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古诗范文1
蹭蹬一生抱负未遂
两枝仙桂一时芳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牧生于唐朝都城长安。杜牧的家族是号称“城南韦、杜”的世家望族。杜牧远祖杜预，是晋朝赫赫有名的征南大将军，也是大学问家，撰有《左传集解》；祖父杜佑，历任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勤于学问，精通史事，著有《通典》一书；父亲官至驾部员外郎；堂兄做过宰相。杜牧对自己的出身极为自豪，他说：“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家族文化传统对杜牧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可惜，在这个名门望族中，杜牧一支却未能兴旺发达，反而渐渐衰落。在诗人十岁的时候，祖父杜佑去世。过了不久，父亲也英年早逝。父亲死时，杜牧仅十几岁，家道中衰。杜牧家很快落到变卖房产、走亲乞讨、无衣无食的境地。少年的杜牧，在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和炎凉不定的世态中，塑成了自己“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谨小慎微）小谨”的性格。
在生活困境中，杜牧开始了他的读书学习生涯，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杜牧更通读了《尚书》《毛诗》、十三代史书。与一般士子不同，杜牧读书的目的在于研读治国之道。他的政治理想是，用文德教化开导四方边民，打击外族入侵和藩镇割据势力，从而创造一个太平盛世。
杜牧生长的年代，距离盛唐已有七八十年之遥。“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藩镇割据的局面长期改变不了。杜牧成长的数十年间，藩镇相继作乱。读书阶段的杜牧，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事。这时，宪宗皇帝稍稍振作，出现了人“元和中兴”。杜牧一生始终存在着挽救唐王朝危运的幻想。可惜宪宗晚年好神仙，炼丹药，昏聩腐败，于元和十五年正月被宦官所杀，穆宗即位，改元长庆。杜牧其时十九岁。这一年藩镇割据故态复萌。朝廷讨伐，久攻不克。杜牧认为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在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军事力量必须由卿大夫来执掌，假使卿大夫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那是自己的耻辱。杜牧注重军事研究，曾注《孙子》十三篇，提出许多精到的见解。
二十多岁的杜牧，虽然还未曾入仕，为了削平藩镇向带兵将领慷慨陈词。可惜穆宗也贪念酒色，服金丹，执政四年就短命而死。其后敬宗继位，这又是个贪耍好玩的儿皇帝。杜牧本希望有一个清明圣哲的君主，自己好施展才力，然而，穆宗、敬宗都让他大失所望。他为此写成名作《阿房宫赋》，借秦始皇骄奢淫逸而亡国的故事抒发自己的忧愤，希冀当朝皇帝有所醒悟。
不久宦官杀了敬宗，拥立文宗。那年杜牧二十五岁。他察访风土人情，发现吏治腐败，社会骚乱的根本原因是藩镇割据。诗人感到无官无职，再有才能也无从发挥，所以在第二年赴洛阳应举。由于才学出众，杜牧以第五名及第，一举成名。录取后杜牧和朋友到城南禅院游玩，遇到一个和尚，和尚问其姓名，杜牧为和尚不知自己这个名动京师的新科进士而惊讶，因此题诗：“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一来见出诗人科举考试高中的得意之情，二来也显示了诗人的洒脱不羁。
十年一觉扬州梦
杜牧中举后，仅做了半年京官便离开京城，先后在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和淮南节度使幕府当了近八年的幕僚，三十三岁时，一度升为监察御史。但不到两年，弟杜便患了眼病，双目失明，为了给弟弟治病，诗人告假百日，与医生同去其弟居处扬州。按唐代的规矩，请假满百日，依例去官。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又错过了。于是，杜牧只好再去做幕僚。在三十五岁的那年秋天，诗人带着双目失明的弟弟去了宣州，在观察使崔郸幕府做殿中侍御史。这一去又是两年。杜牧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间，又赴京供职，先后任史馆修撰等职；四十岁时，被当时的宰相李德裕排挤出京。诗人的济世经国之理想，又一次遭受打击。
第二年九月，沈传师迁任宣歙观察使，杜牧随之到了宣州。公务之余，杜牧研究自然科技，对古代百工之事产生浓厚兴趣，给《考工记》作注。
三十一岁那年，沈传师命杜牧到扬州拜问牛僧孺，其时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不久诗人留在牛僧孺幕中担任掌书记。扬州是唐代第一个繁华的商业城市，笙歌沸天，珠翠塞途。张祜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可见扬州对士人的吸引。杜牧来到扬州，更加放浪不拘。牛僧孺非常器重杜牧，派士卒在暗中关照他。等到后来杜牧离开扬州将赴长安供职时，牛僧孺置酒送行，叮嘱他注意小节，保重身体。杜牧当时还辩驳说：“幸亏我一直比较检点，您不必担忧。”牛僧孺笑而不答，让手下人取来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家宴饮，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家唱歌。一共一百多条。诗人当时十分惭愧，拜谢牛僧孺，终身铭感。
诗人在扬州及以后的一段生活，确实有放纵的一面，不过这是唐代风习，白居易、李白甚至牡甫，都有类似行为。可能杜牧更为多情一些，所以后世有了不少关于他的浪漫故事，基本当不得真。诗人后来回顾这段生活写下《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浑名”，倒是道出此中真谛。繁华梦醒，忏悔艳游，诗人对自己落魄江湖十年梦幻般的生活是十分不满的。
衣上尘痕拂渐难
诗人四十岁那年离京外任，做了六年多的地方官，先是任黄州刺史，后转为池州刺史，再迁为睦州刺史。与过去做幕僚大不相同，此时诗人是一方父母官，可以用自己的才华造福一方。在黄州刺史任上，诗人革除弊政减轻赋税，还上书宰相李德裕，陈述用兵策略。李德裕采纳了他的意见并获得胜利。四十六岁时杜牧迁调回京，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曾著《孙子注》一书献与宰相。但江河日下的唐王朝使他倍感失望，自己无力扭转乾坤，心情不由消极起来。
