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机制创新范文1
一、创新体制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一开始大家的认识总体上是端正的，但是在实行“1＋3”体制后能不能落实功能设置、驻区单位能不能接受领导协调、工作方法能不能适应新的体制等问题上存在一些顾虑。为此，**社区（街道）党工委首先着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先后到6个本市先行试点单位学习考察，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市委、区委文件，从而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了上级精神上来，认识到调整社区党组织体制既是适应时代要求，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需要，必须认认真真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二是调整组织体系。党工委在去年第三季度酝酿人选、建立组织，第四季度履行完报批手续，社区党工委正式挂牌建立运作。
二、完善机制
在当前形势下加强社区党建，创新体制是关键，完善机制是基础，做实功能是核心。只有把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解决好做实功能这个核心问题。因此**社区（街道）党工委在体制创新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不断总结，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决策机制（议事规则）、运行机制（明确职责、划分权限、建立会议制度）、保障机制（落实人员、工作经费、组建机构）、监督机制（“三条线”向社区党工委报告重大事项制度、社区党工委定期听取“三条线”汇报制度、行政组织接受社区代表会议和社区委员会评议制度等等）。目前，党工委正在探索建立考核机制等问题。
三、做实功能
社区党工委“议大事、把方向”，通过“三个注重”不断做实功能：注重发挥好体制外委员的作用；注重发挥好“三条线”党组织的作用；注重在履行好原来街道党工委职责的同时，整合社区资源，抓好社区“三性”事务。在社区党工委的领导下，“三条线”党组织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功能作用，取得了实效。
体制机制创新范文2
■ 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创新体制机制， 构建保障和促进残疾人事业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
2009年2月24日，中国残联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党组书记、理事长王新宪做总结报告，中央学习实践活动第15指导检查组副组长王晓安出席会议并讲话，成员左贵州、王力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残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理事长王乃坤主持，党组、理事会成员、机关全体党员干部、各直属单位和基金会领导班子成员、离退休老干部和各专门协会代表共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王新宪同志的总结报告指出，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中国残联学习实践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在中央第15指导检查组的指导下，会党组及各部门、各单位高度重视，精心筹备，严密组织，认真落实，不折不扣地完成了学习实践活动3个阶段11个环节的各项任务。会党组紧密结合残疾人事业发展实际，确定了具有中国残联特色的实践载体，将实践特色贯穿学习实践活动始终，取得了明显效果，实现了中央提出的目标要求。学习实践活动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一致认可，群众满意度测评达到99.7％。
报告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做法和成效。一是深入学习研讨，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进一步改进作风，密切与残疾人的血肉联系，提高了科学发展的能力。三是突出实践特色，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推动残疾人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创新体制机制，构建保障和促进残疾人事业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五是坚持围绕中心，边学边查边改，实现了两手抓和两不误、两促进。
报告认真总结了中国残联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五点体会和经验。一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中央指导检查组的精心指导，是推动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保证。二是各级领导重视，率先垂范，是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关键。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多次听取会学习实践活动工作情况汇报，并做了重要指示；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也很关心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情况。三是深化学习，搞好结合，是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前提。四是围绕载体，突出实践，是促进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途径。五是着眼长远，创新体制机制，是体现学习实践活动效果的核心。
体制机制创新范文3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土地财产权；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139-05
城乡一体化是20世纪80年末我国在实践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从而构建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的本质是城乡融合，以制度融合推动市场融合，通过城乡一体的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生产要素市场开放互动、产业发展关联密切、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基础设施无缝对接、城乡空间布局合理，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在政治权利、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大体趋于相同。
一、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内涵
