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赞美诗范文1
关键词：音乐性 接受和误读 精神能量
《赞美诗（新编）》共收录赞美诗442首，其中292首是沿用现成的外国经典圣诗的中文版，选自以往内地教会使用的赞美诗集，曾在世界各国教会广泛流传。另有6首采用了初次翻译的中文版，翻译歌词过去尚未见诸内地赞美诗集。由中国基督徒自己参与创作，或使用中国风格曲调的赞美诗多达102首，此外它还选收了42首短歌。长诗部分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崇敬赞颂”“救主耶稣”“教会生活”“信徒灵修”“特殊颂诗”，每一部分又有各个栏目。
《圣哉三一歌》最具代表性。其内容充实，面面俱到，总领全篇，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并运用重复手法表达了众人对神的敬重，以凸显神的至上至圣至尊，“清晨”一词，别有韵味。在赞美诗浓缩的字词间，绝少有时间状词，而歌颂时辰既不是在中午也不是在傍晚，而是在“清晨”，对神恩的赞美穿云而上，可见圣徒对神感情的真切，荣耀、赞美乃至生命的旨意所在全是为了赞美神的无限恩典和赏赐。第二节既向众人讲述了耶稣“道成肉身”拯救世人的“舍己性”壮行。无论天上人间，神的恩德和荣耀永存。第三节则肯定了神的独一性和全能性，同时展示了“神爱世人”的规训。最后一节“全权的神明，海天云山酬和吾众赞美歌声；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与全能，荣耀与赞美，归三一妙身。”[1]神创在世间万物，但并非单向的能量和感情输出，“海天云山”“吾众”都感恩无限，赞美神恩，其实这一小节最是突出了信徒忠贞不二的信仰情怀。可见，赞美诗中各类之间的比重悬殊也很大。其中，有关信徒灵修的赞美诗是所占空间最大的部分，其次是有关教会生活的相关圣诗，终尾才直接关涉到救主耶稣。这无疑打破了常人对赞美诗的偏狭化理解：唱圣诗只是赞美主耶稣基督的无限恩典和无上荣耀。
赞美诗的诵唱与信徒的需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呼应关系，成为人神互动交往的纽带和桥梁。赞美诗不仅书写出众信徒内心的真情实感，更将主耶稣基督视为舒缓自己内心块垒的良方妙药。每当圣徒聆听并吟唱圣诗时，仿佛救世主耶稣临在人间。人们将对主耶稣和世界万物的情感注入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以文雅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信徒将内在的情感：焦灼、无力、烦闷、无路可循等，诉诸圣诗向上帝祷告，祈求主聆听子民内心的苦痛和心疾，为他们预备好今后的路，增加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战胜前方险阻的信心。时常吟诵赞美诗中的优美篇章，尤其是遭遇尘世阻塞之时，聆听圣诗成为缓解内在压力和释放困苦的良好途径。
从基督徒所追求的上帝之爱中来看人与神的关系。基督教视耶和华神为其独一无二的最高真神，上帝是自明的“绝对存在”、“终极实体”，是世界万物无可置疑的首创者，也是世界万物存在发展的依据和凭证。赞美诗中所体现出来的神是一个“全在”、“全知”、“全善”、“全能”的形象。它创生万物又主宰万物，是真善美的代表，是绝对、永恒、完美的终极存在。而人则是宗教体验的有缺陷的实体。“神”与“人”代表的是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信徒将对神的期盼和赞美融进歌声，全身心自由地、释放地投入崇拜之中。当然，赞美敬拜的审美愉悦功能和心理治疗功能也不可忽视。传道者以赞美音乐会的方式四处巡回赞美，传播福音的种子，将无数心灵饥渴慕义的人引导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蒙恩得救，通过音乐来开展布道工作，使更多人回归上帝。在宗教活动中，音乐可以帮助受众宣泄情绪，更重要的是可以唤醒受众对生命美的体验，唤醒其内心积压甚久生命活力，激发了对“主”基督信仰的神圣感。满足信徒精神需要的作用。
唱赞美诗不仅是虔诚的宗教情感的表达需要，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审美情趣和心灵交通。这种宗教与审美的交相融合的方式，不仅与纯宗教，而且也和礼仪宗教（即成为艺术品的宗教）以及宗教艺术（即宗教形态的艺术）形成鲜明的对照。信徒通过咏唱赞美诗来表达自己的信仰情愫、在基督里领悟平安、在主预备的路上前行，自然形成了一种人文关怀与道德的力量。而且，受圣灵感动所咏唱赞美诗常使我们的内心充满喜乐、平安、满足。每一天，每
件事，每一种境遇，我们都仰望依赖父神，赞颂神的荣美，以“真”的丰美，为神所喜悦，真正达到一种属灵美的境界。《慈父上帝歌》（第16首）“上帝带我有洪恩，真是我慈爱慈父亲。体贴我软弱，安慰我伤心，昼夜保护不离我的身。”，《天恩歌》“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呀，赏我吃穿样样都全备；我定要服从他，向他心谦卑。……这个世界是我家，是你家。”（第30首），唱出了与天父天然的亲密无间和在世上的自安心理；《爱的诗歌》（第256首）中“爱从上帝而来，爱本身就是上帝。爱是敬拜真神，爱神也爱兄弟。爱是联络全德，爱是荣神益人，爱是荣耀主名，爱是爱人如己。……爱能胜过罪恶，命令总归是爱。”表达了人对神的赞美崇敬，显出共同的信仰认知。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十字架给我带来了和好，主的复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上帝和这个世界和好，一切都得到更新”（启21：5）。带来了信徒永慑的盼望“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前1：3）“我们必得着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和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为我们都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罗10：9）[2]。在漫长的信仰旅途上，无论经历多少次曲折坎坷，无论有过多少次迷茫困惑、跌倒和软弱，唱赞美歌让我们力量倍增，平安喜乐，荣神益人。
参考文献
[1]赞美诗（新编），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1983年版。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2
[关键词] 民国；基督教；圣诗；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98―05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文学在民间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社会价值却多因其的超阶级性和乌托邦性而受到忽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为作家的基督教信仰所湮没。事实上，西方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与作家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相抵触，其宣扬的那一套“平等、博爱”反而避免了爱国主义思想发展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社会的理性思维走向。
作为基督教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圣诗对基督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圣诗通常出现于宗教场合，是基督徒为表示对神的赞美、崇拜或祈祷而作。自《圣经》诞生以来，大量圣诗随传教士的足迹跨越国界，传遍世界。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后，大批传教士携带基督教经典作品进入中国，为配合传教活动，众多中西基督徒合力编译了《普天颂赞》《团契圣歌集》《颂主诗歌》等数本圣诗集。这些圣诗以其内容上对神的赞美、对人的灵魂抚慰，及形式上对新诗的启发，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随着教会中中国信徒所占比重的日渐加大，教会及基督教文学作品的本土化特征也愈发明显起来。然而，中国基督教文人在改译、创作圣诗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往往因其宗教热情而受到以往研究成果的忽视。因此，本文欲藉重整中国圣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之机会，澄清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积极的社会意义，客观地重评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民国现实语境与圣诗选译标准
欲探寻民国时期圣诗中所蕴藉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需要回到其历史生成语境，分析此情此境中关于圣诗的选译标准，以从中窥见民国现实语境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其具体的圣诗选译行为的影响。
民国时期“政客弄权，祸国，党派私裂，贿赂公行。全国的同胞转徙沟壑之中。……国内军阀当道，杀气弥天，兵火所至，但见死亡相枕藉。……名为友邦，却趁乘我们的艰难，利用我们的颠苦，助长我们的内乱，借藉我们的愚鲁，运转我们的罪恶，来侵占我们的土地，攘攫我们的财源，鱼肉我们的同胞，剥削我们的，轻蔑我们的文化。”[1]（p422）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有识之士深感拯救民族命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亦注意到了其所处时局与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民族的艰难境遇有着一定的可比性。众所周知，创立基督教的犹太民族千百年来饱受磨难，身负着命运重荷跋涉前行。上帝的存在、启示及救赎则是支持犹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在赵紫宸、刘廷芳、杨荫浏等民国基督徒看来，犹太民族于苦难历史中凝结而成的基督教精神――坚忍、博爱、虔诚，正是此时中华民族所急需之品质，因此，他们身负十字架，开始了布道之路，坚守着“中华归主”和本色化教会的理想并竭力将之付诸实践，以期借助基督教文化为正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华民族重建民族信心，重整民族文化，继而真正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
