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书范文1
亲爱的党组织：
本人XXX，男，中共党员，XXXX年XXX月出生，现为XXXX，在XXXXX-XXXXX期间，工作方式方法上有不妥之处，在此向组织做如下检查：
1.大局意识不够
在开展各项工作中，时刻以部门工作为中心，没有大局意识，没有带好队伍。在本次XXXXXXX处理这一工作中，在XXX安排完工作后，小格局的我认为是XXXX牵头，因自己身体原因未入XX，仅XXXXX，在XXXX时，也只给了一个简单的处理建议。
2.沟通能力不足
消除沟通壁垒是有效的开展工作的前提，但自己愚蠢的一直把心直口快看成了自己的优点，通过不断学习，才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另因本人情绪控制不好，任何情绪都明显的体现在面部，甚至有时存在过激行为、XXXXXXXXXX等很不好的情况。
3.管理力度不大
自XXXX年XX月起，本人能精力旺盛的开展工作。但在今年，受自身认知障碍限制，突然产生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奇怪管理思维，导致自己内心颓废，不思进取。
针对以上的缺点，提出以下改正措施，不妥之处请组织指正：
1．加强日常学习，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记着为人民服务，时刻谨记全XXX利益大于xxx利益，组织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在组织内部找准定位，及时补位。
2.加强沟通能力学习，语言犹如糖加咖啡，我必须学习这种能力，并加强日常沟通锻炼。时刻提醒自己，不在言语上分毫必争；即使争执，也不揭短；聊天时，有分寸感；不评论他人的生活。
3.管理就是把效能最大化，时刻提醒自己，上级领导的时间成本大于我的时间成本，因此要严格执行领导的各项决策决议。我的时间成本大于部门下属的时间成本，那么我必须加强自身业务知识储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尽可能做到决策不出失误，将管好队伍，带好队伍为己任，以铁腕重拳做好管理。年轻就是资本，醒来就得学习，并将 “学、思、践”结合，为XXXX进步、XXXX发展尽绵薄之力。
若未反省检查到位之处，请组织指正，我将进一步对照检查，并深刻反省。
检查书范文2
检查书 李乔
首先要对各位于百忙中费心来看这份检讨书的各位团工委前辈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由于是第一次写检讨书，对格式体例不熟悉，且对团工委的了解远不及各位前辈深刻，因此所写内容难免出现纰漏，恳请各位前辈谅解并批评指正，本人必将竭力改正，不负各位前辈的关怀与期望。
愚以为写检讨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犯错者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更好的做人做事，因此我也希望通过这份检讨书认识自己的问题，研究问题原因，并解决自身问题。
从部长处得知，上次的部长级例会中，各位部长级本着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心愿对我们宣传部的礼貌问题进行了严正指责。我对各位部长不仅能完美地做好自己部门工作，还能在百忙中细心关注新人，及时发现问题的认真负责态度感到十分钦佩，同时也对自己部门的新人一味只顾埋头做事，只懂得些写写画画的低级技能。而不能像实践、人力、公关等部门的干事那样个个文雅有礼感到羞愧与自责。
早在团工委招新宣传会上，各位书记助理、部长级的每一次鞠躬、每一次微笑。无不显示出团工委人礼貌的魅力。各位部长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宽广的胸怀面对团工委一路走来所面对的困难，而宣传部的失礼行为居然已经可怕到了逼得各位部长不得不在部长级例会上提出的地步，更让我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礼貌是照出一个人内心的镜子，是使人类共处的金钥匙。《孟子告子下》中说道：“礼者，接之以礼也;貌者，颜色和顺，有乐闲之容。礼衰，不敬也；貌衰，不悦也。由此可知，礼貌即以庄重和顺之仪容表示敬意。礼貌是表达敬意的外部方式，敬意是礼貌的核心内涵。由于不能详细了解各位前辈所指失礼的具体内容，又不如各位一样能做到明察秋毫，因此只好凭借自己粗浅的知识和卑微的认识妄加分析，宣传部内出现失礼行为的人可能有以下几类：
1.不明白加入团工委的意义，内心里对各位前辈根本毫无敬意，即使知道礼仪、规章，也表达不出礼貌。
各位前辈早我们一年甚至更多加入团工委，为学校、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对于这样功勋卓著的前辈心怀敬意是每个团工委人应有的基本素养。连这种基本素养都没有的人自然不配作为团工委的一员，个人认为，如果各位前辈认为我部门有此种无组织无纪律无信仰之人，理应建议将其请出。/fanwen.chazidian.com) 这不仅是对各位前辈的尊重，也是对“团工委“这个名号的尊重。
2.心存敬意却不懂团工委规章制度，或不习礼数，想礼貌却不懂表达。
宣传部干事全部为大一新生，一来可能还未完全摆脱中国高中式只知学习，不懂其它的状态，缺乏礼仪教育；二来刚入团工委，对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了解不够。但经过上周的集体培训，再加上部长的后期教导，相信我们一定能逐渐提高礼仪素养，正确地将内心敬意转化为礼貌。愿各位前辈能给予我们一点成长的时间。
3.对各位部长级不熟悉或忙于工作，又由于各位部长低调的为人处事风格而未能及时注意。
有人说：“艺术家都是疯子。”的确，优秀的艺术创作要求对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因为在拿着画笔，或者握着刻刀的时候，一丝一毫的分心都可能照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一件费尽心思的作品可能因为最后的一点不小心而毁于一旦。这次园游会的宣传布置工作，我们要在两天内完成，时间紧迫；在工作过程中，部分干事还被抽调到其他部门进行协作，人力有限；而且我们还由于不熟悉规章制度，影响了工作效率。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在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导致我们我们忽略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包括礼貌。然而，随着以后工作交流的加深，活动安排的规范，经验的积累，这方面的因素影响也必将不可阻挡地渐渐减弱直至消失。
