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风俗的作文六年级范文1
观海卫镇位于浙江东海之滨，东接北仑港，北倚杭州湾。境内有国五磊山风景区、上林湖风景区、鸣鹤古镇、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等。截至目前，各景点已累计投入建设资金约5亿元，年吸引游客达150万人次，五磊山风景区成为宁波十大旅游线路之一，鸣鹤古镇、浙东抗日根据地宓大昌等成为观海卫标志性休闲旅游地。2017年，观海卫镇依托鸣鹤古镇开发建设，加快打造风情小镇，使“国药、青瓷、佛教、古建”四大文化更加深化。
二、观海卫镇乡村旅游六要素分析
观海卫镇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民风淳朴，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元素不断完善。
（一）特色旅游餐饮
观海卫镇在民俗旅游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好的特色旅游餐饮。除了鹤鸣古镇的手工年糕饺、老鼠糖球、青麻糍，还有酱蟹、三鲜头汤、雪菜大黄鱼、清炖苋菜梗、凉冻梅糕等等。
（二）民俗住宿
观海卫镇在旅游景区的基础上，主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民俗体验游和现代服务业，现全镇共有各类宾馆23家，还有宁波10大特色民俗村之一的双湖村，可以容纳近2000名游客。
（三）交通便利
全镇地势南北纵向约20千米，东西横向约17千米，329 国道和中横线东西横贯全境，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南北纵向穿镇而过，交通便利。沈海（G15）高速公路过境，境内长11千米，双向六车道，有观海卫1个出口，通往附海镇、掌起镇；329国道过境，境内长8千米，通往桥头镇、掌起镇；县乡（镇）级公路6条，总长149千米。
（四）景区概况
观海卫镇有国家3A级风景区五磊山风景区；省级风景名胜区鸣鹤―上林湖风景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鸣鹤镇；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宓大昌大屋，现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锦堂学校旧址、杜湖白洋湖越窑窑址、鸣鹤新五房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7处，文物保护点有19处。
（五）特色农产品
慈溪的杨梅闻名全国，观海卫镇目前有慈溪市圈圈杨梅观光园、五磊山藏云溪杨梅园、白洋村杨梅观光园、慈溪杜泊农庄杨梅园等4个杨梅观光采摘园。新泽村种植黄花梨2500亩，成为浙江省内有名的黄花梨产业基地村。
（六）节事概况
观海卫镇依托慈溪民俗风情推出特色节事，丰富了乡村旅游内容。如六月杨梅采摘节，主要在各个杨梅观光园进行。10月国药养生节，活动地点在鸣鹤古镇，通过举办药王殿落成仪式，组织国医馆名中医专家义诊惠民、休闲养生文艺演出等活动，倡导健康养生理念，弘扬国药文化。11月饮食养生节，活动地点也是在鸣鹤古筝，主推慈溪本地养生菜。
三、观海卫镇乡村旅游电子商务SWOT分析
（一） 优势分析
观海卫镇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古迹众多，山川秀美，湖光旖旎，海风宜人，其中五磊寺是浙?|最古老的寺院，浙江佛教的发源地，越窑遗址更是青瓷文化的发祥地，始建于明朝的古卫城以及鸣鹤古建筑群刻画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痕迹 ，适宜于发展真山真水游、自然生态游和历史文化游。镇域一些村落的建筑风貌较为古朴，富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农事节庆、特色民俗等构成良好的旅游环境。观海卫镇业产结构也比较合理，基本形成城乡建没为龙头，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以农业农村工作为基础，以都市工业为补充的产业发展模式。信息化基础良好，镇政府利用政务网、政务微博等，便民信息，利用微信平台旅游资讯。
（二）劣势分析
首先，观海卫镇和其他乡镇一样面临着电商人才不足的困境，近几年，一些大学生返乡就业，给乡村电商发展带来了新生机，但是整体乡村旅游电子商务人才的缺乏，尤其是既具有农业知识，又具有现代化电子商务科学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缺失。其次，物流体系急需健全，观海卫镇道路系统、餐饮住宿接待设施等设施较为完善，但是物流信息、数据信息获取、位置服务等还不健全，乡村物流体系需要健全和完善。再次，观海卫镇乡村旅游信息化程度不够。截至目前，依然没有一个官方的网站可以查阅与镇上相关的旅游信息，主要依托宁波市旅游局的网站和“慈溪旅游”微信公众号来对外宣传，80%左右的农村企业拥有一定的信息手段或着手向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方向努力，但网上信息依然不够开放，有价值的信息不能实现资源共享。观海卫镇部分乡村信息化程度正在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
（三） 面临机遇
2015年可谓农村电商的元年，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开始，涉及农村电商的政策文件达就有20多个。宁波市政府和慈溪市政府都很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评选了一批农村电商示范村，为其他村镇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观海卫镇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除民俗旅游接待之外，会议、休闲度假等设施初具规模。为促进旅游业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村落风貌整治指导、居民从业培训教育、旅游节事宣传与营销等配套机制。2015年以来，各大电子商务企业纷纷在中国农村布局发展，有效地连接了农村资源和城市需求信息。2016年，阿里在宁波招募农村合伙人300多名，“易购吧”签约合作单位60多家，“邮乐网”、“我是农民”等招募当地大学生，培育并留住了一批农村电商人才。除此之外，市商务委、市教育局、团市委共同举办了多期农村电商创业大赛，挖掘了一批农村青年电商带头人，培育了一批农村电商创业项目，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电商发展氛围。
家乡风俗的作文六年级范文2
关键词 江南 乡村 地区差异
一 引 言
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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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①。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 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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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 (清)王士?：《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勉应”⑦；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而且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都用“水漆架”架高，主要就为观赏。有位乡绅曾请总兵马逢知吃饭，宴席极尽豪阔：珍奇罗列，鸡鹅等件都是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以行走三四岁小儿；比较起来，明末的只能算是“土硎土簋”⑿。所以在清代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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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明)沈烛：《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④ (明)黄省曾：《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⑤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⑥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⑧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⑨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⑩ (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⑾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⑿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清)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225页。
⒀ (清)孙静安：《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三 民众生活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江南这个财赋重地对于国家的重要，便使乡村民众处在了一种十分疲劳和艰苦的生活境地，辛勤劳动已不能简单地概括他们的一切。清代政府曾一直满足于对普通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岁入很低，并维持着有利于汉人上层的财政制度①。但私租之重，曾一度导致下乡村的贫困，这是从明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弊政，已为清初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揭示。具体以吴县的周庄镇而言，“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虽然这样，农民还是贫穷，而工商也因之贫困。原因在于“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②。政府的杂税与明代相仿，仍很沉重，时人对此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的深刻描绘③。有些盛产蚕丝的富庶地区，大多是“将丝换钱索官串”，为此衣食往往不敷所需④。乾隆初期，江南地区最为富足的苏州府因户口的增加、米价的不断抬升，出现了“生计日益艰且窘”的景象⑤。嘉道以后，整个社会环境再次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说，那时有两个因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的控制力：一是这里仍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较为软弱的地区，二是受到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较为长久⑥。
1．社会生活的地区差异
“社会结构”变迁论者认为，社会的一体化与分化有着相互依赖性⑦，社会生活也是如此。江南区域虽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但内部仍有许多分异。
有学者分析指出，晚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首先是滨海地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包括松江、太仓的大部分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县；其中，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川沙、奉贤、嘉定等地棉田种植比例高达60—70％。二是太湖以南地区，基本上“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包括了湖州府属德清、归安、乌程，嘉兴府属石门、桐乡、秀水、海盐，以及杭州府属钱塘、仁和与苏州府属吴江、震泽等县，为“蚕桑区”或“桑稻并重区”。三是以种稻为主的“稻产区”，包括太湖北部的常州府属无锡、宜兴，松江府属的华亭、青浦等“西乡地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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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②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清)陈维崧：《南乡子·江南杂咏》，载周?九选注：《陈维崧选集》“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④ 所谓“官串”，是指官仓征收百姓交纳的实物后所开的收据。清初海宁人查慎行对下层百姓的养蚕生计有过较好的描画：“去年收丝利倍三，村中家家贫养蚕．蚕多桑少叶腾贵，千钱一筐卖未甘。……蚕娘一月不梳头，懒惰却输辛苦好，东家采得茧如脂，缲向檐前索索吹。西家茧头薄于纸，一样蚕桑两样丝。将丝换钱索官串，无者价昂有者贱。贫家衣食天所悭，别许居奇营巧宦。”参其著《养蚕行》，载聂世美选注：《查慎行选集》“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⑤ 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