选译圣诗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欲完成重整民族文化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各族信众共创作了数十万首圣诗，以何为标准筛选圣诗经典并进行译介？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所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赵紫宸等人正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准筛选圣诗。反映世间民众之苦难处境以及上帝予以信众的援助，突出信仰于人之必要性成为该时期选译圣诗的主要表现主题。《平安歌》中，诗人将时世描绘为“邪恶尘寰”“尘事忙烦”“忧患交煎”“亲朋离散”“前途黑暗”，并一再重复着“如何能得平安？”（《普天颂赞》第二八七）的疑问。在这般绝望的生存环境中，被视为“救主”的上帝本着博爱的心向世界各族信徒伸出援助之手：或是以温情抚慰人心，赋予民众生存的信心，创作于危难之际的《灵友歌》道，“耶稣，我灵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怀中；洪涛暴雨冲我身，狂风卷浪高千寻；当此大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亦平，助我依旧向前行。”（《普天颂赞》第二八五）；或是召唤信徒为生存而战斗，鼓励众人奔赴前线，在《信心基础歌》中，上帝道，“若遇烈火升腾，阻碍你行程，我赐你的恩，更广大，更丰盈！烈焰不伤你，却使你更真纯，消诸般渣滓”（《普天颂赞》第三四一）。这类圣诗所描绘之景状与民国社会的混乱状况极为相似，诗人所抒之忧虑也正与民国基督徒所思类同，后者正是借此以影射民国社会民不聊生之现实，而诗歌中呈现出的耶稣之视救赎世人为己任、信徒之乐观心态以及面对灾难时的坚强意志，则给予了身处混乱之世的中华民族信心和希望。
在早期的中国教会所使用的圣歌集中，由异族诗人创作、经由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转译为中文的圣歌占多数，但是，伴随着本色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基督徒逐渐开始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仰，朱维之、赵紫宸等人亦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不仅需要直译他国基督教文学作品，还应在翻译圣诗的过程中结合民国语境的现实需要进行再创作。
赵紫宸即译有《为国祷吁歌》（《团契圣歌集》第一三七）：
一、世界威严之上帝，俯鉴我众忧惶，
悲我国家多艰难，百姓漂泊沦亡。
强邻虎视益眈眈，裂我锦绣山川；
求主振作我民心，使能抵抗强权。
二、求主拯救我民族，脱离残暴颠危，
脱离诳骗恶宣传，脱离龌龊行为。
保我国权与荣誉，使我努力警醒，
破除私斗崇公德，创造统一和平。
三、求主引导我中华，赦我罪孽重重，
拯我亿兆苦同胞，脱离水火之中。
鼓励男女众青年，使能力振颓风，
挽回狂澜于既倒，奠国基于无穷。
在这首诗的翻译中，赵紫宸不再仅限于文本的直译，而是对这首祈祷诗进行了再创作。诗歌前两节中，诗人向主祈福，迫切地期盼主能拯救处于忧惶艰难、“残暴颠危”中的国家民族，这是译者遵原作直译而成；第三节则是译者的创作，从原诗所描绘的苦难景象中，译者联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因而发出“求主引导我中华”的祈祷，并在文末附上祷文：“大海翻涌，孤蓬一片，慈悲的父啊，求你救援中华，引导我们乘风破浪，安抵彼岸。我们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四万万的同胞，渡着险阻艰难的前路，神啊，保护我们。”由诗文可以看出，译者对于国家的命运无比担忧，在此，他将信仰的重要性置于亿万同胞眼前，期待主的庇佑和启示能引导“男女众青年”乃至中华民族走向光明。
由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文人为推广基督教信仰作出的努力。作为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整体推广至中华民族的媒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译介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基督教文学在新环境中的被接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出合传播者与接受者文学优势于一体的本土化基督教文学，因此，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再创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译介主体的民国基督徒绝不仅是为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进程而选择将基督教本土化，借取基督教文化品格以满足本国社会及文学发展之现实需要，则是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民国基督徒编写的圣诗集极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社会改良同样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主义立场与圣诗译作策略
如果说，民国的现实语境为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生成土壤，影响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选译圣诗的标准，那么，民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立场则具体影响了其译作圣诗的本土化策略，并为其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实践空间。
正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所受到的质疑一般，近代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最初是被赋予了一部分文化扩张的内涵。然而，承载着西方文化命脉的基督教事实上是一种有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足力量的宗教实体。因此，维护民族自尊，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接受、传播基督教文化是中国教会人员从事传教工作的根本原则。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曾提出“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口号，为达到“自养、自治、自传”[2]的目的，民国基督徒在继承、发展西方圣诗传统的基础上亦注重圣诗的本土化改良，具体表现为采用适当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并创作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中国圣诗，以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丰富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传承注入新的生机。
为推动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民国基督徒做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在恪守中国语言文化传统惯式的基础上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即是其一。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格律美和节奏美，因此，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圣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字词的斟酌、句式的对仗及节奏的和谐。他们多移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常用语词以及文体翻译圣诗，比如，将‘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译为“圣哉，圣哉，圣哉！全权的神明！”（《圣哉三一歌》，《普天颂赞》第一）译诗借用了“哉”这一文言语气助词，既渲染了情感的神圣，同时也实现了诗歌的韵律美。而文体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离骚体，如“耶稣纯美兮，超瑰奇与莹；生为神明兮为圣人，主我景仰兮，主我所崇尊，我心所宝兮逾奇珍”（《耶稣纯美歌》，《团契圣歌集》第三六）；骈文体，如“上主之灵，恳求降临我心；默化我心，潜移俗念世情；垂怜卑弱，显主大力大能；使我爱主，尽力尽心尽性”（《上主之灵歌》，《普天颂赞》第六三）；绝句体，如“虔诚奉献我全生，静候主命谨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歌声永不停”（《奉献全生歌》，《普天颂赞》第三一三），以及律诗体、长短句等等。这一特殊翻译策略的融入，使得这批外来圣诗经中文翻译后对仗严谨、格律严整，读来琅琅上口，易于传诵，从而推动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作品的传播。
与此同时，为真正实践其爱国主义理想，民国基督徒亦创作了大量中国圣诗以摆脱西方文化及思维惯式对于自身的束缚，并于本土化中国圣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宗教情感及民族期待，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道德伦理，展现该类观念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样，这一主题也是中国圣诗不可忽略的表现对象。《纪念祖先歌》道，“戴履兮，我藐躬，身体发肤何所从？抚躬自问，最难忘，水源木本，祖德宗功。抚养兮，父母恩，鞠育劬劳爱挚诚；午夜思维，最难耐，更残漏尽，月落黄昏。家训兮，历代传，铭心刻骨记真铨”。（《普天颂赞》第四三二）该诗取用楚辞体式记录了诗人对父母、祖先的感恩、缅怀。此外，《孝亲歌》（《普天颂赞》第四二六）亦言，“人生世上谁无双亲？父母俱存是福份；想念父母教养苦心，我生何敢负亲恩？父亲母亲当孝敬，上帝诫命当遵行；孝敬父母，遵诫命，成全神旨乐天伦。”该诗描述了双亲于子女，血缘于家庭之影响，继而将双亲与上帝并置，以突显家庭伦理与信仰于人之重要。由此，中华民族重血缘亲情、重孝道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延续使得民族文化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自基督教入华以来，中国基督徒文人一直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即在不损民族尊严的基础上接受基督教文化，同时，以借鉴为途径，以原创为目标，继承本民族风俗、文化成果，创作属于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归根结底，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即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直接呈现。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圣诗在此后各教会编纂的诸部圣诗集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且民族特色愈来愈鲜明，民国基督徒逐渐倾向于以圣诗这一异族文学体裁为形式，向其中注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他们对于民族自立和文学自尊理想的坚持影响了其民族化特色鲜明的译作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促进了后者的良性调整和发展。同时，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复杂语境中，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亦可凸显出来，民族主义意识继而获得了稳固。
