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的传说范文1
关键词：艺术史；中国传统文化；梁祝；祝英台；祝英台读书处；起源
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刊登拙文《祝英台考》（《人大复印资料》2008年第11期转载），文章提出梁祝故事的核心人物祝英台最早出现在江苏宜兴，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而是地名，祝英台乃东吴孙皓封禅的台坛；孙皓封禅所立国山碑，碑文有篆书向隶书过渡的特征，在书界享有非常高的地位，“祝英台读书处”最初是为方便解读国山碑文字、揣摩国山碑书法的人觅碑而设，“读书”是指“读碑”，并不是指有个叫祝英台的女子曾在这里读过书，后因人们对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误解而衍生出动人的梁祝爱情故事。
因此，考证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年代，对研究梁祝起源无疑会起关键作用。
笔者赴宜兴调查，找到了失踪了数百年的“祝英台读书处”刻石（见《祝英台考》）。考证以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与六朝书法风格倾向及当时石刻之风兴盛有关，石刻产生于齐建元二年（480），进一步考证得出结论，梁祝传说起源时代不可能早于唐代大中十年，此前关于梁祝起源的说法多有失偏颇，梁祝传说晚唐出现是合理的。
一、梁祝起源时间说
自梁祝文化走入学者视野，梁祝起源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长期论争的焦点。目前有认为梁祝传说源于两晋的，有认为源于六朝的，也有认为梁祝并不是同代人物等等的说法，与梁祝起源地的论争一样，传说究竟源于何时，说法至今不一。
从1930年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研究文章发表算起，迄今为止梁祝研究已进行了八十多年，目前关于梁祝传说源于何时，主要有这样几种说法。
一是始于晋代。明徐树丕《识小录》条目有“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①浙江、宜兴等地史志均有谢安奏封祝英台墓为“义妇冢”的记载。
钱南扬《梁祝故事叙论》根据《金楼子》是梁元帝萧绎所作，结合晋代妇女“放诞风流得很的风气”，认为“梁祝故事托始于晋末，约在西历400年光景”。②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梁祝传说的、影响最大的资深学者，钱南扬的观点对其后涉入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张恨水《关于梁祝文学的来源》、芜公《梁祝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白岩《梁山伯庙与风俗调查》等文章皆持此观点，这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
为证实梁祝确为晋人，1997年，浙江对宁波鄮城西的高桥镇据传的梁祝合葬墓进行发掘，专家们普遍认为，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是可信的实物资料。参加发掘的钟祖霞《“梁祝”的原地考析》认为“从随葬器物的简陋程度，可以判断出墓主人是位身出寒门的下等官吏，这与历史文献志书记载的梁山伯县令的身份相吻合，换句话说，这就是真正的梁山伯墓。”③周静书《论梁祝故事的发源》提出，“考古认为‘墓主人是一位出身寒门的下品官员’，因此这与梁祝故事中‘出身寒门’和‘县令’身份是相符合的”，“再说遍查古籍，也没有发现梁祝墓周围有其他名人的墓道记载在这里，因此也不会混淆不清、张冠李戴。由此可见，墓主人无疑是梁山伯与祝英台”。④从随葬器物的简陋就能判断出其为下等官吏已让人称奇了，进一步认为墓主“出身寒门”则更有失严谨，考古证明这是单人墓，同冢的祝英台又在哪里呢？祝英台怎么又变成男身了呢？由此看来，它不是真正的梁祝同冢墓穴。试图从考古发掘角度来证明梁祝源于晋代证据不足。
二是发生在六朝。罗永麟《试论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缪亚奇《论宜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文章均认为梁祝传说源于六朝，然而，这类文章结论牵强，难以令人信服。
三是源于唐代。路工《梁祝故事说唱集》中认为，“我们根据确实可靠的资料，梁祝故事在唐代已有记载”，“宋代的词，有《祝英台近》的牌名，可见宋代已普遍传唱祝英台的歌了”，路工认为，“梁祝故事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了，宋以来各地方志书和名人笔记中有很多记载梁祝的事迹”。⑤事实上，《祝英台近》与梁祝传说本无关系（见《祝英台考》）。梁祝传说在唐代已有记载，目前尚未见有人将梁祝传说源于唐代的观点坐实。
四是梁祝根本不是同代人，祝英台出现得更早。根据民间流传的传说进行调查，吕洪年《梁祝“黄泉夫妻”说小议》认为，梁山伯是南北朝人，而祝英台则更早。⑥几乎所有梁祝传说中，梁祝都是同时代人，然而结合祝英台最初不是人名，后才附会入梁祝传说的事实来看，吕洪年的观点确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此外，还有梁祝传说源于汉代、五代等时代的说法。事实上，目前所有关于梁祝起源时代的说法，或证据不足，或对史料出现误判，都不能服众。
二、梁祝传说不可能始于晋代或更早
拙文《祝英台考》提出，祝英台最早出现在江苏宜兴，“祝英台读书处”刻石是梁祝起源的母亲石，如果梁祝故事始于晋或更早，那么这块石刻的年代无疑也会更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笔者认为，“祝英台读书处”刻石的背景与引导人们识读国山碑文字有关，因此可以此为线索，从书法角度来考证“祝英台读书处”刻石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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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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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师培义例著作之篇目
关于刘师培义例著作之篇目，王孝强指出:“刘师培力挽狂澜于既倒，全力恢复汉师古例，先后撰成了《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等六种言例著作。”郭院林也指出:“刘师培进一步完整归纳书法、义例，对《左传》传经方式具体说明，著有《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以及《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著作”。①实际上，《春秋古经笺》与《读左劄记》两书，虽然以《笺》和《劄记》为名，因而容易被误认为是与义例无关的笺证和相关笔记著作，但略考二书内容，即知其与经传之“例”密切相关。
