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梅的古诗范文1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
关于梅的古诗范文2
梅岭位于大余县城南10公里处，又称为大庚岭，是江西省同广东省两省的分界线、分水岭。这里海拔仅有746米，但地势险要，奇峰叠秀，而且山峰连绵不断，逶迤数百里，把江南天空一分为二，所以地理学家们把这里称为“一山分割两边天”。在古代，这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分界线，它还是两个古代民族，两种不同文化区域的分界线。梅岭北面是属于中原地区汉民族居住的土地，归属于比较发达的汉族文化区域，梅岭南面则是古代南蛮族居住的土地，是蛮族部落文化区域。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相融，使梅岭积淀了浓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特有的历史文化风情。
梅岭自古以来以梅花着称于世。自西汉初年，梅岭就开始种植梅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几经岁月兴衰变迁，到现在，山上山下，古道两旁，梅树拥簇，红梅白梅交织一起，尤其是寒冬腊月季节，银装素裹、唯余茫茫；白梅开放，傲雪斗霜；红梅展妍，清香四溢，点点飞红，娇艳迷人，吸引着无数游人为之流连忘返。古往今来正如元朝吏部待郎聂古伯留下的“黄金台上客，大庚岭头春，如是无诗句，梅花也笑人”。有多少文骚客为之挥毫泼墨，题词赋诗，使梅岭留存下众多的咏梅佳句，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历史上众多文人学士因为触怒权贵，抗击朝庭，被贬官去职，发配岭南，他们途径大余梅岭时，都为这里的梅花景色惊叹不已。三国东吴大将陆凯奉命率军前往海南途经梅岭时，留下了一首《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树春”。据考证这是最早赞叹梅岭梅花的诗句，它开创了梅岭梅文化的先河，后人在梅岭风景区内修建了一座“折梅亭”也叫“一枝春亭”，以示对陆凯的缅怀纪念，这便是现在“一枝春”赞誉梅花的由来。在此之后，北宋着名的大诗人苏东坡也曾经贬谪到海南儋州做官，他经过梅岭古驿道时题赋了好几首梅花诗，其中最有名的是《庚岭梅花》“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此外，唐朝的张九龄、宋朝文天祥、明朝的汤显祖、清朝李如筠等众多诗人都曾经为梅岭梅花题诗赋词，“花以文名，文以花传”，使得梅岭梅文化在中国诗坛占据重要一页。
梅岭的梅花，不仅数量之多，满山遍野，有“梅国”之誉，而且由于气候原因，曾出现过同一枝梅树“南树凋泠，北枝始开”之奇特景象。虽然这一景象现在难以见到了，但是同是一座山，越过关口的广东年年种梅树，就是不开花。
关于梅的古诗范文3
[关键词] 梅文化；影响；梅句
一、梅在日本古典诗文中
苏轼曾写道：“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开”意思是说在冬季，百花凋零，即使是傲霜的，也终于抵挡不住严寒的而憔悴枝头，而梅花就在冰天雪地中傲然绽放，向人间预告春的信息。梅传入日本大概在公元700年左右，据池田彦胜考证，梅花是由初期遣唐使连同大陆文化一起带到日本的，梅传到日本后，欣赏和厚爱梅花的文艺思潮也随之在上层贵族官僚中间传播开来，赏梅、咏梅成了当时日本宫廷宴饮、诗文唱和的主题。良岑安世等人于天长四年（827）编定的《经国集》中，就记载了文武天皇所写的三首咏梅诗。《万叶集》四千五百多首和歌中，写梅的和歌有119首左右。万叶时代，咏梅的诗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以至达到“梅”几乎成了“花”的代名词的程度，那时的「花不是指赏樱花，而是中国传去的桃花和梅花。及至《古今和歌集》时代，梅花之花坛翘楚地位渐被樱花所替代。尽管如此，在“四季歌”的134 首咏花之作里，咏梅的和歌仍有24首。江户时代的诗人也写了很多有关梅的诗歌，如俳人松尾芭蕉的俳句“莫忘记，梅花开在草丛里”，以在草丛里的梅花比喻自己。“梅枝作牛鞭，村童哟，请莫折尽”写了村野的情趣，“寒梅折枝响，联想老胳膊”这是与谢芜村用寒瘠的梅枝比作自己的老瘦的胳膊，“白梅正初开，破晓只为看花来。”据说这是与谢芜村临终时吟的三句中的最后一句。
二、俳句中的梅句与中国文化
藤正二指出“日本人的文学趣味和文化意识的是伴随梅的发展变化的，可以说梅的发展、进化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自古以来，中日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的文化积淀和对梅花的审美意象，深刻地影响着日本诗人的想象力。在他们所写的梅诗歌中，有着我们似曾相识的面影，以下就几首江户时代著名俳人所写的梅句与中国梅文化进行比较。
