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由行游记范文1
曾有香港某电视台主持人，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陆游客在香港被强迫购物的情景：“每天上班时就看见一车车的旅游团拖进那里去宰，没有招牌，封得密密实实，好神秘的样，门口或站或蹲，一堆人煲烟。”
发生在去年七月的香港导游阿珍辱骂内地游客事件，给香港旅游业蒙上巨大的阴影。事发后，香港方面紧急进行危机公关，吊销阿珍导游牌照。后来又推出“一团一导游”、“记分制”等新政。
然而，“一团一导游”的规定把一个导游绑定在了一个团上，限制了导游利用游客自由活动时间另外带团赚外快的行为，使得导游们更为不满。刀手并未因新政绝迹江湖。
在有严格法律规管的香港，刀手们为何铤而走险，逼迫游客去购物呢？促使他们拔刀的，其实是赴港旅游的诸多潜规则。
零团费
去年7月27日，国家旅游局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在北京联合举行了深化推广“优质诚信香港游”会。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田北俊在会上首次公布了香港游的地接成本：2晚3天的接待，香港地接社最低要500元到800元才能保证成本。
“香港游成本包括机票、酒店、门票、用餐、用车、导游、领队等，并随景点安排和天数变化，现行1000多元的香港游肯定有问题。”携程旅行网旅游业务总监唐一波曾对媒体表示。
唐一波介绍说，根据香港游的成本计算，只有总价4000元左右的优质团，才能保证优质香港游。
优质香港游具有三大特征：无指定购物，无旅行社指定的旅游团购物项目；无任何附加费，不针对特殊人群，如老人、儿童及特殊职业如教师等的附加费用；无强迫自费项目，行程之外的自费项目旅行社不得强迫游客参加。
然而，在媒体先后咨询北京、青岛、重庆等多家旅行社后发现，报价在2500元至4500元之间的赴港游为多，但是也有数量不少的旅行社报价低至两千元以下，甚至有“零团费”出现。
山东港中旅国际旅行社出境中心总经理程晶表示，有些旅行社为了吸引游客报名，用赔钱的价格也要先把游客吸引过来，在旅游途中再将游客带到“有合作”的旅游购物点，迫使游客在里面消费。
游客的首要诉求就是观光，谁也不能为其强定购物指标。这应该成为游客和旅游从业者的共识。对于游客来说，一分钱一分货，想玩好就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低团费、零团费甚至负团费必然设有购物陷阱以抵扣运营成本。
香港《文汇报》指出，内地旅客“贪平”心态助长了“廉价团”问题蔓延，旅客情愿选择廉价购物团，冒着被“宰”的风险也不选团费贵的诚信团，令“廉价团”有了生存空间。
差价购物补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
重庆中旅集团总经理廖伟曾给媒体分析香港5日游的基本成本构成时说，一个行程下来至少要两三千元。
如果1100元就参团游港，那么起码还有1000多元的差距谁来为你补上呢？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靠购物来弥补。
一名参加过低价团的重庆游客称，大多数人就是看到只花1000多元就能游香港，而实际上旅游回来，仔细一核算所买的东西才发现，购物多花的钱，足够参加正规团。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分析，因为香港旅行社大都通过与内地旅行社合作，才能接到内地旅行团，而目前内地部分旅行社习惯以“零团费”甚至“负团费”的方式向香港发团。香港旅行社从内地旅行社手中拿不到团费，只能以向游客“吸血”的方式来赚钱。“有些团的团费低到离谱，700港元就两天一晚，完全没得做，旅行社明显就是要通过购物来盈利。”
香港旅游业议会独立董事梁富华表示，零团费是香港宰客刀手强迫游客购物的根源。目前，泰国对香港客团有每天不少于350港元的最低消费标准，去台湾的香港客团也有每天1000元新台币的消费标准。因此，香港旅游业议会与港府均支持取消零团费的考虑。
梁富华称，旅游业议会在讨论是否取消零团费时，受到了部分旅行社和导游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每家旅行社的成本有高有低，不应该统一设置成本标准。
据悉，目前全港有注册旅行社1700多家，其中有50多家、约500名导游属于零团费等低价入境游旅行社，唯有靠旅客购物来创造利润。导游并非立足介绍香港的风情文化，而是专注于拉客购物，部分旅行社老板更开设店铺挣游客钱。部分刀手的月收入达到8万至10万元，而正规导游月收入只有2万元上下。
董耀中表示，要改变现状，只有内地与香港旅游业界联手行动，采取强力措施，打击业界流行已久的“零团费”现象，才可改变这种尴尬现状。
零薪酬
截至2010年10月底止，香港共有1543间持牌旅行商和6001名持证导游。
导游以全职、兼职或自雇形式为旅行商提供服务，其薪酬制度视乎聘用形式而定。薪酬组成部分一般包括底薪、出团费及小费，具体安排由雇主与雇员之间协议厘定。
香港带内地团的导游大多属兼职性质，少有固定受聘于单一旅行社，故没有底薪，虽然理论上导游带团后应可获得旅客支付的小费作为收入，但近年却不时传出导游被旅行社克扣小费的事件，更一度有导游控诉要向旅行社支付每团300元，才有团带。
去年7月，“阿珍事件”发生后，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刘先美曾对媒体抱怨说，2010年初开始，导游被接待内地团的旅行社一刀切扣除全部小费，即导游的工作变成零底薪及零小费。面对零收入，导游只能依赖旅客购物后收取回佣维生。
另一方面，导游所带的旅行团总消费额亦会成为导游的个人成绩表，旅行社一般只给予两次机会，若导游所带旅行团的旅客购物金额不理想，导游休想再有下一次带团的机会。
刘先美慨叹，为了继续有团带，为了当月有钱交租有钱吃饭，有时导游明知对旅客的言语或行为并不恰当，明知不应迫客购物，可是也得无奈掩埋良心，被迫违规。
虽然旅游议会早有规定，若发现有导游违规，最严重可吊销其导游证，但是对于大多数导游来说，怕“没饭开”多过怕被吊销导游证。刘先美说：“现时问题并非议会的罚则是否严苛，而是导游的薪酬制度需要翻天覆地的改变，若导游有基本收入，就不需要冒着违规被销证的风险去逼客购物。”
他透露，同业都希望可尽快改变现时的薪金制度，工会亦正趁港府就最低工资立法，争取相等于每名团员每日付25至50元的底薪。面对有汗出无粮出的薪酬机制十分不满，刘先美担心如不改善，迟早会出现严重事件。
针对旅游工会的抱怨，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做出响应时表示，会考虑推行导游薪金制度化，保障导游有正规的收入。
解决之路
“阿珍事件”发生后，香港旅游业议会急推新政，并于今年2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重要的举措包括“一团一导游”，以及对旅行社和导游实施“记分制”等。
按照“记分制”规定，导游每次违规，除受到包括警告、罚款或暂停资格等处分外，还会按照严重性被记取0至20分不等，两年内首次记满30分则暂停导游资格3个月，再满30分停6个月，3次则撤销导游证。
然而“十大指引”尚未实施之时已引发香港内地团导游强烈反弹。
1月9日，香港有导游工会游行以不满旅游业议会提出包括“一团一导游”、 “导游扣分制”等指引，有1700名接待内地团的导游、旅游巴士司机等参加。
香港导游总工会会长黄嘉毅表示，目前香港内地团90%为四天团，首两日导游带团游玩，后面两天自由活动，导游无需带团，“按照以往操作，导游可以抽身多带团，一个月最多带12个旅行团，佣金收入可以拿到2万港元以上”。
黄嘉毅指出，按照“一团一导游”的规定，等于导游带一个团白白浪费两天时间，收入直接减少一半以上，过百导游会失业。
黄嘉毅认为，应该改革导游薪酬机制，设立底薪。
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对此回应，新措施无疑令部分导游收入下降，但业界长远要健康均衡发展，有必要挽回导游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新指引意在改变经营模式，杜绝不良经营手法。
香港自由行游记范文2
而且，宾老两次到港，他都把宾老在港活动的情况给报社写了报道，为今天人们研究黄宾虹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可惜的是，当时只有父亲会照相、因此父亲没有和宾老合照的机会。
一
我父亲黄般若不仅是个画家、鉴藏家，而且还是摄影家，那大概是受潘达微先生的影响的缘故吧。早在30年代，潘达微便在上海、广东等多个刊物发表了不少艺术照片。我小时候在家中看到过他5。年代前拍的许多画家的照片，数张大干、黄宾虹的最多。可惜的是，在史无前例的“”中，由于众所周知和众所不知的原因，我们广州家中五箱之多的藏品连同那些记录着画坛历史的珍贵照片，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所幸在香港世叔伯的手中还保留着零星的几张，其中宾老在香港的留影，就都是父亲拍摄的。每每看到那珍贵的照片，便令我想起了父亲与宾老的友谊，促使我去追寻宾老在香港的足迹。
父亲从小就常常听画坛前辈谈起黄宾虹老人的书画、诗文和收藏，不知不觉中脑海里浮现出宾老的影子。1925年，父亲参与组织了以维护、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宗旨的国画研究会。宾老闻讯，立即加盟，这让广东的画友们着实兴奋。国画会刚成立，父亲在《七十二行商报》上主编《国画研究会特刊》，他想请宾老谈谈他对中国画的前途和对折衷派的看法。当时，潘达微因主持南洋烟草公司业务，每年都要到上海一两趟，他便请潘先生向宾老转达了这一想法，不久宾老便写了《中国画学谈》一文寄来，对中西画学之异同作了深刻的阐发，就欧风东渐、时习趋向之近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那些“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实为“耳不详六法三品之言，目未睹南宗北宗之别”，并叹曰：“井蛙不可以语天，勺蠡不可以测海”，这无疑是对国画研究会画友的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26年冬，父亲终于来到上海。一到上海便直奔宾老府上。两人一见如故，把酒论艺，从古到今，由中而西，天南地北。宾老不仅把自己的藏品让父亲看个够，带他去看上海几位大藏家的藏品，使父亲大开眼界，获益良多。打这之后，父亲每年都要到上海拜访宾老。每次去都会带上宾老爱喝的好酒，还带去他所藏的书画，让宾老辨别鉴赏和指导。两个年龄相差几乎四十岁的忘年交，共同的嗜好使他们有着聊不完的话题。谈艺之余，宾老时而带父亲品尝他最喜欢的安徽小菜；时而带父亲去古玩店、逛冷摊，指点他选购字画古文物；(据说，70年代前香港藏家手中的珍品都是我父亲在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买回来的。而我现保存的一盒殷虚骨甲就是宾老带父亲在冷摊买回来的。)时而邀来邓秋枚、易大厂、潘兰史、王秋斋、宣古愚等前辈和父亲一起谈艺喝酒……我已无法想象他俩当年交往的场景，但宾老两次赴广西讲学道经香港的情景，我却可以从当时的报道中细细地追寻。
