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群范文1
关键词：新泉整训；群众路线；实践；启示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党处理自身和群众关系问题的根本态度和领导方法，是党通过自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工作方法。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以群众观点为指导的，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是党的胜利之本。“群众如同大地，党员就像安泰，英雄安泰离开了大地母亲，就会失去力量。”中国共产党92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坚持、发扬群众路线的历史。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都是我们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本文拟在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视野下，力求追溯和总结新泉整训这一短暂而又闪耀光芒的历史中蕴含的群众路线，对实践和现实的启示。
一、群众路线在党和红军初创时期的重大意义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动员、组织、教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党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基本保证。思格斯把党的斗争形式概括为三种：“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并强调正是这三个方面的“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才使工人运动“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1]（P.208）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只有50多人，工作中心定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员发展到5万多人，这一时期党联合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运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运动。但年轻的党没有认识到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没有创建自己的军队，革命道路显得异常艰难。这是因为当时党还在“险洲观望”游走在欧亚的马克思主义，而没能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然而，看似力量单薄的党却没有停下从事人口最多的大国改造旧社会事业的坚强步伐，支撑着党前进就是人民群众这一源头活水汇流而成的大江大河而奔向大海的理想信念。党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深刻领会到要把人民群众的力量汇集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只有植根于群众中的军队才能带领群众解放自己。
为了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结合特有国情和地理条件，赶往南方山区，依靠广大农民去创建人民军队。他们走的是一条以旧式农民为主体来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的建军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建设人民军队的非凡历程。此间在坚硬的石板上踏出了两处军队走群众路线的深深印痕：一是“三湾改编”初步建立军中民主，构建军队中官兵之间、军民之间团结一致的鱼水关系。改编体现的原则成为改造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的基本保障。之后军队建设中的原则方法都可从这里找到依据。二是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后来又把三大任务上升为理论阐述：“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2]（P.32）红军是人民军队的属性，从三大任务中规定的严明的纪律得到很好的彰显。严明的纪律为后来确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任务提供了基本条件，红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人民群众这一健壮母体内不断摄入营养成份而茁壮成长。
二、新泉整训前党和军队出现暂时偏离群众路线的原因分析
、率领的红四军建立以来，由于几大部分组成，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旧军队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着党的性质和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不愿意扎根落后的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单纯军事观，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享乐思想，影响着根据地的巩固、红色政权的建设，也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红四军的支持。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1.“城市中心论”的误导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总方针，但武装斗争还没扫清迷雾拨正航线，党依然听命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阿芙乐尔号”的炮声还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耳畔的最强音。然而远在南方的却主张以“农村为中心”。按照他的构想，红军要承担三大运动：打破反动派军事围剿；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缺一不可，必须有机结合。看来红军的工作任务要比旧军队更为繁重。这一思路与中央决策相背而得不到他们的认可，军中还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要以农村为中心，红军就必须扎根落后的农村，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不仅“对建立苏维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和农村中的党组织不关心或不大关心，不积极做群众工作”。
[3]（P.369）急于求成的党中央还没能意识到群众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位
深知要把红四军改造成一支坚决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当时部队中优秀干部尤其是能承担政治教育任务的干部严重不足，更为严重的是，有人还把政工人员看成是“吃闲饭的”。为此特意写信向中央要人：“由于各级军官中政治人员十分缺乏，希望中央能在最近期内派遣100名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四军。”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在战争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也强为所难，红四军入闽时，尽管当地已有一定的群众的基础，基层组织，但红军的主要任务还是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所以他们转战于闽粤赣交界的村落和山区，频繁的游击战，使部队没有时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细致入微的群众工作。后来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4]（P.169）可以看出对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缺位的深深忧虑。
（二）客观原因
1.红军组成人员的局限性
向中央说明当时红军人员的组成：“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1929年，红四战到赣南、闽西时，在当年5月份的统计中显示：红四军“全军1 324名党员中，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0，学生192，其他95，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数据显示，红四军的成员大多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被俘虏过来经改编的旧军队士兵。从古代和近代农民战争风云来看，由于阶级局限和小生产者的生活生产方式束缚，农民阶级容易受封建主义的思想侵蚀。这种复杂的构成必然给红军队伍建设带来影响，对此曾深刻地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所以这种人员结构的部队不会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
2.根据地斗争环境的严酷性
根据地地处经济落后的山区，“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甚至“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线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这种状况已“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加之军队和地主武装的“会剿”，红军只能用落后武器去对付。这样恶劣的斗争环境使部队无暇顾及群众工作。
三、新泉整训中党和红军群众路线的实践
新泉整训包括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旨在规范部队建设，提高作战能力。政治整顿旨在克服脱离群众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整训对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
召开调查会是土地革命时期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政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整训期间，不辞辛劳地就部队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入调查，提高整训的有效性。为此有序进行各级各类的调查会：一是在“望云草室”召开支队长、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的调查会。会上，亲自记录，同与会者一起探讨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深入连队召开士兵代表调查会，听取战士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中表现的意见。三是邀请红军指战员到“望云草室”座谈，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反映问题。四是召集由红四军党内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五是深入附近的农村，步行到离新泉五里外的官庄召开农民座谈会，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摸清红四军内存在问题的种类、性质和根源，从而为解决问题准备了翔实材料。
（二）严明纪律，保持军民血肉情谊
整训期间，结合当地妇女常集结于溪边洗衣服的实际情况，在“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形成我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这两条规定丰富和完善了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纪律建设的内容，既充分体现了红军尊重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的优良传统，又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纪律保障，是保持军民血肉情谊的科学机制，也是党群众路线的生动建材。
四、新泉整训坚持群众路线的现代启示
当留青的党史轻轻翻过一页，当辉煌的党史尘埃落定，在当今世情、国情、党情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忆“新泉整训”，它留给今天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倍感幸福的共产党人的不仅是曾经的光荣与梦想，更多的是在“新泉整训”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泉整训”顺利进行的政治保证，也是当代群众路线顺利开展的政治保证
