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城的诗范文1
唐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①，是唐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长安城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不仅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长安城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正是在承载与拓展的过程中，在与周边文化地理环境、都城建筑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诗人的创作心态日益成熟，诗歌的审美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关键词】 文化地理 长安城 唐诗 审美 境界
唐长安城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美学典范。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长安城建筑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关中地区的地理形胜，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之建筑格局以及内在的建筑语言，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关系等，都是促使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同时，唐代诗歌对唐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着长安城乃至长安文化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唐长安城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长安城建筑美学走向延伸与发展。
一、长安城的文化地理内涵与
唐诗审美理想的表达
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②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关中立都③，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④。郑樵《通志略·都邑略第一·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⑤关中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⑥；“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⑦。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关中地区还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所谓：“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⑧就微观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关中平原由北而南大体分为三个地理单元：第一个从渭滨至龙首原，第二个从龙首原至少陵原，第三个从少陵原至秦岭。第一与第三单元均不利于建造都城⑨。第二单元东西近2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都城设计者有可能在平塬坡谷间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唐长安城广大的面积已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特点⑩。
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地理内涵，对唐诗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唐太宗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十首其一，《全唐诗》卷一）表面来看，它似乎是南朝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余绪。然而，历仕梁、陈的张正见不可能见识京洛都城的现实景象与气象。《帝王所居篇》依靠传统的语汇、陈旧的意象组织京都诗赋题材，但其创作动力依然未脱宫体诗的窠臼。《帝京篇》则不同，统领它的不再是魏晋、南朝以来陈陈相因的宫廷咏物习气，而是新兴王朝崭新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艺观：“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故述帝京篇，以名雅志云尔。”（《帝京篇·序》，《全唐诗》卷一）
显然，真正主宰、驱动《帝京篇》内在激情的并不是《帝王所居篇》这一类作品，而是漫游丰镐的慷慨情怀，驰心尧舜的哲思雅志。诗中的长安城不仅是太宗“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帝京篇·序》）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实践“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帝京篇·序》）的政治舞台。因此，《帝京篇》所呈现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而成的英雄主义崇高感。这与其说是美的境界，倒不如说是善的光辉，是借助长安城的地理、建筑形胜，对唐朝政教文治思想的阐发与表达。
与太宗诗中的雄奇壮美相比，唐玄宗与贺知章的诗作形成一种强烈的美学对照与和谐补充：“太华见重岩，终南分叠嶂。郊原纷绮错，参差多异状。”（唐玄宗《春台望》，《全唐诗》卷三）“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岧峣双阙映。”（贺知章《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二）它们无意表现山川田园的纯美意境，而是再现沃野良田的丰饶富足。它唤起我们对关中平原辽远开阔的审美想象，但驱动想象的并不是孤芳自赏的隐士情怀，而是孕育苍生万物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殷实丰厚的关中土地。可见，关中平原之美的基础在于养育之善，它与太宗诗的政教之善相呼应，形成关中文化地理风貌的另一类审美形态。
如果说唐太宗、玄宗、贺知章等人更多是借助长安表达政治家的德政、善政理想，那么，卢照邻与骆宾王的全景式描述则更加细致深入，也更富于文学与审美的气质：“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皇居帝里殽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这两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长安城地理环境以及建筑格局为间架结构，以长安城的宫廷、市井风情为主要内容，以长安城的荣枯兴衰为基本格调，表现出有别于传统都城题材的新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它是一种活泼新鲜的生活，一种真实健朗的情感，一种盛衰无常的警觉与幻灭。诗中确实还有宫体诗的残影，但卢、骆的创作毕竟完成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
长安城显然是表达这情感、欲望与幻灭的典型意象。在初唐人眼中，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似乎都可透过长安城的古今兴衰表现出来。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预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独立。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结尾转向对都城生活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城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独立思考。它的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他代表着上升中的世俗士人阶层的态度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不仅是唐太宗《帝京篇》的延伸与扩展，也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而唐长安城建筑的新基址、新格局、新观念便是支撑这时代精神的文化地理因素。
二、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与唐诗的多元审美形态
关中地理形胜的特点是高峻中有开阔的伸展，唐长安城也因此显示出不同于前代都城的布局特点。
《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京城·再筑京兆城》载：“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
对于宫城居郭之西而市在郭北的传统都城制度而言，坐北朝南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使宫城雄踞龙首原高坡，造成独尊全城的气势。它符合天子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礼治思想，也是朝廷举行元旦大朝会的实际需要。长安城还一改“城”、“郭”混居的旧制，在宫城之南专建皇城设置行政衙署，并大大扩展外郭城面积，明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界限与职能，形成北拥宫城，南临皇城，以南北向中轴线为准东西对称的棋盘式整体格局。作为唐诗创作最重要的基地与人文环境之一，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影响着唐代诗歌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形态。如袁朗所作《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以下简称《望京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
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全唐诗》卷三）
袁朗家族本为江左世胄，陈亡而徙居关中。《望京邑》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笼。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从“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活跃的市井生活画卷。
与唐太宗、卢、骆的《帝京篇》相比，《望京邑》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一）它以宫城—皇城—外郭城建筑格局作为构思全诗的框架，呈现出逐层推进、渐次开阔、错落有致的艺术结构。如果说长安城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望京邑》则是由长安城的建筑语言建造的诗化长安城；（二）作者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其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从而在整首诗中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三）它借助唐代真实之长安而非陈旧的都城题材，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其语言、意象虽然还残留着宫体诗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却代表着时代的美学理想。
类似艺术结构与审美境界的诗还有不少。如：“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阊阖雄里，城阙壮规模。”（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二）“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沈佺期《长安道》，《全唐诗》卷九五）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由宫城高峻的龙首地势起笔，接着渲染皇居帝宅的壮美，再由皇城推及辽远的外郭城与郊野，由此形成一个开阔而整饬的审美空间——雄阔的地貌，错落的层城，尊贵的君臣，欢乐的百姓，它们表现出政治的和谐秩序，长安的和谐建筑，诗歌的和谐美感，其核心则在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和谐。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则是仅次于宫城的第二重城。它北仰宫城，南俯外郭，是百官理政的中央衙署。其建筑格局不仅便于拱卫宫城，也便于君臣处理政务。
皇城与百官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霄……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二〇一）按《唐两京城坊考》，刑部署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岑诗首二句叙省中寓直，又二句言刑部迫近宫城。玩其诗意乃称誉圣上体恤礼遇郎官。“笔为”二句描述郎官的日常工作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圆满心态。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透露出恭顺谨肃的生活气息。
再如苏颋《奉和崔尚书赠大理陆卿鸿胪刘卿见示之作》（《全唐诗》卷七四），诗云：“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指吏部所属之尚书省位于皇城第三横街南承天门街东。吏部官署位于尚书省都堂以东，大理寺官署位于皇城第四横街北，故次二句云：“吏部端清鉴，丞郎肃紫机。”鸿胪寺位于皇城以南朱雀门内，绿槐葱茏，故又二句云：“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全诗融吏部、大理、鸿胪三官署之功能、方位于典丽平和的诗情中，达到“参差交隐见，仿佛接光辉”的美学效果，并传达出“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的德刑兼用之儒家治国理念。
