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从军行范文1
摘 要： 边塞诗派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派别。盛唐的边塞诗派，诗风奔放、特色鲜明，涌现出高适、王昌龄、岑参等一批边塞诗人。生活经历、个性、时代背景等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使高适、王昌龄、岑参三人边塞诗意象选取有趋同，也有个性。
关键词： 意象 边塞诗 高适 王昌龄 岑参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经常会读到像“日”“云”“落花”等具有特定意义的字词，这类字词我们称之为诗歌的意象。意象是诗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陈植锷先生在《诗歌意象论》中称：“意象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基本符号。”[1]意象是诗人在审美活动中通过自身想象与情感酝酿所创造的形象，并且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再创造的语言符号。袁行霈先生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谈道：“一个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2]我们能够分析诗歌中意象的特质、特色和艺术，就能判断诗歌整体风格和诗人个性创作特色。诗歌风格由诗歌意象呈现，诗歌意象又在诗歌风格中升华提炼，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诗歌意象群和诗派诗风。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数量众多的以战争、军旅为主题的边塞诗。有抒发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有对战争风云的描写，也有对战争的厌倦、控诉。许多边塞诗人本身就是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在国家需要时投笔从戎。边塞诗起源于汉魏六朝，到盛唐全面发展[3]。边塞诗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而且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壮志及征人离妇的感情。在唐代边塞诗人中，高适、王昌龄、岑参的诗歌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他们三人的诗歌成就很高、影响深远，通过对比三人的边塞诗具体阐述边塞诗的意象特质。
一、边塞诗中不同意象的特质
唐代边塞诗意象丰富、种类多样，诗人通过意象抒发自己的怀抱和壮志。通过比较高适、王昌龄、岑参三人的边塞诗，主要从自然意象、人物意象和军事意象探究各自意象的特质。
（一）诗中自然意象的特质
在边塞诗歌中，诗人直接从塞外当地的自然景物取材，将塞外风光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寄托自己的感情和情愫。在高适、王昌龄、岑参三位诗人的边塞诗中，最常见的自然意象就是风、雨、雪、云、草、月等。“北风卷地白草折”“风掣红旗冻不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风吹一夜满关山”（高适《塞上听吹笛》）、“大漠风尘日色昏”（王昌龄《从军行》其五），都是对塞外大风的描写。诗人笔下风力强劲，带有浓郁的寒冷之气，散发出悲凉雄阔的风格。“雨拂毡墙湿”（岑参《首秋轮台》）、“雨雪乱霏霏”（高适《蓟门行五首》其三）是对塞外雨的有关创作。王昌龄《速霸上寄侍御_弟》“恩泽如雨霏”则是用雨形容皇帝赏赐的赏赐如雨雪一样频繁，说明皇帝赏赐无度。
三位诗人笔下边塞的自然景物意象，有的苍茫荒凉，使人感到悲壮；有的劲健阔大，使人视野开阔，带来豪迈之情；有的沉郁压抑，给人紧迫之感。这些不同种类的自然意象共同构成了边塞诗自然意象的特质：苍茫劲健、荒凉凄清、雄健阔大、雄浑壮阔。
（二）诗中人物意象的特质
唐代边塞诗中最常见的人物意象有两类：一类是将军和士兵，一类是单于和胡人。
1.将军意象
“将军角弓不得控”（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复倚将军难”（高适《塞下曲》）、“将军铁骢汗血流”（王昌龄《箜篌引》），这些对战场和军营中将军的描写，反映了将军真实的生活、战斗状态，将将军大义凛然、慷慨报国的性格、奋勇杀敌的激情、为国捐躯和视死如归的豪情、充满阳刚之气和血性精神的英雄主义在这一意象上突出体现出来，这就是唐代边塞诗将军意象的特质。
2.士兵意象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高适《蓟门行五首》其三）、“莫教兵士哭龙荒”（王昌龄《从军行》其三），这些都是描写战场上士兵思想及状态的诗句。在诗人笔下，士兵这一意象有两种特性：一是边塞生活环境条件艰苦，加上距离家乡遥远，士兵产生厌战和思乡之情；二是同将军一样，愿意保家卫国抗击匈奴，为祖国安定献出自己的生命。思乡怀人和英雄主义两种感情的杂糅，构成了士兵这一人物意象特质的复杂性和双重性。