1928年7月8日，黄宾虹赴广西讲学道经香港，《非非画报》同人在南园宴请S宾虹。黄宾虹即席作画两帧，一帧赠画报主人杜其章，一帧送我父亲。次日，宾老的第一件事便是要走访我的外公邓尔雅。外公与宾老同为南社社员，又是刚刚共同发起的“艺观学会”的会员，彼此神交已久，而以桂林是外祖父旧游之地，为此，宾老在我父亲的陪同下，到跑马地访可我外祖父，大家相见甚欢，畅论金石书画之学，逾三小时，同时宾老详细询问了桂林之佳胜处，拟定游览程序。下午，宾老和外祖父一起登上太平山巅，极目远眺那从未见过的壮丽景色，兴奋地随口占诗 首：波影风光画不如，舟循港路路盘纡。青蓝海樟鹆Ы纾丹垩云山缥缈居。彝夏销金开岛市，水天浮玉接蓬壶。登缶向晚空遥睇，难写沧流万里图。随即掏出铅笔，画了数幅速写。
晚上，外祖父也在南国宴请宾老，席间宾老出示所得古玉印数颗给大家欣赏。
二
我父亲是广州国画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又是国画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因欲遨宾老在广西讲学后到广州一行，宾老欣然答允。
赵浩公、黄少梅一知道黄宾虹要到广州，即找当时三多轩的老板黄金海商量如何接待享宜，他表示黄宾虹到广州的费用一切可由他负责。遂安排黄宾虹入住新亚酒店。
9月10日，宾老广西归途经广州，国画会同人在六榕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上宾老作了演讲，从世界美术之潮流到中国画学渊源、新旧画派之变迁、南北宗派与三笔七墨、古人成功之道，令广州的画家获益良多。黄宾虹演讲之曰，到会听众不仅国画会会员全体参加，连高剑父及西洋画家也去了，可以说在广州的画家都是慕名而来的。演讲后国画研究会会员与宾老一起“自由提出讨论，异常畅快，并拍照以留纪念”，晚上宴请黄宾虹时，二十年前挚友、时任广东教育厅长的黄晦闻也出席作陪。后来父亲曾有《宾虹老人在香港》一文记述当年酌情况：“戊辰年(一九二八年)宾老曾到过香港，这里的鉴藏家和画家，都非常欢迎他，不过那时他住港的时日很少，要到广州，转赴广西讲学。当时广州的癸亥合作画社已改组为广东国画研究会，这会是拥有会员五六百人。在宾老末到广州之前，我即以电报通知国画研究会的主持人赵浩公、S少梅、潘致中、温其球等，欢迎这一位名满全国的画家。当宾老到穗之日，广东国画研究会曾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我那时因事未能陪同宾老同去，值蔡哲夫先生也在广州，在会上替宾老绍介宾老的学术和绘画，赵浩公致欢迎词。宾老对我们广东人也特别要好，非常的高兴。”演讲次日，报上刊登了《国画会欢迎黄宾虹纪――黄君演述世界上美术之流派》的消息：“国画会定期(九月)九日在六榕寺(按：国画研究会的会所设在六榕寺内)欢迎画家黄宾虹，并请黄君演讲一节，以志前报。昨日期届下午一时开会，铁禅、幼菊、浩公、至中、君璧等继续莅会，由冯湘璧恭读总理遗嘱，邓诵先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并致欢迎词，随请黄宾虹演讲，由周鼎培、卢子枢笔记。此次演讲甚有价值，先演述世界美术之流别，继将中国画学渊源、南北宗派与三笔七墨主要d，阐发无遗。末述古人程(成)功之刻耐，研求画学的科学方法，与新旧画派之迁变，今人好名之贻累，须努力求实，面壁精研，成功之后，自能名高干载云云。演毕皆鼓掌，欢然散会。茶会时，自由提出讨论，异常畅快，并拍照以留纪念。晚公宴主子东坡精舍，并由教育厅长黄节作陪，宾主欢然，直至九时始散云”(九月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黄宾虹在广州逗留期间，曾访蔡哲夫于寓所牟轩，授其继室谈月色以用笔用墨之法。(谈月色为段拭题《S宾虹课徒画稿》：“宾虹大师，戊辰秋桂林翰山返棹，道出广州，过牟轩，面授用笔用墨之法。”(段拭《虹庐授学札记》，转引自王中秀：《黄宾虹年谱》1928年项下。)而黄宾虹在广州最大的收获，是在文德路画肆购得到一册族祖黄凤六的《潭渡村居山水册》。这令黄宾虹欣喜若狂，珍如头目，返沪后以诗广征时人题咏。
这次香港之行，给宾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桂游日记》中他写道：“戊辰初夏， 拟作桂江之游，山阴诸贞长君携罗星桥君所绘桂林山水暨《芙蓉池馆诗草》四册赠余。书版镌于道光辛卯，其先星桥之父号梓园，挟绘事游京洛间，后之楚，星桥随待。嘉庆丁巳，白莲教匪蠢动，楚氛尤恶，星桥毅然从军，军捷未获叙功而归。阮芸台太傅允为之序，且定其诗焉，图凡廿八幅，置行筐中。国历七月四日启程，由沪经香港，访邓尔疋君，同登最高峰望溟海，以诗纪之：波影风光画不如，舟循港路路盘纡。青蓝海樟鹆Ы纾丹垩云山缥缈居。彝夏销金开岛市，水天浮玉接蓬壶，登临向晚空遥睇，难写沧流万里图。”待游览桂林山水后，他又想起了香港：“桂水郧漓水，自桂林平乐而来，至梧州城西与黔、d二水合，桂水独清，清浊判然不混，故称城西之水为鸳鸯江。州治倚山临水，仿佛香港……”
三
1935年，宾老再次到广西讲学归途抵经香港，我父亲得知消息，即和外祖父邓尔雅、宾老的好友唐天如等大清早便到码头恭候。这是宾老第四次踏足香港，前三次皆行色匆匆，因为他在南方的朋友多是知音，这次他决定在香港多呆些时间。头一天是宾老住在大东酒店，后来唐天如先生通知S居素先生，宾老和居素的交情，是在师友之间的，他们见面时是称黄老师，居素先生主持神州国光社时，古书画及《美术丛书》、《神州大观》画册的编辑都是请宾老主其事的。当时居素先生闻讯，马上赶到大东饭店，相见甚欢，坚持要邀请宾老到他家里去。居素家在东山台，一边是东山台，一边是宝云道，风景非常好。我父亲带着相机，随着宾老等到东山台居素先生的家去。抽空为宾老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放大后，宾老很满意，亲自题词赠居素先生为纪念)。饭后小休后，众人一齐驱车环山而游，沿途宾老遇到美景，便下车出纸描草稿，宾老写生时，居素先生旁立，父亲又为他们拍一张照片。
宾老此行一住就是十天。访友叙旧，观赏各家藏品，游览风景名胜。有一次某藏家以游艇载宾老环游港岛，游艇从中环开去，经鲤鱼门，那时东风颇大，波涛从艇边来，时某藏家出王石谷山水卷，展观未及半，浪忽飞来，某藏家手急眼快，瞬即以身遮掩，不为海水所湿，亦算是幸事。宾老住居素家七天，宴无虚日，后来搬到他的长于春秧街寓所，两日后便到广西去了。返棹之节日，宾老应李凤坡之请游九龙半岛后，到沙田李氏的慧业山堂小憩，席间谈艺至乐。张谷雏援石涛语录之倒，整理为《宾虹画语录》(此稿稍后发表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刊《美术》杂志上，并附上宾老给张谷雏的两封论画的重要信札)。9月2日，石歧渡司理王季原君用游艇载宾老作环岛游，陪同的画家有数十人之多。船从恒利公司码头出发，过了钟声游泳场后，宾老即开始写画，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浅水湾、赤柱、清水湾、鲤鱼门，宾老一路挥笔不停，一边画，一边讲大自然与画法的关系，遥望大屿山：“此披麻皴法也，其势若董源之龙宿郊民图，汝其识之”。舟行岸曲，见水涯乱石，吞吐白浪，他兴奋地说：“此折带皴也，上立者纹若方介，马牙皴也；裂崖崩坍，斧劈皴也：悬崖之树，势若夏；枯瘦之松，可参马远。远处小桥沙岸，映带林屋，大痴境界也。不期南陬海角，有此山川。”宾老兴致勃勃，边画、边说，又沿途指点江山，谓叹香港确擅山水之胜：“在海中望山，更觉其美，我曾游览川桂等名胜山川，山景重重叠叠，甚见雄壮，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亦非虚语，但广西山水亦有不足游者，盖嫌其孤削，乏雄壮之气也。香港则异于川桂，既具雄壮之气，复有广阔之大海，一山一水，益见其伟大，故画材俯拾即是，信手写来可几百之数。”在盛赞香港山水之余，宾老居然还从以旅游带动香港经济繁荣的角度，提出了种植花木的意见：“吸引游客，除此自然美景外，香港可以选择一二荒山如大潦、赤柱等地，栽植花木，桂花、杜鹃固可，梅花、桃花亦无不可，就是种日本著名而又能吸引许多游客的樱花也可以。若能在那壮丽的山水之间多种花卉，相信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那些天，我父亲拿着照相机陪伴在宾老左右，拍下了宾老在香港的足迹，也留下了宾老与香港朋友珍贵的合影。而且，宾老两次到港，他都把宾老在港活动的情况给报社写了报道，为今天人们研究黄宾虹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可惜的是，当时只有父亲会照相，固此父亲没有和宾老合照的机会。
由于时局的原因，父亲此后再也没见过宾老。但宾老人格的魅力，宾老不求闻达，一生保持着我画我的画，我自为我的心态，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宾老论艺时以那种坚守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怀、拥抱世界的胸襟，让父亲终身受用，并坚定了他从传统内部寻找发展中国画的探索：宾老盛赞香港山水俯首可入画之论，令他毕生难以忘怀。他遍游香港的离岛荒山，在宾老“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下秀”的名句中品悟出穷山恶水的另一面何尝不是人间净土的哲理，并以香港入画为契机，走上了“我自为我”的新路，被叶浅予誉为“中国画新派最早的先驱者”。
