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1
劳动者的荣耀
申纪兰崭露头角，是在李顺达的互助组发展成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业合作社的时候，1951年12月，她说服了公婆，动员全家带头人社。合作社成立大会上，她当选为副社长，社长是李顺达。那时的西沟村，妇女的自我觉醒意识并没有普遍萌芽，传统习俗还是“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申纪兰的任务，就是动员村里妇女和她一样，下田劳动。
1952年4月，申纪兰展开了她的全村总动员，连裹了小脚的女人都被她动员起来。当时合作社规定，男人下田一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5分。申纪兰带领妇女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证明女人干活绝对不输给男人。她由此几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该记一样的工分”。
论争后，西沟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记工办法。当年秋天，长治地区召开互助合作工作会议，申纪兰成为妇女代表。《人民日报》记者蓝敏感地报道了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写成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发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申纪兰的名字，也就从偏僻的小山沟，传到了全国各地。一个多月后，1953年3月，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西沟骑骡子到平顺。然后换卡车到太原，再换火车去北京。”虽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蓝色掩襟布衫”、“宽腰大裆裤”和“绑腿”还是格外扎眼。
这次会议结束，申纪兰又当选为第二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从北京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国际亮相。如同一项政治任务，每人的衣着饰物都由国家配备，还要进行专门的外交礼仪训练，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种细节。最让申纪兰发愁的是化妆，好在代表团里的人很快意识到这个朴实姑娘的难处，尤其是电影演员田华，热情地主动揽下了帮她化妆的任务。
西沟展览馆里，保留了几张当年申纪兰出席世妇会的照片，那个一袭旗袍的短发姑娘，细眉弯弯，嘴唇红润，端庄典雅里透着几分羞涩，不输给任何一个大明星。只是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回到西沟村第二天，申纪兰就把旗袍这些行头塞进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没有穿过，也找不着了。
如今80岁的申纪兰，往事记忆很少停留在关于衣食住行的琐碎细节上，要通过当年的照片，再三追问，才会一星半点流露两句当年情景。她的回忆里始终清晰和激动的部分，只有一种场景――受到领导人接见――那个年代至高的荣誉和骄傲。
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申纪兰在后来的50多年里，不仅先后三次受到的接见，也受到了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那些合影，在申纪兰的家里满满当当地挂了两面墙。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为申纪兰最温暖的财富。
人民代表的记忆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210人的名单里，山西代表团26人，只有4个女代表：劳模申纪兰、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和基层干部李辉。申纪兰还记得，穿着裙子、烫了头发的郭兰英“最漂亮”。当时她的想法很简单，“想参加一次会议，见见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当她知道代表的任务是要，心思更笃定，“一定要把选上”。在选票上的名字下面画上一个圈，成了申纪兰和许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1958年，“”浮夸风盛行时期，她和7个女社长到北京开群英会，请她到家里座谈了3小时。“他问我，你炼铁了没有?我说炼了，我是连长，我说还炼出来了，扇那个土风箱。”“总理说。哎呀不怎么样吧?我说怎么知道这个?他说，机器炼还出废铁呢，你山上那个能炼好?我也只能说是炼出来了。总理什么都知道。”
还有1975年，第四届人大会上，带病做最后一次报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样，掉着眼泪听总理报告。“瞧见他瘦成那个样子在那儿做报告，他坐下了，大家还鼓掌，一直鼓掌，这就是大家心里头的领导人呀。总理多好呀，我们流着眼泪，见了总理那一次，再也见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决策，老人理解起来并不太容易，但申纪兰始终坚信党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觉悟低”。如果再追问，老人会慷慨激昂地把手扬起来说，“就是党和，领导四万万人民翻身做主人，党不会错”。正因为如此，连续11届的全国人大会上，申纪兰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
从1978年的第五届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固定下来，5年一届，人大代表要承担的职责，也不再是画个圆圈那么简单，他们要拿出自己的议案或者建议。对1978年已经50岁的申纪兰来说，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这个从没念过书，不识字的劳模，由此开始认字写字，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写完党的“十七大报告”。当年那个会为报告发言急得团团转的小媳妇，就这样，一点点成长为不用稿纸都能连续讲上几小时党课的模范党员。这些都让她身边的人感慨，“虽说没念过书，理论水平高着呢”。
老人也感慨，现在的全国人大会议“变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举一些具体细节，她想了想说，“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先进多了”。还有，“现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农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过什么荣誉，只要回到西沟村，换上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锄头一扛，申纪兰就回归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边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岗觉得，这是申纪兰“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纪兰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到了妇联，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画圈签字，偶尔参加会议，自己这个主任基本上无事可做，她闲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来打扫卫生，帮别人灌开水，或者留在食堂帮师傅们洗碗。