⑥ 前揭《中国：传统与变革》，第292页。
⑦ 详参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sons lnc．，new york，1964．
⑧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江南地区内部最低洼的区域，固然十分利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而在圩上栽桑虽有出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但无形中却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①。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性大体与这些生态系统密切有关。一般而言，男子以耕种为业，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②。但也有许多人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业人员。嘉兴府地方的濮院镇，由于机织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离土人员来工作。当地有些富裕的农民甚至不再亲赴农田劳作，“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所谓“西头”即指石门、桐乡县地区，那里“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年年初“挈眷而来”，年终则“挈眷而去”。当时就将这种行为称作“种跨脚田”③。
由于栽桑养蚕、植棉纺织比经营粮食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乡村农民往往以丝绵织业为主，或作为主要副业。如在湖州府，几乎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所以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④。苏州府丝绸业的兴盛，与湖州府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是分不开的。当时人就说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原因在于江南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很长时间⑤。嘉兴府的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⑥。松江、湖州、嘉兴等地乡村的最大生活来源基本就是纺织业。如桐乡的濮院地方，百姓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也以此而兴隆；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充分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征⑦。再如，早在明代就以“收不尽魏塘纱”著称的嘉善县乡村，很少产木棉，村民副业就以纺织为主，每天清早将织成的纱或布入市集换取棉花，回家后再进行纺织，由此获得衣食之源⑧。这种情况在江南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嘉兴的新塍镇地方，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也在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就全靠纺织⑨。城镇中的棉纺织业也很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对纺织业的重视对此更起到了推进作用⑩。但是植棉却有不同，在灌溉不利的地区，以及沿海不适宜其他作物的盐碱地带，植棉是有利的；而在灌溉便利的地区，它会与水稻的种植产生冲突，种稻与植棉的收益对比，就在这些地方成了影响主要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⑾。所以，生活在浙江省其他地区的地主富室，对嘉、湖从事蚕桑经营获得大利十分艳羡，他们否认金、衢、严地土不宜蚕桑的事实，而归咎于“习俗不相尚”，从而使妇女们都“坐弃其利”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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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参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5页。
② (清)徐傅编、王镛等补辑：《光福志》卷1《风俗》，民国十八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
③ (清)沈廷瑞：《东畲杂记》，载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农桑》，民国十六年刻本。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蚕桑上》、卷31《舆地略·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⑤ (清)陶朱公：《致富奇书》，载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同治二年刊本．明代江南种桑养蚕最盛的是湖州府，陈子龙认为湖州“欲以供天下之织，安得不空杼柚乎”。参其著《裕全集》卷12《农政全书凡例》，裁《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⑥ (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2页。
⑦ 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民国十六年刻本。
⑧ 万历《嘉善县志》卷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⑨ 民国《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⑩ 如平湖的陆陇其最初到嘉定为县令时，就用小船载了纺具上任；其妻亲自纺织，给地方乡民做了很好的表率。参(清)钮?：《觚?》卷1《吴觚上》，“公归集”条，康熙临野堂刻本。
⑾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1—82页。
⑿ (清)胡炜著、童一中节录：《胡氏治家略农事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蚕织”。
另外，一些小型的冶金作坊，也有特殊的产地分布。如铜器制品，江南地区最有各的产地在嘉兴，其次当属苏州府的周庄镇①。因经济生活的需要，江南地区也有外出经商的人，但基本上是太湖洞庭山地区人，他们经商几乎遍及全国，其财富曾一度与徽商相埒②。而外来的各类商贩，在江南乡镇中十分活跃，并存在一定的地区性。仅以嘉定县区内而言，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纪王镇、封家滨为主；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有些不同，他们往往是“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③。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讲，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大多较为疏远。即使较为富庶的无锡地方，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入完成的④。沿海的太仓州茜泾镇地方，告飞之风盛行，有滋事之徒，常欺诈良懦，“其怕见官，往往出钱私和”⑤。有些偏僻地方，甚至有至老死未见官府者⑥。这种情况的改变，至少在清初已经产生。下层民户稍微富足一些，“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更一二事”，于是“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尚且如此，城市的情况自然可知⑦。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如在较为偏僻的陈墓镇，原先也是“别流品、重门第”、“市井虽富而吐弃不顾”，但在清初，富厚人家“莫不结纳当路，攀附荐绅”；而且一般人喜欢与其交往，竟或结以婚姻的关系⑧。
从上面这些描述，大致可以概见江南乡村下层民众在传统时代的生活景象及其一般差异与时代变迁。
2．地理环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以普通百姓而言，尽管江南这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低洼水乡有着许多共性，但因区域内部还有许多地理条件上的诸种差异，水土条件，土地的贫瘠状况，水陆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经济作业和集市贸易，使他们的生活多有不同。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的统计，沿太湖地区散布着334个河港?句潞?9座滨湖小山；湖中尚有马迹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等大小85座山。这些地方“地小而瘠，故物产甚寡，产亦地珍异”⑨。在著名的东山镇地区，基本上以生产橘柚为主，“贫家亦无不种”；种桑养蚕的也较多，“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因此当地的三四月也号称“蚕月”。由于是山区，可耕地较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干，甚者至万钱”。也正因为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这是江南地区离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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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④ (清)黄?屑?骸段?鹗缎÷肌肪?《备参上·风俗变迁》，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明)王?：《添设孝丰县疏》，载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沿革》，光绪三年刊本。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⑧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⑨ (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2《沿湖水口·滨湖山》、卷5《湖中山》、卷6《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商的典型地区。但从“恋土”的角度讲，当地还是不轻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①。下面再来看看沿太湖各府县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差异。
