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诗歌范文1
【关键词】新教 众赞歌 广州 本色化
一、新教的发展历史
16世纪初，西欧教会的圣职人员授权发行“赎罪券”榨取民众钱财，引发信众的强烈不满和迷信思想的蔓延。随着“民众宗教”的增长及“反教宗主义”“反教权主义”的兴起，西欧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顺应形势而展开。马丁·路德领导的信义宗是宗教改革运动最为重要一支，与其他分支不同的是，除针对教会体制的改革外，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坚信，称义的教义对社会与宗教改革有重要价值。学术界广泛认为此运动开启了欧洲新的社会和宗教秩序。之后，瑞士改教家茨温利、日内瓦改教家加尔文、斯特拉斯堡改教家布塞与马丁·路德一起在欧洲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基督教的第二次分裂，并不断分化，形成繁多的派系，这些新教派统称“新教”。
二、新教音乐暨众赞歌的概况
所谓新教音乐，是为了使新教教义得以更好地传播，马丁·路德亲自用德文撰写歌词，参与并组织其他作曲家选取格里高利圣咏旋律、教会歌调以及世俗曲调，经过改编、整理，创造出的新的圣咏模式——会众赞美诗，也称众赞歌。实际上，新教音乐的主体即信义宗众赞歌。信义宗众赞歌同时具有神学的、敬拜的、教导的等功能。
16世纪初，马丁·路德制定了全体会众同唱赞美诗的制度，这种由全体会众齐唱赞美诗的新形式被称为“众赞歌”。众赞歌的歌词大多数不再使用拉丁文而改用德语，并改用有韵律的纯朴虔诚的诗歌。旋律有：天主教已经采用的拉丁文赞美诗的改编曲、宗教改革前流行的德语赞美诗的改编曲、世俗歌曲的改编曲，以及新创作的赞美诗旋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信义宗教会中的宗教仪式歌曲远远供不应求，所以众赞歌的旋律除了马丁·路德自己编写和创作以外，更多的是他人根据世俗或宗教歌曲改编而成的。这些众赞歌旋律在节奏方面相当自由，往往是二拍子和三拍子的混合体。①
1524年，马丁·路德在音乐方面的主要合作者约翰·瓦尔特编辑了由38首复调众赞歌组成的赞美诗小曲集，它是众赞歌的第一本重要歌集，旋律都按照经文歌的格式放在男高音声部，并配以平稳流畅的四声部。②
1586年，德国音乐家L.奥西安德编辑了四部和声众赞歌集，第一次把众赞歌的旋律放在女高音声部，旋律形式变得方整对称，织体由原来的复调织体转变为和声织体，③这种形式逐步成为众赞歌的固定形式。随后百年间，路德教派地区陆续出版了一些众赞歌选集。通过地方语言的采用、书籍发行和民众交流，众赞歌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
16世纪末，以拉索为代表的信义宗德国作曲家们围绕着众赞歌的旋律自由地创作复调作品，称为“众赞歌经文歌”，④最终在德国建立起信义宗音乐风格。
随后，众赞歌以北德地区为中心向欧洲广泛传播、演变，存在于信义宗的礼拜仪式、宗教声乐曲（choral motet、konzert、Oratario Passion等）和器乐作品（toccata、prelude、fugue、Partita、fantasia、concerto等）中。17世纪初，以众赞歌为主体的新教音乐随英国新教徒来到美洲大陆，⑤之后又来到印度、日本等国，也各自经历了传播、演变和本色化历程。
三、新教在中国尤其是在广州的发展
基督教（christianity）在中国称“耶稣教”，基督教（JiDuJiao，发音与christianity的中文相同）通常专指新教Protestantism。1999年，鲁珍晞教授在三藩市旧金山大学的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基督（新）教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以华人信徒为本位、华人教会发展为基础的分期方法：1.开荒及准备时期（1807—1860年）；2.基础的建立及发展时期（1860—1900年）；3.教会兴旺和成长时期（1900—1925年）；4.面对国家及社会挑战时期（1925—1949年）；5.面临政治关头时期（1949—1980年）；6.教会复苏时期（1980— ）。⑥
18世纪初，新教开始计划向中国传教，在筹划近百年后的180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经过澳门秘密来到广州，成为第一个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⑦1842年，中国重新允许传教后，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新教各公会如信义宗、圣公会、浸礼宗等派出“差会”共130多个，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一带开始传教并发展到全中国，而其中约20个差会在广州设立了不同宗派组织及其领导机构，其中几个较大的宗派组织还开办了数所大学和多所中小学及医院等教会服务机构。⑧
从1807年至1949年前夕，广州市内陆续建立了62间正常开展活动的新教教堂。20世纪50年代后，全市新教教堂经过三次合并后于1966年合并为9间。“”期间，全部教堂被关闭，教会公开活动停止。1979年9月，广州教会恢复正常宗教活动，广州东山堂是全国最早恢复聚会的教堂之一，其后，其他13间堂会陆续恢复活动。⑨据 “广州市基督教两会”统计，至2010年，全市教会活动场所共有33处，现职教牧人员52人，目前全市信徒人数共约5万人。⑩
四、中国新教音乐本色化进程
受本土文化影响的人要接受一个陌生的教义时，都需要一个教义解释化和理解化的过程，而作为解释、传播教义的重要载体之一——音乐也必然面临本色化的要求。同时，基督新教在中国尤其是在广州的传播中，新教音乐具有重要的宣教及文化传播地位。因此，以众赞歌为主体的新教音乐开始了本色化演变历程。
17世纪末，中国基督教徒创作了七律歌词《仰止歌》（拼音翻译）。?据夏滟洲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简编》记载，在1839年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办的马礼逊学堂（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及随后陆续成立的教会学校中，不少设有音乐课程。随着教会学校的普及，教会音乐（包括众赞歌在内的各种宗教音乐）被相当广泛地在华南地区尤其是在广州传播，并辐射到全中国。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教会的赵紫宸、刘廷芳、杨荫浏、贾玉铭、朱葆元、周淑安、杨周环等在教会圣诗、圣乐本土化方面做出了贡献，写过一些赞美诗词曲，如《新天地歌》《中华教会自立歌》?《圣诞歌曲集》等。
中国新教圣诗委员会于1983年3月汇编了《赞美诗》，现通用于全国新教教堂的公众礼拜及个人灵修生活的各种场合，其中一些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国基督徒生活的面貌，如《欢乐服务歌》《敬老尊长歌》《新屋落成感恩歌》等。?《赞美诗》共收入赞美诗400首，有简谱和五线谱两个版本，供会众每次在仪式中演唱的简谱版本皆为单声部，中文歌词；五线谱版本则为四部和声，中英文对照歌词。
近30年来，中国新教教徒创作了大批量的圣诗词曲，例如在1981年时，中国新教圣诗委员会编辑《赞美诗》，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10余个省区市信徒的来稿共计圣诗2256首。这些事实说明，新教音乐已很大程度地经历了本色化、本土化历程。从音乐上来说，多数新创作的圣诗都使用了中国民族风格的曲调，包括少量改编的民歌调（如《活出基督歌》）与古琴曲（如《神功妙笔歌》）。对于新教音乐的词曲如何走向本色化而仍能符合教会音乐的传统，不少创作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北京市基督教会缸瓦市堂编辑的《圣诗选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共有130首圣诗，皆为四部和声，歌词为中文，其中有一首配有管风琴谱，有11首配有钢琴伴奏谱。《圣诗选编》作品来源包括：1.信义宗众赞歌；2.威尔士、苏格兰、瑞典、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地的传统圣诗；3.J.S.巴赫、亨德尔、多尼采蒂、莫扎特、门德尔松等16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作曲家作品；4.Stephen Collins Foster、B.B.McGinley等近现代美国作曲家的作品；5.近现代中国作曲家作品。
五、新教音乐在中国尤其在广州的现状
（一）存在于各种宗教仪式中
现在中国通用的崇拜礼仪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预备礼，二是圣道礼，三是差遣礼。预备礼中的“颂赞诗歌”多采用“众立歌唱”，选曲一般采用《赞美诗》“分类目录”中的“崇敬颂赞”类。而圣道礼中的“回应诗歌”是指读经后的会众诗歌及讲道后的会众诗歌，回应圣经的经文和讲道信息，使前后内容自然呼应。预备礼和圣道礼中的“会众诗歌”一般随崇拜主题的变化而有相应的调整，而差遣礼中的“礼仪颂歌”一般不会改变，比如有的教会（如广州锡安堂）每次崇拜都唱《荣耀颂》（新编392首）及《三一颂》（新编399首）；有的教会还有“奉献礼”诗歌（新编393首“献礼文”），这是安立甘颂调唱法的圣诗。教会在收奉献款时，一般以司琴弹奏《向主献呈歌》（新编344首）或诗班唱诗为音乐背景，收好奉献款后，会众齐唱《献礼文》（新编393首）。另外，“礼仪颂歌”也有祷文和信经形式（如394的《主祷文》和395首的《使徒信经》），但多采用诵读形式。而每个教会几乎都使用礼仪颂歌“阿们颂”，一般采用“四叠阿们”（如新编400首），采用长时值的音符和反复四遍的形式，体现崇拜前后贯穿、首尾呼应的编排。在《赞美诗》中，“礼仪颂歌”中的“阿们”一般不用括号（表明必须唱“阿们”），而会众的“颂赞诗歌”和“回应诗歌”中的“阿们”一般用括号（表明可唱可不唱）。此外，还有“欢呼“和 “应唱”，歌词取材于圣经，一般安排在祷告、赞美和读经之间，是教会礼仪传统的本色化体现。?