一年后，杜牧自请外放，出为湖州刺史。这时的诗人，感叹“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在失望和无奈中，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晚年的杜牧大概有病在身，厌倦了仕途，“镜中丝发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
杜牧当年自感“星宿罗胸气吐虹”，到了人生暮年，还是不愿以诗人的身份传名后世，临终之时，诗人焚烧了自己诗稿。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十一月，诗人病卒于故乡老宅，终年五十岁。
俊爽清新风华流美
从个人期许上看，杜牧主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实现经世济民的宏大理想；对于诗歌创作，他也企盼能紧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成为一代著名诗人。尽管诗人死前将自己诗作大都烧毁，表明遗恨；但死后，他外甥还是将平素搜集抄录的杜牧诗文四百五十首编为《樊川文集》二十卷，诗人的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杜牧的诗歌涵盖的内容较广，从题材的角度说，有咏史抒怀、咏物记游、咏人诗等，而各类诗中均有脍炙人口的名篇。
咏史言志 锐气英发
杜牧生活的时代，大唐帝国已经衰落。内部宦官专权，党争激烈；外部藩镇割据，吐蕃扰边。杜牧是星宿在胸、吐气如虹的人，透过唐王朝衰落的内忧外患，诗人有对政局的深刻思考，自然要借诗作抒发其政治理想。
我们都熟悉杜甫“致君尧舜上，还使风俗淳”的理想，其实杜甫这句诗说得很抽象，而杜牧则说得更为具体深切：“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这首诗比杜甫的理想更具体。
杜牧继承了左思“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传统，将政治理想和主张寓于诗中。其咏史诗借古鉴今，或讽刺封建统治者荒淫误国，如我们熟悉的《过华清宫绝句》讽刺唐玄宗宠幸杨玉环；或借古代人事申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如《题乌江亭》借项羽言志，说假如项羽能“包羞忍耻”，那么当“卷土重来”再创业。
《赤壁》一诗更是锐气英发，咄咄逼人。我们熟悉苏轼笔下的周瑜“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风流得意，而在杜牧笔下周瑜则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人假设“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意外情况，冷静地反思周瑜成功的原因，如果没有东风之便，说不定惨败的是吴军。前文已说杜牧曾注过《考工记》，实际上，他还研究过《孙子》，并为之作注，杜牧精通兵书战策，他审视赤壁之战，用歌阐述自己的军事观点，告诫朝廷用兵时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切不可盲动。
杜牧写诗喜欢议论，不仅感怀咏史诗中有突出的表现，在记游诗中也时有反映，如“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霜叶红于二月花”等，这一特点深深影响了宋诗的整体特色。
风物记游 足见襟怀
杜牧的记游诗最为人们激赏，写景干净清爽，议论警醒世人，虽不有意言志而怀抱自现。
先看借景生情，抒写生活感受的：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山行》）寒山石径白云缭绕处，还有人家居住，天色将晚枫林如火，直让诗人流连忘返，字里行间凝聚着诗人对生命与自然的钟情爱恋。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前句以大写意的手笔描绘了深秋之中扬州的山光水色，流露出对扬州旧地的深深留恋。后句设想今宵盛况，以明月、玉人、箫声点染，绘出一幅鲜活的画面，又以问作结，透露出对友人生活的关切之情。
“雨过一蝉噪，飘萧松桂秋。青苔满阶砌，白鸟故迟留。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题扬州禅智寺》）寒蝉悲秋，松桂飘摇，脚下满阶青苔，眼前小鸟归巢，斜阳时落，暮色渐起，与彻夜歌吹的扬州城比起来，禅智寺总是冷落的，看上去是悠闲的风景，实则暗示了诗人怀抱空落的苦闷。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草色连天，引出六朝兴衰之思；天淡云闲，逗来古今变迁之想。鸟去鸟来，朝出晚归，人歌人哭，消于水声，人生过客之感继之而发。自然大化而人生渺小，遥望五湖烟树，生出追随隐者避世之想。
再看借景物生发议论，指斥时弊的：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登乐游原》）长空广漠，一只鸟儿悠悠远去从视野里消失；其实亘古以来的一切变化都好像这只鸟儿，也消失在无尽的时空之中；远望着西汉五位皇帝的陵园，秋风起处一片荒凉，那辉煌的大汉王朝如今只剩下废墟。诗人在对汉朝兴衰的凭吊中，慨叹大唐帝国的江河日下。
杜牧的古诗范文2
望江南
当今中国研究杜牧人比较多，有研究杜牧生平的、有研究杜牧诗的、有研究杜牧散文的、望江南对杜牧了解并不很全面，在这里只是想说说自己对杜牧一些浅浅看法。
杜牧出生高贵，祖父杜预是著名宰相，杜牧颇引以为豪。杜牧总认为自己是宰相料子，杜牧希望自己也像祖父那样做个宰相，自己很早就闻名与朝，自己一定会位至宰相，但是自己只官至中书舍人，自己堂兄杜淙却位至相，堂兄才干、名望都差自己十万八千里，可是都做到宰相，杜牧心中大大不满意，有种困踬不得志感觉。这也许就是命运，就如当今许多不如我们的人却站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怎么会满意呢？命运往往就是这样，你才高不一定位显，你名高不一定官高，就如你是名花不一定就是贵花。
小子我在中学就读过杜牧《阿房宫赋》，一开始不明白杜牧为什么写此文章？后来多次阅读此文，才知道杜牧真正用意，他是在借古喻今，对陶醉在爱华喜阔统治者进行规劝，对陶醉在歌舞升平、陶醉在太平盛世大兴土木、骄奢淫逸统治者进行当头棒喝。杜牧说六国灭亡不是秦国，而是自己大兴土木导致毁灭。秦朝灭亡同样也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导致灭亡。文末：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从古到今，何不都如此！！杜牧之所以诗为名诗，文为名文，人为伟人，就因为他有一双深邃眼睛。
杜牧的古诗范文3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赤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赤壁，山名。共有五处，皆在湖北省境内。其中有两处最为著名，一处是今蒲圻县赤壁乡，相传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军用火攻大败曹操军队于此；另一处是在黄冈县城西北，亦名赤鼻矶，因唐杜牧与宋苏轼先后在此写下《赤壁》与《念奴娇・赤壁怀古》而闻名。