苏州府。由于苏州府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在此略为详述之。苏州府地区除了府城附郭县地区外，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范围广达十余里或四五里者，以数百计；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驰”，所以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②。周庄镇等地，游手好闲之流，市镇往往多于村落。妇女们常以木棉作纺织，也作刺绣，蚕桑之事并不是十分擅长。近地之人在镇者多业商贾，习卫技为主；在乡者以务农为本③。陈墓镇地方务农的很少，妇女纺织棉布以资生计却很普遍，所以她们的生活最为辛苦，因为除纺织外“凡耘耨、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男子主要的生业是做佣工，有一半的人就是依靠窑业为糊口之计④。黄埭镇虽然“地皆平夷，田亩多种稻”，但“西南各乡大半业渔”，显然因当地河池较多之故。另外，南乡妇女织席者居多，以破布糊成的“硬*[礻+?]”也是南乡妇女多为之⑤。常熟、昭文等地，农民居住在西乡的，因地势高仰，土质强硬，“耕治尤勤苦”；而在东乡，则是“地舄卤、土轻爨、农差逸”；水乡地方，农暇时可“操舟捕鱼”；附郭地方的农民，还经营城郊农业，以就近提供城市生活所需；傍山的农民，还需“伐石担樵”。他们都不是专靠田地农作为生。日常生活用度都无大碍，乡村的茶铺、酒肆不但可供他们休闲，而且数量也在增多。即使很懒惰的人，也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其实，这也是风俗奢靡的一种表现⑥。常熟县的唐市地方，在承办县政府下达的修浚作业任务时，也要析分高乡与低乡的差异。如“在高乡则疏浚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明代当地人陆枝指出，他的田坐落潭塘，属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他还向县政府提出，在全县范围内的高区应重视开河工作，以防旱灾，而低区则重筑岸，以防水患⑦。在近海之地，如太仓州北、靠近常熟县的璜泾，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居民却已达二干户，多边海而室，因此民风有二：“自镇而南至于城”，其田中中，宜种木棉，宜畜养羊与鸡鱼，也宜种竹，民风“柔弱而知耻”；自镇而东，距于海洼者宜种稻，百姓“??范?臣薄薄5钡鼗褂幸桓鲈烂恚?迕衩克曜匀?滤分了脑轮校?⑿小敖?阈拧被疃??嗵Т迳裢???唷?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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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承庆纂：《乡志类稿·风俗·习尚》，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有关产橘情况清乾隆时已不兴盛，但种植花果，如桃、枣、栗之类则仍很普遍；而外出经商，仍以东、西两山人为多。详参(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s《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 光绪《苏州府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③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④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奉
⑤ 朱福熙修、程锦熙纂：《黄埭志》卷2《风俗》、《物产》，民国十一年苏州振新书社石印本。
⑥ 详参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⑦ (明)陆枝：《复邑令书》，载(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集文”，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⑧ (清)赵曜纂：《璜泾志略·流习》条，稿本。“自镇而南至于城”原文作“自城而北至于邑”，稿本中已改；这里本属常熟境，清属太仓州，故原文有此记录。
松江府。靠海之县较多。如金山县，百姓“擅陆海之利”；风俗方面，“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在上海县，“人仰耕织而食并海”，到清代嘉庆时期，已是“海人杂处”，“居游服馔，颇近于奢”。南汇县地方，田多高昂，民服耕力穑，四民各专其业。川沙县也是如此，地方濒海，风俗稍悍，与上海、南汇不甚相远。奉贤县百姓“敦本重学”．其西“文而不浮”，其东“悫而不鲁”。近太湖的青浦县，因地局水乡，除耕渔外，生计较少，与其他县有所不同①。在松江府城乡地方，有人还以“传递柬帖”为生计，以此致富者多，时称“农民”，常扬扬自得；但这种生计被鄙为“最贱”②。
常州府。整个府，从北面的靖江、江阴到南面的宜兴，从东面的无锡到西部的武进，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土壤高下不一”，农业生产上“各随地利以顺天时”，种稻一般适于高田，但夏至后在圩田种植较为适宜；极高之田，不便戽水，多种菽粟，木棉，或者荞麦；极低易被雨水淹没的田地，往往秋前莳种③。具体以无锡县地区为例，田地还细分成“平田”、“高田”、“低田”，以“平田”为最佳；对农作来说，高田要依靠陂塘的灌溉保障，而低田则迫需堤岸的浚筑以防大水④。
湖州府。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常州府，低丘山地与小平原相间．乡村农家一般都习于耕作，但七八岁的男子也“从师读书”，有空就“斫草饲羊，或随父兄作轻便工，未有以荒嬉者”。近镇的村落地方，农民多以织绢为业，男子也从事本由妇女为主的“绞线”等工作，并经常到市集上买丝和卖绢，由此“田功半荒”，却能“衣帛食鲜”，常能有醉饱于市肆的“佚乐”，这是“常农”不能比的生活⑤。孝丰县处于府境极西的山地，“负险为固”，民间“凡有科调，缓则玩，急则变”，东西两地又有差异，所谓“东地沃而侈，西地瘠而险”⑥。北面的长兴县，风土习尚与府城接，但地介湖山之间，共分十二区，上六区山乡，下六区濒湖，濒湖者种晚稻居多，山乡则多种黄?⑦。府境南部的德清县，“地瘠土薄，耕种鲜获”。但至少在康熙初期，这些“穷乡僻壤”已是“无地不桑”，养蚕织茧，民间输课完租外聊给衣食，因此如果蚕事不利，难免“折栖变产，抵偿所负”⑧。邻近的仁和县唐??虻厍??囟嗵锷伲?榈匾松＃?鏊恐?啵??屎拖刂?祝欢?列杂忠斯??⒉?凌恕⒚坶佟⑻摇⒚贰⒏收岬龋辉谟兴?胤剑?蚨嘀擦馀孩帷?o:p>
嘉兴府。嘉兴县地区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嘉善县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四周风习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袖，士夫好夸诈；南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平湖县僻处府境东南部，“工作无他技巧，??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秀二府之间，“上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⑩。从整个江南地区来看，山地并不多，平原陆地也不多，而以河湖等水体居多。因此，以河湖为基本生存环境条件的乡村，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多据水源条件的优劣展开。如在吴江分湖地区，傍湖之民以农为业，其在湖之东境者耕种尤勤⑾。傍海之民就靠捕渔为生，春夏间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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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5《疆域志五·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② (清)董含：《三冈续识略》卷下，“煞神”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③ 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黄?屑?骸段?鹗缎÷肌肪?《备参上·地亩等则》，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
⑥ 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兴修、光绪三年修竣、光绪二十九年补刊本。
⑦ 嘉庆《长兴县志》卷15《物产》，嘉庆十年刊本。
⑧ 康熙《德清县志》卷4《食货考·农桑》，康熙十二年抄本。
⑨ (清)王同撰：《唐?侵尽肪?8《纪物产》，光绪十五年著者手稿本。
⑩ 光绪《嘉兴府志》卷34《风俗》，光绪五年刊本。
⑾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潮上，张网较为适宜；当时到城乡间贩卖的渔船就被称作“鲜船”①。对农作灌溉影响较大的是地势上的高低。例如，在松江府地方，“高乡”与“低乡”的水土条件往往随气候或环境的变化，收成因此不同，农民的生活也多受其影响，甚至出现了乡村民众于农历元旦盼望天气阴晦的情况。流行的“年朝黑漉秃，高低乡尽熟”的农谚就反映了这一点②。在乌青镇地方也是如此，如在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暴雨期间，当地河水陡长五六尺，苗禾全部烂尽，村民竞相到“高乡”买秧苗，出现了“村舟相接者数日”的情况③。而在沿海地带，潮田(仰潮水灌溉之田)很早成了低洼区人们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明清时代的乡村民众一般都能够利用潮汐的有利条件来促进农田水利事业④。
在东部今天松江的天马山地区，“西北诸乡”多种木棉，很少养蚕。低乡地区遇大水，村民习惯用竹子制成“稻蔹”，“浮驾水面，用以承稻”；南乡地区稻田高而平，“斫稻晒谷功易成”；北乡地区是所谓的“稻田水漉漉”，人们苦无干地⑤。嘉兴府地区的嘉兴县，地势高亢而怕旱；秀水县土地卑下而惧水潦；嘉善县地势是南高北低，存在着“旱则南乡困、潦则北乡悲”的情况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启年间，松江华亭人陈继儒写信给嘉善县令康元穗，建议他大修低乡圩岸，以防御水灾⑦。湖州府地区交错于圩田间的小溪流，是低丘山地农田的重要依靠，需要不断浚治。这些不仅是重要的排水渠道，也是灌溉的重要用水源．也有学者指出，当地除一部分高乡外，塘、浦、港、?尽?旱仍谒??δ苌系谋U霞捌溆行Ч芾矶技??匾?唷?o:p>
就植棉而言，太湖东南部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都是广植棉花，是著名的棉产地⑨。上海县也产棉花，“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⑩。以故棉纺织业不但盛于村落农家，城镇中也很普遍⑾。所以当时嘉定“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情况，也表明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⑿。松江府是江南植棉纺织的重要生产地区，但乡村地区并非都宜植棉，棉适于高地生产。在今天的川沙县高桥镇以北地方，当时属“江东”八都地区，东西北三面距海浦，浮沙瘠薄，地不宜棉，也不宜种稻；但是久灌之后，棉又若蔓草，所以三年种棉，必须有一年种稻，当地有所谓“七分棉花三分稻”之谚⒀。因此整个松江府境内的植棉纺织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而言，东乡种木棉者居十之三，俗称“花地”；西乡土性不宜棉而女红擅针黼，故以布为恒业⒁。而田间施粪灌溉还存在着清淡与浓厚的地区之分异，并非所有浓厚的粪肥都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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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洙纂：《南汇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4页。
③ (清)董世宁纂：《乌青镇志》卷1《祥异》，民国七年铅印本。
④ 黄锡之编著：《吴地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⑤ (清)周厚地纂：《干山志》卷3《土产》，《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⑥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⑦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桢刻本。
⑧ (日)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1974年，第250页。
⑨ 这些地方土地瘠卤，不宜种稻．如在嘉定县，植稻面积甚少，种棉花的占了全境的十分之七；米粮若有不足，就取资他县．参(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9-321页。
⑩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⑾ 万历《上海县志》卷1《岁序》，万历间刻本。
⑿ (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周氏族谱传》，康熙间著者手定原稿本。
⒀ (清)佚名：《江东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⒁ (清)周风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风俗》，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地发挥地力，当视不同地区而异。如松江府城地区就宜施淡肥，其效力远比上海地区的浓肥为佳①。