（二）存在于音乐、文化活动中
从上世纪80年代复堂之后，中国基督教两会及各地教堂越来越频繁地举行室内外的新教音乐会，在圣诞节、新年及中国传统节日或特定庆典（宗教及世俗）中演出，由专业或业余的圣乐乐队和诗班表演。广州市拥有救世军港澳军区总部乐队、广州市巴洛克乐团，每个教堂拥有一个以上诗班和司琴。仅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广州市基督教两会就组织了“璀璨使命”赞美会、“激情亚运、燃烧九月”大型圣乐晚会等十数次音乐会。
中国基督教两会及各地两会经常性举办歌咏合唱比赛、圣乐培训班、文化展览等活动，并组织中国内地的圣乐团体与香港、澳门的团体，以及德国、美国的团体进行交流。
（三）存在于文本中
据调查，“”前的新教音乐乐谱尽皆佚失，现存仅有20世纪80年代后编著的本色化赞美诗《赞美诗》《圣诗选编》《迦南诗歌》10余种。据悉，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和香港大学中仍存有曾经或现在仍在使用的赞美诗版本达百余种。
综上所述，广州作为第一个新教传入中国的城市，在新教传播、发展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时，在新教文化尤其是音乐传播、演变及本色化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唯愿本文能对我国新教音乐发展和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注释：
①②③④Sadie.Stanley、Tyrrell，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Joh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4，p737；pp738—742；p739；p748.
⑤周华成.美洲简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387.
⑥罗秉祥.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54—355.
⑦⑧王冶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5—126；128；167—169.
⑨⑩据广州市基督教两会官方网站数据.
????中国基督教两会.赞美诗（新编）（五线谱）[M].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1999：9；1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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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诗歌范文2
[关键词] 民国；基督教；圣诗；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98―05
基督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文学在民间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民国基督教文学的社会价值却多因其的超阶级性和乌托邦性而受到忽视，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是为作家的基督教信仰所湮没。事实上，西方基督教信仰不但没有与作家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相抵触，其宣扬的那一套“平等、博爱”反而避免了爱国主义思想发展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中国社会的理性思维走向。
作为基督教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圣诗对基督教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圣诗通常出现于宗教场合，是基督徒为表示对神的赞美、崇拜或祈祷而作。自《圣经》诞生以来，大量圣诗随传教士的足迹跨越国界，传遍世界。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口岸后，大批传教士携带基督教经典作品进入中国，为配合传教活动，众多中西基督徒合力编译了《普天颂赞》《团契圣歌集》《颂主诗歌》等数本圣诗集。这些圣诗以其内容上对神的赞美、对人的灵魂抚慰，及形式上对新诗的启发，在民国时期乃至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随着教会中中国信徒所占比重的日渐加大，教会及基督教文学作品的本土化特征也愈发明显起来。然而，中国基督教文人在改译、创作圣诗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往往因其宗教热情而受到以往研究成果的忽视。因此，本文欲藉重整中国圣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之机会，澄清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积极的社会意义，客观地重评民国基督教徒文学的社会价值。
一民国现实语境与圣诗选译标准
欲探寻民国时期圣诗中所蕴藉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需要回到其历史生成语境，分析此情此境中关于圣诗的选译标准，以从中窥见民国现实语境与基督徒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其具体的圣诗选译行为的影响。
民国时期“政客弄权，祸国，党派私裂，贿赂公行。全国的同胞转徙沟壑之中。……国内军阀当道，杀气弥天，兵火所至，但见死亡相枕藉。……名为友邦，却趁乘我们的艰难，利用我们的颠苦，助长我们的内乱，借藉我们的愚鲁，运转我们的罪恶，来侵占我们的土地，攘攫我们的财源，鱼肉我们的同胞，剥削我们的，轻蔑我们的文化。”[1]（p422）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有识之士深感拯救民族命运之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亦注意到了其所处时局与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民族的艰难境遇有着一定的可比性。众所周知，创立基督教的犹太民族千百年来饱受磨难，身负着命运重荷跋涉前行。上帝的存在、启示及救赎则是支持犹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事实上，在赵紫宸、刘廷芳、杨荫浏等民国基督徒看来，犹太民族于苦难历史中凝结而成的基督教精神――坚忍、博爱、虔诚，正是此时中华民族所急需之品质，因此，他们身负十字架，开始了布道之路，坚守着“中华归主”和本色化教会的理想并竭力将之付诸实践，以期借助基督教文化为正处于艰难转型期的中华民族重建民族信心，重整民族文化，继而真正解决本民族的现实问题。
选译圣诗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欲完成重整民族文化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自基督教诞生以来，各族信众共创作了数十万首圣诗，以何为标准筛选圣诗经典并进行译介？是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所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赵紫宸等人正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准筛选圣诗。反映世间民众之苦难处境以及上帝予以信众的援助，突出信仰于人之必要性成为该时期选译圣诗的主要表现主题。《平安歌》中，诗人将时世描绘为“邪恶尘寰”“尘事忙烦”“忧患交煎”“亲朋离散”“前途黑暗”，并一再重复着“如何能得平安？”（《普天颂赞》第二八七）的疑问。在这般绝望的生存环境中，被视为“救主”的上帝本着博爱的心向世界各族信徒伸出援助之手：或是以温情抚慰人心，赋予民众生存的信心，创作于危难之际的《灵友歌》道，“耶稣，我灵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怀中；洪涛暴雨冲我身，狂风卷浪高千寻；当此大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亦平，助我依旧向前行。”（《普天颂赞》第二八五）；或是召唤信徒为生存而战斗，鼓励众人奔赴前线，在《信心基础歌》中，上帝道，“若遇烈火升腾，阻碍你行程，我赐你的恩，更广大，更丰盈！烈焰不伤你，却使你更真纯，消诸般渣滓”（《普天颂赞》第三四一）。这类圣诗所描绘之景状与民国社会的混乱状况极为相似，诗人所抒之忧虑也正与民国基督徒所思类同，后者正是借此以影射民国社会民不聊生之现实，而诗歌中呈现出的耶稣之视救赎世人为己任、信徒之乐观心态以及面对灾难时的坚强意志，则给予了身处混乱之世的中华民族信心和希望。
在早期的中国教会所使用的圣歌集中，由异族诗人创作、经由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转译为中文的圣歌占多数，但是，伴随着本色化运动的进展，中国基督徒逐渐开始在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仰，朱维之、赵紫宸等人亦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不仅需要直译他国基督教文学作品，还应在翻译圣诗的过程中结合民国语境的现实需要进行再创作。
赵紫宸即译有《为国祷吁歌》（《团契圣歌集》第一三七）：
一、世界威严之上帝，俯鉴我众忧惶，
悲我国家多艰难，百姓漂泊沦亡。