除了礼貌的问题以外，我还要检讨自己在宣传工作中的失误。经过宣传部内部的自我批评于相互讨论，我对自己的工作失误也有了明确的认识。在上次“园游会”活动中由于我们没有及时主动地与相关部门沟通，缺少对学校规章制度的认识，导致了宣传布置作品未受批准而不得不撤回的情况，不仅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给其它部门带来麻烦。为此，我决定做以下改正：
1.深入学习团工委的活动流程、规章制度。
2.积极主动与其他部门沟通。
3.不随意发挥主观能动性，严格按照规章和相关部门要求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自己认识能力有限，时间紧迫，该检讨难免有失严谨、深刻、全面，还望各位前辈海涵。自己日后的改正于反思也将不限于此，以求更加全面细致的提高。同时，也恳请各位前辈在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发现我的缺点与不足时，当面指出，以便我能及时改正。
此致，
敬礼！
团工委宣传部干事李乔
检查书范文3
尊敬的领导：
你好！
我深刻的知道，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在工作中要足够的仔细和认真，对待工作一定要一丝不苟，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于我工作的失误、疏忽，为单位直接带来了的损失。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都晚了，但是我是抱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向组织检讨，希望能够得到的谅解与原谅。
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就是因为我的马虎和不够仔细造成的结果，通过这件事情，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委屈，因为我的工作失误给单位带来的经济提失，是我一个人一手造成的。其实说真心话我并没有想到自己这样的工作状态会给单位帯来经济损失。我也知道无论自己有多少借口，都换不回来给单位带来的损失。
在“一事一议”项目资金拨付过程中，未尽到应尽职责，履职不到位，把关不严，在对项目申报环节未进行认真审核的情况下，予以项目资金拨付相关文书上签字确认，工作作风懈怠，麻痹大意，未能及时发现问题，导致国有资金的流失，这件事都是因为我而起，我愿意承担相应的处罚，我也很愿意承担责任，希望领导能够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来弥补一下我的错误、我的过失。
通过这件事，让我真正的懂得了，作为一名财务人员的重要性，可能一个不起眼的数字，就会为单位带来巨大损失。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严以律已、认真工作，强化自己的责任感，请领导随时检查。尽我最大的能力为单位贡献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检查人：
检查书范文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们：
你们好！
在2020年10月30日深铁建设安质部联合大唐保险公司在施工机具安全专项检查过程中，我项目出现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及维保较差的问题，作为项目负责人，对此深感愧疚和不安，近日来本人认真反思、深刻自剖，现检讨如下：
一、问题原因剖析
我项目出现此次机械设备问题，作为工区负责人，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思想认识不深入。本人担任项目负责人以来，工作精力更多的放在了施工安全、进度、质量方面，对项目施工机具的管理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近期多次发生施工设备事故的形势下，思想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在管理和行动上抱有侥幸心理。
工作监管不到位。作为项目一把手，对施工机具的工作及相应的管理人员疏于严格管理，虽参与日常检查，但未紧盯问题整改，监管职能发挥不到位。
制度执行有偏差。项目虽然有一整套的施工机具管理制度，但在落实上不严、不细，导致问题的发生。
二、落实措施及教训
1、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全面认真抓好、落实好各项工作。对上级查出的问题，紧盯整改，按照“五定原则”落实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监督。
2、正视问题、找准症结。项目以检查出的问题为导向，于11月13日、11月21日联合监理开展了2次施工机具专项检查整改活动，全面梳理施工机具存在的问题，狠抓整改落实。
检查书范文5
关键词：苏联；斯大林；书刊检查制度
中图分类号：G239.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4-0083-05
书刊检查制度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和工具，为实现当局的文化专制服务，其禁锢人们思想、封堵人们视野、维护意识形态、强化社会管理的作用被斯大林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范围之广，手段之严厉前所未有。书刊检查制度造成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严重妨碍了俄罗斯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状况
