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族国语范文1
关键词：民族语言 大众媒介 核心范畴
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简称“民族语言媒介”）毫无疑问是核心范畴，但却常常被“回避”。
一、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应聚焦何处？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了，但就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本身而言，却显得有些“目光涣散”，延揽的对象过多，并且与多个学科研究发生重叠，研究的指向比较模糊。
少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范畴。在中国的民族地区，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信息传播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的色彩。但在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背景下，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关系密切，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主流传播平台，其引导力、影响力毫无疑问居于主导地位。基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处于成长期的文化现实，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学术界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少数民族大众传播媒介纳入自己关注的主要范畴。
根据统计，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回族已经使用汉语，其余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有13个少数民族使用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壮文、哈萨克文、锡伯文、傣文、乌孜别克文、柯尔克孜文、塔塔尔文、俄罗斯文、彝文、纳西文、苗文、景颇文、僳僳文、拉祜文、佤文等①，同时基本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媒介，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构成了中国民族语言媒介体系。而在国家媒介体系中，也设置了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媒介。
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特质日渐凸显。在少数民族地区媒介体系中，由于文化的交融，民族地区媒介正表现出与非民族地区媒介的更大趋同性，传统媒体同样面临挑战，新媒体的传播力急剧提升，但民族语言媒介的受众范围、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却发生重大争议，特别是在现代传播背景下，民族语言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媒介价值和未来命运格外令人焦虑，成为民族新闻传播难以回避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成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最大挑战，因而也成为核心命题。
二、为什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涉及很多层面，但直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现实，就可以发现，民族语言媒介成为最具民族特色但同时也是最大的现实难题，足可以列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1.民族语言媒介是民族的文化权利。在国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得到明确保障，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传播是其文化权利的应有之义。
2.民族语言媒介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体现。在国家的治国方略中，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国策。它对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创办文化传播机构，包括新闻出版媒介的权利给予法律中保障。
3.民族语言媒介最具民族传播特色。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没有哪一种媒介能够如民族语言媒介这样最典型地体现出民族传播的特色和不可替代的优势。民族语言媒介用民族母语传播，使这种传播可以实现传者和受众之间的“无缝对接”，其中没有任何文化隔膜，即使不识字的民族受众，也可以通过民族语言的声画传播实现信息的沟通;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民族传播的方式，同时在传播内容上自然就会容纳更多的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民族语言媒介又必然与国家通用语言的汉语构成奇异的“民汉双语”传播格局，形象地体现中华民族多位一体的现实，构成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基本特性;在民族文化的沐浴下，民族语言媒介能够真实展示民族的传播心智，塑造本民族最合适的传播模型，实现最直接的传播。在民族语言媒介身上，民族传播的基本特质展示无遗。
4.最能体现民族传播面临的挑战。在习惯思维下，民族语言媒介仅仅是一种国家政治的符号而已，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并不具备或者没有人去追究它是否真正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兴衰并不关心，似乎存在合理，消失也在心理逻辑的许可之内。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民族语言媒介固然受到国家政策的庇护，但更重要的是服从于传播的需要。只要你真正走进民族社会的基层，就会感受到民族媒介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民族语言媒介在复杂的文化护环境中，也遭遇严重挑战，主要包括受众教育水平、城乡分割、媒介形态变迁诸方面，成为民族新闻传播事业中最突出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民族语言媒介的问题，实际上就不能解决整个民族新闻传播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民族语言媒介面临的挑战
根据调研和观察，民族语言媒介面临多重挑战。
1.语言的困惑。虽然国家极力推行基础教育普及，但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农牧区民众文盲不少，识字水平有限，就直接限制与平面媒体接触效果，即使面对新媒体，也会制约信息接收效果。在跨文化交流背景下，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双语教学政策面临复杂困难，语言“空壳化”现象逐渐严重――口语与书面语分离，能说不能写的情况蔓延，这也限制了与民族语言媒介的接触;在开放和信息环境下，面对现实需要的选择，民族语言使用的场合、时间、语言习惯等逐渐萎缩，使用范围越来越局限于农牧区，对民族语言媒介构成了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作为历史产物，民族语言在一定成程度上难以适应现代科技，这种语言不适应性造成传播障碍。语言的困惑实际就是受众的困惑。
2.机制的困惑。对汉语媒体依赖严重，媒体独立运作能力不足。在双语传播体制下，民族语言媒介一般与汉语媒体同体共生，遂设立民族语言编辑部，与汉语编辑部同属一个媒介行政体，但因为民族语言编辑部专业人员缺乏，故自采稿件有限，翻译就成为惯常手段，民族语言媒体的传播策略、传播指向和传播优势就不能充分展示。民族语言媒体到底应该是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翻版？双语传播的一致性和区别性如何把握？民族语言媒介的自有优势何在？
3.区域的困惑。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或多语媒介受众的区域分割越来越明显，大体的走向就是民族语言媒体更集中于农牧区，而汉语媒体则集中于城镇。但问题是存在着双语或多语“杂居”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双语与或语与媒介的受众到底是谁呢？如果在农牧区是民族语言媒介占主体，那么汉语媒介能否进入受众的视野？如果在城镇是汉语媒体为主体，那么民族语言媒介是否还有人接触？难道双语或多语各自“割据一方”就是合理的传播现实？双语或多语传播能否实现全区域融合，而融合的结果是否必然就是民族语言媒介的退出？一切有待现实的回答。
4.内容的困惑。处于双语传播媒介保持宣传政策一致的考虑，以及民族语言媒介本身传播机制的缺陷（如民族语言记者、编辑的匮乏等），民族语言媒介最容易成为汉语媒介的翻译版，更多的变动也许仅仅在于因为拼音文字与汉语方块文字版面容量的差异而造成的内容容量的精简，整体内容并无多大区别。民族语言媒介到底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还是汉语版的异性“双胞胎”，人们还是支持第一选择。因为如果作为独立媒体，她就会具有自己的传播设计和策略，更方便于发挥自己的传播技术优势，更能适应自己独特的受众，更容易形成自己的传播地位和特色，但实际上很难实现。
5.功能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传播媒介的功能，如果没有基本的了解，最容易将其视作国家民族政策的符号，似乎并无实质的意义。假如仅仅是站在民族地区城镇的背景上观察，也许看到的更多是被疏远甚至抛弃的民族语言媒介，更容易得出民族语言媒介等于“政治符号”的结论。民族语言媒介于是就成为基本不具备传播价值的政治滋生物，仅仅是国家政策的象征而已。人们会质询：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文化传播以及娱乐的功能，是否存在？没有真正受众的媒介有无继续存在的意义？
6.人才的困惑。按照常理，国家在民族地区积极推行的双语教育，能够为民族语言媒介提供充足的民族园传播人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民族语言媒介恰恰缺乏能够驾驭民族语言的专业人才，特别缺乏能够熟练使用民族语言进行采访、写作、编辑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那么，大批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研究生为何不把民族语言媒介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第一选择？主要是民族语言媒介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的选择，包括经济效益、事业前景和成就感等。高等教育尚不能提供具备完整民族语言媒介素养的专业人才，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的更多是民族语言、历史、文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新闻传播学院系几乎没有民族、汉语兼备的双语传播人才专业。供职于民族语言媒介的人员更多地是具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素养，但却未必拥有新闻传播的专业素养，民族传播能力并不完整。
7.前景的困惑。对于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是一个敏感而难以讨论的话题。从国家民族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而言，民族语言媒介无疑要一直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生命力不仅应该源自于国家力量的赋予，更源于民族受众的需要，民族语言媒介理应是富于现代色彩、全媒介融合的信息传播媒介、民族文化传承载体。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融合的速度和广度加快、加大，少数民族语言不得不接受文化融合带来的巨大挑战，严格而言，文化的选择是一个“自然”过程，并不能被人为阻滞或扭转，语言种类的“简化”是必然趋势，人类更趋于在更大范围使用更一致的传播符号，以适应交际的需要，部分民族语言的“被融合”甚至消融在所难免，民族语言媒介的“精简”也在逻辑之中，人么总会想象民族语言媒介的明天和生命周期，但现在难道会有明了的结论吗？
四、民族语言媒介为什么在研究中被“疏忽”？
不管人们是否明晰地意识到民族语言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播中的重要地位，但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回避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使相关研究总是很难实现跨越。
1.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民族语言的障碍。对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础，就是要掌握民族语言，起码能够看懂或者听懂民族语言媒介多传达的信息。这种现状就给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提出期待，必须学习民族语言。语言是进入文化的第一道大门，掌握民族语言也是进入民族语言媒介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身处民族院校的学者们，实际具有学习民族语言的最便利条件。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自治区专门发出文件，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学习双语（汉族学习藏语，藏族学习汉语），民族学院各基层单位为此邀请藏族学生担任教师，在教师中每周开展藏语学习。