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往往“稔不胜淹”，但百姓“于田不甚尽力”，因为其利益所在还是“畜鱼”②。所以，低洼而水源丰富的地区，渔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特色。如地处湖泊群中的周庄镇地方。以渔为业者就很多。由于渔业所用的器具多为竹制，就近供应渔业需求的竹器制造成了一时之需．周庄镇北栅的竹器制作在江南颇为有名，清初有朱天祥三兄弟所造竹器时称“独步”江南，故同里、角直、陈墓、金泽等镇的商贩，都争相来购。当然，一般农作对竹器的需求也是很大的③。由此，手工特产也随之出现了地区性。就纺具来说，有车、锭子等。锭子用铁制成，纺车则用以绳、竹、木造就。这些地区以金泽镇地方所产为精良，当时东到松郡西达吴江，南自嘉兴北从昆山、常熟，人们都来购买④。与此相类的，是邻近的朱泾镇地区所产的“铁锭”，也最精良，当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称道之⑤。
另外，农田少的地方，佃民就多，因为较好的田地都被居于城市的富户们所占有。如角直镇地方就较为典型。而这些田地也因所处地区的不同，差异较大。如近镇的田亩，在元和县之东、昆新两县之西的，不属高肥之区，但也不很洼瘠；而滨临吴淞江的田亩，“大水之年多有淹没”．同样是以纺织为生计的地方，其具体情形也有分化。角直镇四栅居民，除为工、商、佃农外，基本以织?为业，西、南二隅地区，“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则多业蒲屦，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蒲篓；女红则以绩?为多⑥。陈墓镇的情况与此略同，务农者较少，男于多作“佣工”或借“窑业”谋生，妇女多纺棉织布⑦。
上面描述的这些琐碎情况，都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加之乡村传统影响的介入，使这些差异历时久远。
3．东西差距与不轻离乡 至于江南区域内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差异，也是多方面的。这种差异，一是表现在整个江南地区的东、西部差异，二是体现在一个府、一个县或一个乡镇地区的东西南北生活差异。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东西差距是很明显的．以灌溉而论，大旱期间，苏松的低区尚可戽水灌田，西部的常镇诸郡，率皆无禾，于是饥民多前来求赈⑧。具体的事例，前文皆有许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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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2，“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坌”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②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运田地法”，第132。
③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④ (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土产》，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⑤ (清)朱栋纂：《朱泾志》卷1《物产》，民国五年铅印本。
⑥ (清)彭方周纂：《吴郡甫里志》卷5《风俗》，乾隆三十年刻本。
⑦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⑧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从奢侈风俗盛行之情况来看，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所用也有差异，西部地区就不能与东部相提并论。西部较为偏僻的湖州府安吉等地，普通民家的居室虽已都是“瓦屋砖墙，茅房甚少”；富户则“多架高堂，颇事壮丽”，所居楼房较多。三间五间不等①。但在东部的松江府，这方面的生活很早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万历时人范濂就曾指出在他年轻时细木家俱如书桌、禅椅之类“曾不一见”，民间所用只是银杳金漆方桌，但当有人从苏州购来几件细木家俱后，很快导致了松江日用家俱的变革，从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富庶之家又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家俱制品，凡是床、厨、几、桌之类，都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做成，“极其贵巧，功费万钱”②。居室的奢华还体现在门庭的营造上。清代上海人叶梦珠指出了居室大门样式的流变’认为“皆哈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且流于医卜胥吏之家”，都趋于奢华③。当然，每个府或县的内部，富室与普通民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松江地方，富豪之家虽都是朱碧辉煌，而倾椽颓墙的贫困人家也为数不少④，但这不是普遍现象。
即使在很小的乡镇范围内，差别依然存在。以浏河镇之北、濒海的茜泾镇地方而言，因土地瘠薄，“金木上石之工绝少”，清代前期因当地河道久淤，远商裹足，所以“一阅之市，惟乡民而已”；而乡民之风气也各有不同：从西、南、北三门进城的以本分人居多，店市都乐与交易，而从东门进城的，多强赊强卖，动辄打架，被目为“海蛮”或“海贼”，东乡民众多系贩盐贩米之徒，入市必集酒肆，而且醉必寻殴⑤。
在清代的元和县唯亭镇地方，近镇田亩处于府郡城之东南塘北的，高于塘南，都属洼下之区，一遭水灾即至淹没；地滨阳城湖、金沙湖之水区．则更易淹没。这是唯亭镇周边的地理环境。镇之四隅，百姓除从事工商佃农，各习手艺。这个手艺在镇中也存在分布差异：东南隅，业毛毡；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沙，间有业毛毡、编席、切纸者⑥。再以太仓州近海的双凤地区农民生活为例，西北专植?稻，东南杂种木棉。就棉业生产来说，“东尚棉布，西尚夏布”，也存在着差异⑦。田赋方面，更需根据土地状况进行区划，以定出不同的等则。例如，在华亭县仙山乡七保四区的“寒圩”地方，包含了三十图(寒字圩)、三十一图(天字圩、月字圩)二图。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地方政府在履亩清丈时，将这里的田土还要细分成上中下三乡，这个寒圩就列在下乡⑧。又如在七宝镇地方，属“东南旱乡”，居民自耕织外生计较少，东南田土瘠薄，被列入“荒区”，又为旱地，“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而种棉花者十居六七⑨。因此，无论是自然条件的局限，还是地方传统的影响，地区生产和生活往往各有不同，且有独立的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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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店印行本。
③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④ (清)施鸿：《徵景堂宦游小集》卷4《门面》，清康熙刻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元和沈三益堂铅印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风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杨学渊纂：《寒圩小志·田赋》，嘉庆间修、咸丰元年后增修，抄本。
⑨ (清)顾传金纂：《七宝镇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尽管江南地区水域分布广泛，地狭民稠。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土地的开发利用已达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农村剩余人口多有流入城镇从事短期的佣工等工作。但是远赴他乡谋生或经商远行的，除了前文言及的洞庭东山、西山的两地商人外，极为稀少。在城市和乡镇地区，一般从事乡村集市贸易经营的也多非本地人①，“经年远商”的情况颇为罕见②。
对农业的重视，是江南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所共有的普遍性。即使在晚近时期较为近代化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村里极少有不干农活的人家，而且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③。这是江南地区不轻远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要因，是当地谋生之途是多样化的，因此即遇荒岁，仍能固守家园。下面以江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地区择例言之。
嘉兴府新塍镇地方，在端午节前后有“青苗会”专门督促农耕和负责相关礼祀活动，所以当地百姓“耔耘粪溉各以时日，毋敢离畔”④。因此后来就有所谓“富民不出境，士夫多才能，市业生理媲于他镇”的美称。⑤太仓州璜泾镇等地，一般民众都重视农业，“蔑游手游食之习”。更重要的是“安土不好远游，无故未尝适百里”，纵使游商在外也不会超过一年，“有过期不归者，人以为异”⑥。双凤乡地区虽以贾为业，“鱼米西来，木棉东集”，但“经商远出者不闻”，当地人“故土为安，不忘根本”。⑦许多地方的乡农“以田为命”，尺寸动必相争⑧。如嘉定县诸镇，多在吴淞江北，在吴淞江南的仅高桥、纪王二镇，纪王镇地界松江府上海、青浦二县，乡村百姓以田土为性命，故牢守寸田尺土，动必相争，地方的狱讼大半由此生产⑨。
苏州府常熟县唐市镇等地，山水田地相间，除农忙时节外，男子“捕鱼灌园”，女子“擗绩纺织”，将“谋生之方”，全部寄托在田亩上，“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⑩。虽然在某些地方，如震泽的“薛埠以西因渎西村，多出外经商。……速则一二年，迟则七八年，始一返里．离父母，弃妻子，习为固然，毫不介意”，而且因获利颇丰，出现了父兄暂归即令子弟继出的情况⑾，但是较个别的，其他地区仍为罕见。总的来说，震泽县地方民众都是“重去其乡，离家百里，面有难色”，非公差仕官不远游，以故商贾少而农业多⑿。终年力田的乡村百姓都不喜远出谋生，所以“工不越乡，商不越府治各县”的情况在江南很多地区都能看到⒀。在苏州府城至昆山之间交通要路上的信义乡，还滨临水运干道至和塘，本来应该是商业活动活跃的地区，但“营业者多坐贾，少行商；食力者，多耕稼，少工艺”⒁。即使是贩卖稻谷的小商人，往来经营也“不越千里之内”⒂。城乡地区的繁荣，除了民众重视田地劳作外，还有更多的副业可以营生，故常常是“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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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② (清)曹焯纂、陆松龄增订：《沙头里志》卷2《风俗》，顺治十七年纂、乾隆五年增补，清抄本。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页。
④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1《农桑》，民国十二年乎湖绮春阁铅印本。
⑤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⑥ (清)施若霖纂：《璜泾志稿》卷1《风俗志·流习》，民国二十九年活字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凤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王永安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村志》卷2《风俗》，康熙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⑨ (清)秦立纂：《淞南志》卷2《风俗》，嘉庆十年秦鉴刻本。该志为今天上海市纪王、诸翟两镇之合志。
⑩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⑾ 民国《儒林六都志》卷上《疆域·风俗》。
⑿ 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一·生业》，乾隆十一年修、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⒀ (清)封作梅补辑：《张泽志》卷2《杂类志·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⒁ (清)赵诒翼纂：《信义志稿》卷20《志事·风俗》，宣统三年修，抄本。
⒂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轻去乡井”，就在于“谋生之方不出一途”。即使地方上有经商者，都是“少离乡远”，所以地方上的商贾性事务常被外来转贩者所占据①。另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往往使“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观念根深蒂固，如在周庄镇地区，人人“颇以作家为务”，间有不事生产的，就群起而攻之②。