三爱国主义内涵与圣诗创作原则
由上得知，时势复杂的民国语境使得一群忧心于社会现实的基督徒赋予乌托邦的基督宗教以入世性，他们所坚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则推动了其完成圣诗本土化进而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民族自尊的追求，都使得他们译作的圣诗中蕴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国基督徒看来，基督教文化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于中华民族有着启示作用。基督教集出世性与入世性于一体，一面提倡信众超然于尘世苦难的束缚，一面却关注信众在尘世中的生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品质是“爱”：爱己，爱人，爱民族国家。在圣经文学中，诗人担任着“先知”的角色，怀揣着“爱”的理想，将神旨传至世间，诗人大卫曾以诗歌的形式向耶和华呼求，“我的神啊！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里。我要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福音；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诗篇》40：8-9）。先知（诗人）的作用在民族苦难来临之时更显重要，他们承载着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奔走呼告；他们渴望涤清人类的罪恶，驱逐世间的磨难，挽狂澜于即倒，赋予人类生存的希望。
于民族患难中，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亦担负起了“先知”的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果说，根据实际需要译介西方圣诗展现出一个民族在借鉴异族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那么，体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还是在于本民族作家的独立创作。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大批民国基督徒文人不但没有让自身的理性思维湮没于宗教热情或“学西方”的非理性热潮之中，反而积极投身社会，由“问题”出发，择取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中相应的精神品质及问题的应对模式，以期有效地解决此时中华民族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怀揣着深沉的焦虑和担忧，诗人在《宣传福音歌》中叹道，“同胞呼救声殷殷……东起黄海浪潺潺，西渡云岭逾蜀山，北望广漠过榆关，南顾琼州到海湾，四万万人在水火，切望天惠早来颁；信徒岂可偷安闲，奋起救济时世艰。”（《普天颂赞》第二二二）在诗人充满焦虑的眼神中，广袤大地上的四万万同胞正在苦难中煎熬求生。关注社会现实，拯救民族与艰难时世，是肩负着先知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诗人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从事文学、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该时期大量来华西方人著述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民国基督徒在圣诗创作中还原了美好的中华民族形象，“历代迭生圣贤，功业裕后光前，感谢上帝保全，中华我国。地面宽洪辽阔，山川平原衍沃，中华美地；五谷百果俱陈，矿藏各种奇珍，众人均沾主恩，中华美地。”（《中华美地歌》，《普天颂赞》第二二九）即使此时的中华民族正为黑暗所笼罩，诗人仍能拨开阴霾，呈现出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圣贤辈出的美好中国。在这一美好的中国形象中，沉浸着诗人对祖国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份深沉的爱，诗人感谢上帝向中国播撒福音种子，并祈祷中国能在主的福庇之下万世永昌。为中华祈福的同类诗歌占据了中国圣诗中的多数，另有许地山创作的《神佑中华歌》，“神明选择赐予，一片荆园棘地，我祖开辟；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成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恳求加意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普天颂赞》第二三）诗人向主展示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星火相继、携手创造的“瘦瘠变成膏腴”的神话，并以此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护庇。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突变，自《马可波罗游记》起建构的神秘、富饶、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认识传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华而被强行打断，在《真正的中国佬》《变化中的中国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著作中，美丽富饶的东方帝国形象一去不复返，“落后闭塞”“保守自大”“懦弱愚昧”成为了这一代中国人的代名词，古老民族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因此，这批中国圣诗维护了中国的美好形象，对于亟待重建民族自信的中华民族极其重要。
此外，秉持着爱国主义信念的民国基督徒文人理性地区分了作为的基督教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同时绝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轻视和欺凌，他们秉着本色化基督教的信念，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基督教会势力的依赖，建立了独立的品格。同时，他们清醒地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发起了反抗，赵紫宸在该问题上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教会革新的第一件事情，是扫除自己的房屋，廓清自己的圣殿，把粪秽肮脏一齐排弃出去。中国教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美国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地彻底地断绝关系。”[3]（p220）以赵紫宸为代表的一群为实现“本色化”理想的民国基督徒一直以来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宗教实体严格区别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追随者亦截然不同于西方殖民势力的维护者。
忧国之危难，爱国之美好，盼国之复兴，基督徒文人与那些高举着社会革命或改良大旗的民国知识分子承载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只是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齐声高唱着“爱我中华民国”，称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广漠，汉满蒙回藏族，共享平等幸福”，建构着“伟大事业造成，历史记载光明，友邦相慕相钦”的美好愿景，（《爱我中华》，《颂主诗歌》第二六八），虔诚地期盼以信仰的力量使世界走向大同，以此彻底扫除一切战争、犯罪、殖民主义等对纯净的心灵及和平的世界造成的侵害。面对着堪忧的现实及前途，诗人们仍旧充满信心地对归主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构想：笃信基督，赎救罪孽，解放身心，友邻互助，归属基督教世界的中国社会也将重获光明。在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爱”这一品质的全新诠释。爱己，即爱国，关注个人及民族在尘世间的苦难处境，并以自己的身躯在黯淡无光的社会中探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甚至牺牲自我以拯救喘息中的民族；爱人，即在自尊自重的基础上将爱由己及人，坚持民族独立性，坚决反抗一切触及本民族根本利益的帝国主义行为，理性鉴别外来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借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塑民族精神品格，重建民族信心，以使全族人民在这阵爱国主义浪潮的翻涌中齐心走出困境。