2. 少数民族学者“缺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阵。虽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正在勃兴，但她的研究阵容还并不强大。人们会发现，在这个本应该拥有最多少数民族学者的文化方阵中，却恰恰最缺少少数民族研究者，或者是缺少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非少数民族学者。这种缺席，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别是民族语言媒介的研究缺乏民族语言的支撑，缺少民族文化的基础，不能直接了解民族语言媒介，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把握，不能保证准确地理解，学术研究的基础就不牢固。我们并不认同“掌握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新闻传播的准入证”的说法，但民族语言修养缺乏确是当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一大软肋。
3.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把握不足。思维的惰性会使我们把民族语言媒介等同于国家政治，将其仅仅是看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政治符号。但实际上，民族语言媒介具有多层的含义：它不仅是传播信息、传承民族文化的平台，同时具有保障民族话语权力、展示民族生存状态和增强少数民族凝聚力、影响力的使命，而在国家层面上，民族语言媒介还具有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历史责任。当然，不论给民族语言媒介赋予多少文化角色，其基本的媒介角色却不能被忽视。只有突破政治视角的局限和成见，认可其媒介本质属性，才能对民族语言媒介的文化价值有基本的把握。
4.缺少在文化融合背景上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学术勇气。关于民族媒介的研究，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主要难题之一。有一个担忧就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依然沿用传统的汉族主体民族新闻传播模式，以非主流文化的眼光看待民族语言媒介，不能准确评估民族语言媒介的传播意义和文化价值。在一个开放的多民族国度，国家既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民族的文化权利，同时又力图推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塑造中华文化的当代形象，于是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融合就成为一种复杂的关联。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审视民族语言媒介的“前世今生”，眺望民族语言媒介的未来命运，就成为极大的难题。但因为涉及国家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敏感话题，民族语言媒介就被有意“疏忽”，转而关注比较“保险”的话题，在学术的边缘优雅“散步”，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很难触及关键范畴，限制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境界，不利于树立研究的独立性。
面对民族语言媒介的生存现状和研究现实，笔者建议学界要明确“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语言媒介”之间概念的区别，清醒认识到民族语言大众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中“核心范畴”的学术地位，全面梳理民族语言媒介的历史和现状，分别建立不同民族语种的媒介研究中心，有效推进民族语言媒介的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拓展民族语言新媒体传播领域，直面民族语言媒介发展中的困惑和挑战，由此思考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质，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华传播学”。
注释：
大家族国语范文2
【关键词】儿童民族情感 教育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总称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将我国的民族诠释为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中国各民族。①因此，我国公民都具有双重民族身份，即本民族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在民族情感上，则包括各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情感和对中华民族的情感。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47个不同的民族，其中世居民族有13个。在这种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中，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尤为重要。童年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起步阶段，有目的、有计划地培育儿童的中华民族情感一直以来都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
一、民族情感的内涵分析
斯大林曾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②斯大林一连提到6个“共同”，充分体现了“民族”的真正内涵，其中“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应该是这一定义的核心，因为“共同文化”是产生“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而“共同心理素质”是形成“共同文化”的保障。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共同心理素质”理解为同一民族人群之间存在着的一种族群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即“民族情感”。
民族情感作为一种群体水平上的社会认同，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国外学者在儿童发展心理学领域对民族认同的研究比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Phinney③认为，民族认同不仅包含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和积极态度（如自豪感），还包括参加自己民族的文化实践和活动（即民族行为），并提出了“三阶段发展模式”：缺乏探索阶段、探索阶段和完成阶段。Kim④通过研究提出了“民族认同五阶段序列发展模型”：民族意识阶段、主流民族认同阶段、觉醒阶段、重新定位阶段和统合阶段。我国学者秦向荣和佐斌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身份知悉和接纳的态度。近来他们对这一概念又做了扩充，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识和感情依附。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心理学家对于儿童的“民族认同感”也进行了研究，如Rutland·A⑥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民族认同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是一个随着个体的年龄及生活环境的变化而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过程，儿童的民族认同感比较肤浅，只把自己看成是民族的一成员，而成年人伴随着高级社会情感的出现，对民族认同感的体验更加深刻和丰富。
由此可知，学界对“民族情感”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认知”和“族群情感归属”这两方面基础之上来研究的，这和斯大林对“民族”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族情感是民族成员在承认和接受民族文化后所产生的情感归属感。中华民族情感就是我国56个不同的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的中华民族身份归属的认知、在感情和价值观上的心理归属及行为上积极接受和参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想使这个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民的中华民族情感是其稳固的心理基础和根基。
二、新疆儿童民族情感教育策略
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小学教育是培养儿童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1992年之前，新疆的小学基本上是以单一民族儿童为主，1992年之后，小学逐渐实行“民汉合校”制，目前，除个别学校外，基本都是合校制了。在这种多元文化的校园里，可通过双语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及建设多元的校园文化等方式来培养各民族儿童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情感。
大家族国语范文3
[关键词]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团结
[作者]蒙元耀(壮族)，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26－006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和谐环境，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要构建语言和谐环境，必须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建立语言文字平等观和民族文化平等观，这不仅符合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也符合少数民族的长久利益。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与具体措施，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相应领域得到充分运用，特别是在民族干部培养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双语教育、民族地区影视及文艺表演、农村实用科技宣传等领域，要充分发挥民族语言文字的特殊作用。
一、我国民族政策中的语言文字平等
实行民主语言文字平等是我国的一贯政策。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构建语言和谐社会就成了现阶段的民族语文工作指导思想。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大局。语言和谐从属于社会和谐。语言和谐就意味着各个民族能和谐相处，平等相待，也就是意味着民族之间有平等的基础。相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受到歧视，则表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不和谐，各民族之间交往就不正常，民族地区就无法实现民族团结。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就因语言文字引发冲突而导致战乱或者国家分裂。
由于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关系重大，党和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历来不允许民族之间出现语言歧视现象。事实上，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长期以来都在关注这一领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即组成七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作队赴各民族地区普查民族语言文字状况。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解放了，少数民族已经在政治上翻了身。一旦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就能很快发展，人民很快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进而在文化上翻身，跨入先进民族之列。国家就能很快实现民族平等，全国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繁荣昌盛。
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如此重视民族语文工作，首先这是政治方面的需要。从世界的角度看，当时帝国主义很看不起共产主义，认为共产党除了会打仗，做不成别的什么大事。所以，把国家建设好，把千百年来历朝历代都处理不好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好，可显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显示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
总理曾明确指出，要以还账的心态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因为过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欺负少数民族太甚，如今人民获得政权，要把过去伤害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民族裂痕弥补。所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必须把文字问题优先解决。