这一类诗语言典雅精致，布局井然有序，情感平稳祥和。这与诗人的郎官府吏身份，与皇城的职能、环境，与其官舍整饬、外邻宫城的布局有关，同时又是规范的政治生活反映：“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
繁缛隆重的早朝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情感的重要寄托：“肃肃皆鹓鹭，济济盛簪绅。”（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〇）“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三）“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里展开了另一个美的天地，一种祥和、秩序的氛围，它传递出农业文明安宁、稳健的生活节奏与韵律，反映了唐士人饱满安谧的社会心态。它与皇城肃穆整饬的建筑语言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端庄、典丽的诗美境界。
就是这同一类诗题，也会呈现出多元的美学风貌：“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全唐诗》卷一二七）“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全唐诗》卷三一）与刚才的祥和端庄不同，这里洋溢着万国朝宗的骄傲与壮美。其实，虔诚热烈的礼拜与谨肃恭顺的寓直本来就是唐长安政治生活的两个侧面，祥和精巧与恢弘洒脱本来也是皇城建筑美学的两种风貌，它们统一在丰富多元的长安文化中，成为支撑唐诗多元审美形态与情感个性的人文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宫城、皇城建筑美学对唐诗的诸多影响，与唐长安城的建筑理念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关中地区高坡与洼地交错起伏，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如何处置这六条高坡并突出宫城、皇城的位置，成为建造长安城的一大难题。宇文恺解决难题的理论工具便是《周易》乾卦理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宇文恺将六条高坡看作上天设在长安城基址的六条乾卦爻辞，每条高坡上的建筑都能在乾卦中获得理论解释与归宿。
《周易·上经·乾卦》云：“……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六爻的本质在于演示天道人事的盛衰规律。将六爻比作六条巨龙，象征乾卦在变化中孕育飞龙翔天的强健力量，而这正是隋初帝王君临天下的精神写照，也是隋文帝君臣营造大兴城的真实意图。宇文恺以乾卦作为隋大兴城营构的理论基点，用意可谓深远。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既然“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周易·上经·乾卦》）象征真龙天子的出现，宫城就该建在“九二”高坡即龙首原的最高处。政府衙署是行政中心，应建在紧邻“九二”高坡的“九三”高坡上：“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上经·乾卦》）这爻辞是对忠肃辅政之百官的最佳描述，而百官寓直皇城的恭顺氛围，早朝、寓直诗的秩序与规范之美，也正是通过“九三”爻辞的深层内涵获得了与长安城建筑文化内在的联系。
三、长安城的建筑美学与
唐诗胜景的形成
宫城、皇城是唐长安城的核心，外郭城则是长安城的主体，是百姓的生活区域。它的建筑布局有两个特点：（一）由于处在开阔舒缓的小平原，因而得以建成宽敞整齐对称的街衢里坊，展现出宽阔和谐的审美景观；（二）由于坡地起伏造成局部地理环境不和谐，需要修整改造部分洼地、高坡，使长安外郭城的整体布局趋于和谐完善。
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亦一代精制也。”长安外郭城共有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一百余坊，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全唐诗》卷四四八）的网状建筑布局。坊里则是封闭式方形布局，四周环筑坊墙，这固然有“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安全实用功能；同时，环环套筑、往复相连的坊墙与平直如弦的宫墙、街衢，也营造出稳固简约、单纯明快的美感氛围。人们在方正如一的宫墙、城墙、坊墙、街衢中行走，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大唐长安的审美理想，都在外郭城这平整、开阔、简明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南陌北堂连百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
除了坊里街衢，名胜景区也是外郭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设计更见出宇文恺的独运匠心，也更能体会长安外郭城地理风貌与唐诗审美意境的微妙关系。曲江池是唐长安城的风景名胜，造就了不少的名篇佳句。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二二五）“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卢纶《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二七九）等等。其实，曲江最初并非名胜，只是经由宇文恺的精心设计，始得大放异彩。前文曾述，宇文恺巧妙利用高坡地形，突出宫城、皇城位置，并使局部建筑之间和谐统一。高坡的设计如是，坡间洼地也需精心规划方能化丑为美。曲江本是少陵原上的洼地，好似高坡上的疤痕。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因地制宜开凿成人工湖供百姓游览。从玄宗开元年起，朝廷不断扩建曲江池，以致“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
在洼地修筑楼阁固然有助于宴游观赏，同时对凹陷地区也是一种地理补偿，并借此达到长安城整体和谐的美学效果——这正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一个重要建筑美学原则：“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屹立在长安西南低洼处的木塔，与周边的高大建筑竞丽争辉，弥补了地形上的缺陷，也给诗人俯瞰渭川南山提供了崭新的审美视角：“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竹绕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全唐诗》卷一六〇）“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岑参《登总持阁》，《全唐诗》卷二〇〇）
其实，即便同样是高坡，设计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九五”高坡乐游原虽然高于“九二”高坡龙首原，却无缘成为宫城、皇城基址，只能化为长安城的一道风景。因为按照宇文恺的设计理论，乐游原这条高坡对应《周易》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的卦辞：“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于是，宇文恺索性因势利导，将其供给京城士女游乐之用：“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祓禊。”
登上乐游原，诗人的目光驰骋开去，思接千载，神游万境，将繁华的长安生活，庄严的皇城宫掖同悠远深沉的秦汉故事融通一气，使本来就浑厚爽豁的乐游原更加雄伟、壮阔：“高原出东城，郁郁见咸阳。上有千载事，乃自汉宣皇……歌吹喧万井，车马塞康庄。”（韦应物《登乐游庙作》，《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雄浑健举的诗风，固然得益于健朗的时代风会，而乐游原高屋建瓴的地理形胜也是催化诗心、诗风生成的重要因素。
乐游原还有另一番卓荦不群的气象。在《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中，王维写道：“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全唐诗》卷一二七）与宏阔的《登乐游庙作》相比，这里弥漫着超然达观的散淡清妙。也许由于乐游原偏处东南一隅，远离宫苑且多有寺观，此地的坊里宅院也便拥有了超逸清远的气质：“不觅他人爱，惟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全唐诗》卷四四二）这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表白，其中不免有“省史嫌坊远”、“鬓发各苍然”的落寞无奈，但在远离宫苑、百司的新昌坊，这样的表白似乎更凸显了中唐士人行藏出处的两难境遇。沉默的新昌新居不仅因此浸染了浓厚的人文情怀，也成为诗人表达思绪最适宜的地理语境，并进而促使这表达更具有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感染力。曲江池与乐游原，由长安城的地理缺陷而成为长安城与唐诗中的胜景，进而成为长安城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诗美境界和谐交融的代表。在这一转化的历程中，曲江池与乐游原不断走向人文意义的纵深，唐诗清新健朗的美学风神便借由江山之助力逐渐得以形成。
四、唐诗的都城意象与长安城文化内涵的拓展
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地理形胜与建筑格局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而诗歌创作一经完成，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唐诗也必将影响到长安城审美、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比如，唐诗对长安城历史文化的多元表现，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诗歌美学风貌——这里有天人相应的宇宙境界：“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李白《君子有所思行》，《全唐诗》卷一六四）有万方乐奏的神圣朝歌：“酆镐谁将敌，横汾未可方。”（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全唐诗》卷七）有天子蒙恩的傲然荣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李白《东武吟》，《全唐诗》卷一六四）有旌旆逶迤的浩荡军威：“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全唐诗》卷一三七）也有潇洒健朗的游侠气质：“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一二八）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交叉、并列甚至替代使用丰镐、咸阳、长安等都城意象。这些意象有时代表唐都长安，有时并不确指某一座具体的都城，而是借用这些历史跨度很大的都城意象表达一种帝都与帝王的气象。事实上，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长安四座都城及其周边区域，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关中地域文化为基础，以都城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内涵深厚的古都文化圈。帝都与帝王气象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圈所特有的文化个性。
但我们发现，精确的史学、地理学概念有时很难表达人们对帝都、帝王气象的细微体验，更难以替代诗歌艺术在情感深处引发的历史共鸣。这种共鸣也许很难再现历史的细节，却足以激发人们对帝都与帝王气象的历史情怀。的确，在唐诗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关中长安雄浑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不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性，而更关注人与自然、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它所点燃的恰恰是冷静的史学、地理学难以触及的审美空间，这也正是唐诗扮演的角色。在诗人的抒情歌咏中，长安城的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审美意味，宏伟坚实的建筑在诗美的创造中展现丰厚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唐诗吟咏长安城的美学意义。
事实上，唐代诗人正是借助“北阙”、“南山”等诗歌意象，在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构筑起一座更辽阔的“长安城”，并在这个更丰富的审美空间中完成对长安城的美学阐释。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有多种内涵。在“北阙千门外，南山午谷西”（杜牧《朱坡》，《全唐诗》卷五二一）中，“北阙”指拱卫大明宫含元殿的翔鸾、栖凤二阙，南山指终南山脉。“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杜牧《赠终南兰若僧》,《全唐诗》卷五二四）则将这对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作为长安乃至唐王朝的代名词。在多数诗中，“北阙”、“南山”用不同的意象形式象征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北阙临仙槛，南山送寿杯。”（赵彦昭《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同用开字》，《全唐诗》卷一〇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〇）“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在这里，翔鸾、栖凤双阙不再是拱卫含元殿的臣属建筑，而成为长安城的象征；终南山也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化作拱卫长安城的“双阙”：“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全唐诗》卷九六）“飞阁极层台，终南此路回。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许浑《行次潼关题驿后轩》，《全唐诗》卷五二八）