1、《春秋古经笺》此书仅残存卷七至卷九，其中卷七是对宣公经的笺注，卷八是成公经笺，卷九的襄公经笺仅至十年而止。虽然内容仅存二卷半，但其体裁与侧重却不难窥探。本文以卷七开头的宣公经三则为例，探讨刘师培的笺注如何与义例相关。首先第一则:②经:元年春正月，公即位。笺:宣书即位与桓同。此经文不仅记录了宣公元年的季节、月份，还完整书写了“公即位”三字;刘师培笺注说“宣公即位与桓同”。在春秋十二公中，首次书写“公即位”的是桓公，其次是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而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者则没有“公即位”的经文记载。对于不书即位的原因，《左传》分别给出了解释。此处刘氏的笺注，关心的正是某公即位改元，是否书“即位”二字、若不书则为何不书的问题，因而与书法、义例密切相关。又如第二则:经:公子遂如齐逆女。笺:传云尊公命者，据还至不称公子逆女。不月，以上事月。此处刘氏解释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何“遂”前特书“公子”二字。刘氏认为，根据《左传》的解释，书“公子”是为了尊重宣公之命，即遂逆女是承宣公之命而行。此书“公子”与下句经文不书“公子”正好形成对比，下句不书的理由，刘氏认为，根据《左传》的解释，这是为了尊重嫁入鲁国的夫人。其二，此书公子遂如齐逆女，为何不书月份。刘氏认为这是由于与上事———即宣公即位同月，故省。又如第三则: 经: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注:服云，古者一礼不备，贞女不从。故诗云，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宣公既以丧娶，夫人从，亦非礼，故不称氏，见略贱之。(本疏)笺:传云尊夫人者，据遂逆女称公子。凡卿为君逆，例书以夫人至。以，从下以上之词，故必去族。公子翚逆女不书以至者，以公受之于欢，此变例也。妇者，有姑之词。不书妇姜氏者，公以丧娶夫人，不能以礼自固，故经贬夫人，以着公恶。哀姜丧归，去姜书氏，此则去氏书姜，彼为罪轻之贬，此为略贱之称，其义固互明也。夫人至例月。此则包含三个问题:其一，刘氏提出，凡是卿为国君逆女，书“以夫人至”是《春秋》通常的书写规范。他又进一步引申说，“以”是从下以上之词，故遂去族不书“公子”二字，以示尊夫人之意。这也是呼应上句经笺，解释为何此句经文不书“公子”。但桓公三年也有“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欢。公会齐侯于欢。夫人姜氏至自齐”的经文，彼处却不写“以夫人至”。刘氏解释说，这是因为彼时桓公是非正常迎娶夫人，故《春秋》改变笔法而书———即为变例。其二，既然要尊重夫人，为何经只书“妇姜”而不书“妇姜氏”?刘师培认为宣公在服丧期间就迎娶夫人，公及夫人都不能恪守礼制，所以去“氏”书“姜”，略责二者。与此相类似，僖公元年经有“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之文，其中夫人哀姜不书“姜氏”而单书“氏”，刘氏认为是为了突出其杀二子之罪而贬之。其三，刘氏还提示说，夫人至，按照正例须书写月份。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春秋古经笺》虽以笺为名，但刘师培关注的对象正是经的书法和《左传》对书法的解释，特别是其中与时间记载相关的微言大义。综观全书，刘氏于三卷不到的经文下，以“月者”、“不月”、“故不日”、“亦书日”等笺注者约190处。其对经书所记载时、月、日的笺注，除一部分是说明《春秋》记述事件的标准体裁、形式之外(如“以上事月”、某某事“例月”)，其它都与褒贬之义相关，如“不善晋救，故不月”、“月者，深疾郑”等等。而那些按其书写或大义的条例无法解释的时间记载，刘氏则笺注为“系时系月，未详”。要之，在《春秋古经笺》中书法与大义的解释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能够称得上是“训诂”的例子几乎没有。故而此书无疑是对《春秋》书法条例及其大义的抽绎和整理，是很典型的义例著作。
2、《读左劄记》刘师培将此书分为十五则，共论十五事。其中除第七至十二则所论之事与义例无关外，剩下的九事皆与大义相关。限于篇幅，这里从九事中取三事作为例子介绍如下:首先看第二则:公、谷二传之旨，皆辨别内外，区析华戎。吾思丘明亲炙宣尼，备闻孔门之绪论，故《左传》一书，亦首严华夷之界。僖二十三年传云，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传云，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此《左氏传》之大义，亦孔门之微言也。贾、服诸儒为左氏作注，进夏黜夷，足补传文所未及。隐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贾注云，畿内称王，诸夏称天王，夷狄称天子，非区别夷夏之意乎。①这一段刘师培论《左传》和《公》、《谷》二传一样，严格区分“中华”和“夷狄”，并认为这一思想传承自孔子。刘氏先举了杞国的例子来说明经、传进夏黜夷。僖二十三年经记载杞成公之卒时书“杞子卒”，而杞本是伯爵之国，本当书“杞伯卒”。对此《左传》解释说，杞是夷狄，故书“子”。又如僖二十七年经书“杞子来朝”，对此《左传》解释说，杞国用夷礼，故称之为“子”。言下之意，若是华夏诸国，则按其爵而书，杞为夷狄，故黜之书“子”，以此来表现明辨夏夷之大义。接着，刘师培又举例说明贾、服注秉承了经、传的“进夏黜夷”之旨，补传之未及，更加鲜明地阐发了以史实为主的《左传》的大义。比如《春秋》称周天子时有三种称呼:王、天王、天子。这三种称呼各有什么特殊含义?贾逵认为，在周天子畿内的臣民，直呼王;诸夏之国称天王;夷狄之国则称天子。刘师培认为，这不正是经、传及左氏学者们区分夏、夷的又一证据吗?又如第三则:《左传》一书，责君特重而责臣民特轻。宣四年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注谓，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自注:贾、刘、许、颍曰，君恶及国朝，则书国以弑，君恶及国人，则称人以弑。)……予按:襄十四年师旷曰:“天子爱民甚矣，岂可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以弃天地之性?”即孟子残贼之人谓之独夫之旨。足证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义。是左氏此句之义重于责君，而非所以责臣也。①这一段论《左传》“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的大义。臣下弑君也要分两方面来看:若《春秋》书“弑其君某某”，即写出该国君的名字，则暗示君无道，正义是在行弑的臣下一边;若《春秋》书“某某弑其君”，即写出弑君之臣的名字，则暗示该臣谋逆犯上，正义在被弑国君一边。历来认为，无论如何，臣弑君都不应被容忍，因而《左传》的这种往往被视为主张袒护逆臣，违背名教，罪不可恕。但是刘师培则依据贾逵等汉儒的注，认为这种君主无道，引发众怒，而被国人所弑的情况其实是值得考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起归咎于弑君之臣民，更应该问罪于无道之君。再如第十三则: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又《春秋》凡例，不止五十，征南作《释例》，于传中有一、二字可为例者，即穿凿附会，扩而充之，其绝无依傍者，即窃取各家之例，以为己说。在左氏固未见明文，若能仿刘氏治《公羊》、柳氏治《谷梁》之例，别为一书，吾知其必胜于征南矣。②这一段刘师培提出治《左传》三法:礼、例、事。在“例”这一方面，刘氏认为《春秋》凡例不止五十，杜预《释例》的义例之论颇为不当，应仿照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和柳兴恩《谷梁大义述》，重新整理左氏之例。在第十五则中，刘氏又批判了杜预的“凡例为周公礼经”的看法，指出凡例不分新、旧，一概是左丘明对《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体会、阐发。③由以上诸例可知，虽然刘氏此书并没有专门考察《春秋》、《左传》的凡例和大义，但他将义例作为《左传》研究的三个重要方面之一，且已经形成了对杜预义例说的认识和评价，这是毫无疑问的。