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意大利范文1
【关 键 词】奥地利；法西斯；纳粹党。
【作者简介】马 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关系史。
奥地利纳粹党是时人对奥地利民社党的通俗称呼，其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NSAP）。因与尽人皆知的德国纳粹党同名，因此也被称为奥地利纳粹党。奥地利纳粹党正式成立于1918年5月，其前身是“1904年奥匈帝国波西米亚地区部分德意志工人建立的德意志工人党（DAP）”[1]，该党从1918年成立起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是奥地利境内一支重要的法西斯势力，是奥地利右翼势力活动的先锋。但是该党从属于德国纳粹党，其上台也是德国武力支持的结果。
一、奥地利纳粹党的前身及前期演进
奥地利纳粹党的前身是1904年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该党的出现主要与奥匈帝国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有关。从19世纪后期开始奥匈帝国进入了快速工业化时期，而工业化的展开造成了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波西米亚是奥匈帝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工业化的强劲发展造成了大批捷克农村居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企业工作，从而出现了捷克人与德意志工人抢工作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德意志工人与捷克人之间的矛盾。捷克人由于原本生活贫困，因此工资要求普遍低于德意志工人，这就使得德意志工人在与捷克人竞争就业机会时往往处于下风，从而使德意志工人对捷克人十分仇视，因此波西米亚地区部分德意志工人组建起民族主义性质的德意志工人党以便与捷克人进行斗争。
德意志工人党成立后，立即竖起民族主义大旗，积极抵制捷克人与德意志工人抢工作，因此德意志工人党在波西米亚地区受到不少德意志工人的拥护，其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德意志工人党在成立早期，其组织成分以产业工人为主，其宗旨主要是抵制捷克人抢工作，保护德意志工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倡导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家过分剥削，因此德意志工人党在成立之初通常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的工人政党。但是从1909年以后，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加入，德意志工人党的性质逐渐发生转变，大批城镇白领职工、公务员和小生产者的加入使得德意志工人党逐渐由一个工人政党转变为小资产阶级政党。以1914年统计资料为证，“这一年德意志工人党成员中，产业工人占总人数的23.65%、铁路员工占25.53%、而白领职工和公务员占到了50.72%”[2]。由于政治属性的变化，德意志工人党的政治纲领也随之发生改变。1918年5月，德意志工人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维也纳召开，大会将党名改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又称纳粹党），并且修改政治纲领，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犹太人、个人财产不容侵犯、反对垄断、诚实劳动致富等多项政治主张，同时小资产阶级代表沃尔特·雷希尔当选为该党领袖，这标志着德意志工人党已彻底转变为小资产阶级政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原波西米亚地区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纳粹党的活动中心被迫转至奥地利本土地区。1919年初奥地利举行首次大选，纳粹党参加竞选，并在选举中获得了“2769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0.78%”[3]，其支持率在奥地利众多政党中居于末尾。纳粹党之所以在选举中落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战结束后奥地利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社会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工党，这两大政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时间里都拥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社会支持率，因此纳粹党在选举中的默默无闻也就不足为奇。虽然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成绩不佳，但在地方选举中却取得了不小收获，以萨尔兹堡市为例，“1919年该市议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13.95%的选票”[4]，成为该地区较有影响力的政党之一，而随后在1920-1924年奥地利历届地方选举中纳粹党也都有所斩获。奥地利纳粹党之所以在地方选举中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奥地利主要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在某些地区影响力较小，从而在客观上给其他较小的政党留下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另外从社会条件上来看，战后初期奥地利经济萧条，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人失业使得中下层人民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而纳粹党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剥削，呼吁社会改革的口号迎合了部分中下层人民群众的心愿，从而使纳粹党获得了一定的支持率。
纳粹党在经过战后初期短暂发展之后，从1924年开始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发展势头。其社会影响力不仅没有扩大，反而呈现萎缩之势。以1927年为例，该年奥地利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支持率仅为0.74%，而在地方选举中最高也只有3.03%”[5]，纳粹党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的分裂问题，从1925-1930年间，奥地利纳粹党内部在是否无条件接受希特勒领导问题上发生分歧，从而使纳粹党分裂为亲德派和本土派（亲德派后来占据上风并成为日后奥地利纳粹党的主体），两派长期互相争斗，致使纳粹党遭受惨重损失。另外奥地利经济的好转也是纳粹党影响力下降的另一原因，战后初期奥地利经济萧条、社会混乱，基督教社会党政府为了恢复经济不得不实行经济改革并向外国贷款，而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外国的援助使奥地利经济迅速得到复苏，至1929年奥地利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而经济的日益稳定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奥地利社会各阶层逐渐转入相互和谐的状态，而小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层的不满情绪也从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从而使纳粹党的社会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但是纳粹党并未就此沉沦，随后而来的经济大危机为纳粹党的全面兴盛提供了良机。
二、奥地利纳粹党的崛起与兴盛
1929年到1932年间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给奥地利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据统计“从1929年到1932年间，奥地利制造业减少了39%，出口减少了47%，工业产值仅相当于1913年的39%”[6]。大危机期间，奥地利的各个行业都因经济衰退遭到巨大打击，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这些都使奥地利国内的失业人数直线上升。再加上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外国资本的全面撤资，更使得奥地利经济雪上加霜，整个奥地利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由于经济的萧条，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国内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种政治势力趁机迅猛发展起来，这就为奥地利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前文述及经过一战前后的演变，奥地利纳粹党已由一个工人政党转变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是纳粹党的组成主体。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奥地利经济几近崩溃，小资产阶级遭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薪阶层的失业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奥地利的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大危机爆发以前普遍生活水平较高，而且还能享受大量的津贴补助。但当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失业使得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十分窘迫，这就使得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思潮迅速泛起。小资产阶级渴望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而此时由于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在解决失业和经济萧条问题上的束手无策以及政党斗争激烈造成的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使得小资产阶级对共和国政府以及民主政治失去信心，小资产阶级开始欣赏强有力的专制政体。再者经济大危机爆发后，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等左翼力量迅猛发展起来，这使得小资产阶级担心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旦得势将导致自身利益受到更大损害，因此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道路也心生畏惧，这就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大危机造成的严酷的社会条件下迅速发生异变，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本质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必然与工人阶级决裂，并同反动的大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从而使奥地利小资产阶级原有的中间派立场迅速向极右翼转变。而小资产阶级向右翼的转变也使得纳粹党的性质迅速发生蜕变，纳粹党在经济大危机以前的纲领中强调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剥削、反对社会主义、呼吁社会改革等，其小资产阶级中间派的立场十分鲜明，而当小资产阶级发生异变后，纳粹党的纲领变成了公开强调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合作，同时诋毁和污蔑社会民主工党等左翼政党，并且抨击共和国，反对民主政治、崇尚权威主义政体等，至此奥地利纳粹党经过经济大危机的洗礼后已完全蜕变为一个极右翼政党。