新泉整训是古田会议的前奏，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它对党的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方面摸索和探讨的道路。其原因是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新泉整训前已经基本结束了红四军组建以来，尤其是红四军“七大”以来的党内争论，结束了党领导层的分歧，红四军领导层在建军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增进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前提下进行的。新泉整训昭示了一个真理：军队要完成政治任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离开党的领导必将一事无成。十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史为镜，今天我们伟大的党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使命，事业的进步要依靠党的领导。
（二）加强作风建设是“新泉整训”党和军队建设的灵魂，也是当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灵魂
从战争环境中的“新泉整训”，到今天执政党的理念追求，都贯彻着一条党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精神纽带。党史有这样的一幕：“在新泉官庄，来到农户家中与农民拉起了家常，‘过去租种地主田地，交了租后还有多少谷子。红军来后，有什么变化？’无拘无束的交谈，群众毫无顾虑地提出建议和批评。这时，问道：那怎么样来爱护红军呢？几个农民一时不知如何说起，微笑地说：军民本是一家人，你们看到红军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有侵犯群众利益，糟踏农作物等问题，就要向红军提意见，严肃地批评。这样，发生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部队的好作风才会得到保持。这就是爱护红军了。”这是根与大地军民关系的写照。“新泉整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钢铁纪律，今天的“八项规定”不正是和它相映成趣、浑然天成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号角下，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丢掉这一“传家宝”，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崇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能让党充满生机活力，就能领导中华民族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党政军群范文2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群众路线；内在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民心归附，社会风气正。因此，沦陷区、大后方的有志青年、爱国正义人士、知识分子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入侵时逃往大城市避难的地主士绅也先后返回抗日根据地。根据地人民由衷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可见政权的基础是人民，政权能否稳固和发展取决于人民拥护还是反对，而人民拥护还是反对很直接的一条取决于执政者是廉洁还是腐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长期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中，不断加强廉政建设，树立群众观念，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走群众路线，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探析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和群众路线内在联系，对于当前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
新四军是由湘、赣、闽、浙、鄂、豫、皖、粤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抗战初期，新四军所处的华中抗日根据地阶级关系和矛盾错综复杂，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渗透，部分党员政治意识淡薄，腐化的萌芽开始出现，极易出现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新环境、新任务、新条件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党组织面临严峻考验。及时向全党发出指示：要防止“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①同时，他还告诫全体党员干部：“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②因此，华中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廉政建设，把廉政建设作为整个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致力于建设一个群众支持拥护的廉洁政府。
（一）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清廉为民的思想基础
在新四军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廉政教育，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前提。华中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节省开支，禁止浪费，严惩贪污中饱”的要求，结合华中地区的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廉政教育措施，在各地创办各类党校及大学，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华中各地的党员培训班上亲自给广大党员干部授课，其中最著名的是其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授。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刘少奇明确阐述了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这正是从根本上反对和治理腐败的良药。刘少奇指出：“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①1941年4月，华中局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党校，着重培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刘少奇任华中党校校长，并作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为什么会犯错误》《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等报告。②、邓子恢等领导人也经常通过讲课的形式，将廉政思想渗入到学员之中，增强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廉洁意识。除了华中党校外，苏中、苏南、盐阜、淮南等地也都办有地方党校；华中还办有抗大总校及分校；另外还有各地行政学院、鲁艺华中分院、苏中公学、江淮大学、华中建大等一大批较有影响的干部学校③。华中局及各根据地还以开设培训班、冬学、夜校、半日校和民众教育馆等形式，组织政治学习。另外，还通过会议、报刊、文艺宣传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廉洁教育，进一步增强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的能力，真正做到公正用权、勤俭朴素、坚定自律。
（二）严肃军纪法规，塑造群众拥护的铁军形象
新四军进入华中抗日前线后，根据抗战实际和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要求，对过去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进行了修订，制定出了新的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要求每一个指战员遵守。三大纪律即政治纪律：坚决抗日救国；服从命令指挥；爱护老百姓，不违反民众利益。这三条纪律是维护新四军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纪律，是新四军党纪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纪律，也是军队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六项纪律即保护武器、爱惜公物、遵守时间、动作迅速、整齐清洁和讲究礼节。这六项纪律能有效克服军队的一些不良习气，使得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十项注意即民众纪律，分别是“上门板捆铺草、地下扫净、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偿、大便要找厕所、洗澡避开女人、进出要宣传、不杀害俘虏兵”④。这十项注意旨在让广大官兵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让军队人员打扰群众生活，极力保障群众的基本利益。这三大纪律、六项要求和十项注意简洁明了，同时也包含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爱护老百姓，不违反民众利益的严格纪律，以及买卖公平、借物要还、损失要赔偿等具体要求体现了新四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明了新四军是一支新型的人民的军队。
皖南事变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将反腐倡廉建设纳入法制轨道。各根据地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继制定了各类条例和公约，如《淮北苏皖边区修正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盐阜区修正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苏中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苏中区各级行政人员公约》《盐阜区各级行政人员奖惩暂行条例》《盐阜区司法人员任免奖惩待遇条例》⑤等等。这些条例和公约严格规定了若公务人员贪污财物则需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如盐阜区规定公务人员“贪污财物在新抗币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淮海区规定“贪污财物在抗币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7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财物在抗币1000元以下500元以上者处10年以下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财物在抗币500元以下3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下1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财物在抗币300元以下处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①。苏中区规定“贪污财物在价值1000元以上或抗币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②。各根据地依据“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分子依法予以严惩，另外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施政纲领，来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权、平等权、人身权、财产权等等。华中各地在廉政建设中，不仅重视廉政立法，制定有关廉政的制度，而且在法律、制度颁布后严格执行。如苏中税务局“第四分局主任邢爱身贪污4000元，师特务营长李桂成贪污100元，结果依法执行枪决。”③
（三）倡导人民监督，建设人民做主的根据地政权
人民群众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和主力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政治，广开民主监督渠道，善于倾听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呼声，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一个鲜明特色。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法制建设中重点赋予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务人员进行监督检举的权利，保证了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务人员的监督。如根据地在人权财权保障条例中规定：“不论任何公务人员如有非法行为或失职渎职情事，致使人民之人权财权遭受损害时，任何人得以任何方式，向县以上任何一级政府控告之”④。