据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和陈奇《刘师培年谱长编》，此书作于1905年，在刘氏义例相关著述中成书最早，故知此书应是刘氏研治《左传》义例的开端。此后，刘师培将系统的义例研究付诸实践，先后写出了《春秋古经笺》(1909)、《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1911)、《春秋左氏传答问》(1912)、《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1912)、《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1913)、《春秋左氏传例略》(1916)、《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未详)等一系列著作。①其中，《时月日古例考》的撰成直接得益于《古经笺》的逐条笺注。《古经笺》正是以时月日的记载为考察目标，从侵、伐、灭、入、崩、薨、卒、葬等最为具体的小例类比中，概括出了关于时月日记载的书法和大义。而《时月日古例考》则在此基础上，将众多小例归类、整合为二十五例。此后，刘氏又将其研究从时间的书法义例扩充到经、传的遣词用字等等之中，从而形成了展现其义例理论体系的《诠微》一书，最后通过《春秋左氏传例略》对前说进行了肯定或补充。如此，则刘师培的义例思想从发生到实践、到成熟的全部过程就一目了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师培关于义例的著述，应当是包括《古经笺》和《读左劄记》在内的八种。
二、刘师培所言之“经例”与“传例”
上文已提到，王孝强与金晓东在“经例”与“传例”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分歧。王氏提出“传例合于经例”的观点，认为“经有经例，传有传例”;刘师培“在根本上认为传例是合于经例的”，“既然丘明旨在解经，那么传例自然要与孔子据以修经的经例相合”。金氏则认为:“字面上看，经例是《春秋》之例，传例是《左传》之例，似是两事。刘师培则认为经例即传例，常两词混用”;王孝强“非要区分经例、传例，并把传例合于经例标榜为刘氏重要思想，颇为不当”。②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些概念，明确其内涵、外延。首先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为例，说明在刘师培的认识中有一个关于“书法条例”的基本框架，即:《春秋》针对每一类事件，都有一套基本固定的书写格式，凡是符合这种书写格式的就称为正例;不符合的则称为变例。如新国君即位这一类事件，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就是正例，不书“公即位”的就为变例。这套书写格式包含了诸多要素，如时间的记载(年、季节、月份还是日子)、人物的称谓(爵、官、字、名还是“人”)、国家/地点的指称方式(地名、国名、“都”或“城”)、表示主体动作的动词(即位、来归、侵伐、会盟等)以及补充说明性的副词、介词(于、自、以)等，但每一正例不一定包含所有要素，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例中就只有时间记载(某年某季某月，而没有具体日子)、人物(爵称)和动词(“即位”)。然而，一旦某正例被认定包含哪些要素，那么在同类事件的记载中，某一要素的缺省或变化，都会导致正例向变例的转变，同时孔子的微言大义就体现出来了。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继承君位时，仅书“元年春王正月”而不书“公即位”，就传达出一种非正常即位的信息。因而《左传》对四者分别给出了解释:“不书即位，摄也”，“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不书即位，乱故也”，“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如此可知，《春秋》有其书写条例和深意，称为“经例”，这被经师们看作是孔子修订、寓于褒贬的结果，反映了孔子对春秋时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刘师培亦是如此认为。但由于经例隐晦，所以鲁君子左丘明在为《春秋》作传时，通过“凡”字概括其书法条例，故《左传》中的“五十凡”，历来被称为“传例”。又，汉儒注释《左传》，多发挥左氏大义，称为“汉例”。杜预著《春秋释例》，在系统整理了《春秋》的书法条例之后，对汉儒提出的诸多条例作了否定，认为汉儒所言之例多是引今文之说解释左氏，本来不是《左传》所有。这就是杜预的“非例”之说。但刘师培由于崇信汉儒，以汉儒为是非判断的标准，所以对杜预之说多有批判，且将汉儒所提出的《左传》义例进行了系统整理，形成了高度概括的“八例”理论。①
由此可以总结:“经例”是孔子修订《春秋》时，借由书法条例表现微言大义的本来意图，“传例”是《左传》通过“五十凡”对孔子的这一本来意图的体会、阐发。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金晓东称“经例”即“传例”实是千虑一失。“传例”经过汉儒的发挥，已较原来左丘明的阐释更为丰富;而刘师培又通过扩充“传例”的内容———即把“书曰”等纳入“传例”的范畴———更加丰富了“传例”的内涵。刘氏的义例论，其实是一个整理汉儒的义例说，并进一步对《左传》的凡例进行扩充发掘的过程，故其著作之名称当中都有“春秋左氏传”五字，即是强调“传例”而非“经例”。也正因“传例”不等同于“经例”，刘氏才强调二者相合的重要性，指出“传例”都是缘“经例”而发。唯有二者相合，才能证明《左传》是解经之作，也才能弥补《左传》重史实不重义例的缺憾。刘师培在著述中对“经例”与“传例”已作了明确的区分。在《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序目》的末尾他说，“又经文所书月日，恒出孔修，别详总例，非此卷所述也”，可见此书所述正是《左氏》之例。再参考书中内容，则刘氏之意愈加明晰。《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闰月例》云:左氏之谊，以闰月例常月，故事在闰月则闰亦书。哀经闰月葬齐景公，先儒说佚。以传文屡书闰月证之，必以书闰为恒例，与公羊说殊。②此处刘氏说左氏之谊，当以书闰月为常例，显然是针对“传例”的分析研究。又如《春秋左氏传答问》第四条刘师培答萧定国问云:汉师之例，凡与不凡，弗区新旧，今以本传证之。天子无出，传不言凡，自周无出，传则言凡。如二君，故曰克，传不言凡，得俊曰克，传则言凡，二例实符，安得区属周孔。又同盟赴名，不与会不书之属，亦同例再见，互有略详。是知凡与不凡同为经例，其先诠书法，继复阐论……故杜以书凡属礼经，汉师概以书凡为传例。③其中“天子无出”和“自周无出”均见于《左传》，说的是同一个条例，而前者《左传》系以“凡”字，后者不系。又“如二君，如曰克”和“得俊曰克”，内容也几乎一致，而一附以“凡”一不附。据此可证明，凡与不凡都是左丘明所阐发的条例;讨论的中心是“传例”无疑。由此可见，“经例”与“传例”，二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前者是孔子的意图，后者是左丘明对孔子意图的体会和阐发，因此不能混同。强调《左传》对《春秋》条例的阐发，扩充其在条例阐发上的内容，正体现了刘师培捍卫《左传》的立场和努力。如果刘氏跳过《左传》直接阐释《春秋》的书法大义，就不能体现《左传》在义例上的价值，也不能证明经传乃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混同“经例”与“传例”，也是违背了刘氏以义例护卫《左传》的初衷。
三、刘师培的义例观与刘氏家学