1、梅一一ほどのあたたかさ。/一朵梅花绽，更添一分暖。（服部雪）
梅在日本的古名叫“春告草”，在中国也被誉为花魁，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之美誉，由于梅花开放时并非同时开放，等到花蕾全部开放，历时十到十五天。这首俳句所表达的意思是：春天到了，虽然眼下还是寒气逼人的季节，但每绽开一朵梅花，就令人感到天地间多了一分暖意。这俳句的影响很大，至今仍出现在新年书信以及贺年片上。
2、梅白し昨日ふやを盗れし/白梅开正好，白鹤昨天可被盗？（松尾芭蕉）
这句出自林和靖的典故，这是芭蕉于1685年访谈林派俳人三井秋风的别墅时所写，他见到别墅白梅盛开，清幽雅致，使他联想到有“梅妻鹤子”之称的中国宋朝的大隐士林和靖。三井秋风的别墅虽然没有林和靖喜爱的白鹤，但其风雅之趣甚为相似，芭蕉此俳句也表现了他对林和靖高洁情操的欣赏。
3、青梅に眉あつめたる美人哉/双弯蛾眉颦，美人食青梅。（与谢村）
这首俳句很容易让人想起宋朝梅尧臣的“梅叶未藏禽，梅子青可摘。江南小女子，手弄门前剧。齿软莫胜酸，弃之曾不惜”和李清照《点绛唇》中的“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诗句。中国诗词常把青梅比作美丽的少女，这是因为青梅是成熟的果实，与少女成熟的春相似，青梅在中国诗歌中的这个意象也被日本俳人吸收，这首俳句中的美人形象极像梅尧臣笔下的江南小女子，使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情趣与甜美。
4、白梅や墨芳しき/白梅绽放，墨香飘满鸿胪馆（与谢村）
“”是日本仿照中国的寺而修建的国宾馆，分别设在京都、九州、大阪，用来接待外国使节与客商，鸿胪馆的客人大都属于汉字文化圈。主人以诗会友，在梅香中飘溢着墨香中与客人欢聚一堂，别有一番情趣。
5、梅けど、けど、一人かな/梅开莺啼，我一人。（小林一茶）
小林一茶的这首俳句，写于自己与家人死别之时，意为梅花开也罢，黄莺唱也罢，诗人茕茕孑立，人世的春天进不了自己的世界。这首俳句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句的影子，杜甫有诗吟道“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绝知春意好，最奈客愁何？”俳人和杜甫的浓浓的乡愁深深感染着我们。
三、结语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既有与其他民族相通的东西，又有自己的独特点，在中日两国，咏花诗词成了古典诗歌的一大品类，形成富有民族风味的一大特色。在万叶时代和古今集时代，梅是王谢堂前燕，咏梅的诗人主要是达官贵族，到了镰仓时代末，梅飞入了平常百姓家，在江户时代，梅花以及梅的果实成了日本人平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梅已经逐渐本土化，它与日本的风土紧紧相连，但中国梅文化仍影响着日本的诗人们。
参考文献：
[1]刘德润，日本古典文学赏析[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12第1版
[2]彭恩华，日本俳句史[M]，学林出版社，2004.04第1版
关于梅的古诗范文4
关键词：《召南・有梅》；婚恋观；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61-02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爱情主题是中国文学中最古老的主题之一。当西方文学还处在对英雄和神话力量的崇拜时，来源于现实人生的爱情主题已成为中国文学最常见的主题。《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演绎的是平民生活中老套的故事，就像冬天的雪一样――美丽而守时。除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追求，还有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和反抗，而其中更多的是对人类美好感情的赞扬。
无论是《国风•关雎》中河之洲，轻波下，关雎的尾翼，在水面削出的串串涟漪，串■出一个个美丽的故事；还是《国风•静女》中牧野外，城隅中，柔荑的藤蔓，在风中绽放出清新的光芒，缠绕出一颗颗思恋的种子；抑或《国风•出其东门》中东门外，■旁，缟衣的女子，如高高的茎上一朵梦幻的花，摇曳出一片片爱情的花瓣。这些都展现了原始先民们内心热爱生活,以纯洁健康的态度来对待爱情和女性内心生命意识的觉醒，让后人倾听人类生命的律动。其中《召南•有梅》是一位女子的自道之词：
有梅，其实七兮……有梅，其实三兮……有梅，顷筐璧之。