强邻虎视益眈眈，裂我锦绣山川；
求主振作我民心，使能抵抗强权。
二、求主拯救我民族，脱离残暴颠危，
脱离诳骗恶宣传，脱离龌龊行为。
保我国权与荣誉，使我努力警醒，
破除私斗崇公德，创造统一和平。
三、求主引导我中华，赦我罪孽重重，
拯我亿兆苦同胞，脱离水火之中。
鼓励男女众青年，使能力振颓风，
挽回狂澜于既倒，奠国基于无穷。
在这首诗的翻译中，赵紫宸不再仅限于文本的直译，而是对这首祈祷诗进行了再创作。诗歌前两节中，诗人向主祈福，迫切地期盼主能拯救处于忧惶艰难、“残暴颠危”中的国家民族，这是译者遵原作直译而成；第三节则是译者的创作，从原诗所描绘的苦难景象中，译者联想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因而发出“求主引导我中华”的祈祷，并在文末附上祷文：“大海翻涌，孤蓬一片，慈悲的父啊，求你救援中华，引导我们乘风破浪，安抵彼岸。我们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四万万的同胞，渡着险阻艰难的前路，神啊，保护我们。”由诗文可以看出，译者对于国家的命运无比担忧，在此，他将信仰的重要性置于亿万同胞眼前，期待主的庇佑和启示能引导“男女众青年”乃至中华民族走向光明。
由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文人为推广基督教信仰作出的努力。作为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整体推广至中华民族的媒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译介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基督教文学在新环境中的被接受，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展出合传播者与接受者文学优势于一体的本土化基督教文学，因此，一定程度上的“误译”、“再创作”是非常有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译介主体的民国基督徒绝不仅是为了推动基督教的传播进程而选择将基督教本土化，借取基督教文化品格以满足本国社会及文学发展之现实需要，则是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从事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民国基督徒编写的圣诗集极具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对社会改良同样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族主义立场与圣诗译作策略
如果说，民国的现实语境为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生成土壤，影响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选译圣诗的标准，那么，民国基督徒的民族主义立场则具体影响了其译作圣诗的本土化策略，并为其爱国主义思想的蕴藉提供了实践空间。
正如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所受到的质疑一般，近代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最初是被赋予了一部分文化扩张的内涵。然而，承载着西方文化命脉的基督教事实上是一种有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足力量的宗教实体。因此，维护民族自尊，立足于民族主义立场接受、传播基督教文化是中国教会人员从事传教工作的根本原则。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就曾提出“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口号，为达到“自养、自治、自传”[2]的目的，民国基督徒在继承、发展西方圣诗传统的基础上亦注重圣诗的本土化改良，具体表现为采用适当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并创作民族文化特征鲜明的中国圣诗，以期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丰富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传承注入新的生机。
为推动基督教的本土化进程，民国基督徒做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在恪守中国语言文化传统惯式的基础上选用恰当的翻译策略译介西方圣诗即是其一。中国传统诗歌追求格律美和节奏美，因此，为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圣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字词的斟酌、句式的对仗及节奏的和谐。他们多移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常用语词以及文体翻译圣诗，比如，将‘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译为“圣哉，圣哉，圣哉！全权的神明！”（《圣哉三一歌》，《普天颂赞》第一）译诗借用了“哉”这一文言语气助词，既渲染了情感的神圣，同时也实现了诗歌的韵律美。而文体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离骚体，如“耶稣纯美兮，超瑰奇与莹；生为神明兮为圣人，主我景仰兮，主我所崇尊，我心所宝兮逾奇珍”（《耶稣纯美歌》，《团契圣歌集》第三六）；骈文体，如“上主之灵，恳求降临我心；默化我心，潜移俗念世情；垂怜卑弱，显主大力大能；使我爱主，尽力尽心尽性”（《上主之灵歌》，《普天颂赞》第六三）；绝句体，如“虔诚奉献我全生，静候主命谨遵行；虔诚奉献我光阴，赞美歌声永不停”（《奉献全生歌》，《普天颂赞》第三一三），以及律诗体、长短句等等。这一特殊翻译策略的融入，使得这批外来圣诗经中文翻译后对仗严谨、格律严整，读来琅琅上口，易于传诵，从而推动了圣诗乃至基督教文学作品的传播。
与此同时，为真正实践其爱国主义理想，民国基督徒亦创作了大量中国圣诗以摆脱西方文化及思维惯式对于自身的束缚，并于本土化中国圣诗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宗教情感及民族期待，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中华民族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道德伦理，展现该类观念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就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样，这一主题也是中国圣诗不可忽略的表现对象。《纪念祖先歌》道，“戴履兮，我藐躬，身体发肤何所从？抚躬自问，最难忘，水源木本，祖德宗功。抚养兮，父母恩，鞠育劬劳爱挚诚；午夜思维，最难耐，更残漏尽，月落黄昏。家训兮，历代传，铭心刻骨记真铨”。（《普天颂赞》第四三二）该诗取用楚辞体式记录了诗人对父母、祖先的感恩、缅怀。此外，《孝亲歌》（《普天颂赞》第四二六）亦言，“人生世上谁无双亲？父母俱存是福份；想念父母教养苦心，我生何敢负亲恩？父亲母亲当孝敬，上帝诫命当遵行；孝敬父母，遵诫命，成全神旨乐天伦。”该诗描述了双亲于子女，血缘于家庭之影响，继而将双亲与上帝并置，以突显家庭伦理与信仰于人之重要。由此，中华民族重血缘亲情、重孝道的民族性格可见一斑，而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延续使得民族文化传统得以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自基督教入华以来，中国基督徒文人一直保持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即在不损民族尊严的基础上接受基督教文化，同时，以借鉴为途径，以原创为目标，继承本民族风俗、文化成果，创作属于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归根结底，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即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直接呈现。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圣诗在此后各教会编纂的诸部圣诗集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且民族特色愈来愈鲜明，民国基督徒逐渐倾向于以圣诗这一异族文学体裁为形式，向其中注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他们对于民族自立和文学自尊理想的坚持影响了其民族化特色鲜明的译作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侵蚀，也促进了后者的良性调整和发展。同时，在中西文化交织、碰撞的复杂语境中，本民族文化的优势亦可凸显出来，民族主义意识继而获得了稳固。
三爱国主义内涵与圣诗创作原则