这两首诗词虽出自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但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其在选材立意上的共同之处――寄托了他们怀古的幽情，抒发了自己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到见解。两人都是才华横溢、志向远大，却仕途坎坷的文人，他们都为自己空有抱负得不到重用而烦恼。杜牧生性倜傥慷慨，喜议论，好谈兵，而不为时所用，在任黄州刺史时曾登广武山，观黄州赤壁，以《赤壁》诗讥讽周瑜侥幸而成大功，并暗含阮籍当年登此山时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见《晋书・阮籍传》）之慨叹。而苏轼则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累被贬黜，仕途失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被贬黄州，游览黄州赤壁，虽心知其非三国古战场，但想到三国周郎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而自己华发早生，却功业无成，不免有感而发，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感慨。共同的遭遇，使他们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产生了共同的兴趣，并在这一历史人物及其事件上悟出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挖掘出历史给后人的启迪作用。杜诗言“周郎亦侥幸成功，设当日东风不竞，则二乔丽质，将归铜雀台中，在宫女分香之列，安得女儿江山，流传名迹乎？”（见俞陛云《诗境浅说》），一吐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抑郁不平之气。而苏轼诗，则神游故国，仰慕英雄，感叹人生如梦，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愤懑之情。
如上所述，杜牧、苏轼因共同的人生遭遇又先后在赤壁为官，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兴趣，但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历史事件的感悟自然不同。杜牧认为周瑜侥幸取胜，出言讥讽；苏轼对周瑜满怀仰慕，行文奔放。
杜牧的古诗范文4
关键词：杜牧；忧患意识;责任；使命
晚唐诗人、文学家、思想家杜牧，是一个诗歌史上以“风流才子”而著称的形象。但历史上的杜牧，为官做人，才气纵横，抱负远大，继承了祖父杜佑以《通典》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其作诗，风格独特，意境深远，有独创性，追求情致高远，笔力劲拔的诗风；其为文，有感而发，切中时弊，以有助于政治教化，能裨益日用民生为核心。其诗文中充斥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包含了更多的家国命运的深厚内涵，而更显出它的严肃性。在他深广的忧患情绪中，我们感到了他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忧患意识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显著特色之一，它既是一种仁者心态，又是一种通达理想人格的修养方法。忧患自古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心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纯洁的世代传承的思维方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入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有志的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社稷的清明与混浊，关心百姓的饥饱与冷暖。拥有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在古代文人看来，忧患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不需要外力介入的。
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经》与《尚书》中多有对忧患状态和特征的描述。如：《周易·上经》乾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尚书·周书·君牙》：“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其所反映的是人们的普遍存在的所谓“小人常戚戚”忧患意识，只是患得患失俗人之忧。而儒者则抛开了个人的恩怨得失，荣辱进退，是忧天下之兴亡，百姓之困苦，忧文明能否延续，风气是否淳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进亦忧，退亦忧，“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正是这种君子之忧。从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后，“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的，是人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所处困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
其次是唐代社会的心理投影。一曲曲忧患的悲歌从屈原、贾谊、司马迁唱到唐代。一个强大的帝国崛起了，一个繁盛的时代诞生了，在唐朝开明鼎盛的时代，贤相魏徵以政治家特有的忧患感和敏锐的眼力抓住唐太宗忘记“以民为本”、忘记隋亡的教训的根本问题，写成的《谏太宗十思疏》，成为初唐“居安思危”的典型代表。陈子昂的《感遇》诗，以博大的胸襟，注视着时空无限的宇宙，把个人的生存放在巨大的背景上来观察，表现出对永恒的渴望。盛唐的李白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感慨抒发出诗人对岁月流逝，怀才不遇的深沉忧思，发出了对人生的感叹和思考。杜甫的“三吏”、“三别”，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一方面表现出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坚强意志，一方面又真实地写出了战争带给人们的无穷灾难，充分地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人民生活疾苦的冷静思考和关怀。中唐白居易在诗歌中反映国事民生，为民请命，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