20世纪30年代以前，苏联已逐渐形成多层级的、全面的检查制度，其对出版物和公开言论的检查可谓无孔不入。这种检查可以细分为五个层级，也是必经的五道程序：第一，自我检查，亦可称做“内部检查”，是作者根据苏联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标准在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进行的自我反省。第二，编辑检查。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第三，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出版总局）检查。该机构及其地方分局负责对报社和杂志社编辑部提交的文稿、出版社提交的书稿、广播电视台将要播放的节目等进行检查，发现有问题的即有权禁止其刊登、出版和播出。第四，处罚性检查。此项检查是由苏联秘密警察机关进行的检查，这些机关包括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上述机关凌驾于出版总局之上，要求所有的文献、公开言论、出版物、节目、电影等接受检查，并挑出出版总局检查员的疏漏之处。此时发现的问题都不是一般问题，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相关责任人有可能会遭到清洗。第五，由党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早在列宁时期，党中央就要求政治局委员们每周3～4次审理出版物的内容，同时要将检查的内容上报。斯大林执政后强化了这一层级的检查力度，大多数情况下都由他亲自把关。这也是斯大林高度集权模式的一种体现。党的最高领导人即斯大林本人决定着作家及其作品、杂志及报纸等媒体以及出版总局和秘密警察机关相关责任人的命运。从另外的角度看，前三个层级属于事前检查，后两个层级属于事后检查。
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必然要求有国家机关作为后盾。在这一时期，出版总局在强化对文化领域检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出版总局是根据1922年6月6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章程》设立的，旨在“统一各类印刷品”。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出版总局工作的总原则，禁止具有如下倾向的资料出版和传播：（1）进行反苏维埃政权宣传的；（2）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3）以虚假信息蛊惑民心的；（4）激发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情绪的；（5）具有色情、性质的。总体来说，出版总局的职能在于对公开印刷品和大众无线电广播进行检查。虽然斯大林时期当局曾对该机构的权力和职能做过多次调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主要职能包括以下方面：（1）领导苏联境内的检查机构；（2）组织对各类印刷品和无线电广播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3）监控外国文献的进口和苏联文献的出口；（4）监控外国记者从苏联向国外传递的信息；（5）准许和禁止苏联图书和杂志的出版发行，对出版社进行国家登记；（6）对各类印刷品进行国家图书目录索引登记；（7）公布在政治上有害的文献清单，没收公共图书馆和书店的违禁文献，对从事旧书买卖的书商进行监管；（8）向部分图书馆发放可以拥有特藏文献的许可证，颁布保护和使用图书馆、博物馆特藏品的强制性规章条例；（9）规定印刷企业和出版社样本和必需的（付费的和免费的）印刷份数。
出版总局检查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到1939年其工作人员达到6027人，1947年为6453人。出版总局下设部门从成立之初的7个，发展到1938年的15个，同时其地方分局数量也逐渐增多，40年代前后在一系列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成立了分支机构，例如，1937年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3年分别在阿迪格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成立了地方机关。
然而，出于权力集中的考虑，书刊检查的执行机构——出版总局也应纳入党的领导体系，接受党的监督。30年代初，出版总局面临大的改组。其实，这在1928年就已初露端倪。1928年1月2日，苏共中央组织局听取出版总局的工作汇报，对其工作表示不甚满意。1929年1月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该决议取消出版总局对新办重要杂志的审批职权，改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批准”。最终，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9月3日做出有关出版总局的决议，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对出版总局进行重组。出版总局的职权被大大削弱，一些职权还转归“特派员”、“政治编辑”。中央政治局后来的决议中还明确指出，“政治编辑”对书刊进行政治思想检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的党检查机关负责”。经过这次改组，出版总局虽然在表面上还归属教育人民委员部及后来的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管辖，但实际上它俨然已经变为一个党的机关，从出版总局局长的任命到普通检查员的具体执法结果都被置于党的监督之下。
事实证明，出版总局不负党中央所望，成绩斐然。1925年，出版总局公布了第一份《不以保护苏联政治经济利益为传播目的秘密消息清单》。该清单共16页涉及96项机密。1926年，根据上述清单内容出版总局对975部作品进行了修改，其中“政治思想类”为448部，“军事经济”类为527部；还查禁了4379期国外期刊、5 276部图书和2 674份印刷品邮件。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检查就查出12 588条不能公开的涉及经济和军事秘密的信息，还查出23 512处属“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歪曲”。私人出版物及一切涉外的图书、报刊和媒体信息等是出版总局的检点。在其严格监管之下，私人出版机构逐年减少，从1927年的95家减少到1929年的79家，再到1930年的52家。