由上得知，时势复杂的民国语境使得一群忧心于社会现实的基督徒赋予乌托邦的基督宗教以入世性，他们所坚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则推动了其完成圣诗本土化进而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进程。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前途的忧虑，对民族自尊的追求，都使得他们译作的圣诗中蕴藉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国基督徒看来，基督教文化很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精神，于中华民族有着启示作用。基督教集出世性与入世性于一体，一面提倡信众超然于尘世苦难的束缚，一面却关注信众在尘世中的生活。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品质是“爱”：爱己，爱人，爱民族国家。在圣经文学中，诗人担任着“先知”的角色，怀揣着“爱”的理想，将神旨传至世间，诗人大卫曾以诗歌的形式向耶和华呼求，“我的神啊！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常在我的心里。我要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福音；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诗篇》40：8-9）。先知（诗人）的作用在民族苦难来临之时更显重要，他们承载着真理，并为传播真理而奔走呼告；他们渴望涤清人类的罪恶，驱逐世间的磨难，挽狂澜于即倒，赋予人类生存的希望。
于民族患难中，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亦担负起了“先知”的使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如果说，根据实际需要译介西方圣诗展现出一个民族在借鉴异族文化以发展本民族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那么，体现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关键还是在于本民族作家的独立创作。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大批民国基督徒文人不但没有让自身的理性思维湮没于宗教热情或“学西方”的非理性热潮之中，反而积极投身社会，由“问题”出发，择取基督教乃至西方文化中相应的精神品质及问题的应对模式，以期有效地解决此时中华民族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怀揣着深沉的焦虑和担忧，诗人在《宣传福音歌》中叹道，“同胞呼救声殷殷……东起黄海浪潺潺，西渡云岭逾蜀山，北望广漠过榆关，南顾琼州到海湾，四万万人在水火，切望天惠早来颁；信徒岂可偷安闲，奋起救济时世艰。”（《普天颂赞》第二二二）在诗人充满焦虑的眼神中，广袤大地上的四万万同胞正在苦难中煎熬求生。关注社会现实，拯救民族与艰难时世，是肩负着先知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诗人的当务之急，也是其从事文学、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该时期大量来华西方人著述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民国基督徒在圣诗创作中还原了美好的中华民族形象，“历代迭生圣贤，功业裕后光前，感谢上帝保全，中华我国。地面宽洪辽阔，山川平原衍沃，中华美地；五谷百果俱陈，矿藏各种奇珍，众人均沾主恩，中华美地。”（《中华美地歌》，《普天颂赞》第二二九）即使此时的中华民族正为黑暗所笼罩，诗人仍能拨开阴霾，呈现出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圣贤辈出的美好中国。在这一美好的中国形象中，沉浸着诗人对祖国的热爱。正是出于这份深沉的爱，诗人感谢上帝向中国播撒福音种子，并祈祷中国能在主的福庇之下万世永昌。为中华祈福的同类诗歌占据了中国圣诗中的多数，另有许地山创作的《神佑中华歌》，“神明选择赐予，一片荆园棘地，我祖开辟；子孙继续努力，瘦瘠变成膏腴，使我衣食无亏，生活顺利。旧邦文化虽有，许多消灭已久，惟我独留；求神永远庇佑，赐我一切成就，使我永远享受平等自由。恳求加意护庇，天灾人患永离中华美地；民众乐业安居，到处生产丰裕，信仰、道德、智慧，向上不息。”（《普天颂赞》第二三）诗人向主展示了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星火相继、携手创造的“瘦瘠变成膏腴”的神话，并以此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护庇。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突变，自《马可波罗游记》起建构的神秘、富饶、乌托邦的中国形象认识传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大举入华而被强行打断，在《真正的中国佬》《变化中的中国人》《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著作中，美丽富饶的东方帝国形象一去不复返，“落后闭塞”“保守自大”“懦弱愚昧”成为了这一代中国人的代名词，古老民族的自尊心严重受挫。因此，这批中国圣诗维护了中国的美好形象，对于亟待重建民族自信的中华民族极其重要。
此外，秉持着爱国主义信念的民国基督徒文人理性地区分了作为的基督教和作为意识形态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同时绝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的轻视和欺凌，他们秉着本色化基督教的信念，逐渐摆脱了对西方基督教会势力的依赖，建立了独立的品格。同时，他们清醒地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发起了反抗，赵紫宸在该问题上鲜明地宣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教会革新的第一件事情，是扫除自己的房屋，廓清自己的圣殿，把粪秽肮脏一齐排弃出去。中国教会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与美国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完全地彻底地断绝关系。”[3]（p220）以赵紫宸为代表的一群为实现“本色化”理想的民国基督徒一直以来都在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宗教实体严格区别于社会意识形态，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追随者亦截然不同于西方殖民势力的维护者。
忧国之危难，爱国之美好，盼国之复兴，基督徒文人与那些高举着社会革命或改良大旗的民国知识分子承载着同样的历史使命，只是选择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齐声高唱着“爱我中华民国”，称赞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广漠，汉满蒙回藏族，共享平等幸福”，建构着“伟大事业造成，历史记载光明，友邦相慕相钦”的美好愿景，（《爱我中华》，《颂主诗歌》第二六八），虔诚地期盼以信仰的力量使世界走向大同，以此彻底扫除一切战争、犯罪、殖民主义等对纯净的心灵及和平的世界造成的侵害。面对着堪忧的现实及前途，诗人们仍旧充满信心地对归主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构想：笃信基督，赎救罪孽，解放身心，友邻互助，归属基督教世界的中国社会也将重获光明。在此，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爱”这一品质的全新诠释。爱己，即爱国，关注个人及民族在尘世间的苦难处境，并以自己的身躯在黯淡无光的社会中探出一条通向光明之路，甚至牺牲自我以拯救喘息中的民族；爱人，即在自尊自重的基础上将爱由己及人，坚持民族独立性，坚决反抗一切触及本民族根本利益的帝国主义行为，理性鉴别外来文化中的不同成分，借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塑民族精神品格，重建民族信心，以使全族人民在这阵爱国主义浪潮的翻涌中齐心走出困境。
由此，不同于反基督教知识分子群体对民国基督徒的非议，即斥责其以基督教为政治工具宣扬西方文化，并借此殖民中国社会；或指责基督徒文学沉迷于精神而忽略现实……我们看见了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那颗“爱耶稣爱中国的心”[4]（p186），他们认为，“爱耶稣”和“爱中国”并不冲突，“爱中国”是因，“爱耶稣”是果，“爱耶稣”更是为实现他“振兴中华”的宏愿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他们关注现实，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以宣扬基督教义为手段，以信仰为力量，为中华民族设计了一条社会改良之路。他们亦相信，“中国人含蕴着伟大的创造力，要继绳祖武，在社会的组织，政治的结构，法律的规定，人生的意义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创造。”[4]（p186）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民族自尊不可抛弃，民族自信必须重建。同时，基督的“平等”“博爱”精神反能避免爱国主义极端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万方团契歌》赞美道，“在主耶稣基督之中，不分南北西东；整个广大无边世界，契合在主爱中。