申纪兰觉得劳动才是自己的长处，于是跟人说：“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人。”以后申纪兰只到妇联来“坐会”。坐下开完会，就回，到西沟村继续劳动。从1973到1983年，申纪兰就这样当了10年妇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四不”――不定级别、不转户口、不要工资、不坐专车。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
扎根在西沟村里的申纪兰，这些年
里遇到过许多找上门来的人，包括全国各地喊冤的上访者。申纪兰坚持自己的原则，告诉上访者们，“相信党，走上访程序”。她会收下那些材料，在开各级人代会的时候，把收到的材料，转交相应的部门。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会给相关部门施加任何压力。这些材料，有解决了的，也有没解决的，称赞和指责，申纪兰都遇到过。
申纪兰自己也分析过这些年转出去的材料，“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传递出来的现象，让她更坚信，“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请、不请吃、不乱说”。
她的严于律己，其实也成为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子女们的愧疚，她说：“瞧人家当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长子)媳妇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长治，但半年多了，我没见过小娥(次女)”；“李珍(长女)在邯郸，我去过好几次，虽然见了人，但是在宾馆，也没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贴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会偶尔说起这些，说的时候噙着泪水。其实这3个子女都是领养的，她没有生育过。她疼爱3个孩子，但从来不会主动用自己的身份替他们铺平道路，相反，她还希望尽一切可能撇清这种影响。
闲不住的劳模
1983年申纪兰从妇联主任卸任的时候，已经54岁了，但申纪兰觉得，为村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1984年冬天，她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从河南到江苏，再到上海郊区。河南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的话让她大开眼界：“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石头多也是资源。”这一路下来。申纪兰听得最多的就是“无工不富”。
申纪兰和西沟村新的创业史也就此开始。他们尝试过很多项目，1989年兴办了铁合金厂，生产硅铁。现任西沟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厂里当过3年会计，他记得，“刚开始运转很好，市场好，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从第二年开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纪兰要亲自出去跑销路，她的面子和影响，有时候还是管用的。长治钢铁厂先是买产品，后来干脆承包了这个村办企业一两年。
西沟村的地理条件太严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两分，最多的也不过五六分。年轻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其实不管是电石厂、饮料厂，还是太原的“今绣西沟”酒楼，都是如此。目前这些产业的利润，只够维持自身运转，并不能充实村里和乡里的账户，直接让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纪兰还在这里，西沟村的一切，无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2
同马向阳一样，刚到村里，各方面都不是很习惯，虽然来之前也参加了培训，听了许多优秀前辈的经验介绍，但是心里还是没有底气。毕竟才从象牙塔中走出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多少都有一点犯怵。走进村中，村民纯真的笑容、质朴的语言让我很快融入进去，一年下来吃农家饭、喝农家水、走农家路、干农家活，也享受到了别样的农家乐趣。
马向阳为村中做了不少事情，而我们大事做不了，就尽量把小事做好。在村中，什么事情都乐意去干从不推脱，干得热火朝天。我的性格本来就比较热情开朗，除了跟着镇上领导、村里两委一起走访之外，我还常常自己去一些贫困、残疾老人的家里，虽然不能给予多少物质性的帮助，至少能够陪他们话话家常，帮他们打扫卫生，让他们不那么孤单。
记得去旌德县孙村乡玉屏村考察学习的时候，他们村的书记说，现在很多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家中全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做好妇女工作十分重要，妇女的工作做通了，那么干什么事情都会顺利很多。于是，我积极跟村中妇女打成一片，工作果然越干越顺畅。
从最开始接触工作到能够基本胜任，是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这个过程不容易，可最后得到“优秀”的结果，比吃了糖还甜。我继续在学习，在摸索，用智慧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而不单单是“纸上谈兵”。
《马向阳下乡记》的电视剧还没有播完，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一样在继续。马向阳戏言下乡就是一场冒险，在我看来这更像一条长长的平凡之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坚定信念、守住原则，在这条平凡之路上干一些不平凡的事儿，当一名真真正正的村官。
起初观看《马向阳下乡记》是抱着好奇的心态，一方面是想看看吴秀波这样一个潮流大叔如何去演绎乡土气息浓郁的乡土剧，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工作的探索，想看看马向阳在下乡时会遇到怎样的问题。意外的是剧中将农村发展滞后的现状反应的很真实，这也让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在村官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而马向阳独特的智慧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更是让我佩服。