其次，民族平等也需要发展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能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这才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当家作主。解放初期，社会上有文化知识的人不多。少数民族要管理国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没有文化就很难胜任。因此国家就给广西的壮、侗、苗等少数民族创制了文字。如今广西的学者还会同北京以及世界上的瑶学专家为瑶族文字的创制而努力。
在广西，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略多。世居的少数民族中，壮族、侗族、毛南族、仫佬族、仡佬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十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回族已经转用汉语作交际工具。其中，壮族、侗族、毛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京族等八个民族历史上曾有自己的古文字。虽然这些古文字使用范围有限，但它们保存了不少民族民间珍贵的文化资料。特别是那些代代相传的手抄歌本，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瑰宝。
值得强调的是，自解放至今的60多年来，国家在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普查，编写了各种语言简志或专志，编写了大量的民族语言词典字典，撰写了与各民族语言文字相关的大量著作。在北京建立中央民族大学，在各民族自治地方开办民族院校，设立民语系或民语专业，培养民族语文专门人才。还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等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广西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已列入国家新增博士点建设行列，目前正在抓紧建设。
给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国际上任何一个经济、教育发达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如此重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种种不足和困难，但我国的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我们还有民族语言文字管理部门来处理民族语文的事务。我们国家有一支民族语文的专业队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地方政府所属部门以及各地高等院校，有一批从事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干部和教师，这在国际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自治区，各族人民友好和睦相处。长期以来各族人民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开拓进取，繁衍生息，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民族之间这种和谐相处的环境，得益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各民族的团结。
二、语言和谐，互补互利
语言是思维工具，也是交际工具。少数民族语言则是特定的社会群团在特定区域里使用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但语言作用绝不仅仅局限于这两点。民族语言还是维系特定社区族群的感情纽带，同时还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民族要是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灵魂。地处祖国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文化载体就以语言和文字为最重要。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化就能世代传承。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就能借助语言文字来了解祖先创造的文明财富，就可以从民族历史文化吸取有益的经验并获得前进的强大推动力。从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怎样强调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不同语言、不同文种在不同人群当中都有自己的使用者。各民族不论大小，对自己的语言文字如何使用，如何发展，别人都不应该加以干涉，也不应该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更不能进行语言歧视。
如前所述，语言文字涉及民族感情，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载体。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就意味着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贬低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其实就是歧视少数民族文化，漠视少数民族文化，其根子就是歧视少数民族。很自然，同社会主要用语、通行文字相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无论使用范围、使用领域、社会地位以及文献数量，都不能相提并论。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得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无用的结论来。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区，语言文字的
多样性是现存事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与财富。一种语言文字代表一个民族的长期知识积累，是该民族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一种语言消失，就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毁灭。而保护好一种民族语言文字，事实上就是为全人类保存了一份文化遗产。文化财富不以使用者的多寡来估量价值!所谓珍稀，就是稀方显珍贵。
何况，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许多领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除了在民族平等的政治层面发挥作用外，它的社会功能更多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普遍通用民族语言的地方，小学基础教育阶段的双语教学离不开民族语言。能用民族文字启发儿童智能，教学效果更明显。双语教学理论有一句名言：我不能用你的舌头尝美味!其意思就是，母语的教育作用永远无法用别的语言取代。别的语言文字写就的文学作品终归替换不了自己的母语文学。
(二)需要双语教学，就必然要有双语师资的培养。目前广大民族地区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其中不但有办学环境条件艰苦，硬件设施不足，资金欠缺，更令人担忧的是教师水平不能满足现代化教育的要求。能胜任双语文教学的老师普遍缺少。除非国家要执行一元化语文政策，否则，民族教育里应该有双语师资培养的位置。
(三)民族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也需要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有不少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各种宗教文献，假如没有民族语言文字，要翻译整理这类文献典籍，是十分困难的。
(四)民族文化研究也离不开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各类习俗及民俗事像，只有通过民族语言才明白其真正含义与象征意义。掌握民族语言文字，做这方面的研究就如鱼得水。就民族语言研究而言，有无本民族文字，其研究效果大不一样。
(五)民族语言文字在医药研究与植物研究上也有特殊效用。少数民族的民间能人奇人拥有许多偏方秘方，这些传统民族医药知识以民族语言来口口相授，在父子或师徒之间秘密传承。他们多知药物的民族名称而不知其汉语正名，更不知其标准拉丁学名。利用民族文字整理这些偏方单方，事半功倍。
(六)农村实用科技的推广应用宣传同样离不开民族语言文字。上个世纪90年代，广西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十几部农村科教技术影片，有壮语、苗语等文种，到相关民族地区播映，颇受民众欢迎。科学养猪养牛羊、养鸡鸭鹅养鱼，种瓜果蔬菜等等技术，都是农民十分需要的知识和技术。然而，相关的科技读物不仅很少传播到广大民族地区农村，人们更因语言文字障碍而无法直接领会其精髓。若能使用民族语言加上影视手段的直观效果，人们就能明白这类实用技术的要点，进而直接运用。
(七)电影、电视、广播及文艺演出也需要民族语言。尤其是那些反映民族地区的故事或相关艺术形式，用民族语言演播，少数民族特别喜爱。如《百色起义》以壮语版在百色一带放映，广大群众踊跃观看，几乎场场爆满。
(八)时事政策宣传也需要民族语言文字。基层干部到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工作，能用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则工作效率大不一样。用民族文字编快板，出墙报，做各种时事政策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及各种信息立即就能深入少数民族心间。
(九)民族语言文字在濒危文化保护上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源。要保护弱势的民族语言文化，首先就要研究和描写这些民族语言，了解这些文字。使用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学校教育，让该民族的后裔有语言传承的社会条件，才能有效发挥语言文字的文化作用，才能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
各民族语言文字并存并用，共同发展，对社会建设与文明进步有着巨大的意义。语言文字和谐环境的建立，能使各民族在社会交际、学校教育、文化发展上互补互利。
以前只把民族语言文字局限于扫盲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其实语言文字的功能具有多重性。随着认识的深入，民族语言文字也是一种文化资源。多元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民族语言文字能够弥补主流语言文字的不足。
三、民族地区的语言关系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种共存的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在使用人口、范围、功能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存在语言差异，就存在语言矛盾的可能。而且，语言差异和文字差异也导致语言文字之间存在各自不同的关系。
目前我国的语言关系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之间的关系，即通用语和非通用语的关系。
二是汉语普通话与地方方言的关系，这是标准语和方言变体的关系。
三是汉语和外语的关系，即汉语和国际各相关语言的关系。
除了上述三大关系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关系；少数民族与周边跨境群体的语言关系；同一民族不同人群使用不同语言方言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双语或多语关系；濒危语言与强势语言的关系；语言之间的接触关系等等。
在广西，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非常明显。少数民族地区受过初中程度以上教育的人基本上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所以语言关系特别复杂。因此，如何处理语言关系是我们民族地区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涉及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局面。因民族地区多分布在边疆地区，所以这项工作也涉及国家利益和边疆安全问题。
同解放初期相比，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近十年来，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几乎两三个高中毕业生就有一个能到大学里学习。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也有很大改善。特别是实行义务教学后，适龄儿童必须经过普习。九年义务教育，只要智力正常，家庭经济条件许可，都能读到初中毕业。所以，许多人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普遍都能说汉语、识读汉字了。
根据我们2006年在隆林的实际调查结果，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士很多，几乎大部分少数民族成年人都是双语或多语使用者。但在广大山村，会说汉语的人很多依然是小学三到五年级的知识水平。文盲还有不少。特别是山区少数民族群众，他们接受教育的条件较差，高小毕业时，还不能写流畅通顺的汉语书信，填写各种表格也存在困难。可见会说汉话是一回事，有知识又是另一回事。少数民族地区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其知识量远远不能与发达地区同类学生相提并论。
假如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准真的同发达地区的汉族一样了，那将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进步。按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区38％，我们应该有这个比例数或者稍高一些的读书人，大学生如此，各级各类干部的人数也理应如此。如今已进入法制社会，少数民族人士面对法律诉讼，面对法官，人们真的能完全明白那些汉文写出的法律条文、合同协议和判决书?