体制是指维持国家、社会和区域运行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法律。组织体系是组织机构，制度是指保证组织机构正常运转的规范。机制是指客观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组织、联系的方式和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式。经济运行机制是指经济在内在力量的推动下用一定的方式使经济主体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实现效率和公平。体制决定机制，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机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是要把城市和乡村放在平等的地位，并充分考虑农业的弱质性和公益性，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纠正体制和政策上的城市偏向，破除旧有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形成平等、开放、融合、功能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发展以体制创新为前提，促进机制的形成与功能的发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创新重在城乡制度的统一，使农民在财政、户籍、土地、金融服务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运行机制是在制度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制度融合实现市场融合，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二元结构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积极的变化，但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究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
（一）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成与特点
城乡二元结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属于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我国的二元结构形成于农业全面支持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52年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为25.3%，工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6%，不但经济贫穷落后，而且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朝鲜战争和的压力，能否迅速发展经济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当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发达被当作国家富强的标志，由此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但是发展重工业需要巨大的资金，钱从哪里来？当时的苏联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成功实现工业化，给了我国强烈的示范效应。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复制了苏联模式，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城乡二元体制，主要通过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集中生产、统购统销和户籍管理等形成了一系列城乡关系的制度与政策，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互相支撑、互为补充的完整的刚性制度体系，这就是我国计划经济体系的形成，这套经济体系确保了农业对工业、农村对城市长期而巨大的贡献。特别是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而演化为与户籍紧密相连的二元社会保障、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等制度安排，催生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造就了今天我国最大的结构失衡、最大的社会不公和最大的发展问题。
我国的二元结构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它是制度变迁的产物。由于我国的二元结构内生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所以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这些制度和政策阻碍了我国“三农”的发展，导致城乡分离和分割的局面日益加深。其次，它是“双二元结构”。我国的二元结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又包括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表现为：（1）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户口在性质上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农民被登记为农业户口，城镇居民被登记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不能自由转换为非农业户口。（2）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前我国资源由行政配置而不是市场配置。比如，很长时间内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3）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同的社会待遇和发展机会。在一个国家内，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农民仍然不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城乡公共资源不能均衡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均等享受，城乡生产要素不能平等交换，我国城乡分割的程度和影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大得多。
（二）我国二元结构的深化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二元结构在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影响下得以续存和强化。有学者把改革开放前因政府行政干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把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资源重新积聚所带来的城乡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由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特点和市场竞争加强，进一步加剧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加速了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本来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表现在：第一，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2014年，中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90%，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却只有54%，而且还包括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却没有城市户口的2.6亿农民工，城乡融合速度远远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大一部分人不能充分分享工业化带来的好处。第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1978-1984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但此后，随着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了1989年的绝对负增长，此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至今仍在3倍以上。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突出。第三，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农业和农村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迅速向工业和城市集聚。