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水位范例6篇

长江水位

长江水位范文1

关键词:东水门大桥;钢锚箱;安装控制;定位方法

1 工程概况

东水门长江大桥主桥桥跨布置为222.5+445+190.5m 双塔单索面部分斜拉双层钢桁梁斜拉桥。索塔外轮廓采用天梭形,内轮廓采用水滴形,空间曲面线形,构造复杂,造型美观。是连接长江两岸的交通要道。设计为公轨两用桥梁,下层为双线轨道交通,上层为双向四车道汽车通道(城市次干道)。主塔由下塔柱中塔柱和上塔柱组成,其中上塔柱斜拉索锚固区采用钢锚箱-混凝土组合结构,主塔共9节钢锚箱,节段断面尺寸为4.576m-5.064(顺桥向)×1.32m(横桥向),首节段高3.60m,其余节段高3.80m,钢锚箱总高度为34.00m。

2 钢锚箱的安装

钢锚箱的结构刚度相对塔柱较小, 而且东水门桥的钢锚箱在防锈处理时采用了热浸锌工艺,导致在制作和安装过程中结构本身会有一定的变形。钢锚箱底座位于+298.610m (黄海高程)的高空,由于施工场地的限制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安装精度控制难度非常大。钢锚箱安装精度要求: (1)为了控制斜拉索锚固点位置偏差,锚箱中心线的总体误差容许值为±5mm,高程总体误差容许值为±10mm;(2)首节钢锚箱倾斜度的容许误差为1/ 3000 。钢锚箱截面中心线与混凝土截面中心线的相对位置偏差应不大于±5mm。

现场安装误差主要来源于制造精度、首节段底座安装精度两部分。在不考虑钢锚箱制造误差的情况下,为了使钢锚箱安装精度达到设计要求,首节钢锚箱安装的四角不平整度不能超过0.2mm。钢锚箱制造单位最大称误差为0.5mm。理想状态(不考虑由于外界温度及施工误差) 9 个钢锚箱安装完成时的总体倾斜度最大累计误差已经达到了4.5mm,在超限边缘。加上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极其容易超出设计允许的±5mm要求。而根据现场实际测量,钢锚箱的加工精度并未达到0.5mm。为使锚箱安装精度达到规范要求,必须对钢锚箱安装过程进行监控,并在钢锚箱中间设置调整段,根据监控结果做出必要的调整。

2.1 首节钢锚箱安装控制

由于施工中先进行钢锚箱安装、后进行混凝土浇筑。精确安装首节钢锚箱对于控制整个上塔柱钢锚箱的几何线形十分重要。首节钢锚箱位置控制斜拉索锚固点的平面位置和高程。钢锚箱安装并与螺栓相连接后,将与预拼装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几何线形保持一致。为确保钢锚箱的平面位置及其垂直度,首节钢锚箱安装位置要求很高。

在首节钢锚箱安装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有: (1)根据前期索塔基础沉降资料,分析基础沉降与荷载的变化相对关系,预测成桥阶段基础沉降总量;分析混凝土温差伸缩和弹性压缩量,根据这两方面确定首节钢锚箱锚箱高程的补偿值;(2)钢锚箱直接安装在混凝土面既不利于安装也不利于调节。为了使首节钢锚箱安装稳固,在底部混凝土中钢锚箱四角处预埋4 个独立的水平承压钢板,预埋钢板顶面高程比首节钢锚箱底面高程底20cm左右;(3)以二等水准将高程传递到塔柱附近稳定高程点上,再通过全站仪差分法将高程传递到锚箱底座附近建立水准点,用于安装时精准的控制底部高程;(4)通过结构竖向位移监测仪准确测出各钢板距离钢锚箱底部高差值,制作钢垫块,安装在钢锚箱底部;(5)选择夜间温度稳定的时候在底座上放出首节钢锚箱轴线;(6)安装首节钢锚箱。钢锚箱起吊到位以后, 先进行锚箱对线,再利用三向千斤顶精确调整锚箱标高和平面位置,然后将锚箱与承重板之间焊接固定,平面轴线误差不超过1mm,高程调整精度应控制在0.2mm 以内。首节钢锚箱的倾斜度由结构竖向位移监测仪来监测,通过设置在承重板上的薄垫片调整,为满足精度要求,最薄垫片厚度为0.1mm;(7)在夜间温度稳定时,测量塔柱上变形监测棱镜 ,进行钢锚箱上控制点的测量,同时进行环境监测;(8)进行环境修正后,分析钢锚箱安装的高程误差和平面误差,若超出精度控制范围,提出调整措施,在夜间温度稳定时进行调整,经过几次“调整—— 测量——误差分析”循环,确保首节钢锚箱精度满足要求。

2.2 其他钢锚箱安装控制

钢锚箱现场安装时,根据预拼装测量数据将钢锚箱尽量恢复至制造线形。在安装上层钢锚箱前,首先对已安装好的下层钢锚箱进行精确竣工测量,以确保轴线和高程满足要求。若误差较大则在后续安装的钢锚箱上进行微调。高程微调采用在两节钢锚箱之间加入楔形钢垫的方法进行,平面位置的微调可在拼接板间添加垫块。为保证测量数据准确可靠,尽量选在夜间温度稳定期间测量,测量次数不少于两次,同时进行环境监测。每次钢锚箱现场安装完成后,将现场实测数据传回加工厂,指导后续锚箱加工。

3 钢锚箱安装过程中误差分析与控制

3.1 平面位置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因工程进度需要,有时会在白天进行钢锚箱的安装。受温度和风等因素影响,塔柱平面和高程始终处于变化状态,塔柱偏离“中性位置”(理论设计位置)。通过模拟计算这种偏移摆动在1cm左右。为了消除这种因素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可以采用 “监测棱镜”法,对此予以修正。关键过程分为以下两步。

3.1.1 塔柱变形的监测:在已竣工的下部塔柱上每隔25m高度断面,安装2个监测棱镜,安装在塔身上的固定位置,用于全站仪监测塔柱的位置偏移情况,计算寻找塔柱的中性位置。每次安装钢锚箱时,可在已安装的钢锚箱顶部安装两个临时追踪棱镜,用以在放样过程中与塔柱的中性位置进行比较,从而得到塔柱实时位置与中性位置的差值,并对放样位置预以修整。通过对塔身上的监测棱镜及追踪棱镜进行一段时间24h全天候持续观测,并详细记录观测时周围环境信息,仔细分析监测数据,计算求得塔柱中性位置,给出中性位置下追踪棱镜的坐标。