奥地利纳粹党在蜕变为极右翼政党后，加速向德国纳粹党靠拢，并且效仿德国纳粹党积极参加选举。在选举过程中，奥地利纳粹党趁着经济大危机造成的混乱局面，以各类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争取对象，积极发动宣传攻势，并且有针对性的进行拉拢诱骗，从而使纳粹党的势力得以迅速增强。1928年奥地利纳粹党党员人数仅为4466人，而“1933年1月纳粹党员人数达到43100人，而到1934年底人数更达到95350人”[7]。除了党员队伍扩大外，纳粹党在地方议会选举（1930年以后奥地利未有全国选举）中也取得了重大突破。“1930年11月维也纳市议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27000张选票，而在1932年4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则获得了201000张选票（维也纳人口约180万）”[8]。另外，纳粹党在地方省市议会选举中获得的进展则更令人瞩目，“1932年4月奥地利地方选举，纳粹党获得了总票数3149000张中的378000张，比例达到16.4%”[9]，而在某些地区其支持率更是接近一半。随着奥地利纳粹党势力的增强，奥地利纳粹党加紧了与德国纳粹党的勾结，1931年7月席欧·哈比希特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出任奥地利纳粹党首领，哈比希特公开以德国纳粹党为榜样，照搬德国纳粹党信条，大肆鼓吹反民主，宣扬法西斯主义，至此奥地利纳粹党已彻底蜕变为法西斯政党。奥地利纳粹党在蜕变为法西斯政党后一方面继续抨击，争取选民支持，另一方面则指使其打手组织冲锋队大肆进行暴力破坏活动，特别是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奥地利纳粹党受到巨大鼓舞，其攻击矛头直指奥地利政府，而且其领导人还向奥地利政府提出重开普选变更内阁等要求，至此纳粹党的夺权野心已暴露无遗。
由于奥地利纳粹党恐怖活动的增加和夺权野心的暴露，于1932年上台的奥地利总理恩格伯特·陶尔菲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采取强硬措施逮捕纳粹党骨干分子，查封纳粹党机构，并于1933年6月正式宣布纳粹党为非法政党。陶尔菲斯政府的强硬举措使得奥地利纳粹党遭到沉重打击，但纳粹党并不甘心失败，为挽回颓势，奥地利纳粹党于1934年7月25日突然发动刺杀总理陶尔菲斯，阴谋武力夺权，但因遭到奥地利政府的坚决镇压而失败，从而使纳粹党夺权的计划彻底落空。7月失败后，继任的舒士尼格政府继续严厉打击纳粹党，大批纳粹分子遭到逮捕，从而使纳粹党遭到沉重打击。奥地利纳粹党在7月失败后元气大伤，夺权希望十分渺茫，因此奥地利纳粹党将夺权希望完全寄托在德国身上。而1935年以后由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使得中欧形势发生突变，意大利为了获取德国的支持，由原来支持奥地利政府转而与德国合作，这使得德国在奥地利问题上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希特勒为了吞并奥地利公开支持奥地利纳粹党，胁迫奥地利政府于1936年7月与德国签订协定，大赦纳粹党徒，并吸收其成员进入政府，从而使“奥地利纳粹党重新恢复了颠覆政府和社会的能力”[10]。由于德国的有力支持，纳粹运动在1936年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奥地利纳粹党自持有德国的武力做后盾，公开鼓吹德奥合并，建立法西斯反动政权，并最终在德国的武装支持下于1938年3月如愿以偿。而上台后的奥地利纳粹党则与德国纳粹党合并，并成为法西斯德国统治奥地利的帮凶。二战爆发后，奥地利纳粹党人对内剥夺奥地利人民的自由，迫害反法西斯的进步力量。对外则积极支持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将奥地利绑在德国的战车上，1945年5月随着法西斯德国的战败投降，奥地利纳粹党也随着他们的德国主子一起被抛入了历史的尘埃中。
三、奥地利纳粹党的特点
奥地利纳粹党崇尚权威主义、鼓吹反犹、和反民主，这些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与德国纳粹党别无二致，而且奥地利纳粹党的社会基础和崛起道路与德国纳粹党也十分相似，但是奥地利纳粹党与德国纳粹党并不完全相同，它有其自身的特点。
众所周知在二战前后，军国主义一直是众多法西斯组织的核心信仰之一。而德国纳粹党可谓是这一方面集大成者，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就直言不讳的鼓吹侵略扩张。及至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后希特勒更是积极扩军备战，准备挑起新的世界大战。但与德国纳粹党明显不同的是，奥地利纳粹党自始至终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似乎并不热衷，尽管德奥合并后奥地利纳粹党人为了迎合希特勒而支持德国对外侵略，但奥地利纳粹党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表示过任何军国主义倾向，在该党的政治宣传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也从未留下过任何鼓吹侵略扩张的痕迹，因此奥地利纳粹党可以说并不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情绪，这是奥地利纳粹党与德国纳粹党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
奥地利纳粹党是纯粹的法西斯组织毋庸置疑，但法西斯主义所附带的军国主义思想却与奥地利纳粹党无缘。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普鲁士军国主义思想未曾感染过奥地利。从18世纪起普鲁士王国就依靠不断增长的国力和普鲁士精神迅速崛起为欧洲大国，并在19世纪中期击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而统一德国。而随着普鲁士对德国的统一，普鲁士精神中的军国主义因素也就深深植根于德国民族之中。但普鲁士势力从未染指过奥地利，因此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思想也就未曾影响到奥地利，从而也就使奥地利民族缺乏德国人的军国主义狂热。
德国纳粹党从希特勒组建开始直到最终夺权，始终未与外国势力发生密切联系，从其初兴到全盛再到上台执政，德国纳粹党始终自我发展，并不受外国势力的摆布和影响。而奥地利纳粹党则不同，奥地利纳粹党长期与德国纳粹党紧密勾结并受其影响，而且这一特点贯穿于奥地利纳粹党的始终。早在1920年春季，奥地利纳粹党就与慕尼黑的德国纳粹党建立了联系。从此以后直至1938年德奥合并奥地利纳粹党始终与德国纳粹党保持密切联系。除了相互联系以外，奥地利纳粹党还接受德国纳粹党的领导，德国纳粹党的指示被奥地利纳粹党人视作金科玉律，甚至其领导人的任免也由德国决定，这种唯德国马首是瞻的特点一直持续到德奥合并。
奥地利与德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而奥地利纳粹党与德国纳粹党也有着相似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契机。但奥地利纳粹党却始终不能像德国纳粹党那样凭借自身力量上台执政，最终只能凭借德国的武力支持夺取政权，这是奥地利纳粹党有别于德国的另一大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奥地利政府的强大以及对待纳粹问题的强硬态度。从一战结束直到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社会党在奥地利国内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且长期执政。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奥地利社会动荡、政局混乱，于1932年出任政府总理的基督教社会党领袖陶尔菲斯为稳定政局采取断然措施于1933年3月解散国会，从而使陶尔菲斯政府成为了事实上的独裁者。而陶尔菲斯政府建立独裁统治以后，权利变得空前强大，再加上基督教社会党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政权基础十分牢固，纳粹党想撼动政府十分不易。此外从陶尔菲斯到后来的舒士尼格，奥地利政府都将纳粹党视为“”而予以坚决镇压，从而使纳粹党遭受惨重损失，其势力大为减弱。
其二，意大利因素。德奥合并是希特勒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而希特勒合并奥地利的主要手段则是通过扶持奥地利纳粹党掌权来实现。但德国的计划与意大利发生了冲突，早在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就开始向奥地利渗透，墨索里尼的战略目标是阻止德奥合并，并使奥地利成为亲意大利国家，因此奥地利纳粹党的壮大引起了意大利的不安。为了阻止奥地利纳粹党掌权，墨索里尼积极支持奥地利政府打击纳粹党。而奥地利政府则因为有了墨索里尼做靠山，对奥地利纳粹党身后的希特勒毫不畏惧，敢于采取强硬措施镇压纳粹分子，从而使纳粹党遭受惨重打击，也使其夺权希望愈加渺茫。虽然意大利在1935年以后逐渐调整了在奥地利问题上的态度，并最终默认了德奥合并，但至少在1936年以前，由于意大利的介入在客观上的确对奥地利纳粹党的夺权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四、结语
纵观奥地利纳粹党的演进过程，1929年到1933年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是其向法西斯党转变的催化剂，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纳粹党与德国纳粹党极其相似。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纳粹党原本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党，得益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而迅速崛起并成为德国的执政党，并最终将德国带向了世界大战的毁灭之路。而奥地利纳粹党虽然未像他们的德国同行那样挑起世界大战，但是当奥地利纳粹党在法西斯德国的扶植下上台执政后其所作所为也一样为人所不齿。奥地利纳粹党卖国求荣将奥地利国家出卖给纳粹德国，同时积极追随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驱使大批奥地利青年为法西斯德国充当炮灰。另外奥地利纳粹党将整个奥地利国家经济纳入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轨道，它帮助德国法西斯拼命搜刮奥地利的民脂民膏，完全不顾奥地利人民的死活，竭尽全力为它的德国主子效劳。而且奥地利纳粹分子还为德国法西斯充当压迫奥地利人民的走狗，剥夺奥地利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残酷镇压广大奥地利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从而充分暴露出极端反动和丑恶的面目，这也因此使奥地利纳粹党遭到广大奥地利人民的唾骂。二战结束后，随着德国法西斯的覆亡，奥地利纳粹党也遭到广大奥地利人民的正义审判，并且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应该说奥地利纳粹党是奥地利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毒瘤，它的崛起和兴盛是奥地利历史上的一场悲剧，其后果发人深省。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像纳粹这种法西斯反动势力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它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和危害，因此它理所应当遭到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注释：
[1]Stanley G.Payne，A History of Fascism，1918-45，p.59.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1995.