3.胡人、斡
“单于已在金山西”（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侧闻阴山胡儿语”（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单于烈火照狼山”“胡骑凭陵杂风雨”（高适《燕歌行》）、“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羌胡无尽日”（高适《蓟门行五首》其三）、“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其一）、“深入匈奴战未休”（王昌龄《箜篌引》），是对少数民族匈奴胡人的刻画，诗人笔下的匈奴胡人虽是敌人，但真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场景、勇武好战的性格、侵略汉地的场面，对于这一人物意象诗人都真实地刻画叙写，为读者全面展示了胡人单于这一人物意象的特色，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二、边塞诗中不同意象特质的成因
（一）作家实地的边塞经历、体验
唐代战争频繁的地区主要在西北、朔方和东北，尤以西北为甚。诗人王昌龄曾漫游西北边塞，到过泾州、萧关、玉门关一带，对边塞军中情况比较了解，对将士的苦乐哀怨有深切的体会，还揭露了军中积存已久的问题，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诗人高适三次出塞、两走蓟北、一走河西、漫游燕赵，曾在军中任职，参与过平定叛乱的战争，在边塞生活了近六年，对军事问题有一定研究。诗人岑参天宝三年进士，授右帅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为安西节度使芝幕府掌书记；天宝十三年再度出塞。几度出塞，多年的戎马生活、塞外山川奇险的景物和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他运用多变的笔触、新奇的想象、磅礴的气势在诗中一一刻画出来[4]。边塞的辽阔地荒、山地高原、戈壁沙漠、严寒干旱、气候恶劣等环境，诗人都亲身经历过，并且将这些意象场面反映在自己的诗歌中，于是边塞诗就有了诸多反映边塞地形气候的地域意象、反映敌我双方交战的场面和将领、士兵、匈奴单于的人物意象和其他军事意象。
如果没有深入西域边塞的生活体验，就不会挖掘出与边塞相关的符号意象，也就不会有具有唐代边塞诗意象的特质[5]。而且深入边塞的诗人其诗歌创作的美学风格及意象特质都与未出塞诗人和其他诗派有很大不同。从军旅体验中来，从边塞阅历中出，是边塞诗歌生命和独到之所在。正是诗人亲身的塞外军旅体验感悟和诗人独特的想象及风格，才会发掘出别于其他诗歌的边塞意象及意象特质。
（二）历代作家作品对唐代边塞诗意象影响
边塞诗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和《楚辞》，其中一些短诗就是边塞诗的雏形。汉乐府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歌占有重要位置，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诗歌有鲜明的主题思想，题名被后代广泛采用。东汉末年、魏晋时期，诸侯混战、三足鼎立，涌现出一批反映战争、军旅的诗歌，曹操的《蒿里行》、曹丕《杂诗》二首、蔡琰《悲诗》、阮籍《咏怀诗》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前代诗人创作的边塞诗的诗风和意象对唐代诗人的边塞诗创作留下深刻影响。在自然风光方面，前代诗歌中出现的意象仍被高适、王昌龄、岑参加以叙写，如雨、雪、风、山等自然意象和将士等人物意象；前代的历史人物又出现在了唐代的边塞诗中，如李将军，诗人一方面赞扬前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对前人的称赞，另一方面对当时将领和军队现状不满，对当时起到劝勉作用。后代诗人在前人诗歌的基础上借鉴并大胆创新，融入各自独特的风格，涌现出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批又一批边塞诗人，逐渐形成词情慷慨、景物恢奇、风格独特、独树一帜的边塞诗派，格调雄浑豪放、慷慨悲凉，境界阔大[6]，形成具有唐代边塞诗特质的荒凉苍茫、雄阔劲健的自然意象，既有具有英雄主义的将士，又有思乡厌战的士兵的人物意象和烘托战争紧张气氛的军事意象。
参考文献：
[1]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64.
[2]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66.
[3]谢普.国学全知道[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
[4]汪守德.中国战争诗歌[M].北京：文艺出版社：2008.
