网舆情管理系统“广泛应用在政府、公检法、电力、石化、军工、通信、媒体、医药等各个行业”。
2012年，以舆情监测为主业之一的人民网也登陆资本市场。人民网不仅有以舆情预测为核心的人民在线公司，还有同样将舆情预测视为重要板块的“即刻搜索”。
尽管网络舆情监测服务在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创造的利润却相当可观。华泰证券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网络舆情管控需求巨大，像人民网这样的国有媒体，凭借其在政府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基础以及影响力，将承接体制内网络舆情监控需求的大部分比例。
新华网舆情监测中心主任段赛民也称，2013年的营业收入增长将超过160%，达5000万元以上，他总结，在舆情事件中有过深刻教训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购买舆情监测服务就更积极主动。
不过，不少公关企业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测服务的行列中来。有一些舆情监测公司就在自己的网页上明确写着可以替客户“删除负面信息”，这是网络舆情监测服务业的灰色领域。
不管是段赛民还是祝华新，都遇到不少地方政府让他们帮“删帖”的要求，他们均回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