3.1.2 对实时测量结果的修正:钢锚箱实际安装定位时,首先测量追踪棱镜的实时坐标,经与中性位置下的追踪棱镜坐标比较,得出坐标修正值X与Y。然后对钢锚箱轴线进行观测,对其坐标测量结果加以X与Y修正,提高钢锚箱的平面位置精度。用此方法可以使钢锚箱安装测量工作随时进行,而去除了只能在夜间进行安装的弊端。

3.2 高程

钢锚箱平整度主要由加工制作来决定,在安装过程中发现若超过误差允许范围,可通过薄垫片进行微调。每节段安装过程中都使用结构竖向位移监测仪来监测,确保已安装好的钢锚箱节段不会影响下一节钢锚箱的安装。结构竖向位移监测仪注意在大气压稳定的时候使用,避开强光和升温时刻。

4 结论

钢锚箱安装完成后,最顶端轴线偏差为4mm,高于设计要求的5mm,最大倾斜度为1/3600,高于设计要求的1/3000,顶部绝对高程与设计高程差值为3.5mm,高于设计要求的9mm,很好的达到了设计要求。

参考文献

[1] 潘正凤.数字测图原理与方法(第1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长江水位范文2

关键词:位移、水工建筑物、渗流、应力应变

中图分类号: TV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前言

长洲水利枢纽位于西江水系干流浔江下游河段广西梧州市上游12公里处,枢纽坝轴线横跨三江(内江、中江、外江)、两岛(长洲岛、泗化洲岛),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航运、灌溉和养殖等综合利用效益的大型水利枢纽。长洲水利枢纽工程等级为Ⅰ等工程,根据《混凝土大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DL/T5178-2003和《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60—94)的要求,结合本工程建筑物的结构特点,对本工程进行了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监测进行了设计,进行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原型观测。本工程的主要观测项目有:外部变形观测、渗流观测、内部观测、环境量监测。观测内容包括:水平位移、垂直位移、扬压力、绕坝渗流、上下游水位观测、混凝土的应力应变观测等。观测范围:泄水闸、厂房、船闸、接头重力坝和土石坝。

2大坝表面变形监测

长州水利枢纽大坝表面变形观测项目主要有水平位移、垂直位移等。

水平位移:水平位移采用二维激光准直法观测(同时也可监测垂直位移),激光准直线端点用倒垂线和双金属标控制。船闸、外江观测廊道分别设置4条激光准直线,中江设置一条、内江设置1条,共6条激光准直线计98个测点。

垂直位移:在坝区布置了垂直位移监测网组成2个环水准线。另在三江坝顶各布置1条水准线路计107个测点,对大坝进行垂直位移观测,均采用精密水准法进行观测,按一等水准限差施测。

⑴垂直位移监测网

长洲水利枢纽施工期垂直位移观测实施的总方案为“先建网,后监测;先外江,次内江,后中江”。

从枢纽左岸至右岸共布置水准网工作基点8座,其中2座双金属标(水1、水6),5座钢管标(水3、水4、水5、水7、水8),根据工程实际布设2个水准环线,分别是:①枢纽主坝环线:从“长水基右铜(已知施工深层基岩双金属标)”开始,经过“水6”、“水5”、“水4”、“水3”、“水1”至“长水基右铜”,水准路线总长10.311Km;②右岸船闸水准网环线:从“水6”开始,经过“水7”、“水8”至“水6”,水准路线总长2.641Km。,从2009年6月18日开始施测。各水准环线均按一等水准测量规范要求施测。

⑵大坝垂直位移监测

在外江、中江、内江坝顶布置了垂直位移测点,各布设1条水准线路,计3条水准线路103个测点。

3渗流监测

大坝渗流监测项目主要有坝基扬压力、渗漏量,在帷幕后顺坝轴线方向不同部位布置有测压管及渗压计,另在代表性坝段沿断面上、下游方向布置测点,以监测坝基扬压力横向分布。渗流监测仪器布置如表3.1~3.3所示。

表3.1 内江渗流监测项目一览表

⑴埋设测压管106根,采用压力表或孔隙水压力计进行观测,两仪表可相互对比测,其中内江23根、中江38根、外江布设45根。

⑵埋设渗压计152支,其中内江48支、中江31支、外江布设73支,在相同部位如有测压管时,两监测成果也可相互验证。

4接缝监测

长州水利枢纽大坝接缝监测项目主要有:基岩变形、混凝土施工缝开合及混凝土坝与土石坝接合部开合等。监测仪器布置如表4.1~4.3所示。

⑴在坝踵处基岩埋设基岩变形计43支,仪器型号为“CF-20”,以监测坝踵处基岩的开合变形,其中内江11支、中江8支、外江布设24支。内江分布设在“内厂房”、“内泄水闸”处;中江分布设在“内泄水闸”处;外江分别布设在“外1-2#重力坝”、“外4-7#重力坝”、“外厂房”、“外泄水闸”处。

⑵在混凝土坝与土坝接合部处埋设25支大量程位移计,仪器型号“CF-200”,以监测混凝土坝与土坝接合部的开合变形,其中内江7支、中江8支、外江布设10支。内江布设在“内江左岸土石坝”处,中江布设在“左右岸土石坝”处,外江分别布设在“外1-2#重力坝”、“外江左岸泗化州土石坝”处。

⑶在混凝土坝施工缝处埋设63支测缝计,仪器型号“CF-12”,以监测混凝土坝施工缝的开合变形,其中内江32支、外江布设31支。内江仪器布设在“内厂房”处、外江仪器分别布设在“外厂房1-2#机”、“2#船闸下闸首”、“外泄水闸门机大梁”处。

表4.1内江接缝监测仪器一览表

5应力应变及温度监测

应力应变监测项目主要有土压力、钢筋应力、无应力、混凝土应变及温度。

⑴ 埋设土压力计11支,以监测混凝土坡脚受土体或回填料的压力,仪器分别布置在“外江1#重力坝”、“外船闸上闸首”、“下航”混凝土与土石体的结合处。

⑵埋设钢筋计104支,以监测钢筋混凝土的钢筋应力,其中内江37支、中江9支、外江布设67支。内江仪器分别布置在“内电站厂房”、“泄水闸”处;中江仪器布置在“内泄水闸”处,外江仪器分别布置在“外电站厂房”、“外船闸上闸首”、“泄水闸”“下航”处。