香港之旅给宾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答谢王季原招待之情，宾老画了《海山揽胜图》送给王君，画上题道：“乙亥自邑宁游勾漏、都峤诸山，道经香岛，偕季原先生乘舟驾车循海而行，遂G九龙、赤柱之胜，至今如悬心目，”而香港众多的知音，更时时让他牵挂。父亲自然是他难以忘怀的人，他称赞父亲的传统功力：“般若道兄，六法浑厚，华滋已得，南宗正传。”对父亲的收藏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尝与友人言：“黄般若君精审鉴藏古今名迹，无所不备，顾及拙笔，可谓河海不择细流。…郑慕倩仿渐师临黄大痴卷，今在黄般若君处，颇精美。”
宾老逝世后，父亲在香港参与筹办了几回纪念老人酌画展(父亲原藏有宾老几十幅杰构，惜如今仅存两件)，并写了三篇关于宾老的纪念文章，但由于岁月的关系，有时空倒置之弊。今按所获见之史料记载，把历史的碎片重新整合以记之。
香港自由行游记范文3
当年徐霞客观赏过龙虎山胜景后在游记中写道：“遥望乱山横翠，骈耸其比者，为排衙石，最高；欹突其南昌者，为仙岩，最秀；而近瞰岭下一石尖畴，四而削起者为碣石，最峭，仰望穹苍，有孤柱撑天之状。”旅行家的赞美带有古代文人特有的含蓄。
今年年初赣港经贸合作之旅时，香港特首曾荫权也对龙虎山发出了赞美之辞，但他的话直截了当，他说：“漂亮得不得了。”
当时，曾荫权看上去精神抖擞，对江西的景点如数家珍，他微笑着说：“江西省本身有很多的旅游景点，香港到南昌飞行旅程也很短。江西的红色旅游很好，香港人有兴趣；江西的绿色旅游也很好，外国人有兴趣。江西的山不得了，上次游览了龙虎山，坐船，有悬棺挂得高高的，很有趣，我转了大半天，看到很多有趣的地方，龙虎山漂亮得不得了。”
曾荫权说，港赣应该在旅游方面多点合作，我希望不但能认识当地的旅游景点，还能发掘多一点当地旅游业可以投资的项目，包括酒店和景点。我们香港的媒体将同我一起，大力介绍江西当地的情况，介绍龙虎山给香港人看到，并通过香港给外国人看到。
港客钟情龙虎山
除了内地市场，龙虎山哪儿来的游客最多？答案是――香港。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东江水流进港九，三百山因此成了香港同胞饮用水的源头。香港回归至今10周年时间里，由于这个源头，不少香港人在赣探根寻源，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其乐融融。
江西省旅游局市场开发处处长梅毅介绍说：“港人之所以来江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江西的地缘、亲缘和丰富的人文资源优势。江西和香港一衣带水，由于江西属于泛珠三角经济圈，而香港与广州联系最为密切，因此，江西和香港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这是地缘优势；江西赣南有客家人，香港很多居民也是客家人，这是亲缘优势；江西道教文化、陶瓷文化、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等，是人文优势。”
香港自由行游记范文4
由香港爱国青年组成的东江纵队，是我党在东江地区抗日的中流砥柱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登陆大亚湾，开始入侵广东。10 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东江下游和广州地区沦为敌占区。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向内地推进，守军狼狈溃逃，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党组织勇敢地挑起了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重任，在各地组织群众起来保卫国土，抗击敌人。
粤东南的东江地区，这里离广州不远，离香港最近。围绕这一地区的山岭、丘陵和平原，有一条宽阔的东江，东江纵队因此得名。为开展抗日斗争，党组织决定派人到东江敌后建立根据地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在香港召集吴有恒（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和曾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等人开会，研究派人到东江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事宜。吴有恒和曾生都争着去。曾生对吴有恒说：“回东江打游击我比你合适。你是外地人，语言不通，人生地疏；我是惠阳人，语言通，了解情况”。
廖承志同意了曾生的请求，派他和周伯明等人率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回惠阳坪山，组建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开辟敌后战场。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宣布成立，曾山任大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后发展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此前，党组织在东莞、增城、宝安等地先后建立了抗日武装，并于1939年初整编为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后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委。为利于部队的生存和发展，这两支抗日武装暂时没有公开使用共产党领导的名称，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
1942年1月，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主任，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政治委员尹林平、副总队长曾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王作尧。为培养本地干部，中共南方局于2月改任曾生为总队长，下辖五个大队，依次为第三、第五、惠阳、宝安、港九大队。1943年12月2日，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在惠阳坪山宣布成立，公开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令员为曾生，政治委员为林平，副司令员是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是杨康华。
东江纵队的成立，标志着东江及华南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发展。从此，东江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武装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是以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形式出现的，虽然它们的活动都受我党的领导，却并没有正式公开。东江纵队成立以后，在它发表的《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中，则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东江纵队便成为我党在东江地区一支公开的抗日武装力量，推动了东江敌后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东江纵队的主要成员是香港爱国青年。据初步统计，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香港同胞近千人，出现了不少“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同时，得到广大香港同胞的掩护和支持，是东江纵队在游击战期间能够活跃在崇山峻岭、出没于丛林郊野的主要原因。在艰苦的环境中，东江纵队独立发展壮大为拥有一万余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其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945年，在中共“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东江纵队与香港的“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941年下半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发现日军集结了三万多兵力在广九铁路两侧，逐渐地迫近深圳河边，进攻香港的战事一触即发。当时，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将情报通知了港英当局，促请注意，但是港英当局并没有认真准备防务。1941年12月8日凌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当时，香港驻军人数只有四千人左右，攻港日军兵力达一万五千余人。日本空军首先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和停泊在海面的英军舰船，摧毁了香港英军薄弱的空军力量。日军步兵随即向九龙要塞发起攻击。由于英军疏于防范，九龙要塞被日军轻易攻占，英军被迫转守香港岛。12月25日，香港战役以香港总督杨慕琦的被俘而告终，从此香港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26日，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式。香港沦陷后，日军设立军政府，实行法西斯军政统治。日本军政府随即宣布，封闭房屋，拘捕港英军政官员，发行军票，对居民的生活日用品实行苛刻的配给制。