王昌龄的从军行范文2
粮钱大战巧运筹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粮食供求矛盾突出。尽管新疆军区后勤部想方设法，甚至从外省购进，但驻疆部队仍一度面临着断粮的威胁。
为缓解粮食紧张局面，甘祖昌组织4个工作组深入北疆产粮区调查粮源，并清理出原仓库的存粮。他亲率其中一个工作组，或骑马或徒步，顶风冒雪、走村串镇，历时20多天，终于摸清了粮食、畜产品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就地借购、换粮的办法：一是向巴依（指地主）借粮；二是以货易货，用茶叶、布匹与老百姓换粮。甘祖昌还专门从苏联购进500辆载重汽车，承担从南疆产粮区往北疆调运粮食的运输重任。通过上述一系列努力，初步稳定了全疆的粮食市场，保障了驻疆部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粮食供应，使一些敌特、反动分子“只要控制了粮食，就能置共产党于死地”的幻想归于破灭。
甘祖昌还发起一场打击破坏非法金融活动的“银圆大战”，彻底将奸商击垮。此外，还建议由省政府通告，明令禁止金条、银圆在市场上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和新疆币作为新疆在过渡时期的合法货币。尔后再逐步收兑新疆币，最终使人民币成为新疆的唯一通用货币。
节衣缩食渡难关
1950年4月的一天，在军区后勤部的一个简陋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一个由军区后勤部、财务部和供给部等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会议首先由甘祖昌向王震作汇报，他说：“现在，我们供应不足，经费困难。需要勤俭办一切事业，节省成本，尽量使用有限的军费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因此，我琢磨了一下，全面实行节衣缩食的‘缩减法’。除了粮食执行军区已经规定的节约指标外，被服也要实行节约。”
他亲自和被服厂的缝纫师傅们一起，按照军服改变制式的既定方案，比比画画，边算边改，直至求得充分节约布料的最佳方案。每当缝纫技师们的裁剪方法与他的意见相左时，他总是耐心解释，以理服人。有一次，他拿出一块布料，让几个缝纫技师照他的裁剪法裁一顶解放帽。技师们在比画一番后，质疑道：“甘部长，您这块布料，哪里够裁一顶解放帽的！”甘祖昌不慌不忙地拿起缝纫尺、画粉和剪刀，在那块布料上比画之后，几剪刀就裁出一顶解放帽来，令缝纫技师们心悦诚服。
妙解官兵婚姻事
1952年5月的一天，正在办公室里翻阅着驻疆各部队工作简报的王震，看到一些有关基层大龄官兵因婚姻无着而不安心长期扎根边疆的反映，沉思良久之后，他打电话叫来甘祖昌。
甘祖昌刚一进门，王震便说道：“现在遇到了进疆以来的第二大难题，就是20多万指战员的婚姻大事。近两年虽然进疆女兵不少，但仍未形成半边天。营以下干部和老战士大都还未成婚。尤其是老战士年龄偏大，对象很难找，已成为影响部队建设的难题，这可是稳定军心的大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新疆站稳脚跟的大事情。”
“你说怎么办？”王震一脸虔诚地请教道。
甘祖昌沉思片刻，回答道：“要按婚姻法办，必须坚持自愿。听山东籍战士说，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那里战斗残酷，留下不少寡妇，从20几岁到40岁的都有。我们不妨到山东招募一批妇女来疆，这样不就解决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了吗！”
王昌龄的从军行范文3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善于用七绝细腻而含蓄地描写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这首《闺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都是极负盛誉之作。试分析，王昌龄如何表现此女子心理的微妙变化？从该诗中我们可以读到此女子什么样的感情？
【鉴赏】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不知愁”，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理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知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值青春年少，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富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觅封侯”就成为当时许多人的生活理想。在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对这种生活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当初对她夫婿“觅封侯”的行动可能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在一段时间里“不知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忽见”二字乍读似乎有些突兀。普普通通的陌头杨柳竟能勾起她许多从未明确意识过的感触与联想，促使她从内心深处冒出对丈夫的思念，从而产生了以前从未明确意识到而此刻却变得非常强烈的念头―――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也就是题目所说的“闺怨”吧。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新唐书・文艺传》载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尉（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是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说，他遭贬官，并不是由于什么重大问题，而只是由于生活小节不够检点。在《芙蓉楼送别辛渐》中，王昌龄也对他的好友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即沿用鲍照《白头吟》中“清如玉壶冰”的比喻，来表明自己的纯洁无辜。李白在听到他不幸的遭遇之后，写了这首充满同情和关切的诗篇，从远道寄给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请试着分析，本诗的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王昌龄的从军行范文4