四 结 语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区域内地理环境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现代对于江南的田野调查，也表明这个水乡一体化下的地区，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在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即使在范围极小的区域内，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今天同里镇北面的九里湖围垦区南半部与北半部的土质完全不同，南半部非常贫瘠，而邻近吴淞江的北半部很肥沃③。这种事实必然导致南、北两地从乡村农业生产到民众文化生活的极大差距。
传统的大宗生产早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多样化。其中，水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低丘山地到湖泊群布地区，民众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构成，都大受水的影响。一个显例，是江南水乡的特征体现在地名中十分显著，以浜、泾、桥、浦、塘等水体为名在地名中占了绝大多数。通过地名的考察，也可以透视江南水环境的普遍特征和地区差异，即水文化在地名命名中的广泛意义，也可从一个侧面探索人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的发展和变化，并照观水在江南地区的人生中的重大影响④。因此，特定地理环境对于区域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风习，甚至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使微小至一个村落，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⑤。
本文对于江南地区乡村民众生活和生产的差异与地理环境所作的初步分析，一方面对于传统所认为的平原水乡生活的共同无差别性进行再检讨，另一方面，也对于以往研究中对生产区、风俗区等乡村生态文化区划的界定提出不同的意见，即在根据一些表面上具有共同性的地区界定为同一区划的同时，更应注意这种区划的可靠性及其相关地域内部存在的实质性差异，重视地理环境的因素和乡村传统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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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②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194页。
家乡风俗的作文六年级范文3
[关键词]清代；江苏督抚；教化；治政
江苏自康熙六年(1667)与安徽分省后，成为清代一个独立行省，由江苏巡抚管理全省行政事务，其衙门设在苏州。但在江苏江宁(今南京)，另驻有两江总督，统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事和行政，是两江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两江总督驻地江苏，相较于距离较远的安徽、江西两省，对江苏各项军政事务的管辖较多；换言之，江苏政务实质上是由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共同管理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为封疆大吏，职责基本相同，地位平等，因此，本文将二者合称为江苏督抚。
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江苏督抚，其权力涉及地方政务的各个方面，概而言之，包括如下数端：奏折咨请之权，监督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行政事务处理之权，节制绿营军队之权，对外交涉权，转移风俗、教育向化之权，以及一定程度的制定地方政策之权。清王朝正是通过地方督抚，集地方事权于中央，极大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其中，江苏督抚对地方有转移风俗、教育向化之权，也就是对江苏地方负有教化的责任，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教”，《说文解字》曰：“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施教、教育的意思。但也有学者认为，古代诸侯王公的文告一类的文体也称“教”，“教，效也。”上级的命令传达以后，百姓要照办，是为教化。显然，这应该是教育的引申义了。“化”字的甲骨文，左边是一个面朝左侧立的人，右边是一个头朝下脚朝上的倒人，可见这是个会意字，表示颠倒、变化了。所以，“化”字的本义为“变化”。引申开来，就有了“教化”之义，所以《说文解字》释曰：“化，教行也。”所谓“教行”，也就是“教化”。教化，是通过施教，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变化。应用在政治上，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一种统治术，统治者通过推行政教伦理措施，使百姓效仿之，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以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有序社会，此即所谓“教隆于上，化成于下”。这也是《辞源》上所说的“政教风化”的意思。一般说来，地方大吏是教化的切实执行者，他们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本内容，实施对广大民众的教育。清代也不例外。
江苏是全国财赋首重之区，又是儒家文化最为兴盛之地，文风郁郁，尤其科甲之盛，他省无能与比。因而，《清朝续文献通考》称江苏“户口殷繁，物产饶足，财赋甲于全国，而人文蔚起，俗尚亦以侈靡焉”。如何在这经济发达、文化兴盛、风俗奢靡之地实施对士民的教化，既是江苏督抚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应当说，大部分江苏督抚都重视教化，不但采取了各种教化措施，也能做到身体力行，从而使有清一代江苏地区一如朝廷之所期待，士民能够遵循封建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稳定，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一、重视教化，以身作则
儒家历来倡导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治政策略，即道德教化在先、刑罚惩治在后，然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清代也不例外。康熙帝谕群臣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教化是康熙帝欲实现其“至治之世”的重要法宝。大学士张英也认为：“治世之本，教化为尚”，“有教化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国有与立。”把教化提升到人才兴与国家立，即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务”的高度。
江苏督抚认真贯彻了皇帝重视教化的政策，并且能以身作则。他们懂得“民不从其令而从其好”的道理，即“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励操，肃以御下，民自观而化之”，督抚清正廉明，才能表率官民，成为官民效仿的楷模。康熙中期，两江总督于成龙开启了江苏督抚为官清廉勤政的风尚。上任伊始，他就郑重声明：“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果然，终两江之任，于成龙苞苴尽绝，廉洁自奉，“坚守夙操，无间初终。”而他本人“苦节自厉”，几十年如一日，“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其倡导清廉、俭朴之风尚，在江南士民中引起很大震动，“居数月，政化大行。”卒后被康熙帝称赞为：“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正己率属，起到了“草上之风必偃”的效果。
在于成龙的倡率下，江苏督抚大多能做到清廉公正，这在清代官风不正、贪污案迭出的官场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江苏巡抚汤斌是又一杰出代表。在他就任前陛辞时，康熙帝谆谆告诫他：“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抵任以后，汤斌牢记皇帝的教诲，重视教化，努力移风易俗。他在治政中，坚持“以诗书礼乐为教，孜孜以人才、风化为先”。围绕着这一中心，他了很多告谕，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严禁旧俗陋习，倡导新的社会风尚。可以看出，汤斌“欲用禁倡破立之法，实行教化，端正人心，树立以儒家学派为正统意识的社会新风尚”。就如他所说：“圣贤语治不过教，以田里树畜，申以孝弟礼让，遂至比屋可封，刑罚可措者。”这是他提出的“教养二字，王道之本”的最好诠释。君臣对教化的重视，如出一辙。当然，汤斌的楷模作用也不可小觑，他告谕官民：自己上任伊始，即“誓之关帝神前，断绝交游，不畏强御，受贿狗情，神明殛之”。申明了严禁馈遗、整肃吏治从自己做起的决心。而他本人生活简朴，清廉自持，日日以野菜和豆羹为食，民间称之为“豆腐汤”，“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在汤斌重视教化和表率之下，“政化大行，民皆悦服”，当内迁为礼部尚书时，吴民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罢市三日。汤斌治苏尽管只有短短两年，但成效显著，这与他力行教化无疑是紧密相关的。
清代江苏督抚有作为者，代不乏人，张伯行、尹继善、徐士林、陈宏谋、林则徐等，都懂得治政“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因此，他们在江苏任上，都能依据吴地吏治民风的实际情形，“以教化为己任”，严惩贪墨，褒扬忠节，兴建书院，讲解乡约，禁止陋俗，提倡节俭，转移风俗，并能以自身清廉奉公作表率，以至风俗丕变，教化大行。
二、倡举乡约，旌善惩恶
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淳朴风俗、弭盗安里为宗旨自发订立的公共契约，滥觞于北宋吕大均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乡约条规遵奉儒家伦理道德，劝善纠恶，由民众共同遵守，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明初朱元璋颁布《圣训六谕》作为教化万民的大纲，地方官以此为指导，参照《吕氏乡约》，制定各地的乡约，并择民宣讲。乡约遂成为社会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清代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教化形式，更已衍变为官方的行为。清廷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这是用行政命令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乡约制度。
乡约制度被清代统治者视为对全国百姓实施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方法是通过地方讲约来贯彻实施。讲约设有约处所，由约正、约副在“乡约所任事”，每月朔(初一)望(十五)，齐集百姓，宣讲上谕。上谕是由皇帝亲自制定并颁布的，主要有顺治九年(1652)的“钦颁六谕”、康熙九年(1670)的“上谕十六条”，以及雍正二年(1724)颁布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颁布之后，便成为各州县讲约的规定范本，直至清末。这些上谕，皆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劝说百姓安分守法，各务本业，以使“孝愈求孝，忠愈求忠，风俗、人心日益醇厚”。一般而言，乡约主要由地方州县官劝率举行，每月朔望他们还要亲自登台讲解上谕，这一条还被纳入官员的考成。康熙时“举州县卓异，俱开本官每月朔望，讲宣《上谕十六条》”；乾隆初督抚荐举属吏，首先也要看宣讲《圣谕广训》的情况。
州县官能否力行乡约，关系到地方风俗的淳朴与否、治安的好坏，这全赖督抚的倡举和督率。所以，江苏巡抚汤斌一上任，就“举行乡约以善风俗告谕”，要求州县官吏举行乡约，“定期每月朔望，会集士民于公所，其乡镇等处各择一空阔祠宇，选年高有德为乡人所重者，敬谨讲说，务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动。”两江总督于成龙上任后，也“弭盗安民条约”，其中即有“讲乡约”一条，要求州县官吏“务于每月朔望，躬诣明伦堂，督率教官，齐集诸生及父老子弟人等，将上谕一十六条内，教孝劝忠、和邻睦族、勤学务本、守法奉公等事宜，逐条详绎宣扬，婉转劝导，切实奉行”。安徽省太平府繁昌县知县梁延年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对康熙的“上谕十六条”逐条进行简单释义，并附以历代的史实作例解，配上图画，辑为《圣谕像解》一书，竭力宣讲，使合邑妇孺皆知。两江总督遂将其事迹奏报皇帝，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因而，州县官吏如对乡约“劝率有方，风淳俗美，阖境全无邪僻匪类者”，该管督抚察实后，即可得到举荐；反之，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督抚则可以据实参处。直至清末，清廷仍要求“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