从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进攻香港之前，香港暂时免遭战火，一时成为一个战争“避风港”。抗战伊始和皖南事变前后，当局强化文化专制，加紧控制进步文化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先后有两批文化人士由内地疏散到香港。他们在这里掀起了抗日文化热潮，使文化贫瘠的香港一时间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特殊文化据点，大批进步的团体和组织相继成立，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出现。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大批文化人所处情势紧迫。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以及同志对此十分关切，相继以特急电报指示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要求尽一切努力营救、转移困留于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42年1月上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会研究紧急营救方案。东江抗日游击区与港九地区之间，开辟有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西线，即陆上交通线，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即水上交通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会议决定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元老等，由水上交通线转移；其他绝大多数的文化界人士，则走陆上交通线，再分别转送至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确保途中安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两条军事交通线上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派精干的交通员作向导，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1月9日晚，第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到铜锣湾上了小船，在拂晓前乘日军哨兵换岗之机冲出湾口，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在九龙悄然上岸。几天之内，在香港的几百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就这样安全转移到九龙交通站。11日清晨，第一批数十人离开九龙，经荃湾、元朗，在赤尾通过日军封锁线，13日顺利到达位于宝安的游击队指挥部。
这场秘密营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壮举，从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计起，到1942年11月22日邹韬奋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止，历时十一个月。他们神奇地从香港岛“消失”，他们中没有一人被捕。中共十多个省市的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数以千计的无名英雄，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英勇机智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光荣任务。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救出的民族精英及其家属共约有八百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梁漱溟、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持、韩幽桐、孔德、廖沫沙、黄药眠、胡风、沙千里、高士其、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马文森、袁水拍、华嘉、张文、沙蒙、金山、王莹、宋之的、于伶、许幸之、郁风、叶浅予、胡考、丁聪等等。与此同时，由中共地下党员护送或提供安全路线、路过东江转去大后方的军政官员及其家属有：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南京市长马俊超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香港电影皇后蝴蝶等。
营救工作富有传奇色彩，如从启德机场营救英国战俘。负责营救任务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第三大队短枪队队长江水在与队员研究如何先行侦察情况时，队员廖添胜主动请缨：“我在香港长大，曾经多次在机场做工，对地形熟悉，又会讲几句英语。”江水同意让他深入虎穴。为便于进出机场，他要廖添胜化装成香烟小贩。廖添胜很快就同机场修路的民工混熟了，他以卖烟为名侦察，终于发现机场南面有一条臭水沟流向一个涵洞，洞口直径八十厘米，洞里水也很浅，完全可以爬进去，下水道的出口则在海边。这一发现让江水等人十分高兴。
第二天，江水吩咐廖添胜再次摸清敌人巡逻的规律，被俘英军的作息时间；并要他告诉英军战俘，游击队会救他们，要他们依照约定的时间行动。到了午夜时，赖章、廖添胜四位队员埋伏在下水道出口两旁，江水带队员在较远处接应。没有多久，廖添胜便听到水声，随即见到有人爬出来了，可是只有两个英国军官，问上午接头的那个高个子汤姆生，他带着歉意说：“我们两个先打头阵，如果不被日本人抓回去，他们才放心，今晚就会有大批人出来的。”当日，这两名英兵就被水上交通船安全送走了。到了晚上，在下水道出口接应到的，又只是两名中尉。显然，他们还是半信半疑，实在过分小心了。第三天晚上，江水短枪队再去接应时，看见有日军在水道出口处的海边巡逻。事后打听，原来日军发现少了四个战俘，跟着就把下水道的涵洞封锁起来。江水的短枪队也就不能利用这条通道营救启德机场的战俘了。
据被营救的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回忆：
“八年抗战期间，母亲流浪生活无时得到安宁，但是每一次遇到困难时，都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关怀照顾和援助。香港沦陷后，母亲和柳亚子先生等一起，乘坐共产党方面准备的船只前往东江。船原是机帆船，但因为当时敌人要没收一切机器，船主无奈地拆了机器，将之沉入海。因此，这条船只得依靠两张布帆，借风力行驶。可是出海之后，偏偏海面上一点风也没有，原来预计两天到达东江的，却在香港海面徘徊多日。
船上的食水和粮食均已告罄，大家都很焦虑。船主下船去取水，途中，碰到共产党游击队的巡逻队。船主与母亲商量，把这件事情告诉游击队，他说：‘游击队知道您的名字，告诉他们您在船上，请他们帮忙如何？’母亲说：‘好，就这样做吧。’游击队听到船上有廖仲恺烈士夫人，立刻向上级报告。
游击队领导除了写信表示敬意以外，还送来了煮好的鸡和牛奶，写明‘请交给老人’送给母亲。此外，还送了几箩重达百斤的番薯，装足了水，困难解决了。此时，海上风也起了，船便一路顺风驶向东江的海丰。
母亲当时感怀之下，写了一首诗，《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
水尽粮空渡海丰，
敢将勇敢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
即死还留后世风。”
另据被营救出来的张友渔回忆：
“撤离香港的文化人，都是在深夜乘党组织准备的小船，偷渡到九龙。我们偷渡那一次，正赶上日本哨兵在九龙的渡口检查，为躲避追捕，我们的小船不能在渡口靠岸，只好划到岸边一个僻静的崖壁下，由护送我的交通员先上去，然后吊一条绳子下来，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这个根绳子，慢慢地沿着崖壁的石缝爬上岸去。
登岸后，我们在九龙地下党早已准备好的秘密住处，化装成商人模样，又到一个叫西贡的小港，上了游击队的船，准备渡海到对岸的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
正当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迎面开来了一条大船，挡住我们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装的土匪，一个个凶神恶煞，大喊大叫要‘买路钱’，不然就动武。我们船上的游击队员早有准备，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顿时间剑拔弩张，针锋相对。气氛非常紧张。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对峙了一阵后，见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就把船闪开，让我们过去。”