晚唐社会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割据这三大瘤疾的恶化，边疆民族的入侵，加速了晚唐的衰败，封建大滑坡趋势已颓沉难挽。晚唐的诗人们凭着深厚的生活功力，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受到了这种动荡不安、岌岌可危的社会局势，晚唐士人虽然大多感到政治局势的危难，但是他们多数只能在令人忧伤的现实面前徘徊，面对风雨飘摇的王朝，他们无力挽回颓势。而杜牧却是晚唐士人中比较特殊的一个，他关心朝政，尚存用世之心，不仅看到了晚唐社会的种种痼疾，而且高昂建功立业，匡世济民之志。尽管他没有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依然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思考，思考人世盛衰兴败的哲理，并且把经过思考后的这种忧患意识化为行动，企望以自己的才力拯救这个危亡的世界，虽然百遭磨难，依然壮心激烈；同时也为这个朝代已逝的繁华而依依眷念，表现出沉痛的亡国之忧。
二、家世与个人的促成因素
杜牧独能抱补天之志，原因何在？
首先是家学的传统。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历代封建士大夫在儒家文化熏染下积累起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治忧患来自于入世精神，世业儒学的家学传统，高华的氏族门第，深厚的学养，使杜牧比一般的士子更能感到、看到、体味到晚唐社会的深重矛盾，比一般人有更深重的忧患意识，更有儒士的兼济情怀。
杜氏为魏晋以来数百年关中之高门世族，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大儒，同时也是伐吴的军事统帅，泰康元年率兵灭吴。杜预不仅通晓战术，而且博学多才，人称“杜武库”，曾为《左传》作注，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杜牧是杜预的十六世孙 ，杜牧的善于论兵，无疑有先祖杜预的影响。
在家学传统上其祖父杜佑无疑对他的影响最大。杜牧的祖父杜佑曾经当过宰相，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杜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并且“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著《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这种家庭环境，使杜牧不容选择地要把自己放在高起点上来安排人生道路，他显然是把自己当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来要求的。家庭的熏陶使杜牧有深厚的学识，杜牧自幼读书学《礼》，“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开始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由“识”而生“忧”，这是杜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因为在晚唐、在任何时代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具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的。
对于祖宗的事业，杜牧为之骄傲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巨著，二是官至宰相的位里。杜牧不仅继承了深厚的家世传统，而且还希望这种传统能在他身上发扬光大并影响后代，并且在这方面也作了努力，杜牧的这种做法充分反映了家学传统对他的影响。
杜牧家世对他的影响，也反映在他的创作思想上，那就是其文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这是他在《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中发表精辟政治见解的思想基础。杜牧从政治家的观点出发把文章与世事紧密联系起来，是他对经世致用的家学主张的继承和光大。
其次是尊儒的思想。忧患意识是中国人文精神之大原，儒家忧患意识的内涵:自觉、慎独、悲悯、责任。杜牧深重的忧患意识与他尊崇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他信奉“仁义忠信”，杜牧经常称颂儒家的仁义之道，对孔子十分景仰，他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中写道：
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何如？曰不夷狄如也。……
有天地日月为之主，阴阳鬼神为之佐，夫子巍然统而辩之，复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之助，则其徒不为劣，其治不为僻。……彼夷狄者，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对孔子的学说，他认为能够统“天地日月”而辨之，也是天地宇宙间的最高学说。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了孔子。
因为杜牧的思想基于儒家的仁义，因此才能看到更多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看到更多的社会忧患。使得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把文章与当时的事功联系起来，使他的文学创作更切合实用。