一是土地要素。城市建设和工业项目从农村征用了大量土地，虽然征地补偿在逐年提高，但仍然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而且土地征用和转让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大都用到了城市和工业。二是劳动力要素。常年有2.6亿农民外出打工，其中1.6亿进城打工，近年来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也在逐步扩大，但与城市职工工资和企业利润收益相比，农民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农民进城打工留给城里的“剩余价值”是巨大的。三是资金要素。农民和农业积累的资金转为存款大量流入城市和工业，而农业农村发展严重缺乏资金支持，农民普遍贷款难，贷款成本高。可以说，要素交换的不平等是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利益不均衡的突出表现。因此，单纯依靠工业化的自发力量不仅不能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加剧二元结构的发展。事实上我国凸显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不断累积深化的结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已成为阻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
（四）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稳定物价、稳定社会、保障国家安全、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承担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社会效益高但比较经济效益低，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以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一是发挥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和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是保障农产品供给、保护农民利益、平衡工农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途径。对待农产品价格上涨要有宽容度，不能单纯从城市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二是各级财政对农业要加大投入力度，突出投入重点。增加对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良种培育、动物防疫体系、规模化养殖、农产品市场流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政策性农业保险等的投入；财政支持的重点不仅要继续支持提高农产品产量，还要支持农业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以改善农业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当前我国农业进入一个高成本的发展阶段，种粮比较效益低，种粮积极性不高，要进一步从增加规模、提高标准、扩大范围等方面健全农业补贴制度，提高粮食主产区的收入水平，增强种粮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保障粮食安全。
体制机制创新范文4
一、体制机制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和关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有认识上的要求，也有技术创新的要求，还有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上创新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即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因为即使是观念和技术等方面的更新与创新，都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影响，总是一定体制机制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是重于技术的。
体制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约束或激励。体制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映。我们理解，经济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行为。但人们的行为力度大小、朝什么方向努力，将在很大程度上由体制机制所体现的制度决定。一定的体制机制，总是包含着对某种经济行为的激励或约束。比如，在GDP挂帅、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面，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和奖励，尽管这些地区也许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相反，一些环境保护虽好但经济增长却不够快的地区，就会倍感压力，担心不能完成考核和来自上面的批评。同时，当我们提倡某种行为，效果却不够明显的情况，背后的深刻原因也总是与体制机制有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不同的体制机制。现在我们谋求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主要服从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在短缺经济时期，由于物品匮乏，人民生活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商品供求处于“卖方市场”状态，这时候，主要是采用分税制、财政包干等刺激投资、加快增长的体制机制，对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不会提出太高的要求。但是这样的增长到了一定阶段，许多地方竭泽而渔般拼命搞基建、上项目，必然导致国土资源迅速减少、能源瓶颈日益严重、环境问题非常突出。这时候，原来的发展方式需要改弦易辙，原来的体制机制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如果只是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却仍然沿袭过去的体制机制。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许多政策措施就难以落实到位。
发达国家体制机制创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保证。国际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即经济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发展的过程，包括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模式的创新，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技术上的进步，更有体制机制的保证。共同的特征，是坚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有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负责任的宏观调节机制。有充沛活力的微观机制，能保证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负责任的宏观调节机制。则可以强调政府的责任，明确政府的经济职能，提高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实现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的统一。