剧中成功塑造了一群很典型的农村人物形象，比如腹黑自视过高的宗族大佬刘世荣，唯唯诺诺的马屁精梁会计，精明算计刀子嘴的村主任媳妇等等，形形，但是这些人都是生活原汁原味的农村人，围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转，精于拨弄自己的小算盘，粗糙中见刁钻，蛮横中见情义。生活在农村的我更是知道这些人物的真实性，他们有时候可气，但是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更可爱。写到这想起前些日子的一件小事，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一早等在村委会的门口，见我开门立刻迎上来向我诉苦，内容大致是为了说明家中经济困难，想让村委会予以证明并申请低保补助。我再三解释低保申请有一定的程序，并耐心解释具体的事宜，可是这位阿姨非要让我保证明年一定将她定为低保对象。我自知这件事情不可随便允诺，但又不能生硬地拒绝，最后只能告诉她会去家中了解实际情况，符合条件才能予以上报。阿姨似乎不满意我的答复，但也无能为力，只好失落的离去。之后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位阿姨家中的确有些困难，但是并没有她诉说的那么严重。我虽然因为她的欺骗有些生气，但更多的是想给予帮助，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动她，让她配合村里的工作。
农村生活中复杂的人事关系是很多矛盾的根本，美丽的外观下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农村式的矛盾纠纷要用农村式的生活智慧来解决，而这也是作为村官需要学习的重要课程。针对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从正确的方向去引导村民解决，从而使村民们的思想获得某种实质性的改变。从一个个村民到一整个乡村，逐步转变人们对农村的看法，让他们从内心真正的意识到农村不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村官路注定是充满探索的，我相信这条路越走下去就越会觉得值得。总有一天，智慧的种子会在乡间发芽，那时的农村一定会更加美丽动人。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马向阳下乡记》中主人公的事迹，向我们生动展示了村官的艰难，并非演绎如此，事实的确存在，平实真挚的情感直接触动我们的内心。
剧中马向阳由于一纸调令，来到农村基层一线，从有能耐的、靠谱的、懒散的城市小公务员，变身村庄第一书记，在一年的基层锻炼时间里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立下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铁誓。一个从对农村工作完全陌生、知之甚少，再到逐渐深入爱上这片热土的村官形象，让人产生共鸣。
远离家乡 忠孝难两全
主人公马向阳的老舅失忆住院，由于组织工作安排的原因无法在身边服侍，不得已将老舅托付给朋友照顾。而我们步入基层的大学生村官，由于工作的地域、时间等原因，有时候也的确难尽忠孝两全；在我们毫无怨言选择深入基层、服务农村的同时，没有更多时间陪伴家庭，自然难尽我们应该对家人、亲人等所担当的责任。
环境恶劣 克服环境难
马向阳所居住的地方是一所村内废弃学校改造的场所，没有自己家里那样的厨房、太阳能热水器等日用基础设施，到了晚上更是因为蚊虫叮咬或山野间传来异样的响声而无法安心入睡。这让我联想起刚到村的自己，也是面对类似的环境，也出现过晚上担心受怕的情形。和马向阳一样，刚到的头一个星期很想逃出去，可是慢慢的，“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让自己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人员复杂 融入群众难
腹黑自视过高的宗族大佬刘世荣，唯唯诺诺的马屁精梁会计，精明算计刀子嘴的村主任媳妇等是剧中基层人物的典型代表，如果说生活环境的不适应只是问题最表层的部分，那么农村生活中学会如何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则是更深刻的东西。乡村并不像外表呈现出来的那样恬静优美，而在这美丽的外观下充斥着的各种复杂的人情世故，也令下派到大槐树村的马向阳一时束手无策；正如梁守业的口头禅“大智慧”一样，在农村工作确实需要能与各种人物打交道的智慧，而能将涣散的农村世界团结起来尤其需要大智慧。
改变落后 共圆致富梦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3
揣着村官梦，回到村里面
1990年出生的陈月菊，家住洛河镇淮建村。她是一个恋家的姑娘，高中毕业时，志愿书填的都是本市的大学，最后上的是淮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离家不过20里地；2012年夏天大学毕业后，经过考试考核，她回到洛河镇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被分配在王庄村做村支书助理，这地儿离她家就隔了一条马路。
其实，做村官这事儿对陈月菊来说，多少有点机缘巧合的意味。大四下学期，为期半年的代课实习刚结束，她就一门心思地扎进当年的公务员省考准备当中。毕竟，对于女孩子来说，教师和公务员都是不错的职业选择。可是，一次朋友聚餐却打乱了陈月菊平静的备考生活。即将大学毕业，一堆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好不意气风发。性格不温不火的陈月菊，本来对大家的“高谈阔论”没多大兴趣，可是一位凑饭局的师兄却搅乱了她原本波澜不惊的心。这可不是什么一见钟情的浪漫桥段，是那位师兄谈起的工作经历勾起了她的好奇心。师兄在市里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日常工作中，与各村的大学生村官接触得比较多，村官精彩丰富的工作、生活经历被他描述得美不可言。陈月菊心里多少有些不屑：她自己就来自农村，农村是个什么光景那还不是一清二楚？当村官有什么可美的，绝对是忽悠人。
不屑也好，质疑也罢，可这事却像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她的脑海里。回宿舍的路上，春风轻柔拂面，万千思绪也似被这春风吹斜，一下一下动摇着她做教师和公务员二选一的初衷。校园里的路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点亮了，朦胧的夜色泛起了微微的橘黄，她的心忽地就被触动了，那橘黄一下子让她想起了母亲在厨房忙碌时，头顶上孤独陪伴她的那盏也是橘黄的灯。父亲常年在外，弟弟高中毕业准备去参军，只有母亲一人在守护着那个叫家的地方。“大学生村官”这个职业对她来说突然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于是，一回到宿舍，陈月菊就在网上搜索了许多有关大学生村官的消息，并且毫不迟疑地报了名。
笔试、面试、体检，一直到通知她被正式录取，陈月菊才把自己要回农村当村官的消息告诉家里。这次的轰动效应远远超过了她考上大学那会儿，七大姑姨都闻讯赶来，愣是没一个人支持她。可是，二十来岁的姑娘本就是任性的，这一次，她要潇洒“转身”，扎根农村的信念无比坚定。