⑶埋设三向应变计57组,其中外江布设41组(120支)、内江16组(87支)、中江4组(12支)。相应部位还埋设了无应力(共78套),以测量混凝土自生体积的变化,即可测量由重力所产生的应力应变值。内江、中江泄水闸各埋设二向应变计2组。

⑷埋设温度计119支,其中内江38支、中江19支、外江布设62支,以监测施工期的混凝土温度变化值,并监测运行期的混凝土温度变化值。还在外江安装间、内江厂房及中江上游混凝土表面处沿铅直向布置了表面温度计,以监测库水温。

6 边坡位移

埋设13+7=20套多点位移计(44+7=51个锚头),仪器型号“BWC-4100”,以监测边坡岩体孔深内不同高程的的位移,其中内江布设2套,中江7套(每套1支仪器)、外江布设11套。内江仪器布设在内江左岸土石坝;中江仪器布设在中江左、右岸土石坝处;外江仪器分别布设在“船闸控制楼”、“下游引航道”处。

在外江下航高边坡处钻孔埋设了7套钻孔倾斜管,观测仪器型号“BWC-4100”,以监测边坡岩体孔深内不同高程的位移分布。

7 结论

长洲水利枢纽工程按规范要求布设了变形、渗流、应力应变等监测项目,到现在已经稳定运行了较长时间,有效地监控了建筑物的工作性态,为工程蓄水和竣工安全鉴定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数据。

参考文献:

【1】王德厚,刘景僖,华锡生。三峡工程安全监测系统仪器布置优化研究【J】,长江科学院院报,2011,5:73-75.

【2】张松涛,陆辛;大化水电站扩建工程安全监测设计【J】,广西水利水电,2012,2:62-64.

长江水位范文3

【关键词】 皖江城市带;水运;SWOT分析;策略

1 皖江城市带水运概况

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等8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金安区,地跨皖中、皖南地区,不仅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皖江城市带交通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逾400 km的长江干流横贯东西;皖江城市带中的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合肥等港口城市,航道总里程逾 km,占全省 km航道里程的78.6%。2014年安徽全省水运货运量为10.49亿t,水运货运周转量为亿tkm,皖江城市带对全省水运货运量和水运货运周转量的贡献均超85%。[1-2]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标志着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2 皖江城市带水运发展的SWOT分析

2.1 优势(Strengths)

2.1.1 地理位置优越

皖江城市带地处长江经济带咽喉位置,连接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发达省市,与江浙沪地区的城市经济互补性强,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浙沪地区优质的农产品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交通物流基地、旅游休闲基地、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基地;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1.2 经济腹地广阔

皖江城市带东临华东地区及长江流域经济腹地,西接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省,向北辐射中原地区的河南、山东等省市,南面密切联系着同属长江经济带的江西省。

2.1.3 水运发达

2013年,皖江城市带港口货物吞吐量为3.49亿t,占安徽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的88%;集装箱吞吐量达52.7万TEU,占全省的100%。[2]

2014年,安徽省水路货运量居全国首位,水路货运周转量位居全国第五、长江经济带第四、非沿海省市第一。长江干线安徽段南北岸线总长755 km,其中宜港岸线长约385 km,占51%。[3]皖江城市带区域内有5个国家主要港口,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等5港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可常年停靠吨级以上的船舶。由于长江航道水深维护等级提高,3万吨级海船可直达芜湖港,1万吨级海船可直达安庆港。合(合肥)裕(裕溪口)航线和芜(芜湖)申(上海)航线经由长江干线实现了互联互通,加深了皖江城市带“双核城市”(合肥和芜湖)的水运联系,使皖江城市带综合交通物流体系持续完善。

2.2 劣势(Weaknesses)

2.2.1 港口基础设施结构性矛盾突出

虽然区域内港口数量较多,但是大多数港口没有形成规模经营,综合性、专业化码头较少。近年来,老旧港口设施升级改造工程与城乡建设、环境整治及岸线综合开发同步实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部分港口泊位仍存在基础设施老化、船舶停靠不安全等问题。目前长江安徽段航道存在通而不畅、干支流不能联网的问题,区域内主要支流仍处于自然状态,航道建设进展缓慢,Ⅳ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仅占该区域航道总里程的12.7%,对运输起重要作用的吨级以上货运泊位数量不足,吨级及以上深水泊位仅400多个,仅占泊位总数的29.5%。

2.2.2 济发展不平衡

皖江城市带虽然有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因其经济模式以集聚型为主,并没有发挥其辐射扩散带动的作用,所以经济总量仍落后于周边地区。区域经济的外向性偏低,各城市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关联性偏弱。区域内产业结构单一,各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徽省会合肥,作为皖江城市带“双核”之一,是安徽经济水平最高的城市,其经济贡献占皖江城市带经济总量的35.9%;而同样作为“双核”之一的芜湖,其经济贡献则仅占皖江城市带经济总量的15.6%。合肥水运主要依靠合裕航道与长江连通,2013年合肥港货物吞吐量仅占皖江城市带的6%,城市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水运发展的不利因素。

2.2.3 岸线资源利用不合理

皖江城市带与周边地区的沿江城市相比,岸线资源利用不足,且没有发挥其优势。区域内现有码头受各方城市设施的限制,陆域狭窄、空间局促、集疏运衔接差、码头功能单一,主要功能为装卸和仓储,在工业和商贸领域的潜力发掘不够。受城市开发和工厂设置的影响,皖江城市带存在港口岸线被挤占的情况,港城矛盾突出。

2.3 机会(Opportunities)

2.3.1 交通环境不断改善

皖江城市带的交通优势显著,是长三角地区连接中部地区的重要枢纽区域。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网络初具规模,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日趋完善。长江干线芜湖至安庆段中枯水期航道维护水深提升至6 m,极大地改善了航道条件,为皖江城市带港口向大型化转变奠定了基础。“一干二支”(长江干流、合裕航线和芜申运河)的互联互通极大地改善了区域内的水运交通。受益于航道维护水深提高,万吨级海船已可常年航行。改善的交通环境,有助于皖江城市带不断加强与其他区域的交流合作。