论及刘师培义例说与其家学———特别是与刘文淇、毓崧、寿曾三代人合力所著《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关联，近来有学者认为刘师培的义例说是对其家学的背离。罗军凤在《刘师培的春秋左传学研究与家学传统》中认为:“刘师培所提出的左传学‘礼、事、义’三大课题，分别是对其家学的传承、拓新与偏离”;“刘氏对《左传》义例的研究，尤其偏离了家学中不杂今文学说的根本宗旨”。但罗军凤又同时承认，“刘师培提出的‘礼’、‘事’、‘例’三大课题，其实早在《旧注疏证》中就已有明显的迹象”，即，刘文淇拟撰而未成的《五十凡例表》与刘毓崧撰成而又失传的《春秋左氏传大义》，表明“刘氏家族已经把‘例’的研究以及对义理的阐发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①虽然《五十凡例表》和《春秋左氏传大义》今已不可得见，二书究竟如何阐述《左传》的义例，以及刘师培义例体系的建构是否受二书的影响，如今只能存疑。但正如罗军凤所说，对《左传》之“例”的重视、考察并非自刘师培才开始，而是有其家学渊源。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刘师培具体的义例论与《旧注疏证》对《左传》之义的解释，发现二者在义例观上的相同之处。以此证明:作为刘师培义例理论核心的“时月日例”、“礼例”、“事例”、“词例”、“地例”、“名例”等条目，并非是在否定家学基础上的重新阐释，也不是刘师培的独自创造，而是有其理论来源;刘师培的义例体系并非是对其家学的背离，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刘文淇等所著《旧注疏证》与刘师培在《左传》义例论上的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试分条论述之。
1、《旧注疏证》对贾逵、服虔注等汉儒的注通常采取维护的立场，对诸多汉儒的义例说未加否定，而是持赞同或默认态度。这一点对刘师培构建其义例理论体系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其义例体系正是建立在崇信、整理、发挥汉例的基础之上。(1)“时月日例”与《旧注疏证》先举“时月日例”来说明刘师培的义例观与《旧注疏证》的关系。隐公二年经“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旧注疏证》先引贾逵注云:“日月详者吊赠备，日月略者吊有阙”，后又于其疏证云:“此由‘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推之，见日之详略，由于恩有轻重也。”②此处贾注之意，认为《春秋》对于内、外卒、葬的记载，凡是时间详备的，则说明国君的吊赠详备而符合礼制，亦显示出君主对待臣下或他国施恩深厚。对于“夫人子氏薨”一事，经文的记载就具体到日期，暗示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礼节周到，于夫人恩重，自然也蕴含有孔子的赞美之意。反之，凡是时月日记载不甚详细，比如仅书月份而不书具体日子，则暗含君主对臣下或他国礼节不备，当然也显出孔子对该君主的不甚推崇之意。可见，贾注认为，至少在王侯贵族的亡故这一类事件上，《春秋》书日或不书日，是有深层次原因的，这两种不同的书法体现了孔子对国君处理吊赠之事是否符合礼制的判断和褒贬。而从刘文淇等的疏证来看，他不仅对贾注表示了赞同，而且还追根溯源地找出了贾注的依据。此依据就是:隐公元年十二月，《春秋》仅书“公子益师卒”而没有记载公子益师亡故的具体日期;对此《左传》给出的解释是“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即鲁隐公未参加其小敛，因而经文只书一个“卒”字。如此，可以发现，贾逵从《左传》“不与小敛故不书日”的解释归纳出“日月详者吊赠备，日月略者吊有阙”的书法，并且将这一书法应用到同类事件的解释当中，而刘文淇等则继续维护了贾逵的这种以时月日的书法来彰显《春秋》大义的思路。同样，隐公六年“秋七月”，《旧注疏证》先引贾逵、服虔注云:“若登台而不视朔，则书时而不书月。若视朔而不登台，则书月不书时。若虽无事，视朔登台，则空书时月。”又说:“《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三统说》云，经于四时，虽无事必书时月。时所以记启闭也，月所以记分至也。启闭者，节也;分至者，中也。节不必在其月，故时中必在正数之月。贾、服盖用歆说也。”①此处刘歆之意，是说《春秋》于春、夏、秋、冬四时即使无事可书，也必定记载四时和分至之月;而贾、服注则认为，是否记时与国君是否登台相对应，是否记月则与国君是否视朔相对应。视朔、登台是一国之君每月告庙听政的重要项目，也是衡量国君之行是否符合礼制的关键项目，贾、服注将此与书时书月联系在一起，显然有对君主实行道德规劝的意味，而与刘歆所说的“时月表示启闭、分至”是两种不同的解释。刘文淇等在其疏证中试图传递贾、服注本于刘歆之说的信息，其实也是在为贾、服注寻找理论根据。刘师培原样继承了《旧注疏证》的观点，以贾、服之说为准绳;认为由此“大夫卒书日与否”和“登台而不视朔，则书时而不书月”的思路出发，可以以《春秋》记载的所有“时月日”为对象进行系统研究。所以他沿用了杜预等前人的研究方法，将《春秋》记载的全部事件分为“崩薨卒葬”、“侵伐入灭”、“会盟执杀”等大类，试图在每类事件中总结出《春秋》关于时间记载的“正例”与“变例”。比如某类事件必定书日，某类事件一般仅书月，某类事件一般仅书时———此称为“正例”。如果某类事件本来应书日而却仅书月或时，则表明此处蕴含着褒贬的深意———此则为“变例”。如此，刘师培将这些有关时间的书法和大义一一进行了总结，得出25种“正例”及诸多“变例”，形成了《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一书。其后他又在《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一书的〈时月日篇〉中强调了《春秋》、《左传》以时月日体现义例的观点。(2)“词例”与《旧注疏证》再看刘师培的“词例”与《旧注疏证》的渊源。隐公四年经“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旧注疏证》云:“传例，书取，言易也”，②即他认为经文用“取”字暗含轻易、容易之意。刘师培亦继承了这种推理方式，认为“襄经取邿，传云书取言易，昭传又曰，不用师徒曰取，是取为易例”。①除了“取为易词”之外，利用传例和汉注，将《春秋》字词的含义做了归纳和延伸，总结出“还为善词”、“如为缓词”、“纳为不易之词”等等，诸多词例都集中在《古例诠微•词例篇》、《春秋左氏传例略》第五、六则之中。另外，《春秋》用词虽有其特定含义，但刘师培在《读左劄记》别说明上古很多词语可以供身份尊卑不一的人通用，这也是源于《旧注疏证》之说。《读左劄记》第六则云:“夫三代之时，尊卑之分未严，故古代之字多属上下互用之词，意之所专属者为一，意之所分属者为贰……后世以降，尊君抑臣，以得为在君，以失为在臣。由是下之对上也，有一定之词;上之对下也，亦有一定之词。”②刘师培之意，认为诸如“王贰于虢”之“贰”字、“王叛王孙满”之“叛”字等，既可以用于臣下，也可以用于君主。这是因为三代时对尊卑等级的区分尚未严格地表现在用词上，故可以上下通用。此说《旧注疏证》亦有之。隐公三年传“王贰于虢”，《旧注疏证》云:“古语上下共之。秦、汉以后始合于一。今读古书多险词。当知古今之所以异。”③刘文淇之意，谓“贰”字既可以用以形容臣下对待君上，也可以用于形容君上对待臣下。由此可见刘师培对《左传》用词的把握和总结不是凭空造出，而是受到了其家学思维模式的启发。(3)“名例”与《旧注疏证》再看刘师培的“名例”与《旧注疏证》的关联。桓公二年经“宋督弒其君与夷”，《旧注疏证》先引贾注云:“督有无君之心，故去氏”，后又解释说:“贾谓督有无君之心。据传文，氏受于君，督无君，故云去氏，不称华督也。”④这说明刘文淇等遵循贾逵的说法，认为:宋国华督心中没有君主，而氏是君主所赐，所以《春秋》只书其名而不书其氏。又如桓公七年传“春，谷伯邓侯来朝，名，戝之也”，《旧注疏证》先引服虔注云:“谷、邓密迩于楚，不亲仁善邻以自固，卒为楚所灭，无同好之救，桓又有弒贤兄之恶，故贱而名之。”后又解释说:“公羊以名为失地之君，谷梁以名为失国，则服所称，确为左氏义矣。文十七年传，以陈蔡之密迩于楚。注，密迩，比近也。亲仁善邻，隐六年传五父语。”⑤显然，刘文淇等赞同服虔的说法，认为:谷伯、邓侯不能亲附邻居楚国，反而朝觐弑兄自立的鲁桓公，最后被楚所灭，所以《春秋》贱之，直书二君之名。刘文淇等不仅赞同服虔注，还为其找到注释的理论依据，认为“密迩于楚”、“亲仁善邻”均出自文十七年《左传》，服虔所说确实是左氏之义。这种以书爵、书氏、书名等不同书法体现圣人褒贬的思路为刘师培所继承，他在《古例诠微•名例篇》中对这些书法做了系统的归纳。可见，刘文淇等在《旧注疏证》中所表现出的对贾、服注的认同，一直持续影响至刘师培;而刘师培又将大义进一步引申、提炼，从而为其义例理论体系的形成作了铺垫。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探寻刘师培义例理论的来源，但是从以上三例也可以略窥其在义例问题上继承、拓展、总结其家学之一斑。