家人是她的软肋，陈月菊知道，要想潇洒走一回，还得先说服母亲。那天晚上，陈月菊拉着母亲的手，促膝长谈到深夜，这在她们家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其实，陈月菊要做村官可不单单就是任性那么简单，作为家里的长女，父母的辛苦，她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回到农村，她要利用自己学得快、点子多、有知识的优势，推广新型农业技术，让和爸妈一样辛苦劳作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女儿的一席话让母亲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女儿的成长更是让母亲欣慰不已。
村官不是官，干好不简单
2012年8月27日，是陈月菊到村任职的日子。这个日子，陈月菊每每都觉得就在昨天。
那天，镇里的分管领导领着她来到王庄村村委会，村支书的欢迎词特别到让陈月菊想哭――“我希望你今年国考就考走，越早走越好。”这么一句话让陈月菊如坠云里雾里，毫无心理准备的她不知道支书这唱的哪一出。陈月菊沉下心一想，这不对啊，自己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女孩，鼓足勇气，兴致勃勃地来到农村，还没一展手脚，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怎么就被下了“逐客令”？任性姑娘的那股子劲头又上来了，陈月菊毫不示弱地说：“我来这里不是想镀层金就走，我来是要干事情的。”嗬，这小姑娘才来第一天居然就跟支书叫起板来。没想到，支书不但没生气，反而高兴地乐了起来。
大学生村官这股新鲜血液加入新农村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只是大家都抱有怀疑态度，担心这些有知识、有学历的年轻村官们只是走个过场，图个新鲜，时间干不长。陈月菊的硬气表态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基层工作并不清闲，刚到村，就遇到市里领导到村检查工作。王庄村这几年在各项工作中一直成绩突出，市妇联就想助推一把，有意将王庄村建成省级“新风文明示范村”。陈月菊就拿着本子跟在领导后面，领导说需要什么材料，要组织什么活动，也不管懂不懂，她都给逐条记下来。遇到不懂的名词术语，她就在网上查；需要录入电脑的材料，她就搬出档案记录，整整几大盒资料，她硬是在其中抽丝剥茧般整理得条缕清晰；过去村里办过不少培训和文艺活动，可是都没有生成记录，她又挨个去找当事人回忆，然后再形成文字材料。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所有材料经过反复修改、删除、补充，最后终于通过，王庄村评示范村的事也最终实现。陈月菊到村的第一战总算圆满结束。
看见小姑娘工作起来那股子踏实劲，村里的干部们总算放下心来。支书还私下里向陈月菊传授“武功心法”――“一要两不许”。一要，见到村民要先打招呼；两不许，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穿裙子。刚开始陈月菊还很不理解，以为这是支书给自己下的“紧箍咒”。可渐渐地，主动打招呼让她和村民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再到融洽，朴素简单的装扮不仅方便了她走村入户、东奔西跑的工作需要，也为她赢得了村民的赞许。这时的她才明白，有一种美叫“朴实”，有一种力量叫“热情”，而在基层工作，这两样东西就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有力法宝。
在村里工作，几乎是没有休息日的，群众利益无小事，所以一旦有人找她办事，哪怕是周末，只要一个电话，陈月菊也会二话不说骑上车就往村里赶。入村2年多来，她走村入户600余次，开展政策宣传讲解52次，帮助180余户家庭解决困难，累计为民办事375件。
2012年，王庄村成为安徽省第一批美好乡村建设中心示范村，先后修建隔离带5000米、绿化带1200米，栽种冬青、香樟和各类花草42000余株，改造垃圾房28座，并建起了660米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墙，完成1670米的支路延伸工程。此外，陈月菊和村两委班子一起，还为村里12户五保户、困难家庭争取了危房改造，新房子虽不宽敞，但是总算给了大家一个安身之所。
2013年村里举办了两次“有奖批评大会”，作为活动策划者，陈月菊熬了几个晚上起草活动方案。最终，大会完满举办，群众们提出的20余条代表性意见很快得到解决，大会的奖品有节能灯、控油壶、图书卡等，不贵但是很实用。“有奖批评大会”还被当作典型基层工作经验受到省市媒体的关注。“有奖批评大会不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因为在美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村民既是参与者，又是监考官，更是打分者，我们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陈月菊说，“比如，如何让村民敢于挑刺，让意见辣得够味；奖品怎样设置既让村民喜欢又能宣传文明新风理念。”
每年夏秋季节，是农村秸秆禁烧工作的重要时期。陈月菊这么个柔弱姑娘就跟着村干部们一起，戴着草帽、挂着毛巾，顶着炎炎烈日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洛河大湾里，巡查、听意见、送水送饭、联系收割机主、报送禁烧信息。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也晒得黑黝黝的直蜕皮，可是无论多辛苦，她都咬牙坚持。
干部好不好，老百姓心里那是明镜一样。2014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们高票选举陈月菊任王庄村党总支副书记。
世界那么大，这里挺好的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封女教师的辞职信引发网络热议好多天，也触动了很多人那颗蠢蠢欲动的心。可是对于陈月菊来说，陪伴家人、顺利开展工作、能为村民们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她就觉得无比开心。而只要是开心的，哪里都是精彩世界吧！
陈月菊用心为村民们办事，村干部和村民们也真心把她当作自己的家人。美好乡村建设验收考核那阵子，村干部们几乎是每天24小时连轴转。可就在那个时候，陈月菊的母亲生病住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父亲和弟弟都在外地，担子一下子全压在了陈月菊的肩上。几乎是带着命令的口气，支书让她回家照顾母亲，验收的事不要多操心。可陈月菊怎么也不忍心耽误工作。于是，白天她请姨妈和表姐轮流在医院看护，晚上下班之后，她就把电子材料拷进U盘，带上参考资料和电脑到医院。做完手术的母亲行动很不方便，陈月菊要伺候完她洗漱让她睡觉后，才能开始工作。为了不打扰母亲和病房里其他人休息，陈月菊在医院的水房里找到唯一一个公用电源，终于可以用上电脑。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多修一米路，老百姓就少走一趟泥水路。陈月菊说，为大家办好每一件事不是为了博夸奖、求表扬，而在外人看来，帮助别人似乎是她的一种兴趣爱好。
2014年12月的一天，陈月菊在QQ群里看到一则网友求助：妻子在淮南市妇幼保健院生产，需要Rh阴性B型血。陈月菊得到这个消息后，立马向领导请了假，从王庄村打车直奔妇幼保健院。原来，早在2009年的一次无偿献血中，陈月菊意外得知自己是Rh阴性B型血，属于稀有血型，随即就加入了稀有血型联盟。
这已经不是陈月菊第一次帮助别人了，2012年，她就曾为淮南的一位准妈妈输过血。
到村工作后，陈月菊继续发扬这种助人为乐、热心公益的精神。她加入了《今晚800》大通志愿者服务点，重阳节里，给桃源居老人送过糕点、打扫过卫生，组织过精彩的文艺演出；大年初五，她和淮南摄影爱好者一起赶赴大通区孔店乡，为那里的留守儿童拍摄全家福。“爱心不是简单的付出和给予，而是要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倾听他们真实的需要。”