这些诗篇以浪漫的想象、开阔的视野将龙首北阙与连绵终南联系在一起。它突破建筑构造的现实局限，将都城的外延一直扩展到终南山脉，使现实之长安城及其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延伸向无限的自然时空，传递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建筑文化意旨。使人间皇权与自然天阙在诗歌的吟咏中声息相通，从而使这座宏伟的“大长安城”跃然纸上——这是一座唐诗造就的长安城，一个唐诗开拓的新的审美空间，是现实长安城建筑美学、艺术审美的延伸与拓展。
当然，诗人们对“大长安城”的审美想象与创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古代都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大长安城”的文学创造中，“阙”的建筑文化内涵至为关键。作为一种拱卫宫门的建筑形态，阙本来源于帝王示礼布政的礼制，也与北朝汉人的坞堡生活有关。翔鸾、栖凤双阙因此具有礼教、军事的双重功能。它们通过飞廊与含元殿组成“凹”字结构，连同东西两侧的系列建筑群，将含元殿拱卫在中心，造成一种高山仰止的瞻望视角，给拜谒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环阿阁以周墀，象龙行之曲直。”（李华《含元殿赋》）
这种阙楼拱卫向心正殿的建筑格局遍布整个大明宫乃至长安城：中书省、门下省等行政衙署拱卫朝向宣政殿；翰林院、学士院等议政衙署拱卫朝向紫宸殿等中轴线建筑群；而外郭城则拱卫朝向皇城，皇城拱卫朝向宫城……其实，拱卫向心的建筑语言也体现在整个关中地区。作为人文之阙内涵的延伸，“天成之阙”是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三辅黄图·秦宫》载：“始皇广具宫，规恢三百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些环绕宫城的庞大山系是宫城的天设之阙。它体现了古代都城依山面水的传统格局，显示出大一统王朝治达天人的恢弘气魄。
这正是唐代诗人借助诗歌之美创造“大长安城”的文化基础，也是唐诗与长安城建筑相互默契的思想根源——通过“北阙”、“南山”意象，我们得以描述长安城及其地理环境的文化特征，得以揭示都城建筑与诗歌表现的象征意义；同时，唐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及其诗歌品质，又在与长安城建筑、地理格局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并不断走向成熟。
唐长安城建筑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艺术的审美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不断的发现、提升当中。生活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创新的活力与持久的魅力，就在于我们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这血液就是我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理想与希望。而文学创造及其审美意境不仅是滋养理想与希望的血液，也是我们所期待达到的永恒不朽的精神境界。关中、长安的历史文化是丰富深化唐诗审美、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唐诗对关中、长安历史文化的再现、表现与诗化，也使关中、长安焕发更多的人文光彩、思想光辉与情感光华。关中与长安的历史并不是从唐诗开始，但唐诗的介入，为关中、长安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塑造了关中、长安新的历史、新的形象。
其实，关中、长安的文学塑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秦以来的丰镐、咸阳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秦汉以后文学中的丰镐、咸阳，大多是建立在文献与遗址基础上的文学想象，所抒发的也多是历史怀古的情绪。汉大赋对汉长安的描写与歌颂，象征着新文学形式对关中、长安的当代塑造。但东汉以后的长安屡经战乱，兴废无常，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长安，早已退缩成陈陈相因的历史符号，汉长安的雄风不复再现。
唐诗中的长安则不同，如前所述，唐长安城在地理基址、建筑格局、设计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创新的理念与时代的精神。而长安文化发展到唐代，无论就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创新，文化传统的成熟与持久，都堪称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唐诗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走向成熟，成为《诗经》以来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典范。唐诗与唐长安城，古代诗歌艺术与都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们彼此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表现唐朝蓬勃的时代气象，而文学艺术视野里的关中、长安，也就此开始了它全新的审美历程与审美境界。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zw00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阶段性成果。
①隋文帝在原汉长安城东南营造新都，名大兴城。唐高祖李渊因隋之后，定都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唐长安城“因隋之旧，无所改创”（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龙首山龙首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为行文方便统一称作长安城。
②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关于长安建都朝代的数量，参看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④宋宋敏求：《长安志·原序》，《经训堂丛书》本。
⑤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页。
⑥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关中丛书》本。
⑦⑧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2页，第2044页，第256页。
⑨第一单元为西汉长安建都故地，“经今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唐·魏徵等《隋书·艺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6页）第三单元面积小而海拔提升过陡，亦不宜建都。
⑩隋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都城。参见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1)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5页。
(12)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4)(32)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44页，第133页。
(15)《礼记·礼器第十》曰：“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孟子·万章上》曰：“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
(16)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3页。
(17)《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
(18)长安外郭城面积74.6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89％。隋唐统一后，各地士民移民京师，不得不扩展外郭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16页）本文所引长安城数据均采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载《考古》1978年第6期；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载《考古》1959年第10期等。
(19)唐朝结束了南北的分裂与战争。南北朝的门阀望族开始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庶族士人不断突破贵族的垄断，“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0)(3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第79页。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489页。
(22)关于六条高坡的数据、方位，参见曹尔琴《唐长安与黄土原的利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23)宇文恺，字安乐。隋建大兴城，任营新都副监，“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参见《隋书·宇文恺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87页。
(2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25)《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
(26(27))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经训堂丛书》本。
(28)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曲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
(29)参见新、旧《唐书·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唐摭言》有关记载。
(30)五代刘昫等：《旧唐书·文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
(3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乐游原地势过高不便于居住。如有人居住，也不利于宫城与皇城的安全。
(35)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75、349页。
(36)《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页上。
(37)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四部丛刊》本。
(38)参看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30—145页。
(39)《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御翔鸾阁，观大脯，分音乐为东西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3页）《旧唐书·肃宗纪》：“大阅诸军于含元殿庭，上御栖鸾阁观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1页）
(40)清徐松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186页上。
(4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关于长城的诗范文2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 。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言方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王安石）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望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北之意。”此解清朱鹤龄从之：“‘黄昏胡骑’二句，放翁谓惶惑失道，正合当时情景；且与起二语相应。”[1]现代一些学者也有采用陆游说法的，或言“欲往城南句，写极度悲哀中的迷辋心情”；[2]或言“这说法比较圆通些”，“作‘忘城北’，或‘望南北’，虽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忘’字写的是心理活动，既凌虚不实，又显得直陈心曲，反而有矫揉造作之态，都不如‘欲往城南望城北’，写得来比较形象：心里愈来愈迷惑瞀乱了，想走回城南我的下处去；低头走了半天，才发觉我是在望（向）城北的方向走着呢！”[3]
陆游首倡的“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的说法却被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所否定。他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者，讫无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东南。《两京新记》云：‘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他诗‘都人四面向北渧，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即此意。若用‘忘’宇，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义？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4]此说影响颇大，风行海内的《唐诗三百首》注本即采胡氏之解，如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说：“曲江在城南，地势最高。肃宗在灵武即位，地在长安之北。望城北，望王师的北来恢复京师。”[5]现代学者亦有持上述说法的，如萧涤非《杜甫诗选》认为：“欲往，犹将往。杜甫这时住在城南，时已黄昏，应回住处，故欲往城南。望城北者，望官军之北来收复京师。时肃宗在灵武，地当长安之北。旧注云：‘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记南北之意。’杜甫恐不至如此神志不清。”[6]