《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保证人民或群众团体对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有向各级政府提出检举的权利。刘瑞龙在淮北苏皖边区行署成立大会上作报告时，把“建立新民主政权的新作风”单独作为一个方面，提出要建立战斗的、民主的、廉洁的新的工作作风，而民主的作风就是“要接触各个阶层的人民，倾听群众的呼声，经常接近群众，倾听群众对政府的批评，对上层，不轻佻；对下面不骄傲，一切繁文缛节都要除掉”⑤。
华中抗日根据地通过最广泛的民主选举制度，成立民选政府，使人民群众能够直接监督和参与政府的工作，真正实现地方自治。在苏北盐阜区，曾一度流行着一首《民做主》的歌谣：“现时的官儿大家选，选个乡长有本领。做事要为老百姓，乡亲们呀，办事桩桩要公正哪！……如有乡长官僚又贪污，红眼绿眼狠又狠，大家起来罢免他。乡亲们呀，坏蛋换好人哪！”这首歌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勇敢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监督政府。
同时，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有效发动民众积极参与监督的监督形式。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共创办了250多种报纸杂志。这些报刊杂志登载各边区的施政纲领、人权保障条例等，营造惩治腐败舆论环境，指导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对、享乐思想进行揭露批评，荡涤邪恶，弘扬正气。
（四）始终艰苦奋斗，携手人民群众共同克服困难
由于日伪顽军的封锁，加上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开垦荒地，种粮栽菜，养猪放鸭；同时精简行政机构。各级干部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荣，以贪图享受、奢侈浪费为耻。每遇荒灾，机关、部队节衣缩食，支援灾民。
根据地领导人以身作则，艰苦奋斗，从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搞特殊化。项英的工作繁重，经常伏案到深夜，他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战士们同吃同穿同住，从外表上看，与普通战士无异，不失艰苦朴素作风的本色。另外，还有、谭震林、黄克诚、彭雪枫等领导人，无不清廉克己、严于律己、节俭治军，与广大战士和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干部作风拉近了党群距离。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与群众路线的内在联系
清正廉洁是抗日民主政权自身的要求，也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宗旨的要求。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如何生存、发展、壮大，靠什么？力量源泉在哪里？很明显，战争的伟力在群众。而要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除了靠新四军英勇抗日以外，还要靠新四军建立的根据地政权加强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所建立的政府是为人民的政府、清廉的政府。因此，廉政建设与群众路线能否有效地结合，防止的腐败行为成为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最重要的问题。
（一）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是根据地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
反对腐败，必须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曾经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①刘少奇也强调：“新四军吃了穿了人民的，就是人民养育的， 就是人民的军队， 人民完全有权利批评它， 教育它， 指导它， 要求它去为人民的福利而战斗。”②他还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第二届参议会上发表的《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演说中指出：“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或者你们认为我们犯了错误，那就请你们，请人民不客气地批评。”③“我们有错误，你们应该来纠正。我们还提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对政府中任何一个职员，一个机关，进行批评”、“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这样才能暴露政府中个别的坏分子和贪污分子，以及各种错误。而给以清洗与纠正。”④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力量，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告诫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再好的政策也会出错，纲纪法规的力量有时而穷，独有人民的监督是无穷的力量。”“政府人员自上而下的守法精神，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上面严格执行，下面密切监督；党外监督，党内检查；这样上下照顾，内外夹攻，才能建立严格的巩固的法制。”⑤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进廉政建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既能得到群众的监督，又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华中抗日根据地要求各级政府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深入群众，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改进自身的作风。根据地的民主监督，是在普遍、直接、平等的原则下由人民群众进行监督，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当家做主的政治热情。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开展反腐倡廉，必然会有效地动员和接受群众的监督，因为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必然会成为反腐倡廉的积极响应者和热情参与者。依靠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反腐倡廉，对腐败现象不回避，不遮丑，不护短，听得进逆耳忠言，致力于防患未然，恰好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自信的表现，也是形成反腐倡廉良好氛围的必须之举和必由之路。
（二）为人民办实事，造福人民，是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践行群众路线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曾经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⑥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带领群众坚决抗击日伪军的侵犯，以游击战打击敌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舍生忘死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帮助群众恢复被敌人毁坏的家园，组织和武装群众，保卫自己的家乡。与此同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从各地实际出发，组织军民兴修水利，开展生产自救。在极其艰苦、险恶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为广大群众修筑排水沟、桥梁、海堤，解除当地旱涝灾害，百姓口中都流传着关于“雪枫沟” “新四沟”“军民桥”“惠生堤”“宋公堤”等新四军拥政爱民的故事。抗日民主政府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乡村干部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民主政权机关设置村里，干部驻在群众家里。有的干部就在群众家带饭或吃派饭，干部和群众亲如家人，同甘苦，共患难。敌人来了，政府首先组织人民群众转移隐蔽；群众有困难，政府全力相助。心系人民群众是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能够在敌后崛起，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
（三）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赢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拥护是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关键
华东抗日根据地始终把清正廉洁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来抓，并且实行了诸多措施和办法逐步成为深受人民拥护的廉洁政府。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是为了解放人民，实现民主，党所领导的政权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因此，边区各级政府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和最高原则。它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人民的利益出发，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例如实行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节约运动等，在新四军中实行拥政爱民、爱惜民力等。边区政府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大至一个法律、一个政策的执行，小至一户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政府都操心；甚至群众丢失一头牛、一只羊，政府都公文帮助寻找；为了方便群众打官司，司法机关不收任何费用，就地审判，不拘形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政府机关深入人心。政府经常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把每一文钱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要花钱少，办事多，节约每一寸布、每一担柴、每一斤粮，并严惩贪污、反对浪费等。因此，在华中各根据地勤俭节约成为风尚。边区的一切工作人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以当人们的勤务员为荣。华中各根据地都将厉行廉洁政府，肃清贪污腐化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边区政府都要求公务人员清正廉洁，守法奉公，为民表率，不，不假公济私，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堕落。边区的公务人员，通过教育学习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基本上做到了清正廉洁，杜绝了歪风邪气，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经过一系列的廉政建设，根据地逐步建立起典型模范的廉洁政府，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有效改善，几乎绝迹。正如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所说：“我们于几个月间，杜绝了贪污现象，澄清了污浊的吏治。当然还不免有个别的贪污分子，但经过我们严办，已在日趋消灭。现在可以说，民主政府里已经建立了公正廉洁的作风，贪污现象一般的已经没有了。”①建设廉洁、公正、高效、勤勉的政府，必须要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②
三、历史的启示