平心而论，我们是自以为会说汉语而已。其实我们是在说一种中介语。用双语理论来说，这种中介语距离目标语还有一定的距离。很多汉字写就的东西我们并不完全明白。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电学那些高深的科学理论姑且不说，就是日常交谈，别人也不见得完全明白我们所说的“汉语”。“分狗(口)粮”之类的笑话，其实就是我们说不好汉语的明证。说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跟汉族一样了，就壮族而言是不真实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模和步伐。人口流动，资
金流动，技术也流动，社会才充满活力。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普通话作为共同的交际工具，政令就无法畅通，各民族之间的交际也不顺畅。但少数民族愿意学习普通话，并不等于他们不需要自己的民族语言。正如汉族人民掌握普通话，他们也不偏废自己的地方话一样。扩大视野，开展国际贸易，自然少不了同外国人打交道。要走向世界，学习外语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没有谁会极端到只学外语而不学本国语言。这些道理体现了上述三大语言关系。在强调经济建设而且追求经济效益之际，文化建设很容易被忽略。处理这些语言关系时，人们更看重的是强势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使用。对内则着重强调普通话与汉字的作用，向外则强调英、法、德、日诸强的外语外文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有意无意之间被弱化与边缘化了。这种倾向值得注意，稍微不慎，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民族矛盾或社会矛盾。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些民族因素。
四、民族平等是语言和谐的基础
就全国来说，民族之间的同舟共济、互相帮助、互惠互利是发展的主流。语言关系是民族关系的外在表现。语言关系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好；语言关系出现问题，民族团结就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国家的经验，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
经过千百年的磨合，我国各民族之间绝大多数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地域各民族也早已不是完全封闭的地理环境。各民族要发展，首先就要有平等待人之心。这就需要从语言文字平等入手。
要发展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民族教育是关键。而双语教学又是民族教育的重要手段。假如少数民族连用自己母语接受教育的机会都不存在，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我们的语言文字政策是成功的。更不用说各语言之间是平等的。
要真正使民族地区各族人民都团结一致，前提条件是各族人民要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政治、经济与文化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语言文字平等就体现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教育机会不均等，母语文化传承机制受损，社会群体的语言环境就不和谐。语言生活和谐了，民族关系就比较容易实现和谐。假如连语言文字平等都实现不了，教育平等和民族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人的素质提高了，从政、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了，少数民族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机会。如上所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重要岗位上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职数比例不协调，明显就是民族之间发展机会不均等。换一句话，少数民族群体还是处在相应的弱势位置上。
退一万步来说，即使少数民族人民都会说汉语、能用汉字写文章了，民族干部的职数也按人口比例足额配备了，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在一些场合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无法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来代替的。比如语言作为维系民族感情的纽带作用，这是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客家话的名言是：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所以客家人到哪里都坚持说客家话。即使漂洋过海，客家人仍然说着客家话!出到外县，本县人就是老乡；出到外省，本省人就是老乡；去到北方，两广人、海南人就是老乡；出到国外，中国人就是老乡。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家乡有我们共同的语言。说同样一种话，感情就容易拉近。而且，每当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伸出援助之手的往往就是老乡。在国外，国家意识、同乡感情非常强烈。漂泊在外，无依无靠，不团结不行。人之所以能团结，依靠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常言说：血浓于水。这种族群的天然联系就靠语言文字来实现。所以，壮语表达同类意思的话是ndek naz mbouj ndek vah，弃田不弃言。其意同样是祖宗之田可舍弃，祖宗之语言不能丢。对少数民族来说，语言文字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是维系民族社区的感情纽带。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就意味着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权利。
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就靠争取自己的语言文字使用权利来凸现自己的利益。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在土著民聚居的地方办学校，要用土著民的语言文字来授课，让小孩们明白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政府要让土著民纳税，就得在收税单上使用土著民的语言文字。否则，人们就以看不懂英文而拒绝纳税。马来西亚政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其人口构成以马来族裔、华裔和阿拉伯裔为多。小学、初中的语文教育以各个族裔的语言文字为主，英语为辅。母语文字不及格者，不能上高中，更不能读大学。事实说明，语言文字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应用范围大小之别。
前已述及，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含有敏感的政治象征意义。对国内而言，这个象征意味着少数民族能当家作主人。人民币上印着蒙、藏、维、壮等民族文字，人民大会堂开会时用蒙、藏、维、哈、朝、彝、壮等民族语文翻译文件，就是少数民族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象征。对外而言，民族语文工作就是不能给敌对势力拿到把柄，不能给他们分裂国家的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紧紧盯着我们国家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总想找机会制造麻烦。倘若我们的民族平等工作做好了，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和谐，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都稳步提高，边疆地区就能够实现长治久安，国外敌对势力图谋便无机可乘。
五、提高民族语言文字社会声望的策略
要让民族语言文字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扩大它的应用领域。民族语言文字应当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政府要有相应的政策及措施，要有意识地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声望。特别是师资培养和民族干部培养方面要派上用场。
少数民族师资培养是一种特殊教育，政府应采取特别措施来保障民族师范生的就业。假如能够在高考之中落实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像艺术类或体育类考生一样，单列计划，先考民族语文，再参加全国文化统考，用民族语文来招收少数民族师范生，毕业后有相应指标保证学习民族语言文字专业的学生有上岗就业机会。那么，即便不加宣传，民族语言文字的声望也会迅速提高，群众就不会认为民族语言文字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如今广西几所医科院校开始注意向民族地区人才培养方面倾斜政策，刻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医学人才，将来定向分配到民族地区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如果农林牧乃至许多相关农村实用技术领域的专业，都拿出一定指标来通过民族语文考试招收民族学生，定向打造专业人才，定岗分配工作，也许广大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人才奇缺的状况就有希望得到缓解。
我们国家虽然建立了一整套民族教育机制，但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如何运用民族语言文字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与各种专业人才，民族院校的招生计划与就业机制还有待国家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倾斜。只有民族院校相关专业的进口与出口问题解决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民族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与功用才能确立。
大家族国语范文4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 汉语能力 国家稳定
今天，汉语作为中国这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在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各地区、各民族间交流与沟通，以及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少数民族要想快速发展，除了学习本族语言外，仍需进一步学好和使用好汉语。“因为汉字记载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和经验，汉语是全国各民族相互交际共同使用的语言工具，学好汉语已成为少数民族的共同愿望。”[1]
汉语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然而，当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汉语基础薄弱、学习程度参差不齐、汉语交流有一定障碍或困难等问题，汉语能力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一些高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因汉语基础薄弱而影响专业学习、深造、就业的问题较为突出。少数民族大学生很多来自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交通、信息闭塞，而他们在进入大学以后，接触到来自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学生，感受到贫富差距的悬殊，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将自己禁锢在小范围本民族交际圈中，不愿意与其他同学接触，甚至使用汉语，汉语能力逐渐退化。同时社会用人单位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时存在的偏见也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汉语学习的热情。
一、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培养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表现在：
第一，能够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转变观念，提高整体素质，促进民族事业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少数民族大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这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思想观念的进步和开放。少数民族大学生步入高校接受先进科学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加快民族的整体质量，带动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第二，能够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使自己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新的独立个性的民族。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接受先进汉语文化教育的同时，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开来，促进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和谐交融，有利于为少数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与特点。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的培养促使其民族渐渐发展成独具内涵的新时代下的民族。