儒家思想在两汉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以后，虽然属于封建思想体系，但也存在着若干积极合理的可取的优点。主张“入世”，主张“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就不同于佛家和道家的主张“出世”，主张消极无为的逃避现实，杜牧正是接受了儒家这一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儒家学说虽然主张“尊王”和“忠君”，但同时也主张“节用爱民”，反对暴君“独夫”，反对过分剥削。儒家思想虽然有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忧民爱物”的一面，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的真理，这些进步性的表现，杜牧都有所继承。杜牧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接收了儒家思想中“忠君爱民”这一最基本的主张，而且反对暴政，主张施行“仁政”。在杜牧充满忧患意识的诗文中，充分体现了儒学的忧患精神——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不畏艰难的积极参与精神；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而杜牧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也正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超越个体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种独特形式。
参考文献：
[1] 彭定求主编《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2] 杜牧《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毛水清《隋唐五代文学史》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杜牧的古诗范文5
杜牧生在唐朝，这是他的幸运，盛唐繁华羡刹了无数后人。然而，杜牧也有他的不幸：他生在了腐朽败落的晚唐。藩镇割据、宦官弄权，这些都让宰相之子、高中进士的杜牧在仕途上步履维艰。于是，便有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有了“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也便有了李商隐“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的感慨。
两技仙桂一时芳
杜牧生在唐代都城长安，他的祖父杜佑是德、顺、宪的三朝宰相，所撰《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关于当时的杜家，长安有句民谚说：“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而最令杜牧念念不忘的就是“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可见其家世之显赫。高华的世族门第，深厚的家学涵溶，给予杜牧一生的价值趋向及政治追求以极大影响。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变化无常，从十岁起，随着祖父、父亲的相继去世，杜家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惨痛的生活变故，深深衬示出人生的荒诞与冷酷，它不仅给心高气傲的杜牧以强烈的人生挫折感，同时也化成了他力学求仕、重振家门的巨大动力。杜牧少年时便博览群书，特别致力于历史的“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又胸怀经邦济世的高远志向，充满了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把眼光投向历史，投向社会现实，指谪历史与现实的弊病，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他曾写过《罪言》、《论战》等有关政治、军事的论文，曾注过《孙子》十三篇，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军事方略。在二十三岁就写下了著名的《阿房宫赋》，详尽而沉痛地论述了天下兴亡之道。
大和二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皇榜之后，他给长安的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可见，杜牧当时心情舒畅，满面春风，好像春色也被他带进了长安。
这个春天确实是属于杜牧的，因为他在同年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以第四等及第，名振京邑。按照惯例，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耍。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一举手，一投足，都才情万种。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攀谈起来。僧人便问杜牧姓名，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心想“天下谁人不识我”，满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谁知这位僧人面色平静。同去游览的人夸赞杜牧考试连中，和尚看了看杜牧笑着说：“皆不知也。”杜牧因为和尚不知道他的姓名而感到惊讶和失望，就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赠终南兰苦僧》“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首诗表明了杜牧放浪不羁的性格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才学与哲思。
十年一觉扬州梦
晚唐政治腐败，现实黑暗，杜牧只因“性情耿介”，“刚直有奇节”，不愿媚事权贵，在李党之首李德裕的排挤下，不得升迁。杜牧本以为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几乎终生的幕僚生涯与远守僻郡。他那“邪佞每思当面唾”的直率性格，以致于使他“清贫长欠一杯钱”，日子在柴米油盐的催逼中勉强为继。杜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希望，不能用积极的态度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以一种借酒消愁，纵情声色的消极态度来表达的自己的矛盾心理。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在他的诗中描写饮酒的诗句也最多，有“幽人本多睡，更酌一樽空”的百无聊赖，有“生前酒伴闲，愁醉闲多少”的惆怅苦闷，有“细算人生事，彭殇共一筹”的难得糊涂，他在酒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平衡。