由此，不同于反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对民国基督徒的非议，即斥责其以基督教为政治工具宣扬西方文化，并借此殖民中国社会；或指责基督徒文学沉迷于精神而忽略现实……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那颗“爱耶稣爱中国的心”[4]（p186），他们认为，“爱耶稣”和“爱中国”并不冲突，“爱中国”是因，“爱耶稣”是果，“爱耶稣”更是为实现他“振兴中华”的宏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他们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以宣扬基督教义为手段，以信仰为力量，为中华民族设计了一条社会改良之路。他们亦相信，“中国人含蕴着伟大的创造力，要继绳祖武，在社会的组织，政治的结构，法律的规定，人生的意义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创造。”[4]（p186）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民族自尊不可抛弃，民族自信必须重建。同时，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反能避免爱国主义极端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万方团契歌》赞美道，“在主耶稣基督之中，不分南北西东；整个广大无边世界，契合在主爱中。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信主弟兄，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普天颂赞》第二四一）尊重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独立性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既提倡对民族文化的维护及发扬，以此建立起民族凝聚意识并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同时又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借鉴其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族文化，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重整本民族精神体系。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开放而理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优化发展，对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交流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化主题至今仍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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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赞美诗范文3
尽管教会音乐作品的数量之多是根本无法完整统计的，但由于基督教信仰有着很好的传承性，所以根据其歌词内容进行基本的分类介绍还是可行的。在当前阶段，对于一般信徒和普通民众而言，教会音乐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表达感恩与崇敬之情的赞美诗歌
在许多地方，教会音乐都被冠以“赞美诗”的名称，可见教会音乐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的乃是对信仰对象的赞美与敬拜。这一类诗歌的诗词集中描绘“神的创造”和“基督的救赎”，曲调既有颂扬式的高亢激昂，又有感激式的舒缓深情，所抒发的情感丰富细腻。在纪念耶稣基督为人类受死复活的“圣餐”（即“弥撒”）仪式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这种崇敬感恩的思想情绪，将人沐浴在“神创造与救赎的恩泽”中，借着“近距离接近上帝”而获得心灵满足。这类教会歌曲的可贵之处在于让人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优越，自己将要承受的美好事物是何等的丰富，而生发感恩之心和积极盼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的生活因他的与神的实现活动相似而享有幸福。”
（2）反省与解脱性质的忏悔类诗歌
基督教信仰一方面引人向善，一方面也不忘提醒人性的软弱和丑恶（原罪）。教会音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描绘人在堕落的光景中而有的反省与忏悔。这一类诗歌诗词内容有的是引用《圣经》中人物忏悔的故事，有的是诗人根据自身的亲身经历所作，基本的追求都是在良心的定罪下寻求“神的赦免”而获得解脱，曲调一般比较沉重悲切。唱或听这样的教会音乐会让人经历一种心灵的洗涤，或是伤痕的医治，进而情不自已潸然泪下，即基督教所谓的“圣灵感动”。然而从艺术功能角度来看，引导人剖开层层遮掩，直面的自身的软弱与羞耻，用艺术的光芒除去内心深处昏暗，获得灵魂的解脱与自由，是不容易的。
（3）分享与传承性质的福音类诗歌
基督教能遍及各地，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是与其高度重视教义的推广、自身有一系列传扬福音的方式分不开的。教会音乐当中的福音类诗歌与中世纪的“宗教神迹剧”，以及后来的“宗教清唱剧”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类诗歌的主要目的是向不信的世人宣扬“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歌词内容主要是讲述《圣经》中的福音故事，出于吸引会众的目的，音乐曲调与结构一般都会因地、时而制宜，既有像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这样专业化的宏伟篇章，也有融合黑人灵歌音乐、印第安民歌等艺术元素的地域性、流行性的短小歌曲。这种以传承与包容的态度，来创作并传播以普世价值为引导、以分享美好事物为目的的艺术作品，也是非常值得学习与借鉴。
（4）宣扬和谐与归属感的信徒聚集类诗歌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本性决定了人们愿意共同生活，与朋友或好人共享那些他们拥有所有本性上就是善的事物，要比与陌生人共享更好。”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基督教更看重信徒的聚集，注重培养并维持一种“团体的理念与气势”。在信徒聚集时，借着全体一同高唱诗歌的方式。一方面凝聚会众的思想情感，挑旺对信仰的热情；另一方面使会众之间彼此和谐，如置身于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之中，借此使众人坚定信仰。这一类诗歌的歌词内容主要体现《圣经》中关于信徒间“彼此相爱”的教训，或是互相的鼓励、劝勉、安慰等言辞。曲调以活泼欢快，热情洋溢为主。“团队精神”在当今社会非常被看重，通过“合唱歌曲”一类的艺术形式将个体的人联于一个有活力集体的现象也是比较常见，但有效的维持个体之间的和谐、集体对于个体的归宿感，依然是一个更高层面的要求。
二、对当前艺术创作的启示
抛开西方音乐历史中浩瀚的教会音乐作品，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当你随便走进一座基督教堂，随便翻开一本厚重的《赞美诗集》，都会被其中丰富的内容所感染。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多年来，被一些“有识之士”评为“原始愚昧”的“精神寄托”，为什么会如此吸引、感动并慰藉人的心灵？作为艺术领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面对基督教在中国快速传播这一事实，是否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多少有一些原因是与一段时间以来，国内艺术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或不足有关的。尽管“人文关怀、以人为本”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但在当前具体的艺术创作中仍会由于缺少有效的途径和清楚的定位而收效甚微。通过以上对教会音乐简要的介绍分析，或许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一些启示。
（1）我们的艺术创作应更加关注人的心灵健康
而不只是情感上的娱乐，也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教育或者美育的层面上，应对人深处灵魂的渴望有所慰藉和关怀。并且，随着艺术学科专业化的加强，对艺术作品深层次的感性体验会更容易被忽视。“一旦某件艺术产品获得经典的地位，它就或多或少地与它所产生所依赖的人的状况，以及它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所产生的对人的作用分离开来。”鉴于此，艺术通过感性体验对人心灵的关怀，应该接着技术手段的强化得到进一步加深，而不应被技术理论的框架所束缚。例如：巴赫的清唱剧、贝多芬的交响曲等众多音乐作品当中所蕴含信仰和追求，要比其中的作曲技术手段更值得我们去体验，也更能引起我们深处的共鸣。
（2）我们的艺术创作应借着直面人性的软弱
甚至内心的阴暗面，进而帮助人们建立反思与批判的意识。但这不等于消极的否定人性，而宣扬“颓废文化”，应该是在反思中让精神境界不断升华，在批判中引人见光、向善。人性的复杂是不争的事实，遮掩与自我麻醉是没有意义的，教育的功效也是有限的。对许多成功的艺术家来说，丰富的生活感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赋予他们直面人性的能力泉源。例如：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之所以获得一致好评，并非仅仅是由于影片所展示的内容，而是以冷静、客观的视角对人性作出了深刻的、淋漓尽致的记录，使人对今天的和平有更高层面的珍赏。这要比许多人痛诉战争的罪恶、法西斯的人性泯灭或宣扬和平的政治口号，更能发人深省。反观当前在我国热播的诸多“抗日神剧”，又有几部能达到这一层面呢？
（3）我们的艺术创作应具有更强的普世包容性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4