反腐倡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清除腐败现象，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腐败则直接或间接地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水火不容。
（一）始终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最大阻碍。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决定着政权的兴衰，人民对军队的态度决定着军队的存亡。而一个政权、一支军队是否廉洁，是人民作出判断和决定取舍的基本尺度。当时的政权，贪官污吏横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官员灯红酒绿。军队长官吃空饷、喝兵血，致使部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特别是日本宣布投降后，官员下山“摘桃子”，一群“劫收”大员中饱私囊，“五子登科”，腐化堕落，人民群众看着眼里，恨在心里，极为不满。这种脱离人民的政权，完全丧失民心，这个执政党也就失去执政基础。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一贯重视廉政建设，指挥员与大家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菜，从不搞特殊；部队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广大指战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节约每一个铜板，减轻人民负担。群众路线的实质是为民、务实、清廉，而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成为践行群众路线的最大阻碍。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府，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
（二）把人民当作父母、视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思想根基。华中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摒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在廉政立法和纪律的制定中突出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廉洁政权的建设中鼓励群众发挥其监督的权利；在恶劣环境中，始终坚持艰苦奋斗，与群众共克难关。贯穿整个廉政建设始终的思想根基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领导核心，只有提高党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领导水平和共产党员的拒腐防变能力，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
（三）执政清廉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始终从人民群众最关注的具体利益问题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廉政建设。实践证明，新四军廉洁自律，服务人民，其廉政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为广大民众争取最安全的生存权，确立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历史地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完全是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①。要进行反腐倡廉建设就必须摒除教条主义、、享乐主义等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不良作风，把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廉政建设的最终目标。
党政军群范文3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苏区；群众路线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至川陕地区后创立的。红军入川是我党历史上重要的大事件，它不仅在数量上改变了我党和我军的力量，扩大了苏维埃根据地，而且在联系群众，根据地建设方面也为中国革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新时期加强对川陕苏区根据地建设的研究，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
红军入川前，川东地区就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当地进步组织的带领下，成立了以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川东游击军自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在主力部队入川后，川东游击军迅速发展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成为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革命过程中，川陕红军利用一切时机，从客观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通过多方面努力来促进根据地建设。
（一）党的建设
1.密切联系群众，扩大党团组织。在川陕根据地创建之时，即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广泛深入地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充分发动群众，注意发展妇女和青年团的工作，鼓励参军，扩大红军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围攻。”在此基础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确定了“扩充游击队，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1），发展并健全工会组织，积极吸收工人干部，组织和扩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为了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和指挥管理能力，川陕根据地还创办了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把政治和军事工作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2.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的培养教育。在思想建设上，党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反对轻视革命的、单纯的军事主义，突出提拔和选拔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工农分子，坚决肃内的投机分子和非马克思的异己分子，纯洁党员队伍。为了加强党的质量，川陕省委创办了省委党校，学习党的会议和文件，宣传马列主义，而且考虑到当时党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问题，还开展了识字班，进行文化教育。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省委要经常开办较完善的党校，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同志”（2）。在决议中还提到，要把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解决现实复杂的革命问题作为重点来研究，提出了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和学习作风，“反对脱离实际生活，学院式的研究。”（3）
（二）经济建设
早在川陕根据地政权组建之时，党就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根据地党和政府认为，迅速恢复和发展苏区经济，立足自救，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也是打碎敌人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关键”（4）因此，在根据地建设中，党把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尽一切可能，开展必须的经济建设，以增强群众的利益，保证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为了发展生产，根据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经济建设：
1.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根据地成立之初，党就制定了联系群众的方针，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和拥护群众利益，必须实行面向群众和从经济上减轻群众痛苦的经济政策。有计划的发展合作社”。（5）红军通过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来开展生产运动，并从部队中抽调大批政工干部组成工作队，分片包干，深入农村，兴建水利，开垦荒地。1933年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土地委员会除管分配外，还负责全乡的生产”，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苏区的时候，就曾多次带领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方的农事收割活动。
2.兴办军事民用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红军入川后，党就已经意识到要想巩固和发展川陕建立根据地，仅仅依靠当时所有的生产力水平是根本不够的。于是，在川陕苏维埃政府一成立，立即成立了川陕省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中，党和政府制定了首要发展军需工业的政策，以保证革命的战争需要。基于此，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各地开办了铁厂、盐厂、缝纫厂等民用工业，同时组织开办了军事工厂，如钢铁厂、造船厂，建起了军需被服厂、织布厂、斗笠厂，并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设立工农银行，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壮大苏维埃经济基础和实力。
（三）文化社会建设
文化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能迅速壮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1.重视科学文化知识，大力发展社会教育。川陕苏维埃政府一成立，立即提出打倒军阀、消除封建思想的口号，号召广大群众学文化，讲民主、平等，反对宗教迷信。同时，把文化教育纳入了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的规定，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并且通过民主办学的原则建立苏维埃学校、识字班，以此来提升广大群众的受教育水平，规定“凡属青年不分男女都有入学机会，学膳书籍一切费用应有政府负担”（6）在川陕省委第二次工农兵大会上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广泛的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医学班、农事班和教师班等专门学校逐步形成。由此，在根据地教育中，形成了以社会教育为主，突出干部教育和专门教育为特征的办学特点，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实用性的原则，广泛地开展社会教育，培养工农干部。
2.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红三十三军成立后，总医院在原有基础上，抽调一批医务人员成立了一个军医院，三个师医院，九个团医务所。（7）在治疗方面，已经普遍开始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对于群众实行部分免费的政策，而且红军医疗队经常深入偏远落后地区，对当地进行免费送药、义珍。同时，红军开设了卫生学校，广泛招聘贫苦群众的子女，培养工农医疗卫生人员。在社会风气方面，为了改善当地人的身体状况，实行禁烟运动。红军对群众进行宣传说服教育，并且成立了专门的戒烟局和戒烟所，帮助群众戒掉普遍积累已久的烟瘾。红军到来之前，不少地区人民思想落后，不注重卫生，据《达县盘石乡志》记载，“（农村）每每厨厕相连，人畜共处。牛溲猪便，狗粪鸡屎，恶臭扑鼻，污秽盈庭。”但是，红军到来后，广大医生为当地群众治好了疾病，采取多种手段实施讲卫生运动，提倡文体活动，使得根据地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红军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一）扩大了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必要准备