她还发动40名热爱文艺的村民，组建了“巾帼腰鼓队”，与健身舞蹈队、合唱团、锣鼓队一起组成了“王庄村民间艺术团”。她和村两委利用省妇联奖励的3万元活动经费，为艺术团购置了演出服装和道具，并动员50名妇女组成“巾帼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节能环保、文明创建、科普宣传、关爱弱势群体等宣传教育活动，既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又有效地推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工作中很多时候，陈月菊会被村民的淳朴深深感动。秸秆禁烧后不久，一年一度的村官考核又到了。那天天气很热，她吃完饭正在录入失地保险信息，楼下传来了喳喳的说话声。陈月菊下楼一看，只见是村里的几位老党员坐在走廊里，毒辣的太阳把他们的脸晒得黑红黑红，衣服也湿透了。她赶忙问：“这么热的天赶来，是不是有急事啊？”其中一个老大爷乐呵呵地说：“小鬼丫头，听书记说今天要来考察你，我就让你大娘早些做饭，吃完就来了。呵呵，怕赶不上给你说好话啊。”冒着近40℃的高温，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提前一两个小时赶过来，就怕错过给她这个“小鬼丫头”说上话。陈月菊鼻子一酸，眼泪不由得就掉了下来。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4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经历肯定很难忘，能说一说吗？
申纪兰（以下简称申）：1954年9月，我骑着毛驴走出大山，到了县城再坐大卡车到太原，赶了几天路才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山西代表团有26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歌唱家郭兰英、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基层干部李辉3个女代表。当我知道这次代表的任务是选举国家主席时，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选上！去北京开会前，我每晚都要认真练习画圆圈，决心要在的名字下把圈画得大大的，圆圆的。在中南海怀仁堂，我和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出了国家领导人，使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见到了。在旧社会，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见到国家领袖的，妇女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又怎么能关心国家的大事？
记：您是全国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对哪一届人代会印象最深刻？
申：印象最深的是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届人代会上，带病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他老人家身体虚弱，还坚持站在台上作报告，我和许多代表都流下了眼泪，不断鼓掌，总理也感动得坐下又站起来。我记得当时的报告只做了一半就没能继续下去，大家只能含着泪去讨论。我曾受邀去过家，向他汇报西沟村荒山绿化的战果。总理很高兴，还鼓励我多植树，说树多了可以保持水土。多少年来，的话一直激励着我。
记：您从一个不识字的劳动模范，到现在成为一个履行职责的楷模，是如何做到的？
申：我上过扫盲班，也跟孩子们一起上过学堂。学会认字后，我听新闻、看报纸，领会党的新文件、新精神就轻松多了。这么多年，我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2007年，我还花了40天时间，每天早起，一字一句地抄写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前开人代会，我只会画圆圈儿。现在，每次开会前，我都会走访周围群众，把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带到会上。开会时，我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庄严地按下表决器，还要就我所关心的“三农”问题和山西的发展问题提出议案。让我高兴的是，现在人代会越来越规范，我提的每一件议案都得到了回复，哪些落实了，是怎么落实的，哪些还没有落实，问题出在哪儿，今年落实不了的，明年还可以再提，很多问题就这样逐步得到了解决。比如我提出关于尽快解决山西农村干旱地区人畜饮水困难的议案后，山西省下大力气采取措施，很快解决了农村的饮水困难问题。
记：60年来，您觉得咱们国家的人大制度都有哪些变化？
申：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以前是举手表决，现在是按键，电子计票。现在的人大代表素质也越来越高，就拿去年来说，有九成代表受过高等教育，还有1000多人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代表们的履职水平也越来越高。现在开人代会虽然会期不断缩短，但民主气氛越来越浓，需要审议的事情越来越多，代表们也都能畅所欲言。每参加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学习，也是一次提高。
记：您是德高望重的全国人大代表，向您求助的人很多吧？
申：每年我都会收到很多外省市老百姓的来信，有的是反映他们的冤屈，更多的是反映迫切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除了来信，还有许多老百姓千里迢迢来找我反映情况。对每个来访者，我都耐心接待，安排他们吃住。有一年，一位60多岁的妇女来找我，一进门就给我跪下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让她有话好好说。她说她来自四川，女儿被县领导的儿子霸占了，丈夫上访却被活活打死。这样的事情让我很气愤，全国解放都这么久了，怎么还有这种欺压百姓的恶霸？我一定要过问。后来，我把她的告状信转给了有关部门，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坏人终于被绳之以法。前年有一位山西其他地方的老人找到我，说他的儿子在一家企业上班，遭老板诬陷被判了刑。我对他说，你有冤我一定过问，并专门到检察院了解情况，最后为他儿子洗清了冤屈。 与时俱进带领乡亲闯市场
记：您曾担任过10年的山西省妇联主任，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申：1973年，我被任命为山西省妇联主任，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位置，因为我文化水平低，没有机关工作经验，在村里比在城里更能出上力。我如实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但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带着行李去了太原。到任后，我很难进入角色，不习惯坐沙发，也不习惯坐办公桌后面的大椅子。每天打开办公室的门，总有走错门的感觉。省妇联的日常事务都有分工，几个副主任各管一头，我主管全面工作，除了偶尔参加会议，在文件上签字、画圈外，几乎没有别的事情。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就找事情来做，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办公室，打扫完自己的办公室，再打扫公共的。第二件事是打开水，灌满自己的水壶，再把别人的水壶灌满。后来，就连打扫单位厕所的活也被我承包了。在机关食堂吃饭，我吃完饭还会留下来帮炊事员洗碗刷锅。有人说我不像个厅级干部，倒像个打杂的。我觉得有事情做心里舒坦，别的就没管那么多。