这篇作品从首章树上的梅子还余七分，到次章只剩三分，至末章己落得满地都是，采用层层递减的方式暗示女子的青春容颜已逐渐衰退，由梅子落地而引发的青春易逝的感慨，正如陈子展先生在《诗经直解》中所评论的那样:“一章言女盛年未嫁而始衰，已有急意。二章言女思嫁而有急词。三章言女求男，急不暇择矣。一层紧一层。”这首诗很巧妙地将植物的生命流程与人的生理变化和情感的微妙变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人与自然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浑为一体。
对于本诗的题旨大多阐释者认为是爱情诗，而方玉润却不这么认为。他在《诗经原始》中认为此诗不类男女词者有三：“比昏姻不曰桃而曰梅，不曰华而曰实，比兴殊多不伦，一也。求婿不曰“吉士”而曰“我庶士”，加我字于庶士之上，犹为亲昵可丑，二也。亟亟难待，至于先通媒妁以自荐，情近私奔，三也。”
对于《召南•有梅》讽君求贤说，本文主要是针对方玉润的三点理由加以批驳，本题以为这篇作品主要是一首情歌，展现了人类纯美的感情，是女性用青春和心血浇灌出的动人歌曲。
一、《诗经》中比兴婚姻意象的多元性
《诗经》中比兴是实现使诗人的主体之意客体化的途径，“比兴”是《诗》中最具特色且最为常用的艺术表现方式。“比兴”，唐皎然认为：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诗经》中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隐喻，对喻，讽喻等。而兴的形式的形成也是复杂艰难的积淀历史文化的过程。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诗经中对婚姻意象的比兴不是单一的，方玉润所谓“比昏姻不曰桃而曰梅，不曰华而曰实，比兴殊多不伦”的说法有些牵强，这是专指《周南•桃夭》一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歌以桃起兴，生动地渲染出桃花盛开的春天，如花女子出嫁时的喜庆气氛。关于婚姻的意象，《诗》中以花喻人的诗篇有《召南•何彼祺矣》诗以盛开的唐棣花比喻新娘的年轻美貌，以唐棣花开得繁茂浓密形容女子正当青春盛时。《周南•■木》中葛■和■木，诗人先以葛■缠绕■木，比喻女子嫁给丈夫，然后为新郎祝福，希望他能有幸福、美满的生活。《陈风•东门之扮》将心仪的女子比喻成一朵盛开的荆葵花。《陈风•泽陂》是一首表达女子饱受爱情煎熬、相思之苦的恋歌，诗中女子也以生长在池塘边的美丽的荷花(菡萏)自喻。在《桧风•隰有苌楚》一诗中，女主人公通篇将自己比喻成湿地里生长着的一株羊桃树(苌楚)，描写了羊桃树枝叶、花朵、果实不同的生命形态，羊桃树的每一种形态都是少女生命的化身，是女主人公青春的写照。总之，在《诗经》中关于婚姻的比兴不只局限于《桃夭》中的桃，还有很多其他的意象。
赋比兴是对立意以尽象的规范和发展，关于婚姻意象的多元化我们可以从《诗经》原文中找到依据，前面已经提供了例证。所以，方玉润认为的用梅来比婚姻是不伦不类的说法站不住脚的。再说“梅”本身和“媒”谐音，和婚姻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诗经》中朴素的婚恋价值观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传统文学属于一种农业文化形态的文学，《诗经》就是在这种文化形态下产生的。原始时代的对自然现象的崇拜、生殖崇拜、祭祀等文化积淀是婚恋诗意象形成的文化渊源。《诗经》婚恋诗中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多表现为对日、月、风、雨、水的崇拜等。农业大国下，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口成了不可或缺的因素。“原始的社会存在，使先民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凝固为一种观念；把认定的真理，凝固为一种信仰；使生殖崇拜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力量，而支配着民族的行为。”这种强烈的生殖意识在婚恋诗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会男女”的场地多在桑林、水边等地举行，鱼与生子，赠物以果实花朵等，里面都有原始生殖文化的积淀。而《有梅》中梅子的脱落引发青春易逝的感慨，用持筐拾梅比喻男士娶女，运用的是类比联想，渗透着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这符合原始先民们对及时婚恋的需求。而方玉润说：女子求婿不曰“吉士”而曰“我庶士”，加我字于庶士之上，犹为亲昵可丑。这种说法显然违背了《诗经》本身的婚恋观，“求我庶士”中“庶士”前面的修饰语是“求我”，而不是“我”，意思是追求我的众男子。此句应是向众男子昭示：有花堪摘只须摘，莫待无花空折枝，你们如果错过追求女子的大好时机，否则就会后悔莫及。