由于二战后对境外邮件的检查集中在莫斯科邮政总局一家，致使大量的境外印刷品邮件都涌向莫斯科，“耽搁得非常厉害”。境外运人的印刷品经过检查，书刊检查官一般会采取以下措施分类处理：一部分列为拙劣作品，予以销毁；一部分允许邮入，但相应地对其做出一些修改，通常是剪去或涂掉一些地方；可能还有一部分须转入特藏。从1947年开始实行这样的操作办法：每个涉外部门的书刊检查官都配备两个戳子——刻有特别号码的三角戳和六角戳，三角戳打在准许放行的出版物上，而六角戳则打在被禁止的出版物上。
由此可见，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它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网住了所有人。书刊检查制度要求所有人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它斩断了“异端思想”从产生到传播的所有环节，保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氛围的纯净，保证了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领导。
二、书刊检查制度的影响
斯大林时期，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不断完善，给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一）对宗教的影响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传统的国家。自苏维埃政权确立之日起，就注定了以东正教为代表的各宗教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
推行无神论最到位的是斯大林，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是苏联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疯狂镇压和迫害宗教教派的高潮时期。苏联当局还将书刊检查机构设置在教会中，消灭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教会档案。为配合国家的无神论者反宗教宣传运动，经书刊检查机构批准创建了《无神论者》、《机床旁的无神论者》等报纸，其印刷数量不受限制。
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大一部分具有宗教宣传色彩的书籍和小册子都来自国外，书刊检查机构加大了对此类涉外作品的检查力度，还在出版总局下设专门的外事部负责相关事项。据20年代末该局公布的一份通报称，禁止具有以下行为的外国文献输入苏（俄）：一切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具有明显敌对性质的作品；宣传异己与敌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品；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书籍；由教会出版发行的作品，无论其内容为何都要禁止。1927年以后，出版总局平均每年没收的外国出版物在15%～2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达到40%。
二战以后，斯大林出于多种因素考虑，开始放宽对宗教的诸多限制，尝试改善与东正教教会的关系。他还同意了教会提出的需要一个建筑群作为教会印刷机构场所的要求。此时，书刊检查机构对宗教类书籍——《圣经》以及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作品的检查也有所放松，但仍旧要求此类出版物须由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统一管理。
斯大林急于用书刊检查这一行政手段来铲除群众心灵深处的的做法，反而增强了广大受宗教影响的民族对苏联党和政权的离心倾向。“更为严重的是，在反宗教运动中，他们又是以新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的思想来取代对‘上帝’和‘神’的崇拜，其结果只能加深宗教影响的思想基础，而一旦这种个人‘神化’破灭时，信仰危机就会迅速转化为新的宗教狂热。”总之，这些都为日后爆发大规模经济政治和思想危机乃至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
（二）对艺术的影响
俄罗斯的艺术成就相当卓越，堪称世界典范。然而，从3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初，苏联文艺事业进入低落、缓慢发展的时期。究其原因，毋庸置疑，对文学艺术实施相当严格的检查制度是其中之一。出版总局设立专门的部门执行相关检查，例如，社会政治文学检查部、艺术检查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大搞“大清洗”、“大整肃”运动，其目的就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共产党，巩固斯大林的权威。无处不在的政治检查成为这场运动的显著特征。
1.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斯大林直接出面再次掀起对文艺界的大批判。1946年8月9日，斯大林亲自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和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等人。苏共对上述两本杂志的发难，导致战后苏联书刊检查进一步加剧。这两本杂志主要是受到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的牵连。在斯大林点名批评之后，苏共中央针对文学、戏剧、电影一连做出三个决议：抨击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宣扬腐朽的无思想性、庸俗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妄图以此把我国青年引入歧途，并毒害他们的意识”。《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发表的作品，则被联共（布）的决议评价为充满着“对现代西方资本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和“俯首崇拜”。最后，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星》编辑部被改组，《列宁格勒》杂志被停刊。