2.3.2 政策、法规带来的机会

国家提出加快“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进一步发挥长江水运的优势和潜力,更好地带动流域经济发展。交通运输部会同沿江七省二市共同制定《“十二五”期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指导“十二五”期的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工作。文件强调: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长江流域主要支流高等级航道建设,进一步加快规模化、专业化港区建设,推进长江干线船型标准化。文件明确了皖江城市带合肥、安庆、芜湖、马鞍山等港为重点建设港区。此外,《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从空间布局上提出“一轴、两翼、三极、多点”格局,其中的“三极”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属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同时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着承“中”(长江中游城市群)启“下”(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作用。

2.3.3 加入长三角城市群的良机

201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将皖江城市带8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群,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于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L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已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加入长三角城市群有助于皖江城市带各方面的发展。

2.3.4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在产业结构调整逐步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过程中,安徽的发展是先与江苏、浙江全面对接,再逐步接受上海的辐射,最终完全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体系。安徽的现代农业、资源产业等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产业转型升级有望搭上“长三角快车”,在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布局中形成新的竞争力。皖江城市带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产业为主的转变,第二产业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2.4 威胁(Threats)

2.4.1 周边城市群的竞争

经济的发展,避不开竞争。皖江城市带东有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南有江西省的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带,西有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皖江城市带或高或持平,这些沿江城市群势必在未来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给皖江城市带带来极大的挑战。

2.4.2 地方经济水平的限制

沿江城市带中的铜陵、池州,在2015年安徽省经济总量排名中是末两位,经济总量的增幅低于安徽省的平均值5.5%(铜陵的增幅仅为0.7%)。经济水平势必影响到区域内水运交通的发展。

2.4.3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水运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船舶排放废油、废渣、生活垃圾和污水等;港区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船舶事故对水体造成污染;航道整治或港区建设时,挖泥疏浚造成水质腐臭、浑浊现象。

3 皖江城市带水运发展SWOT策略

根据SWOT分析,得出皖江城市带水运发展的SWOT策略(表1)。由表1可见,劣势和机遇较为突出,故采取WO战略。为促进皖江城市带水运发展,需要针对其内部弱点,采取如下发展策略。

3.1 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

为满足大型船舶进入皖江的需要,应该集中精力改造现有码头的旧设备,更新码头装卸设施,提高码头装卸能力;解决深水泊位不足的问题,为提高港口货物及集装箱吞吐量提供必要的保障;优化现有的管理软件,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提高水运的服务质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培养高端的港口及水运管理人才,以高水平、低成本的服务体系取得在与周边地区竞争中的优势。

3.2 进一步加强区域内运输网络建设

加快区域内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提升公路运输能力;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解决港通网络衔接问题;完善现有航道的维护工作,开发及提升支流航道建设;提升皖江城市带之间的联系,加大一体化程度,使各地区之间优势互补;加大与周边城市通网络连接的建设,扩大皖江城市带的辐射面。

表1 皖江城市带水运发展SWOT策略

3.3 加大临港工业的发展

为促进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加大水运的利用效率,应发挥皖江城市带紧邻长江黄金水道的区位优势,依托“双核”的带动作用,形成多点开花的沿江临港工业区发展,发挥皖江城市带汽车、水泥、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特色产业的带动作用,提高地区竞争力,成为安徽省重要的核心产业区。

3.4 加快港口结构调整

重点建设芜湖、合肥的枢纽港区,使这两个港区朝着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其他城市的港区建设,特别是对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等4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港区建设,形成整个皖江城市带各港口相互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

3.5 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与水运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现阶段,地区内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当务之急,发挥优势产业,形成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提高管理水平,增加产品科技含量,促使产业规模化发展,努力成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参考文献:

长江水位范文4

也曾见过秦淮河的妩媚,也曾见过苏州河的秀丽,也曾见过珠江的柔美,也曾见过漓江的旖旎。但最难忘的还是长江的浩瀚和壮阔!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逊河。水量也是世界第三。

长江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河,也是亚洲第一大河。一般称它全长6,300公里(3,915英里);流域从西到东约3,219公里(2,000英里),由北至南966公里(600英里)余。发源于中国西部,完全或部分流经包括西藏自治区在内的12省区。长江流域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最密集之地在华中和华东毗连长江两岸及其支流的平原,流域西部高原地区人口最为稀少。3/4以上的流程穿越山区。有雅砻江、岷江、嘉陵江、沱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青弋江、黄浦江等重要支流。

长江是与黄河一起称为“母亲河”,第一次去长江,我是用游泳的方式接触她的。长江的水看上去是脏的,其实长江的水是可以清澈见底的,但是长江石壁上长了很多青苔,所以水才会变成深绿色。长江流域得到比较良好的灌溉;年平均降雨量达约1100毫米(43英寸)。雨多半由季风带来,主要在夏季月份降落。在流域山区部分,多半降水以雪的形式出现。流域中下游季风雨造成的洪水通常始于3∼4月间,持续约8个月。5月水位多少有些下降,但随后又急剧增高,一直持续上升到8月,达到最高水位。此后水位逐渐回落到季风到来前水平,水位降低在秋、冬季的多数时间持续进行,一直延续到2月,此时达到1年中的最低水平。

在我眼里,长江是中国上最美、最壮丽的河,也是世界上最美、最壮丽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保护、爱护她,让她永远造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

长江水位范文5

近年来,鄱阳湖连续出现枯水期水位降低、枯水期提前等“病况”,江西省水利厅认为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是治理的一剂良药,然而反对声却不绝如缕,反对者认为这将是刺向“绿肺”最惨烈的一刀……

最近,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提议再度拉弓上弦。

2016年11月23日,江西省水利厅官网了《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以下简称“环评公示”),随后的11月27日,又《为了“一湖清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介绍》,详细讲述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概况及重要意义。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连发两文,被外界认为是鄱阳湖的“建闸信号”。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绿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等组织、机构立即发声反对建闸,与此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发表长文,呼吁寻求替代方案……

事实上,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还是不建,已引发经年论战,但这次人们格外担忧――这会是最后的一次争论吗?