记：当年您为什么不把户口迁到省城呢？
申：当时人事部门要为我转户口，我想，户口一转我就不能算农村人了。为此，我回了趟西沟村，向几个知己讨主意，她们都说：“你天生就是个出力气的人，受人领导行，领导别人不行，你这样整天没事干，像个摆设，长期下去非弄出病不可！”这些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也拿定了主意。回到太原后，我向组织声明：不转户口，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坐专车，我仍要做西沟人，反正在西沟村比在省城更能出力气。组织上对我的决定很不解，我诚恳地说：“我是长在地里的庄稼，离了土就活不成，何况我向保证过，要把西沟村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村，我还怎么绿化荒山？”组织上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当了10年的省妇联主任，每年在西沟村至少挣150个工分，最多的一年挣了250多个工分。我一年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靠在西沟村的这部分劳动收入，省里给我的职务补贴，大都花在路费上了。1983年，我从省妇联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省委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啥要求也没有，只请领导让俺回西沟村。”
记：现在您还担任着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不拿工资吗？
申：从省里回来后，组织上又安排我当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一再向组织声明：“当人大副主任既要有德，又要有才，俺识字不多，本事不大，当不好这个主任，对不起人民。”可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来当这个副主任，还要为我转户口，定级别，配专车，我又回绝了。我说：“我的岗位在西沟村，户口在西沟村，级别也在西沟村。”市人大几次换届，我都当选副主任，但这些年，我一直住在西沟村。我知道，我就像是一棵树、一株庄稼，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土地。
记：这么多年，听说您外出办公花的也是自己的钱？
申：我外出联系业务，坐的是公共汽车，住的是价格很低的小旅馆，吃的也是最便宜的饭菜。为了给村里办事，我每年的车票、住宿费少说也有几千块。但我从未在村里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花的都是国家每月发给我的生活补贴。我当了30多年厅级干部，每月只拿村集体150元补贴，这两年才拿到300元补贴。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把自己攒下的15800元钱捐了出去。
记：虽然您年纪大了，但带领西沟村的乡亲办了不少企业，很不简单！
申：时代在变，观念也得变。1984年冬天，我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了许多先富起来的地方。在河南新乡刘庄村，当时的老支书史来贺对我说：“老申，光靠种地富不了，赶快上工业吧，西沟村石头多也是资源。”是啊，刘庄村光企业就有20多家，让我羡慕不已。考察回来后的几年内，西沟村陆续办起了铁合金厂、磁钢厂，还利用山里盛产的核桃加工成饮料。1998年，西沟村成立了山西纪兰产业公司，公司下属集餐饮、住宿、娱乐为一体的“西沟人家”相继在太原开了6个分部。这些年，很多人想借我的名发财，都被我拒绝了，但对群众有利的，我同意。西沟村办厂，党支部考虑到我的知名度，决定把“纪兰”的名字用到产品上。我说：“只要对群众有利，怎么都行。现在是商品社会，要把东西卖出去就得做广告，咱也得跟上形势啊！” 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根本
记：能说说您的家庭情况吗？
申：我和老伴张海良早年是娃娃亲，他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连级干部，回国后又到南京炮兵学院进修，后来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为了家庭，他转业后回到长治市工作，在城建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我有3个孩子，从小我就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孩子们很懂事，也很努力，大女儿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了大校军医的岗位。二女儿先是修马路，后来凭自己的业绩，调到了单位公安科。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先是在长治市市政处工作，后来通过考试，成了一名乡镇武装部干事，再后来又成了一家市直单位的纪检组长。3个儿女所经历过的单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我的孩子。为了事业，我对家里照顾得很少，尤其是对老伴，我没能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让他受了不少委屈。1996年，老伴因病去世，我觉得这一生亏欠他太多了。
记：听说当年您在十里八乡还是孝敬公婆的榜样，能讲讲吗？
申：孝敬老人是做人的根本，不孝顺更不配做一名共产党员。在外面工作再忙，回到家我都抢着干活儿，做饭、洗衣、收拾房间，见什么干什么。有一年，我公公病重，丈夫又在外地工作，里里外外都靠我一个人，我守在公公床前，喂水喂药。公公病逝后，为了照顾年迈的婆婆，我和她吃住在一块儿，睡在一个炕上，精心侍候。婆婆患青光眼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为她梳头、洗脸、洗脚、洗身子，变着法儿做好吃的，给她改善生活。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婆婆活到93岁，是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
记：您在20世纪60年代建的房子里住了30多年，对老屋很有感情吧？
申：我是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觉得有地方住就行了。当年在省城工作时，组织上要分给我一套房子，我看到单位一个想结婚的年轻人没房子，就主动让给他了，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前些年，组织上考虑给我分一套房子，我也拒绝了。大儿子在市里没房住，只好在他爸爸办公室里住了7年。我对村里那个住过多年的老房子很有感情，那套房子里只有一张旧桌子、一个旧式小柜子、一张老式木床，这几件老式家具陪伴着我过了好多年。让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那个老屋的墙上，挂满了我与、朱总司令、、总书记、总书记、朱F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房子里连个沙发也没有，但那条长凳子却是我最爱的宝贝。因为当年总理、朱F基总理、总书记先后到西沟村来看望我时，都坐过那条凳子。2006年，村里人全都住上了楼房，我才开始盖新房子。搬家时，那些老家具我一样都舍不得扔，尤其是那条长凳子，我要保存到老，将来放到村史博物馆去。