这次香港大营救，除了营救出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界人士外，还有数千名工人、学生和各国留港人员以及英国、印度军官，在全国、在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次营救任务之艰巨，规模之大，时间之短，营救人员之多，不能不说是军事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为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受到中共中央通电嘉奖。在营救过程中，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一切抗日爱国人士以诚相待，患难与共，表现了共产党宽广的襟怀。营救活动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统一战线，体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从而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信赖。著名作家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称，这次营救组织“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说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在驻港英军投降后，被俘的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籍的人士，被关在三个集中营里。本着国际主义精神，东江纵队勇敢地与日寇周旋，灵活机动地营救了一批在港国际人士。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沦陷期间，东江纵队一共抢救了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八十九位国际友人，得到了他们高度的赞誉，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被救的美国飞行员在感谢信中写道：“我们美国人从历史记载中和我们全部的学问中，都从来不曾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雄的军队。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
香港地区唯一的抗日武装港九独立大队
1942年1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决定在港九地区成立一支抗日武装。1942年2月3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的教堂宣告成立，不久改称港九独立大队，直属东江纵队司令部。东江纵队派出熟悉港九情况的游击战士原香港淘化罐头厂工人蔡国梁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另一位游击战士黄高扬任政治处主任，他们统一指挥港九新界地区各个游击队。
港九独立大队包括长枪队、短枪队、海上武装队、城区地下武装队和情报系统等五个中队，队员六百多人，人员由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中华书局、洋务工会等社团和企业的进步青年和香港爱国民众组成。港九独立大队后来发展到数千人，包括港九地区的工人、农民和热血知识青年。港九独立大队成立以后，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特别是新界的原居民，他们不但积极援助游击队，许多人还加入部队，投身到抗日救国保家乡的战争中。最早参加港九独立大队的人很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书院的学生。如港九独立大队政委陈达明是位大学生，国际工作小组负责人黄作梅毕业于皇仁书院，给曾生当英文翻译的林展是庇理罗士女书院的学生。
港九独立大队在港九地区清除土匪、宣传抗日、杀敌除奸、破坏交通、炸毁机场，有力地打击了侵占香港的日军，成为一支唯一坚持在香港的抗日武装力量。港九独立大队组成后，则积极对日军发动攻势，包括派遣短枪队袭击日军据点、截击日军运输队伍，以及伏击汉奸；与东江纵队护航大队互相配合，除保护渔民及海上航道外，又破坏日军的海上运输，并以炸药包、渔炮、手榴弹、短枪等武器攻击日军。
在香港市区，还活跃着一支被日军视为心腹之患的“方姑游击队”。“方姑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不断发起“纸弹攻势”；“方姑游击队”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方姑游击队”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方姑游击队”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宪兵倾巢出动数度搜捕“方姑”，终不知“方姑”去向。
传说中“方姑”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香港女侠。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1921年，方兰生于香港，后毕业于崇德学校，以小学教师为业。1938年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独立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方姑潜回香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战斗至日本投降。市区中队主要在香港九龙市区内敌人的心脏活动，方兰带领队员们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散发传单，搞爆破，搅得敌人不得安宁，而他们收集的情报，不仅使大部队准确地袭击了敌人，也使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有力地打击了日军要塞部位。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区区弹丸之地，竟像在中国大陆一样，游击队神出鬼没，要把港九地区变成“大东亚模范治安区”的企图只能成为泡影。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兰任中共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1948年，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1949年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1998年5月，方兰在广州病逝，享年77岁。
威震港九的“神”刘黑仔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九龙曾活跃着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港九独立大队短枪队。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因为他身体结实，皮肤黝黑，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刘黑仔”。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他到惠阳坪山参加东（莞）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后任游击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特务。刘黑仔常常使用一支法制20响驳壳枪,在战斗中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被誉为神。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派出几支小型武工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武工队首先肃清了当地的十多股土匪汉奸，建立起了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在1942年2月港九独立大队组建后，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干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在九龙金棠酒家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生擒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军多名密探和特工；装扮成乞丐爆破九龙铁桥，等等。短枪队巧妙地袭击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刘黑仔的名字使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回到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12月，东江纵队组成西北支队和北江支队，刘黑仔任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参与开辟以清远县大罗山文洞为中心的抗日基地。1946年5月，刘黑仔在一次与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1944年2月，日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对港九大队游击基地西贡、沙田地区进行“扫荡”，妄图将港九独立大队主力一网打尽。刘黑仔率领短枪队潜入九龙市区，撒传单、贴标语，袭击日军巡逻艇，炸毁日军军火库，还袭击了日军的战略要地启德机场，使日军主力被迫撤回九龙，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港九独立大队出色地进行了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的工作，如赖特上校、秘书李玉标、谭臣副警司、祁德尊少校、摩利海军上尉、上海汇丰银行劳思维克和摩利逊、香港义勇军比尔斯中尉等，都是经由港九大队护送脱离敌占区的。据不完全统计，经港九独立大队营救的盟军和国际友人，英国人二十名、美空军机师八名、丹麦人三名、俄国人一名、挪威人二名、菲律宾人一名，共八十九名。