[2][4][5][7]John T.Lauridsen，Nazism and the
Radical Right in Austria，1918-1934，p.278， p.284， p.315， p.326.Denmark：the Royal Library 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07.
[3][8][9][10]F.Parkinson.Conquering the Past：Austrian Nazisim Yesterday and Today，p.36，p.38，p.40，p.49.Detroit：Waye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
[6]Martin Kitchen，The Coming of Austrian Fascism，p.94.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0.
参考文献：
1.Bruce F.Pauley，From Splinter Party to Mass Movement：The Austrian Nzai Breakthrogh， German Studies Review，Vol.2，No.1，1979.
2.F.Parkinson，Conquering the Past：Austrian Nazisim Yesterday and Today，Waye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
3.Stanley G. Payne，A History of Fascism，1918-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1995.
4.Rolf Steininger，Gunter Bischof ，Michael Gehler， Austr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
德国和意大利范文2
〔关键词〕 ;忧党意识;道德;执政形象;执政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36-05
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深刻关切而升华的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志士仁人大都具有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忧患意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忧国、忧民、忧党的忧患意识。忧党意识是忧患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体现着道德的基本精神和内在诉求。
一、道德渊源――忧党意识的思想之基
忧党意识的产生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基础,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反思与批判一切旧道德,承继与塑造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一)汲取与内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厚重积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点,也是忧党意识形成的重要源泉。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广泛涉猎四书五经、先秦诸子著作、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明清文学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修为,为其道德人格的形成铺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儒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一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其思想性格洋溢着鲜明的入世精神与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一直左右着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政”,儒者的眼光皆于春秋末年“礼崩乐坏、霸道横行”的社会现实,从而产生忧患与拯救意识,即以儒道救天下。西汉儒家后裔董仲舒更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倡议,进一步巩固儒家文化在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其精神实质就是追求崇高的道德精神境界,并以道德作为社会治理的主流模式。这种理念在中国古代现实社会生活中具体化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和实践路向。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核和重视社会生活的实践取向内化在的思想性格中,成为其毕生心路历程中最根深蒂固的精神根源。
(二)反思与批判一切旧道德
封建旧道德是阻碍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壁垒。青年认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让中华民族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精神活力,就必须改造民心、启迪民智,通过普及哲学伦理学,进行思想启蒙和道德改造。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旧道德的虚伪性,提倡富有民主、平等精神的新道德以代替腐朽的压抑人性与自由的旧道德。诚然,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从根源上看不是道德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也不是道德改造问题,但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已经开始从道德问题入手进行反思,再反思,最终找到了落后的根源和解决路径,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的根本出路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找到落后根源后,并没有就此抛弃道德改造问题,他始终认为党的良好道德形象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表率。因此,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发挥道德的训诫、教化和感染作用。对旧道德的不断反思与批判使的忧党意识洋溢着鲜明的道德神韵。
(三)承继与塑造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共产主义道德观的前提和基础。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其思想受到极大震撼,并逐渐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随后,其世界观、思想立场和道德取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开始从民粹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新道德。五四时代,他猛烈抨击封建旧道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倡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道德观改造自己和党,并把道德作为评价实践的标准之一,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所应树立的价值观,即脱离低级趣味、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以人民利益为共产党员最大的利益。在看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幸福而奋斗甚至牺牲个人生命,是共产党员党性纯洁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承继与塑造成为忧党意识的直接理论来源。
二、道德容量――忧党意识的实践指向
把道德准则作为评价实践的标准之一,并将大量道德准则运用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集体实践活动之中。他总结的道德准则包括:团结同志、尊老爱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国主义等。这些道德准则体现了三条最基本的道德精神,即坚定的信仰和意志、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核心是大公无私。这些道德准则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忧党意识之中,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集体实践活动的道德维度,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映照了道德与信仰的视界融合。
(一)忧党员不能首先从思想上入党
认为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问题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的头脑,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此,他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1〕他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提出应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来整顿党的作风。整风运动是开创的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形式。历次整风运动主要反对、清扫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弊病”〔2〕。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方式实际上是要求党员自身进行道德反省和自律,党员之间进行相互监督,达到培育党员形成和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目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求党员个体在道德价值观上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境界,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
(二)忧党风不正与党内腐败
党风具有道德内容,与社会道德风尚密切相关,且事关中国革命目标的实现。认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4〕党内腐败也是十分重视的问题。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重视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我国部分地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事件的出现,使开始警惕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贵族阶层”问题。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为了防止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出现,认为共产党员必须提高道德修养,具体途径包括: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劳动,打掉官气;要勇于做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由于过分紧张党内会出现“贵族阶层”,从而对政治形势产生了错误估计,过分夸大了党的阴暗面,酿成1957年反斗争扩大化以及后来“”的严重错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而要从制度上加以解决。“”结束后,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制度建设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
(三)忧党员不能以人民利益为重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以人民利益为第一利益、以人民利益为第一生命”是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核心道德评价标准。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然而,令颇为忧虑的是党内仍有一些共产党员不以人民利益为重,具体表现为:以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怠工形式为主的个人主义与以独断专行和贪污腐化形式为主的。指出了克服个人主义和的具体做法:一是要紧密联系群众,要和群众在一起,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是我们党伟大力量的来源。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群众负责,要坚决反对只顾个人私利的小集团利益和以权力侵占人民利益贪污腐化的。三是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得失。当党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国家和人民利益,必要时可以为人民利益而死。
(四)忧西方腐朽道德观念的腐蚀
早在青年时代,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道德沦丧现象进行抨击,主张吸取西方文明的科学、民主精神,但却对西方的道德观念持否定态度,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7〕在看来,西方物质文明繁荣,精神文明却萎缩,资本主义世界充满弱肉强食、铜钱臭,不是他所期望的那种道德标准。当晚年仍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改造时,他更加担心西方腐朽道德观念的侵蚀。1960年5月,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问中国对西方来访者为什么要如此紧闭大门?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带有道德准则方面的随意性,而这会影响他力图使中国人达到的高标准。西方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会降低。西方文明的腐朽方面堵死了从反叛中国传统道德走向认同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可能,他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但晚年在对人民进行道德改造时,绝对推崇贫下中农的道德价值观念,提倡干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都应向“贫下中农学习”。主张以“贫下中农”的道德观念来抵御西方腐朽道德观念的侵蚀。
(五)忧只讲物质利益不讲精神
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指出:“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8〕,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9〕,“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10〕。首先从人的生存需要进而从革命的需要论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物质利益是人民的正当需要。但他又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认为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过分强调物质利益,会使人们增长腐朽堕落的思想,会使人蜕化变质。因此,在讲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讲精神,尤其是干部和党员更应该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先人后己。树立了党员、人民群众都应该学习仿效的道德楷模,如毫无自私自利精神的白求恩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在眼中,这些人都是有股子精神的人,追求精神是党员道德修养奋斗的目标。