杜牧不仅以饮酒来对这个腐败的社会进行消极抗争，同时也以一种不拘细行，放纵的生活行为来傲视人生，以纵情声色来掩饰自己孤寂的灵魂。这时的杜牧三十一岁，于当年年轻气盛，金榜题名的二十一岁相差了一个年龄段。但是，他忧国忧民的抱负却在扬州这一片歌舞升平的花红酒绿中淹没了。杜牧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只能以一种消极的沉沦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心情。
杜牧当时所写的《遣怀》，反映了他以醇酒美人淡忘仕途多舛的失落心情，“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可以看出诗人是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寄人篱下的境遇。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只好流连青楼以忘忧。不知不觉，已是十年了。现在自己要离开了，回头看看，往日的沉湎酒色放浪形骸，如今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这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醒悟后的感伤。“赢得”二字，也许调侃之中含有不堪回首的辛酸、自嘲和悔恨。政治消磨了一个昂然的青年，十年，对胸怀大志的杜牧来说，是多么漫长而珍贵，他本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少事。而今空怀壮心，无处施展，大好时光只能虚掷于青楼歌馆中，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悲哀！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早期诗人有过及第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豪情与宣州和扬州八年之久的踌躇满志的幕吏生活。大和九年，杜牧接受朝廷任命为幕监察御史，由扬州赴长安供职。杜牧是有政治抱负的，这一次进京，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此时正是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的前夕。
朝廷内部激烈的斗争，使杜牧觉得政治上的远大抱负难以实现。因而因景抒情，赠友伤怀，写了许多好诗，如“秋山念君别，惆怅桂花时。”另外，杜牧这时还有另一层心境：自从进士及第，为官十多年，他经国治世的雄才大略却还未能充分施展，这种惆怅使他的诗作带着一些伤感消沉的情调。但杜牧个性旷达豪迈，这份悲愁心情的自我消解也体现在劲健写意以及豪迈沉雄的哲思中，从而体现了他力求高绝的文学主张，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杜牧也在沉寂中渐渐发觉，自己已无力呐喊，已经在走着一条认命的路，妥协的路。他的想到贾谊，引贾生为千古知己，“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是在诉说着自己寂寞之上的寂寞。不久杜牧就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表示不能胜任，又回到了洛阳。这之后，杜牧似乎看破了红尘，又恢复了其风流“本性”。但他的心里却是充满苦涩的。他和朋友一起参观金谷园，朋友兴致勃勃，他却哀叹“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言语间甚是悲凉。
852年，杜牧病情恶化，他心知死之将至，便自撰墓志铭。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之后，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杜牧晚年评定自己说，“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也算是道出了他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定位。的确，杜牧和同时代的李商隐合称“小李杜”，一起闻名后世，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特创豪宕波峭一派，以力矫时弊”，自成一家。公元853年，杜牧逝世，享年50岁。
杜牧一生，得意一时，沉沦半世。作为晚唐诗坛的一朵奇葩，杜牧既是一个其人其文风流倜傥的才子，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能士，时而“雄姿英发”，时而又“一往情深”，这样不同的气质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碰撞出璀璨的诗歌艺术。在花团锦簇、争娇竟艳的繁荣的唐代诗坛，杜牧以他俊爽的独特风格，炫耀奇彩于晚唐，被称为“晚唐翘楚”。
杜牧的古诗范文6
关键词:杜牧;邵雍;孙髯翁;弘一法师;诗词美学
中图分类号:I0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001-02
一、引言
诗词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她和其姊妹艺术中国画渊源深厚。而传统书法艺术的表现尤甚,书法是靠线条和水墨在宣纸上表现的艺术,这是其本质的艺术表现载体。而在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中,诗词的作用举足轻重,无论汉、唐铜镜铭文中的“长相思,勿相忘,常富贵,乐未央”,还是汉瓦当中的“长乐未央”,至于在传统简帛、丝织品、陶瓷、玉器、金银器、家具纹饰等等传统艺术品中的表现更是屡见不鲜!但不变的精神内核永远是文人们通过这些艺术载体所传达出的理念和情怀,对思想的升华和人生的解脱的寻觅。这一切,文人们通过“文以载道”传达了出来。
二、概述历史中美的历程
在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写到,美有多种,礼乐传统的美、儒道互补的美、形而上的美等等,不一而足。历代的美也有不同,先秦的古拙,魏晋的风度、盛唐的华贵,两宋的含蓄,明清的世俗,不一而足。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时代都有其固定的时代美学特点,无论这种美是以诗词、书画、雕塑、工艺美术品等何种载体为艺术表现形式,但各历史时代的风格面貌是有迹可循的,甚至可以通过相应的排比分析,得出共通的结论。