从与共事到反蒋
辛亥革命以后，邓演达与都是在军事上辅佐孙中山的风云人物，但真正在一起共事则始于1924年成立的黄埔军校。蒋任校长，邓先后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和教育长，尽管二人工作关系非常密切，但私人感情很差。期间，邓因不满蒋重用“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和目睹“个个垂涎做官”的坏风气，而离开黄埔赴德国留学近一年；又因批评蒋制造“中山舰事件”，被蒋借故调任潮州分校教育长。北伐以后，已独揽党政军大权、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需要广揽人才，为其所用，又委任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临北伐前线，从长沙打到武汉，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很得的器重，让邓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南昌后，鉴于形势的发展，先后两次电告广州，要中央和国民政府速迁武汉。等到中央和国民政府的第一批委员已到武汉，并开始以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形式行使最高职权时，蒋为了把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又提出迁都南昌，并截留了途经南昌到武汉的第二批委员。出尔反尔，遭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邓演达对蒋也深感不满，多次做蒋的工作，反复向蒋说明迁都武汉的理由，劝蒋服从由他提议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根本听不进去。
邓演达与共事近两年，深知蒋的为人，通过迁都之争，进一步觉察到正加紧背叛革命的行径，他积极撰写文章，在武汉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对分裂革命、实行封建独裁进行了揭露和斗争。1927年3月，派亲信曾扩情到武汉活动，劝说邓演达放弃反蒋主张，并以由邓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要职来作诱饵。邓当即表示：“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照蒋这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蒋收买邓不成，对邓怀恨在心，他公开叛变革命后，通缉邓演达。
1927年7月上旬，邓演达目睹集团紧步反革命后尘，愤然离开武汉，同年10月到达莫斯科，与先抵达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商量，决定成立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11月1日发表由邓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号召革命的人去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直到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12月邓演达离开莫斯科赴德国柏林，然后开始对西欧、近东、中东和印度各国进行学习考察，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国，隐居于上海，在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筹建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同年8月9日，临时行动委员会召开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由邓起草的《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以邓演达为总干事的中央干事会，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支机构。
为了的反动统治，邓演达积极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舆论工作。他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上海为中心，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的罗卓英、杜聿明、宋希濂、周至柔、肖乾以及西北军的杨虎城、邓宝珊都参加进来，很快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邓演达还多次发表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集团的反动本质。邓演达一系列反蒋活动，引起的极大恐慌，蒋布置特务打手搜捕他。