三、道德价值――忧党意识的意义考量
道德的本质是一种实践精神。的忧党意识体现了他在利用道德准则对党的实践活动进行合道德性的引导和改造,这对于当今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不可泯灭的意义和价值。
(一)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纯洁党性,维护党的执政形象
认为,党风蕴涵着道德性的内在规定,优良的党风有助于树立党的道德形象,塑造党的道德权威。党的道德形象是党的执政形象构成的要素之一。“执政党的执政形象,是指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性状特征、精神风貌等在社会公众眼里的抽象反映,以及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素质、执政能力、执政理念和执政业绩等,给国内外公众留下的一种综合印象或看法。”宏观而言,党的执政形象是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和执政能力的综合体现;微观而言,党的执政形象要通过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用实际行动来维护。党的执政形象是党性的外在表露和党的生命力的重要体现。然而,“党员、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在社会上工作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的冲击”〔11〕。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活力,又带来了问题,突出表现为个别领导干部和党员不能正确处理市场经济原则和党性原则的关系,不能正确处理开放搞活和拒腐防变的关系,加之自身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过硬,结果滋生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牟取私利,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与威信。从道德的角度看,一切腐败行为都首先是道德失范行为,是严重违背道德规范与原则的恶的行为;一切腐败分子都首先是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大搞权钱、权色和权权交易,跌破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底线,违背了党的宗旨,玷污了党性,伤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损害了党的形象,从而也使党长期执政的地位受到挑战。党员、干部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对全社会具有重要示范作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是改进党的作风的重要内容。领导干部道德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着领导活动的成败,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培育。因此,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性,维护党的执政形象具有基础性作用。
(二)有利于提高党员的道德自律力和意志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体现在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中。党员对道德的践履是保持党性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基本前提。当今社会,党员、干部面临的物质诱惑增多,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仅包括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能力,而且也包括抵御市场原则的道德自律力和意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力也是执政能力。道德是分层次的,也是有差异的。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要坚持底线伦理和美德伦理的统一,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尤其是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更应弘扬所提倡的大公无私的美德伦理精神,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合法性(Legitimacy)是指执政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是合道德性和合法律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其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生成和党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认为,共产党员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该是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和维护团结统一的模范;应该是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积极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模范;应该是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虚心学习的模范。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应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遵守这些富含道德诉求的原则与标准,即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必须是合道德性的。合道德性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内在价值体现,共同利益是执政党合法性被认可的最根本前提。正因为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是合道德性的,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党才能赢得和巩固执政的地位,党的执政合法性才会不容置疑,才能更加有力地挫败国际国内敌对分子“西化”和“分化”的图谋。
(三)有利于提高党的道德整合力,调节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政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包含了对道德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和谐又依赖于道德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动因,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此,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核心;提高党的道德整合力,调节利益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路径。把思想教育作为整顿党的作风和改造人民从而进行道德整合的有力武器。在当前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继续利用好这个武器来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利益得失,形成正确的利益观。道德在利益调节中主要发挥的是引导、认知和约束功能,可以使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包容感,从而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正当利益与非正当利益的关系。在利益观上,干部、党员要秉持“以人民利益作为党的第一生命”的理念,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努力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党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获取利益,表达利益诉求,从而化解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2〕〔4〕〔5〕〔6〕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75,1095,812,1004,1096.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0.
〔7〕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638.
德国和意大利范文3
日耳曼部落最早可追溯至北欧铜器时代（西元前17至前5世纪）或者最晚是前罗马铁器时代（西元前5~4世纪至西元前1世纪）。西元前1世纪，部落开始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和德国北部逐渐向南、向东和向西扩散，与伊朗人、波罗的人、凯尔特人的高卢部落以及东欧的斯拉夫人发生接触。在奥古斯都的统治时代，罗马帝国军队开始入侵日耳曼地区，该地区约为莱茵河至乌拉尔山脉之间，西元9年时，谢鲁斯克部落主阿尔米尼乌斯击败了由瓦卢斯领导的三个罗马军团，使奥古斯都放弃将罗马帝国边界扩张至易北河的意图。塔西佗于西元100年完成日耳曼尼亚志时，日耳曼部落已在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定居，占据了现今德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奥地利、巴伐利亚南部及莱茵兰西部则为罗马帝国所管辖。
3世纪时，出现许多较大的西日耳曼部落，包括阿拉曼人、法兰克人、夏登人、撒克逊人、图灵吉人等。日耳曼人约于西元260年进入罗马帝国控制地区。匈人于375年西移至罗马帝国统治地区后，罗马帝国势力自395年起衰弱，日耳曼部落因而得以进一步向西南方迁移，同时，今日德国境内出现了较大的部落取代先前的小型部落。日耳曼地区大片土地（即墨洛温王朝时所称的奥斯特拉西亚一带）为法兰克人所占领，而北部则为萨克森人及斯拉夫人所统治。
神圣罗马帝国
查理大帝于800年圣诞节于罗马接受教宗利奥三世加冕，并建立卡洛林帝国，后于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分裂，分裂后出现的东法兰克王国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雏型，领土北至艾德河，南达地中海。在奥托王朝（919年-1024年）统治期间，由各公国推举间推举共主，王位虽非世袭，但仍多为父死子继的情形，而形成王室家族。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于962年经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萨利安王朝（1024年-1125年）统治期间，意大利北部及勃艮第并入神圣罗马帝国，但由于叙任权斗争，皇帝权力遭到削弱。
于霍亨斯陶芬王朝（1138年-1254年）统治期间，帝国扩张至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德意志地区进行向东垦殖，促成商业繁荣，日耳曼北部城镇则因组织汉萨同盟而繁荣。在1315年的大饥荒及1348年至1349年的黑死病后，日耳曼地区人口大幅减少。1356年颁布的金玺诏书规范由七个最具势力的公国统治者及大主教为选帝侯，采多数决选举皇帝。
马丁·路德于维滕贝格撰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挑战罗马公教教会并引发了宗教改革。信义宗（路德宗）自1530年后成为许多日耳曼邦国的国教。1618年6月26日之前，封建君主制国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由390个公国、侯国、伯国、宗教贵族领地、自由邦、弗里敦市、骑士领地组成，因宗教冲突导致1618年6月26日—1648年10月29日的三十年战争爆发，该战争对日耳曼地区造成严重破坏，战后日耳曼邦国的人口约减少30%—65%。1648年10月29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日耳曼各邦国结束战事，而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则为许多独立的公国所控制，于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约由1，800个领地所组成。自1740年起，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及普鲁士王国主导日耳曼地区。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由于拿破仑战争被迫退位，也宣告神圣罗马帝国解散。
德意志邦联及德意志帝国
拿破仑一世战争失败后，欧洲各国于1814召开维也纳会议，并建立由39个主权邦组成的松散联盟－德意志邦联。对欧洲协调政治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自由主义运动，但随后遭奥地利政治家克莱门斯·梅特涅所镇压。于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则促成日耳曼邦国的经济整合。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逐渐受德意志人支持，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建立一个具备中央集权政府的民族国家。受1848年欧洲革命和法国建立共和国影响，德意志知识份子和平民也发动了革命，国民议会决议由普鲁士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担任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四世认为其权力将受限而拒绝，使革命运动暂时遭遇挫败。
威廉四世的继任者－威廉一世，与以自由派为主的议会渐生冲突，就军事预算有相当歧异，于1862年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主导普鲁士改革及建军政策。普鲁士于1864年普丹战争及1866年普奥战争获得胜利后，并成立北德意志邦联，排除过去曾主导日耳曼地区事务的奥地利势力。俾斯麦欲将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及达姆施塔特等地并入北德意志邦联，与法国冲突渐增，遂于1870年爆发普法战争，法国于普法战争失利后，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统合奥地利以外的日耳曼国家，即采“小德意志”路线。普鲁士约占帝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及人口，主导帝国事务，德意志帝国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首都设于柏林。在德意志统一后，扩大了市场范围，统一货币及度量衡，原先的贸易障碍因此消除，而历经了繁荣时期，普法战争后，法国弥漫复仇主义，俾斯麦为防止其对德展开复仇战争，故透过外交上与他国结盟、拉拢俄国、孤立法国来避免战争。而于威廉二世继任后，德国外交战略大为改变，在国际事务上积极介入，与其他欧洲列强的利益发生严重的冲突。就1884年柏林西非会议达成协议，德意志帝国控制德属东非、德属西南非洲、多哥兰及喀麦隆等殖民地。原先有帝国参加的同盟不复存在，而新的同盟又将德意志排斥在外。与此同时，法国却通过《英法协约》与英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巩固了与俄罗斯帝国的联系。除了与奥匈帝国保持接触，德意志帝国日益孤立。