考古学上进行断代的重要手段之一的类型学倒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类型学根据研究者的目的和所要研究的现象,可以引出一种特殊的次序,而这种次序能对解释各种数据的方法有所限制,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类型学体系可以建筑在人工制品、绘画、建筑、埋葬风俗、社会制度或思想意识的各种变化因素的基础之上。类型学的分析方式,用在美学分析上同样没有不合适的。
比如马未都先生通过对历代瓷器的流变特点的分析,将各时代的瓷器鉴定从时代上将风格做了划分,如唐代是华丽的特点,宋代是内敛的特点,元明有世俗化的特点等等,无论反映在瓷器还是反映在诗词美学上,都是和这个时代特点相一致的。
又如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和《美学四讲》中,作者以细密的考察论述了绘画、雕塑、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并在充足的个例分析之下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对代的艺术精神。如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如山人绘画语言中的孤傲,石涛现实水墨中的富贵,那冷冷的白眼仿佛在诉说着对世事的惆怅与不满,和那解脱后的冷眼旁观。
三、几位名家作品的浅析
(一)杜牧
曾读过“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便被杜牧的文采深深打动了,由此开始了对杜牧其人及作品的追寻之路。
杜牧有才华,而且政治才华出众。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和许多策论咨文。有人评价杜牧有相才,而无相器,又生不逢时。杜牧深厚的学养,使他比一般的士子更能感到、看到、体味到晚唐社会的深重矛盾,深重的忧患意识,儒士的兼济情怀,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注定了诗人的痛苦。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杜牧和酒有着不解之缘,杜牧《樊川诗集》共收录258 首,涉酒诗篇有63 首,占杜牧诗的24.4%。“高人以饮为忙事”,“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杜牧喜欢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丝丝细雨,也不忘向牧童寻问酒家。杜牧诗中,饮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愿“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却不料又是“得醉愁苏醒”。酒浸肝肠,愁萦心间,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发出“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寿无疆”的梦话来。那么,就将这副身子,这腔醉意,连同满腹的经纶,交付青楼佳人,交付红颜知己,及时行乐。
杜牧临死之前,自撰墓志铭,但这篇短文写得却是平实无奇,丝毫不显文豪手笔。据《新唐书》载,墓志铭写就,杜牧闭门在家,搜罗生前文章,对火焚之,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或许,在外人看来,杜牧一生,俊朗豪健,而他在强作笑颜、把酒尽兴的背后,却是不欲示人的悲凉吧?
(二)邵雍
邵雍,(1012～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号康节,生于北宋真宗四年,即公元1011年,卒于神宗十年,即公元1077年,享年67岁。
他晚年隐居在洛阳。无论从才干和品德来讲,他的造诣都是一流的。宋朝理学鼻祖之一的程颢曾在与邵雍切磋之后赞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与张载、程颐、程颢、周敦颐并称为“北宋五子”,且为北宋五子之首。少年时,邵雍就胸怀大志,发愤刻苦读书,于书无所不读。据《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始为学,即坚苦自励,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 后来践行求知,做到了知行合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晚年,王拱辰为邵雍建屋三十间,为雍新居,名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他的“乐”是放旷洒落的人生态度,是乐道安贫、乐天知命所获得的精神上的适意与安详。也可以说是在某个层面上对政治的逃避。
邵雍居洛三十年,自言没有皱过眉头。在《伊川击壤集》中,邵雍将一腔的情怀表现在了对自然景物的审美选择和审美观照。邵雍的这种可以称之为风月的情怀不是单层的情感结构,而是一个境界颇深的立体构型。其中包含了自然景物的观照、内在人格的融铄、天地生机的传达、本体灵境的启示。
(三)孙髯翁
孙髯翁(1685-1774),字髯翁,祖籍陕西三原,生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因其父在云南任武官,随父寓居昆明。博学多识,乾隆年间,曾为昆明滇池大观楼题楹一幅,计180字,号称天下第一长联、海内长联第一佳作,被后人尊称为联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赞道:“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在大观楼长卷中,上联横向联想, 写登楼远眺, 极目滇池美景。下联纵向联想, 由追古思今,吊古抒怀, 充满了忧患意识, 寄托着不胜感慨之情。
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凝聚着悲剧与荣耀、苍凉与回应的称呼,他们一方面作为文化人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僚的主体,孕育了中国整体文化的感觉。文人构成了中国古代精神上的实际的领导力量,这一阶层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成为社会的支柱和时代的主流。
(四)弘一法师(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词,中国人久唱不衰,据陈星在《弘一大师》一书中考证,李叔同填《送别》词,是在1914年,正是李叔同任教于浙江一师的时候。四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
回顾先生一生的经历,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位大家,无论艺术上还是佛学上,抑或文学造诣上,皆是我辈学习的楷模!