现代亦有既不同陆氏之说的，又不同意胡氏之说的，如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就作这样解释：“杜甫家居城南，‘春日潜行曲江曲’之后，自当回到城南。然当‘黄昏胡骑尘满城’之时，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唐朝廷在长安城北，白居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回车叱牛牵向北’可证（意本陈寅恪说）。杜甫《秋兴》‘每依北斗望京华’，与此同意。‘望城北’三字正表达了诗人忧国之情，绝非心乱目迷的形象。”[7]
如是三种观点，其实都值得商榷。倘说杜甫“惶惑避死之际”竟然不能辨别“孰为南北”，大敌当前，社稷焚毁，人民涂炭，杜甫这样的举措岂不是怕死鬼的形象吗？《哀江头》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天；在这之前的至德元载（756），长安陷落，“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叛军）”，杜甫从长安逃出“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8]又被送到长安。在兵荒马乱、人命难保的情况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羸服欲奔行在”，其精神和胆识已非常人所具有，却怎么会“惶惑”到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呢？既然如此胆小，怕死，“惶惑”，怎么会于此年“今夏草木长”的四月，“脱身得西走”而“麻鞋见天子”呢？难道他不怕掉头吗？所以陆游的“惶惑”说不能令人折服。又倘说曲江“‘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也似于理不通，诚如傅庚生质疑：“当然，谁也不能说当时老杜不冀王师之至，他是在万分殷切地伫望着的；问题只在这一句诗的原意是否即在北望灵武？以理度之，倘欲北望，在任何高处都可以，何必到南郊高处再隔城以望北呢？眷念官军，心‘向’北方的行在就可以了，何必当真用目去望？灵武虽在北方，相居数百里之遥，定能真个望见？原诗明明说的是在‘黄昏’，既已‘黄昏’，又云‘欲往’，然后再去‘望城北’，还能望见什么呢？”[9]中的之论，解人之未解；但傅先生的结论却回到陆游的“惶惑”说上去，恕笔者不敢苟同。再倘说“唐朝廷在长安城北”，杜甫“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也好象有些不近情理处。杜甫“潜行曲江曲”的当儿，“唐朝廷”在长安已不复存在，玄宗蒙幸成都，肃宗即位灵武，“望城北”岂不是空望？何况杜甫对于安史之乱前“唐朝廷”早已心怀不满，颇有讽刺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且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诗用对比手法，极写贵族豪华奢侈，宫墙咫尺，荣枯分明，判然两个世界，稍有良心的朝臣，谁不为之战慄恐惶，这样下去，国家要出乱子的！明刺群臣，实讽人君——玄宗！待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杜甫更是入木三分地讽刺和揭露昔日“唐朝廷”的荒淫误国：“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他寄希望于肃宗，又称快于陈将军（玄礼），就是对玄宗朝廷的鞭挞和否定。足见杜甫“忠君”绝非愚忠，他往往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忠君爱国”。《哀江头》诗中的“望城北”断非诗人“累望”那个玄宗之“朝廷”。
综上所析，前列三说，均不能释笔者心中之疑。我认为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江”指“曲江”。《太平寰宇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之。”《剧谈录》：“曲江在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头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叶，依映可爱。”这里当是唐朝廷皇室贵戚游宴享乐文人学士赏景览胜之地，据傅庚生先生考证，杜甫那时可能就住在长安城南，朱雀街东的地方，常在这里盘桓。[10]诗人“潜行”到此，“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此江头行幸标为题目耳”。[11]杜甫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惨景，回顾昔日繁华热闹胜地，抚今追昔，意多哀悼，通过对比，触景生情，旨在揭示出国破家亡的根源，实由于玄宗朝廷的骄奢荒淫，统治者以“明眸皓齿”化作“血污游魂”而自食其果。这“哀”颇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意思，就是说“哀”而含怨，“哀”而含刺，即“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12]《杜诗博议》的作者云：“赵次公注引苏黄门，尝谓其侄在进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是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按黄门此论，止言诗法繁简不同耳；但《长恨歌》本因《长恨传》而作，公安得预知其事而为之兴哀？《北征》诗‘不闻殷夏衰，中自诛褒妲’，公方以贵妃之死，卜国家中兴，岂应于此为天长地久之恨乎？”[13]所引苏辙之论，颇能启发人。但是他否定杜甫由玄宗的荒淫误国而预知唐王朝之兴衰是失之于对诗人的全面了解，仍然视杜甫为“愚忠”，实在太遗憾了。其实在苏辙看来，《长恨歌》和《哀江头》所写的是同一题材，只是白居易侧重于纪事，杜甫则侧重于抒情罢了。但是却都写了悲剧主人公的形象，或恨或哀，不无黍离之悲。不过白居易之恨“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14]带有中唐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杜甫之哀纯粹是清醒者对盛极而衰的现实的埋怨、讽刺和批判。苏辙肯定的是杜甫“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的行文之道，欣赏的是杜甫“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的大手笔，是那种跌宕跳跃、挫顿有致而“转折矫键略无痕迹”的抒情风格；他认为白居易那样“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则是极笨的法子。[15]应该说，“纪事”以“词气”为主，“注波蓦涧”，不怕顿转间断，固然可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认为详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很不好。可是苏辙这种比较法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引发：既然《哀江头》的题材跟《长恨歌》相同，既然杜、白同写悲剧主人公，则笔者则认为“欲往城南望城北”恐怕就不是诗人的形象，而是悲剧主人公之一—唐玄宗的形象了。
首先，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哭”的“忆”的“泪”的“感”的是诗人，而所“哭”的所“忆”的，所“泪”的所“感”的当是悲剧主人公——杨、李。而且就这首诗而言，制造悲剧的责任杜甫认为应由李隆基来负。诗不言哀但以哀字贯穿始终，笼罩全篇很切题，很有现实性，很有时代感，他绝不是抒发自己陷于叛军的个人哀怨，而是以眼前景联想到唐皇室，联想到整个国家。读者到此，不禁发问谁把国家弄到这地步？前人有悟出其中道理者，如黄生《杜说》所云：“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且云：“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言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16]这是很得诗人之意的。 其次，考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至德元载》：“（哥舒翰）麾下来告急（指潼关失守），上（玄宗）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憧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储侍，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惧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是日，上移仗北内（玄武门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及亲近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及至马嵬兵变，贵妃赐缢，国忠被杀，“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循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已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进，宿扶风郡。……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壬寅，上至散关……丙午，上至河池郡。……”[17]恕笔者繁引史料，因与“欲往城南望城北”之解关系重大。当“胡尘轻拂建章台”的时候，“圣主西巡蜀道来”（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这个逃亡天子李隆基原来是“然之”杨国忠“首唱幸蜀之策”，即决定“千乘万骑西南行”（白居易《长恨歌》）；不料马嵬兵变，“虑违众心”，以采纳韦谔“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的建议为幌子，宿“扶风”上“岐山”“宿陈仓”上“散关”“河池”绕了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到了蜀地成都。上述所经之地如“扶风”“岐山”，均在长安城之西北，玄宗意在逃往长安西南之成都，都围绕经过长安西北州郡，岂不是“欲往城南向城北”吗？“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把“向”释为“望”不是更顺理成章吗？可见杜甫诗中所写的，乃是史实。诗人“潜行”于“曲江”，看到眼前“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情景，当时“九重城阙烟尘生，千骑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一幕幕出现，自然又想到“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唐玄宗。这样的狼狈下场难道不可哀吗？当年“霓旗下南苑”的威武一去不复返了，只落得绕道奔蜀，逃命，“明眸皓齿”的贵妃，也只剩下“血污游魂”。“江草江花岂终极”，这衬托之笔，极言花草无知，年年依旧，蒲柳自绿，又何足怨呢？倒是“人生有情泪沾臆”，“此恨绵绵无绝期”啊！这也就是杜甫“哭吞声”的原因所在。真可谓‘黄昏胡骑’二句”才真正“含当时情景且与起二句相应”。杜甫挖掘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哀情出之，既总结了亡国教训之痛，又表达了自己爱国之忱。以笔者拙见，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在仅有的二十句诗中，熔“纪事”“抒情”于一炉，诚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又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前人把它跟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长恨歌》作比较，不是没有道理的。[1]
所以《哀江头》末两句可散绎为：暮夜降临，叛贼在长安城内烧杀掠抢，闹得乌烟瘴气，血腥满城。一年前，皇帝玄宗“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惨象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绕道逃亡的血的历史可千万别重演了，“欲往城南望城北”的历史悲剧多么悲哀啊！我只盼望早日收复长安，快点结束战乱，“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
参考文献：
[1]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 傅庚生.杜诗析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779.
[4] 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 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杜甫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傅庚生.杜诗析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10] 傅庚生.杜诗析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11] 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国书店，1991
[12] 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康怀远.白居易之恨求解[J]..太原：名作欣赏，2005，4.
[15] 曾枣庄 舒大刚.三苏全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6] 黄生.杜诗说，清康熙三十五年一木堂刻本.