2、刘师培不仅在对汉注的认同上与《旧注疏证》有共通之处，而且在对左氏学的看法上也有许多共同点。试举几例说明。(1)以《春秋》是经，乃孔子所修，并非尽按真实历史而书。如隐公经“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旧注疏证》云:“是先儒皆以隐公实即位。孔子修经，不书也。曲护杜氏，谬。”由此知刘文淇等将《春秋》看作“经”，与真实历史有别。刘师培曾多次表达同样的观点，他在《古例诠微•崇经篇》中提纲挈领地指出，孔子所修之《春秋》是经而非鲁史，其事和礼是依据鲁史而成，其旨与词则是孔子制作。(2)以《左传》中的“君子曰”为左丘明自述之评论。如隐元年传“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旧注疏证》云:“据澹所说，则左传所称君子者，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词。”隐公四年传“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的疏证中亦有类似表达。而刘师培在《古例诠微•明传篇》中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说，明确指出《左传》中所称君子，当指丘明。①(3)以杜预“五十凡例为周公所制”之说为妄，以《左传》凡例为左丘明一家之言。《旧注疏证》隐公七年传“谓之礼经”条云:按:杜氏自序云……正义云……正义盖不以杜说为然，故于此传云凡例是周公所制，其来亦无所出，而又云，以传言谓之礼经，则是先圣谓之，非丘明自谓之也。仍强从杜说，非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注: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乘以制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是礼经即周典，五十凡周典中史例，不关周公创制。赵子常曰，春秋之后，周典散失，左氏采合残缺，传以己意，略示凡例凡五十条。杜氏一定为周公所制，而不考其不通于经，则亦陋矣。丁晏杜解集证集证曰，左传昭二年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杜氏依此传文，遂附会五十发凡为周公礼典，臆说无据。按，赵丁之说是也。此五十凡，乃左氏一家之学，异于公、谷。贾、服间以公、谷释左传，是自开其罅隙，与人以可攻。杜氏既尊五十凡为周公所制，而其释例又不依以为说，自创科条，支离缴绕，是杜氏之例，非左氏之例也。今证经传，专释训诂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另为五十凡例表，皆以左氏之例释左氏。其所不知，概从阙如。②此处刘文淇首先是否定了杜预“周公创制”说毫无根据，又引《周礼•太宰》郑玄注辨明国家之法律与史官之书法不同，接着又引赵子常和丁晏之说，说明《左传》五十凡例为左氏一家之学，最后表明自己当另作五十凡例表，重新忠实地阐述左丘明之义例。这一段文字，刘师培几乎照录至了《读左劄记》第十五则之中，文末他还感慨先祖有其志而属稿未尽，甚为可惜。而刘师培对杜氏“周公创制”说的批评、以及对“《左传》的凡例为左丘明一家之言”的强调也散见在《春秋左氏传答问》第四条、《古例诠微》的〈非从史篇〉、〈诠凡例篇〉以及《春秋左氏传例略》第四条等著述之中。刘师培还特别批评杜预以《春秋》为史书的立场，和杜氏以“久远遗落”、“史缺文”、“史异辞”等理由消解义例的观点，同时明确提出除“五十凡”外，《左传》中的“书曰”、“君子曰”、“君子以为”、“言”、“不言”、“称”、“不称”、“书”、“不书”、“先书”、“故书”、“追书”等都是左丘明对经例的阐发等观点。由此可见，其思路和立场均沿袭先祖，也可以说是他对未尽之先业的继承、实践。综上所述，由于刘师培专攻《左传》义例而欲在书法、大义上突出《左传》的价值，因而其治学方法貌似与其先祖的训诂、考证之学相差甚远，而其结论也更接近于《公羊》、《谷梁》，所以有学者认为其学问偏离家学传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刘文淇、刘毓崧等人并非完全否定义例，他们不仅对杂入了《公》、《谷》义例说的贾、服等汉注采取了维护、赞同的态度，而且试图将义例做为一个专题来进行研究。从这个方面来说，刘师培只是继承并完成了先祖未尽的事业。但刘师培为了强调《左传》的价值较《公》、《谷》二传更为优越，存在将义例扩大、深化的倾向，这恐怕是学者所不能赞同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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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传播本位观
新闻定义总类繁杂,分类的方式也是标准不一。目前来看,大多采用逻辑范式的分类标准,即属加种差,按这个标准我们选取中国新闻史中相对权威,有代表性的若干定义作为研究文本,如下:
1. “事实说”
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①
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②
2. “报道说”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③
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传布。④
3.“信息说”
新闻是经报道的新近事实的讯息。⑤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动的信息。⑥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信息。⑦
新闻是提一种传达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⑧
上述“定义”是我国知名的新闻学者、新闻工作者多年学术与经验的总结,是他们对新
闻这一社会产物最精炼的抽象与理解,因此,影响力与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肯定这些定义在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体意识形态下的合理性,这也我们做这样一个研究的前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三种“说”提出年代的时代性非常鲜明,这与我国媒介变迁的进程似乎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媒介变迁、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的角度探析这种新闻定义演进的过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介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所谓的变迁并非前一种媒介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叠加的过程,或者说是作为主流媒介的主导地位的逐步让渡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关于新闻定义的三种学说与媒介时代大体上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事实说――报业时代 报道说――广电时代 信息说――网络时代。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内容分析来研究、阐述承载新闻的媒介的变迁如何影响新闻定义的演进。