从实践来看，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开放市场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环境保护机制、政府责任机制等，将经济发展方式基本纳入了由粗放向集约、外延向内涵转变的轨道。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古典经济学等，学者们总是在自由与国家干预这两端上争论不休，有些学者推崇自由化，有些学者主张国家干预。我们认为，当今世界上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自由放任，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经济采取纯粹的国家或政府垄断，它们总是在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问题上进行取舍。而究竟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自由和干预的程度也会有所差异。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宏观调节的机制是不是损害了有活力的微观经营机制?是不是在保证微观有活力基础上宏观经济运行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保持良好的效益。比如，通过宏观调节，引导企业增加技术创新的投入、资源消耗的降低、生态环境的维持，以及和谐的劳资关系等。说到底，主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的争论可能有失偏颇。
二、现行体制机制创新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在全国保持领先增长的态势，率先告别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进人“买方市场”阶段。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方式基本上仍然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多年来，江苏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生产主导型的，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服务业比重偏低。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服务业比重基本处于徘徊状态，并无显著提升，苏南则呈下降态势。
资源瓶颈更加凸显。江苏属典型的资源短缺型加工工业省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两头在外。随着外来投资的加工工业企业增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耗排放偏高，资源约束的矛盾日益凸显。
环境保护的任务相当艰巨。《江苏省绿色GDP研究报告》以江苏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消耗为研究对象，指出由于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等因素，资源环境的损失把近几年传统GDP拉低了近8个百分点。这说明我们发展的进程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环境代价，而巨额的环境成本账又让发展成果大打了折扣。
有些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近几年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居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群众对医疗、住房、物价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意见较大，都反映了经济发展与民生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情况。
造成现有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较多突出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理念滞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不是十分明确：也有技术上原因，比如自主创新的技术投入不足，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更进一步，则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没有跟上。具体表现在：
政绩导向存在偏差。实际上，早在“九五”时期，我国在“两个转变”中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哪里?不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导向继续沿用GDP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利用外资增长速度等考核指标体系，缺少与转变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相匹配的效益和质量、环境、资源等考核指标。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不够充分。市场的作用，就是在一定的宏观调节下面，通过微观上活力与效率的提高，引导资源向最能体现宏观和社会效益的方向流动。同时，市场的作用，主要又是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出来，由价格引导资源的配置。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资源、环境的价格还存在着被扭曲的情形。一是
资源的价格偏低，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二是企业的环境成本存在外部化的情况。即本该由企业承担的价格成本结果由社会承担了；三是定价机制不够灵活，不能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变化要求。这些，都导致资源环境被浪费性使用。
财税体制不够科学和合理。目前经济发展的粗放型模式，与现行财税体制有很大关系。一是实行“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追求增长的积极性，有利于地方通过经济增长增加可支配财政收入，但是容易加剧地区间盲目攀比增长速度、竞相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地方主义抬头，不利于建立正常的发展秩序，政府工作的精力过于集中在经济方面。二是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没有理顺，财权事权不够统一和对称，往往争财权，减事权，说到底少干事、多拿钱，不利于公共财政体系的形成。三是税制设计不够合理，影响到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典型的是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明显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造成企业不愿意主动增加技术创新方面的设备投资。
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一个地区，必须解决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确保眼前发展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铺平道路，而不是设置障碍，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现行发展方式的重要特征，却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情况，过于追求经济发展的短期效果。
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问责机制。“九五”以来，各级政府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说会开了不少，文件也发了不少，都下达了任务。但实际效果不够显著。究其原因，一是责任不是很明确，二是有些责任明确的，但没有很好落实。联系到经济发展上，往往图形式、走过场多，布置多、检查少，处分更少，存在着“以奖代罚”的情况。说到底，从布置任务到督办查办、效果评估、责任兑现一系列环节缺少环环相扣的问责机制。