关于长城的诗范文3
关键词：唐 长安 街 十二街
“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1]
这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咏诵长安的诗句。以“十二街”作为咏诵都城的典型诗句，始于唐朝。
那么，“十二街”是实指长安城内的十二条街道吗？
如所周知，唐长安城为三重城，分别是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皇城和外郭城内街道纵横。宫城即“大内”所在，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区，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
史念海先生认为，“十二街”，“乃是指皇城的街道而言。《长安志》说：‘（皇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这以南北顺序排列的七街和以东西顺序排列的五街，合起来正是十二街。人们往往以这十二街作为长安街道的总称”。[2]
史先生最后一句判定语没有问题，但“十二街”何指，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呢？
1、“歌钟十二街”释
白居易诗云：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3]
显然是形容外郭城的坊市如棋盘、菜畦式的布局。
下视十二街，?树间红尘。（《登乐?园望》）[4]
绿树掩映，红尘滚滚，显然不会指官署集中、管理比较严格的皇城，而是俗世。
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邓鲂张彻落第》）[5]
街上跑马，也只有外郭城才允许。
李郢诗云：
十二街中何限草，燕蓊尽欲占残春。（《燕蓊花》）[6]
韩愈诗云：
?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南内朝贺归呈同官》）[7]
张籍诗云：
十二街中春雪遍，马蹄今去入谁家。（《逢贾岛》）[8]
“残春”、“绿槐”、“谁家”，与歌钟”、“春风”、“红尘”一样，也显然都是描写通车马、有人家的俗世，而非官署集中之地。但长安外郭城，南北十一条大街，东西十四条大街，并没有符合“十二”之数的街道；皇城有七座城门与外郭城街道相通，也不符合“十二”之数。这也可能是史先生选择唯有将皇城内纵七横五相加才合“十二”之数的初衷。
韦庄《秦妇吟》，形容黄巢领军入长安，“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 [9]
这里的“十二官街”是仅指皇城，还是包括外郭城，要看火在哪个区域燃烧。下面有一段描述居民们匆忙避难，四邻东躲，“须臾四面火光来”，显然是指居民区，而不是皇城。[10]
卢延让《寒食日戏赠李侍御》：
十二街如市，红尘咽不开。洒蹄骢马汗，没处看花来。[11]
徐夤《放榜日》：
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巳悬。
……
十二街前楼阁上，??帘谁不看神仙。[12]
聂夷中《住京寄同志》：
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
不离十二街，日行一百里。[13]
更清楚地反映了“十二街”的“尘世”特性。
那么，“十二”之数为何用来形容外郭城的街道呢？是意指还是实指，即是虚指还是实指？
唐长安城的街，其实有几种或几层不同的含义：
一是指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
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具有轴心性质的街道，如外郭城轴心大道朱雀街，皇城内承天门街；二是以朱雀大街为轴心外郭城的主要街道，南北向有十四条，东西向有十一条，包括四面顺城街，将长安城分割成井然有序的坊市，每条街道都有相应的街名，一般是以街道所在位置的顺序命名，通向城门的街则往往以城门名称命名，如金光大街、春明大街，其它街道则以方位加次序称呼，如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三是坊市的十字街、井字街。上述街的涵义，应是我们通常使用最广泛的。
二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承天门外的横街，类似于后来北京城的天安门广场。
三是城内以主要街道为界限外郭城的区域划分，即街区。包括行政区划和治安区划。[14]
因此，长安外郭城的管理区域是由几部分组成：一是坊，二是市，三是街。坊与市规划为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因此，管理方式也是相对封闭式的。
与都城建制有关的以“十二”为数字的制度，可以追溯到西汉长安。
西汉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但互不相通，因此外郭城门通往城内即有十二条街道，其中八条较长，四条较短。[15]班固《西都赋》云：“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16]又，张衡《西京赋》云：“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是也。”[17]
西汉长安城的布局是坐西朝东，十二座城门，东面自北依次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自西依次为：西安门、安门、覆盎门；北面自西依次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西面自北依次为：雍门、直城门、章城门。其中，霸城门、覆盎门入门后是长乐宫，西安门、章城门入门后是未央宫，街道很短，其余八门分别通城内较长的八条街道。
东汉洛阳与西汉长安城门布局略有不同，东西两面仍是三门，但南面是四门，北面是二门，不过总数仍是十二门。
北魏洛阳城有十三座城门，“其中十二座是东汉以来原有的，只有在西城墙被头紧靠金墉城地方另开了一座门，称承明门”[18]，因此，城门主流建制仍是“十二”之数。
隋唐长安与汉魏不同的是，汉魏十二（或十三）城门是宫城之门，而隋唐两朝因都城三重城制的确立，外郭城按每面墙各开三门的惯例，分别为：东墙—通远门（北）、春明门（中）、延兴门（南），南墙——明德门（中），启夏门（东），安化门（西）；西墙——开远门（北）、金光门（中）、延平门（南）；北墙——芳林门（东）、景曜门（中）、兴华门（西）。共十二座城门。但因宫城靠北，北外城墙自开城门，即玄武门，后大明宫修成，也有独立的城门。宫城北门玄武门和宫城西面外郭城的芳林门、景曜门和兴化门直通禁苑，芳林门、景曜门与郭城内相通的街道并非主干街道。
对于外郭城的居民而言，外郭城东、西、南面的九座城门和皇城南面的三座城门，即，正好是四面十二座门。
唐长安的“十二街”应该是与外郭城十二城门相对应的街道。如何对应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隋唐以前，虽然有十二门，但未见十二街之称呼。
“十二门”的提法唐人也有诗为证：
任翻《长安冬夜书事》：
忧来长不寐，往事重思量。清渭几年客，故衣今夜霜。
春风谁识面，水国但牵肠。十二门车马，昏明各自忙。[19]
但没有材料显示“十二门”与“十二街”的关系。
因此，“十二街”与“十二城门”对应的推测，有两种可能：
1、对应的城门是外郭城十二门。但外郭虽有十二门之数，但由于北面三门通禁苑，其中芳林门和景曜门所通属次级街道，不能涵盖郭城内十二条主干街道。
2、对应的城门是外郭城东、西和南各三门，加上皇城南面三门，共十二城门。外郭城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与城内主干街道相通。皇城南面三门，虽然只有朱雀门与外郭明德门相通，但安上门和含光门都是皇城正面城门，也都应属于禁街[20]，是重点警卫的街道，对居民来讲，是北面最重要的城门。这样，外郭城的东、西、南三面共九座城门，加上皇城南面朱雀门、安上门、含光门三座城门，共十二座城门所通的街道涵盖了外郭城的所有主要干道。如果将诗句中“十二街”解释为与上述十二城门对应的外郭城主干街道，应该是更有可能成立的。
--------------------------------------------------------------------------------
[1] 《全唐诗》卷四二四《谕友》，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版，第4668页。关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马得志：《唐长安城的调查发掘》，《文博通讯》1982年第5期；同氏：《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6期，同氏：《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2] 《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一辑，第4页。
[3] 《全唐诗》卷四四八，第5041页。
[4] 《全唐诗》卷四二四，第4661页。
[5] 《全唐诗》卷四二四，第4666页。
[6] 《全唐诗》卷五九0，第6856页。
[7] 《全唐诗》卷三四二，第3834页。
[8] 《全唐诗》卷三八六，第4360页。
[9] 陈寅恪《寒柳堂集》“韦庄秦妇吟校笺”，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0] “官街”在史书中经常出现，应指城内主要道路，不仅限于京城。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贞元）十二年，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京兆尹吴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丛书集成初编》第0827册，第157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这是京城“官街”。“官街”是城内主要道路的通称。
[11] 《全唐诗》卷七一五，第8213页。
[12] 《全唐诗》卷七0 九，第8162页。
[13] 《全唐诗》卷六三六，第7298页。
[14] 这点大家注意到了，但没有深入研究。
[15] 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17页，并参见同页图33。