1929年下半年和1931年初，先后扣押李济深、胡汉民，乘蒋引起众怒之机，在广州另立中央和国民政府。邓演达认为爆发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进行政权的军事策动工作。他和陈铭枢、朱蕴山等人秘密商定了一个具体行动计划：陈铭枢到江西，把“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广东，公开树起停止内战、反对的旗号，同广东的军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邓演达亲赴江西，策动第十八军在驻地临川、清江一带起义，进而夺取南昌；同时联络武汉驻军和冯玉祥、杨虎城等部一齐响应，共同的统治。
1931年8月中旬，邓演达做好了前往江西指挥起义的准备，临行前去看望卧病在床的朱蕴山，对朱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朱十分担心邓的安全，对邓说：“外面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邓回答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朱允诺负责留守。谁知未过三日，邓即被捕。
叛徒陈敬斋告密
邓演达被捕，是陈敬斋出卖的。
陈敬斋，江西都昌人，生长于景德镇。1925年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月刊编辑部和黄埔军校军医处任职，北伐前夕转到第三军卫生材料仓库任库长，随军北伐。第三军攻克南昌后，陈调任南昌检察厅检察官。1927年1月江西省党部正式建立，王枕心出任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陈敬斋担任工人部秘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共产党，逃回景德镇。
1928年5月，陈敬斋到上海找王枕心，经王介绍，与谭平山见面，加入第三党，担任该党的地下工作。由于陈加入第三党，原以为既无危险，又有做官的机会，加入后幻想破灭，畏惧白色恐怖，第三党好多事对他保密，后来干脆不分他的工作。直到1931年3月，陈敬斋再三要求王枕心分配工作时，王介绍陈与邓演达见面，并被委托为中央干事会上海分会组织方面的负责人。但陈敬斋自由散漫惯了，终因受不了组织纪律约束，被停职检查。随后，要他赴福建工作，他拒绝前往，对前途悲观。此时，悬赏20万，缉捕邓演达，陈见钱起心，密告邓的行踪。
1931年7月底，陈敬斋化名钟春岑，向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告密：“我是第三党党员，邓已回国，正在上海活动组织异党，我对这种行动表示反对，如有需要我者，请快派人前来联系，即以钟国昌寻弟名义，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登启事，约定联系地点。”陈最后提出告密条件：“希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掩护，并希能资送出洋。”稽查处长邓警铭将告密信送到准备赴任江西省主席的警备司令熊式辉手里，熊看后要邓立即送上海市长张群，最后转到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手里。大家心里明白：虽说要缉捕邓演达，但蒋邓过去的关系非同一般，现在邓反蒋无非是政见上的分歧，蒋反复无常，说不定哪一天蒋又要重用邓。因此，熊、张不想插手此事，最后由王懋功向报告，根据蒋的指示，收买陈敬斋为内奸。江苏省府委员王柏龄是的亲信，与邓演达有旧隙，对缉捕邓异常热心，他上串下跳，给邓警铭打气：“如捕到邓演达，可得重奖！”
8月9日至12日，龙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连续在时事新报上以钟国昌寻弟钟春岑名义登出启事：“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办，父亲特着兄来沪寻弟，望于见报后即来路一品香旅社七号林品石君一晤为盼。”陈敬斋见报前往，与王柏龄、邓警铭及侦缉队长王斌等特务策划逮捕邓演达。事后陈积极刺探邓演达的行踪，并多方探听该党其他领导人寓所，妄图一网打尽。
8月上旬，第三党在上海静安寺愚园坊20号秘密开办干部短期训练班，为江西起义准备骨干力量。这里是英租界，地点很隐蔽。但狡诈的陈敬斋，探听到办班的地点及邓到会讲话的时间，即给中央干事会写信，佯装服从组织分配，要求邓在讲话时，准其参加，接受教育，经邓同意准其出席。17日是训练班最后一天，这天下午由邓演达出席主讲，参加者共13人。为保证邓的安全，规定凡参加结业式的人，进去后在里面用午餐，中途不准出来。午饭后邓开始讲话，下午三时左右，陈敬斋伪装肚痛，主持者失掉警惕，准其暂时离席。陈乘机溜出，给事先约好的敌侦缉队长王斌打电话，由王率领侦缉队的特务、警察，会同静安寺巡捕房的密探共二十余人，将愚园20号包围，邓演达、季方、罗任一等12人全被拘禁。一小时后，每两人同上一手拷，上了囚车，被押往静安寺巡捕房。
被捕后始终不向蒋低头
8月18日上午九时半，租界当局将邓演达等人押至上海高等法院第一刑庭进行审讯，由庭长宋源和褚、叶二推事升坐提审。
宋源问邓：你是不是第三党领袖？
邓答：是。
宋又追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你为什么要反对政府？
邓慷慨激昂：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要革命。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
宋源惊慌失措，草草收场，宣布把邓等人引渡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21日，警备司令部派副官率武装六人押送邓演达去南京。临行前，江苏省主席王懋功亲自到火车站“送行”，规劝邓不要反蒋。