方玉润认为这样写“犹为亲昵可丑”这显然是从礼学的生搬硬套的角度出发的，中国文人更愿意提及君王求才，而耻于提及男女求偶，更何况是女子主动求偶。方的观点是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中而来。而其中的“思无邪”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里是这样翻译的：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①但是在读《诗经》中这些不粉饰、不浮夸、不矫揉造作的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时，我们会很自然地给予正确的评价。所以说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应理解为“情感真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读懂、读透整部《诗经》。而如果仅仅从维护周礼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只能赞成方之观点。试问我们在单纯品评作品时该尊重作品真实还是该维护礼仪制度呢？
三、《诗经》中“会男女”的古俗
早在春秋时期，男女之间必须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齐风•南山》有“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女成婚必须通过媒人这一关。但是在礼教初步形成的周代，虽然所谓“无媒不成婚”，但因去时不远，原始的生活习俗还残存，特别在西周前期，在社会的中下阶层，礼教束缚较少的地区，男女之间婚恋还是比较自由。而在《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②这是说，在规定的仲春二月，由官方出面组织“会男女”的狂欢活动，无故不参加此项活动的还男受到惩罚。周代有这方面的规定，故方玉润“至于先通媒妁以自荐，情近私奔。”的说法不符合当时“会男女”的古俗。
古代女子十五、男子二十，进入婚配年龄，若男子三十不娶、女子二十未嫁则为过时。女子适婚年龄比男子早，又担负生育重任，所以对婚姻更敏感，未定终身的女子都有担心自己错过时机的焦虑。《召南•野有死■》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怀春之情，《豳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急切之情，反映了待嫁女子的心情。《邶风•■有苦叶》中通过河边待情人迎娶表达盼嫁心情。而《郑风•溱洧》写游春戏谑之水边狂欢之俗，在三月上巳节，人们要在流水之中洗去宿垢，祓除不祥，男女青年趁此良机，调笑谈情，互赠香草，以结友情。
据民俗学者研究：在文明的低级阶段，跳舞与有密切关系。巴西的莫拉斯人每在月下跳舞时阳唱歌，男女皆作交合的姿势；美洲的欧玛哈斯人，常在跳舞时发生；我国少数民族至今流行的“跳月”、“歌墟”、“耍歌党”等，当是此种习俗的遗风。《卫风•木瓜》、《召南•有梅》女子在对歌的人群之中，向她所属意的男子投掷木瓜或梅子，男子如果将身上的玉■投掷回来，那就表示“永以为好”。
综上，我们从《召南•有梅》本身的意象、远古时代的婚恋观、以及《诗经》里先民们的古代习俗的分析中反驳了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的观点。
通读《召南•有梅》可以看出：全诗共三章，每章各四句，以梅子起兴，从梅子数量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树上的梅子在递减，而姑娘的青春也在飞逝。
诗中的女子以美丽而观赏性强的梅树自喻，通过梅子成熟后数量的变化，借助接近联想，象征自己青春时光正慢慢消逝的生命状态，发出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呼唤。这是一种生命力遭受压抑状态下的呐喊之声，呐喊声中尽显女子对于自身生命的珍视与爱惜，闪耀着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动人光辉。她在梅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生命现状，由人与物生命节律的一致性而引发出思考和觉悟，梅子是她命运的真实写照。这首诗犹如现代诗人席慕容的《莲的心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
多希望
你能看见现在的我
风霜还未曾来侵蚀
秋雨也未滴落
青涩的季节又已离我远去
…………
诗中的女子仿佛一位个天真烂漫、韶华方盛的少女，正是处于生命中最渴望爱情的阶段，因此，诗作以明白晓畅的口吻自然地表达出她对爱情的期盼，她的感情纯真朴实，洋溢着寂寞的哀愁和单纯的相思。她和《召南•有梅》中的女主人公有着相通的情感，她们有着至真至纯的感情，从敢爱敢恨的个性中喷涌而出的竟是一股子真性情灼面的热气，质朴而又狂野，充分展现为一种无拘无束、真纯的自然之美。就像蒲松龄笔下的婴宁，有着天真烂漫的美，这样的女性身上闪耀着至真至纯的人性光辉。