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1914年6月28日被刺杀，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意志帝国为同盟国成员，为协约国所败，德意志帝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超过200万名军人死亡。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918年11月11日签订康边停战协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6月，德意志帝国被迫签署《凡尔赛和约》。由于条约被认为过于苛刻且令德国蒙羞，促进了纳粹主义的兴起。
魏玛共和及纳粹德国
德国革命时，德国改行共和制，但权力争夺仍然持续，极左派共产主义者于巴伐利亚夺权。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于1919年8月11日签署魏玛宪法，革命结束。1929年，大萧条发生，以及凡尔赛条约规定严苛的和平条件、政府长期不稳定，民众渐对政府失去认同。刀刺在背传说广泛流传，认为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系由于欲推翻政府者。魏玛政府因签属凡尔赛条约而被认为背叛德国。德国共产党及纳粹党于1932年掌握议会多数。在连续数个政府内阁失败后，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国会大楼于1933年2月27日遭到纵火后，颁布紧急法令取消民众部分基本权利。授权法案通过则赋予希特勒政府完全立法权，当时仅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该法案，而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则已遭捕入狱。希特勒借由其权力排除实际上及潜在的障碍，在数个月内即建立中央极权国家，各产业也因重新建军而复苏。
英法两国对于希特勒的种种要求采取“绥靖政策”，给予相当程度的让步，致使德国得以在1935年收复萨尔、1936年占领莱因非武装区、1938年与奥地利合并、并在同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中支解捷克斯洛伐克。希姆莱行动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为入侵波兰前的准备。德军于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展开入侵，后协同苏军迅速占领波兰全境，英国及法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展开。随着战争进行，德国及其盟国迅速控制欧洲大陆及北非，但迫使英国投降或停战的计划未能成功。1941年6月22日，德国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入侵苏联。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使德国向美国宣战。德国于1942年6月28日—1942年9月13日—1943年2月19日的蓝色行动遭受失败而由东线战场撤退。德国的盟国意大利于1943年9月投降，迫使德国须防御意大利战线。诺曼底战役后增加了西线战场，同盟国军队进一步进入德国领土。1945年4月16日—4月30日/5月2日的柏林战役于4月25日红军攻入柏林城，4月30日红军完全占领柏林城区，当天下午希特勒自杀，当时柏林城防区司令打算向苏军进攻柏林部队的统帅做出有条件的投降，但因苏军进攻柏林的部队的统帅拒绝投降未果，最终几经交涉和斗争之后于5月2日在红军占领柏林之后对苏军统帅无条件投降，5月8日，德国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纳粹德国政权实施各种迫害反对者及少数民族的政策，即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数百万人被杀害，包括犹太人、罗姆人、耶和华见证人、斯拉夫人、苏联战俘、身心障碍者、同性恋者及政治、宗教反对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欧洲造成超过4，000万人死亡，德国约160万士兵阵亡及二百二万平民死亡。战后纽伦堡审判审理纳粹战犯。德国失去了前德意志东部领土的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的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波森、东普鲁士等地，在1944年1月—1945年5月之间约1，200万德意志人自前德意志东部领土的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的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波森、东普鲁士等及其他欧洲占领区被苏军攻入纳粹德国本土期间无条件驱逐，并在这个驱逐过程中有220万以上平民被苏联红军杀害，主要城市也遭受破坏。
东德及西德
1947年，盟军占领下的德国，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法律上由波兰及苏联管理，但事实上为并吞，而西部的分离地区为萨尔保护领。
于德国投降后，德国领土及柏林由同盟国划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分区占领，这些地区接受650万名来自东部领土的德意志人。1949年5月23日，法国、英国及美国占领区合并，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苏联占领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般也以西德及东德称之。东德首都设于柏林，西德将波恩设为临时首都，以强调两国分治仅为暂时性的现状。
西德为议会民主制共和国，采行社会市场经济，与美国、英国及法国结盟。自1950年代起历经了长期的经济成长。西德于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7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始国之一。东德为东方集团国家之一，政治及军事上受苏联控制，并加入华沙条约组织，虽然东德以民主为国号，但政治上仅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控制，并设有特勤机构国家安全部，另有其他机构于社会中各层面进行控制；东德采行苏联式计划经济，而后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虽然东德官方宣传其社会政策好处，并宣称存在西德入侵等威胁，但许多公民仍向往西德的政治自由及经济繁荣。为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于1961年建造了柏林墙，也成为冷战的象征，在波兰及匈牙利民主改革后，柏林墙于1989年被拆毁，象征共产主义垮台及两德统一。
东、西德间的紧张关系在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于1970年代初期的东方政策稍获缓解。1989年夏季，匈牙利放弃铁幕并开放边界，数千名东德国民经匈牙利进入西德，此举也对东德造成冲击，大型抗议活动获得更多支持。东德当局无预警开放边界，使东德居民能自由至西德旅游，以维持东德的国家地位，而实际上加速了转向改革的进程。美国、英国、法国及苏联于1990年9月12日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后，放弃根据投降条款的权力，德国重新取得完整主权，使德国得于同年10月3日统一，前东德地区的5个联邦州重新建立，被称作新联邦州。
两德统一与欧盟
德国和意大利范文4
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Two Major Imperialist Military Blocs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形成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和法俄英三国协约。
英德海军竞赛AngloGerman Naval Arms Race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两国为争夺海上霸权进行的军备竞赛。
法绍达危机Fashoda Crisis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苏丹爆发的战争危机。
摩洛哥危机Moroccan Crises1905年、1911年，法德两国为争夺摩洛哥爆发的两次战争危机。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ference1906年1月，欧洲列强为平息摩洛哥危机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会议。
波斯尼亚危机Bosnian Crisis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引起的冲突。
萨拉热窝事件Sarajevo Event1914年6月28日，奥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马恩河会战Battle of the Marne1914年、1918年，协约国军队同德国军队在马恩河地区的两次战役。
凡尔登战役Battle of Verdun1916年2月至12月，法德两国军队在凡尔登地区的长期对抗战。
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Somme又称“索姆河会战”。1916年7月，英法军队同德军在索姆河一带进行的大规模会战。英军首次使用坦克。
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1916—1917年，德国军队在西线设立的以德军统帅兴登堡为名的军事部署。
康布雷战役Battle of Cambrai1917年11月，英军在法国康布雷地区向德军发动的进攻。
默兹—阿尔贡战役Battle of the MeuseArgon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法联军在西线法国的默兹-阿尔贡地区对德军发动的进攻。
七月进攻July Offensive又称“六月（俄历）进攻”。1917年7月，俄军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组织的对德奥军队的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
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又称“日德兰半岛之战”。1916年5月，英德两国海军为争夺制海权在日德兰半岛附近海域进行的大海战。
无限制潜水艇战Unrestricted Submarine Warfare1917年2月，德国为封锁英国海上通道，宣布使用潜艇对任何驶往英国的商船不宣而战的作战行动。
君士坦丁堡协定Constantinople Agreement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3月，英法俄三国秘密签署的关于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定。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ies of BrestLitovsk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及其盟国签订的屈辱性和约。
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Armistice Agreement of the Forest of Compiègne（法语）又称“康边停战协定”。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同德国在巴黎东北贡比涅森林签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Second World War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侵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反侵略战争。
远东战争策源地Source of War in the Far East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为同英美争霸，不断扩大和提升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武装侵略行动，使该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策源地。
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1932年1月，国联成立的调查中国“九一八”事变的调查团，因团长李顿而得名。
远东慕尼黑阴谋Munich Scheme in the Far East日本侵华期间，美英等国在东方对日施行绥靖政策，企图牺牲中国，达到反苏、目的的国际阴谋。
亚洲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 in Asia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仿效美国“门罗主义”，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以排除英美势力，试图独霸中国和亚洲的阴谋。
不承认主义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又称“史汀生主义”。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因9·18事变照会中日政府，不承认日本占领东北合法，不承认中日之间任何有损美国在华利益的协约。
日本法西斯Japanese Fascist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内出现的反民主思潮和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体制。
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订的建立亚洲大殖民帝国计划。
苏日中立条约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1941年，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署的双边条约。
珍珠港事件Pearl Harbor Event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Pacific War以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为标志的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反侵略战争。
抗日战争AntiJapanese War20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中国以及亚洲各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中途岛战役Battle of Midway又称“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美日海军主力在中途岛附近海域进行的会战。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Guadalcanal Campaign简称“瓜岛战役”。1942年8月，美日军队为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的军事行动。
菲律宾海海战Battle of Philippine Sea又称“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美日海军主力在马里亚纳群岛西部海域的会战。
莱特湾海战Battle of Leyte Gulf1944年10月，美日海军主力在菲律宾海域莱特湾附近的会战。
硫磺岛战役Battle of Iwo Jima1944年12月，美军攻占硫磺岛的军事行动。
冲绳岛战役Battle of Okinawa1945年4月，美军攻占冲绳岛的军事行动。
美国投掷原子弹American Dropping the Atomic Bomb in Japan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
苏联对日宣战Soviet Union Declared War on Japan1945年8月8日，苏联通告日本于次日零时起对日处于战争状态。
日本投降Japan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公告向盟国投降。