邓演达被捕的当天，正在南昌指挥对朱毛红军第三次“围剿”的，飞往上海，他要王懋功、张群尽快把邓解往南京，并对邓案批示：“煽惑军人，扰乱邦家。”此时，也并未下定决心要杀邓演达，他认为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酌情做邓的工作。陈派齐世英到三元巷监狱劝邓说：“你不是主张中国革命要中国人自己来干吗？何不帮助委员长削平内乱，然后从事建设，再行抗日呢？如果同意，可先去南昌暂住，或在南京襄助军政大计。”邓严词拒绝。蒋又派身边的南昌行营党务指导处处长段锡朋，以私人关系找到邓的助手、第三党领导成员谢树英，对谢说：“邓演达已到南京，你们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今天特来请你写封亲笔信，劝邓先与蒋先生合作。如果合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谢拒绝。蒋又授意王柏龄，劝邓出面调解宁粤冲突，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参谋总长之要职，均为邓所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次“围剿”以失败收场，宁粤之争也停顿下来，蒋回到南京，亲自和邓演达谈话。蒋问邓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希望趁此时机，和邓重归于好。邓指责蒋，是他的内战政策造成了日本侵略。蒋又派人劝邓说：现在日寇深入，大敌当前，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要邓公开声明取消中国临时行动委员会，任命邓为“剿匪”副总司令。邓表示：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一些黄埔学生积极营救。中央教导总队黄埔生邓克敏、张涛等组织武装劫狱，事败被通缉。黄埔生许源国利用亲信卫兵一个班，在值班期间负责营救，并筹集5万元作为安置他们家属的经费。正准备就绪，突然将邓演达由陆军监狱转移到紫金山麓一个废墟的茅屋里，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使营救计划落空。又有不少的黄埔生，要求释放邓演达，遭到蒋的拒绝。
正在江西“剿共”的十八军军长陈诚，更是电告，力保邓演达。在青年高级将领中，陈诚特别受到的宠爱，但他又与邓演达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1918年陈诚在保定军校读书时，邓演达是陈的区队长，和陈有师生之谊。1923年3月邓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时，陈赴广州投奔邓，在三团一营任排长，一次战斗中被子弹击中胸部，是邓率部抢救出来。1924年9月，陈又经邓推荐，入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兼教育副官，这才有机会跟上了。邓演达从军开始，励精图治，想为社会人民干一番事业，这种思想作风影响了陈诚。因此，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陈诚秘密到上海访问邓，支持邓的政治主张，并从十八军十一师公积金内，为邓提供活动经费，请邓派人到十八军工作。收到陈诚力保邓演达的电报后，没有回电，但对杀邓演达还是有所顾忌，只是后来出现了多种情况，邓终于被蒋所杀。当陈诚得知处死邓演达，极为伤感，致电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蒋亲自找陈谈话，说陈诚和邓演达的交往，纯属私人情谊，不涉及政治，勉励他安心工作。
一代英杰喋血沙子岗
既爱惜邓演达的才华，又感到对其独裁统治的莫大威胁，正处于“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状态时，一些嫉恨邓的人纷纷进言，置邓于死地。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致电，要求杀邓演达。胡宗南等一些黄埔一期学生联名向蒋呈诉“如果校长不除邓演达，我们的兵也就带不成了”。的主要谋士戴季陶更是恶恨恨地对蒋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还从邓演达与陈铭枢来往的密信中发现：陈曾对邓建议，蒋要他从江西南下广东，他准备乘虚进军东江，到时以武力调停宁粤冲突，请邓演达、宋庆龄出面主持大计。这些都触中蒋的大忌。蒋想到下野后最有力量上台的是邓演达，如不乘机干掉，将来对他的威胁最大。因此，在下野前夕，秘密杀害邓演达。
1931年11月29日深夜，四周静悄悄的，几辆蒙着窗纱的黑色轿车从紫金山麓的一所茅屋开出来，向南京城东疾驶。车上，侍卫长王世
和和几名卫兵押着邓演达。车到麒麟门外沙子岗，突然停了下来。司机下来检查了一下车说：“抛锚了，你们先下来吧。”
邓演达因为被告知是移居汤山，所以就从容地走下车来，在朦胧的夜色中呼吸着近郊的新鲜空气。突然，他的背后射出了罪恶的子弹，一代英杰邓演达被杀害，时年36岁。
邓演达被秘密杀害的消息，直到12月初才透露出来。在上海的宋庆龄听到传闻，十分震惊，于12月14日到南京见，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个人当面谈谈。”蒋十分尴尬，默不作声。宋盯着蒋紧追不舍：“如果你觉得在这时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谈。”在宋一再追问下，蒋见搪塞不过，最后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说完逃到楼上去了。宋庆龄非常愤怒，斥责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并于20日在上海《申报》发表反蒋通电，说蒋“借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的骨干，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20年后陈敬斋被捕