一、《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周作人研究《圣经》的动因出自文学，而不是。他在《《希腊拟曲》序》中回忆说，他从一九O八年起学习古希腊语，目的是想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但他解释说，“我那时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触《圣经》是一九O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他受到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有时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同时，又受到杨仁山先生影响，读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楞严》和《维摩洁》，相比之下，对当时《圣经》会所出的“文理”文言译本不满意，就开始为翻译《圣经》作准备，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杭衡”。直到后来看到《圣经》“官话和合译本”，觉得翻译得实在很好，虽然译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着“慎重诚实的译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新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有了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在欧洲，《圣经》的翻译对文艺起到的是极为深广的促进作用，如英国的微克列夫译本和德国的路德译本，助成了本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而在中国，《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文学革命之前完成.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希望。因为，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破坏与建立的过程，破坏之后的建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特别是一种理想的语言的建立，须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验。《圣经》对新文学语言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给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带来帮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是这样说的:“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得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从文体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的新诗，短篇小说，也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圣经》文学中那些优美的牧歌和恋爱诗，可以帮助新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其中的抒情文学也可以拿来与《离骚》等比较，找到参照发明的地方;甚至《圣经》译本中标点符号的应用，也能给新兴的文学以规范作用。所以，文学革命一开始，一些作家就流露出对《圣经》的模仿痕迹，以至于有反对白话文的人说，这样的文章并不算新，无非是从《马太福音》中出来的。对此，周作人说，“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吻《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象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那么深广，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曾读过《圣经》，并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较为突出的有冰心、许地山、老舍，他们是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甚至郭沫若、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也曾一度成为基督徒;其他如鲁迅，对引日约》有过系统的研究，茅盾，写过几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巴金，作品中的基督教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及写了一批教会题材小说的张资平、肖乾;其他如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田汉、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叶灵凤、胡也频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甚至沈从文这样不懂西文的地道中国派作家，最初也是从《圣经》的反复阅读中学习写作的，他称《圣经》是他的“师傅”。②
二、《圣经》文学研究
周作人认为欧洲文学有三个来源，一是希伯来思想，二是希腊思想，三是中古的传奇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三支潮流会合，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古代希伯来文学保留在《旧约》之中，《旧约》本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书，经过了历史批评的研究，从文学上讲是希伯来国民文学的总集。他把《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作了比较，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③周作人对于《旧约》的研究，受到美国神学博士漠尔(GeorgeF.Moore)的影响较大，观点也多引用漠尔的《旧约之文学》，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认为其中“亚当夏娃的故事”虽是神话，却对近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历史书描绘了犹太社会家长制度时代的情形，反映出一定的禁欲思想。《旧约》中的预言书是抒情诗，其中《约伯记》被漠尔赞为“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咽.《路得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是纯文学方面的小说，周作人特别欣赏《路得记》和《以斯帖记》，说它们“是古文学中难得的作品，••一《以斯帖记》有戏剧的曲折，《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⑤，而他最为赞赏的是《雅歌》和《传道书》，称之为永远流传的不朽之作。周作人至少在四篇文章里论述了《雅歌》，并把《雅歌》与《诗经》相比较。《雅歌》作为《旧约》中的一本爱情歌集，犹太人说这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咏颂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基督徒则认为这是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有关于神与灵魂，或者新妇是马利亚等说法。周作人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赞成漠尔的观点:“那些歌是民间歌谣的好例，带着传统的题材、形式及想象.这歌自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我们相倩当是一部恋爱歌集。”“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颐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吻周作人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中，根据《圣经》作了这样的论述。夏娃的故事解释了古代农业的辛劳，女人生育的苦楚的起浑，《旧约》中历史书反映出男权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以斯枯记，和《路得记》中两个女主人公，是当时犹太的理想中的模范妇人，她们以忠心和爱心供奉家族的民族，但是还没有现代女子的独立人格。而《雅歌》中的女主人公能自由表达爱情，却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在有粉禁欲思想的希伯来文学里，能出现这样热情奔放的恋爱诗，充分说明了人性中的灵肉二元并存.周作人在论歌谣情诗的文章中，也总是忍不住要引《稚歌》，他从另一个角度对它所表现的愈义作了说明，“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吻。由此可见他对这个篇章的酷爱之情.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在《新佛教》基怪教批评号，看见片篇《基督教与妇人》的短评，指责说《稚歌》一章虽寄惫不在妇人，然而他把妇人的人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并引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说这“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周作人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子，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若说男女的不平等，那在古代是无怪的，在东方为尤甚:即如印度的撤提也是一例，但他们基督徒也未能引了这个例，便将佛教骂倒，毁损他的价值。中国从前有一个‘韩文公’，也不看佛教的书，却做了个什么《原道》，攻击佛教，留下笑话。我们所以应该注意，不要再做新韩文公才好”。一54一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对西方的《雅歌》研究和中国的《诗经》研究进行概述，以欧洲《圣经》文学研究的发达，反证出中国经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没能摆脱正经古训的观念，不能用纯粹的历史批评的方法，把经书作为国民文学进行研究，常常把恋爱诗按服“美刺”观点来解释.所以，他认为，圣书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一个极大的教训和帮助。三、文艺与宗教的关系周作人对于文艺与宗教关系间题，显然赞同文艺理论中“文艺起镶于宗教的祭坛”这一观点。认为文艺的最早撅头与宗教仪式密不可分，即使在后来的发展中形式上分离了，两者在表达情感和宗教精神上仍有其共通点，甚至有时互相合一。原始社会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如唱歌，跳舞，绘画等，除了一种生理的满足外，还表达一种祈祷的意义，即包含着对超自然力量的期待。与此相关的是他对神话的理解，他反对“神话养成迷信”的说法.即使是原始宗教，也与神话是有区别的。首先，宗教反映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期待，而神话则是“在‘图腾，时代，人民相信灵魂和魔怪，便据了空想，传述他们的行事，或借以说明某种的现象”。其次，宗教在后来依然是被许多人相信的，而神话则是“在发生的当时大抵是为大家所信的，到了后来，已经失却了信用”。其