三、促进江苏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核心是从形成健全和完善体制机制人手，以体制机制理顺人们的利益关系，明确市场与政府的不同边界，规范各自的责任行为，同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纳入法制的轨道。
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优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制度环境，在体制机制上形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市场导向与宏观调节相结合，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建立运转灵活的微观经营机制和调控有效的宏观机制，努力解决经济生活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具体政策建议包括：
进一步解放思想，立足于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从根本上讲是改革的深化问题。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重新构造权责利明确、有约束力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在更深层次上解决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的精神、改革的思维、改革的办法，破除一切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相适应的观念、体制和做法，有些方面继续要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鼓励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探索和创新，褒奖成功者，宽容失败者。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届五次人代会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精神，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边界。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经济行为的过多干预，更好发挥市场的配置功能和调节作用，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把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全部交给市场，把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事交给社会，将政府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
建立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重新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主要突出全要素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节能降耗率、污染物排放率等。以新的指标考核体系代替旧的指标考核体系，引导和规范各级政府经济发展的行为，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改进政绩考核方法，加大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坚持按照新指标考核体系选人用人。
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健全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价格形成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做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遏制环境恶化的趋势，走科技先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之路。一方面，对政府控制定价的资源性产品，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稳妥地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进程，能放开的尽量放开。要引入污染物排污权的市场交易机制，运用价格机制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且因此改变企业污染成本的外部性问题，体现“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另一方面，对带有垄断特征的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也要认真处理好政府与垄断企业的关系，积极运用价格机制调控资源供求关系，推动资源的集约利用。
深化财税和投资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一是要根据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在近几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明显趋好的情况下，逐步改变“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体制，减轻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压力，将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来。二是进一步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促进财权与事权的对称和统一。同时，促进财政工作的重点由偏重经济增长职能向完善公共服务方面的转变。三是积极向中央争取享受由生产型增值税改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的政策。江苏是生产型的经济大省，增值税转型对促进江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意义。
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自主创新上来。从实践看，近些年，我们虽然提出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但教育的成就主要在量上有很大扩张，质量提升不大。高校本身既从政府获得财政投入，又通过自主招生获得大量经费，但没有形成有约束力发展机制，利益关系没有理顺，教育行为也谈不上规范，不可能在培养人才上有良好的效果。必须深化改革高等教育体制，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强化办好高等教育的责任，切实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在科技方面，近几年的投入特别是政府投入已经明显增多，问题在于完善投入的责任机制，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和效率。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合理配置科技资源。
体制机制创新范文5
（荆楚理工学院 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中国农谷”建设，农业科技是关键。近年来，湖北省荆门市农业科技有了大幅提高，但与建设“中国农谷”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农业科技的体制机制创新，是建设“中国农谷”的关键。
关键词 ：“中国农谷”；农业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S-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3．002
收稿日期：2014－11-28
中国农谷作为“湖北样板、三农特区、中国高度、国际水准”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必须创新农业科技的体制机制。虽然近年来荆门市农业科技进步明显，但与建设中国农谷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创新现代农业科技的体制机制成为当务之急。