[16]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六0二页。
[1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十二，第762页。
[18]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42页，并参见143页图40。
[19] 《全唐诗》卷七二七，第8334页。
[20] 禁城是指内城（宫城和皇城），禁街应该指：一是禁城内的街；二是与禁城城门相通的街道。因此，对于外郭城来说，六街和十二街都应属于禁街。
《太平广记》卷一五三《裴度》：“密遣人由京师靖安东门禁街[20]，候相国武元衡，仍暗中传声大呼云：“往驿坊，取中丞裴某头。”靖安即靖安坊，为朱雀门街东第二街自北数第五坊，坊东为通启夏门之街，六街之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01页）还有一条辅助材料，《册府元龟》卷六六《帝王部·发号令第五》：“（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正月）乙巳，左右金吾街门使奏状：见法人多于清化坊南禁街内（洛阳清化坊南的街通上东门）。，请移于归义坊南河滩新市。从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7页）。清化坊是洛阳城内坊名，坊南门外街通外郭上东门，由此也可证通外郭门街道为禁街。正式典章制度确没有明确记载。《唐会要》卷八六《街巷》：“太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切虑停止奸人，难为分别。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除拆，所冀禁街整肃，以绝奸民。”敕旨：“所拆侵街舍，宜令三个月限移拆。如不碍敕文者，仍委本街使看便宜处分。”（《丛书集成初编》第0827册，第1576页。）可知，禁街设街铺，归街使管辖。
2、“牡丹花际六街尘”释
唐人咏长安，不仅屡屡出现“十二街”，还经常出现“六街”，出现甚至频率高于“十二街”。[1]
徐夤《忆荐福寺南院》：
忆昔长安落第春，佛宫南院独游频。灯前不动惟金像，
壁上曾题尽古人。??声中双阙雨，牡丹花际六街尘。
啼猿溪上将归去，合问升平诣秉钧。[2]
.刘驾《长安旅舍纾情投先达》(一作长安抒怀寄知己)
大宅满六街，此身入谁门。[3]
曹松《长安春日》：
浩浩看花晨，六街扬远尘。[4]
于武陵《赠卖松人》：
入市虽求利，怜君意独真。?苯???鳎?粲氪渎ト恕?/P>
瘦叶几经雪，淡花应少春。长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尘。[5]
场景语境都与描写“十二街”相似。
李健超先生在《增订两京城坊考》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文献上常提到的六街当是指通东西三城门及南面三城门的六条大街而言”。 [6]这里的城门是指外郭城而言。
上述的“东西六城门”分别是：
东：自北依次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
西：自北依次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
“南面三城门”分别是：
中：明德门；
东：启夏门，
西：安化门。
因此，六街即指：
南北向三条：
1）朱雀街（天门街）居中：
南北向的中轴大街。南当外郭之明德门，北当皇城之朱雀门，宽150-155米。
2）朱雀门街东第三街
即皇城东之第一街。南当外郭之启夏门，北当大明宫之兴安门，宽134米。
3）朱雀门街西第三街
即皇城西之第一街。南出外郭之安化门，北出外郭之芳林门入禁苑，宽108米+。[7]
东西向三条：
1） 北起第三街：
西达外郭之开远门—穿过皇城安福门和延喜门——东抵外郭之通化门，宽度不详，推测可能不少于120米。[8]
2）北起第五街：
即皇城南之第一横街。西达外郭之金光门，东抵外郭之春明门，宽120米。[9]
3）北起第九街：
即皇城南之第五横街。西达外郭之延平门，东抵外郭之延兴门，宽约55米。
这六条街是长安外郭城内的主干街道。
据考古发掘，外郭东西向街道，除北顺城街和第二、第三无法勘察外，自北向南依次宽：75米*、120米**、44米、40米、45米、55米**、55米、45米、59米、39米、25米[10]；南北向街道自东向西依次宽：25米、68米、68米、134米**、67米、150-155米***、63米、108+米*、63米、42米、20米。
其中带*号者为仅通皇城之街道，带**号者为通外郭城门之街道，带***号者为朱雀门大街。
六街，除延平门至延兴门大街外，都明显宽于外郭城其他平行街道。
因此，“十二”是指城门之数，虽有“十二街”之喻，但并无“十二街”之制。“六街”是指贯通外郭城门的街道之数。“十二”与“六”虽数殊而旨一。
唐长安的街制没有“十二街”而有“六街”。
据《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门、坊角有武候铺，卫士??骑分守。大城门百人，大铺三十人，小城门二十人，小铺五人。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11]
街使、街铺、街鼓，是为维护六街同时也是维护全城治安而设置的。
是否所有街道都设街铺没有明确记载，但六街设街铺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六街应属于禁街是没问题的。从辅助材料看，也只有六街设街铺的记载。[12]
那么，“六街”与“十二街”又是什么关系呢？搞清楚两者的关系，是否可以更好的解释“十二街”的含义呢？这是我们下面要涉及的问题。
--------------------------------------------------------------------------------
[1] 据《全唐诗》统计，“十二街”出现九次，“六街”出现二十四次。
[2] 《全唐诗》卷七0九，
[3] 《全唐诗》卷五八五，第6774页。
[4] 《全唐诗》卷七一六，第8222页。
[5] 《全唐诗》卷五九五，第6889页。
[6] 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7] 考古发掘残存宽108米，专家推测当不止108米。以下同。
[8] 外郭城北顺城街起至第三街被现在建筑所压，具体宽度不得而知。据考古发掘，通皇城门而不通外郭城门的第四街宽75米，通外郭城门第五街的宽度是120米。如据史载，安福门和延喜门之间的横街“南北广三百步”，合441米，今考古探得横街南北宽达220余米（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第14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增订》）。考虑到开远门和通化门之间的街道贯通内外城门，而且还与横街相贯通，街道的宽度至少在75米以上，也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20米。东出皇城延喜门通通化门，西出皇城安福门通外郭开远门，通往外郭城街道虽然无法测量，但应该是比较宽的，既通皇城门又通外郭门的只有朱雀大街、开远-安福门街和通化-延喜门街。而且由于重心倾斜的原则，城北的街道一般比城南的街道宽。关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可参见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9] 《增订》第49页。
[10] 《增订》第49页。
[11] 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286页。
[12] 杨宽认为所有街道都设街铺。
3、左右六街与十二街
左右六街在典制中，经常出现。
《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金吾卫）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掌领府属，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以果毅二人助巡探。”[1]
《资治通鉴》卷二0九“睿宗景云元年六月癸未”：“中书舍人韦元徼?e六街。长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将军掌昼夜?e警之法以执御非违。”[2]
六街是长安主干街道，属禁街，管辖区分左右，以朱雀大街为界限，称左右六街。左街为街东，右街为街西。
那么，是否还可以这样考虑：
外郭城街东和街西虽然各自并没有相对应的六条街道，但由于六街分左右街区的制度，于是用“十二”代表京城的主要街道，取虚实互借之义。
不过，这只是推测。但六街制实行后，才有“十二街”提法的出现确是事实。
--------------------------------------------------------------------------------
[1]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285页。
[2] 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第6642页。
4、九陌、九衢与十二街
虚指长安街道时，诗人常常用“九陌”借喻。
“九陌”确有其出处。
《三辅黄图》卷一：“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1]
“九陌”为西汉都城长安制度，唐长安并没有符合九数的街道[2]，但“九陌”、“九衢”在唐诗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与“六街”和“十二街”。[3]
九陌的场景与语境仍然要从诗句中寻觅：
骆宾王《帝京篇》：
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4]
耿??《元日早朝》：
九陌朝臣满，三朝候鼓赊。[5]
邵谒《轻薄行》：
长安一花开，九陌马蹄疾。[6]
张乔《延福里秋怀》：
终年九陌行，要路迹皆生。[7]
于邺《过洛阳城》：
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
周秦时几变，伊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8]
鱼玄机《和人》：
茫茫九陌无知己，暮去朝来典绣衣。[9]
可知，“九陌”是虚数，借喻京城。
与“九陌”同义的有“九衢”：
鲍溶《杂曲歌辞·夜寒吟》：
九衢金吾夜行行，上宫玉漏遥分明。[10]
.宋之问《长安路》（一作沈?缙谑?