其实早在20年代就建立了特藏文献的专门保存处。出版总局还为此对651位作者编制了专门的“作者清单”，依照该清单，所有列入其中的作者的作品都要从公共图书馆清除出来，放置于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从1948年开始，一些标有绝密字样的军事题材的文献、地图、论文等也开始列入特藏文献专门保存处。当时书刊检查机构公布，对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谢韦里亚宁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流亡作家，例如索尔仁尼琴等人的著作和文章进行检查时要给予特别关注。1947-1950年禁止印刷323种书籍和文章、禁止发表408182首诗歌；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达15 000多处。
在1928年，党中央委员会颁布文学艺术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的法令。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最高原则。按照上述决议精神，只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以及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才能顺利通过书刊检查机构的检查，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例如，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夏伯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在当时还获得了文学界的各种奖项，并被拍成电影。单调的题材和表现形式成为斯大林时期独特的文学现象。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格，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的情况，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的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的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
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严重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捕，也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2.电影
爱看戏是俄罗斯人的传统，即使到了苏联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变。由于受到书刊检查机构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戏剧题材与文学相呼应。
尤其是，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进一步对电影、戏剧等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做了明确界定。在该决议中点名严厉批评了一大批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等。因为其作品太过“知识化”，“太现代主义了”，是“对古典音乐基本原则的否定”。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还带有“颓废倾向”，明显有悖于斯大林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压迫。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于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左琴科说‘我从小就怕一只突然伸过来的手’。我呢？显然也怕向我伸过来的手。这只手似有还无，又无处不在。突然就伸出来把你给抓住。”
从1936年至1938年，苏联共拍摄了6部反法西斯题材的影片。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不想得罪第三帝国的统治者，授意中央剧目和演出检查委员会在事前检查中撤下此类影片的拍摄计划。
即使在战争期间，斯大林也照例定期审查新闻纪录片，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故事片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就很欣赏导演爱森斯坦，于是1941年日丹诺夫投其所好，向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建议拍摄一部描写沙皇伊凡四世的电影，后者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审阅后，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剧本。1944年，影片《伊凡雷帝》被搬上银幕，爱森斯坦接着又拍摄了《伊凡雷帝》续集，但这一部斯大林却很不喜欢。因此续集在当时遭到禁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1958年才得以公映。