邓演达被捕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知道是陈敬斋出卖邓的，决定除掉这个叛徒，曾派人到江西景德镇行刺未果。1935年临委改称中华民主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改名为农工（亦说1942年改称农工）。尽管两改其名，但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历史。解放后，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庆典活动、开完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后，就把缉捕陈敬斋归案的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请公安部通缉令，另一方面指示农工江西负责人尽快找到陈的行踪线索。1950年1月24日和2月1日，农工中央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彭泽民先后两次向公安部长罗瑞卿通报陈敬斋在景德镇的行踪，并令赴京汇报的农工江西省委陈其勋速回南昌，协助当地公安部门执行逮捕陈敬斋的任务。陈回到南昌后，同江西省民盟常委向法宜一道，经江西省公安厅长王卓超的介绍，赶赴浮梁行署公安处。在此之前，王卓超已接到罗瑞卿的电报，要求浮梁行署公安处长田平尽快查到陈的下落。
1950年3月7日，陈其勋、向法宜赶到浮梁时，行署公安处已侦察半个多月，没有发现陈的下落。于是查阅户口册，这才发现，陈敬斋已改名陈福林，在浮梁县城青峰岭5号开设利兴福瓷厂。第二天下午2时，公安人员终于将陈敬斋逮捕归案。20年前，陈敬斋是在邓演达被捕的当晚去南京，在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中统特务头子叶秀峰那里领取“奖金”一万元。因要求资送出国未被允许，遂潜回景德镇，从此不露面，不活动，居然平安地过了20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解放，就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3月24日，陈敬斋被解到南昌，由江西省公安厅与省农工共同审理此案。但终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遗案，加上认识上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审讯工作进展缓慢，引起农工中央领导人的焦虑，只好将此案直接呈报。
亲自过问，叛徒终受严惩
1950年3月31日，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及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李世璋和王枕心、王平秋、麦朝枢、庄明远，以当事人的身份，联名函呈政务院总理，陈述陈敬斋出卖邓演达的经过，要求对“此种破坏革命出卖领袖之叛徒，自应依法处刑，以张人民法典”。
当天，看到呈文，立即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督促办理。当天深夜，一份急电从北京传到南昌，中央办公厅要求江西省委：“谋害邓演达之案犯陈敬斋，如已转解南昌，请告该地将其案情迅速弄清速报，以便处理。”
中共江西省委当即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王卓超亲自审理此案。并请省农工领导人廖少仪配合。但在审理中又出现新的问题。陈敬斋从被捕时起，知道难逃法网，虽承认出卖邓演达，但为了减轻罪责，一口咬定是第三党领导成员王枕心指使他干的，并编造了情节，故意把案情搞乱，企图蒙混过关。看来不熟悉这段历史，不掌握确凿的证据，一时很难结案。农工中央一方面积极取证，一方面同公安部商定，将陈敬斋押到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农工中央配合。4月27日，江西省公安厅派处长宋达生亲自押送陈敬斋到京。
陈敬斋被捕后，在派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关注案情的进展。4月15日，与邓演达同时被捕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罗任一送来一份证明材料，为搞清案情提供了重要依据。6月16日，当年在上海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正副
王昌龄的从军行范文5
1、出自王昌龄的《从军行》;
2王昌，字少伯，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后人誉为，七绝圣手;
3、早年贫贱，困于农耕，年近而立，始中进士，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又学宏辞，授汜水尉，因事贬岭南;
王昌龄的从军行范文6
本单元主体课文《古诗二首》之一《出塞》，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代表作，被历代诗评家视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诗歌短短28个字，跨越古今，纵横万里，包含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引发人们对战争、历史的思考。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背后蕴含着辽阔的画面、深厚的情感，引人遐想，耐人寻味。可谓是言简意赅，意境悠远。
一、艺术感染力浓郁
（一）意象典型、小中见大，勾勒宏阔画卷
王昌龄很善于抓住细微却又典型的景，描绘出一幅幅令人遐想的画面。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就包含有两个意象：“明月”和“边关”。这两个意象在许多诗中都被频繁使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我们不难看到“月亮”，在这些诗句中，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早已不仅是单纯的“物”，而成为人们思乡的代名词。它的出现总是带有几分清冷的孤寂和绵长的思念。而“边关”呢？“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边关”总是那么荒凉与肃杀。诗人单凭“明月”与“边关”这两个意象便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意境苍茫的“月临关塞图”。