博弈36年鄱阳湖水利枢纽的进与退

在鄱阳湖西岸有一个千年古镇――长岭村,因地处鄱阳湖重要地段,曾一度成为鄱阳湖流域著名的商贸重镇。长岭村的一位村民说:“早在几年前就有专家来这里勘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为建设水利枢纽工程做准备,这里是鄱阳湖最窄的地方,要建也只能在这里建。”

村民的猜想在江西省水利厅得到了证实,长岭村境内的长岭山与湖口县的屏风山隔着鄱阳湖相望,两山之间的湖面宽约2.8公里――这里是鄱阳湖入江水道中最窄的地方,按照2016年公布的“环评公示”中的构想,将在这里建一道总长为2993.6米的大闸门,对鄱阳湖湖区的水位进行调控。

其实早在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江西省水利厅就提出了兴建鄱阳湖“湖控工程”的构想,这距离“环评公示”的出台,已经过去了36年。在这长达36年的博弈中,江西省有关部门不断修改、调整水利枢纽工程的构想,如今的方案与最初的工程方案已经相去甚远。

1995年,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完成了《鄱阳湖区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正式提出在鄱阳湖兴建一座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供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然而直到2002年,这项计划才在全国“两会”期间被正式提交,但是,国家有关部门认为该工程会影响生态环境,不利于下游省市的防洪、用水和生态环境,主张缓行。

转机出现在2008年,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主要推动者、原江西省副省长胡振鹏在两会期间提出了“调枯不控洪”的新理念,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让了一步”,砍去了防洪、发电两大功能,最初方案的建坝也改为建闸。随即,工程迎来了转机――批准进入实质性调研论证阶段。按照江西省政府在2008年列出的时间表,该工程应于2010年10月1日开工建设,但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顺利,众多环保组织、个人立即发声反对,15名院士甚至在2009年国务院,反对在鄱阳湖建设水利枢纽――这项工程不得不再次缓行。

不过,江西并没有放弃。江西省有关部门再次邀请专家、《湿地公约》的国际组织、国际鹤类基金会等对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相关课题进行论证,并根据环保要求对方案进行了修改,最终在2012年,完成修订后的工程方案上报到了国家发改委,并在同年征得了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5省市的支持或原则支持。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转入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2016年11月23日,江西省水利厅官网“环评公示”,这被外界认为是“建闸信号”。

根据相关人士对工程的介绍,现在规划的鄱阳湖水利枢纽为开放式全闸工程,每年4~8月份,闸门全开,长江与鄱阳湖连通,不会对生态造成影响;而在枯水期9月到次年3月,将会按照生态与综合利用的需求,动态控制鄱阳湖流入长江的水,使得鄱阳湖能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枯水位。

“这是个纯公益项目,若不是为了保护鄱阳湖,江西并不想建闸。”面对多方的反对声,胡振鹏有些无奈。2006年之前,胡振鹏一直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坚决反对者,然而2006~2007年,鄱阳湖遭遇五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湖水急剧流失,对鄱阳湖生态及周边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次大旱改变了胡振鹏的想法,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解决鄱阳湖干旱及生态的问题。胡振鹏认为,这样一个“调枯不控洪”、不带发电功能的水闸,对鄱阳湖生态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调控后,鄱阳湖枯水期不会因为水位过低而造成湿地萎缩。胡振鹏说:“如果我们不在鄱阳湖湿地生态没有完全退化的时候保护,今后就迟了。”

“江湖”关系建与不建都是为了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从最初提出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至今,人们反对的理由也是生态。

鄱阳湖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处江西省北部,其水系流域面积为16.22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总面积的97.2%,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中国唯一入选“世界生命湖泊网”的淡水湖。鄱阳湖还是一个吞吐型的湖泊,当长江水位高于鄱阳湖时,长江水就会倒灌入鄱阳湖中,整个鄱阳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而当鄱阳湖水位高于长江水位时,鄱阳湖的湖水就会流入长江中,于是,鄱阳湖便出现了“水落滩出、野草丰茂”的景象。也正是因檎庋的“江湖”关系,造就了鄱阳湖特殊的湿地生态系统,也让鄱阳湖成为鸟类重要的越冬地。

从每年的10月开始,成千上万的候鸟,从西伯利亚、韩国、日本等地迁徙而来,在鄱阳湖过冬,直到次年初春才开始北归,有诗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热闹场景:“鄱阳湖畔鸟天堂,鹬鹳低飞鹤鹭翔;野鸭寻鱼鸥击水,丛丛芦苇雁鹄藏。”而其中最令鄱阳湖人自豪的是,世界上超过98%的白鹤都在此越冬――白鹤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极危(CR)级别的物种,这个级别的下一步便是“野外绝灭”。然而,现在担心的是,修建水利枢纽之后,这一盛景将不复存在。

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主任周海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会给鸟类栖息地带来不可逆的破坏。如果人为增加枯水期水量,势必会压缩候鸟觅食区域,减少候鸟的食物数量,对候鸟的迁徙和下一年度的繁殖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也认为:对湿地而言,自由连通的“江湖”关系远比人为控制的水位线更重要,而生物对自然的水文波动具有相应的适应机制和策略。候鸟监测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至2003年以来,白鹤等重点保护动物的数量并没有显著降低,甚至有部分物种的种群数量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在江西水利厅“环评公示”后不久,世界自然基金会就对此发表长文,表示高度关注并重申关切,认为鄱阳湖在全球生态格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呼吁积极寻求无坝(闸)的替代方案。而早在2014年7月23日,该基金会就曾对此做出过严重警告,称“若决策不当,将使得鄱阳湖面临的生态风险,演变成多个国际公约、双边协定中大国责任与义务的声誉影响和外交风险,存在着严重的后果。”

此外,鄱阳湖内还生活着另外一种CR级别的物种――长江江豚。长江江豚目前总数为1000余头,少于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其中有超过450头栖息在鄱阳湖内。生态专家认为,修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江豚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旦建闸,长江中的江豚与鄱阳湖中的江豚将被分割在两地,对种群的交流将造成巨大影响。