第三，在当前国家形势下能够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就业，使其在毕业工作后将所学传播到家乡的少数民族地区，化解民族偏见与矛盾，促进民族和谐，维护国家稳定。作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功不可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们，汉语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自己的学业、事业甚至民族未来。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使用汉语，对于吸收先进的科学文化，转变观念，提高整体素质，促进民族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汉语，不仅仅只是去掌握一种语言工具，同时也应通过学习汉语，融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使自己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新的独立个性的民族，实现民族的三级社会化，成为中国社会主流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成为被边缘化的对象。”[2]同时，少数民族大学生是一座连通国家与少数民族的桥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能力培养，也会间接对我国的维稳产生影响。
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语言法案”及《改善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相继颁布出台，这充分显示出语言安全在当今世界反恐形势下的重要性。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3]。为了给改革发展提供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环境，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4]。少数民族大学生学好用好汉语，毕业后回家乡进一步传播普及汉语，对边疆地区的语言安全具有长远战略意义。掌握双语甚至多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很多人毕业后返回家乡在行政机关部门工作，这些高素质的少数民族人才势必会在本民族中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敬，而他们民-汉互通的特性也势必能够协调好本民族语汉文化政权的差异与隔阂，帮助当地人民消除偏见，间接避免局部地区的不和谐现象发生，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培养途径
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情况，各高校可尝试如下途径：
第一，在课程设置方面，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可选择的课程。可以分为三级设置相关课程：学校与院系根据自身情况开设选修课，配备专业汉语教师进行教学，实施规范培养;各院系可以开设专业方向课，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兴趣爱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汉语学习的机会;开设短期培训班，集中进行培训，能够快速有效地培养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汉语能力。
第二，在软环境创造方面，依靠各种社团活动积极开展各项汉语活动。学生会在这方面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工作，如开设汉语角、组建汉语帮扶小组、汉语剧团与诗社等，组织各类创新性活动如汉语知识竞赛、汉语演讲比赛、汉语成语接力赛等，以创设出有利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汉语、巩固汉语学习成果的环境，使之能够经常性地听、说汉语，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们自觉、主动说汉语普通话的积极性。
第三，在社会实践活动领域，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带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入汉语氛围浓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见习、参观访问，使之能够在实际生活工作领域接触、练习汉语。
第四，在硬件支撑方面，建立汉语普通话练习场所与水平测试的平台。包括：建立普通话水平培训常设教研室、实验室。建立汉语普通话测试站。
第五，聘请专家学者讲学、做报告。开辟汉语普通话论坛等。
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培养在促进民族事业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等各方面具有着不可限量的现实意义，高校应结合实际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人文关怀，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立体的教育环境，全面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深造、就业以及民族事业的发展。
（本文为北方民族大学2014年研究生创新项目“少数民族大学生汉语能力培养的现实意义及其途径探究”的结题成果。）
注释：
[1]戴庆厦：《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2]杨大方：《民族地区中小学汉语教育的性质及汉语教育与民族语教育之间的关系》，民族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
[3]：《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13日。
参考文献：
[1]冯忠良.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226.
[2]戴庆厦.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3]李海英，李现乐.边疆地区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研究构想――以新疆地区为例[J].江汉学术，2014，（3）.
[4]叶扶荣.民族院校大学生挫折心理的成因及对策[J].理论观察，2005，（5）.
大家族国语范文5
一、“第二母语”叙事：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选择
由中华文明及其演化进程的性质和特点决定，汉语历来就被视为所有曾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过的族群共同缔造和拥有的“共同母语”。自古以来，我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一直有着在保留本民族的“第一母语”的同时逐步习得并使用这一“共同母语”进行本民族历史文化叙事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自然成为法定的国家语言供56个民族共同平等使用。由于“第二母语”具有更加广泛的使用空间和认知范围，也由于境内各少数民族母语文化发生历史性的演变，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更深层次和空前意义上“遭遇汉语”，这一文化命运要求少数民族作家用“第二母语”去表现“第一母语”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遗产，同时还要处理好“第一母语”文化与“第二母语”文化碰撞产生的思想火花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根据国际上第二语言获得理论中的“文化合流模式”（AcculturationTheroy）理论知道，第二语言的获得是“第一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的过程。在少数民族作家逐渐获得汉语这种“第二母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新的文化，不断缩短着自己与社会、与他族的心理距离，并最终能非常熟练地从事汉语小说创作实践。
小说，对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新的体裁，虽然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但是它要求通过一定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语言叙述出一个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的创作方法又是较新的。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运用“第二母语”进行汉语小说创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意西泽仁、阿来、色波、索朗仁称等等，羌族作家叶星光、谷运龙等，土家族作家陈川、周辉枝等，彝族作家阿凉子者、马德清、阿蕾、巴久乌嘎、贾瓦盘加等，回族作家木斧、马寿宇等。他们承担起了“双母语”书写的历史任务，以大量的汉语小说创作丰富了当代四川文坛乃至中国文坛。这是历史性的选择，小说也成为了他们选择汉语这一“第二母语”来追述族群记忆，记录生命体验，见证时代历史，塑造精神形象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经过了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等阶段，融身其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这些历史遭遇的汉语书写，自是理所当然的，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阿来的《尘埃落定》，彝族作家马德清的《厚墙裂痕》、阿凉子者的《血染的索玛花》等小说对这些历史给本民族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和哲理性的思考；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大雁落脚的地方》、阿来的《旧年的血迹》，彝族作家阿蕾的《嫂子》、巴久乌嘎的《阳坡花》，羌族作家叶星光的《神山·神树·神林》等小说，对民族精神深层的文化底蕴在遭遇一系列变革以后表现出的种种民族意识和样态……他们把自己的、民族的、时代的、国家的命运融汇在自己的小说背景中通过汉语来思考和构建自己理想的世界，所以他们的小说创作具有了多维的意义和存在空间。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成为了各自所属族群的叙事方式和民族文学新的文体，他们的创作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全国范围而言，有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分别获得“茅盾文学奖”，还有满族作家赵大年、朱春雨，回族作家张承志，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等，仫佬族作家鬼子，土家族作家孙建忠等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获得了文坛广泛认同和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当代四川的少数民族作家，如：藏族作家意西泽仁的《依姆琼琼》、《松耳石项链》、《野牛》等，藏族作家阿来的《旧年的血迹》、《尘埃落定》、《鱼》等，藏族作家索朗仁称的《沉浮》，回族作家木斧的《孤独》，回族作家马寿宇的《孤独的庵房》，土家族作家陈川的《独猴》、《梦魇》等，彝族作家巴久乌嘎的《梦幻的星辰》等小说均获得过不同级别的文学奖。他们将小说的创作类型、流派、风格和技巧等等的运用再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再现通过汉语这个载体实现了本民族文化形象的再创造。同时，他们以自己汉语创作的小说开创了本民族历史叙事的崭新叙事方式，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强化和凸显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态势；他们以创作主体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真实体验和感悟确立起了民族文学发展新的文学样态，从而让中华文学又增加了一股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生力军，他们的汉语小说作品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坛。
二、语言意识转向：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语言变革
当代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贡献着自己民族的智慧，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纵观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在小说语言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语言观念”和“语言风格”等层面上。