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征人”缘何未还？也许他正坐在月光下吹奏羌笛思念家乡；在沙场上刀光剑影、浴血奋战；在风雪中戍守边关，艰辛疲惫；与敌人殊死博斗，血染征袍等等。一句“人未还”，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大漠关外那些孤独的背影。
后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军”李广是汉代大将军，精于骑射，一生传奇。据说匈奴人只要听到有他镇守某地，就不敢冒然来犯，被称为“汉之飞将军”。了解了这一典故，一位搭箭张弓、虎虎生威的大将军形象便出现在人们眼前。不难想象作者是多么希望如今的边塞将领也能像李广那样骁勇善战，保一方平安呀！
“明月”、“边关”、“征人”、“飞将”，勾勒出一幅宏阔凄美的边塞画卷。
（二）神来之笔、跨越古今，营造悠远意境
纵观边塞题材的诗歌，我们常常能看到“明月”“边关”“征人”这些意象，但这首诗何以能脱颖而出？原因就在于诗人在“明月”与“边关”之前加了一个限定词——“秦汉时”。于是这幅“月临关塞图”，不再是单薄的一幅画，而是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我们不禁会想：同一轮明月下，边塞之地，历经千年，曾经上演了多少令人动容的故事？沙场上的刀光剑影，残阳下的尸横遍野；浴血奋战中的视死如归，乘胜追击时的快意恩仇；明月下幽怨的羌笛，大漠上滚滚的狼烟……各种画面，各种故事在眼前一一闪现，这样一来，“万里长征人未还”，就不只是当代的人们，而是自秦汉以来世世代代的人们共同的悲剧；希望边境有“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飞将”，也不只是汉代的人们，而是世世代代人们共同的愿望。平凡的悲剧，平凡的希望，都随着首句“秦”“汉”这两个时间限定词的出现而显示出很不平凡的意义，引人遐想，耐人寻味。
（三）情景交融、有叙有议，留下无限思索
值得一提的是末尾两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军李广的典故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思索。诗人在诗中感叹道：假若有像飞将军李广这样的将领驻守边疆，就绝不会让胡人的兵马跨过阴山，骚扰我边境。人们不禁要问了：“这飞将军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能降服凶悍的胡人铁骑？”这个问题在同时代的诗歌中就能找到答案。卢纶有诗云“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诗中这位猎虎的将军正是李广，你想想将军射虎的箭居然深深扎进了坚硬的石缝中，这需要多大的臂力，多高的武艺啊！有这样的良将镇守边关，当然高枕无忧啦。可是李广是汉代的将军，我们又要问了“现在的边关守将怎么样？可与李广比肩吗？”这个问题也有诗作答。与王昌龄同时代的另一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燕歌行》中写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有此古今对比，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诗人会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强烈希望了。
诗人将写景、叙事、议论、抒情紧密结合，最终表达出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愿望——希望国家任用良将，巩固边疆，让战争远离人们的生活。
二、梦回汉唐，浮想联翩
（一）由意象想画面，由画面想意象
读通读顺诗歌后，让学生想象眼前有一幅怎样的画面。借助发散思维，各种版本的“月临边塞”图一定会纷纷浮现在孩子眼前。这时，教师根据学生的描述现场挥就一幅“月临边塞”的简笔画（也可请学生来绘制），顺应了诗歌首句写景的特点，再现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
“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一句诗，为我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自秦朝到现在，同在一轮明月下，征人会做些什么，脑海中会有哪些画面？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通过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用丰富的想象去填补文字的单薄，让多层次的画面去辅助意思的理解，从而让学生对诗意理解得更灵活更透彻。
（二）以诗解诗，互文印证
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中的“人未还”，饱含了诗人对戍守边关的将士多少同情与悲叹。可是怎么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呢？在这里可采用以诗解诗、互文印证的教学方法突破这一难点。譬如让学生仔细想想边塞诗中有哪些类似的感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从“几人回”——“终不还”——“人未还”到即使回来也是“八十始得归”，让学生通过其他诗歌名篇真切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此外，亦可以采用此法，引入卢纶的《塞下曲》和高适的《燕歌行》，来理解“飞将军”李广的武艺高强和当时唐朝边塞将领的荒庸无能。这样，不用繁琐的分析讲解，只是引用了几句同类题材的诗句，让该诗在保留其完整性的基础上，使有限的表达有了详实生动的补充，从而让学生顺利达成情意感悟的目的。
（三）跳出诗歌，发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