不过,针对江豚的问题,鄱阳湖水利枢纽专门为江豚设置4孔净宽60米的大闸,并在右岸并行布置2条鱼道,方便长江与鄱阳湖中的江豚进行物种交流。但是,这个解决办法并没有得到认可。学者指出,横跨在鄱阳湖上的大桥就已经对江豚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何况是具有蓄水作用的水闸。此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对鄱阳湖湖口公路大桥和铁路桥之间的江豚迁移行为,进行了长年的观测,他们发现,两座大桥对江豚的迁移具有明显的阻隔作用。此外,在修建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废渣及污染对江豚影响巨大,而闸门建成后,食物的减少和航运的增多,很有可能让江豚更加虚弱不堪。“每年都会打捞到几头江豚的尸体,它们大部分身上都有机械留下的伤痕。”一位老渔民说,“建闸之后,江豚最后的避难所可能就要消失了……”

对症下药“完全不可逆”的人工工程

鄱阳湖确实遇到了问题。

无论是希望建闸的江西,还是持反对意见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环保组织及个人,都没有否认鄱阳湖的枯水困境:近十年来,鄱阳湖连续出现旱情,最低水位出现的日期甚至提前了100天,这使得鄱阳湖湿地萎缩,沿湖近百万人饮水困难,枯水期水质日渐恶化。但对于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各方却持不同的观点。

江西省水利厅把引发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归结于“三峡水库群汛后蓄水”:一方面,三峡水库下泄的水中泥沙含量远低于预期,清水下泄,冲刷河道,使得长江水位降低;另一方面,三峡水库蓄水直接造成下泄的水量减少,长江下游水位再次降低,这就使得鄱阳湖出湖水量持续增加,鄱阳湖枯水期水位也因此持续走低。

不过,这个结论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赖锡军就指出,采砂导致了鄱阳湖泄流能力的不断增长,这才是导致鄱阳湖水位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半夜的鄱阳湖万籁俱静,一阵轰隆隆的船声突然打破了原本的寂静,鄱阳湖南岸的康山村渔民对这样的声音习以为常,他们知道这些“昼伏夜出”的渔船,都是为了鄱阳湖中的砂石而来。

砂石是重要的建筑原料,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脚步加快,对于砂石的需求与日俱增,2001年长江全面禁止采砂后,采砂活动转入长江沿线湖泊,而鄱阳湖成为了其中的重灾区,一艘采砂船一小时可采集五六百吨甚至上千吨砂石,偷采一晚上的毛利可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在高额的利润驱使下,非法采砂船的数量曾一度高达450艘,一年的采砂量甚至达到了鄱阳湖20年的沉砂量。曾有康山村渔民试图对非法采砂船只进行拍摄取证,却不料被采砂船上的人殴打致住院。

赖锡军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砂土的大量挖掘,导致湖口河道变宽,从而大大增加了鄱阳湖的泄流能力,他说:“应该在全面理解造成鄱阳湖水位降低的原因之后,再做出是否修建工程的决定。”而“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修建蓄水工程,将进一步掩盖已在鄱阳湖疯狂肆虐多年的无序采砂问题,对这一产业的约束和治理、恢复湖区水环境内的生态系统毫无裨益。

在江西水利局“环评公示”后,“让候鸟飞”公益基金联合中国绿发会、江豚保护行动网络发起了“呼吁寻找10000人,叫停鄱阳湖建闸联名”的公开信,其中征集到全国环保公益机构和团体110家,公众联名上千人,并在2016年12月6日“环评公示”结束的最后一天,将这封公开信和联署名单,递交到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环评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长江水位范文6

继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之后,中国大力投入、苦心经营12年之久的长江防护体系,在三峡工程全面建成之后首次接受了考验。而竣工不到四年的三峡大坝在7月洪峰中通过大考,也为“防洪是其第一要务”做了漂亮的阐释。

但这并不等于说,长江流域在洪水面前已经安如泰山。6月以来,长江流域受灾人口近8000万,323人因灾死亡,而今年的洪水威胁还远不及1998年。

对于长江流域的洪水,工程技术人员设置了三道防线来应对:河堤的防护、水库的调洪和分蓄洪区对洪水的分流。迄今为止,三道防线均暴露出诸多问题。

大堤养护缺口巨大

江西九江市,长江大堤。抗洪广场上,标识着“1998”字样的纪念碑矗立其中,伴随着一艘静静斜躺的仿建货船――当年大堤决口时,一艘货船起到了关键的封堵作用。

12年前,长江大堤在此决口。2010年7月,122.89公里长的九江干堤再一次面临考验。

这条大堤,正是长江防护堤治理的一部微缩样本。

“1998洪水”之后,长江干堤九江段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固整治,耗资19.5亿元。

长江干堤的建设资金大部分由中央政府财政承担,因而得以保证,建成后,日常的维护管理由地方负责,资金由所涉市县单独安排预算,但记者接触的市县两级水利部门人士均表示,本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仅能应付日常管理,大规模建设和整修资金难以到位。

“市一级财政预算每年投向长江干堤的养护资金仅为20万元。”九江市河道湖泊管理局党总支副书记王梅生对《财经》记者说,“这些钱只能做除草、清除垃圾的小修。”九江市水利局建管科科长张化雨预计,承担数十公里堤防的加固,所需资金超过1亿元。

支流堤防所享受的“待遇”更低。九江段的江洲、新洲堤坝总长41.36公里。1998年,江洲洲头段堤坝决口,堤坝遭受重创,但之后仅对局部进行了加固。近些年,江岸出现多处崩塌。特别是洲头南岸1500米,堤外无滩,堤脚属深水区,抗洪能力非常薄弱。今年7月中旬以来,又有少量崩岸,显然已威胁到了堤坝的安全。

在本级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所涉市县寄希望于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财政拨款。而这样的“一事一议”需要漫长的“排队”。于是对堤坝的整治、修护和管理,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这种情况并非仅发生在江西。长江水利委员会江务局高级工程师韩东平曾撰文分析:湖北省堤防一、二级管理单位每年维持正常运行费用约需2.3亿元,而财政支出才1.5亿元。

资金不到位,日常管理和养护最终会落到乡镇一级。传统水利的“以工代赈”在某种程度上被延续下来。记者在采访期间看到,数量庞大的农民堤管员成为堤段巡防最基本的力量。他们也是义务参与冬修水利和紧急排险的主力。