最轰动一时的，是1944年2月刘黑仔短枪队营救被日军炮火击中座机、跳伞降落的美十四航空队飞行教官敦纳尔・克尔中尉事件。1944年2月11 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尉克尔率领二十架战斗机为十二架轰炸机护航，从桂林起飞，突袭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座机被日军飞机击中起火，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被港九独立大队小交通员李石发现，将他藏了起来。刘黑仔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交通员给克尔送去食物、棉被，帮助包扎伤口。晚上，把克尔转移到沙田、西贡交界的马鞍山一个石洞里。为了避免被日军擒获，刘黑仔白天在通往石洞的必经之路埋上土制地雷，到夜里再把地雷拆除。
克尔座机被击落后，日军出动了一千多人对沙田区、西贡区进行大搜捕大扫荡，进行梳篦式的“铁壁合围”，搜捕克尔中尉。在紧急关头，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部接到从各中队转来的情报。大队长蔡国梁、中队长黄冠芳、情报组长蔡仲敏、情报员陈亮等共同研究对敌斗争策略，决定实行“调虎离山”计，争取救克尔出围。策略已定，立即命令各中队主动出击，牵制敌人。
按照独立大队的指示，刘黑仔一方面加紧对马鞍山的警戒，另一方面深入日寇驻扎的市区，散发反“扫荡”的传单，爆火车、炸桥梁，搞得日寇寝食不安。日本宪兵的翻译、汉奸陆通译扬言，要与刘黑仔较量。为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刘黑仔在一天深夜化装成日本军曹，带领一支“日军”小队来到陆通译的住所，声称日本宪兵司令部找他。途中，刘黑仔突然对陆通译大喝一声：“现在我代表中国人民枪毙你这个民族败类！”刘黑仔又将一张写着“枪毙大汉奸者刘黑仔也”的字条帖在陆通译的尸体上。
为了迫使日军从沙田、西贡撤兵，保证克尔中尉的安全，刘黑仔与短枪队员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启德机场，在停机房和油库放了两枚定时炸弹。“轰隆隆”两声巨响，日寇占领的机场顿时变成了火海。这一战，使日军的实力受到重创。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战斗和宣传攻势，迫使敌人将在新界郊区扫荡的部份兵力连夜撤回到市区，反包围、反扫荡取得了胜利。解救克尔之围，情况缓和些了。在游击队频频出击的形势下，日军被迫把“扫荡”沙田、西贡的兵力抽回市区布防。一个夜晚，刘黑仔带领七八名短枪队员，保护克尔下山到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部。蔡国梁大队长、陈达明政委、黄冠芳中队长等人热情地接待了克尔。二月底，克尔由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护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又受到曾生司令员、尹林平政委等领导的热情款待。不久，克尔便回到了桂林，克尔中尉终于安全归队了。
克尔在给游击队的感谢信中，称刘黑仔为他的“再生父母”。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把克尔脱险经过作为航空队的学习教材，指导飞行员们在中国作战遇难时，找到当地游击队即可获救。在二战期间，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游击队员们及老百姓就曾经先后营救过很多遇险的盟军人士，仅美国飞行员就有八名。美国总统里根1984年4月访华时还念念不忘：“我们和你们并肩抗敌，有些飞行员在中国上空机毁人伤，你们还记得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吧，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救了他们很多人的生命。”
港九独立大队终于获得历史的承认
根据上级的指示，港九独立大队设立了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国际工作小组在营救盟军人员，以及与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等方面，取得了突出业绩。1944年冬，在美军请求下，经中共中央同意，东江纵队开始与美军进行情报合作。黄作梅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首席翻译官及联络员。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黄作梅按照党组织的要求重返香港，筹备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后任办事处主任。英国政府为表示感谢东江纵队的友好合作，于1946年在伦敦把一枚皇家勋章颁给东江纵队成员黄作梅。正如东江纵队在抗战胜利后撤离香港时的宣言所说：“三年零八个月，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护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了许多成绩。”
1942年7 月，经中国政府认可，英国在中国建立了英军服务团，以帮助战俘逃离日本在香港建的集中营。港九独立大队积极协助，曾先后与英军服务团、美国情报组织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1944年10月，美方情报组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为此，东江纵队成立了特别情报工作部，在香港、广州等日军占领区建立了情报网络，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此外，港九独立大队还在武装群众，打击敌伪，肃清土匪，护侨护商，抢运战略物资，抢救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营救国际友人，配合盟军作战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9月1日，英国重新接管香港，港九独立大队奉东江纵队被命令撤离。其后不久，又应英方请求，自发组成自卫队以协助维持新界治安。在1946年9月港英政府重开各区警署后，自卫队才陆续解散。1946年，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东江纵队2400名战士由美舰运送到烟台，其余全部解甲还乡，东江纵队才正式解散。
1946年4月30日，港督杨慕琦从沈阳战俘营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从此到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离任的半个世纪中，港英政府一直不承认二战期间曾配合盟军英勇作战，深入集中营营救英军战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的港九独立大队，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使得许多香港人并不知道。
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四百多名分散各地的老战士会聚香港庆回归。香港各界获悉当年父辈含泪送别的亲人回来了，纷纷发出热情洋溢的邀请。老战士们重游战斗过的地方，受到香港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看到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忆及往事，不禁百感交集。“香港女侠”方姑和她的老战友们也回到了香港，在烈士碑园中久久徘徊。同年中秋节，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接见老游击战士代表，赞扬港九独立大队的贡献。
香港自由行游记范文5
一般在这个时候，乘客只是低头静静把玩手上的智能手机、PSP、NDS游戏机，以借此打发时间，地铁上新闻直线播出的晚间新闻多半乏人问津。
8月16日这天傍晚却和往常有些不同。不少人抬头看着新闻直线上的画面，由于电视声音有限，坐远了的乘客不得不伸长了脖子观望。
有些手上拿着《苹果日报》的白领，仔细将内容看了又看，这份一贯娱乐至上的报纸用了足足一个版面的篇幅报道国务院副总理的到来。
这一日，香港迎来了副总理及随行的高规格财经团队。
“礼包”
副总理的随行人员，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
他们带来了一个举足轻重、许可范围甚广的“礼包”，涵盖经贸、金融、民生和社会事业、旅游、粤港合作等诸多方面，共计36条，其中还不乏开放创新之举。
8月17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与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上，香港各界期盼的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港企使用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以及推出港股ETF等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偌大的会展中心里，掌声不绝，有不少人站立起来。对于香港金融界来说，这个“礼包”来得太及时了。
激活“死水”
2011年上半年，香港特区政府正就人民币未来自由兑换问题在亚洲乃至国际市场频繁进行路演。