“讲读上谕之后，兼行纠劝之法。”也就是说，乡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旌善惩恶，这也是统治者讲求乡约的最终目的。每逢宣讲上谕之后，由约讲会同里长、里老、乡耆、绅衿以及听讲的乡民共同举善纠恶，凡有淳良孝友、和睦乡里、力田崇俭、乐善好施、急公息讼等善举，皆由约讲记载在红面页的劝善簿里，“或给匾额，或当众称许，或量赏银米，或给帖免差，或详请优奖，以示风励”；凡有忤逆不孝、行窃、欺凌斗殴、邪教惑民等恶举，也由约讲记载在黑面页的纠恶簿里，“即传来严切警戒”，使观者知警。如作恶多端者，则须开其劣迹，投报州县，并拘捕示众，书其所为榜于其门，待其悔过自新，方可去之。
通过地方讲约，兼行旌善纠恶之法，“使民闻圣主之言，感道德之教而咸化于善；使民知朝廷之意、明善恶之辨，而总归于仁。”也就是要使封建统治者所提出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要求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而达到正人心，厚风俗，家家衣食丰足，地方秩序安定的目的。总之，“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
三、告谕，转移风俗
古人治理一方之政事，必“先采风俗而后进”，“因一方民风土俗之所便而与之委蛇，而后为宜民之政也。”因而，地方官莅任，必几条“告谕”，以整顿其风俗，而后着手理其政事，“修其教而齐，其政治理之权衡也。”所谓告谕，亦称告示、示稿、条约等，指地方官对所属官吏或百姓有所宣告时，、张贴于衙门前壁或其它场所的一种公文，或为激劝，或为禁令，告诫官民务必遵守。无论是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或巡抚的莅任，还是“为民父母”之州县新官的上任，都会一些告谕，亦即烧上三把火，振刷一下吏治，整理一下民风民俗，以示新官的到任。
也许大部分地方官员上任的告谕不过是例行公事，装饰门面，走走过场而已。但在江苏，一些督抚并非这样，而是“令期于必行。因为，江苏虽“地号繁盛”，“吴中人士文章藻丽为天下冠”，然风俗奢靡，浮华相尚，如清人汪琬之所言：“江南故习豪侈，而吴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节，又喜蒲博诸戏，岁时妇女争炫妆冶服，嬉游山水间以为常。”甚而连康熙帝都说：“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很多江苏督抚下车伊始，必先整顿奢靡淫乱之风，以期广施教化，转移风俗。汤斌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一到江南，他就了一系列整顿风俗的告谕。如针对吴地奢靡之风，“严禁奢靡告谕”，严令：自后“胥隶娼优，概不许着花缎、貂帽、缎靴”，“寻常宴会不过五簋，酒船伎乐、高果看席，及丧殡戏乐，概行禁止。如敢故犯，该地方官严拿究惩”；又有“禁赛会演戏告谕”、“禁龙舟告谕”，严禁城乡举办迎神赛会，搭台演戏，以及端午节龙舟竞渡等，以免徒劳无益之费。对于社会上其它一些不良风俗，汤斌连续了另一些告谕，如“严禁妇女入寺燃身以正风化告谕”、“严禁以绝盗源告谕”、“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等等，规定：妇女禁止游观，僧道及地棍无赖引诱者处罚；不得聚众，如有不法之徒开设，以及私造纸牌偷偷发卖，邻居、保甲人员等可以协力擒拿，按律从重治罪；提倡刊刻十三经、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及性理等书，严禁坊间私刻淫词小说、戏曲；厉行禁止火葬以及棺椁久不埋葬，令下之后，一年中报葬者三万余棺。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据说有求则灵，远近之人虔诚信奉，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阗。”汤斌认定此祠“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风俗”，于是亲莅该地，拆毁该祠，将“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渊”，并将所拆木材用以修理学宫、城垣。毁“淫祠”事件，与上述严禁旧俗陋习一样，本为江苏地方转移风俗之事，凭藉巡抚职权，禁止告谕即能力行，然汤斌深知民间信仰根深蒂固，非地方官一时举措即能奏效，且担心自己一旦去职必又死灰复燃，特奏请康熙帝“赐特旨严禁，勒石山巅”，并将此事在全国推行。汤斌用皇权的威严达到了永禁“淫祠”的目的，这是其“移风易俗行政的重要一环”，从而为他倡导新风、革除其它陋俗铺平了道路。当时江南因长期遭受重赋压榨和水旱侵袭，汤斌认识到民力凋敝，教化不易实行，于是连疏奏请改并征为分年带征苏松积欠，豁免遭受水灾的淮扬徐诸州县田赋，蠲免明万历时历次所加的九厘银等等。在汤斌的倡导和厉禁下，“风俗大变”。而后继者如张伯行、徐士林等都是汤斌式的人物，他们在苏州任上，所作所为与汤斌颇为相似，“可谓汤斌的继任者。”
更有甚者，如两江总督于成龙，刚被任命，“即已廉得陋习数十事，比至，则揭之通衢”，要求所属官民革除。而江南闻于成龙简命，“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驺从，毁丹垩”，甚至“长干、朱雀、雨花、桃叶，旧时歌舞游乐之地，一旦阒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鸟兽窜”。还未上任，江苏境内风俗已大有改观。一到任上，于成龙就了一些整顿社会风尚的告谕，如“兴利除弊条约”、“弭盗安民条约”、“劝令节费谕”及“劝民节俭歌”等，惩刁顽，抑滥差、滥收，禁苞苴，革加派，禁奢侈，劝节俭等，数月之间，“政化大行。”可见，于成龙那种严惩不法，清廉节俭，实心爱民，政令必行，从而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形象已深入全国民众之心，也深深影响到两江地区，为他到任后转变风俗、治理政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如赵弘恩，雍、乾之际任职两江总督，操守清廉，实力为公，后人把他任职督抚时的公文汇编为《玉华集》，其中有《两江示稿》计47道，这就是他任职江督三年四个月中对两江官民的告谕，藉此也可以观察到他是如何广施教化，整饬社会风俗，安定地方秩序的。
汤斌、于成龙、赵弘恩如此，作为清王朝财赋“要区”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们也大都如此。“风俗美，为政者之教化行矣。”他们频繁告谕，惩治不法，禁止陋俗，激劝新风，以此转移风俗，努力形成官民的自觉行动，以收教化之效。
四、重视学校教育，化导士子
“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通过学校讲授儒家经典，对士子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实施封建教化，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控制在封建纲常范围之内，达到所谓“君子履信思顺以事其上，小人亦皆乐循礼而耻犯法”的目的，最终都能安分顺从地接受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江苏督抚非常重视学校教育，而且这也是他们在地方的一项重要职责，“封疆大员并有化导士子之职。”
江苏省学校由各府州县设立，分为府学、州学和县学，是实施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场所，教育体系完备，称为官学。士子们在这里埋首苦读，为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作准备。督抚任职后，对辖区的官学多能留心整饬。如江宁府学，顺治九年(1652)，由第一任两江总督马国柱题请明代南京国子监就其地改建为江宁府学，并进行了整修，仍支学田租银以供祀事，得到允准；以后的数十年间，两江总督郎廷佐、于成龙等又相继重修；至雍正十三年(1735)，两江总督赵宏恩又捐资二千五百两用于修治房屋，延聘学者，整修祭器、乐器，府学诸生则捐银一千三百两，“存典生息，岁时洒扫”，以历久远而生生不息。而苏州府学，自顺治十二年(1655)江苏巡抚张中元率属修葺后，几乎每一任巡抚都会对它进行修治。官学中，教官必须“文义明通”，方可训诲士子，选拔优秀，亦须秉公至当。但一部分教官“不谙文义”，更有甚者则涉私作弊，为此，督抚需会同专管文教的学政对所属教官不时进行考试，前三等“给凭赴任”，四、五等解任，学习三年后经考试合格再任职，六等“革职”。同时，督抚还要定期到官学课士，或课以经史，或课以诗赋，优者褒奖，以此劝勉士子，宣扬教化，使社会形成重教向学之风尚。
清初，沿明之制，要求各地设置社学和义学，主要对贫苦孩童进行启蒙教育，专以“养蒙育德”。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下令由官府拨款在各省会创置书院。嗣后，各府、州、县也相继设立书院。江苏私学较为发达，固然与本省经济发达及重教兴学的传统有关，更与督抚的重视密不可分。如汤斌非常重视“兴学育才”，要求苏州城“内外及乡区村镇大约二十家以上者，设社学一处”，供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本乡子弟入学学习，如“家贫无资者，该府州县量为设处廪谷，本院亦捐俸相助。丁日昌抚吴时，不但制定了完善的“社学章程”，还要求所属地方各县须创办社学不少于四所，以城镇馆所或庙宇为教学场所，并且自己也带头捐廉俸办学。江苏督抚对书院的恢复和创办贡献尤多。雍正二年(1724)，总督查弼纳在江宁府创建钟山书院，在全省选拔秀异士子入学读书，月给膏火，延聘经明行修之师讲授，雍正帝还亲书“敦崇实学”扁额赐之；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赐库银一千两重加修葺。道光十八年(1838)，总督陶澍又在江宁盋山园建惜阴书院，并自捐养廉银一万两，“发典生息”，作为士子读书之资。但这两个书院同治年间都遭兵火焚毁，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兵乱后的各项急务中，先命建钟山书院，后继者李鸿章又重建惜阴书院，并以后湖租银、典商生息、淮盐引捐等为支出经费。光绪初年，总督沈葆桢筹增两书院常年经费，“专款并办。”而在苏州府，两江总督范承勋首先修整了文正书院，尤在其门外建“先忧后乐”石坊；巡抚汤斌也捐俸重修了鹤山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巡抚张伯行又择地创建紫阳书院；到嘉庆十年(1805)，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还创建了正谊书院，都崇祀朱子，讲明正学。江苏书院大都传授程朱理学，并对士子课以八股文，由此，书院事实上已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被纳入了官学化的轨道。督抚除聘请有一定声望、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担当掌院的山长外，并亲自制定书院规条，要求士子先要励志、立品，然后勤学业、穷经史，达到培育人材、兴行教化的目的。
一些江苏督抚利用公事余暇，亲自去官学或书院讲学。如汤斌到苏州府学“定期讲学于堂，诸生执经问业，远近咸集”；张伯行则每月三四次亲至书院讲学，与诸士子反复讨论朱、陆之异同，虽或议论不合，然言厉而色和，以至士子有圣人再现之感叹。两江总督德沛历官一地，“务立书院，聚徒讲学”，亦常到儒学，“讲《大学》，桥门俯听者千余人，皆悦服。”他如尹继善、陶澍等更常至书院讲学，并定期与士子作文、赋诗，广纳才彦俊士。
家乡风俗的作文六年级范文4
我镇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依托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乡村文化等资源，大力发展生态休闲和乡村旅游，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不仅可以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可以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不仅能够将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能向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拓展，满足城乡居民走进自热、认识农业、体验农趣、休闲娱乐的需要，而且能够其较高的经济效益，吸引和调动各类经营主体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转变经营方式、保护产地环境的积极性。
一、浸潭镇乡村旅游的基本情况
浸潭镇位于清远市清新区西北部，总面积464.9平方公里，下辖30个村委会和2个社区。从2014年起，浸潭镇按照“一圈一线一路一带”的思路，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通过三年多的时间，建成美丽乡村40个。2017年起，浸潭镇重点引导各村以乡村旅游理念建设村庄，从粗放型向精细化打造，建设升级版的美丽乡村。六甲洞村委会的虎尾村、下迳村，拱水村委会的旧村，塘坑村委会等一批新建成的美丽乡村不断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地理优势，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模式。六甲洞金龙洞旅游小综合体渐具雏形，下迳村民宿汤泉旅游度假村2016年年初正式对外营业，目前完成了第二期工程建设，新增了客房2层共54间和小型会议室，成功创建了2017年的市级特色村；虎尾村农家乡村游项目不断丰富，完成了开心农庄和文化驿站建设，成功举办了稻香音乐节和梯田葵花文化节，继续唱响乡村旅游的旋律。