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信主弟兄，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普天颂赞》第二四一）尊重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独立性避免了“唯我独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既提倡对民族文化的维护及发扬，以此建立起民族凝聚意识并反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同时又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审视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借鉴其文化精华以发展本族文化，以中为体，以西为用，重整本民族精神体系。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开放而理性的文化视野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优化发展，对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交流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化主题至今仍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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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诗歌范文3
关键词：老庄；“苦谛”与“集谛”；罪与救赎
周梦蝶，本名周起述，河南淅川人，1948年舍家别业来台，颠沛流离，曾以守墓等为业，后摆书摊为生，二十年孑然一身，1980年因病住院放弃了谋生亦谋道的书摊生意。周梦蝶1959年出版诗集《孤独国》，被人称为“孤独国主”，1965年出版《还魂草》，被称为“苦僧诗人”，此外还有诗集《十三朵白》《约会》《有一种鸟或人》。周梦蝶少时就读于私塾，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而后又不断接触各种文学作品及其中思想，诗歌内蕴深厚，在台亦参与蓝星诗社。余光中在《一块彩石就能补天么――周梦蝶诗境初窥》一文中提到周梦蝶的“悲情世界接通了基督、释迦和中国的古典”，是对周梦蝶诗歌创作的精辟概括，其诗歌中饱含着深刻的对生命际遇的哲思，以各种宗教意识为表达形式，传递出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长怀千岁之忧的大伤心人”实至名归。
本文以海豚出版社出版《周梦蝶 刹那》诗集为底本，对周梦蝶诗集中的作品以宗教思想和生命哲学的不同主题进行了以下分类：
1 庄周的万物观
由周梦蝶这一笔名即可看出，老庄思想对周梦蝶有着深厚的影响，由于周梦蝶早期在私塾中求学，其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深厚，随着孤身赴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为周梦蝶所用，包含着他对生命的观照，对个人理想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而庄周对于是蝶、是我的哲思，触碰了周梦蝶孤独的灵魂，让他对生命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而这也较为明显地体现在诗文中的如《孤独国》中《刹那》《蜗牛》，《还魂草》中《九月》等，其余还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如《还魂草》的《无题》，《约会》的《凤凰》……诗中多有造景，周梦蝶将庄子超然物外的心性、虚静之美学都凝聚在诗歌中，因此我们可以读到其为生命而展开浪漫的想象，如“缤纷的花雨打得我的影子好湿”，对死亡的慨然“死亡在我掌上旋舞”等等，人生际遇给予周梦蝶的或喜或悲、荣辱得失都早已被诗人编织入梦，早已将自我与境界、与生死早已同视为一。
周梦蝶在自己的诗中，摆脱了生活的苦楚后，是如此超然，清贫却不失至朴至臻，将自己融于万物而又超脱万物，还原一个纯粹的灵魂。余光中坦言，“梦蝶是一位极其主观而唯心的诗人，诗中绝少现实时空的蛛丝马迹，更有宗教与神话的烟幕相隔，很难窥探其中的‘本事’”，便是对此的极佳解释。可见，周梦蝶由传统文化而来的含蓄内敛的表达对其诗歌展现真实自我有一定阻碍，但也正是如此，才形成了他独特的极具东方古典美的诗歌，含蓄而朦胧，一如一位隔纱的东方美人。
2 佛教的“苦”“集”之谛
余光中认为周梦蝶的诗“几乎带有自虐而宿命的悲观情结”，这几乎代表了绝大多数文人对其诗歌的评价，周梦蝶诗歌中隐隐流露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仿佛应让心头之雾，使读者心生怜恤，而正如余光中所言，“除了血与泪，他似乎不知道写诗还可以蘸别的墨水”，恰恰体现了周梦蝶诗歌创作源于生活，以艺术的手法将生命之苦悲化解，借助宗教思想的表达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在思想的暗涌，相信这也正是其诗歌魅力之所在，“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伟大艺术与人生境界。
周梦蝶诗集中含有佛教思想的诗作俯拾皆是，但主要集中在其前期作品中，如《孤独国》中《默契》《孤独国》《在路上》，《还魂草》的《九行》《摆渡船上》《菩提树下》《寻》等，《十三朵白》中《闻雷》《灵山印象》《目莲尊者》《四句偈》……正如曾进丰在《听见，周梦蝶“说法”》中言，“一九五、六年代，诗人自冥想出发，咀嚼生命的浓黑，同时也起航温柔的想象，圣凡雪火、挣扎而难遣的悲情……”，周梦蝶早期诗歌中，注入了浓浓的宿命感，来自于远走他乡、舍妻别子等生命的愁苦，化为淹没了自身的孤独，昏暗而浓重，然而关于命运的思考也使得周梦蝶愿意向更高更远处追寻，生命的“火”之考验与灵魂的“雪”之纯洁成为了他诗歌中的挣扎，将诗歌的内涵上升到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层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周梦蝶深刻体会了“苦”“集”二谛，因此，可以读到他的低沉的喃喃，“这条路好短，而有好长啊/我已不止一次地，走了不值多少千千万万年了……这条路是一串永远数不完的又甜又涩的念珠”，生命之路很短，短到几十年匆匆而过，而这条路上，诗人一次次体验到人生的苦与难，如同已经走过千万年之久；亦有关于刹那和永恒的思考，“照见永恒，照见在永恒背后我底名姓”当人生除却芜杂，真真正正能够永恒的是哪些部分呢？诗人仿佛凝视着永恒背后的自己的名字，在永恒之时驻足观望现实的短暂，这正是对短暂生命之幻灭而永恒之不朽的彻悟。
1962年开始，周梦蝶参禅礼佛，亦曾随南怀瑾学禅，后期其诗歌笔调逐渐轻盈，拜托了浓重的孤独与宿命感，不得不说是宗教意识带给他的一种内在转变。
3 基督教的罪与救赎
周梦蝶除却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受到庄周思想、佛教思想的影响，还融贯东西，在诗作中还包含着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与救赎意识，例如《孤独国》的《让》《索》《徘徊》《乌鸦》，《还魂草》的《朝阳下》，《十三朵白》的《荆棘花》，《约会》的《诗与创造》等等，都凝聚了关于罪与救赎的思考。
《乌鸦》中周梦蝶言，“我搂着死亡在世界末夜跳忏悔舞的盲黑的心/刹那间，给斑斑啄红了”，忏悔源于对罪的认知，想必周梦蝶对于自身经历的离愁苦悲也曾苦苦寻索原因，也曾反省是否出于自身的原罪，也曾渴望救赎，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有天国的渴望――“如果每一朵山花都是天国底投影/多少怡悦，多少慈柔/正在我心中秘密的飞升”。
基督教诗歌范文4
摘 要：《天真之歌》是英国诗人布莱克所写的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布莱克在《天真之歌》中写出了天真的三个阶段，从蒙蔽中的天真转到美好愿望中的天真再到优美想象中的天真，这也是布莱克的思想的转变升华，契合了心灵与天堂之和谐。全文充分表现了宇宙和谐观，蕴含了人类自身的内在和谐，以及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和谐。
关键词：刍议；《天真之歌》；和谐观
威廉姆・布莱克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的浪漫派诗人和基督教徒，也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对想象出宗教的幻觉进行深刻的思考，开创了想象力在创作中的应用，启发了迪兰・托马斯、爱米莉迪金森以及阿尔蒂尔・兰波，忠实的记录了生活中的经历和感触，是最优秀的净化知觉的信徒之一，提供了人们所缺的但是浪漫主义所学要的某些艺术品质。国外对于布莱克的研究比较早，国内兴起的较晚，国内对于其研究主要是从《天真之歌》的主题、艺术手法、意象的运用等着手的，缺少思想的探究和升华。作为虔诚的信徒，它的作品的创作的源泉主要是在基督教的圣经想象出的，本文在解读诗歌的基础上，探究其所蕴含的基督教的和谐观。
一、《天真之歌》的解读
布莱克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驱，是“黎明前孤独的声音，寂静时分的歌唱者”[1]。《天真之歌》是由19首小诗组成的，包括《序诗》、《黑小孩》、《升天节》等，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亚当的伊甸园相联系。《天真之歌》不仅是圣经的隐喻，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隐喻[2]。《天真之歌》的中心思想主要蕴含在《序诗》中，在这首小诗里，云端的孩子请求吹笛人为其吹奏一曲“小羊羔的歌”，并在听的过程中被感动，可谓是又哭又笑，并在最后流下了喜悦的泪滴。孩子在诗中央求吹笛人将其未尽之言写进书中，吹笛人则用一根空心芦管为每个孩子谱出动听的乐谱。文中吹笛人是被救赎后的圣徒，云端的孩子象征着基督耶稣，而吹笛人与上帝的孩子们同住，在人间建立天堂耶路撒冷，就像《马太福音》中所展现的那样人、自然、上帝的和谐统一，即伊甸园是一个隐喻，暗指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充满爱的和谐相处的状态。