从选取的文本来看,“事实说”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从定义本身来看:“多数阅读者所注意”、 “ 广大群众欲知”,定义本身强调的是受众一方的需求,可以说,“事实说”是典型的受众本位的传播观。我们发现,在这种传播观下,传方是弱势的,传播过程是通过“满足需求”实现的。这就导致的传播模式上是“多对一”的。那么这种“多对一”传播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媒介有何必然联系呢?我们发现“事实说”的提出是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我国的民营报业已经相对发达,1917以后,报纸作为一门产业已经相对成熟,办报更多的成为一种谋求利益的商业行为,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最直观的反映在报纸的销量上,加之我国当时的广告业基本是空白,受众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报纸最直接的消费者。这种看似“传受”的传播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作为的“商家”的传方的弱势地位便显而易见了。那么这一时期新闻的定义中所反应出的“受众需求本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广播事业蓬勃发展。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标志着中国广播事业的开始。从此,广播成为继报纸之后传播新闻的又一重要载体。“报道说”就是在这样的媒介背景下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1943年陆定一在运动中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不难发现,“报道说”不同于“事实说”最跟本的区别在于“报到说”侧重强调的是传播的主体――传方。与报纸时代的新闻定义不同,“报道说”不再强调受众的需求,而仅仅是“报道”、“传布”,而这种强势的“报道”、“传布”体现的则是传本位的传播观。在传本位的主导下,新闻的传播模式同报业时代的“事实说”的新闻传播模式相比也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传播模式是“一对多”的。而这种一对多的新闻传播模式与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传播模式也是不谋而合。此外,我们再对文本1.2进行比对发现,“事实说”强调受方需求,而“报道说”则更注重于时效性:“新近发生的”、“新近变动”。那么这种变化与媒介的变迁是否也有联系呢?我们对报纸媒介与广播、电视媒介进行比对发现,就时效性来讲后者是优于前者的,报纸作为新闻传播载体与广播、电视相比,时效性显得相对局限。报纸的发行通常是每日一刊或每周一两刊,而且周期性相对稳定。这种特定的新闻生产与模式直接决定了片面强调“时效性”确无太大意义。相比之下,广播、电视则有明显的不同,这两种媒介的出现使得“无周期、不间断”的传播成为可能,必要时可以与新闻事件同步,做到现场直播。在这种可能下,“报道说”所强调的“实效性”才变得顺理成章。
提到“信息说”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信息论的引进。信息论是一门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的量度、传递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它是1948年美国科学家克劳德・申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60年代是信息论的一个消化、理解的时期。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们日渐的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信息理念已经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推动其它学科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新闻学定义引进这一概念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日臻成熟,这一时期也正直计算机、网络普及的初期。网络作为又一新兴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媒介所固有的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互动传播。与前两个时期的定义相比“信息说”最大的特点是我看不到传受本位关的对立,而导致这种中立传受观最本质的原因是网络时代这种互动传播模式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信息说”成为学界广泛认可的学说。我们似乎给新闻的定义找到一个迄今为止比较合适的“属”,而这不仅仅归功于信息论的引入,新媒介的产生和普及无疑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最直接的因素,至少我们从传播模式上看到了这种契合。
综上,笔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变迁导致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进而推动了新闻定义的演进。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1919年版,第7页。
[2]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1961年版《新闻战线》,1979年第一期。
[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版,第188页。
[4]王中:《新闻论》,1981年5月版,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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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诗解谊》；《毛诗传笺通释》；关系
中图分类号：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130-03
众所周知，在清代的《毛诗》学著作当中，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相反，马瑞辰的另外一本著作《毛诗解谊》似乎知之者甚少。《毛诗解谊》是清代另外一位《毛诗》大师胡承珙在写给马瑞辰的论学书信《复马元伯同年书》中提到的：“承示大著《毛诗解谊》，各条服膺无已。谨就鄙见所及，略为申说，为足下土壤细流之助。”《毛诗解谊》当下无传，那么，该书是佚失了，还是被作者“重加研究”，成了《毛诗传笺通释》的一部分?本文拟一探究竟!