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
绿柳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日晚斗鸡场，经过狭斜看。[11]
长安中鬼《秋夜吟》：
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室有月(吟)。
九衢生人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和)。[12]
上述“九陌”、“九衢”的描述似乎与宫城更为接近。但也不尽然。
李白《君子有所思行》：
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
万井惊画出，九衢如弦直。[13]
武元衡《长安叙怀寄崔十五》：
门对长安九衢路，愁心不惜芳菲度。[14]
似乎又回到俗世。
这样的虚数在历代文人的诗篇中屡见不鲜。
由于街是人们社会活动的重要舞台，又具有空间可无限延伸的性质，于是成为具有浓郁都城情节的诗人想象与浪漫自由驰骋的空间，感慨往往依托街而发，“街”情愫跃然纸上。[15]而街具体何指，数字是否具有固定指向在字里行间似乎已不重要了。因此，我们如果仅仅盘桓和纠缠在具体数字之间，而忽视了诗人的意境与胸臆，那也就失去了诗者的本意和诗句的真谛。
--------------------------------------------------------------------------------
[1] 陈直《三辅黄图校注》：“《三辅旧事》云：‘长安城中八街九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2] 如果牵强点，外郭城南北向街道东西两顺城街不计，恰好是九条街道。
[3] 检索《全唐诗》共得九陌67次，九衢98次，六街24次，十二街9次。
[4] 《全唐诗》卷七七，第834页。
[5] 《全唐诗》卷二六九，第2997页。
[6] 《全唐诗》卷六0五，第6996页。
[7] 《全唐诗》卷六三八，第7318页。
[8] 《全唐诗》卷七二五，第8317。
[9] 《全唐诗》卷八0 四，第9054页。
[10] 《全唐诗》卷二六，第368页。
[11] 《全唐诗》卷五一，第625页。
[12] 《全唐诗》卷八六六，第9790页。
[13] 《全唐诗》卷一，第1698页。
关于长城的诗范文4
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交往密切，关系亲密。有一次他们到酒楼聚会，著名的歌女也相继到场。王昌龄说，“我们都有诗名，但从来没有确定过名次，现在可以听听这些歌女唱诗，唱的谁的诗多，谁的名次就排在前面。”一位歌女唱了王昌龄的两首绝句，另一位歌女唱了高适的一首绝句。王之涣说，“这些歌女唱的都是通俗的曲子。”过了一会儿，一位漂亮的歌女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接着，又唱了王之涣的两首绝句。三人听罢哈哈大笑。王之涣不无骄傲地说：“乡巴佬，我的话难道是瞎说的吗？”歌女不知三人为何哈哈大笑，问清原因后，都上前施礼，“肉眼凡胎，不知神仙到此！”说罢，歌女们即与三位诗人共同饮酒作乐。当时诗人与歌女们的关系就是如此亲密。其实，诗人们的诗大都是通过歌女们的演唱而口耳相传，声名远播，老少皆知的。王之涣的自豪无可厚非，没有诗人会妄自菲薄，认为自己的诗不好。
其实，唐朝真正的流行歌曲之王是王维。
王维是太原人，多才多艺，9岁即能写文章，他懂音律，更擅长书法和绘画。王维的诗可列入“妙品的上上等”，画也是如此。他作诗说自己是“当代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他的诗有许多被谱上乐曲，广为传唱。如《渭城曲》（即阳关三叠）当时即是普天之下传唱的最著名的流行歌曲，而且几十年间久唱不衰。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有首诗《与歌者何戡》：“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在外20多年，公元828年他重返京城长安，风景依旧，但过去朝夕相处的老朋友均风流云散，只有一个乐师何戡还在，一遇见他还像当年送他离开长安一样，又热情洋溢地给他唱起《渭城曲》。面对此景，耳闻此声，在外流落20多年的刘禹锡，怎能不思潮滚滚，感慨万千呢！可见《渭城曲》的艺术魅力多么震撼人心！
关于长城的诗范文5
【摘 要】顾城诗歌体现一种幻想与死灭、欢快与感伤、童真与理性相交融的艺术格调。它显示了诗人梦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带给诗人的幻灭感和虚无感。
【关键词】“空幻”；童真；幻灭；精神表征
顾城是“朦胧诗”代表诗人，他的诗具有同时期“朦胧诗”以象征暗示主题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自己独有的“童话”色彩，因此，在当代诗坛他又被誉为“童话诗人”。从生活到诗歌，顾城一生都活在自己所构建的“童话”世界中。他的“童话”并非指一般意义上面向儿童，富有童真稚气，情节引人入胜的虚构故事，而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成年人用孩童般的情感所构筑的幻想世界。他努力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感觉，在诗中创造一个与城市、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世界，在其中放飞幻想的翅膀，尽情地表露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纵观顾城的诗歌创作，从初期的《星月的来由》、《我的幻想》、《太阳照耀着》，到后期的《麦田》、《你在等海水吗》、《回家》等，可以看出，顾城的诗歌具有孩童般纯真自然却又渗透着成年人淡淡的忧郁哀伤，体现一种幻想与死灭、欢快与感伤、童真与理性相交融的艺术格调。
诗人沉迷于梦幻的世界中，明知是幻想是“空”的，却不愿放弃继续幻想，并以诗歌创作实践和孤岛生活环境的刻意营造彰显诗人执着寻梦的姿态。笔者将其诗歌中体现的这种风格称为“空幻”格调。它是时代精神文化的结晶，也是作者天真敏感富于幻想的心灵产物。在特征和内涵上，“空幻”格调不等同于存在主义者眼中的虚无主义和道家的虚空理念，它没有陷入虚无主义者极度悲观绝望的情感困惑中，也没有显示出道家超凡脱俗的气质。它表现的是一种孩童般的纯真，既有对飘忽不定、色彩斑斓的臆想世界抱有极大的幻想和热情，又带有因时代历史落差、理想信念落空而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哀愁和忧郁，最终却又不愿放弃继续追逐梦想的执着和任性。“空幻”不仅是顾城诗歌的艺术格调，也是诗人精神气质的写照，分析其成因和特征对解读顾城诗歌和解开诗人的死亡之谜有重要意义。
“空幻”格调贯穿顾城诗歌创作的始终，它表达了诗人孩童般的天真梦幻被现实击得粉碎后却无法释怀，继续执着于梦想追求的情感理念，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幻美与死灭、欢快与感伤、童真与理性相交融的思想内涵。纵观顾城全部的诗歌创作，“空幻”格调是其诗歌一种显著的艺术风格。相对而言，顾城7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与现实的联系还比较密切，现实色彩比较浓，如写于1976年7月的《地震》，是对当时地震灾害的描述。再如1978年作者以木匠工人的身份进入木工厂工作，与自己热衷的文学编辑工作无缘，调任编辑亦为身处单位其“所有制”级别过低而遭到阻碍，有感于进则不得出的处境，诗人写了《闲笔五则》，“嘤嘤笼中雀，有翅不得飞。空啼断肠声，望巢几时归。”这与左思的《咏史》诗中感怀空有才能抱负却不得舒展的哀怨心境多有相似之处，它写出了顾城当时因工作生活不如意的现实感受，与现实主义风格接近，但顾城整体的诗歌创作，尤其是他刚开始诗歌创作，如《我的幻想》、《幻想和梦》、《银河》等，和隐居新西兰激流岛，在他生命的最后历程中所创作的诗歌，如《神说》、《麦田》、《日历》等，“空幻”的格调十分显著。“空幻”格调展现了诗人“梦幻世界”的坍塌所带来的幻灭感，它是时代环境与诗人心中的理想信念相冲突的心灵写照。顾城是一位终生都活在自己“梦幻世界”中的诗人，他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任性的孩子，执着追寻“幻想”的美，因而他的追寻和反叛不可避免的带有悲剧的宿命色彩，但诗人并没放弃对幻想的热切追逐。“我所渴望的美，是永恒与生命，谁知它们竟水火不容；永恒的美，奇光异彩，却无感无情；生命的美，千变万化，却终为灰烬。”（《美》）永恒的生命，没有人判定过它们是否真实的并存，永恒与生命的并存是诗人一种理想，虽然美，却近乎一种幻想，生命是美丽的，但生命总要归于沉寂，这是不可抗拒的宿命，诗人却执着而热情的抗拒着被化为灰烬的宿命，憧憬着虚幻的永恒，最终“幻想”要灰飞烟灭。“我在时间上徘徊，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后退。挖一个池沼，蓄起幻想的流水。在童年的落日里，寻找金色的蝉蜕。我热爱我的梦，它像春流般温暖着我的心。我的心收缩，像石子沉入水底。我的心膨胀，像气球升向蓝空。让阳光和月色交织，令过去与未来融合，像闪电礼花惊碎夜空，化为奇彩光波。早晨来了，知了又开始那无味的歌。梦像雾一样散去，只剩下茫然的露滴。”（《幻想与梦》）诗人的幻想是美的，像奇彩光波一样耀眼，然而在时间指向上不属于当下，最终要像雾一样消散，化为茫然的露滴。
顾城与海子等诗人一样，是活在自己“梦”中的诗人，即使明知自己的“幻想”终归会破灭，也不愿回到世俗的现实生活中来，精神个性的特殊性让他们早已习惯“幻想”世界的生活，“幻想”的世界是他们情感的寄托，也是他们生命得以存活的精神支柱，一旦“幻想”被彻底毁灭，诗人的生命也会随之消逝。顾城与海子之死从根源上讲就在于此。对幻想世界的想象是诗人呵护自我、对抗世俗、反抗宿命的一种方式，虽然能暂时缓解自我精神的困境，平衡现实与“幻想”的矛盾，但经不起时间与物质的考验，最终致使诗人滑进更深一层的悲剧境地中。
“空幻”格调是诗人本真情感的流露在诗歌中的显现。它源于外在世界与自我内心世界的隔膜冲突导致的孤独感和虚无感，是诗人对外在世界的整体感知。“我是一个凡人∕我站在阳台上/观看世界∕我不能再向前行进一步∕使孤独得到解脱……”（《雪的微笑》）“阳台”阻碍了“我”与世界的交流，成了“我”与世界的屏障，因而孤独成了我无法摆脱的情感体验。“你一会儿看云，一会儿看我；我觉得，你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很远”（《远与近》）。人与人之间心灵的隔膜、飘忽不定的关系导致“我”情感判断出现了不确定的“空幻”感。这种“空幻”感的形成既有外在现实条件的影响，又与幻想本身的虚幻特点密不可分。“太阳照耀着冰雪∕冰雪在流着眼泪∕它们流到了地上∕变成了一汪汪积水∕太阳照耀着积水∕积水在逐渐干枯∕它们飞到了天上∕变成了一团团云雾∕太阳照耀着云雾∕云雾在四方飘荡∕它们飘到了火道∕变成了一个个空想。（《太阳照耀着》）“冰雪”虽然晶莹剔透，但是经不起太阳的炙烤，“冰雪”的融化、“积水”的干枯、“云雾”的消散都是源于太阳的照耀，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想”，这是外在条件对梦想的摧毁扼杀。
“幻想”犹如“我”梦中的情人，在时间观念上是指向未来的美好的东西，但与当下的时间相冲突，“中间是黑夜巨大的尸床”，“我”无法跨越这二者的界限，因而“我”只能隔岸相望。这是“幻想”本身的虚幻特点所在。“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顾城的诗歌中犹如一首首洋溢着梦幻色彩的成年人童话，充满着欢快和感伤的色彩，将追求“幻想”的渴望与求之不得的失落感，最终却又不甘心“幻想”的破灭而又继续执着去寻梦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程度看，顾城是在幻想的接连破灭中不断的建构自我幻想的世界，“空幻”格调贯穿顾城诗歌创作始终。可见，“空幻”格调是顾城诗歌显著的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顾城. 顾城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关于长城的诗范文6
乡色酒
［台湾］舒兰
卅年前
你从柳树梢头望我
我正年少
你圆
人也圆
卅年后
我从椰树林望你
你是一杯乡色酒
你满
乡愁也满
［鉴赏指津］
舒兰，从1948年秋去台湾，到1978年中秋节写此诗，整整30年。30年人事的变异，凝结成了难解的乡愁，借一次中秋赏月的机会，发而为诗。诗以30年时间的先后相对照，以望乡作为引发乡愁的契机。30年前，尚未离乡之时，月亮爬上柳树梢头，全家欢聚一堂，说不尽的快乐与幸福；30年后，诗人背井离乡，虽望见明月，却望不见家人，只觉当空一轮明月，有如一碗斟得满满的家乡的酒，更使乡愁充满了胸膛．诗不但有哭诉之悲，也含批判之力：是谁使得骨肉分离达数十年之久?