《天真之歌》的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相契合的。中国的儒家思想讲究“中庸之道”即人类自身的主客观相和谐、“以和为贵”即人与人之间相和谐、“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相和谐、“天人相通”人与宇宙、世界相和谐统一。而《天真之歌》之中的人与人、自然、上帝的和谐统一与儒家的思想不谋而合。
二、《天真之歌》中的和谐观
《天真之歌》中的和谐观主要是人类自身内在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3]。
1、人类自身内在的和谐
人贵在认识自己，就像曾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帮助别人谋略是否已经尽心，和朋友的交往是否已够诚心，是否已经复习所学的知识，儒家的思想就是认为人应重视内心的修养，寻找真我，保持真我，不为物喜，不以己忧。基督教的思想在这点与儒家学说相类似，强调自身的修养，就像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哲学的对象从来都是人的内心，即认识自己，保持真我，做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省，达到近乎于耶稣的神圣的气息，满足《哥林多前书》所写的基督教的要求“人应当自己省察自身”，强调人类自身的内在的修养和和谐。《创世纪》中的亚当和夏娃就是没有禁得住诱惑，迷失了本心进而偷食圣果，被赶出伊甸园，隐含着人类自身若是不重视自身的修炼的达到和谐，也会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升天节》中描写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一幕，即在升天节这一天每个孩子都穿着鲜艳的衣服在英国的圣保罗教堂唱歌的情景，孩子们受到了与往日不同的待遇，得到别人的尊重，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感谢上帝的慈爱和人们的好心。布莱尔在本篇诗歌中就强调人们应该互相尊重，摒弃身份、职业，愉快的生活在同一个天堂，遵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正如，儒家所坚持的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进而建设一个大同的社会。另外，《羔羊》、《对别人的悲伤》等诗歌中均体现了“爱人入己”的人与人的相处方式，强调建设人人相爱的人间天堂――耶路撒冷。
3、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儒家思想中，天就是自然，天道就是自然的运转。儒家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基督教的思想中也是这样的意思：上帝创造了人类，并让人类生活在伊甸园中，与上帝同在。《天真之歌》中的《夜》、《春》、《笑歌》、《鲜花》和《保姆之歌》这五篇诗文就是给人们塑造一个人间的天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空”和一朵花儿关心并照顾着小雀，他们幸福欢快的生活着等，展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号召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再由人与自然的和谐翻沉人与人、人类自身的和谐，促进对于完善自身的追求。
结束语：
《天真之歌》以一首诗篇的形式，用精炼的语言和多种修饰手法，暗含丰富的人生的哲理，基于基督教的教义，描写理想中的世界，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思想，强调人类自身内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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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诗歌范文5
【关键词】基督教 教会音乐 中国音乐
基督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建立的，基督教在布道的时候，常常通过赞美诗的形式将神对人的爱表达出来。从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到梅西安的钢琴套曲《对圣婴――耶稣的二十凝视》，众多艺术作品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对西方音乐的创作有推动作用。
一、基督教的来历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在巴勒斯坦地区形成，发展于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发源于犹太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信仰独一真神耶和华，但是犹太教不相信耶稣是圣经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他们认为弥赛亚要带他们脱离当时罗马人的统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后，当时跟随他的人都离开他，包括他所爱的12个门徒。据《圣经》记载，耶稣后来复活向门徒显现并鼓励他们。耶稣回到天上后，12个门徒开始传道，他们先向犹太人传道，后向罗马、希腊等地方传道，并于4世纪末成为罗马的国教。基督教毕竟是人建立的宗教，后来出现了卖赎罪券等错误的教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的神学观点影响了新教改革家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对其进行改革更新，形成了现在的新教或者说基督教。
根据资料考证，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在东汉后期由叙利亚传教士传入。在徐州画像的石棺的石墓内，有《旧约》的故事及看似“耶稣降生”和“五饼二鱼”的图案。在李文彬的《中国史略》一书中也记载了东汉时期有两个叙利亚的教士到过中国。此外，明朝《刘子高诗集》与李九功《慎思录》两本书中都记载，明太祖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挖掘到一座十字架，上面有三国东吴赤乌的年号。所以，这座十字架被认为是三国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证据。目前基督教传入中国最可靠的记载及考古凭证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由聂斯脱利派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等经波斯传到都城长安。第四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建立教会和医院，为中国的医疗和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二、传教士在中国建立学校传播知识
20世纪，基督教设立了一些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人才，比如苏州的东吴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北京的燕京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等。
1839年，马礼逊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纪念学堂。从1839年到1899年，学生达到4万人以上。学校以招孤儿为主，到1877年以后开始创办面向社会招生，无论是否为基督徒，其数量迅速发展起来，更加速了西方音乐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中国音乐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出版机构中，最知名的是青年学会、宣道书局等，出版的刊物有《文社月刊》《金陵神学志》《圣经报》等。此外，他们还建立医院、孤儿院、红十字会、青年会等。教会学校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教学理念，为后来的学堂乐歌的兴起做铺垫。大量的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比如，安波是《兄弟开荒》的作曲家，他曾受到教会音乐影响。我国音乐家、教育家杨荫浏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曾向传教士郝路易女士学习钢琴和作曲。
2.教会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借鉴