美国占领日本American Occupation in Japan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管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1946年1月，在同盟国授权下，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东京成立的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司法机构。
东京审判Tokyo Trials又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5月，根据波茨坦公告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
伯力审判Khabarovsk Trial1949年12月，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的审判。
欧洲战争策源地European Source of War1933年1月，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及其元首希特勒执政，在中欧地区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策源地。
法西斯主义Fascism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前后，在富有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反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或政权形式。
生存空间理论Living Space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为发动侵略战争依附的反动理论。
墨索里尼执政Mussolini in Power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发动“进军罗马”的，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希特勒执政Hitler in Power1933年，德国法西斯党魁希特勒夺取政权，实施法西斯独裁统治。
德国赔偿问题Reparations Question of Germa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德国战争赔偿的数额、方式，以及执行措施引发的国际争端。
鲁尔问题Ruhr Problem又称“鲁尔危机”。1923年，法国和比利时因同德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纠纷派军队进驻鲁尔地区引起的争端。
消极抵抗政策Passive Resistance1923年鲁尔地区出现危机后，德国对进驻鲁尔的法、比军队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
莱茵兰非军事区Rhineland Demilitarization Area《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沿莱茵河两岸50公里内不许设防的地区。
重占莱茵兰Remilitarization of Rhineland1936年3月，德国军队重新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军事行动。
伦敦海军裁军会议London Naval Conference1930年，美英法意日为争夺新一轮海军优势在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会议。
英德海军协定AngloGerman Navy Agreement of 1935全称“德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限制海军军备力量的条约”。1935年6月，英德两国为规定德国海军最高吨位限额签署的协定。
法苏互助条约FrancoSoviet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1935年，法苏两国为遏制纳粹德国签订的互助条约。
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Italian Annexation of Ethiopia1936年5月，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纵容下，意大利军队攻占亚的斯亚贝拉，吞并埃塞俄比亚（原名阿比西尼亚）的军事行动。
武装干涉西班牙Armed Intervention in Spain1936年，西班牙发生反对共和国的武装叛乱，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支持叛军的军事行动。
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 Policy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法等国以“不干涉”为名，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西班牙的政策。
绥靖政策Appeasement Policy又称“姑息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法等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眼前利益不惜牺牲他国同法西斯国家妥协勾结的政策。
德国吞并奥地利German Annexation of Austria1938年3月12日，在英法绥靖政策纵容下，德军开进奥地利强行德奥合并的军事行动。
苏台德事件Sudeten Events1938年，法西斯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边疆苏台德地区的事件。
慕尼黑会议Conference of Munich1938年9月29日，英、法两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同德、意谋求妥协和勾结，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会议。
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全称“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1938年9月，英法两国首脑同德国、意大利在慕尼黑会议上签订的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
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German Occupation of Czechoslovakia1939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军事行动。
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Italian Invasion of Albania1939年4月7日，意大利侵略阿尔巴尼亚的军事行动。
钢铁条约Iron Pact全称“德国和意大利友好同盟条约”，又称“德国意大利军事同盟条约”。1939年5月，德国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的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Treaty of nonAggression Between Soviet Union and Germany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互不侵犯及附有划分在波兰势力范围秘密协定的条约。
英德秘密谈判AngloGerman Secret Negotiation1939年5月至8月，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继续推行绥靖政策，试图实现英德合作而同德国举行的秘密谈判。
英法苏莫斯科谈判AngloFrancoSoviet Moscow Negotiation1939年4月至8月，英、法、苏为缔结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举行的谈判。
奇怪战争Strange War又称“西线无战事”“假战争”。1939年9月英法对德国宣战后，在欧洲大陆西部平静而没有战事的怪现象。
闪电战Lightning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国军队的快速进攻战略。
法兰西战役Battle of France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击败英法联军占领法国的军事行动。
不列颠战役Battle of Britain1940年夏季，英国抗击德国大规模空中袭击的军事行动。
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20世纪30年代，法国为防范德国在法德边境修筑的堡垒工事群。
敦刻尔克撤退Dunkirk Evacuation1940年5月，在德军的攻势下，英法联军30万人在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撤向英国的军事行动。
抵抗运动Resistance Move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人民有组织地抵御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斗争行动。
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波兰囚禁灭绝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主要集中地。
利迪策Lidice1942年6月9日，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利迪策村施行的灭绝性大屠杀。
巴巴罗萨计划Barbarossa Plan德国法西斯制订的对苏联的进攻计划，1941年6月22日正式实施。
大西洋Atlantic Charter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乘军舰在大西洋会晤后宣布的对战争局势的政策主张。
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me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的以租借方式向“对于美国防务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法案。
先欧后亚战略EuropeFirst Strategy又称“欧洲第一战略”“大西洋第一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以打败法西斯德国为首要目标的总体军事战略。
第二战场Second Front又称“欧洲第二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在欧洲大陆西线开辟的对法西斯德国的作战行动，欧洲大陆东线苏德战场是主要战场。
莫斯科战役Battle of Moscow1941年9月至1942年1月，苏德军队在莫斯科的攻防战。苏军保卫了莫斯科。
斯大林格勒战役Battle of Stalingrad1942年7月至1943年2月，苏德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大会战。
阿登战役Battle of the Ardennes又称“突出部战役”。1944年12月，盟军在阿登地区粉碎德军反攻的军事行动。
莫斯科会议Moscow Conference1941年9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商讨援助苏联的国际会议。
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又称“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二十六国宣言”。1942年元旦，26个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宣言。
北非登陆North Africa Landing1942年11月，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录作战行动，代号“火炬”。
阿拉曼战役Battle of el Alamein1942年，英军在非洲阻击德意军队试图侵占埃及的作战行动。
大西洋战役Battle of the Atlantic又称“大西洋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同德国军队为控制大西洋海上通道进行的争夺战。
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会议，讨论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问题。
战略轰炸Strategic Bombing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采用的以轰炸敌方战略重镇为目标的大规模空中军事战略行动。
意大利投降Italy Surrender1943年9月3日，在盟军的攻势下意大利宣布投降，德意日“轴心国”瓦解。
“无条件投降”原则Principle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德意日法西斯不得附带任何保留条件的投降原则。
魁北克会议Quebec Conference1943年8月和1944年9月，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两次会议。
开罗会议Cairo Conference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
开罗宣言Cairo Declaration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会议结束时签署的关于对日作战以及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文件。
德黑兰会议Teheran Conference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会议。
德黑兰宣言Teheran Declaration苏美英三国在德黑兰会议结束时签署的关于对德作战方针的声明。
诺曼底登陆Normandy Landing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欧洲大陆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强行登陆的战略性军事行动，代号“霸王”。
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又称“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讨论结束战争和战后世界安排问题。
雅尔塔会议公报Communique of the Yalta Conference全称“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发表的公开声明。
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Secret Agreement of the Yalta Conference1945年雅尔塔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就对日作战条件达成的秘密协定。
柏林战役Battle of Berlin1945年春，苏联红军进军柏林并于5月2日攻占柏林的军事行动。
德国无条件投降Germanys unconditional Surrender1945年5月8日和9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同苏美英法四国代表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1945年7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的第三次首脑会议，商定对已投降的德国的处理办法。
波茨坦公告Potsdam Proclamation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在波茨坦发表的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
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法四国驻德军事长官组成的对德军事管制的权力机构。