总之，通过对《诗经》中《召南•有梅》主题的探寻，可知它不是讽君求贤的主题，而是先民们古朴的民风，活泼生活气息的再现。演绎的是古老而遥远的剧目，散发着清新而简单的气息，昭示着一种对生活的深刻与执着，传达出对爱情的期待与果敢。放飞了缤纷的梦幻与古今的夙愿，是一首吟咏生命的绝唱！
参考文献：
[1]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3]陈子展.诗经直解(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关于梅的古诗范文5
岁暮天寒冰雪里，一枝冷艳舞翩翩。
据于先生回忆，这是30年代他在上海学画时的诗作，因题于40年代的《白梅手卷》中便与画一起流传了下来。这虽仅是一诗一画，却已成为研究于先生早年画梅几乎惟一的资料。画以淡墨为宗，与诗中所抒写“岁暮”、“冷艳”、“静缘”之意同趣。由此可说，中国传统的“四君子”画及其以花卉竹木喻文人节操品性的美学曾深深地影响过他，同时那“移来三百梅花树”的豪言也足见他与梅之特殊情缘，他也确曾得寒假之便多次在江南访梅，在与梅花亲接之中体味到梅我两忘的精神境界—“说实在的，在30年代，我已爱上了梅花，好象与梅花之间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以至每次探梅总是留连忘返，依依不舍。此时才一开始体会到陆放翁‘二十里中香不断’、‘曾为梅花醉似泥’、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等诗句的真谛。”由此可见于先生的梅缘已有60年之久，其早年画梅基本上是传统文人画家以梅喻人的思路。
进入50年代，在全国普遍发动的新国画运动中，继世纪初的美术革命，文人画再度成为批判的对象，“四君子”们自然也在劫难逃，尽管梅花还在那山野里自在地开着，但却很少有人画的机会。壮年时代的于先生倒还颇有胆量，60年代初曾公开地展示过墨竹，单独的梅花我没有见过，只记得有一张《双清》，一枝墨竹一枝梅，相互呼应着舒展着自己的身姿，观众喜欢，先生自己也极宝爱。彼时梅花在中国画中的地位因了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的发表而获得了特殊的机遇，这首词作于1961年12月，最早发表于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词曰: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该词系作者“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忍，以梅花傲然于风雪之中的精神和俏不争春的品格，与陆游笔下孤寂清高的文人情怀判若霄址二遂成为当年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出典范，也为梅花这一画材由旧文人画向新国画转换提供了从情思上推陈出新的参照。于先生也再度倾心于梅花，借此打开了不能画梅的禁区，1965年创作的《山花烂漫》、《俏不争春》、《漫天飞雪》等数幅梅花无不缘自毛泽东词意。“文革”期间，先生被迫辍笔，直到1973年方恢复作画，当然也只能画红梅。其实，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是更接近陆游词意:“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很少有人能抗拒失误的历史，于先生和他的同代人处在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和因毛泽东发动“文革”而受难的矛盾之中，画梅也只能按照一种思维。但毛泽东《咏梅》词确曾解放了梅花，也指点了画梅的方向，一直到1977年8月，于先生在诗中还透露出这种意思，诗中说:“梅兰竹菊四名家，最爱东风第一花。铁骨铮铮饶画意，《咏梅》指点看天葩。”诗中所言《咏梅》即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章。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进人了新时期，于先生由社会的解放而获得了人的解放和思想的解放，并由此进人了艺术创作的盛期。他虽然获得了为百花写照传神的自由，但“文革”中只能画梅的经历却变为索性将梅画到极致的愿望而坚持下来，又由此成为新时期一位真正的梅痴，并将中国画画梅的历史推向了新里程—他实现了由古代文人自喻人生理想与品格到现代文人将梅魂、人魂与画魂、国魂融为一体的观念的转化，也是在美学上由清雅之美向阳刚之美的转换，在结构上则呈现出由折枝向巨树型的演化。这其中不无毛泽东《卜算子·咏梅》词意的影响与推动，但于先生却经过了自己的消化与体验—他在数度探梅中与梅结为知己并进人物我两忘情状;他在历史遗产的研究中吸收了古人画梅的历史经验，并找到了突破古人、寻找自我、走向现代以及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的契合点;他经过艰苦实践创立了自己的一系列笔法、墨法、章法和设色技巧。丰富了古今画梅的技巧，取得了“新枝老干任横斜”的自由，并以其画梅声著于当今画坛，辉耀于丹青历史。就让我们以以上儿点为路径，走进于先生的梅花世界。