基督教音乐特有的音乐形式是赞美诗。他们用赞美诗的形式和上帝交流。到中国来的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是格里高利圣咏。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带来了众赞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是中国最早的赞美诗。14世纪，罗马天主教士约翰・蒙高维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教会唱诗班。1807年，新教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传入中国，1818年他编译了《养心神诗》，在1861年出现了福州方言《榕腔神诗》、潮汕方言的《潮腔神诗》。此时的赞美诗更加汉语话，而且吸纳了中国特有的方言和曲调。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传道。他们把英文《圣经》和《赞美诗》翻译成傈僳文《圣经》和《赞美诗》，歌词融入傈僳族文学风格，经常会出现不同歌曲同一曲调的现象。传教士到偏远地区传道，为少数民族人民带去了赞美诗，还有西方的乐器和知识。
结语
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如沧海一粟。如今全球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融合中，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民族影响，没有一种音乐文化可能在自己原有的封闭中发展起来。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某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侵入，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起到了开启文化之窗的作用，使中国人可以打开门窗看到外面的世界，影响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并为后来学堂乐歌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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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诗歌范文6
关键词：威廉﹒布莱克 梦 宗教 形象 爱 内蕴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版画家，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伟大诗人之一，虔诚的基督教徒。主要诗作有诗集《纯真之歌》《经验之歌》等。其早期作品简洁明快，中后期作品趋向玄妙深沉，充满神秘色彩。他一生中与妻子相依为命，以绘画和雕版的劳酬过着简单平静的创作生活。后来诗人叶芝等人重编了他的诗集，人们才惊讶于他的虔诚与深刻。接着是他的书信和笔记的陆续发表，他的神启式的伟大画作也逐渐被世人所认知，于是诗人与画家布莱克在艺术界的崇高地位从此确立无疑。
威廉·布莱克的一生好似一条缓缓流动的清澈无名的溪水，宁静、朴素而平和。至始至终默默无闻，不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知。同时，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布莱克无论在其诗歌作品还是绘画雕版中都烙上了浓浓的宗教信仰。当然，这宗教的信仰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对爱的理解，凝结为他的文化人格，即富有悲悯同情与美善的仁爱精神。
《梦》这首诗在同布莱克闻名世界的《天真的预言》《老虎》等诗相提时，往往不被人们所广为认识。然而，在笔者看来《梦》这首诗歌就犹如一朵孤芳自赏的花朵，它不随波逐流但却散发着淡淡迷人的幽香。这首诗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以及童话般的温馨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笔者的心。本文将从布莱克的宗教情怀和《梦》这首诗中的各个形象与内蕴入手着重探讨他对爱的理解。
一、布莱克的宗教情怀与美善意识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于1757年11月出生于英国伦敦的布罗德大街。于1827年8月逝世。传言当威廉﹒布莱克去世时，他在临终之际吟唱着天国的美丽景象。
众所周知，威廉·布莱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文化中具有价值的核心之一就是“爱”。诫命中第一且是最至高无上的便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着上帝。其次，就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基督教中爱的思想，在布莱克的心灵中，深深地烙上了“仁爱”“美善”的印记，无时无刻影响着这布莱克文化人格中对这种价值体系的理解和认同。而这对其诗歌创作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内在作用。
在布莱克的许多作品中，其宗教情怀与仁爱美善意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羔羊》中的“小羔羊上帝保护你”[1]充分体现了基督教爱的核心，用上帝的仁爱与美善把可怜柔弱的小羔羊关怀。另一首诗歌《啊，向日葵》中的“都从他们坟中起来向往——想着我的向日葵要去的国度。”[2]一句，充满了奇幻色彩，把已经逝去的可怜的生命重新复活，表达了布莱克对宗教的敬仰与崇拜。又如在诗歌《苍蝇》中写道“无论是生，无论是死。”[3]表达了无论肉体的存在与否，精神永远不灭的哲理，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布莱克的宗教情怀。
然而威廉·布莱克的一生并非像其他伟大的诗人、作家那样光彩熠熠，相反布莱克的生活非常拮据，仅仅是和自己的妻子靠着自己画的版画以及雕刻过着简朴平静的田园式生活。不仅如此，威廉·布莱克的诗歌也是在他去世以后很久才被人们重新审视，因而才闻名世界，成为了英国的伟大诗人。再细观其不同时期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布莱克早期的作品宏大地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充满博爱的欢乐世界，人们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互帮互助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中充满了宗教思想的痕迹，在博爱中充满了美善思想与理念。布莱克后期的作品则充满讽刺意味，有利地抨击着这个黑暗、腐败的工业社会，但在作品中依然充斥着布莱克对美好生活的积极信念。换而言之，布莱克对基督教这个宗教思想与情怀充满着信任，有这博爱美善必胜的信念。
正是布莱克这种对生活的乐观精神与虔诚的宗教情怀从而构建出了他对爱的深刻独到见解。
二、《梦》中的象征性意象
（一）蚂蚁——理想女性的化身
作为整首诗歌的主人翁，小蚂蚁的思想情绪至始至终贯穿着全诗。从一开始的迷路从而彷徨失措到担心起自己的孩子们会不会为找不到自己而哭泣，最后跟随着萤火虫和甲虫一起探索回家的道路。布莱克在这个梦中一直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记录者小蚂蚁的步伐，生动的描绘出小蚂蚁渺小、楚楚可怜的形象。同时布莱克称呼小蚂蚁时用了“她”。顾名思义，这只迷路的小蚂蚁在布莱克眼中即是一个女性的形象。
不难看出，在这只小蚂蚁身上蕴含着作者对心目中喜爱的女性形象的描述。得知自己迷路的小蚂蚁不禁感到不安、迷茫与孤独生动的表现出女性的脆弱和唯美。迷路之后天色昏暗，小蚂蚁又担心起自己的孩子们想象到他们父亲的哀叹对应了女性的博爱与对家庭的关怀。最后，小蚂蚁从低迷中恢复过来并在大自然其他动物的帮助下，小蚂蚁再一次踏上了寻找家的路途明显的体现了小蚂蚁的顽强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代表了女性坚韧不拔，不屈服于困难的抗争精神。如此看来，小蚂蚁的形象就犹如作者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布莱克心中的那个她是个关爱丈夫、关爱家庭，有着坚韧不拔品格的柔弱美丽的女子。
从美学的角度，小蚂蚁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无疑是真善美的典型代表。这个危难时刻坚忍的心系家庭的柔弱女子正是现代良好妇女的样子。这种让人崇敬的美好形象符合了现代真善美的审美体验。因此，这里也同样体现了不莱克对美、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
这种爱乃可以以小见大，布莱克写下的诗对理想女性的怜爱，然而，从中亦可见到他对百姓人民、对世界的博爱，对美与善的不懈追求。
（二）萤火虫——爱情中的乐观与信念
萤火虫这一动物形象出现在了第四诗节，同时它的出现使得这个梦出现了转折，瞬间把先前紧张、悲伤和压抑的气氛化为温暖与温馨。
萤火虫，顾名思义，是一种在黑夜中发光的飞行昆虫。出现在诗中对小蚂蚁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布莱克安排了这么一个角色来打破僵局可谓是别有用心。
第一，萤火虫会发光。小蚂蚁迷失在无尽的黑夜中不知所措，突然出现了光明，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没有什么比在阴冷的黑夜中燃起的温暖的光明更让人感动的了。
第二，萤火虫会飞。一想到会飞的小鸟，一抬头看到苍穹中展翅的猎鹰总让人联想起自由与对飞行的向往。会飞的事物或多或少的会被羡慕与仰望。