三，两者都含有浓厚的文学因素，只是，宗教不能与文学互相替代，它们在精神上有一定的相通柑融之处;而到了现代，神话已经不被人相信，“于是转移过来，归入文艺里供我们鉴赏”⑧。周作人认为神话如同心理学中的“梦”，初民以梦为真，而现在应该还它原人文学的本来地位，应该视之为人类潜意识的显现，去研究其中情绪的，感觉的因素，以及隐密的动机，而不是武断地视为迷信、因为根本就无所谓信，更谈不上迷信。对此，蔡元培的观点是，原始宗教与文艺因为情感功能的一致性而密切相联。但是到了现代，宗教的认知功能已被科学取代，意志功能已被文化取代，艺术的世俗化导致了艺术与宗教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激发美感的情感功能应该被美育取代，因为宗教利用了美的艺术，却是要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把具体世界忘掉.而美育可以培养人普济救世的利他主义，和把自我与宇宙合一的超越意识，这就是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⑨.周作人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他在《外行的按语》中说:“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和;我别的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宗教的目的是在保存生命，无论这是此生的或是将来的生命”。他认为，文艺与宗教仪式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与宗教，或宗教意识的分离。原始部落举行仪式的时候，有旁观者以鉴赏的态度来观看，表达对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感情，却不再有祈祷的意义，或对感应的期待，这时艺术就与宗教仪式发生了分离.但是，艺术与宗教之间“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周作人用耶稣的话来说明这种共通点，“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这一点上，周作人说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根本上很是正确”，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的相互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⑩周作人最后总结说，即使不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看，它与真正的文学里的宗教感情，根本上有一致的地方。周作人的这种观点，使他在文学研究别注重其中包含的宗教精神，那是一种人文化的宗教精神。比如，在他论述到俄国国民和文学时，他首先从宗教方面着眼，看到了深藏在俄国社会中的原始基价教思想，认为这是形成俄国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本所在。他说，“俄国人的生活与文学差不多是合而为一，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的气象，令人想起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和耶稣的故事.”0他赞赏这样的有着丰富宗教内蕴的文学，认为这样的文学能够培养对于人类的爱和同情，爱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对社会丑恶的揭露中又带有浓厚的忏悔意识。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5
关键词： 奴隶制 基督教文化 博爱思想
《汤姆叔叔的小屋》自1852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其魅力经久不衰，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小说揭露了奴隶制的罪恶，深刻影响了美国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导火线。作者斯托夫人在小说中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指出基督教的博爱可以战胜奴隶制，基督教文化贯穿小说的始终。
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文化形态，其存在基础为基督教。基督教信仰体系包括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及与其有关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观念。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许多文学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作者斯托夫人认为基督教是社会批评与改革的手段，奴隶制不符合基督教精神，通过宣扬基督教的耶稣博爱思想可以最终废除奴隶制，小说原文本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宗教学通论新编》中，作者吕大吉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客观存在具有一些基本要素。我们把这些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内在要素；一类是宗教的外在要素①。本文采用这一分类方法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蕴含的基督教文化进行分析研究。
一、原小说中体现的基督教内在要素
吕大吉认为，宗教的内在要素包括宗教的思想观念和感情体验。各个宗教都有一套说明其信仰的观念，甚至形成一套论证其信仰的观念体系，构成一种宗教世界观。它是宗教行为的内在根据，是宗教组织借以建立信仰体制的骨架，对整个宗教体系的构成起着决定性作用②。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推崇上帝创造一切、上帝决定一切的无限天命论。宗教的感情体验产生于者对其所信奉的神圣对象的特殊感受和直接体验。宗教的感情体验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对神圣物存在的敬畏感和依赖感，等等。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主要通过典型人物的言行体现基督教的内在要素。
1.虔诚之心
汤姆是斯托夫人在小说中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对上帝无比地敬仰，一言一行无不体现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汤姆本人非常忠厚，对他人十分真诚。由于笃信基督教，汤姆安于奴隶的身份，对主人忠心耿耿，勤劳能干。在小说中，汤姆历经三个主人，不管主人是仁慈还是残暴，汤姆都一心为主人做事，毫无怨言。汤姆的第一个主人是谢尔贝。汤姆可谓是谢尔贝最能干最忠实的奴隶，谢尔贝本人也极为信任他，让其管理全部产业。谢尔贝将汤姆的忠实可靠归结于汤姆信仰基督教。“四年前，他在一次野外布道会上皈依了基督教，我相信他是诚心诚意的。”③在汤姆得知谢尔贝要将他卖掉后，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因为他得知如果不卖掉他自己就要卖掉其他黑奴，他情愿替他人受过。在被卖的途中，汤姆通过阅读《圣经》慰藉自己的心灵。在看到同行的黑奴妻离子散的遭遇的时候，他用《圣经》安慰其他黑奴。“他诚恳地给她讲上天爱人之心，讲慈悲的基督和永恒的天堂④。”汤姆的第二个主人圣・克莱尔依然十分仁慈，并且很信任汤姆。汤姆与圣・克莱尔的女儿一起阅读《圣经》、做祷告并且唱赞美诗。汤姆试图用基督教感化克莱尔，希望克莱尔能信仰基督教。在克莱尔死后，汤姆被卖给了残暴的奴隶主雷格里。在汤姆受到鞭打之后，汤姆从基督教信仰中获取力量。凯茜前来看汤姆，汤姆让凯茜读《圣经》里的一段经文，里面讲的是耶稣受到鞭打，使世人得救的情景。“请太太念这一段吧！它比水还解渴。”⑤
2.天使的福音
伊娃是斯托夫人塑造的传布基督福音的使者，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小说中，伊娃是汤姆第二个主人圣・克莱尔的女儿。伊娃最初接触《圣经》是为了读给汤姆听，不久，伊娃开始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在小说第二十二章中，作者用大量文字描写伊娃和汤姆在一起阅读《圣经》和唱赞美诗的场景。伊娃不顾母亲玛丽的反对，用基督教的仁爱之心对待家里所有的黑奴，“《圣经》上不是说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吗？”⑥托普西是家中最顽劣的小黑奴，在主人对其无可奈何的时候，伊娃用耶稣的基督的博爱之心感化托普西，让她相信，耶稣基督会帮助她学好。托普西深受感动，改掉了很多坏毛病，并且真心诚意地爱这个小主人。伊娃知道自己将要死去时，不但没有感觉到恐惧，反而向往到天国去，并极力劝导父亲教导所有的黑奴，要信仰基督教，要读《圣经》、做祈祷。只有做一个基督徒，才能进入天国，耶稣会帮助他。在伊娃即将死去的时候，父亲圣・克莱尔问她看到了什么，伊娃回答：“爱―快乐―平安！”⑦简单的几个字，却传递出伊娃坚定的基督信仰和传递基督博爱之心的愿望。
3.心灵的归属
斯托夫人在小说中强调基督教的道德感化力量。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信仰耶稣基督，人的“罪”会受到上帝的宽恕，最终在死后灵魂会升入天堂。在她的笔下，很多人受到基督博爱思想的影响，最后信奉基督教。这其中典型的人物是黑人奴隶乔治和奴隶主圣・克莱尔。