“香港金管局目前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在海外地区推广各类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一站式金融平台。”香港金管局发言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据他介绍，年初以来，金管局已在悉尼、莫斯科两地举行了两场路演，反响热烈。尽管两处风土人情、气候环境大相径庭，路演组织者却在两地看到了同样座无虚席的场景：悉尼的活动吸引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要金融机构超过300多名代表；莫斯科则有120多名东欧高层出席，“无处不是爆满。”
“金管局计划，今年9月去伦敦，10月去西班牙，明年年初去南美做路演。”金管局发言人对记者透露。
西行路演的背后，一个日益扩大的人民币资金池正在香港市场成型。
金管局数据显示，至2011年6月，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5500亿元，比年初增长76%，平均每月增幅达到400亿元；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贸易结算超8000亿元，足足比去年总额翻了一倍，平均每月结算额达1300亿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人民币融资也成为了香港金融市场上最活跃的业务，在今年前7个月中，已有43家机构在港发行总额496亿的人民币债券。
2010至2011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从无到有，从简单的现金业务、贸易结算，到如今的债券、基金等衍生品，成长之速可谓为一日千里。
不过，也正如香港金管局主席陈德霖所述，“如果只是资金池规模的增加，池塘里的就不是活水。”
来港前，由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尚无资金回流机制，人民币只能从内地流向香港，资金循环无法扩大，水，是“死”的。
而中央政府送来的这个“礼包”，正是为这个池打开了一个源头。
RQFII起步金额为人民币200亿元。金额虽不算大，个中示范意义深远，更胜在风险可控、可推动人民币回流。
同样，允许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ETF，自然是吸引更多的人民币入“池”的重要手段。
“这些措施是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关键一步。”瑞穗银行董事总经理、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回复记者邮件时这样评价。
“伴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香港人币离岸市场的建立，配合以汇率体制改革与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可能早于预期。这同时可为今后十年，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基础，以应对欧美债务问题、逐步走出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沈建光认为。
定位之变
纵观回归的近15年里，香港经历了两次金融风暴，经济受损严重。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用了八年才勉强恢复；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香港用了不到三年，便步入正常经济轨道。
究其原因，无非是“借助内地”这四个字。
1997年，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第一份政府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元》，定下了未来香港发展高增值服务行业的基调。
此后，香港制造业的版图逐步向珠三角地区转移，本港发展重心转以金融、贸易、物流、旅游等为核心的服务型产业。15年下来，此类产业已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支柱，占实际经济增长的92%。
进入2000年，香港经济疲软，彼时要务，则在于打通内地与香港两地经贸往来的“任督二脉”。
2003年，首次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此后的每一年，CEPA年年增补签订，香港得以自零售行业入手，一步步由广东渗透至珠三角地区。
然而，往来两地的港商们在实践中发现，CEPA虽然给了港商关税方面的巨大利好，但并没有使得该地区消费者偏好港货。
在年复一年的CEPA协议增补签订中，香港特区摸索出了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人民币离岸市场先行者身份，提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1997年，香港在英国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为世界第六。
11年后，美国财富杂志的封面文章《三城记》中提到了一个新名词――“纽伦港”，将香港的经济中心地位摆到了纽约和伦敦之后。
《三城记》作者认为，全球化将三个金融城以共同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造成了一个全球经济的金融网络，明白了“纽伦港”，就看懂了这个时代。
如果没有背后内地经济强有力的支持，香港位列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位置，绝不容易。
“香港总体经济转型并不成功，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回归后得到空前的提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港澳台研究所所长冯邦彦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令香港地位得到如此提高的核心因素是中国因素，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是提高其地位的最重要动力。”冯邦彦1987年赴港任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分析员，在港生活了8年。
香港2011年上半年经济报告数据显示，自1997年至2010年底，在港上市公司急升115%至1413家，总市值自1997年翻四番至21万亿港元，跃居全球第七位。其中，赴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更由1997年的101家跃升至592家，同期占总市值的比重由16%激增至57%。
至2010年底，香港精心打造的国际金融中心品牌，已在英国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上连续5年居第三。
香港自由行游记范文6
――记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常务会董、原香港地区事务顾问
穿梭游览观光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煜荣先生
古训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真正的慈善人士，是无私的奉献者。他们不求闻达以显名，不图回报以谋利。几十年如一日，他们坚信“助人为快人之本”。当他们步入长者的行列时，依然挂怀的是社会责任，描绘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人生美景。可以毫不饰言地说，他们是一群无冕而可敬的社会慈善家。 ―― 题 记
在香港，有很多无冕的社会慈善家，他们或是某一领域的行尊，或是某些社团的领袖。他们大多数年逾古稀，但依旧精神矍铄地活跃在社会事务的第一线，以可亲可敬的长者风范，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播洒着余晖。
七十六岁的何煜荣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香港湾仔区颇具影响力的长者。他服务湾仔已三十六年，一直倾力于湾仔体育事业、青少年教育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历任区议员议员、港事顾问等诸多要职，为湾仔乃至香港的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年近八旬，但何煜荣先生未有颐养天年之意。近年，他北上投资，开办穿梭游览观光有限公司，准备在北京启动热气球观光旅游项目，以绿色旅游的方式向2008绿色奥运献礼。同时，他希望藉此机遇，为祖国的旅游环保事业建立新的功勋。
当笔者问他，这么多年一直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是否想过回报时，他掷地有声地说：“出钱出力不为出名，因助人为快乐之本。”这便是一位长者的心声，也浓缩了他人生故事里最精彩的篇章――
三十六年，服务社群不求名利
何煜荣先生服务社群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72年。那时的他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成熟期，本是再攀新高的大好时机，但是他却宁愿挤出时间，参与到湾仔地区的服务工作中。
回眸三十六年，何煜荣先生上呈民情，下传政议，为百姓所处理的事务多不胜数。我们能撷取三两件富有代表意义的事例，以一滴水来折射太阳的光芒。“当年湾仔老房多，居住人口也很多。房东收租时，很多住户因经济困难，难以付租，我不仅出面协调，有时还会帮贫困家庭支付租金。”回忆起最初涉足民政事务时，何煜荣先生感慨道，“付出去的钱，我也从不要求还。”或许，正是弱势群体的境况，让他坚定了无私奉献的决心。为了让更多贫困家庭能够有文娱活动，三十年前他无偿出资，与香港电台合办演唱会，邀请当红明星走进社群献唱。