红四方面战入川客观上壮大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范围，壮大了我党和我军的实力，组织、动员、培养起了数十万人的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这支队伍牵制了军阀的主力部队，有力地拱卫了根据地，使得反动派不敢对红军部队和其领导下的根据地横行无忌。说，“有着这一批本地的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很迅速扩大起来。”（8）川陕根据地的扩大使得中国革命力量深入到西部地区，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有力地牵制了军阀的军事力量，为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起到了很好的掩护和保卫作用。在川陕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革命队伍经过数年锤炼得到了锻炼，提高了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能力，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曾经评价道，“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9），由此可见一斑。
（二）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社会建设，使得根据地面貌焕然一新
红四方面军入川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当地积极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使得农民得到了自己的财产，翻身做了主人。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参战。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工会和农会，保障了工人、农民的基本权利，规定了工时和工资，提高了工农的政治社会地位；修路、建造桥梁等改善了根据地的交通状况，对促进当地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办学校、建工厂、设医院，发展金融邮电事业，实行社会救济，开展生产和禁烟运动，使得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红军把外界大量的信息和农业知识、科学知识、医疗知识带到了中国广大的农村腹地，对农民进行普及教育，使得农民对于科学文化和医疗卫生有了“开眼看世界”的认识，后来在谈到红军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所取得成就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10）
（三）传播了革命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为党树立了良好的革命形象
在革命过程中，红军利用多渠道多样式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通过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把党的思想和政治纲领融入到了群众的生活之中，如标语、石刻、快板、歌谣、话剧等等，这些宣传起到了鼓舞、动员和教育的作用，使得根据地群众思想觉悟普遍提高，老孺几乎都知道“军阀和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而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天下的部队”。因而，在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无数巴渠儿女积极参军参战，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回忆说，“宣达（11）战役期间，我们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纷纷前来参加红军，一扩军就是一两千、两三千……”（12）妇女和青年儿童也不甘示弱，在川陕苏区不仅出现了女人鼓励丈夫、儿子一起上战场参加红军的感人场面，还有一家数口全部为革命牺牲的壮烈事件，妇女不仅在后方发展生产，就是在前线也不甘示弱，出现了著名的“妇女师”、“青年师”的伟大建制。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党和红军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发展与群众利益休戚相关的生产生活，改善了群众的生存状况，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树立了党和红军的光辉形象。因而，红军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使得根据地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良好的社会氛围。
总结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川东红军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自行探索出了一系列符合群众利益的工作方法和作风，自觉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重点发展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经济，保护群众财产，使得川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面对当前转型社会现实矛盾较为突出的这一实际情况，党中央果断地提出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活动，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新时期要继续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指示，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行。而川东红军在川陕根据地建设时期形成的群众工作路线和方法、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必将永远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达州历史（第一卷）[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红色土地上的丰碑[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华夏出版社，1989.
[5]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内部资料。
[6]毕英涛：巴渠红色文化：达州软实力的重要构成[J]，达州新论，2012-1.
注释：
（1）《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第43页。
（2）《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第30页。
（3）《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第32页。
（4）《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280页。
（5）转引自《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第282页。
（6）《红四方面军关于青年政策的布告》
（7）隰积德：《红四方面军医疗卫生演变及其工作发展情况概述》
（8）《宣汉党史资料》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10）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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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湘鄂西苏区 廉政建设 党内教育 制度建设 以身作则
在土地革命时期的1928年至1932年5年间，以、周逸群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到湘鄂边和洪湖地区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发展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这里，革命前辈们高度重视和贪污腐化问题，自始至终为克服这两大问题不懈努力，积累了许多关于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维埃政府建立伊始，根据地领导就高度重视反腐倡廉
1929年初至1930年初，湘鄂边鹤峰、桑植和洪湖地区沔阳、潜江、石首、临利、江陵等县先后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后，、周逸群等湘鄂边和洪湖地区根据地领导人就十分重视苏维埃自身的健全问题。什么是健全呢？周逸群解释说：“这就是苏维埃自身的建设，如清除，打击贪污腐化等。”可以看出，所谓建立一个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就是廉政建设。对于廉政，根据地领导人把它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周逸群曾经指出：“在苏区，是敌人‘围剿’胜利呢？还是苏维埃胜利呢？这应以苏维埃的建设是否健全为断定。”为此，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及领导人在廉政建设上采取了许多措施，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1928年7月，周逸群重建鄂西特委，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领导洪湖地区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周逸群明确提出加强“苏维埃自身的建设，如清除、打击贪污腐化等”。1929年9月，他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江陵最近牺牲了两个同志，是因为他们身上带自来水笔的缘故，被敌人认出，这是需要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后便提倡苏区干部一律实行群众化。
1930年3月，湖北巴（东）、兴（山）、（秭）归人民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成立。随着苏区形势的相对安定，机关的扩大，问题逐步表现出来，表现为工作不深入、瞎指挥和脱离群众。为此，苏维埃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以在实际工作中克服。
1930年4月，周逸群在调弦口主持召开了包括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和潜江在内的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告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成立，政府设立政治保卫局，在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负责对苏维埃各级干部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克服作风，苏维埃政府指导政治保卫局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一是建立巡视员制度，尽量执行“口头传达”指导。特委到县里开展工作，县委的干部至少有三人轮流到各处检阅工作。二是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独断专行。三是强调开好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支部生活会，特委有比较具体的规定，比如：“支部应当个别谈话，考察每个同志的错误和缺点，提出具体问题来讨论”；要通过“自我批评，对不执行党的决议，不做工作的机会主义和清谈的两面派及开火”。
1930年7月，任军长的湘鄂边根据地红四军在公安县与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兼任政委的洪湖根据地红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红四军同时改称红二军），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兼军团前委书记。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根据地。9月间，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兼任红二军团政委，前委书记。同时，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1931年6月，组成了湘鄂西临时省委以取代湘鄂两特委。12月，湘鄂西苏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周老嘴召开，成立了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专门的反腐倡廉机构“工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监督。
