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从军行范文1
王昌龄，山西太原人（一说京兆长安人），约生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约卒于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不惑，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学宏辞科，但仍然命途多舛，只授一个从九品的汜水尉职务，735年又因事贬至岭南（今湖南南部的桂阳）。开元末逢玄宗大赦天下，他才得以返回长安，天宝元年改授江宁丞（江宁，今南京。他因此被人称为王江宁）。天宝八年，被谤谪龙标尉（龙标，今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他也因此被人称为王龙标）。安史乱起，渔阳鼙鼓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唐玄宗避于蜀地，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他照例大赦天下，王昌龄因此离开了困居八年之久的龙标。他在去北方的路上，在亳州（今安徽亳州）被拥兵自重的亳州刺史闾丘晓所杀，时年不足六十。“才如江海命如丝”，陈独秀的这句诗，足以概括王昌龄悲剧的一生。
王昌龄的遭遇是不幸的，但他的诗，尤其是他的绝句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酒风流的文坛佳话，其真实性虽有人质疑，但“绝句圣手”“诗家天子”，这些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对王昌龄的褒扬却是实至名归。
与王昌龄同时代的殷，是盛唐诗歌在理论上的代表。在他编著的盛唐诗选《河岳英灵集》中，王昌龄成为作品入选最多的诗人，王维和李白分别以十五首和十三首屈居其下。自然，连杜甫的诗都没有选录一首的《河岳英灵集》毕竟有它的局限，但晚于王昌龄一百余年的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陈、杜滥觞之余，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李白和杜甫是标志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双峰，王昌龄是他们之前的巍峨峻岭。
王昌龄是边塞诗派的主将，年轻时曾出入西北边塞，这一经历，使他写出了不少意境开阔、气势雄浑、格调昂扬的边塞诗。如他的《从军行七首》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再如他的《出塞二首》之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后一首还被前人称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王昌龄还是写宫怨诗的高手。他的《春宫曲》《西宫春怨》等，都具有卓越的艺术表现，成为同类作品的翘楚。如《长信秋词》之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的送别诗也异常精彩。最著名的是那首《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他的《送魏二》也写得意深情长：“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船凉。忆君遥在潇湘上，愁听清猿梦里长。”此外，《送柴侍御》《别皇甫五》《卢溪别人》等篇也具有非常高的艺术特色。
王昌龄被公认为盛唐的绝句大师，但从《河岳英灵集》所选他的十六首只有三首是绝句看，他的声誉并不完全依靠这一诗体。事实上，王昌龄其他体裁的诗，如五古、五律和七律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使王昌龄这个名字光耀百代的则的确是他流传至今的绝句。上述所引用的都是他绝句的代表之作。
王昌龄从军行范文2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派。因为岑参的边塞生活体验最为丰富，他两次从军，主要出于边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极为好奇的诗人，因此他重点以边塞、从军等为题材，总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丽风光和异域风情及守边将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等来显示其艺术特色。这些边塞风光和风情，一到他的笔下，便全部变得神奇瑰丽起来。由于特殊的军旅经历，所以岑参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岑参的这些边塞诗，极大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边塞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广阔，创造出边塞诗歌广阔境界和新颖风格。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高适诗则“悲壮而厚”。尽管岑高二人虽然都有军旅生涯的体验，他们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但诗风却不尽相同。作为一位真正具有军事才能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歌融汇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亲身体验过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同时也无数次亲眼目睹过边塞风光。他总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达对战争的意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诗以奔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淫逸，不惜士卒行为表示不满，表现了作者对士兵的同情。诗中所描写的如：“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问”，“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现战争的极其残酷和艰辛，同时也歌颂了将士们勇敢的杀敌精神及爱国情怀。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历史上号称“七绝圣手”。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岑参高适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岑参高适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选语之奇，均有独到之处。殷瑶说他的诗“惊耳骇目”，刘晌说他的诗“绪微而思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多是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军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以及“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这些诗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 “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诗境慷慨而昂扬，令人振奋。
与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比，岑参高适的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七绝形式，概括凝练的语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军情，寓雄浑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王昌龄的边塞诗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和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提炼和诗境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王昌龄从军行范文3
一、高度凝练，言简意远