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 Respective Occupation of Regions in Germany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四大国将德国划分成四个区分别军事占领的一种处置形式。
德国和意大利范文5
学校德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各项教育内容既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统一于德育目标之中。在具体实施德育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侧重抓某一方面或强调某一方面的情况。这种阶段性的重点教育，其目的是通过调整，使各方面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受“左”倾思想影响较严重，在强调政治教育时始终没有掌握好“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过程所反映出来的总体特点是，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化、政治化的德育意识已经被打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价值选择出现务实化。这表明，目前社会道德从总体上看是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变化最深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靠、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一种逐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期。由于客观上社会的变化正处于进行之中，主观上人们的主体文化素质又有一定差距，所以目前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重新定位的动荡和多重化选择之间的混乱。在道德选择导向上出现了三种选择倾向，一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文明：二是选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主要是优良传统美德；三是既要弘扬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在这三种选择当中，前两者显然具有较大片面性，只“向外看”和“向后看”必然脱离现实。只有第三种选择倾向，才有可能对道德建设做出符合于自己时代要求的探索和创造。
在未来的社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和技术必将进一步为社会提供物质利益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将伴随着发生诸如水污染、土质下降、森林遭受破坏、动植物种类急剧灭绝、资源枯竭和环境公害等。为此，人类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建设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对人们的总体要求是学会关心，关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类社会这些公共关系，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道德规范。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在整个人类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道德规范，但重视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德育发展的大趋势。
21世纪的德育必将在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强：一是道德人格教育。道德人格同道德规范相比，是更深层、更基础的道德意识。它是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人们的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利感、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自信和人格尊严。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重规范、轻人格”，过多强调规范，而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规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以及正确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简单的、浅层次的教育，目前人们正在逐步改变这种教育方式。21世纪的道德教育将出现尊重个人自立、尊重个性和选择的权利，在“重人格”的基础上带动道德规范教育的新局面。二是加强社会公德的规范化。传统德育中的一个很大弱点是“重个人道德、轻公德”，即对个人要求多，对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建设投入不够，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托于个人的修养，对社会体制、优化环境、公共规则建设的责任感比较淡漠。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把腐败问题归结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不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的健全上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腐败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良好的行业之风或职业道德就建立不起来。21世纪的德育必将是务实性的、基础性的，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
二、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将由政治动力转向经济动力的趋势
在以政治教育为德育的主要内容甚至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全部内容以往的德育中，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政治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成了德育的代名词，德育的主要任务只是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激发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时，基本上以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崇高的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由于这一目标既高又远，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大多数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成为少数思想境界较高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然而，当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一向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重新审视。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重利轻义”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大部分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都是“重利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道德思想及其一系列儒家道德文化，并以“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为例说明坚持儒家思想的重要，这种思想很快在一些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气候”，于是，儒家文化精神也重新获得了一个再评价、再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本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精神的强大冲击，使得一种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然而，某种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在文化选择和再造中最缺少和最需要克服的弱点是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重利，不重利就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只重利不重义，也不能保持经济的持久发展。所以，“义利并重”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符合两个文明一起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时代要求。“重义轻利”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德为本”的实现手段，它适合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礼法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封建社会，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生价值观。在面临经济结构形式根本转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社会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念淡化乃至崩溃是必然的。
从社会总体发展来看，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利”实践的结果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第二，从民族性格或社会心理的构成来看，“重利”能促使人的竞争意识。
第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个人私欲以及个人物质权利的肯定，有助于现代独立人格或人权意识的确立。人们追求利益，也就必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利的追求实质是中国社会比较单纯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必要的心理反映。它在向人们显示，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启动人们去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21世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三、学校德育将从“小德育”转向“大德育”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校德育同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一样，由于受封建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进入与社会同步运行轨道，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更主要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作用下，使人们听到和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差距。无论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证明，文化道德的文明交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全人类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阶级偏见、孤立发展，最终只能拉大自身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差距。
儒家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人文主义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对于人类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对民族道德的“回归”，反映了现代人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认同，是对儒家道德优秀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中作用的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德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使之现代化，需要在国际间彼此的学习中来完成，从而实现新的集成，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而国际的现代文明发展又是建立在广泛地、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闭门治国，不思吸取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之长的做法，最终只能限制自身的发展。
有人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有些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排斥西方现代道德文明，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
德国和意大利范文6
[论文关键词]中国；道德规范；建构；启示
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源远流长，精微而博大，这对我国传统道德规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系统与建构原理。这种系统与原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特质不可缺少的要素。这里我们抛开些先验的理论模式，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本身的特质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总结。
1．家族本位
中国血缘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伦理精神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在道德规范中人们也以家族利益为核心。正如黄建巾先生所说：“巾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为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所谓五伦，届家者三，君臣视父子，朋友视兄弟，推为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