于先生梅花画得好，首在与梅有缘。自谓“相思未了有奇缘”。如前所述，他30年代就曾多次在江南访梅，其后由于社会的原因使他与梅花的情缘阻隔了40多年，1977年起始得再度探梅，并且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十数年间，多次到南方如余杭超山、姑苏邓尉、杭州灵峰、无锡梅园等梅乡访梅，可谓与梅结下不解之缘。古今以来，画梅者甚众，但像于先生这样深人梅花世界者却甚少。尤其是古人将画梅的技巧程式化之后，文人画家们大多是由画谱启蒙而疏忽了外师造化，那心源也便不再那么真切。于先生不然，梅花不仅仅是他研究与描绘的客体，而是将之化人了主体。他是把梅花视为亲人、友人、情人、哲人、诗人乃至导师，而且在与梅花的交往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精神往来的境界，那么，他对梅花的表达亦即是自我的表现。他在《超山邓尉探梅述怀(古风)》一诗的小序中写道:
……余七至邓尉，四临超山，与梅相处，如对
诗翁，如遇哲人，如逢契友，低回把晤间，心神交
流，亲情倾注，难以言喻。十数年来，徜徉乎梅林
之中寻诗觅画。株株老梅，灵犀相通，依稀高士良
师，仿佛心传身教，开我诗思画意，导我新径独
辟。
以上短短数语，可见于先生与梅“心神交流，亲情倾注”的关系，正如其诗句“我念梅花梅念我”以及“我爱梅花梅爱我，新枝老干任横斜”所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指涉主客观关系时在于先生与梅花的交往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与梅妻鹤子的典故，与“一树梅花一放翁”的比喻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一脉相传。于先生还在这篇小序中记述了见老梅碟掠惨状，遂“为古梅一哭!为后人一哭”的情感爆发，继诉道:“然文人之悲，夫复何如!今而后惟有以褚墨为息壤，为之留影，为之传神”，此关爱老梅之心正是画梅之动机、画梅之冲动的内在底蕴。此外，于此小序并可见先生“徜徉于梅林之中寻诗觅画”的创作情状，也就是说，他的诗画构思是直接来源于梅林之中，而不是纯粹纸面上的推敲和主观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梅花又是画家“开我诗思画意”的老师，还是“导我新径独辟”的启迪者。或者说，于先生画梅的创新得益于在梅林中的直接体验，如其不拘折枝多以梅树人画即自写生中来，其巨幅大嶂老梅树皆有速写为本，其造境、造势，乃至笔墨色彩之发挥无不是源自大自然且善于迁想妙得的结果。重视直接经验而决不限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复写，重视天人精神感应而不陷于主观遐想，此正是于先生梅缘所悟，并因有所悟而益发思梅念梅，时有“梦里观梅影不离，魂驰墨舞绕神思”，“思君长夜难淇睡，偶人甘眠即梦君”的境界，可谓梅缘至深，80年代更治“梅痴”一印以自况，90岁时犹自带病扶杖为老梅写照不己，仿佛不断重复地说:我即梅花梅即我。
于先生是位学者型的艺术家，将画梅当一门学问来作，是先生的学风，也是他画梅取得突破的学术基础。1989年5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画梅》，全书分五章:第一章为“画梅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发展概况”;第二章为“学习传统，立足创新”;第三章为“几个问题的讨论”，其中有关于梅花的精神气质，关于意境、笔墨、构图等课题;第四章为“画梅技法”;第五章为“图例类析”。此外，还有三个附录:一是:“作者画梅题诗与题跋选录”;二是“历代梅花作品选”;三是“历代画梅名家传略”。览此纲目即知此书非一般技法书，而是史论兼具又有实践经验的论著，并兼学者与画家一身者莫能为。如果说于先生数度访梅、探梅之举可见他是一位不见真梅不画梅的现实主义者，那么《论画梅》的编著则证实了他不把历史传统摸清不下笔的历史主义态度。或者说梅缘促动他走进为梅写照、著史的治学领域，而对画梅历史与经验的梳理总结则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梅缘。
《论画梅》的价值不仅在于第一次理清了自唐代至清代画梅的历史，将历代画梅专著一一作了介绍，更重要的是由此明确了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于先生认为:“中国绘画的全部历史，就是在一代代不断的变革中创新形成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住正是根据这一规律，他主张以“立足创新”的态度去“学习传统”，“我们的创新也必须融化在民族传统的巨流里，推陈出新，以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审美观念”。