在语言观念层面，由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言观转向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如：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的代表作《格桑梅朵》为例，这部小说主要围绕进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整部小说采用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来塑造人物形象并展开故事情节，所以其中的小说语言处处体现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就在于把最严肃、最沉着的实际工作跟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①：汉语叙事中对当时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表述和控诉，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以及对藏、汉之间的情谊和共产党与藏族平民之间的感情进行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再现和讴歌，这些在整部小说的言辞之间体现得非常突出，而且还有很明显的二元对立（如：奴隶主与奴隶、旧与新、奴隶主与共产党……）的表述模式一直左右着小说情节结构和小说叙述语言。这大概也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影响下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共有的语言叙述模式，比如满族作家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蒙古族作家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彝族作家李乔的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等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以来，受20世纪以来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初期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等，和后期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以及在国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新写实主义”的影响，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汉语小说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小说创作的数量上、创作风格上、创作语言上等都呈现出了多样性、丰富性和现代性的特点。小说语言的使用在“第一母语”思维模式指引下实现了具有明显的现代意识的叙事技巧的转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语言不再过多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开始根据小说塑造人物和展开故事情节的需要自由地寻觅和锻造语言表述的最佳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他们用纯熟的汉语表述来十足地体现自己母族的语言思维特色，把小说中汉语的使用推向了更臻圆润和成熟的境地而不露痕迹，成功获得了对汉语的高超驾驭能力。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阳坡花》中“那时候还没有枪，距离有枪的日子不远了……”用完全的汉语表述的却是自己母语的思维方式，把彝族的述源思维与现代汉语的表述结合起来，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了自己的语义场，达到了具有彝族特点的独特的语言使用效果。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中“力图使汉语回到天真，使动词直指动作，名词直指事物，形容词直指状态。”②表面上非常标准的汉语表述方式却隐藏着藏民族自己的文化心理因素，通过干净的汉语的能指表达却能在语言的所指的意义中体现出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
语言风格方面。早期以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回族作家木斧等为代表的汉语小说创作中的汉语显得单薄、简单，在小说言辞的叙述当中，往往是汉语中不时夹杂着汉译过来的藏族或其他民族母语中的一些词语、谚语、比喻、想象的表述等等，成为了“汉语＋汉译民族语”的外显的简单拼装形式。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初，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中汉语的这种使用方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了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传统、伦理道德、风土人情、精神形态等等，这种鲜活的汉语风格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具有异族特色的审美感受和文化特色，从而大大充实了当时几乎是“汉文学”独霸的文坛，民族文学中以民族诗歌和民族小说的方式直接跻身于“汉文学”的重围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较之老一辈的少数民族作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尝试着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较晚状况，四川少数民族新一代的小说作家从小就接受了“第二母语”（汉语）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岗位，汉语成为了学习、工作、交流的主要沟通工具，因此他们对汉语词汇、语法、句法的娴熟掌握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汉语小说创作语言风格的变化。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在老一辈作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挖掘汉语深层的表述方式，就像新一代藏族作家意西泽仁所言：
“小说的确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对于我们直接用汉语来写作的民族作家来说，语言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了。我觉得这里有个内在和外在问题，如果把民间谚语、俗语、和比喻一味地朝自己的作品中放，而人物想的和干的事情又不像这个民族的人，这就有些像外国人唱京戏一样，使人觉得有些滑稽。语言的民族特色应该是内在的，在作家的叙述语言和作品人物的等等语言上，如果不用谚语和比喻之类的东西，读者也能感到这个民族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文化氛围，那么这种语言就真正有民族特色了。”③
在新一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他们不再满足于之前“汉语＋汉译民族语”的浅表的、简单的语言运用，不再停滞于对本民族文化、历史、伦理、心理、精神等的直接呈现，他们开始转向通过汉语语言的艺术性创造来展现本民族深层的民族性，在汉语与各民族语言对话的张力场中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本民族母语的叙述方式，让本民族文化特性和人文精神在汉语排列组合的方阵里很独特地显露出来。按照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在四川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近五十年历程里，他们对汉语的使用经历了从语词的横组合方式转向了联想组合，前者是显然出现（inpraesentia）的词语在场的聚集，而后者是潜伏的词语通过在场展开的、暗示的隐藏（inabsentia）的聚集④。比如：在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里显然就没有了早期藏族作家小说中为了凸显民族特色而使用的一系列的藏式语汇的横向的组合等等，反而是通过纯粹的汉语表述来从小说深入透露出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或者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拥有着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或者说，作家所使用的汉语本身就是从作家的内心世界长出来的语言的禾苗，是作家自在的精神之花的自由的绽放。是“汉语写作表达出的却是浓浓的藏族人的意绪情味，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享受。”⑤作家阿来在淡化小说发生的背景和人物的性格变化的隐性叙事中实际上让读者能联想到藏民族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汉语在他的笔下已经展露出自己母族文化不断被丰富过程中的精髓，通过纯汉语的表述实现了借助汉语而抵达更深的民族内在体现的彼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民化汉语”叙事风格的形成
回顾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过程，他们最开始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是基于通过汉语来实践小说，初期的创作中他们借用汉语来对本民族的历史遭遇与文化再现进行表层的民族化实践，因此难免显得较为粗浅和简单，这是“民化汉语”阶段。他们援引各种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和特征在汉语表述中直接的、外显的来展示自己小说的民族特色，因此这个时期的小说中不断闪烁的是各种汉译民族词汇，这些语词的出现并没有能改变当时时代共名的“阶级斗争、阶级压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在共时的时代主旋律中表现出了当时现存的思想秩序，而往往忽略了对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锻造。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再度受到重视，居于四川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自觉地发掘和展示各自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征，并将自己的母语思维改造成汉语叙事模式，让读者在纯然的汉语小说中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各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来，由此，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开始创造性地使用汉语了，这时的小说中的汉语显然不再等同于前期小说中的汉语了，而是已经被少数民族作家改造过了的汉语，它既不同于汉民族作家使用的汉语，也不同于前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使用的汉语，而更具有了民族思维特点和表述模式的汉语，更具有各自民族精神的汉语，故我们称为“第二汉语”创造。少数民族作家利用“第二汉语”进行的小说创作，他们不再着重于对外在文化表象和时代呼声的迎合、不再重集体意志与国家意志的抒写，而是转向了结合自身生命体验的对自己母族文化中的民族生存欲求、民族文化性格、民族精神信仰、民族艺术传统和民族历史生命的生命内容的审美观照，这在各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甚至中华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二汉语”在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实际上是让汉语走向多元文化意识、审美理想经过作家心灵完成内在熔炼和整合后的新的语言生成，他们将自己所特有的异文化的文化质素和精神特性全力贯注到了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汉语小说的创作和审美心理的实现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颠覆和改造，进而将汉语这种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和人文模式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锻造之后形成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所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这种由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汉语的语音、语素、语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主要的类型和特征：
第一，母语思语表述。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在其小说《阳坡花》中的“若论禽仑难与九天雄鹰共翔；若说兽仑难与大壑黑虎为伍；仑是人哪敢与神仙攀亲。”将彝族的尔比尔吉和克哲两种彝族民间说唱形式通过汉语表述出来，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在写作的高超，在思维的波峰、情感的浪谷时，我习惯于母语思维、抒发。”
第二，母语词汇、句式的汉语转写。将民族的短语、格言、谚语、俚语等转写进入小说叙事，成为了小说不可或缺和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语言多声部的狂欢。如：彝族作家巴久乌嘎小说中的“生子似舅”（《阳坡花》）、“美人总有三分鬼”（《起源葫芦》）这些都直接转译自彝语俗语。