二、始终把党内教育放在首位，加强预警防控
湘鄂西省委制定的《党内教育训练概要》，详细规定了党内教育培训的方式，例如入党时的教育训练、支部的教育训练、党报党刊的教育训练、训练班与党校的教育训练等一系列教育方式，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和腐化之风，而且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力量不断增强。
1.加强入党誓词教育。湘鄂西党组织从初建到发展，都十分注重党员的质量和对党员的教育，从入党誓词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严格要求每一名党员。当时的入党誓词是：“我誓用忠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牺牲个人，服从集体，遵守秘密，接受批评，阶级斗争，努力工作，誓不叛党。”从入党誓词可以看出，苏区党组织对新党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2.充分发挥报纸的宣传作用。湘鄂西党组织主要用《工人日报》《红旗日报》等这些红色报纸杂志，宣传党的政治路线、决议、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国内外形势等内容，以及党政干部清正廉洁的典型事迹，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明确党的任务和目标，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掌握工作方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当时有一条纪律规定：党员要每天读报。
3.举办训练班。举办训练班是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增强党员干部素质，提高工作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1929年7月中旬，鄂西特委集中监利、石首、沔阳、江陵、汉川80名干部，在监利剜口刘家三屋墩举办了一期军政训练班，以提高基层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党性修养和党的观念。结业后，全体学员均分往区乡党的基层组织和各地游击队工作。训练班以学员自学，特委、联县政府负责人和教员作报告，教员指导讨论，教员进行复习巩固等教学方法，较系统地学习政治任务、争取群众、土地问题、农村工作、职工运动的策略，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等理论知识。
4.重视发挥廉政歌谣的作用。苏区政府非常重视廉政歌谣对反腐倡廉的引导作用。当时，在湘鄂西苏区广泛流传着许多廉政歌谣。例如：流传在监利城乡的“一棵大树万条根，党与百姓一家人；红军如鱼民如水，鱼水哪能片刻分”的歌谣。流传在剜口一带的“你姓罗，我姓贺，红军人马来得多；打破你家一口锅，陪你铜钱八十个，如果还嫌少，再加多少只管说”的歌谣。流传在监利和洪湖一带在“地米籽菜开白花，红军哥哥到我家。不是渔家故意夸，红军哥哥太好啦！不是你来抢水桶，就是他把扫把拿，不沾渔家半根草，对待百姓像一家”的歌谣。流传在红城一带的“红军打来晴了天，穷苦百姓笑连连；三荒五月有饭吃，十冬腊月有衣添”的歌谣。流传在石首一带的“听说红军打回来，婆婆要做家常菜，我摘香菌爹采笋，迎接亲人表心怀”的歌谣。流传在监利、沔阳一带的“不怕死来不怕穷，生死都要跟！跟着干革命，就是死了心也红”的歌谣。这些廉政歌谣唱出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和优良传统，是进行党内教育的鲜活生动的教材。
三、严明党纪、政纪和军纪，加强作风建设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鼎盛时期曾覆盖湘鄂西54个县市，有3万多正规红军和近5万地方武装。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坚持数年之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湘鄂西苏区有着严明的党纪、政纪和军纪。
1.制定严格的组织纪律。在洪湖地区共产党组织成立初期，监利党组织就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不能泄露党的组织关系和党内机密，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子女都不能告诉。如果党员违反了党的纪律，将根据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以及等处分，叛变出卖组织的予以枪毙。当时的《红军纪律歌》这样写道：“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革命纪律要遵守，党的教育记心上。行动听指挥，团结又友爱！官兵同甘苦，互帮又互助！吃苦抢在前，享受在后头。大马刀，红缨枪，我到红军把兵当。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要公平。一针和一线，不损半毫分。”
2.规定十条标准。当时，湘鄂西苏区就规定了“做个好党员”的“十条标准”，即忠诚勇敢、有牺牲精神、有奋斗的决心、按时到会、缴纳党费、严守秘密、肯负责任、接受批评、读党报、调查研究侦察敌情。
3.严厉惩处。1931年8月，湘鄂西苏区做出规定：凡凭借革命势力私自报复者，以反革命治罪；凡假借党政机关、革命团体名义欺诈讹索乡民者，从重惩处，处以罚金或禁闭；凡、浪费严重者处以有期徒刑；凡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同时，湘鄂西苏维埃政府要求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要廉洁奉公、刻苦耐劳、勇敢对敌、密切联系群众，任何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的行为都要受到清洗和严厉惩罚。
四、加强制度建设，时刻敲响警钟
制订必要的制度和法规，坚决有力地依法肃贪惩腐，这是根据地政权搞好廉政建设的关键所在。湘鄂西省委成立后，建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农检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和党政干部的监督。
1.建立巡视工作制度。工农检察委员会建立了巡视工作制度，规定上级对地方各级组织，要进行经常性巡视工作。中央分局、省委、特委、县委均设立巡视员。经常派巡视员到下面推动和检查工作，解释党的任务和政策，整顿各地党支部，总结经验教训，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2.组织监督检查小组。监督检查小组又称轻骑队，由青年、贫民以团支部范围为单位组成。每队10人或15人，队长由民主选举产生。轻骑队进驻各个单位，展开调查工作，将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党团支部，再由党团支部逐级报区委、县委直至省委。轻骑队的活动完全是公开的，轻骑队办案认真负责、不徇私情，深得群众拥护。群众把他们视为知心朋友，积极提建议提线索。轻骑队自身纪律严格，凡工作消极、不服从命令，或犯经济错误，或徇私情、弄虚作假者，一律严肃处理。处理形式有开除队籍、登报批评等，严重违法者枪决。到1932年5月，整个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轻骑队发展到500个，几乎遍及全苏区。
3.设置人民意见箱。工农检察委员会还采取设置人民意见箱等形式，广泛收集人民群众对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举报。此外，还由青年团组织民主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检查苏维埃各机关企业、学校及合作社内部的官僚化、脱离群众等问题，坚持与“官僚腐化现象、浪费经济分子”作不懈斗争。
五、苏区主要领导以身作则，树立光辉典范
在湘鄂西苏区历时7年的艰苦斗争中，、周逸群、关向应、段德昌等革命前辈，身先士卒，在湘鄂西苏区留下了许多为官清廉的佳话，也为中国革命早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做出了榜样。
1.谢绝做新衣。1930年8月，红二军团挺进监利，随部驻扎在监利分盐镇。红军被服厂厂长丁竹山见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一件旧棉衣，就和王雨亭政委及工厂师傅商量，准备送给一套新棉衣，但谢绝。同普通战士一样，到被服厂登记领取了一套粗布缝制的灰色军装。
2.周逸群不动一块银圆。1929年7月鄂西特委举办军政训练班，周逸群亲自讲课，宣讲“打仗靠群众，种田靠群众”的道理，启发教育学员树立依靠群众的观点。他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为学员树立了榜样。有一次他来到训练班后，发疟疾高烧不止，水米不进。身边的其他领导人万涛、李铁青建议拿点经费治病。周逸群严肃地止住他们，不动一块银圆。
党政军群范文5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党的先进性建设现实启示
［作者简介］郭长顺，男，西安政治学院党建系硕士研究生。
潘小平，男，西安政治学院党建系硕士研究生。
1929年12月28日，在的主持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突出强调了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世纪新阶段，认真研究分析《古田会议决议》，对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先进性建设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一、古田会议旗帜鲜明地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系统地对部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反映了党对从思想上建党的的规律性认识。这告诉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努力提高广大党员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素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身处残酷、复杂的的斗争环境之中，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和军队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到中国革命党和红军的生死存存亡，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的前途。当时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此，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斗争”，如果不这样做，其危害“在于损伤以致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致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决议系统地分析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危害和来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从而确立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和原则。这些理论和原则，经过以后的发展丰富，成为建党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不断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担负的历史任务的变化，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是党永保生机和活力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是由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必须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必须通过全体党员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奉献精神来体现其先进性。我们党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8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总是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从而确保了党领导的事业不断的取得胜利。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党必须集中力量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另一个是如何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历史经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在指导思想上不断与时与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依据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才能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筑牢思想道德防线，才能克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古田会议决议坚持从中国革命斗争现实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反映了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能力水平的成熟。这告诉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地树立科学发展观，切实增强广大党员立党为公、执政兴国的能力和本领