在无私奉献的同时，何煜荣先生还致力于湾仔区治安环境的建设。由于经常看到区内陌生人来往，他建议香港警署增派人员，对区内进行监控，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当地盗窃案的发生率，保障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也为青少年创造了优质的成长空间。
由于关注民生、发展民生，何煜荣先生在湾仔区拥有很高的威望。在港英统治时期，有一次政府要裁撤湾仔的一间医院，如果此举施行，那么湾仔居民如有急病求医，将多花半个小时，走很远的路。因此，何煜荣先生提议联名呈情，他一号召便有几百人署名，很快便迫使港英政府保留了那间医院。
鉴于何煜荣先生在湾仔地区的影响力及其所作的实绩，1986年港英政府授予他荣誉勋章。对于这一荣誉，他坦言：“这并非是自己服务社会的初衷。”虽然荣誉非他所求，但是他愿意担当重任。新华社香港分社获悉湾仔区有这样一位具有号召力的爱国爱港人士，于1995年为他颁发香港地区事务顾问的委任状。事实证明，他不负国家的信任，在香港回归前期，他凭藉个人影响力，与诸多爱国人士一起，维护了湾仔区的繁荣与稳定，为香港的平稳回归立下了汗马功劳。
尽管服务湾仔，参与民政工作，已经让何煜荣先生十分忙碌，但他还是腾出时间，积极加入社团，以服务香港、联谊内地为己任。譬如他加入香港中华厂商会之后，正值内地改革开放之初，他动用个人关系，积极号召会员进入内地投资，广泛宣传和推介深圳，使得这扇改革开放的窗口吸引了众多的港商。现在，已是厂商会常务会¶的他，亦经常接待内地省市领导和招商团体，积极协助内地省市宣传。以香港四大商会之一的厂商会为平台，何煜荣先生源源不断地向内地输送投资力量，为内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鉴于他长期以来恪守爱国爱港之精神，北京市有关方面准备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获知此讯，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荣誉，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力所能及的事情。”
虽然何煜荣先生不图名、不谋利，但是国家不会忘记任何一位爱国人士，荣誉终归会不期而至。正如当年创业时，他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是凭藉一份坦诚，做好自己的生意，结果则收获事业的硕果，奠定了自己在香港家业界的重要地位。
坦诚，永不改变的做人准则
何煜荣先生的事业发展史，是以他的家族移居香港为序言的。1932年出生于广东新会的他，四岁那年随家人移居香港。至此，才有了他在香港扎根和成年后打拚的故事。
年轻时的他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即在香港足球队当门将，曾随团参加国际球赛，与洋人一争雌雄。到了二十一岁，命运向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给了他进入家居设计行业的钥匙。
正是这一机缘，让何煜荣先生找到了事业的方向。通过给公司或个人订制家及室内装饰，他一步步积累起创业的资本。等到一切条件成熟后，他的德宝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便水到渠成地开业了。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他一直坚持以坦诚的态度与人洽谈生意合作。由于坦诚经商，这么多年来虽然困难重重，但他总是坦然面对。“有时候，接下一个生意，完工后却收不到款，这样一来就有很大损失。但是，生意还要做下去，毕竟得失是暂时的，而事业则是长期发展起来的。”谈到当年创业的艰辛，何煜荣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坚持坦诚的人，往往具有正直的精神，敢于说实话。谈到香港的情况时，他坦率地说：“有社会稳定，香港才能繁荣发展。但是，我发现少数公职人员言过于行，处理事情的态度不积极，时效性跟不上。这种情况，让我想到十多年前到区议会或民政事务处开会，那时的委员由政府委任，大都是专业人士，常常开会时，某个专业人士的电话响了，接完电话后，他便离开会议处理自己的事情。我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专业人士的职务多，也有自己的本职，所以很难把政府工作与个人工作完全分开。因此，我建议少数公职人员，应当以处理公共事务为先，及时解决问题，而不能将解决的方法停留于口头。以上这些观点，是我从不同政府办事时所见到的，希望对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有所帮助。”
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做人，都以坦诚为准则的何煜荣先生，对每一项社会职务的担任都保持着认真务实的态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职务都不是虚衔，要实实在在地付出。譬如担任湾仔区少年警讯委员会会长及主席期间，他经常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优秀的品格，对当地青少年罪犯给予有效遏制和诱导；而作为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康复谘询及就业小组委员会的顾问，他更是为残障人士的就业而奔波劳碌着。
列举这些例子，是用事实说明，作为一位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长者，何煜荣先生一直是以行动说话，所以对于身处任何行业的人来说，他的处事准则都应值得学习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源于一份责任心，所以他对政府直言利弊。同时，因为对祖国的发展怀有民族责任心，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方式，也是最直接的途径来报效祖国――投资“无烟产业”。
推广绿色旅游，为2008绿色奥运 “祥云”
2008北京奥运已进入倒计时，作为炎黄子孙，何煜荣先生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是，他不想成为这场盛事的旁观者，而是希望参与其中，为奥运尽一份心。为此，他通过儿子从法国引进热气球旅游观光项目，并成为其亚洲的全权商。目前，他已向北京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手续正在办理之中。他殷切地希望，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能坐上热气球欣赏奥运赛事和北京风光。
当问及为什么推崇这一项目时，何煜荣先生解释道：“现在国内大多数景区，都是地面游览参观，难免游客的素质会参差不齐，扔垃圾、破坏设施的情形不可免，所以对景区的长远发展会产生影响。而坐热气球观光就完全没有类似问题，空中观赏一方面可以增进美感，另一方面不会直接造成对景区的污染和破坏。特别是文物保护区，利用空中观光的方式，对文物的保护将起到重要作用。”接着，他又笑着说：“这个热气球观光车可坐26人，升空300米左右，既不对飞机航线造成影响，也不妨碍地面观众欣赏景致。而且，此类的热气球在安全方面得到了加强，游客可以百分百放心乘坐。”
既然热气球项目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何煜荣先生当然会进一步向其它省市推广。不过，他说：“希望在奥运会期间产生示范效应后，再向其它地方推广。尽管已目前有省市与我接洽相关业务，但是我希望热气球游览车先在奥运会期间一展风姿。”
不难想象，当何煜荣先生的热气球旅游观光项目正式启动后，北京奥运会的上空将飘浮起朵朵“祥云”。这一想法如能落实，那么他在报国行动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热气球与旅游的有效结合，也势必引发旅游业新一轮的发展，对旖旎的风景区产生保护作用。这一“无烟产业”的未来发展，就是何煜荣先生奏响的爱国强音。
后记
何煜荣先生三十六年来一直服务于香港湾仔地区，如果从投身体育社团算起，已有五十五年的社团工作历史。鲜明的数字，记录着他的人生故事。虽然时间可以计算，但是几十年来，他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所捐款的数额却无法统计。“但凡是内地遇灾情都会竭尽全力，包括今年雪灾，还有帮扶内地贫困地区的学校。”何煜荣先生笑着说。
何煜荣先生的善行义举，无法统计的捐款数字，映衬的是他那颗无法衡量的慈善心，也是他澹泊名利的高尚境界。实是叫人钦佩。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如他所说：“这么多年来，湾仔区大多数人都认识我，但是一直不知道我曾¾做过多少服务社会的事情。我不想说的原因，就是不想图什么，如果图什么，就不是助人为快乐之本了。”
现在，已将家公司移交给长子经营的何煜荣先生，除了完成热气球旅游观光项目外，还有很多的社会工作等着去做。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社会慈善家：仁者多福，善者多寿！
【人物简介】
何煜荣，现任德宝家工业贸易和穿梭游览观光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华厂商会常务会董、湾仔各界庆祝国庆常设委员会顾问、跑马地居民协会会长、长者草地滚球会主席、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康复谘询及就业小组委员会顾问、跑马地体育会主席、历任湾仔区议员、湾仔区少年警讯委员会会长及主席、香港地区事务顾问、香港三益宗亲总会永远名誉会长等职务。
【人生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