在书刊检查机关“去伪存真”的努力工作下，这一时期能够与观众见面的影片和戏剧大多是革命斗争和建设题材的，例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带枪的人》、《波罗的海代表》和《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等。卫国战争时期一批反法西斯斗争题材的影片也顺利通过了检查，如《区委书记》、《卓娅》、《伟大的转折》等。此外，《彼得大帝》、《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等一些历史题材的影片和莎士比亚的古典戏剧以及能够鼓舞人民斗志、激发抗敌热情的文献纪录片如《莫斯科城下大败德军》、《斯大林格勒》等被保留下来。而与上述题材不符的作品，或在事前检查中被禁拍，或在事后检查中被禁演。
可见，在斯大林时期，文学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受到书刊检查制度的严重束缚，许多人都成为国家检查与整肃的对象。通过书刊检查机构对文学、电影和戏剧等创作的监管，国家进一步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
检查书范文6
社会冲突理论
西方社会学家科塞以齐美尔的冲突论为基础，深入展开对社会冲突的论述。他肯定社会冲突的积极功能，认为“冲突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因为它导致团结的重建和群体的平衡。”并进一步指出，“社会系统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情绪的制度。这些安全阀制度通过阻止其他方面可能的冲突或通过减轻其破坏性的影响而有助于维护这个系统。”显然，社会内部冲突在安全阀内能够增强社会系统的适应功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安全阀体制应在社会结构中制度化。与之相对，社会冲突积极功能的否定、安全阀体制的功能缺失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不能得到缓冲和宣泄，其毁灭性力量不断积累，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
新闻学者丁柏铨曾说，“媒介功能的调整和延伸反映了媒介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有赖于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互动。新闻传播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担负着重要而独特的功能角色：传递社会信息，党和人民的喉舌；舆论监督，公众信息的平台；教育和娱乐等。这些功能的平衡发挥可以使得大众媒介起到缓冲矛盾和冲突的作用。
出版自由学说与书报检查制度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时期，当时雅典当局颁布了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皆包括在内。
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空话。管制出版物及实行新闻检查，作为意识形态控制的产物，是对人类理性的迫害，因为出版物是理性的结晶。“杀死一个人只是杀死一个理性动物，但不准书刊出版，乃是毁灭理性本身。”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
俄国政治社会上的革命之举，是以新闻作为革命的先锋。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以报刊作为宣传手段，组织群众，进行公开、秘密的政治斗争。党的领袖列宁在多年的办报实践活动中，运用党报思想，建立了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他认为“报刊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收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他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后，就必须停止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当然在开始的特定时期，这项手段是必须实行的，以确保胜利的果实)。这项工作初期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自1923年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尤其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制度便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斯大林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理论与行动严重脱节，他并不把民主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20世纪30年代后，更是长期实行严厉的出版检查，新闻媒介无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
严密的出版检查制度导致苏联新闻事业高度集中、高度封闭，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权化。本应成为党和人民喉舌的社会主义报刊成为执政者的传声筒与发号施令的工具。首先，新闻媒介的信息功能完全受到漠视与压抑，客观存在的发生于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公布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局的政治需要，凡是对现行政策不利的消息―概秘而不宣。苏联公众事事被蒙在鼓里，既然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当然也无法“在争鸣中辨明真理”，第二，当时严密的出版检查根本就不容许“意见的自由市场”，制造一片举国升平之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和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成为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