当时，党的中央负责人针对红四军内部的出现的争论情况，专门发出“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的产物。”红四军充分运用“中央九月来信”统一思想认识，形成的古田会议决议，比较系统地阐明了红军与剥削阶级军队的区别，对红军的任务做了阐述，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旗帜鲜明地批驳了“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等错误观点，并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决议还提出了如何正确处理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红军与人民群众、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充分反映了红军时期我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紧密结合中国具体的革命形势需要，创造性地探讨了我党早期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基础理论，提高了党领导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能力。
党的战略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讲，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要看能否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把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评判尺度。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同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紧紧联系起来。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是不断给我们党提出新的要求，也给党的先进性赋予新的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党的先进性。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当前，保持党的先进性，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陈旧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不适宜的做法，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旧体制弊端。在新时期新阶段党要始终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古田会议决议对红四军创建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党的建设一系列原则要求，形成了我党我军的建设的优良传统。这告诉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注重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研究探索建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长效机制
决议在对红四军创建以来党的建设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集体，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各级的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工作计划及报告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并指出，那种认为党组织只能管党员、管政治工作，不管军事、管打仗的观点，是非常有害和完全错误的。“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决议对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决议提出，“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每连建立一个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对党员的发展提出了“五个条件”；对已入党但不符合条件者，又“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各级党委要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教育，定期召开党的组织会议，开展批评，严格党的纪律，防止松懈敷衍。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决议对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些原则要求对将一支由农民和旧军队为主的军队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只有靠制度保证，着重从完善党的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党的先进性建设才会有生机和活力，党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历史使命。一是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要努力形成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长效机制。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取得实效，最重要的就是切实解决好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创新理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努力形成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长效机制。二是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要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确立党员的主体意识，切实保障党员权利，逐步推进党务公开，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增强党员的自豪感、光荣感、责任感。要创新党组织的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多样化，并尽可能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活动。要强化党组织为群众服务的功能，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三是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要健全选拔任用制度，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关键是建设好干部队伍。要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坚决改变“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做法。对委任制干部要完善任免程序，对选任制干部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要进一步拓宽视野，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四是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要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机制。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监督机制。要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明确权力授受关系，完善党委内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改革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发挥纪委的监督作用。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制定对严重失职、重大决策严重失误、用人失察失误以及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等进行责任追究的具体办法。要推行政务、党务公开，增加国家事务和党内事务的透明度，落实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监督权。
四、古田会议决议是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典文献。这告诉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贯彻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古田会议是在红军初创和根据地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困惑和矛盾的情况下，在红四军主要负责人在思想认识出现较大分歧的情况下，经过当时的中央指导的“九月来信”的基础上召开的。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当时错误思想产生和发展比较严重，因正确的主张未被多数人接受，被迫离开红四军去做地方工作。新当选的前委书记到上海向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等全面客观的汇报了红四军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现实情况，并得到了党中央正确的理解和指示。红四军在后军事上的失利也促使等军事指挥员对红四军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1929年11月下旬，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统一思想认识。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底召开，由传达九月来信的内容，作政治报告，做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由任书记的新的前敌委员会。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是红四军党内统一思想的结果，也是的客观汇报，等尊重现实情况，实施正确指导，、、等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从大局出发，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积极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承认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了党内的集中统一的结果。《古田会议决议》，是在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全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典文献，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开篇之作，奠定了我党我军建设的理论基础。
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上一些曾经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落后于时代，背离了人民，执政能力不断衰退，在广大人民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主体，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所有党员都应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时刻铭记：“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必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这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广大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自己工作的最高标准，切实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切实维护、实现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从而胜利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报2005年1月25日。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