笔者近年主张以创造为主导构成继承与革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对时代的重视，实与先生创新意识的影响有关。于先生不仅重视传统笔墨技巧的拓展，还更重视传统精神的发扬，如他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主客观关系的名言视之为“民族绘画创作的金科玉律”，他一贯重视人品修养和文思，认为画家人品与梅品相距甚远，不可能表达梅的精神气质。于先生独钟情于梅，即是其精神品格与梅相近的缘故，因崇尚其精神品格而凝神于梅，又因画梅进一步陶养自己的精神，这正是中国画家与表现对象主客观统一的哲学，也是中国画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依据，是中国人的一种活法，一种体验，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于先生的梅缘证实了“四君子”不仅可以切人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在现代精神、人文层面上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活力。
正因为于先生重视精神性的表现，如何理解梅花的精神气质成为他研究的重点，成为他创作中立意的出发点。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提出了梅花的精神气质是骨气、生气、清气的“三气”说。他认为，骨气缘于梅干之铁骨铮铮，更在于冒雪冲寒、萌花报春的精神，为此他往往以燥笔干墨塑老干如铸铁、如顽石的质感，如苍龙盘屈的折转之力，尤喜画雪梅以现其铁骨冰魂的气质。他认为生气在于抽条、气条(即梅鞭)之势，亦在于冰雪之中犹自吐蕊的勃勃生机，为此他注意强化抽条屈而上仰的生命活力，或在主干上生出同向的梅鞭，或着意营造“雪欺花更红”之境界。他认为，清气是梅的素质，古人所谓“梅得其清”、“简淡冲雅”是进一步将梅人格化的表示，为此他尤喜画白梅、雪梅，或以青色、淡褚色渲染，益增清雅高洁之质。当然骨气、生气、清气难于截然分开，往往互相映衬，相辅相成，共同呈现出既富生命活力又具清雅素质的品性。于先生认为这骨气、生气、清气正体现着时代精神，也体现着人格追求，他的每一度画梅都“以我心取事物之内质”，既是他将梅魂与人魂、国魂熔铸的过程，也是他的座右铭“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的精神境界、人文境界的深人。
于先生画梅除着力研究梅花的精神气质之外，还注意于意境的创造。他认为:“意境的创造是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熔铸的产物。”因此，他往往在梅林、梅海中深人生活，体察炼意，更象古人踏雪寻梅那样，在特殊境界中寻诗觅句，创造意境。他继承了中国艺术讲究文思、注意修养的传统，更在主客观关系中强调主观修养的主导地位，强调时代精神的主导作用，故同一客观生活、同一梅花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笔下有精神倾向的差异和意境深浅的不同。他理解金农何以创造“云阶月地”、“消受冷香”的意境气何以画梅题“寄人篱下”四字，也理解李方膺题墨梅诗“冰花雪蕊家常饭，满肚春风总不饥”所隐含的高雅与清苦他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联系中认识了文人画梅孤傲、清寂意境的时代性，又反观自我与时代的关系，因真诚地热爱这个时代，理解这个时代，而创造与现时代中国相谐与人文精神相谐的奋发向上、坚忍顽强的精神境界，并因意境之新谱写了画梅史的新篇章。
艺术观念、艺术思想的革新无疑是重要的，因其涉及艺术的精神指向。但只有观念的转变又是不够的，还赖于艺术语言、艺术技巧的革新，赖于自家艺术语言的完整性和完美程序。就中国画而言，又集中表现于笔墨问题。唐张彦远说:“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后世画家将笔、墨并列看作艺术之归宿，挥南田认为“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于先生继承发扬的正是这种内美与外美、精神与笔墨的统一观。他认为:笔墨的运用“既是画家的基本功，又是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直接与画家的人品、胸次、个人特征、文化修养、丰富的生活等密切有关”‘他还主张笔墨技巧的运用要服从意境。这些主张体现了笔墨与意境的统一，也体现了笔墨与人的统一，在画梅中则体现了笔墨与梅魂、人魂的统一。看于先生画梅之作，笔墨存灵般地与客体、与主体，与气韵、意境、精神化为了一个整体。老干新枝凝厚如铁，刚柔相济奔蛇走，或枯笔勾皱复点淡淡湿墨，有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韵，既是形式美，亦是内在美，既是笔墨的丰富变化，亦是梅之骨气、生气、清气的生动体现，更是老画翁精神品格的迹化