二、《隐世桃花源》和《小华山风景区》的发展模式
《隐世桃花源》项目的“共享经济模式”： 2016年5月18日，拱水村委会旧村村小组与清远隐世桃花源生态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确定了“合作经营，资源共享”的合作模式， 着重“零碎的土地集约化、空置的房屋改造升级化，闲散的人力资源最优化”。同时，旧村还先录用旧村周边一带有意愿的有劳动能力贫困户，帮助贫困户实现就业脱贫。2017年底旧村迎来第一笔的《隐世桃花源》项目保底收益分红，按每亩土地500元的收益来计算，村集体收入至少达到6万元，比往年同期翻了4-5番。与此同时，该村还不断吸收新型动力，着重打造“新型企业家＋新农村建设带头人＋新型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清远隐世桃花源生态旅游度假区有限公司提出了“八大创新模式”（创新合作模式、原生态模式、农业产业模式、零污染环保模式、休闲旅居模式、互联网思维模式、大平台模式、大数据连锁模式），也由此通过种方式，逐渐转变村民的“小农经济”意识，让村民逐步提升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新型农民。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该公司因地制宜地不断对旧村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做适时地调整，为项目注入了新型企业家的思维力量。同时该村还不断积极发掘村中有为青年回乡助力。
下迳村《小华山风景区》模式：下迳村通过自筹资金、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方式,村民群策群力,在家门口建成了小华山风景区。村民们在自主建设过程中以出资、出物料、出工等方式入股,而后又自主经营和参与管理,从中得到股份分红。该村村民理事会于2014年召开村民大会决议，整合全村整合土地1540多亩，其中（耕地340多亩，林地1200多亩）。每家每户按土地面积量化股权，下迳村将景区所得收入的10%资金按入股土地份额进行分配。下迳村民理事会积极鼓励村民通过筹资筹劳解决发展资金，通过以资、以物和以劳等方式入股景区建设。同时下迳村还巧妙地利用农村综合改革的契机，整合涉农资金2.2万元，村民筹集500多万元，向宗商会借款300多万共筹集资金900多万元。下迳村还积极拓宽增收渠道，开放汤泉、游泳池、养生鱼疗区、会议中心等场所，同时还配套农家菜馆，温泉酒店等服务设施，大大提高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三、目前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是培育精品品牌促升级。
二是完善公共设施促升级。
三是传承传统文化促升级。
四是提升服务水平促升级。
四、下一阶段我镇乡村旅游发展思路
一是培育精品品牌促升级。创新推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品牌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开发一批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着力建设生态休闲、观光养生、特色农业、地域民俗、文化体验等不同类型的美丽旅游乡村，重点挖掘芦苞村、大湾岗村、六甲洞村、高华塘村、留良洞村等古村落传统文化，结合农作物采摘、花卉观赏、水稻耕种等开发“农村田园”品牌；优化桃源地区民宿建设升级，挖掘精品民宿、乡村庄园等民居资源，开发“农村乡居”品牌；挖掘汤泉、中药材、森林氧吧等资源，开发“农村康养”品牌；挖掘浸潭豆腐、小白菜有机蔬菜种植、砂糖桔等资源，开发“农村乡品”品牌。
二是完善公共设施促升级。充分利用政府、社会和金融机构等不同渠道资金，加大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改造提升一批乡村路网、供水、停车场、旅游公厕、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扶持建设一批设施齐全、功能完备、特色突出的美丽乡村、休闲农业园区和休闲农庄。鼓励因地制宜兴建特色餐饮、特色民宿、购物、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三是传承传统文化促升级。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农事节庆等人文内涵，有机融入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中，培育一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性、体验性和趣味性旅游项目，切实增强乡村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利用传统饮食、农事节庆等文化习俗资源，醒狮、戏剧等民俗文化资源，乡规民约、乡村乡贤等农村治理资源，提升乡村旅游内涵，推进农业与旅游、文化的深度融合。
家乡风俗的作文六年级范文5
如何对待民俗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民俗文化的漠视使我们重新审视民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早在1937年，钟敬文就撰文《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一文，谈民俗文化传承与教育的问题，点明了教育在改造民众生活模式，提高民众素质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999年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提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民俗学教育，不仅仅限于大学、研究院，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大它的传播……至少应该从中学起，对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增强爱国情感，自强不息。”同时，还提出了编写中学民俗文化教材的设想，并以日本、北欧等国家典范做法为例，这些说明了在基础教育、大众教育中渗透民俗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2004年在南昌召开了“民俗教育与当代社会”高层论坛会议，与会代表们围绕中国民俗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民俗教育与学校教育，民俗教育与大众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建议应把民俗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教材。华中师范大学的副校长黄永林也提出，对民俗文化忽视悲观的现象具有普遍性，从中小学到大学这种现象都存在着。如果这样下去，民俗文化就会在无形中流失，中小学应该把民俗文化纳入教材中去。2011年7月在贵州民族学院召开“中国民俗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提出“民俗民间文化进校园、进课堂，编写双语教材，编写民族民间文化普及的读物”以及“传统节日为民族教育平台”等建议。专家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强调要把民俗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渗透到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
课程改革的重视
2011年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对教材提出了建议，强调教材的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前言中关注到：“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社会语言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续，对语言文字运用的规范带来新的挑战。”强调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同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建议的第二条也指出：“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外课程标准都强调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不仅包括课堂教学资源，也包括课外学习资源，正所谓“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所以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到“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这里就直接强调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如此还强调对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如：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各地都蕴含着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资源……积极开发潜在资源……”这其中也包括对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其实早在2005年由等部发出的《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中就强调把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活动之中，提出要在课程设计和教材中，进一步充实介绍传统节日的内容，加强民俗文化知识的普及。新课标颁布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材编排都有了很大变化，旨在“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素养。
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比重的增加
伴随着人们对民俗文化教育的呼吁，以及新课改对民俗文化的重视，渗透民俗文化理念的中学语文教材相应而出。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已经有数篇学位论文对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这一课题进行过研究。如西南师范大学覃宗毅的《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广西师范大学冯汝林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李菲的《试论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山东师范大学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等。通过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对比，发现这些论文几乎都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了梳理。他们多以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个方面对教材中的民俗文化内容进行分类、统计、罗列，有的还对涉及到民俗文化的课文篇目比例进行了分析。
从他们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高的比重。如西南师范大学谭宗毅，他初中教材以“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于2001年审查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为蓝本，高中教材是以“2000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修订本•必修)”为蓝本进行研究分析。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学语文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教材中与民俗有关的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初中二册、三册、六册，高中一册、二册、四册、六册中占了一半以上，甚至高中第六册所占比例高达3/4。由此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依据的。”