一、《毛诗解谊》
《毛诗解谊》一书，仅在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二《复马元伯同年书》当中一见。因此，要想探究这部书，就得从胡、马交游以及胡承珙《复马元伯同年书》这封书信说起。
关于马瑞辰与胡承珙的交游情况，马瑞辰在为胡承珙《毛诗后笺》所作的序言中有过描述：
往尝与余同宦京师。余亦喜为《毛诗》。朝夕过从，心有所得，辄互相质问，时幸有出门之合。
胡、马二人因均喜《毛诗》，惺惺相惜，故“朝夕过从”，“商榷疑义”，“说多不谋而合”。而胡承珙的《复马元伯同年书》主要是谈论马瑞辰《毛诗解谊》一书中四条诗义训诂的精警以及“语助辞”使用的相关问题。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复马元伯同年书》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他们“同宦京师”之时。
马瑞辰与胡承珙同为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进士。及第后，他们通过朝考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为马瑞辰大父母生日所作的贺文《马丈补堂暨姚太宜人八十寿序》中，胡承珙指出昔日在京城“唱第南宫，斟书东观，游神山而希古，从人海而测交”时，结识了马瑞辰。这就告诉我们，马、胡二人的订交始于他们“唱第南宫，斟书东观”的嘉庆十年。
查《嘉庆实录》，嘉庆十年五月四日，嘉庆引见新科进士，同时宣布“馆选”结果。马、胡二人名列“馆选”名单。而寻绎《求是堂诗集》，我们发现，胡承珙这位刚通过“馆选”不久的庶吉士在领取到庶常馆月给钱、写完《八月十二日领俸纪恩》一诗后，便于是年八月十五日离开京城，经历一番漫游后，家居一段时间，直到嘉庆十三年(1808)秋季才进京。期间，马瑞辰也离开了京城，到了江西，掌教于白鹿洞书院。查《嘉庆实录》，嘉庆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嘉庆召见乙丑科散馆人员，马瑞辰名列其中，而胡承珙则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四月初九日才散馆。根据马、胡二人上述履历，不难看出，两人“同宦京师”时的“朝夕过从”，“商榷疑义”最早要从嘉庆十三年秋算起。
查《清实录》，马瑞辰因宝源局匠人滋事一案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间被遣戍盛京。在盛京期间，马瑞辰因课徒有效而被将军富俊“奏赏主事”。对照富俊的任职履历，马瑞辰大约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九月前后才返回京师。而据《清史稿》胡承珙本传，胡氏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冬，离京赴闽，任福建分巡延郡道，随后道光元年去了台湾，而于道光三年因病乞假归里，以后再未到京师。两相对照，《复马元伯同年书》最迟应该写于嘉庆二十四年冬，而如果再考虑到马瑞辰的谪戍经历，这封书信的最佳写作时间应该是嘉庆十三年秋到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之前这段时间。
根据上述考辨所得《复马元伯同年书》写作时间，不难看出，《毛诗解谊》的最迟完成时间是嘉庆二十四年冬。而据《复马元伯同年书》的最佳写作时间来看，《毛诗解谊》很可能完成于嘉庆十三年秋到嘉庆二十一年六月这个时间段。
据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自序》，《毛诗传笺通释》初名《毛诗翼注》，完成于道光十五年(1835)四月既望，“历时十有六年”。由此而推，马瑞辰始作此书时间当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对照《毛诗解谊》最迟完成时间以及《毛诗传笺通释》初名，很显然，《毛诗解谊》并非是《毛诗传笺通释》，而是马瑞辰的另一本著作。
二、文本条目比较
《毛诗解谊》当下无传，仅有四条训诂条目存于胡承珙的《复马元伯同年书》中。下面，我们就通过考察《毛诗解谊》留存的四条训诂条目，对照《毛诗传笺通释》相关文本，来看一下能否探究出《毛诗解谊》与《毛诗传笺通释》之间的关系。
其一，“辰牡”条。《复马元伯同年书》：
“辰”当为“麇”，“麇牡”与“睐牝”句法相似。承珙案：襄四年，《左传》“思其扈牡”亦以“唐”为牝鹿与“牡”对言。是古人确有此句法也。
《毛诗传笺通释》：
“辰”当读为“麇”。《尔雅》：“麋，牡唐，牡麇。”《说文》：“麇，牝麋也。”“辰牡”犹言“臁牝”，彼以臁为牝，与牝对言，孙炎《尔雅》本作“臁牡骊牝”。《毛传》：“睐马与牝马也。”此以麇为牝，与牡对言，其句法正相类。又襄四年《左传》“而思其唐牡”，与此诗句法亦同，彼正以唐为牝鹿，与牡对言也。“辰”即“麇”之省借耳。
“辰牡”即《秦风・驷威》当中的“奉时辰牡”。两相比照，不难发现，《毛诗传笺通释》当中对于“辰牡”的训诂与《毛诗解谊》的看法一致。寻绎胡承珙的案语，可知，《通释》中，马瑞辰还吸收了胡承珙补充的《左传》襄公四年的例证。
其二，《豳风》“蒸在桑野”，“蒸在栗薪”条。《复马元伯同年书》：
《豳风》“蒸在桑野”，“燕在栗薪”，句法一类，《毛传》一训为“真”，一训为“众”，未免两岐，故郑君皆释为“久”。然案之经文仍不如尊说训“悉”为“乃”之确。古书训诂有必以委曲通借而得之者。
《毛诗传笺通释》：
悉与曾同音，为叠韵，燕当为曾之借字。曾，乃也；凡书言“何曾”，犹何乃也。蒸之义亦当为乃。……古书训诂有为字书所不载，可据经义求而得之者，此类是也。“蒸在桑野”犹言乃在桑野也，下章“蒸在栗薪”犹言乃在栗薪也。《传》一训真，一训众，似皆失之。
对于“蒸在桑野”和“悉在栗薪”中的“悉”字，两书都训释为“乃”。胡承珙认为“古书训诂有必以委曲通借而得之者”，随后他以《尔雅》中的“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为例，通过排比经义，证得“《尔雅》此句皆语助辞”。马瑞辰说“古书训诂有为字书所不载，可据经义求而得之者，此类是也”，对照胡承珙的例证，可知此处马瑞辰是再一次引据胡承珙成说。
其三，“泌邱”条。《复马元伯同年书》：
“泌邱”一条，据中郎之旧篇，订稚让之误字，大佳。
《毛诗传笺通释》：
《说文》：“泌，侠流也。”《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作“水肤流也”。《邶风》“毖彼泉水”，《传》：“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毖即泌之假借。盖泌本泉水疾流之貌，因名其泉水为泌矣。《广雅》“丘上有木为秘丘”，《疏证》日：“蔡邕
《郭林宗碑》：‘栖迟泌丘。’又《周巨胜碑》：‘洋洋泌丘，于以逍遥。’束皙《玄居释》云：‘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以泌为丘名，与《毛传》异，盖本三家诗。”今按蔡邕所书石经为《鲁诗》，则泌丘盖鲁诗之说。古者丘下多有水……诗言“泌之洋洋”为水流貌，蔡邕两碑字皆作泌，从水。窃疑《广雅》原作“丘下有水为泌丘”，后讹为“丘上有木”，因改泌丘为秘丘耳。
“泌邱”一条是指《陈风・衡门》当中的“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泌本泉水疾流之貌”，诗中的“泌”其实是指泉水名。但是，蔡邕本《鲁诗》说，在《郭林宗碑》和《周巨胜碑》两碑中，认为这里的“泌”非泉水名，而是丘名，其字作“泌”，从水。另“古者丘下多有水”，据此两条证据，马瑞辰怀疑张揖(字稚让)的《广雅》“丘上有木为秘丘”原作应该是“丘下有水为泌丘”，“后讹为‘丘上有木’，因改泌丘为秘丘”。对照胡承珙对《毛诗解谊》“泌邱”条的评价，可知两书的说法又是一致。
其四，“有条有梅”。《复马元伯同年书》：
《终南》《传》：条，栖也。尊说谓《尔雅》“柚，条”即“栖，条”之异文，故《传》知条即为栖。以《说文》引《诗》“右抽”作“右摺”证“由”、“舀”古字通用，且厍郭景纯以“柚”为橘柚之非，可谓谛矣。承珙则谓毛《传》“条，栖也”者非训条为栖，谓条即栖字之假借。攸声、舀声，古音同部。《论语》“滔滔者”郑本作“悠悠”，《广韵》“条”或为“幅”，皆是。毛公必以“条”为“栖”借而非即“柚，条”者，自以橘柚非终南所产，未可赋上林而言。卢橘夏熟耳，叔然注《尔雅》，于“栖，山梗”下引《诗》“有条有梅”可谓深通毛义。…(聪如埘’’