当你从若干画梅作品中一眼即可辨出于先生的作品时，这种艺术的独特性除了内美、意境、章法、造型等因素，其中诉诸视觉的重要因素乃笔墨的独特性，这种笔墨的独特性缘于与内在精神的独创意识一致的笔墨创造意识。比如说，为了强化梅花的精神含量，他经常以整株梅树人画，为此必须突破简笔折枝惯用的笔法，七八十年代始将山石破擦之笔法用之于老干，至80年代后期形成了浓淡、千湿、焦清、虚实自如的横笔皱擦法为特征的独特技巧，至90年代又创造了纯用焦墨枯笔顺势勾皱复略点淡墨这一更为老到、更为纯化、更为独特的样式。80年代为现雪意枝干阳面以枯细虚笔为之，阴面则大面积皱擦渲染，至90年代则以枯笔飞白的意象效果为之而更趋神妙，2001年又有新样古人绢本的白梅或雪梅一般以淡墨渲染背景，于先生则喜用花青横染云天，或用淡青绿点基相衬，似有一阵清气扑面而来。类似语言创新之处不胜枚举，但总是为了实现骨气、生气与清气的统一，为了实现国魂、画魂、人魂的统一。
在探索画梅的过程中，于先生与梅花的情缘益深，颜其居曰:“劲松寒梅之居”，实与梅情笃更甚。晚年诗兴大发，1996年由荣宝斋出版诗草，集诗300余首，其中咏梅诗几占半数之多，与画中梅花比例相仿。所以，晚年的于先生不独以画梅著世，而又是一位咏梅的诗翁。其咏梅诗思几乎与其访梅、画梅同步，即自1977年以后的连续几年，七次去江南探梅，感其铁骨凛概、寒香冰魂、傲然伟姿，“油然而生敬意和诗思”，这是讲大自然、造化触动了诗情;另外，他认为诗比画自由，表达主体情感的需要自然地驱遣他拿起了诗笔，自谓“绘画作品在画面上受时空的制约很大，难以倾其所思，而诗则恰恰可以补此不足，所以作诗的兴趣便盎然不能自已了吃。再者，他自青年时代，受到黄宾虹、潘天寿等前辈的濡染熏陶，虽毕业于新兴艺术院校，但艺术上却步履文人画的道路，自称“我的绘画道路是沿着诗、书、画、印相融的艺术道路走的，相互借鉴，相互融会，互为因果补充”就诗与画而言，他认为:
……我的诗常常是绘画内容的补充，它可以
为“画龙点睛”开光，也可以开创作之思路在这
方面我从寻益到受益，从立意到创意，丰富心灵，
迁想妙得，从突破前贤思路到突破自己思路，诗对
我恩惠特多。
由此看来，咏梅诗已成为启动他画梅不断深化文思、不断创新突破的金钥匙，也是他画梅从构思到完成不可缺少的因素，梅缘—诗思—画意已构成他精神生活的灵魂。今录其有关赏梅、爱梅、画梅之诗词三首，略可见其梅缘之一斑。
姑苏看梅
姑苏路上人如织，四海争看岭上枝。
我念梅花梅念我，神驰忧惚尔扶持
吊超山宋梅
怀抱一腔虚心，第四次访超山浮香阁前“宋梅”及青莲寺前古梅等，孰料均了无踪迹，萧萧离去，难言其伤感，因赋句。
订约两年期四晤，暮云春树念超山
何人劫我心中友，逼我吞声忍泪还
锦堂春慢·医榻梦梅
飞雪频频，寒柯挺素，冰魂玉洁天然。把笔凝
思，为教晚景鸣弦。病里不知春去，榻上寻觅云
烟.)奈万山过后，月浸余香，任谱新篇.
敬君名传千古，遍天涯海角，老少诚虔梦里
南枝召唤，格外流连。与蕊微微亲吻，谈不语，含
带心泉(。莫道人生易老，韵里坤乾
关于梅的古诗范文6
【梅花】
在北宋时，画梅花成了一种高雅的风气。宋代的仲(zhòn)仁和尚开创了“墨梅”的画法――完全不用其他颜色，只用墨的深浅来表现梅花。古代的文人留下了很多关于梅花的诗和画。
墨梅
(元)王冕(miǎn)
吾家洗砚(yàn)池头树，
个个花开淡墨痕(hén)。
不要人夸好颜色，
只流清气满乾坤(qián kūn)。
主席曾用“已是悬崖(xuán yá)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傲雪盛开的梅花。
【兰花】
优雅的兰花很受古人喜爱，大诗人屈原曾经以“秋兰兮（xī）清清，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这样的诗句来咏兰。
古代文人常把美好的诗文比喻为“兰章”，把真诚的友谊称为“兰交”，把知心好友叫做“兰客”。
南宋末年，国家衰落，战争频繁(pín fán)，许多百姓因此失去了耕地和家园，生活艰难。
当时的画家郑思肖画兰花非常特别，从不画根，兰花就像飘浮在空中一样。
有人问：“为什么你画的兰花没根呢？”
郑思肖说：“国土都失去了，我的脚怎么着地呢？”
【竹】
唐代的时候，竹子开始出现在书画家们的笔下。据说五代的时候，才女李夫人夜晚坐在床头，看见婆娑(pó suō)优美的竹影映在窗纸上，于是照着窗纸临摹(lín mó)，开创了“墨竹”的画法。
清朝时，有一个画竹子特别有名的人，叫郑板桥，他不但竹子画得好，还写过很多朗朗上口的咏竹诗。
竹石
(清)郑板桥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
东晋时候的大诗人陶渊明非常爱，他在家的周围种满了金灿(càn)灿的，还写下了“采菊东篱(lí)下，悠然见南山”的著名诗句。
比起梅、兰、竹，关于的画要少得多，但古代的诗人为它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句。小朋友，这些著名的咏菊诗你都会背吗？
(唐)元稹(zhěn)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咏菊
(唐)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