1 “中国农谷”农业科技优势
1．1 农业科技研发队伍日益壮大
2013年，荆门市有农业科技专业技术人员675人，其中高级高级职称60人，中级345人，初级270人。人才队伍结构合理、梯队结构形成，已形成10余个农业科技源头创新团队，研究开发30余项农业新技术。近年来，全市积极推进校地产学研合作，成功举办“千名科技精英进荆门进千企”及“专家院士荆门行”等活动，先后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荆楚理工学院研发力量不断增强，在承接转移国内外科技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1年启动龙泉英才计划以来，共引进樊明武、方念伯等8位领军人才，聘请了朱英国院士等100名科技精英和10名市政府科技顾问，已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6家。
1．2 农业科技投入产出不断增加
近年来，荆门市共组织实施国家、省、市科技研究与开发计划项目798项，争取科技专项资金突破2亿元。2012年，荆门市市级科技经费预算达到2 590万元，占地方性一般预算支出的1．51％。投入的增加，必然提高产出。全市和隆平高科合作组织实施“中国农谷隆平高科超级稻示范项目”，100亩连片超稀摆栽“广两优1 128”平均亩产量达910．3kg，创中稻高产纪录。荆门市多项农业科技项目获奖，如水稻外源DNA浸胚育种法及“红宝石”品种开发应用项目获荆门市技术发明一等奖，育种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农田土壤养分信息化管理技术及区域性推荐施肥系统研究”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高产优质抗逆杂交油菜新品种华油杂8号的选育与推广项目，超高产优质饲用大麦新品种华大麦4号选育与应用，分别获省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一、三等奖。2012年，荆门市农业科技入户率达到90％以上，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55％。
1．3 农业科技平台建设速度加快
2013年，荆门市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湖北省科技创新进位先进市”荣誉称号。荆门市围绕“中国农谷”大局，加强农业科技平台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建设，强化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通过平台建设，一大批创新性成果不断产生，如荆门市农业科技园是设施农业的典范，已成功实现组织培养－实验室扩繁－温室小苗培育－成花工厂化生产的整套蝴蝶兰生产全过程。荆楚理工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依托中央财政支持项目，筹建农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检测技术。
1．4 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提升
近年来，荆门市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不断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合作，提升自主或联合研发水平，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农产品精加工方面，部级龙头企业国宝桥米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合作研究开发米系列产品，开发出米汁、饴糖、米乳等系列产品等。
2 中国农谷农业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
（1）农业科技投入少。2012年，荆门市科学技术经费预算仅2 590万元，占地方性一般预算支出的1．51％，相比苏州2011年科技支出53．6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5．35％。由于科技经费投入明显不足，造成荆门市农业顶尖人才缺乏，原创科技成果少，原始创新能力与国内外有相当的差距。近3年来，全市1 108件授权专利中涉农专利约占8．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率和贡献率不高。农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自主创新不足，新技术在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的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新技术转化缺乏资金和人才支撑。
（2）农业科技教育落后，在中国农谷区域内，无一所农林院校，甚至连涉农的中专、技校也没有，而在周边地市，都有办学历史悠久的涉农专技学校乃至综合性大学，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中国农谷底子薄弱。
（3）从中国农谷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核心区的位置来看，距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较远，无法与硅谷、光谷以及杨淩等相提并论。长期以来，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经费不足，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不高，机械化普及率不高。
（4）随着打工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青壮年和有文化的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农民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偏低，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3 创新农业科技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3．1 创新科研体制机制
（1）设立中国农谷农业技术管理机构。为了抢占中国农谷农业科技制高点，建议由荆门市科技局、市农业局联合组建中国农谷农业技术管理中心，中心设在市科技局，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整合全市农业技术研究机构，围绕科技制高点，出台涵盖人才引进、人才奖励、资金安排、重点产业支持、项目资助、专利扶持、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科技扶持政策，并负责实施、考核、监督。同时，跟踪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为企业创造各方面条件，引导企业逐点突破，切实为企业服务。
（2）组建农谷农业科技研究机构。①构建中国农谷首席农业科学家制。首席科学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由我国农业技术领域的顶尖级专家组成，是荆门市农业科技发展方向的决策机构，全市农业科技制高点总体由首席科学家决定；②建设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是主要执行机构，按照首席科学家的决策，明确研究方向，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成为实实在在的研发实体；③引进一流企业研发总部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际粮农组织技术工作站、中试基地等，围绕科技制高点进行产学研一体化研究；④依托荆楚理工学院湖北省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加强对七大高新技术的研发，搭建国内外相关成果承接转移的平台。
（3）创新科研经费投入体制。在科研项目的选择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围绕科技制高点，选择一批服务于中国农谷现代农业发展的科研项目，在人才、资金、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可以选择动植物良种繁育技术、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生物技术等七大技术研发作为投入重点，科研资金的分配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项目负责制。