山东师范大学2004级袁芳的《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民俗教育探究》中指出“据粗略估计，在现行的山东版新教材中(包括必修和选修)，与民俗有关的文章基本占到各册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占到四分之三。其中，有些课文全篇都在讲民俗文化，而绝大多数是文中涉及民俗知识。”以上都说明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教育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第十六课）、《安塞腰鼓》（第十七课）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节日风俗，也有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吆喝的，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所选课文有《云南歌会》（第十六课）、《端午的鸭蛋》（第十七课）、《吆喝》（第十八课）、《春酒》（第十九课）、《俗世奇人》（第二十课）。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
开设有“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五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在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中，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尤其是语文选修教材，更是琳琅满目，为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就拿现行人教版教材来说，高中语文选入五本必修教材，十五本选修教材。为了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教材选入了一本专门介绍《中国民俗文化》的选修教材，在介绍这本教材的概况时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科目、人教课标版的选修教材，立足于培养中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本教材中，编者把民俗文化分为物质民俗和非物质民俗两个部分。教材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取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七个专题来探究民俗文化。这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民俗文化教材。同时民俗文化在必修课中也零散的存在着，如鲁迅的《祝福》，讲的是浙江绍兴一带曾经流行的一种迷信习俗。
沈从文的《边城》，讲的是湘西淳朴的风俗人情。新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涉及到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婚姻习俗，家族习俗等。其中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梳理与探究”部分第二个专题“古代文化常识”中，专门列有“四、礼仪制度”；第三个专题“姓氏源流与文化寻根”中，专门列有“二、年节风俗”。这些都强调了对民俗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为民俗文化的学习提供了条件。
中、高考的亲睐
无论是中学教材，还是高中教材，无论是选修教材，还是必修教材都强调民俗文化的学习与传承。随着新课标的出台，和民俗文化有关的中、高考试题应运而生。例如2010年的陕西中考试卷，试题在设置上凸显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题。整套试卷在“综合性学习”板块，设计了以“我来说生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课外文学作品阅读则选取了人文性、文化味较强的两篇材料《秦岭》、《秦腔吼起来》，明确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归纳、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诠释，让学生能感受到陕西地域文化的氛围，树立学生热爱家乡的意识，这样一个主题的选取，可以说这是本套试题的一大亮点。2011年许多省市的中考题纷纷“聚焦”传统文化，引发学生对传统节日、民族文化作一次深切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11•辽宁省沈阳市）综合探究。是有关“中国月文化”主题探究活动。（2011•福建省泉州市）综合探究。涉及的是有关民俗节日探究的问题。（2011•福建省漳州市）综合探究。为弘扬漳州乡土文化，学校文学社开展“傩文化”民间采风活动。（2011•陕西省）的相关内容是以“走近姓氏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选题的目的是走近姓氏文化，了解姓氏文化，有助于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以及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家乡风俗的作文六年级范文6
新市民子女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们来到我们学校，对这里的一切还非常陌生。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张家港，熟悉张家港，热爱张家港，融入张家港。但是，也莫让他们忘记自己的家乡，因为是家乡哺育了他们，他们的根在那里。
一、通过直观形象的图片认识张家港的地理位置
了解张家港，首先要了解张家港的地理位置。百度搜索“张家港地理位置”，就出现下面一段文字：“张家港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江苏省东南部，北滨长江，与南通、如皋、靖江相望；南近太湖，与无锡、苏州相邻；东连常熟、太仓，距上海98公里；西接江阴、常州，距南京200公里……”可这样的文字对三年级的学生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他们连自己家的具置都不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让学生说说自己家所在的镇、村、组及门牌号，一个班级四十多人，竟然只有两个人说得出的。大多数学生只知道自己家住“乐余”或者“兆丰”，其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请记住：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应该遵循中年级儿童的认知特点，从小到大，由此及彼，直观形象地带领他们一步步认识张家港所处的地区市、省级行政区。
如教学《我的家乡在哪里》一课，可先出示一张张家港地图，问问学生在哪里见过地图，引导认知地图的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右上东北右下东南左上西北左下西南，然后请学生说说乐余镇在张家港的哪个方位，邻居是哪些乡镇；兆丰学校在乐余镇的哪个方位，引导学生说出“我的家乡在张家港市乐余镇”或者“我的第二故乡在张家港市乐余镇”。出示苏州市地图，说说张家港在苏州市的什么地方，邻居是哪些县市，引导学生说出“我的家乡在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或者“我的第二故乡在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出示江苏省地图，说说苏州在江苏省的什么地方，邻居分别是哪些城市，引导学生说出“我的家乡在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或者“我的第二故乡在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乐余镇”。出示中国地图，说说江苏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地方，邻居是哪些省级行政区，请新市民子女说说自己家乡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地方，邻居是哪些省级行政区。在这个基础上，请学生在练习纸的黑白中国地图上给自己家乡所在的省级行政区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也可以画出自己家乡所在的省级行政区的轮廓。引导新市民子女说出自己家乡所处的地理位置。如小欣同学的家乡在“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河底乡”，小媛同学的家乡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靖安乡”……不懂的同学可以回家问一下家长。这样的设计，不仅让学生学会了正确感知地图方位，又让学生认识了张家港所处的地理位置，也让新市民子女认识了自己的家乡。
二、通过丰富多彩的游戏熟悉张家港的风俗习惯
熟悉张家港，就得熟悉张家港的风俗习惯。如教学《我们的民风民俗》一课，正值立夏，张家港的立夏有吃蛋的习俗，以防小孩疰夏。（注：张家港过立夏的风俗很多，有尝三鲜，食面衣，称人，开蚕船等，“吃蛋撞蛋”是张家港“常阴沙人”的立夏风俗。）于是我让学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蛋――鸡蛋、鸭蛋、鹅蛋，然后开展撞蛋比赛。先同桌撞，胜者再跟另一桌的胜者撞，当决到只剩两人时，请他们上台比赛，全体学生观战，加油。在一片欢呼声中，“蛋老大”产生了！我接过冠军的蛋，郑重其事地在上面写上了“老大”两字，并让冠军手举“老大”合影留念。
除了“立夏吃蛋”，张家港还有很多地方风俗，如过春节，家家户户要蒸糕，做馒头，除夕晚上，合家欢聚，祭祀祖先，吃“年夜饭”；过元宵节，家家都要吃元宵（汤团），闹元宵（放爆竹、烟火），旧时农村许多农户要在田头焚烧枯草乱柴，俗称“烧毛虫”；中元节，各家要祭祀祖先，叫做“过七月半”；农历腊月廿四是灶神生日，要做团子、饴糖饼祭灶神，称“送灶”，年初一再“接灶”；农村自建房屋，当造到上正梁时，由一泥瓦匠手拿糕团、馒头，口念吉祥话语，将糕团、馒头从房上抛下，俗称“抛梁”……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展示，让新市民子女更加熟悉张家港，让本地孩子更加热爱张家港。
熟悉了张家港的民风民俗，我们也可以请新市民子女介绍一下老家的民风民俗。小伟同学的家乡在湖北，他们过年前要准备腊肉、腊鱼；小玉同学的家乡在甘肃，他们的年夜饭要准备八冷八热十六道菜，主食是饺子……，通过互相介绍，孩子们增长了知识，也增进了友谊。
三、通过介绍和实地游览了解张家港的风景名胜
张家港风景优美，东有常阴沙生态园，西有香山景区，南有凤凰山风景区，北有气势恢宏的长江。另外，境内还有东渡苑、双山岛、步行街、暨阳湖等著名景点。
如教学《请到我的家乡来》，可让学生以小主人的身份介绍这些风景名胜，增强身为张家港人的自豪感。
“张家港也有摩天轮，它就在永联农耕园，那里还有好多珍禽异兽，大家快来玩，快来看哟”。
“想去海边的沙滩可又太远，那就来梁丰生态园吧，那里的沙又细又软，踩上去可舒服啦！对了，还有海盗船等着你呢！”
……
除了风景名胜，还可以向学生介绍张家港的土特产，如凤凰水蜜桃、鹿苑鸡、长江三鲜（鲥鱼、刀鱼、鱼）……也可以适当带些到课堂，如拖炉饼、高庄豆腐干等，让学生品一品，尝一尝。课上，还可以让学生设计一张家乡报，介绍家乡的风景名胜、风味小吃、风俗习惯、名人贤人，说到名人贤人，可告诉学生，鉴真的第六次东渡，就是从张家港的古黄泗浦出发的；苏轼、徐霞客都曾到过香山，并留下了墨宝；施耐庵曾隐居张家港的河阳山……当然，课堂上也勿忘展示新市民子女的家乡报，让他们在爱上张家港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
今年暑假，镇政府还出资组织我校新市民子女参加了“张家港一日游”活动，“流动的花朵们”“畅游第二故乡、感受现代气息、分享建设成果”，更增添了对张家港的热爱。
四、通过“你说我猜”的形式学点张家港的方言土语
“文明张家港，人居新天堂”。想要彻底融入张家港这个城市，就要听得懂张家港的方言。年轻人还好，会说普通话，可一些农村的老爷爷老太太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想要和他们进行交流，就有点困难了。而我们班级的很多新市民子女，就是租住在农村，经常和这些老爷爷老奶奶打交道。
不要说新市民子女，就是本地的孩子，有的也听不懂本地方言，更别说去说方言了。所以，为了传承经典地方文化，我们本地学生和新市民子女必须入乡随俗学点方言。
在教学《可爱的家乡人》一课时，我让本地学生说方言，让新市民子女猜是什么意思。因为听不懂，新市民子女一脸茫然，有时还会根据音调进行曲解，很是好笑。
如我们称自己“爸爸”为“爷”，新市民子女就猜是“爷爷”，一下子让“爸爸”变成爷爷，很是可笑。又如我们叫“儿子”为“猴子”，新市民子女就猜是动物园里的“猴子”，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注：张家港有四种代表性方言，即暨阳话、河阳话、老沙话、常阴沙话，我这里举的是本地“常阴沙话”的例子。）
在欢声笑语中，新市民子女逐渐听懂了一些方言，并且能说上一两句，为与本地人的交流打下了基础。这样的教学活动也提高了本地学生学习方言的兴趣，为传承和传播张家港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