这种家族本位主要表现在人伦关系中以家族血缘为原型，设计整个人际关系。血缘家族是传统伦理的根本，它在伦理生活，伦理精神中具有绝对意义。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出发点以及人的确立方式等都有着浓厚的家族本位思想，如孟子在“人伦”中把调节家族内部的核心关系——父子关系的道德规范列为首位：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腾文公上》)。《大学》提出“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表明了家庭伦理的重要性，以及后来董仲舒制定的“三纲”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内容，其中两纲属于家庭伦理。因此，家族精神既是人伦的原则与出发点，又是人伦的归宿；既是人格的出发点，又是人格的最高理想。家族的原理就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原理，家庭精神不仅是中国道德规范的根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国伦理精神的根本，这种家族精神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社会道德规范上，它使血缘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根基；在个体道德规范上，以考悌为核心；在思想上，以亲疏、亲尊为道德思维模式。其次，它确立了传统道德的核心一一维护血缘关系和等级统治的孝亲忠君，始终是封建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第三，以血缘为最高价值取向，“亲”成为价值的始点与标准，血缘宗法足社会结构的原理，形成一种家族式的集体主义。但这种家族的原理与精神，对家庭来说是比较满意的，而对国家则是灾难性的。第四，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伦理，也造就了中国的宗法家长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的社会。
2．重义轻利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是“重义轻利”，那么很显然在巾国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将“重义轻利”就作为一条指导行为的道德规范。所谓“义”，主要指道德伦理，后经董仲舒，朱熹将它哲学化和神化为“道”或“天理”。所谓“利”，指个人的私利、私欲，并不泛指国家、民族的普遍利益。在中国史上，体现“重义轻利”思想的例子数不尽数。如，孔子言：“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子罕言利”(《论语·子罕》)苟子主张以义制利。他说：“正义而为谓之行。”(《正名》)即认为符合义去做，就叫做德行。又说：“利少而义多，为之。”(《修身》)“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到了汉代的董仲舒那里，在义利关系上，仍是重义轻利。其言日：“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权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意者，虽富莫能自存。”(《身之养重于义》)明清之际王夫之也认为离义无利。《尚书引义·禹贡》说：“立人之道日义，生人之用日利。出义入利，人道不立；出利人害，人用不生……”但中国的重义轻利思想实际上是被当时统治者利用，最后变成了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应无条件服从统治者的利益，而且是绝对的服从，故有“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说法。这种义利观更加突现了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是以“重利轻义”为道德准则的。
3．个体至善
在中国伦理精神中，个体至善的传统也是表现的相当明显。因此社会倡导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是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中国伦理强调道德修养，强调克己，提倡存理灭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这种追求个体至善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孟子提出的存心、养气、寡欲思想；孔子的“克己”、“修己”、“正身”的修身方法，等等，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所倡导人们个体至善的道德规范。根本旨趣是改变自己以适应或维持社会秩序。它以个人本性即善之人性为起点，强调个体的上心诚意与修身养性。修身养性实质上就是以“道德我”克服“欲望我”，达到道德上的超越。在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关系上，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强调通过个体道德主动性的发挥来完善人格。这种价值取向，它不是以追求社会及社会规范的公正合理为目标，而是以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循即个体至善为条件，一是在政治生活中，就导致这样的现象：个体越修养，越至善，政治越专制，社会越不合理，也就是在造就“道德的人”的同时，维护着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悲剧。
4．中庸和谐
中国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的中庸境界，这种“极高明”的中庸境界落实到道德行为上就是求和执中，无过无不及，这种中庸和谐的伦理精神也正是社会所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严格按照孔子要求行动，求得个人伦理的贯通和谐，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达到人性的提升，由此也达到人伦建构与人性提升的和谐。中庸之道，就德性状态来说是执中，就价值取向来说是求和，就最高境界来说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和”包括个体德性的“和”与社会伦理的“和”，不论是个体德性的“和”还是与社会伦理的“和”，总的来说，就是要达到各种伦理关系之间的和谐，达到于天下一家的境界。这种“和”的境界，也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的五伦境界，亦即是孔子“礼”的境界。“礼”的核心就是“和”，“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境界就是“和”的境界。总之，中庸和谐的精神是中国伦理的最高精神，而天人合一则是这种精神的最高价值与最高精神指向，它是中国伦理的整体精神形态。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规范。而我们今天要努力创建和谐社会，是与我国传统伦理中追求中庸和谐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5．人情主义
人情精神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突出特点，因此中国国民在道德规范中所体现的人情味是十足的，它用人情的法则建立起人们间的伦理政治关系，使人情成为宗法社会的深层的人际结构原理与社会结构原则。人情主义的本质是伦理政治，它是人们在主观精神形态上把伦理与政治融为一体。
具体来说人情作为一种社会主动机制，其表现为正己修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传统伦理中，“君之心为惠，臣之心为忠；父之心为慈，子之心为孝。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结果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情主义使社会生活具有较浓的人情味与人性气息，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人情主义精神形态的最好表述。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那种人情味一直教导着人们要知恩图报。直到今天，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仍然比较注重人情，应该说是历史的人情种子留在了我们体内，不断的滋生着，约束着，也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二、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
以上从家族本位、重义轻利、个体至善、中庸和谐及人情主义论述了我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精神，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有很多旧的规范已经僵化，并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范都不合情合理。因此，中国伦理中的道德规范精神哪些仍需保留，哪些需要抛弃，在这里就形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国伦理中道德规范的重建是势在必行了。
根据时代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建构起新的、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是近代以后的中国道德规范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放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国际大潮中，新中国道德规范的建构就是由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与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的辩证统一。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源于西方，但是我们不能将西方的东西全盘引进。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精神是有很多问题，有些道德规范可能既不尊重客观必然性，又无价值意义；有些道德规范可能尊重客观必然性但元价值意义或有价值意义但不尊重客观必然性，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只有在传统道德规范了注入西方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才能给原有民族精神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伦理和科学、民主的统一，既是中国文化的新模式，也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突破，具体问题如下：
1．“家”与中国道德规范
在前面，我们谈到“家族本位”是中国道德规范精神的根基，血缘关系构成中国伦理关系的范式，家族道德规范成为个体德性的源泉，“家”在中国伦理中具有绝对的地位。家族本位给中国伦理精神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人伦建构上，它形成了“血缘一宗法一等级”三位一体的关系。它的优点在于在个体德性上强调孝道，人伦情感，整体至上等，这恰恰是尊重了客观必然性。这些好的方面，我们仍要继承、保留并发扬光大，但是这种家族本位的道德规范中也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它使人的伦理精神意向局限于家族之中，用血缘关系厘定社会关系，从而被统治阶级加以利用，产生了不道德的社会(封建社会)，应该说，中国人精神结构中法制观念、自主意识，自由意识的缺乏与这个缺陷是分不开的。这却有违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在这三方面意识中仍然完全摆脱不了此困境，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一方面要改变原有家族精神中的不足方面，保留并发扬其中具有优越性的特色；另一方面，要根据家族关系的变化改变伦理精神的原理和结构。概括地说，就是要改变家族本位的传统，由家族本位变为社会本位，使家族伦理变为社会伦理。同时要改变由家族权威而导致的尊卑等级的传统，形成民主、自由的伦理基础。中国伦理精神的家族本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对其加以改造，形成一种新的伦理精神格局。只有这种既能保持优点又能克服缺点的新的道德精神，充分体现出它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意义的道德规范，才能被我国公民内化并发扬光大。
2．“人”的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对“人”是及其重视的，甚至将人放在核心地位。因此它强调“个体至善”“重义轻利”，当然“个体至善”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强调义务、轻视权利。因此，塑造了极高的圣人人格。这种伟大的人格在中国史上随处可以体现，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困忧民形象都是如此。
在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培养出…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但这些理想人格表现出一个共同倾向，他们的主体性只是道德的主体性，即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性，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地位、基本权利，而是处处追求着道德理想，处处体现着献身精神。没有把自己放在“人”这个主体的显赫位置，也不注意对自我的珍视，如与之相联系的俗语就深刻地表现出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唾面白干、看人脸色行事、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人活着首先不是以自我为主体，甚至不知道自己首先是个人，几乎是在为别人活着，很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评价我。这种价值取向，桎梏着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体毫无个性和独立性，有的只是无条件的认同和追随，在这种社会中人民也毫无民主意识。这样的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严重相悖。因此，中国道德规范的重建，必须倡导人们不仅要有道德的属性，更重要的是有政治的、经济的属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弘扬主体意识的同时，充分肯定个人的责任感意识，应充分重视人的权利，达到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而且要大力倡导民主，学习西方的民主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人情主义问题
中国人注重人情，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人仍然是比较有人情味的。这种人情主义道德观有它的可取之处，比如说，造就了知恩图报的人格，人与人之间宽容、互助的特征，以及就像在前厨说到的，在传统伦理中的那种“君之为惠，臣之心为忠”，“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优良传统美德。但是，演变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愈演愈烈的人际结构原则和社会结构原则。这种人情精神的根基使得“亲亲”是出发点，亲属之间、朋友之间，任何事情都好办，无能也提拔，处处托关系，找门路。导致了我们今天颇于无奈的腐败现象。这一切不足我们想要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愈演愈烈的腐败，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社会最终元价值意义获取。如果国人将这种畸形的道德价值取向内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不可想象，甚至有被葬送的危险。因此，我国道德规范重建立，应该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公平、公正原则，给每一个人创造一个合情、合理场所，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巾以科学的理念引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科学的用人观念，才能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也才能使我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