和汤姆逆来顺受、接受命运安排的故事相平行的另一条主线是黑奴乔治和妻子成功逃亡的经历。乔治聪明能干，因而遭到主人嫉妒，用尽方法折磨乔治。乔治不愿忍受屈辱，决定逃亡。在逃跑之前和妻子伊丽莎的谈话中，乔治诉说了自己不公正的遭遇。伊丽莎极力劝说乔治信仰基督。但是乔治坚定地认为自己不能信仰上帝。在逃亡的途中，乔治偶遇了白人威尔逊先生。威尔逊十分赏识乔治的才华，但对乔治不信仰基督教而进行斥责。乔治依然对上帝存在质疑：“到底有没有一位可以叫人信靠的上帝啊？”乔治对待基督教态度发生转变是从在教友村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开始的。乔治看到教友村的基督徒们不顾政府严禁帮助逃亡黑奴的法令仍然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开始接受基督教。乔治和妻子、儿子最终胜利到达加拿大，在途中又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相遇，开始了新的生活。乔治在继续高等教育取得成就之后，决定带着全家回到非洲去，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我要以一个爱国的基督徒、一个基督牧师的身份前往我的国家。”⑧乔治自己从奴隶到自由人的身份转变靠的是自己不屈不挠的抗争，信仰上帝就会得到上帝的帮助。这正是作者斯托夫人在小说中为黑奴指明了的一条争取自由的道路。
圣・克莱尔是一个仁慈的奴隶主。尽管亲人们笃信基督教，但圣・克莱尔对基督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基督教的教义与黑奴们的实际境遇相矛盾。在女儿伊娃去世后，黑奴汤姆常常用《圣经》宽慰主人。渐渐地，圣・克莱尔开始动摇，和汤姆一起诵读《圣经》、做祷告，用信仰平复自己悲痛的内心。在对基督教的看法转变后，圣・克莱尔认真思考基督教和奴隶制的关系。他认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全力以赴和奴隶制相抗争，而现实中，很多基督徒却麻木不仁。圣・克莱尔决定为解放黑奴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圣・克莱尔还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理想，便因意外去世了。临死之前，圣・克莱尔和汤姆一起做祷告，最后说道：“回家了！回家了！”他认为去往天国就是与母亲和女儿相聚。
二、原小说中基督教外在要素
吕大吉认为宗教的外在要素分为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及宗教的组织和制度。者的宗教崇拜行为是内在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感情的客观表现。当人们头脑中产生了视某种力量为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时候，就伴生了对它的敬畏感、依赖感和神秘感。情动于中则形之于外，发之为尊敬、爱慕、畏怖、祈求、祷告、赞美的言词，表现为相应的崇拜活动。各种宗教都通过一定的仪式把这些原为自发而且分散的宗教行为规范化、程式化，并附加神圣的意义⑨。基督教作为四大宗教之一，其外在要素包括基督教的行为活动和基督教的组织制度。《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基督教的行为活动做了大量描述。
祷告是基督教中常见的宗教仪式，形式多种多样，祷告会是比较正式的祷告形式。在小说中多次提及祷告会和祷告。汤姆是附近黑奴们推崇的掌管宗教事务的长者，人们把汤姆当牧师一样尊敬，他的小屋里经常举办祷告会。在小说的第四章中，对小屋中的祷告会有详细的描写。在会众们聚齐之后，首先开始唱诗。参与者们热情洋溢，完全融入到圣歌的意境之中。接着，汤姆进行讲道，即对《圣经》进行讲解。汤姆随后进行祷告，他的祷告常常会引起会众们的共鸣，激起会众们对基督的虔诚的感情。在汤姆被卖的途中，总是通过祷告慰藉内心。在第二个主人圣・克莱尔的家里，汤姆经常给这位仁慈的主人祷告，最终感化了圣・克莱尔。汤姆落入残暴的雷格里之手后，常常受到鞭打，但从不屈服。在最痛苦的时刻，依然唱赞美诗，给其他黑奴讲道，并且做祷告。是耶稣基督给了汤姆无穷的力量，“极度的痛苦、灾难、屈辱、贫困和一无所有都只能促使他早日成为上帝名下的祭司。”⑩
《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是上帝的启示和旨意，也是基督教的文化基石。赞美诗是赞美上帝的诗歌，包括对上帝的歌颂、感谢和祈求。斯托夫人将《圣经》引文及赞美诗的引用和小说情节发展巧妙结合，并且将大量《圣经》典故应用于小说之中，使小说原文本蕴含着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氛围。
作者直接使用《圣经》引文作为小说章节标题。如，第二十二章标题“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新约圣经・彼得前书》）不管人的主观意愿如何，时间都是一天天在流逝，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在本章中，天使般的伊娃开始身体衰弱，表现出了死亡的征兆。小说第三十一章开头引用了《旧约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本章内容主要叙述了汤姆被雷格里买后在运送到庄园的途中的经历。汤姆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被雷格里抢劫一空，连箱子都被卖掉，这与汤姆之前的待遇完全不同。同行的黑奴们也诉说着遭遇。对于信仰基督的人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遇到不幸，却没有得到上帝的帮助时，对他们的信仰是一种考验。
三、结语
在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在解放黑奴、废除奴隶制中起到重要作用。西方小说中经常引用《圣经》的语句和典故，是小说创作的源泉。《汤姆叔叔的小屋》基督教色彩浓厚，基督教信仰贯穿小说的始终。从基督教的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分析来看，小说的情节编排及人物形象塑造都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蕴含浓厚的基督教文化。是基督教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抒发了典型人物的内心感受，控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形成了鲜明的人物性格，最终达到了批判奴隶制，直至废除奴隶制的目的。
注释：
①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6.
②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04.
③斯托夫人，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
④斯托夫人，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71.
⑤斯托夫人，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482.
⑥斯托夫人，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361.
⑦斯托夫人，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394.
⑧斯托夫人，著.黄继忠，译.汤姆大伯的小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578.
⑨吕大吉.宗教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基本要素及其逻辑结构[J].世界宗教研究，19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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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赞美诗范文6
【关键词】耶稣会士；西洋琴；西乐东传
为了弥补宗教改革在西方造成的影响，罗马天主教会决定向东方派出传教士以挽回损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洋科学技术知识和世界地理知识，而且通过西洋乐器的引入，叩开了西洋音乐东传的大门。在西洋音乐东传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庞迪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 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造成了猛烈的冲击。为了遏制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罗马天主教掀起了一股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耶稣会的创立成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耶稣会由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于1534年在法国巴黎创立。为扩大罗马教会的影响，重新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耶稣会仿效军队编制，建立了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组织。在吸收会员时，耶稣会要求会员绝对效忠教皇。此外，耶稣会士不同于以往的修士，他们走出修道院，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尤其重视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宗教改革后，加尔文教迅速在荷兰、法国、英国以及北欧诸国传播，为了弥补天主教会遭受的损失，教皇提出了“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进来”的口号，[1]（P97）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到亚洲等地传教，欲以基督文明征服东方。作为西方殖民帝国的先遣队，耶稣会士纷纷前往东方。1541年，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漂洋过海来到广东，开始其传教活动。1552年，沙勿略来到我国广东海外的上川岛，但尚未踏上中国大陆就因身患重病，病逝于岛上。在此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为了实现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愿望，许多耶稣会士纷至沓来，但都被大明帝国拒之门外。罗明坚于1580年来华，他设法进入广东，成了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第一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年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Alexandar Valignano）之命来到澳门，随后进入广东，到过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国居住了长达28年之久。他成功地在中国打开了传教大门，在中国招收了一批信徒，其中包括像李之藻、徐光启等士大夫也都皈依了基督教。