第三，对传统汉语语法逻辑（文化逻辑、文化价值）的颠覆与超越，实现“第二汉语”叙事理想。通过自身的人生体验和感受，有意识地改变汉语使用的各种逻辑，而在汉语小说的创作中不断地突破单一民族语言及其文化界限，让自己对母族、对历史、对命运的真实感悟借助汉语这种有力的工具来实现少数民族作家在双重文化熏陶下的个性展示，这是新一代四川少数民族作家所刻意追求和努力的方向。藏族作家阿来说“佛经上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在行间。”（《经济观察报》）四川少数民族作家在历时的汉语小说创作中，不断地摆脱汉语的定势，他们在寻求自己各自民族文化血液与生命体验的结合，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的言辞中，让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对民间智者的大愚化生活和愚人大智化的预言能力的处理，由此既陌生似乎又很熟悉的人物形象的各种思想、动作和话语构成了对汉语表述逻辑传统的颠覆。在整部小说中汉语叙述、描述、讲述的各种对话与潜对话的巧妙运用摆脱了语言实指意义的束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入到了语义之外作者广博的胸襟和作者母族文化和信仰内涵的渊深精髓，因此改变了小说使其具有了语言灵活、自由、丰富多彩的文体效果。
四、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第二母语”叙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四川当代少数民族汉语小说创作的“第二母语”的叙事实践对汉语小说语言艺术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白话文运动以来，语言的变迁改变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包括小说语言的发展面貌，现代汉语影响了整个文学的表述思想和行为。“正是这个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⑥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是现当代小说作家置身其间不断摸索和革新的实践和将这些实践与自身体验相结合并加以表述与言说的过程。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共和国建设和发展进程中逐步学习、掌握和使用现代汉语进行小说创作在创作思维和表述习惯等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他们要克服语言交换思维和符合汉语表述模式的转变等等的诸多困难，但是他们的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现代汉语经历了“白话化”、“欧化”的过程，而“民族化”的过程是要靠广大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实现的。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从“民化汉语”到“第二汉语”的转变，实现了对现代汉语新表述的突破，预示着现代汉语在结合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时候能实现汉语深层“民族化”的转变从而深化汉语的文化价值和民族个性。因此，对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小说语言艺术的研究无疑会对现代汉语作为语言艺术使用的深层和内在化文化符号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范例作用。
中国“少数民族”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过程中不断开始形成并使用的名称，随着政治体制的建立，少数民族的文化体制的建设也是必须紧跟其后的。而其中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少数民族汉语文化的建设：除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汉语教学以外，还应该大力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育和成长，同时还应该把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选作地方教材加以推广和宣传。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已经大量地被编入了当地或全国性的教材中，如：苗族作家沈从文、满族作家老舍、回族作家张承志等等的作品，通过这种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促进了汉语文化建设，用汉字表述的异族异文化风采展现给了诸多的年轻读者，扩大了汉语表述的内涵和外延，增加了汉语的文化份量。特别是在四川这个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通过对本民族作家作品的讲解和阅读，在宣传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也促进了当代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泛使用和自在生长。
此外，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创作及其所取得的特殊成就，不仅丰富了对现代汉语建设，同时还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华文语言艺术更为广泛的文化价值。汉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名称，而作为语言文字符号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称为华文。运用汉语（华文）进行文学创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的最重要特征。世界华文文学由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文学、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日本和大洋洲的华文文学，美洲和欧洲的华文文学构成。这些区域内进行华文文学创作的作家在使用各自国家的官方语言的同时，都使用了和使用着汉语（华文）进行文学表述，在表述中根据各自所属国家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语言风格的不同，各自的汉语使用和建构具有了各自不同的特色。这种情况与四川少数民族作家乃至全国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有相似的地方：“第二语言”遭遇，或双母语（多语）人生与双语（多语）命运，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如何将这种“第二语言”用活、用好、用来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个性，这是他们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当然，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的创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会给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提供一定的借鉴。
广而言之，运用第二语种进行文学创作和表述的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第二语言又被学者称为“过渡语言（Corder，ransitionalcompetence）”、“近似语言（Nemser，approximativesystem）”、“中间语言（Selinker，interlanguage）”……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不断习得第二甚至多种语言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有：印度作家泰戈尔运用第二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世界声誉，波兰作家康拉德运用英语（第二语种）创作使他荣登当代最杰出的英语作家排名榜……作家可以在两种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来回穿梭获得不尽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创作出更多的更好的文学作品。在国内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天然就具有了这多种语言资源的优势，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创造性地玩转手中的“汉语魔方”，努力为表述和展示本民族的文化魅力，树立自己独立的艺术精神成为决定其艺术生命的第一要务。
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存在的现实使全世界的地球居民迫切提高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的能力来增强自己与他者交流的实力，同时也是展示自我文化魅力的良好契机。所以，我们在面对多元共生的纷繁世界的时候，只有能够适应环境运用多语种，才能充分和有力地展现自己，从而那证明自我存在的呐喊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回响！因此，对四川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小说的语言艺术的强调和研究，不仅能发现并总结出作家在运用“第二语言”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和经验，而且还能将之推广到全世界范围内的作家多语种文学创作实践现象的研究中，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注释
①（苏）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22页。
②李敬泽：《为万物重新命名》，载《中华读书报》，1998、2、25。
③引自徐其超等人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④?眼瑞士?演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51页。
⑤1997年《小说选刊》奖评选会评委发言摘登，载《小说选刊》1998（7）。
⑥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①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大家族国语范文6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从国家语言资源安全的角度出发，梳理了语言教育的相关研究。针对国内外语言教育研究现状的讨论，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语言教育的规划和实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语言教育问题值得学者思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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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教育；母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资源
1 简要介绍
语言作为识别文化归属，文化行为和文化认同的珍贵标志，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向心力。然而在多民族、多语言地区语言在使用时就天然的分为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在我国，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使用人群，早已成为各民族语言中的强势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少、使用范围窄，较汉语而言是弱势语言，国家在进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时必须要考虑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问题。作为跨民族的经济技术交际工具，选择何种语言教育对民族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民族语言民主和民族语言平等是一对矛盾，在处理复杂语言关系的过程中，语言问题集中表现在语言教育上。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我国同样面临如何发展语言教育的问题。
2 研究现状综述
2.1 语言教育概念及相关定义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对“语言教育”的定义，“语言教育”泛指任何语言的教导行为与学习行为。我们一般讨论的语言教育就是采用母语对青少年进行语言教育的问题，有关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问题本文暂时不予讨论。《现代汉语词典》对母语的解释是：“一般情况下是本民族的标准语或某一方言”。李宇明先生指出母语这一概念属于民族领域，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反映了个人或民族成员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者说是民族忠诚[3]，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认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证信息畅通，促进国家认同，是国家安全之必须，语言教育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国家安全的责任。