弥补资金不足的办法是收取堤防维护费。《防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河道管理机关可以在防洪保护区范围内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但未具体确定征收对象,而是由受洪水威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进一步确定。据《财经》记者了解,江西省曾多次提出开征此费,但该省已在企业和居民中征集防洪保安资金,因此维护费征收政策至今未出台。

1995年10月的《江西省征集防洪保安资金暂行规定》要求,“防洪保安资金要按分级集中使用、专款专用。”这项收费针对几乎所有非农户口(不包括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在职职工等),但其使用范围却不涉及长江干堤的养护。

“江西居民交的费用应该用于江西境内,首先满足省内堤防的维护。以前每年每个农民有20个工日修水利,现在取消了,投劳有难度,江西水患又多,经济又不发达。”江西省水利厅副巡视员熊小群说,“所以,长江堤防应由国家加大投入。”

据《财经》记者了解,江西省的“自我优先”意识,事实上在长江流域各地均普遍存在。这正是长江防洪的一个尴尬之处,长江29项干堤工程共覆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各省均将有限的维护资金投入本省的水利工程,寄望于中央财政承担长江干堤的维护管理费用,客观上也造成长江干堤的维护资金出现结构性真空。

湖北已开征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并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其相关规定表明:该省长江、汉江干堤及其重要支堤直接保护的区域,为堤防维护费征收范围。在该类堤防直接保护范围内,所有工商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户,为堤防维护费纳费人。

虽然这笔资金不能完全填补维护缺口,但已经令一江之隔的江西羡慕不已。

长江干堤,按照防汛的重要性划定为不同等级,其建设与维护标准也对应为不同等级。目前,部分堤段等级偏低,比如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九江湖口县,如遇局部强降雨,再加上长江上游三峡泄洪,极可能造成长江水向鄱阳湖倒灌,但除城区堤防为四级堤防,其他均为五级堤防,即为土坝。

在7月的洪水压力下,该段经过30多天的高水位浸泡后,已出现数处渗漏和多处管涌。据湖口县水利局测算,今年仅应急除险一项,就需资金近3300万元。而要将此处堤坝升格为重要堤段,更需要数亿元。

湖口县水利局综合科的股长杨波说:“湖口县的财政难以独自承担,急需上级拨付资金。”

对于当地政府而言,解决支流堤防经费不足,最现实的途径是通过将该段堤防升格,从而争取中央政府的建设资金。据《财经》记者了解,九江市自1998年始申请湖口段与江新洲段升格,但至今无果。

水电与防洪之争

对于长江防洪而言,各流域的水库是第二道防线。

三峡工程无疑是长江防洪体系的核心。但由于长江上游干支流之间、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洪水组成复杂,一旦支流与干流洪峰重合,加之长江目前河道安全泄量不足,仅凭三峡工程不能彻底解决超额洪量的问题。

实际上,若将三峡及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的防洪总库容加在一起,就可达到550亿立方米,这个容量足以应付1954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但这一理想结果的前提条件是调度合理。

据一位长江委官员透露,早在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及三峡论证阶段,便有结论:未建三峡工程时,由于上游洪水的组成与水库的分布不协调,统一运行调度较困难,上游干支流的水库对长江洪水削峰作用不大;三峡工程建成后,由于有了一个总的控制枢纽,上游干支流控制性水库如果与三峡水库联合调度,就可能有效发挥拦蓄长江上游洪水的作用。

三峡工程建成后,水利部专门组织了关于联合调度的专题咨询会。然而,统一调度仍是难产。

“这可以算是体制后遗症,三峡属国务院直管;而上下游是地方各级政府分头管理。”重庆市政协常委雷亨顺表示,长江上游干支流控制性水库分属不同行政区域,大都按有利于本梯级或某一河段梯级的方式运行,这种独立的调度方式不能在流域层面有效发挥防洪、供水、航运、发电等联合运用的最大效益。

今年的长江洪峰有惊无险地度过,对于三峡可谓名利双收:阻截洪水的同时,也提高了发电量。7月22日,拦蓄洪水使水库水位抬高至156米以上,机组与水面的落差超过85米――由此,26台机组满额发电的两个必要条件(足够的落差与水量)首次得到同时满足,日发电量突破4.3亿千瓦时。

然而,并不是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运气,防洪与发电之间的矛盾在汛期总是很纠结。对于防洪而言,汛期库内水位越低,洪水来时回旋余地越大;但低水位却会影响发电――汛限水位每降低1米,可增加约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反之,水位每提高1米,平均每年可多发电6亿-8亿千瓦时。

每年6月至9月底是长江汛期,而到6月10日前,三峡水库均需从最高水位下降近30米,降至145米汛限水位,汛期长达110天,其间电力损失可想而知。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测算说,如果把三峡的汛限水位提高5米,整个汛期可以增加发电30亿千瓦时。

“但这一切都必须让位于防洪的需要。”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副总工程师赵云发告诉《财经》记者。

长江管理因此被多方诟病。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指出,汛期水资源充沛,防洪部门为了确保防洪安全万无一失,仍然采用几十年前的调度思路,即认为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大洪水(百年一遇),将所有水库的水位都限制在最低的防洪限制水位,给原本只是小概率事件的大洪水预留出足够的库容。

这种情形的另一个后果是:汛后,很多水库无法恢复至正常蓄水位。

由于水库群会在汛期来临前的5月就预泄,造成下游汛期提前到来;汛后水库群蓄水,又使下游水量减少甚至到枯季水平,从而使汛期提前结束,事实上,汛期向前平移了一个月,会对中下游径流规律、流量过程和江湖关系造成较大的影响。

在多方呼吁之下,今年的度汛方案已略有松动。8月31日之后,在汛情不紧张的前提下,三峡水库提前蓄水至150米。

三峡的呼吁之所以得到适当的响应,源于洪水管理的理念在“1998洪水”之后被引入中国。国家防总和水利部提出全国防汛的思路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不再提倡“空库注汛”。目前全国已有很多流域都在摸索风险管理方法。

水电公司对汛限动态控制的诉求,在长江委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史光前看来,仅是洪水管理中一个微小的措施。他今年4月刚从防汛抗旱岗位调至现职。“洪水管理核心是适度承担风险,统筹利用水资源。过去水不是缺得这么厉害,而现在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使水资源紧缺。”