（4）完善农业科技人员绩效考核机制。建立一套适应农业科技创新要求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的机制和制度，加快出台包括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价方法。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辈出的环境。
3．2 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1）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的引进。引进国外农业高科技企业到荆门落户，重点引进如孟山都、杜邦先锋，以及生物技术类、智慧农业类、农机制造类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500强企业在荆门落户，或在荆门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批农业高科技企业集群，快速提升荆门市的科技研发实力，缩小荆门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同时，引进国内农业高科技企业，如隆平高科、登海种业等相关企业，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如联合建设实验基地、组建科研生产联合体、技术入股、合作办厂等形式，推动中国农谷农业科技的研发，抢占农业科技制高点。
（2）大力扶持、培育农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目前，荆门市农业高新技术企业4家，农业科技创新示范企业15家，部级龙头企业6家。叶威机械、神地生物、新美香食品精加工等技术与科技制高点发展方向一致，且有多家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科技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自主研发实力强，是全市实施农业科技制高点的重要依托。对于上述企业，要进一步引导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合作，为科技制高点提供技术支撑。不断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成立企业研发中心，培养企业的研发人员、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政府要在项目上给予优先支持，争取国家或省级的重大项目立项，并在税收、贷款、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等方面支持企业开发新技术。
3．3 建立中国农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1）设立省级开发区“湖北荆门中国农谷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将相关农业科技企业集中在园区，给予园区企业一定优惠政策，形成农业科技企业集群集群式发展，并在园区建设生物工程技术中心、农业机械工程技术中心、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研发中心、大宗农产品种子研发中心以及各类良种繁育基地等。并在园区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才供应、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信息共享的科技开发产业链，把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成为荆门农业整体发展的先导型成功模式，成为农业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孵化器。
（2）完善园区的服务功能。美国硅谷“孵化器区域”，从资金筹集、申请执照、战略计划、生产业务、财务管理、销售管理、公司上市等都有各种专业公司提供流水线式的相应服务，能够降低创业门槛，缩短创业周期，培养吸引创业人才。建议全市构建类似硅谷的“孵化器区域”专业化服务体系，建立一套齐全的支持创业制度化的基础设施，引进、培育、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围绕七大技术进行产品研发、创新、创业。
4 建立多渠道的农业科技开发投融资体制
农业科技开发周期长、投资大，面临着极高的市场风险。因此，需要建立企业、政府和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投融资体制。首先，政府应成为农业科研经费投入主体， 致力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及农业技术结构调整，围绕七大技术组织力量协同攻关。同时，建立多元化的机制和鼓励性政策体系，促进非政府公共投资从事农业科研；其次，充分利用国际上的优惠贷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国外资本、社会资金、民间资本的投入，向高新农业技术企业提供贷款；第三，搭建租赁融资交易平台。租赁融资是当今世界发展最迅猛的新兴服务产业之一，也是世界上仅次于银行信贷的第二大金融工具，极大推进了金融市场业务多元化、综合化、专业化发展。此外国内外通行的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都是荆门市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徐顽强，段萱．我国产学研集群创新形态及优化策略——以湖北“光谷”和“农谷”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8）
2 桂渝芳，熊周文，苏百荣．城市品牌建设与传播战略研究——以湖北荆门市打造中国农谷品牌为例［J］．社科纵横，2012（12）
体制机制创新范文6
搭建大平台，创新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
针对产业集聚程度不高、发展空间不大、区域竞争力不强的实际问题，大力探索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优化行政资源配置，向体制要效益，整合内部，集中布局，集聚产业，集约发展。
打造高地。构建集聚发展体制。以争创全国百强开发区和全国百强乡镇为目标，率先开展城关镇(递铺镇)和省级经济开发区管理体制合并。打造引领全县经济发展的航空母舰。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调整，突破行政管辖限制，实现四大整合：整合经济发展功能，提升经济服务能力。将原城关镇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合并，强强联合，形成高效一体的经济服务体制。整合行政管理职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将原经济开发区的社会管理职能与原城关镇合并。轻装上阵。形成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制。整合发展资源，提升经济竞争能力。合并后的开发区(递铺镇)区域面积占全县的20％，工业总量占全县的48.6％，形成极具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经济发展高地。整合发展平台，拓宽经济发展空间。通过行政管理体制调整，实现各大小园区发展整合，连点成线扩面，形成以城北、城西北为核心板块的工业发展高地，以环灵峰山休闲度假区为核心板块的休闲服务业发展龙头。城北开发项目和环灵峰山休闲度假区建设项目先后被列为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省重点服务业项目。
发展共享，实施同城发展体制。对区域位置相近、功能相近的重点城镇同城一体化发展。整合发展功能，增强县城辐射能力，实施递铺、孝丰“同城发展”战略。实现发展规划一体化、发展政策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整合建设资源。实施高禹、良朋“工业重镇、农民新城”同城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公建设施一体化建设。实现功能互补、设施共建、资源共享。
抱团竞争，实施组团发展体制。充分发挥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着力打造区域经济强镇。以梅溪镇为中心，带动昆铜、溪龙等乡镇发展，打造东部经济重镇；以天荒坪镇为中心，带动上墅、山川等乡镇发展。打造南部经济重镇；以杭垓镇为中心，带动报福、章村等乡镇发展，打造西部经济重镇。