《毛诗传笺通释》：
《尔雅》：“栖，山梗。”郭《注》：“今之山楸。”又日：“柚，条。”郭《注》：“似橙，实酢，生江南。”无条栖之训。毛《传》训条为梧者，柚条为南方之木，非终南所有，故不得以条为柚。攸声、舀声古同部通用。《淮南子・堕形篇》“东方日条风”，《吕氏春秋・有始览》作“滔风”，《论语》“滔滔者”，郑本作“悠悠”，是其证也。《传》盖以条为稻字之假借，故知条即榴。孙炎注《尔雅》“栖，山梗”，引《诗》“有条有梅”，义正本毛《传》也。_2](P3S6)
《终南》“有条有梅”，毛《传》：“条，栖。”《尔雅》：“栖，山梗”，“柚，条。”《毛诗解谊》中认为，“《传》知条即为梧”，是因为“《尔雅》‘柚，条’即‘栖，条’之异文”。但胡承珙却认为“毛《传》‘条，梧也’者非训条为榴”，而是说“条即栖字之假借”，“毛公必以‘条’为‘栖’借而非即‘柚，条’者，自以橘柚非终南所产，未可赋上林而言”，孙炎作《尔雅音义》，于“稻，山梗”下引《诗》“有条有梅”，其道理即在此。对照《毛诗传笺通释》的训释，不难发现，《通释》中修正了《毛诗解谊》时的看法，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胡承珙的意见。
综上，根据《毛诗解谊》仅存的四条训诂条目，对照《毛诗传笺通释》相关文本，通过解读，我们发现，《毛诗解谊》中的关于上述四条条目的看法基本上为《通释》所继承。在《毛诗传笺通释》的“例言”中，马瑞辰曾指出，“昔治是经，与郝兰皋户部、胡墨庄观察有针芥之投，说多不谋而合，非彼此或有袭取也”，而就上述四个条目来看，却大有掠美之嫌。
结论
据马瑞辰《自序》，《毛诗传笺通释》初名《毛诗翼注》，始作此书时间是嘉庆二十五年。而《毛诗解谊》最迟完成时间是在嘉庆二十四年冬，可见，《毛诗解谊》并非《毛诗传笺通释》。但是，据《毛诗解谊》留存的四条训诂条目来看，《毛诗解谊》中的看法又基本上为《毛诗传笺通释》所继承。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窥豹见斑，说《毛诗解谊》并没有最后成书，而是其内容后来融进了《毛诗传笺通释》中了呢?
关于《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马瑞辰在《自序》中有过交代：
余幼禀义方，性耽著述……五际潜研，几忘流麦；一疑偶折，如获珠船。然第藏诸箧笥，未敢悬于国门。……四十以后，乞身归养；既绝意于仕途，乃殚心于经术。爰取少壮所采获，及于孔《疏》、陆义有未能洞澈于胸者，重加研究。……意有省会，复加点窜。
关于年的传说范文6
一、民间文学内容的选择
民间文学的体裁很多，包括民间童谣、民间神话、民间传说、民间寓言、民间童话等，并且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内容也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语言特色。教师应选择那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审美性于一体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与小学语文课程相整合，共同促进学生素养的全面发展。
1 内容的选择要有可接受性
民间文学作品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同时关注学生的兴趣。低年级学生理解能力比较差。选择民间文学的内容时就以短小易记、节奏明快，韵律和谐、形象生动的童谣为主。如《假善人与石巴狗》《三兄弟除九头妖》《梅花鹿与大白狼》等，让学生们在生动的情境中感受童谣的乐趣。学生到了中高年级理解、表达能力大大增强。选择的内容就以民间故事传说为主。如《夜光杯的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酒泉·金泉》《嘉峪关的传说》《神奇的磨石》等，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想象力。使学生更喜爱收集并阅读民间文学，更使教师的语文课堂丰富多彩。
2 内容的选择要有本土性
酒泉的文化渊源深厚，像“酒泉”的来历，泉边的左公柳的来历，嘉峪关、夜光杯等传说丰富了地方文化内容。在收集过程中发现酒泉的民间文学时间跨度极大，取材范围颇广，有的反映了人民勤奋好学、淑贤礼让的传统美德，有的记录了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有民间智者，还有巧匠神医……可以说，民间文学是一部历史书，是一个了解酒泉文明发展史的小窗口。可选择的民间文学作品有民间传说《夜光杯的传说》《药水泉里的金鸭子》《酒泉·金泉》《文殊山的传说》《嘉峪关关城的传说》等，民间故事在学生的心中扎下了地方文化的根。
3 内容的选择要有教育性
学生在接受民间文学作品时，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情感经验融入作品中，他们自身被作品所同化，在情感、行为上趋向于作品中的真、善、美的形象。如成语故事《愚公移山》、神话故事《女娲补天》中的主人公，为了拯救他人而甘于奉献，这种舍己为人的思想浸入学生的心田，从而懂得了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要学着去关心别人，给别人以温暖。《鲁班造锯》《司马光砸缸》等故事更是教育学生遇到问题要仔细观察、积极动脑，才能想出好的解决办法。《夜光杯的传说》《酒泉的来历》《文殊山的传说》《嘉峪关关城的传说》教育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家乡民俗文化。
二、民间文学融入小学语文课程的途径
民间文学融入小学语文课程，不是纯粹地在现有的课程中加入新的成分，而是把民间文学同课程内容结合起来，融合和渗透到其他课程之中，使民间文学的教育真正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1 和语文单元主题活动相融合
新教材课程编排都以单元主题形式呈现，在语文课程编排中注重了地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如，教六年级下册《老北京的春节》一课时，在结合课文的学习时，可以进行《酒泉的春节》口语交际和习作训练。布置学生课下调查、走访、询问、搜集有关家乡酒泉春节习俗的资料，从而使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民俗文化。结合五年级语文综合实践课《走进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的教学进行《走进酒泉民俗文化》的课内外实践活动，通过活动，学生搜集了有关酒泉传统节日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春节等节日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及实物荷包、对联、门神、粽子等，一一呈现在课堂上学生们在尽情地交流展示。结合“家乡的特产”这一单元主题，让学生课外搜集“酒泉夜光杯”传说故事，了解这些特产采用的材料，制作过程及其影响力，之后进行习作。这些民间文学教育活动和主题活动的相融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知识，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认识了家乡民俗文化的博大深远，增强了自豪感，从而更加热爱家乡的民俗文化。
2 和阅读教学活动相结合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从中年级开始每周都排有一节阅读课。教师可有目的有选择地将民间故事穿插其中，让学生进行阅读并作简要读书笔记，以便使民间文化得到延续。结合地方民间文化配合学生读的内容有《泉的传说》《夜光杯的传说》《文殊山的传说》《药水泉里的金鸭子》；《嘉峪关的传说》中《嘉峪关“左公柳”的传说》《嘉峪关关城的传说》《瓷窑口的传说》《高台的传说》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