［鉴赏练习］
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从“你……望我”到“我……望你”，这种由被动到主动表明两次赏月的心情迥然不同。
B.这首诗篇幅不长，但表现的内容时间跨度很大，以望乡为契机浓缩了30年人事的变迁。
C.这首诗表现了难解的乡愁，“你圆／人也圆”、“你满／乡愁也满”实际上是说30年前后都不圆满。
D.第二段中用“乡色酒”来比喻30年后的月亮，诗人移情于景，强烈抒发了浓浓乡情。
［妙思解题］
30年前的中秋之夜，全家欢聚一堂，一边品尝圆圆的月饼，一边欣赏“月到中秋分外明”，说不尽的快乐和幸福，应该说此时此景此情是圆满的。所以C项不恰当。
例二：
天问
［台湾］余光中
水上的霞光呵
一条接一条，何以
都没入暮色了呢?
地上的灯光呵
一盏接一盏，何以
都没入夜色了呢?
天上的星光呵
一颗接一颗，何以
都没入曙色了呢?
我们的生命
一天接一天，何以
都归于永恒了呢?
而当我走时呵
把我接走的，究竟
是怎样的天色呢?
是暮色吗昏昏?
是夜色吗沉沉?
是曙色吗耿耿?
［鉴赏练习］
这首诗借用了屈原《天问》的诗题，以表现人生哲学。八次发问，实际上集中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时间永恒，人生短暂的疑问；对短暂生命的价值的追索。诗人通过独到的意象的捕捉和象征暗示的呈现，对人与人生这一古老而永恒之谜进行了探询。《天问》的形式美有三：一是全诗纯以问句组成，二是多样的反复咏唱，三是自由与格律相融合，不仅唤起了读者的听觉美感，而且唤起了读者的视觉美感。
［鉴赏练习］
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天问》全诗以问句组成，反复咏唱．前五节每节一问，最后一节每句一问，先分后合，具有形式美。
B．全诗以“天色”为中心意象，提出了对时间的永恒和生命短暂的疑问，表达了对短暂生命的价值的追索。
C．全诗共写了三种不同的“天色”，对自然界来说，是写实；对生命来说，是象征。如果说这三种天色在前三节中还只是比喻，只具有平面意义的话，那么，由于第四节人生哲理的提升和照耀，它们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的深层的意蕴了。
D.诗人由“霞光”没入“暮色”，“灯光”没入“夜色”和“星光”没入“曙色”等自然景象，联想到生命最终归入永恒和寿命之不能久长，流露出人生苦短的无可奈何的哀伤。
［妙思解题］
全诗表达的是对短暂生命的价值的追索，整体格调是积极向上的追索，而不是“无可奈何的哀伤”。所以D项是不恰当的。
例三：
长城谣
［台湾］席慕容
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
尽管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
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啊
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
蹲踞在荒莽的山巅
冷眼看人间恩怨
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
写你时不能成篇
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
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
有你千年的面容
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
敕勒川阴山下
今宵夜色应如水
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
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鉴赏指津］
70年代以后，台湾诗坛摆脱了恶性西化的羁绊，纷纷“回归传统”，这首《长城谣》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例。全诗明白晓畅而又情真意切，富有民族味。第一节中“悲观”与“无情”，变化着的“人间恩怨”与“蹲踞”着的长城在诗行中相对，造成强烈的抒情氛围，散发出苍凉的历史感。第二节刻画了对长城的复杂思情，苦思与激动交织于行间，诗人的思绪已超越长城，在更广阔的空间飘飞。第三节由实及虚，诗人思乡心切，梦魂系故乡。
［鉴赏练习］
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长城“冷眼看人间恩怨”，它冷峻，无情，诗人借刻画长城，抒发了对历史、对人生的感悟。
B．这是一首抒情诗，诗人咏叹着历史的短暂与长城的永恒，诗人抒发的情感给人凝重而苍凉的感觉。
C.这首诗语言质朴，感情真挚，意境悠远，运用民间歌谣的形式，歌颂了悠久的历史。
D.诗中的长城，凝聚着民族历史和民族精神，凝聚着中华文化传统，也凝聚着诗人独特的个人感受。
［妙思解题］
这首诗虽然富有民族味，但并没有运用“民间歌谣”的形式，作如是说纯属对诗题“长城谣”的“谣”望文生义；再有，全诗旨在抒发凝聚于长城的炽热的民族情感和思乡的深情，而非歌颂长城悠久的历史。所以C项是不恰当的。
例四：
上校
［台湾］痖弦
那纯粹是另一种玫瑰
自火焰中诞生
在荠麦田里他们遇到最大的会战
而他的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
他曾听到过历史私笑
什么是不朽呢
咳嗽药刮脸刀上月房租如此等等
而在妻的缝纫机的零星战斗下
他觉得唯一能俘虏他的
便是太阳
［鉴赏指津］
这首诗好像是一出小小的独幕剧：上校退伍后生活拮据，妻子缝衣服赚钱。某日妻子正在缝衣服，轧轧的机器声，使他的意识之流，回溯到从前的抗战，引起一番今昔的感慨。从前持着刺刀，挺着机关枪，参加最大的会战；如今则只有刮脸刀相伴，只有妻子的谋生工具缝纫机发出轧轧的声音。从前他参加的“战斗”是神圣的抗战，现在的“战斗”则是求生的挣扎。全诗炼字精妙，细节高明，寓意深刻，今昔的比照更使全诗充满了反讽色彩。
［鉴赏练习］
对这首诗的赏析，不恰当的一项是()
A．火焰中诞生的“玫瑰”象征战争的惨烈，而眼前的晒太阳与当年打“太阳旗”的日本国又构成了双关。
B．“他曾听到过历史私笑”一句起承转作用，有“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之意，即上校的光荣历史现在最多不过是别人的谈笑之资罢了。
C.全诗选取了“而他的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这一典型情节表现上校生活的悲惨。
D．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戏剧手法的运用，第一节即第一幕，是回忆；第三节即第三幕，是现实；第二节是幕间。
［妙思解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