记：生活中您有什么爱好吗？
申：平时，我最喜欢端上一碗饭，进东家、出西家地和街坊邻居聊天，谁家婚丧嫁娶、满月生日，我都出面张罗。闲下来的时候，我还会打打扑克，只是年龄大了，打着打着就犯瞌睡。年轻时，我喜欢唱歌、编歌，现在没人时也哼两句。当年开人代会时，我和郭兰英一起住，她教给我许多歌，像《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南泥湾》等，我都喜欢唱。当年村里举办拉歌比赛，我还是主力歌手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编了好多歌：西沟妇女真是行，赛过宋朝的穆桂英，事事不离场场到，每次战斗是英雄。我还编过植树歌，有这么一句歌词我一直记得：走一山又一岭，小花背上去播种。那个时候，唱得最来劲的就是《修地歌》：红彤彤的太阳，蓝盈盈的水，照耀我们来修田，不分女来不分男，300亩河滩要修完。现在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我不太喜欢，软绵绵的没劲儿。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5
谌莎莉：从“小事”做起才能做“大事”
“大学生村官应该立足做‘小事’，把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来，逐渐让村民认可，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做‘大事’。”这是原江西宁都县固村镇回龙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全市年龄最小的村官”谌莎莉的感悟。
在回龙村，谌莎莉兼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她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放在了村团组织工作的第一位。在村“两委”的支持下，谌莎莉建立了“回龙留守儿童之家”，制作了在校留守儿童人员名单和基本情况信息表，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定期开展各项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活动。
谌莎莉的另一个身份是村妇女主任。在任期间，她经常走进村民家中，对农村妇女的婚姻生活、受教育情况、生理状况等方面进行调研。她发现，很多农村妇女各方面知识非常匮乏，于是，和县妇联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为回龙村妇女争取到定期免费的知识讲座和免费体检。谌莎莉还在村里建立了“妇女心灵倾诉室”，许多妇女有事儿都愿意来找她这个“知心妹妹”说说。
回龙村外出务工青年很多，谌莎莉在网上建立了“回龙村对外信息中心”的村庄博客，村里的新事、趣事、大事都“刊登”在“村博”上，博客上还有一个“我们的家园及我想对你说”特色栏目，所有村民都可以畅所欲言，为村里的工作提意见、献计策。
罗权：“村民生活有变化，我就成功了”
打引乡位于贵州省惠水县城西南部，距县城66公里，是全县最偏远，经济、文化最落后的乡镇。在打引乡之南的建华村，许多村民还住着茅草房，用水靠肩挑，没有文化也不读书，也没有人外出务工，靠种产量极低的水稻、玉米维持生活。全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
2006年，罗权被派到建华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县种子公司、畜牧局争取到技术和资金支持，采用优良品种，水稻从原来的667平方米产400千克到现在的600多千克，养殖业也从原来几乎没有到现在达到全村家禽15000只，存栏牛500头、猪600头。
2008年年初，罗权看到山上长满了一种野草，上网一查，欣喜地发现此草特别适合养黑山羊。“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乡亲们，大家都觉得是条好的出路。村民们四处借钱，一共筹集了3万多元，买来几十只黑山羊。”起初，黑山羊销售面很窄，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土黑山羊肉独特的口感和功效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县城里有10多家羊肉馆都与建华村达成了购羊协议。仅养殖土黑山羊一项，就能为建华村村民带来人均1000多元纯收入。
可是随着养殖数量增多，道路不好问题难住了村民们。罗权组织村民一起修起了宽5米、长6千米的道路通往乡政府，更好地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该村富余劳动力较多，罗权又与县就业局联系，组织520人进行培训，输送到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务工，真是“一人打工，脱贫一户”。如今，村里已经有12户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新房，改善了居住环境。
现在，已经是村里党支部书记的罗权说：“其实大学生村官不一定要做出多么轰轰烈烈的事，但是我来之后，确实给村民带来一些变化，这就是我的成功。”
王莹：“就地取材”推销文化
王莹是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胡家坨镇于家寨村的大学生村官。刚开始，王莹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她曾经听村民说：“带着钱来我们打鼓欢迎，没带钱来我们不欢迎。”
虽然这话当时听着难受，但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王莹发现这是可以理解，“资金是我们村最紧缺的资源，村子穷，基础很弱，投了钱一时半会也看不到什么效果，上级单位也不愿意投钱。所以村民想要致富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王莹在西安发现，当地的皮影推广得很好。于是她想到，被誉为中国皮影之乡、大鼓之乡的乐亭县也有很多面临失传的特色民间艺术，如何使民间艺术得以保存，并且为村民创造效益呢？
思来想去，王莹觉得利用网络推广这些民间艺术为一条便捷之路。她开设了网店，把皮影工艺品等搬上了网，还与其他大学生村官共同策划了“冀东文艺网”，“冀东文艺网”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很快就可以正式上线。
此外，作为乐亭县大学生村官联系促进会主管网络部的副秘书长，王莹参与并主持建成了“乐亭县大学生村官网”，和她的伙伴们正在推动一村一网页的“联村在线”计划。计划落实后，在全县234个大学生村官任职的村，每村都将建成一个宣传推介招商引资的平台，以信息化的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娄建：“村网”创收