丰子恺先生在回忆老师李叔同的时候,论及人生的追求时,总结出了人生的三层楼,分别是:
第一层楼:锦衣玉食,孝子贤孙,荣华富贵,即物质层面;
第二层楼:艺术、学术等以此为精神归宿的艺术家、学生家等,即精神层面;
第三层楼:灵魂(心灵)的升华,即宗教的层面。
1、学子之路:弘一法师的第一境界的时间很短。年轻的时候,李叔同才华横溢。钢琴、京剧无所不通。这一时期是先生孝子、学子、才子的时代,广泛的学习素描、水彩画、油画。留学日本,与郭沫若、郁达夫、陈师曾皆有往来。在先生这个艺术追寻的过程中,无论本土的诗书画印还是戏曲,也无论是西洋的戏曲、钢琴、作曲、填词、文章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这个时候的弘一法师仿佛在诸多艺术门类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这也就是《大学》中说的豁然贯通吧,这已不是单纯的技巧。
2、才子之路:26――32岁,弘一法师在日本,32岁家道中落。年轻时候李叔同的特点如下:
第一,多才多艺,感伤。在这一阶段,由于世事的无常,聚散的无常,起伏的无常,遭遇的无常,致使才子不停感叹,以致感伤。但并不是所有的感伤都可以转化为感悟,由感悟转化为觉悟,进而由觉悟彻底到人生的大解脱,大自在。
诗人们有感伤,但能有智慧解决的,这便是先生的过人之处!
第二,风流。“愿将天上长生药 医尽人间短命花”。年轻的李叔同出入风月场,从与名妓蔡小香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先生是由于深深折服于她的才华,而不仅是停留在世俗的层面上。李叔同和唐伯虎一样,在某些层面上很风流,但其艺术又是极其的严谨,一丝不苟!
第三,愤世。这一时段,其典型的文人才子气,《书愤》中先生写道“二十文章惊海内”。这个时候的李先生没有满足于自己的物质和虚荣,强烈的赤子之心,使先生成了爱国的热血青年,虽然混迹于风月场,但《祖国颂》(1905年)等作品却反应了其内心一直是很刚健的,可以看出其生命力的旺盛,与众不同的一面。
3、夫子之路。33~38岁之后便开始了先生的夫子之路。这时候的李先生由才子经历赤子的阶段,到了夫子的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先生进入有才、恋才、育才、爱才的阶段。先生内敛到不再到处挥洒其才情,他的思想是新的,文化情结却是旧的。以才育才,以德育才,这时候是身教胜于言教。李先生爱才,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志平等一批一流的大艺术家!但这一过程又是极其短暂的,因为先生还在追寻其人生的大解脱。
4、佛子之路。先生告别师专,去了虎跑。断食之后,先生改名“演音”,号“弘一”,十七天的断食之后,先生享受到了与世俗不同的另一种快乐,因为世俗的东西无法探索到身心的另一个层面。这是一个不停歇地探索生命的境界!
俗语说,“出家容易修行难”,弘一先生39岁出家。佛涅之后,以戒为师,弘扬律宗。二十年研究戒律,所谓“外不乱曰禅,内不乱曰定”,在追求一种心灵的宁静,便是开智慧。“戒”是佛法的生命!
先生的才情、智慧最终皈依于佛法,留下了他那不朽的“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四、结语
反观中国古代的智者、文人墨客,无不富于忧国忧民的意识和为民请命的责任感。然而知识分子匡时济世不成,又很难成为仁人君子而流芳百世,内心的伤痛如何能堪,只有靠自然、靠酒、靠风月来摆脱,在佛禅中找到精神的归宿。
无论杜牧、邵雍、孙髯翁,还是出家前的弘一法师,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诗文看出其人文情怀,这是指一种与自然相契合的审美意识和诗化的生活作风,从其中包含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言,它又是与道合一的生命体验。超越与解脱便是他们人文情怀的精神内核和情感主导趋向吧。这既是一种对本体的反思,它既是审美的情感,又是情感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