因此，萤火虫集聚了发光与飞行二者，出现在绝望的小蚂蚁跟前时就犹如一个美好神圣的天使伸出双手将它拉出了深渊，温暖了冰冷的心。
在爱情中，困境时再所难免的，而布莱克相信，在生活的困境里定会有希望，必定会有转折。在诗歌中，萤火虫作为神的化身帮助小蚂蚁重新鼓起希望踏上归途。类比在感情生活中，布莱克也同样认为挫折摩擦，困境悲剧中会有奇迹发生转危为安。布莱克不仅体现了他自己在爱情中是乐天派，而且爱情中遇到困境也有必定克服的魄力与勇气。
当这种爱上升为广义的泛爱，则从中能体现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萤火虫与小蚂蚁是不同的动物，好似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对另一个伸出了援助之手。布莱克在此也抽象的表达了对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精神的赞扬和这种美善仁爱的追求。
（三）守夜人——对爱的忠贞不渝
咬文嚼字的解释守夜人固然是在夜间看守的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政府被比作守夜人。在乔治·马丁系列作品《冰与火之歌》中，守夜人作为一个群体守卫着长城边境防止异鬼与野人对王国的入侵。在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守夜人这个代名词所蕴含的意义是大致相同的，即勇敢、正直、坚守岗位与忠贞不渝。
在布莱克的这首诗中守夜人角色的担当者正是萤火虫。作为一名看护着，萤火虫履行着自己守夜人的神圣职责在森林中巡查巡视，随时准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因此这也再一次证实了小蚂蚁受到帮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绝对必然的。
守夜人品格的勇敢、正直、坚守岗位与忠贞不渝在神的使者萤火虫身上的体现也照应了布莱克在爱的思想中的对应。在爱情中正直忠贞，男女的勇敢并肩前进会像诗歌中萤火虫对小蚂蚁的作用那样，冲破困境，走出难关。
（四）甲虫——作者理想的家庭组成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甲虫在这里是十分多余的，其实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意义上，我认为甲虫绝非可有可无的角色。
第一，在形式上如果说美是立体的，那么前者萤火虫的是有“色”，而甲虫则是有“声”。在布莱克的诗歌中引领小蚂蚁一同踏上回家之路的不仅仅是萤火虫的灯光，还有甲虫发出的嗡嗡声。如此一来原本静态无声的一张图片便摇身一变成为了动态有声的电影，是整首诗的美感瞬间提升。
第二，在意义上，甲虫的加入便在画面中出现了3个动物，即小蚂蚁、萤火虫和甲虫。这一和谐温馨的画面不禁很容易联想到一点——一个家庭，一个三口之家。布莱克隐晦的暗示了一个家庭的理想组成：父、母与子。
因此，甲虫在诗歌中，在布莱克的思想中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这表示了布莱克在爱情世界中看重一个家庭是需要3人乃至更多人（父母和孩子们）才能算是一个完整家庭的思想观念。这样的家庭才是和谐完美的。
（五）诗歌中的“我”——深化感情
诗歌中的“我”是整个故事的目击者，我们读者正是以这个“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和“我”的描述来体验这个由紧张变温馨，由危转安的美好故事。
随着“我”从天使守护的床被阴影笼罩开始，我们读者一同感到了气氛瞬间的紧绷，危险逼近。随着“我”的视角的推移，我们读者身临其境地跟随着小蚂蚁经历了整个故事，感情也随着遭遇而起伏不定。这一手法无疑更加深化了我们的感情，“我”为迷路的小蚂蚁感到怜悯;“我”为小蚂蚁遇到了萤火虫与甲虫感到高兴与欣慰，这么一个角度显然更加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同时也潜意识的加深了布莱克对爱的见解的自我肯定。
当然，布莱克笔下诗歌中的“我”也并不是只出现在第一诗节打酱油而已，在第四诗节第一句也直抒胸臆的写下“我为小蚂蚁满怀同情的滴下眼泪”一句。此处更增加代入感，引起读者与作者在感情上的共鸣，也更加能够理解布莱克爱的内容。
三、《梦》的象征内蕴解析
（一）悲悯同情思想
布莱克的《梦》显而易见地体现了基督教在宗教思想中悲悯同情的思想。第一、二和三诗节的内容是这个思想的直接佐证。
诗歌中，小蚂蚁迷了路从而迷茫不安，在天黑之后仍无法找到归途从而担心起家人是否会为此焦急而哀叹。布莱克仅用了3个诗节的文字便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小蚂蚁的可怜，字里行间中充斥着对其无比的怜悯与同情，让读者产生共鸣，一同为这只小蚂蚁捏一把汗，希望它能够化险为夷。至此，布莱克将基督教的悲悯同情思想的缩影映射在这个诗歌的情节之中。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在该时期的大力飞速发展，社会上自然会因此而产生副作用。利欲熏心、唯利是道的社会黑暗面腐蚀着摧残着人们。因此小蚂蚁的遭遇完全犹如当时苦难的百姓在黑暗、腐朽、虚假的社会中迷失自我的类比。对小蚂蚁的怜悯同情亦是对当时人民百姓的苦难与迷失的关怀与愤慨。
基督教中的悲悯同情思想也是影响布莱克爱情观的重要因素。拥有忧国忧民情怀的布莱克自然在爱情中也是如此。布莱克对女性的同情在其诸多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梦》这首诗歌中就对小蚂蚁这个象征性女性对象表达了充分的同情与怜爱。同时亦可根据历史环境从而引申为对民间疾苦，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悲悯。布莱克高超的见解仅用了这一首小诗歌的3诗节便真实的反馈给了读者，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共鸣与悲伤之情。
（二）仁爱美善思想
布莱克在基督教宗教中的仁爱美善思想充分的被体现在最后的两个诗节中。
在小蚂蚁手足无措，毫无头绪，濒临崩溃之际，突然出现了萤火虫和甲虫两位“救世主”。萤火虫与甲虫一个在空一个在地，一个用光一个用声响伴随着迷路的小蚂蚁，抚慰着小蚂蚁受伤的心灵，给予着家一般的温暖帮助它一同踏上回家之路。此处亦让刚才悬着一颗心的读者从紧张捏汗的气氛中瞬间缓解，在心灵上得到温馨的滋养与感动。 萤火虫与甲虫还有小蚂蚁非亲非故，不是一个物种，丝毫没有血缘关系。然而在小蚂蚁这危难时刻，萤火虫与甲虫却毅然的挺身相助，这便深刻地映射出布莱克在宗教中德仁爱美善思想。
正如前文所说，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腐败社会折磨着、摧残着百姓人民。但布莱克极力地赞颂着百姓人民的互帮互助与人间真情。人与人之间的爱应犹如萤火虫与甲虫同小蚂蚁之间的博爱精神。同时，布莱克作为一位开明的基督教教徒，相信耶稣即是慈爱的化身，一个美好的社会需要仁爱，需要真情美善。诗歌中对于小蚂蚁救星——萤火虫和甲虫的出现便是对仁爱思想的升华。
在当时社会上，社会的丑恶是不言而喻的，而真诚的教徒布莱克笔下的《梦》则体现了与这种丑恶截然相对的美善。萤火虫与甲虫固然是美的，美在心灵，美在德行。它们亦是善的，乐于助人，拔刀相助。爱的生活中，布莱克认为家庭是美的，普通百姓与人民是善的。和谐的家庭生活，其乐融融的邻里友谊和淳朴的民风才是布莱克向往的心灵美与善良。
仁爱美善的思想理所当然的滋润着布莱克对爱的理解。布莱克的爱并不只是同情怜悯而已，更多的他是在行动上体现出仁爱美善的观念，并用文学作品讽刺抨击社会，用纸上的文字赞扬歌颂劳动人民的美丽与善良。
在《梦》中，笔者看到了布莱克在狭义上，对女性的怜爱，对爱的坚定，对爱情必胜的信念以及对理想家庭是包括父、母、孩子三位一体的隐晦表达。在广义上，由此组成了威廉﹒布莱克完整的、朴素的、崇高的以及在笔者看来亦是完美的对爱的理解。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国。这句威廉﹒布莱克流传千古万世的名句理解起来是这么的困难又是这么的简单。一朵花只是一朵花，但只有一朵朵花连成片才有了一个世界;一粒沙就只是一粒沙，唯有无数粒的堆积才会出现一个王国。如果这句话用在布莱克对爱的理解上即是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次互帮互助，家庭、夫妻生活中的点滴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而这些有关爱的故事点点滴滴的积累便终将聚沙成塔集成生活中布莱克理想中爱。
布莱克就是如此身体力行的履行着自己的爱的理解，而结果就犹如诗歌《梦》一样，小蚂蚁必将和萤火虫与甲虫一起与丈夫孩子们团聚。
注释：
[1]王艳霞：《威廉·布莱克诗歌译评》，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2][3]张炽恒译，威廉·布莱克：《布莱克诗集》，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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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炽恒译，威廉·布莱克.布莱克诗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张德明译，威廉·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布莱克诗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3]杨苡译，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王艳霞.威廉·布莱克诗歌译评[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5]袁可嘉主编.外国名诗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