中国既洪涝灾害频发,也存在严重干旱缺水。中国水科院水资源配置研究室主任谢新民对《财经》记者分析:“将洪水资源化,在汛期后半季,适当提高汛限水位,上游地区虽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年初西南地区五省区的大旱就可能得到缓解。”

张博庭还计算出,如果实施最充分的动态汛限水位管理,三峡水电站可能增加年发电量上百亿,这相当于2008年中国风能和太阳能的发电量总和。

对于追逐盈利的水电公司而言,每多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也意味着投资成倍增加。这也是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群虽处在防洪紧要位置,却皆以发电为主导的原因。

今年7月的洪峰使重庆的防汛压力巨大。原因就是重庆上游虽有20条河流,流域面积宽广达100平方公里以上,大多数都没有具拦洪削峰功能的控制性水库工程,其最重要的支流――嘉陵江由于暴雨致使流量陡增,但其上也无一座大型水库运行。雪上加霜的是,重庆位于三峡上游,也无法得到三峡大坝的保护。

其实,早在1990年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中,已对金沙江、岷江、嘉陵江梯级水库提出:预留防洪库容。但金沙江等河流几乎所有大型工程都以发电为主要开发目标,而业主分散,上下管理协调困难。

各地不愿建设防洪水库的主要原因除投资巨大,还因为水库的通航道无法收取航运费,同时,国家对此项目不拨付资金,水资源费也获利微薄。

目前,长江上游干支流的开发建设已全面展开,在建、拟建的大型水电项目几十座,仅以长江干流为例,从虎跳峡到三峡-葛洲坝梯级,就规划有17个水电站。加之几条重要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上的数十个梯级,长江上游流域在不久的将来将形成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梯级水电站群。

对这一梯级水电站群统一调度,将成为未来长江流域管理的重要目标。

分洪区运用:投鼠忌器

7月29日,武汉地区的杜家台分蓄洪区中,数十万民众终于松了一口气。当天中午,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不启用杜家台分洪区,取消分洪准备工作。

如果没有上游三峡的调洪作用,以及自1998年以来长江各河段大堤的加固工程,蓄洪区内的民众将再一次承担本来属于武汉城区的灾难。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共规划分蓄洪区44处。分蓄洪区一般包括沿江湖泊、洼地。在不调蓄洪水的时候,较高土地用于垦殖,蓄洪年份则需要牺牲一季农作物。

按照规划,对影响行洪的洲滩民垸,则采用既退人又退耕的“双退”方式,彻底平毁,对其他民垸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单退”方式,即平时处于空垸待蓄状态,一般洪水年份仍可进行农业生产,较大洪水年份,则滞蓄洪水。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中游的荆江流经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是当前长江中下游防洪中问题最突出的地区。荆江分洪区主要是为缓解长江上游洪峰与荆江河段安全泄量不及的矛盾,确保荆江大堤、江汉平原和武汉市的安全,减轻长江洪水入洞庭湖区的压力。

该分洪区在历史上仅运用过三次,且均在1954年。当时虽有分洪准备,荆江分洪区仍损失巨大。当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区从7月22日第一次开闸进洪,直至12月10日,整个蓄滞洪区内尚有18%的耕地滞洪。该区人口约17万,在分洪转移安置期间共死亡2555人。此外,分洪后造成分蓄洪区内3029亩耕地永久性沙化。

正是出于荆江分蓄洪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在1998年大水时,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严防死守”,荆江分洪区只做预分洪。

荆江分洪区现辖8个镇,有超过15万户,60多万人口,荆州市江南新区、公安县孱陵工业新区均位于分洪区内,其中还有2家上市企业。如今的荆江分洪区一旦运用,仅按照2001年荆江分洪区居民财产登记汇总,分洪损失就可达约26.9亿元,尚未计算农工商业财产。

1997年通过的《防洪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和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起草稿)第8条规定:“服从分洪转移命令但未实施分洪造成损失的蓄滞洪区给予适当的补偿。”然而,分洪区内的百姓做出牺牲时,补偿是有限的。

湖北省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提供的材料表明,1954年的荆江分洪区运用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只给予了基本生活救济,提供了部分恢复农业生产的种子,而没有给予分洪运用损失补偿。

1998年荆江分洪区尽管最终没有启用,但预先的分洪大转移也造成超过12亿元的损失,灾后湖北省财政与公安县年度财政结账时,只减免了7000万元的农业税,其中1000万元支付了转移期间临时安置费用。

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分蓄洪体系里,类似问题普遍存在。水利部等部门在《关于加强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的若干意见》中亦指出,由于补偿救助等保障体系不完善,蓄滞洪区一旦运用不仅损失严重,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分蓄洪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做过洪水保险尝试,但以失败告一段落。

1986年至1988年、1992年至1996年,水电部、财政部、民政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两个阶段开展了安徽省淮河分蓄洪保险。这是一种享有国家补贴的商业性保险。在保险试点期限内,一旦行洪,农作物直接受淹的损失部分,将由保险公司按保险条款的规定负责赔偿,国家不再拨付农作物淹损部分的救济费。

当年,百姓缴纳不起保险费,水利部门凑钱代为缴纳了三年一期的保险。而后三年间却没有发生洪水,也就没有进行续保;结果1991年该地发大水。之后当地再次进行续保,其后三年间又只有一次小规模分洪,保险公司亏损严重。

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江西农村强制性实施了一种长效保险,收费采取乡政府或供销社代扣的方式。结果,部分群众状告当地政府“乱收费”,迫使保险公司退还了扣交的62元保险费。同时,由于江西省有的年份赔付工作面广量大,保险公司乐于将已收的62元全部退返,也不愿意再承保。

在“1998洪水”之后,要求国家开展强制性洪水保险的呼声日盛。但国内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因之前水灾赔偿亏损,却打算削弱洪水保险业务。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张超为保险公司算了一笔账:假设1亩麦地每年需要保费12元,那么投保50亩地,保险公司每年收益为600元,20年的收益是12000元,但在20年内只要有一次自然灾害,按每亩麦地需要赔付300元的损失计算,那么承保50亩麦地的支出则为15000元,就已超出保费收入。

洪水保险赔付率高,是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的主因;同时,一旦发生理赔,时间过于集中,理赔的工作量过大,还需要专门设立庞大的机构来管理专项的洪水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用过高,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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