“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基督教世界已经发生了分裂。不仅宗教改革运动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处于生死搏斗之中，即使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也存在着是借助军事暴力手段或是采用和平方式借以达到宣教目的的重大分野。在同样力主用和平方式使东方国家和民族基督教化的传教士中，又有主张实施‘适应’策略的和坚持基督教教义‘纯正性’的两类传教士。”[2]（P11）利玛窦是最先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他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适应”策略。早期传教士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必须要使自己中国化。首先，他在澳门时就刻苦学习中文，熟读经书，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能用中文进行写作。其次，他接受中国士大夫的建议，脱下僧服，改穿儒服。为了便利传教，他还利用儒家经典来阐释天主教义。例如他指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1]（P102）他深知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地位不可动摇，于是采取“合儒”、“补儒”的策略。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要在中国传教，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因此，皇帝的态度对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命运就显得至关重要。于是，进入北京，觐见皇帝就成了利玛窦梦寐以求的愿望。
2 西洋乐器在明朝皇宫中的演奏
1598年9月，利玛窦第一次进京，时值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与日本的关系也再次变得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都不敢接待他。11月初，传教士们被迫离开北京。三年后，他再次进京。1601年1月27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将利玛窦的奏疏呈给神宗皇帝。其奏疏内容如下：“……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3]（P86）早在南京时，许多官员对传教士将要呈献的礼物就十分好奇，都想一睹为快，会自动报时的自鸣钟对他们的吸引力极大。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耶稣会士特意将礼物陈列，供人瞻仰。几日后，因参观者人满为患，利玛窦不得不停止展示活动。在所有进献的礼物中，万历皇帝最感兴趣的也是自鸣钟，他还命人在宫中御花园修建钟楼，专门用以安放大自鸣钟。皇帝将那架小巧玲珑的小自鸣钟则拿在手中，供自己随时把玩。随着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兴趣的逐渐减弱，其注意力转移到西洋琴上。对于这架古西洋乐器，《续文献通考》卷一二《乐考》中亦有记载：“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玛窦献其国乐器。利玛窦自大西洋来，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监少监马堂进贡土物。其俗自有音乐，所为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3]（P87）西洋琴是极好的礼物，对中国人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新奇的乐器，同时也是开启欧洲音乐之门的钥匙。当时之所以选择古钢琴而不选择竖琴（harpsichord或Spinet），原因主要有：前者不仅价格便宜，体积小、方便携带，而且也是当时欧洲教堂常采用的乐器。早在1551年，沙勿略也曾将此种乐器带入日本。
由于中国人从未见过这种乐器，所以对其一无所知。当宫廷乐师发现这种乐器能弹奏出优美的乐曲时，便邀请传教士为其传授演奏技法。陪伴利玛窦入京的有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和两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信徒。庞迪我于1597年来华后暂居澳门，1600年进入中国大陆，在南京与利玛窦会合。受利玛窦的指示，庞迪我跟随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学西洋琴的演奏方法。很快，庞迪我神父不仅学会了演奏，而且还能和弦。[4]（P286）他们来到北京后不久，四位宫廷乐师奉圣旨前来拜谒神父，向神父们请教西洋琴的演奏技法。四位乐师跪在庞迪我神父面前，拜他为师，请求这位外国老师耐心传授。这样，庞迪我立刻从一位初学者成为中国皇宫里的第一位欧洲音乐教师。四位宫廷乐师练习弹琴时，非常小心谨慎。在四个学生中，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掌握了演奏技巧，而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其中有一个已经七十岁了）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学会。[5]（P326-327）他们学得慢，对耶稣会士来说却是件好事。因为这样，他们就有更多出入宫廷的机会，接触到更多地位更高的太监。中国传统音乐一般都附有歌词进行伴唱，四位太监担心如果只有演奏而无演唱，皇帝定然不高兴。为此，利玛窦写下了八首歌词即《西琴曲意》（又称《西琴八曲》）。他们分别是《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天德》、《胸中平庸》、《肩负双囊》、《定命四达》。歌词采用汉文韵律诗写成，主要讨论有关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宛如西方基督教的赞美诗。
早在唐朝时期，皇宫里就有来自朝鲜、中亚、印度等地的管弦乐队，可见，宫廷早有演奏外国乐器的传统。明朝时期也有从蒙古、中亚、印度、尼泊尔等地引进乐器的习惯。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万历皇帝让西洋古钢琴在宫廷里演奏也就毫无顾虑。所以，四位太监学习结束后，就被要求在皇帝面前进行演奏，演奏时，他（下转第156页）（上接第120页）们谨小慎微，生怕出任何差错。由于他们的演奏，西方音乐第一次在中国皇宫的上空飘荡。演奏会之后，万历皇帝再也没有要求庞迪我向太监们教授新曲子，表明皇帝对古钢琴像对其他新事物一样，兴趣减退了。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京病逝，庞迪我在一批中国士大夫的帮助下，成功地请万历皇帝赐予了一块墓地，为利玛窦举行了隆重葬礼。
3 西乐东传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证明，尽管早期耶稣会士传教团在华宣扬福音取得的成效甚微，但他们作为沟通中西异质文化的使者，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尽管利玛窦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如天文学、测算、光学、几何学等在欧洲已落伍，但他和庞迪我共同开启了西方音乐东传的大门。尽管他们只是将西洋乐器作为传播基督教的附属物带入中国，但他们的努力使东方人第一次接触到西方音乐，欧洲人也第一次认识了中国音乐，其功绩永载史册。
庞迪我传授的音乐，其生命在中国很短暂，但利玛窦所写的歌词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些歌词在文人学士中非常流行，他们争相传抄。为满足士大夫的要求，耶稣会士将《西琴八曲》（Songs for the Clavichord）以及其他曲子编成音乐小册子。用双语写的原文本于1603年遗失，但由李之藻编订的第二版（1608年出版）却保存了下来。继利玛窦之后的二个世纪里，来华的耶稣会士不断增多。他们不仅将西洋乐器带入中国，而且使西方音乐理论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早期耶稣会士开启的西乐东传的大门在随后动荡的年代里又被关上，直到利玛窦死后的30多年（崇祯十三年），一个长方形木盒才在皇宫的藏宝室里被发现，崇祯皇帝非常好奇，很想听到这种奇怪乐器的演奏。不过，闲置多年的古钢琴已布满了灰尘，需要修理，但当时已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学过演奏这种乐器的太监早已过世，庞迪我也于1617年因万历皇帝颁发了反基督教敕令被赶出了中国，最后是在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努力下才将这架古钢琴修葺完毕。为吸取利玛窦的经验教训，汤若望为宫廷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弹奏方法，以期流传后世。遗憾的是，这本书也没有被保存下来。顺治帝时，汤若望在北京宣武门建造了新教堂并安置了管风琴。1639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也向明朝宫廷进献了一台“风篁”即管风琴，之后进入中国的西洋乐器陆续增多。清代康熙皇帝先后任命两名传教士担任宫廷音乐教师，其中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徐日升，除了传播西方音乐外，还用汉文撰写了第一部介绍欧洲乐理的著作——《律吕篡要》，向中国人介绍欧洲音乐的五线谱法、音阶、和声等乐理知识。康熙帝还命魏廷珍等人编修了《律吕正义》。从此，西洋音乐理论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
耶稣会士传入的赞美诗曲调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末清初的吴历（1632—1718）不仅擅长演奏西洋琴，而且精通中国传统音乐。他作的《天乐正音谱》含有套曲九部和古乐歌二十章，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天乐正音谱》是中国人创作的最早的最有中国艺术风格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民国元年，冯玉祥将军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重新配置歌词，编成若干首军队歌曲。有些学堂乐歌也选用赞美诗的曲调进行填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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