3、卜松林，李学智：《军队政治工作经典文献》，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2003年4月第1版。
4、吴美华：《论执政党建设》，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党政军群范文6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种种困难探索出一条新型的适应当时革命形势的政治传播之路。这个时期的政治传播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传播主体的强大。因此，对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进行探析，对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的内涵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活动进程、影响政治传播客体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策略。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传播既是过程，更是目的，通常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活动或手段。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政治传播，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
一般而言，政治传播主体是指通过一定的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向人们传递政治信息的组织或个人。由此可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同样包括组织和个人两大部分。具体来说，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机构又包括中共党员个人，既包括苏维埃政府宣传机构又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个人，既包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又包括士兵个人，既包括群众性宣传组织又包括苏区群众个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政治传播的重要力量。
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的个性特色
1.主体角色灵活转换
主体身份多重，主体角色灵活转换，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最显著的特征。例如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之一的红军指战员，当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对其进行政治传播及在平时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红军指战员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客体，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但当他们在与白军弟兄作战时，他们通过高喊“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杀工农”“白军士兵弟兄不要帮豪绅清乡来压迫工农”[1]等口号的方式，以及优待白军俘虏兵的实际做法，向国民党官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宣传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红军战士，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又成为政治传播的主体。
又如农民主体，通过开办学校、业余补习学校、识字组、俱乐部等先带动一部分农民的政治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了解我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在这个学习、接受教育过程中，农民无疑是政治传播的客体，但他们在俱乐部、列宁室等群众性宣传组织以及日常生活中，又可以灵活地转换为政治传播主体，变被动为主动，向其他工农群众传播他所了解的中共的思想主张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
再如中共领导人，作为政治传播客体时他们需要通过上党课、夜校、会议等形式学习政治、军事等理论知识，以更好地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作为政治传播客体时，他们在白区与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广交朋友，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我党的思想主张，尽量扩大社会各界对我党的认同和同情，为我党在革命中争取到了更多有力的支持。由此可见，主体角色的灵活转换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最为个性的特色。
2.善于挖掘传播人才
政治传播是实现党的革命任务的经常性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能出色地实现自己的一切任务，成功地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多重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启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把广大工农群众动员起来。而这些成功的取得，与党在政治传播时善于挖掘传播人才不无关系。
一是“量体裁衣”。由于苏区地处农村，物质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低下，缺乏专门的宣传人才。基于此，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传播中经常“量体裁衣”地挖掘传播人才。所谓“量体裁衣”，是指根据传播主体的特长和天赋，各尽所能地进行政治传播。擅长画画的被挖掘出来画宣传漫画和画报，字写得好的被挖掘制作宣传标语和板报，有表演天赋的群众被挖掘出来演话剧等，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和学习，但凭着其独特的天赋，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拥护，积极投入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动员民众的事业中去。
二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中央苏区时期宣传队一般设置宣传员十六人，公差二人，以及挑夫一人，专门负责宣传品的挑运。由此不难看出，中央苏区时期对宣传员的需求很大，但宣传人才短缺也是当时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策略，比如有宣传才能的俘虏兵要用，身体有残疾的宣传人才也要用，不论成分和文化水平，只要具有宣传才能，稍加训练都可以为宣传队所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人才的挖掘，为其当时的政治传播提供了宝贵的人才和资源。
3.因地制宜地制定政治传播策略
一是适应革命形势需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完全服从于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目的在于争取和发动群众，推动革命战争，所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形势制定政治传播策略尤其重要。由于苏区大部分处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农民群众占大多数，而这些群众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较低，于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因地制宜地在通俗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达到了一个顶峰。如，为了解决向不识字的农民进行我党政治思想和主张传播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开展文艺宣传的形式来进行政治传播，如运用话剧、漫画、红歌、喊口号等形式，“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2]101，这些传播形式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二是适应不同的争取对象。对待不同的争取对象，中国共产党也制定了不同的政治传播策略。“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指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2]99例如，优待敌方俘虏兵，不搜检他们的钱物，反对给他们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不愿留的，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使俘虏兵在白军中散布了红军的影响。
4.宣传多样化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政治传播，这一时期政治传播主体进行政治传播时的形式、方法、内容呈现多样化。
首先，从形式上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通常采用的传播形式主要有文字、口头宣传等。包括政治、时事、战地演讲，宣传画、戏剧、歌舞的创作，以及报刊、标语口号等宣传，这些宣传形式针对性强，内容切合实际，鼓动性强，形式丰富多样、生动活泼。中央苏区时期的政治传播工作，一直采用极通俗化的语言，使很多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其次，从方法上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传播主体的要求是：必须抓住群众最切身、最迫切的实际问题进行宣传。从关心群众现实生活入手，带着服务和争取群众的信念去做宣传工作，其次是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问题，结合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最后是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工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的成功实践是因为从思想意识上牢牢把握住了工农群众参与革命的意愿，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利益，把党的思想和主张转化为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使群众接受和认同党的革命纲领，树立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
最后，从宣传内容上看，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主体传播的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认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土地革命的意义，配合苏区各项中心工作组织专项宣传，例如扩充红军支援前线、反贪污浪费、开展经济建设等专项宣传，以及法制宣传。由于红军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缺乏马列主义政治书籍的学习和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相当部分的红军对一些错误的东西不能识别和抵制，对党员和军队内部进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时事形势教育，干部作风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传播十分必要。
5.重视主体自身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