2.2 国外研究
国外有关语言教育的研究大多从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其中针对教育政策的制定，1988年洛恩·拉福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语言教学及语言规划》中提到语言平等是语言规范化的终极目标，然而一般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考虑语言教学的实际情况。大多数人夸大了教育部的作用，将学校系统尤其是语言教学作为贯彻语言政策的手段。洛恩举了西非新几内亚的语言政策来说明语言政策的推行不能单纯依靠学校系统，由于缺乏统一的国语教材、国语师资和标准化的语言，使得新几内亚的语言政策成为了一次“壮丽”的惨败。然而有少数自发的语言推广却获得了成功，这与社区人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洛恩指出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要考虑社会对语言的需要，学校系统是语言政策的实施阶段，要完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的准备、教师进修计划，为语言教学做好准备。[2]
托弗·斯库特纳布·坎加斯[2]强调语言作为民族特征的重要元素，少数民族应当享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并详细举出了为享有教育中语言权利而斗争的实例。为了支持少数民族的语言和语言教育权利，出现了一种语言生态学的观点。许多语言生态学家认为目前许多世界的语言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生物界或生态界的物种濒危和灭绝的过程很相似，更确切地说，比动物和植物所面临的灭绝威胁更严峻。如果人们不给予这一语言损失过程足够的重视、不及时对其加以制止的话，语言生态学家认为世界语言基因库将会与这些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化知识一起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专家会议报告显示，生活在简单文化里的居民不得不同化到复杂的文明中来，这种情况下，使用母语进行第二语言教育比直接进行长跳式的第二语言教育要更为有效，小语群地区的人们在接受母语教育后的两三年，应当学习完整的标准的国语以便于和族群以外的人进行交流，并学习新的知识技术。这份整理的报告中，介绍了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适合使用本地语，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本地语。这份报告为语言规划提供了详尽的参考，从教育语言的选择到学习目标语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指出了了语言规划过程中应考虑的因素，为联合文教科组织提出了改善语言教育行动的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语言不仅仅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还是民族认同的标志。针对语言政策与文化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语言学家从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视角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所遇到的来自于语言、文化及民族身份认同的挑战和机遇。另外，在《国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程》一书中洛恩提出语言政策真正的推动力不在于法律或规定，而在于语言文化的意识形态及民族认同。”也就是说，只有加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语言政策才能真正得到推广，而语言政策的推广也会进一步加强民族的认同感。
综合国外语言教育及政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研究的重点是尊重语言平等，保护语言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多数学者将语言教育与国家政治、民族团结联系在一起，忽略了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
2.3 国内研究
关于我国的语言教育问题的研究，多围绕以汉语为母语的第一语言教学、以汉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少数民族对汉语和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双语教学以及外语教学而进行的研究。国内有关语言政策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宏观方面——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微观方面——基于言语实践的语言教育。
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语言教育，这一部分的研究者认识到，语言教育不仅仅只是教育系统的责任，语言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语言教育的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更为复杂，从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在进行语言规划时必须要考虑将语言教育提升到一定地位，把控国家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曹迪认为国家文化利益与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密不可分，指导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语言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国家语言教育政策应是以提升国家语言文化软权力为核心；以对外维护国家语言文化主权、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促进语言文化传播，对内提升民族语言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为战略目标；我国当前的语言教育政策未能充分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原因在于政策存在目标迷失、政策价值取向偏差、政策系统内部缺乏相互协调机制所致。[6]
孙渝红主要剖析了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从国家战略角度看语言政策的制定，无论从文化价值观还是意识形态来看美国语言教育都在灌输一种“盎克鲁新教文化”和所谓的语言语言民族主义，通过对比现阶段中国与美国语言教育的特点，反思我国语言教育的不足，提出了促进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科学规划民族语言教育、拯救濒临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并从国家战略高度科学制定外语教育政策，最后加强语言教育国际化发展，打造有特色的语言文化。[5]同样提出语言教育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还有陈汝东，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语言教育发展遇到的机遇和挑战说起，指出全球化语境下的国家战略发展，应当将语言教育上升到国家竞争力的高度来看待，加强公民公共话语的培育，改善我国公共语言生态环境；同时给我国语言教育提出了建议：重新筹划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比重匹配，从教学内容、方法、建制等各方面改革；加强国家媒体话语能力的培养；最后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传播能力。[8]周殿生在《我国的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一文中将我国的语言教育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别是主体民族母语教育、非主体民族母语教育、双语教育、国民外语教育、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向外推广教育、普通话普及与少数民族标准音和正字法的推广、计算机语言信息处理这七大类；周殿生同样指出应将语言教育拔高到国家战略角度，但不同的语言教育内容应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进一步发挥其对国民素质提高和国家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部分学者强调语言教育的地位，明确指出语言教育与国家利益相关，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提出了针对我国语言教育发展的建议，但这些发展建议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们缺乏专门机构来管理地方使用语言和科学的准备教学材料。
综合上述文献，我国双语教育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存在问题，学者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关注不够，双语教育模式比较单一，外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可选择的语种较少，难以满足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针对语言教学的研究多集中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和师资培训方面，有关语文教育、教学的讨论一直持续，部分学者看到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但过分打压外语教育也是不符合我国社会需求的。目前我国多与地区采用的双语模式已基本固定，如何提高双语教育水平，切实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维护国家话语权和文化利益是语言学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我国边境地区，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语言状况复杂，需要实地考察语言环境，这方面的语言调查研究不足，使得这些地区的语言教育研究进程受到影响。
3 结语
母语教育的成功应有相应语言规划政策的支持，最后笔者就文中提到的讨论总结了以下几点：
1）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珍贵的社会资源，我们需要正视语言资源的重要性，将语言教育拔高到国家战略角度来对待。
2）民族语言教育应当向国家主体教育侧重，但要注意保留一定的多元文化教育。
3）母语教育对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来说，既是教学工具又是目的语言；对非主体民族语言教育来说，母语在学习初期要作为辅助通用语言学习的工具，同时注意不能忽视母语教育中的文化教育，教育系统要配合国家相关政策，积极反馈语言教育成果与问题。
4）实现母语教育和通用语言教育的措施有所区别，要结合实际语言环境和人民需求来安排。
5）母语权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人权观念，但我们不能要求绝对的语言民主，民主需要秩序来保证，过分的语言民主会破坏语言生态环境的秩序，导致社会和国家的混乱。
6）母语是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根基，我们要把握国家话语权，舆论引导受教育者热爱母语。深化母语教学理论，处理好母语教学与其他教学的关系。
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条件和环境下，我国的语言教育需要寻求符合本国特点的有效模式，一方面要维护好不同语言民族的语言权利，一方面要遵从国家的发展的战略。语言教育的规划和实践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直接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利益，语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权益，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语言教育问题值得学者思考研究，我国的语言教育现状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人民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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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
［2］周庆生，等.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归化进程[M].
［3］李宇明.论母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3，1:48-58+3.
［4］陈章太.论语言资源[J].语言文字应用，2008，1:9-14.
［5］孙渝红.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D].西南大学，2009.
［6］曹迪.国家文化利益视角下的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7］陈汝东.我国语言教育的国家战略意义及发展趋势[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197-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