在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王孟乡汤店村，村主任助理娄建中上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信息化的“电脑”和“农村”联系起来。娄建中对村里所有家庭进行了摸底调查，结果发现，全村226户家庭只有13家有电脑，而且这些电脑多数成了“游戏机”。“咱农村要想信息化，首先要让村民们懂得如何利用网络信息。”娄建中尝试着利用村室的远程教育电视，对村民进行网络基础知识的指导。这次小小的尝试也拉近了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2009年5月，临颍县大学生村官办公室创新性地提出建设“一村一空间”的工作思路，要求每位村官把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和工作成绩展示在村网上。娄建中觉得，“这种模式非常适合我们‘80后’的年轻人”。从那之后，娄建中多了一项重要工作――通过网络为村民提供及时大量的信息，同时将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到“村网”上。村民也可以在留言版里匿名留言，把平时不方便说的话和好的意见建议通通说出来。
为发挥“村网”的作用，让村民从“村网”中得到实惠，娄建中把村里的农产品搬上了网。没想到，真的有客户联系娄建中咨询价格。去年，汤店村种植的冬瓜以每千克高于本地0.04元的价格，被湖北商户订单收购，平均每667平方米地为村民净增200元的收入。今年，汤店村的冬瓜在5月就被温州的商户订购，价格比往年高4分钱，村民切切实实尝到了信息化的甜头。
妇联主任跟村书记那些事范文6
三年不知不觉问过去。李济远夫妇的宝德书院，已由最初单纯的图书借阅室，发展为教授国学、书法、音乐、绘画、体育的课堂，不变的是，所有这一切依旧是免费的。
在李济远和单美华夫妇的熏陶带动下，他们上初中的儿子李德正也加入到这项爱心行动中，充分利用自身所学书法知识，回到宝德书院教授村里的孩子练习书法。李济远的母亲和继父则承担起后勤保障工作，帮着照看孩子；大伯是村里的五老志愿者，经常到书院给孩子们讲村史；二叔见李济远家大部分房间都供孩子学习，就把自己的房屋腾出一部分，让李济远夫妇居住；三叔是特教学校的教师，闲时会来教课；小叔爱好传统文化，曾协助李济远编写《宝德童蒙录》；舅舅则腾出房屋让远道而来的志愿者居住。
不仅如此，李济远单美华夫妇身边的朋友、同事也加入到爱心行动中，高密市太极拳协会的志愿者每周六都来教孩子们打太极拳，李济远的同事毕立刚闲时来书院教篮球课。青岛农业大学的志愿者每年都会来支教，教孩子们绘画、手语、魔方、九连环、象棋、武术、舞蹈和手工制作。
创办书院免费教授孩子国学知识
李济远在高密市张鲁小学教五年级语文，单美华则在冯家庄小学教语文，夫妻二人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参与了多项志愿服务活动。
长期生活在农村，李济远夫妇发现，周边村庄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留下孩子在家，生活单调枯燥。而且，冯家庄村西是胶河，村东是潍胶路，安全悲剧时有发生。
2013年“五一”期间，在李济远任教的张鲁小学，一名二年级学生溺水，抢救52天后不幸去世，这深深触动了李济远的神经。
“再不行动，更待何时？”回家后，李济远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单美华，两人―拍即合。
说干就干，二人腾出结婚以来一直居住的南屋，自费购置电脑、空调、课桌、图书等。当年7月8日，宝德书院正式开张，供周边村庄的孩子免费读书、自习。
“很多人以为时间长了肯定要收费”
“一开始来读书的孩子不到五个人。”回想起书院创办之初，李济远略带尴尬地笑了起来，“很多人以为―开始不收费，时问长了肯定要收费，就不敢来了。”
为了践行自己的承诺，李济远到当地民政部门申请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自己担任法人代表。与此同时，他还对书院进行档案式管理，将书院发展中的大小事情以图片形式存档。“之所以建立图片档案，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更好地将这件事做下去。”
如今，李济远家的南屋，俨然是一个图书室的模样。一排书架占据了很大空问，文学、社科、漫画等各类图书整齐摆放。李济远夫妇还制作了读书卡，上面除了借书人的姓名、借阅时间等基本信息外，还记录着图书摘要、认识了哪些生僻字和词语、精彩段落摘抄、读书感想、家长评语等。
此外，李济远夫妇还将西厢房、阳台和大门过道部腾出来，摆上课桌，改造成教室的模样。
如今，每年暑假前来读书学习的孩子达到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每天下午放学后前来读书学习的孩子更是不计其数；图书室藏书也达到上万册。
宝德书院六成学生是留守儿童
在宝德书院学习的孩子中，留守儿童占到了六成以上。
“宝德书院所在的冯家庄村位于胶河边上，村民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平日村里的青壮年基本上都在外打工，只留下孩子跟爷爷奶奶在家。”李济远告诉记者，在留守儿童中，约有八成是家长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家；约一成是家长在外地打工，仅在节假日回老家陪父母孩子；还有―成是外来务工子女。
农村生活比较单一，学生放学回家后不像城市孩子读兴趣班、辅导班，有些孩子会帮父母干农活，更多的孩子则是窝在家里或者去大街上玩耍，以此打发时问。宝德书院的成立，不仅是冯家庄村的孩子受益，周边村落的孩子也跟着沾了光。
“孩子父母都在外面打工，以往暑假都把孩子圈在家里，怕跑出去惹事；在家里就是看电视打发时间，时间长了对孩子眼睛不好，但又没别的好去处，出去还担心安全问题。”此前采访过程中，冯家庄村村民李秀美告诉记者，书院成立后，她就让小孙女到书院W习，“可满意了，能学到知识，家长上班也没了心事。”
为了教孩子吉他，自己练了一手泡
“读师范的时候学过吉他、口琴和竖笛，这些多年没碰，如今又拾起来了。”为丰富孩子们的假日生活，李济远自费购买了竖笛、口琴和吉他，免费教授学生。
为了重拾吉他，李济远的左手指尖磨破了皮。“十来年没弹吉他了，自己熟悉了才能教学生。”
单美华也不甘落后，教《论语》之余自学画画，然后再教授学生。
在此前的采访中，记者看到宝德书院的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上午第一节打太极、跳舞，第二节国学，第三节绘画，第四节阅读；下午第一节书法，第二节《论语》，第三节艺术；周六上午太极拳。
“我们不以文化课为主，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绘画、书法等活动上，让孩子们在这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李济远说，非假期时，孩子们每天下午放学后来书院看书、写作业。周六则安排社会实践，带领孩子们到敬老院服务，到胶河畔植树，或是到莫言文学馆当志愿者，周日则是学习国学知识。
为了教授国学，李济远编写了《宝德童蒙录》，录入国学常识和高密当地人文知识。单美华说，那段时间，李济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个暑假瘦下来十多斤。
“像这样义务教课的，不大好找了”
冯家庄村村民单既海的小外甥在高密城区读小学，暑假也来到宝德书院学习。
“像这样义务教课的，不大好找了。”单既海说，书院成立后，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乱跑乱窜，在书院里热不着渴不着，还能学习文化知识和各种乐器、武术，对孩子的将来肯定有好处。
匡家庄村的单联梅有个八岁的孩子，以前放学后就在家玩。如今，孩子到书院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家长总算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