作为笼罩万有，着墨不多的绝句，因篇幅有限，必须要高度慨括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从而达到蓄意无穷的效果。而王昌龄正是用他高超的概括能力于区区四句之中，将客观典型的意象反映在作者思想感情上最妥帖、最精彩的地方，又或即使小小景物或生活细节，皆人人意中所有而未尝形之笔墨者，能写来明白如话，光景犹新，使人吟咏之余，觉其情溢词外。譬如《出塞（其一）》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两句，诗人用诗歌超越时空的艺术手法，把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景物溶入一个画面，造成准浑阔大的艺术境界。它描绘出了一幅寥廓、苍凉的夜景图：暗紫色的绵亘的古城墙，苍青色的夜空，悬在中天的银白的明月，这偏冷得青紫色调的画面上，还点缀着戍边征人营帐中星星点点的灯火，读之颇能令人遐思。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王昌龄的七绝诗就善于运用含蓄的手法来反映较为深刻的思想内容，意境深远，耐人寻味。“黄沙百战穿金甲”《从军行（其四）》，明白流畅，但却蕴含丰富，概活力极强，称得上是“片言可以明百意”。戎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激烈、敌人之凶悍都于此七字中一览无余。
二、景中含情，情景交融
一切景语皆情语，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王昌龄也是诗画合一的翘楚。《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中“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这是一幅边地风沙图，诗人在画面上涂满了黄色基调的惊沙走石，弥天蔽日，飒飒有声，在布满风沙的画面中，一杆红旗在矗立的辕门之上猎猎扬卷，透过风沙可依稀辨认连营的帐幕以及奔突而出的战骑，黄与红两种热烈的色调主宰画面，渲染了一种英雄主义气概，画面有一种律动感。
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就是情景妙合，意深情切，内涵丰富的艺术珍品。然而诗人没有从正面去着笔，而是通过摄取有特定含义的烽火城、百尺楼、黄昏、秋风、羌笛，这些最易牵动征戍者思乡愁绪的景物，并把它巧妙地点染在画面上，以衬托主人公思乡念远的情怀。如《从军行 其一》“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王昌龄从军行范文4
一天，《青海高原一株柳》快学完了，在总结课文、巩固练习时，朱含琪建议再积累几首边塞诗，借此加深对“边塞诗”的体会。大家觉得主意不错，于是学生举出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出塞》、卢纶的《塞下曲》、王昌龄的《从军行》、王翰的《凉州词》。于是师生齐诵，集中诵读后体会“边塞诗”有的边关、落日、大漠、哨楼……想到平时要求学生背诵积累时，我总是指导他们找记忆的支撑点，于是我问：“大家如何记住这五首‘边塞诗’？”羌伟说：“卢纶的《塞下曲》是三年级课文中的‘文包诗’，讲李广射虎，我印象很深。”朱颖说：“王昌龄的《从军行》是第九册《亲近母语》中要背的，经过五年级复习考试，我们都记住了。而且与王昌龄的《出塞》区分很大，不会混淆。”
我又追问：对于王之涣的《凉州词》和王翰的《凉州词》诗题相同，如何使诗人与诗句相对呢？陈睿说：“《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对玉门关，huàn，guān，押韵，顺口。我这样记。”大家赞同。可是用同样的方法，怎么也找不到“王翰”与诗句中有押韵顺口的支撑点。同学们都在抓耳挠腮。忽然王瑞说：“‘王翰’的‘王’与‘琵琶’有部分形状相同，我准备这样记。”大家一看也不错，也算一种方法。就在大家认为差不多了，准备结束时，陈世奥惊喜地说：“老师，老师，‘王翰’的‘翰’与‘醉卧沙场’的‘醉’合起来就是‘醉翰’（醉汉），喝醉了酒的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好一个“醉翰”，同音谐意，非常巧妙的发现！我和同学们情不自禁地为他鼓掌。我高兴地说：“陈世奥，感谢你的‘醉翰’，让我们记住了两首《凉州词》！”
【反思】
王昌龄从军行范文5
当时，我党举行南昌起义是被动的仓促的，时间是紧迫的。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13日，改组后的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调整党的政策，脱离武汉政府，但仍打着的旗号，与左派结成新的联盟。在军事上，把希望寄托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身上，“依张回粤徐图发展”。16日，在九江成立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吴玉章回忆录》，第15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18日，中央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20日，在九江的中央领导与军事方面的负责人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鉴于事态发展严重，提出脱离张发奎，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即请示中央。24日，中央正式决定举行南昌起义。26日，共产国际来电，对是否举行南昌起义作了比较含糊的指示。所以，31日早晨，还在南昌争论起义不起义的问题。中国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是在27日到达南昌后决定的。
时间这么紧，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事先无法知道中共要在南昌起义以及担任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即使中共想告知其本人也来不及。在回忆中说：“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南昌暴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86页，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2月）
早在6月17日，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被正式解除武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时，他就意识到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根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离开中国前对后事作了安排。除改组中共中央，还“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12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5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同时邀请宋庆龄、邓演达等访苏。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等商量，决定分批撤离武汉，赴苏共商大计。6月底，邓演达与苏联军事顾问铁罗尼离汉经西北，于8月15日抵达莫斯科，等待与宋庆龄、陈友仁会合。宋庆龄离汉前国共已分裂，在安排好《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的发表事宜以后，于7月17日晚同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乘英国怡和号顺江东下，于18日抵达九江，转上庐山，看望正在庐山避暑的母亲宋太夫人，并与下榻庐山仙崖客寓的鲍罗廷进一步商讨访苏事宜。20日，宋庆龄偕母下山赴上海，于22日抵沪，住进莫利哀宋的寓所（“变化中之浔汉现状”，《申报》，1927年7月24日）。陈友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身份，安排好其儿子陈丕士陪同鲍罗廷等一批苏联顾问回国事宜，并于7月27日与、孙科等送走鲍罗廷一行以后，才以赴日内瓦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名，与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和自己两个女儿离汉赴沪，与宋庆龄会合，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即使事先没有这样安排，陈友仁当时对还抱有幻想，也不可能参加南昌起义。8月23日，宋庆龄、陈友仁、吴之椿、雷娜・普罗梅和陈的两个女儿一行6人，秘密离开上海，乘苏轮到海参崴，于9月6日抵达莫斯科，与邓演达会合。
王昌龄从军行范文6
1、出自王昌龄的《从军行》;
2王昌，字少伯，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3、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而立，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