立足大投入，创新高效的项目运作机制
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国外游资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化危为机。因时而动，建立健全项目有效投入机制，全力攻坚，抢抓发展要素，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建立高效项目谋划机制，主动对接争资金。抓住国家投资拉动内需的有利时机，建立由县发改委为牵头部门、各相关部门参与的项目谋划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深入研究重大投资走向。超前谋划一批重点项目，精心包装一批项目，丰富充盈项目库。设立“项目评审委员会”(主任办公会)和“项目专家论证委员会”。分别负责项目的筛选和评估论证工作。对比较成熟的项目，狠抓前期工作，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做好重点项目争取资金的上报工作。一季度，县城污水管网改扩建工程、县城区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城北试验学校等3个项目被列入中央新增投资计划，争取中央资金1100万元。
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强势推进抓项目。建立完善招商网络，全县设立一个总局、下设五个分局的招商网络，并按照提高招商实效的要求，实行五个招商分局与平台乡镇的无缝对接：突出专业招商队伍建设，从全国海选12名专业招商人才，从事专业招商；着力改变招商激励机制。从原先的重奖单位转变为重奖到人，并设立招商引资质量奖，大幅度提高奖励额度；明确招商新重点新方向，明确以“外资、内资、国资、民资”四资齐上的招商新重点新方向。改变过去只注重外资引进，形成到现在以国企转移为重点资本来源，台资引进为重点招商区。央企招商为重点招商主攻，以光伏产业为重点产业的招商新路径。一季度招商引资合同外资6321.06万美元，全市第一，实到外资2叭2万美元，全市第二，实际利用内资7.9亿元，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20％、25.3％。
建立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全力以赴上项目。建立重点项目目标管理机制，年初通过深入调研，谋划确定一批全县重点建设项目，建立项目库，并制定推进计划，明确推进任务、联系部门领导、时间节点要求：建立重点项目推进协调机制，对县政府确定的年度重点项目，实施周推进、月点评、季考核、年总评制度。对重点项目实施分类推进，采取园区平台项目现场办公、存在共性问题项目集中会办和同类别项目集中推进等不同方式。提高项目推进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建立重点项目推进督查机制，采取进度表报送、电话咨询、现场踏看等方式，对项目的形象进度、项目责任主体推进项目的措施和成效、职能部门服务项目的质量和水平等情况进行督查。一季度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11亿元，增长9％，其中工业性投入8.5亿元，增长13.5％。
健全园区建设推进机制，促工业集约发展。建立健全工业园区平台建设目标责任制，实施联席会议制度。采取“联办、会办、现场办”等形式破解园区建设推进中的问题，建立工业园区建设基本情况进度台帐，突出平均亩产值和税金产出率等绩效指标。进一步完善考核制度；建立园区多元融资机制，开展BOT项目等融资形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对有条件的园区开发实行封闭的财政运行机制，园区的税收、规费等按相关规定统一返还所属乡镇：建立园区项目准入机制，根据项目的容积率、投资强度和节能减排要求，严格控制污染大、能耗高、效益低的项目引进，鼓励引进“大好高”项目，明确两个“不招”，即排污量大的“烟囱”类项目一律不招：耗能量大的“电老虎”类项目一律不招。一季度。全县7大工业平台累计开发面积621亩，新增107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累计达8434万元，新增2000万元。
围绕大服务，创新务实的企业助飞机制
围绕坚持以“鼓发展之劲、创发展之新、解发展之难、务发展之实”为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力保企业平稳过渡，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大力拓宽企业“温暖工程”配套服务机制。以“温暖工程”为载体，通过实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五百行动干部“驻企助飞”、优化审
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限、降低收费标准、拓展融资渠道、扩大放贷规模、规范中介服务、限定自由裁量权等一系列工作措施。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政府管理和服务企业的效率和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安吉金融机构贷款规模同比增长24.8％，其中工业贷款规模增长56.3％。全县没有发生一起银行抽资行为。
率先实施“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促进机制。围绕技术创新、项目提质、品牌创新、人才集聚、金融创新、现代服务业发展、节能减排等7个专项行动计划。以任务分解表的形式分解到乡镇和部门，并每年制定推进计划。加强转型升级的行政推动力度，促进安吉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提档升级。2008年，安吉工业投资结构发生明显改善，特色机电、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新兴鼓励类产业成为投资的重点。达到总投资规模的65％以上，彻底改变了前几年以椅、竹两大传统产业为主的投资格局。
有的放矢强化财政扶持机制。配套“温暖工程”，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大企业扶持力度、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意见》和《关于扶优扶强行业龙头企业带动我县两大传统产业加快提升的实施意见》两个特殊时期的扶持政策，从税费减免、奖励、激励金融机构、鼓励企业产权合理流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等方面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预计到2009年底。仅全县各类税费减免就在1亿元以上。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为鼓励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加快转型升级，在帮助企业用足、用活、用好中央和省里政策外，进一步整合各类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财政资金，配套“三年行动计划”，专门出台了《进一步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三十条政策》，从2009年起，县财政每年将安排不少于1，5亿元资金，比原来增加了近一倍。例如，安吉县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中国椅业之乡”、“中国竹地板之都”等区域品牌宣传和运作，支持企业统一组团参展、联合设立展示和销售窗口、区域品牌广告投入、集体商标申请等。扩大特色产业集群的知名度。今年以来。在外贸出口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椅业企业的出口不降反升，预计自营出口将保持20％左右的增长。
着眼大推进，创新有力的行政推动机制
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充分发挥行政推动作用，建立健全“三三制”的行政推动机制，积极营造部门重服务、乡镇比发展、干部看实绩、群众齐支持的浓厚氛围，形成全县上下全力以赴保增长促转型的良好发展局面。
建立健全三项工作机制，激发干部创业激情。一是深入实施部门一把手“两线工作法”。即部门一把手从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拿出三分之二精力重点做好落实项目领办和联系企业：二是深入实施乡镇“三线工作制”。即党委书记负责一条线，重点抓招商：乡镇长负责一条线，重点推项目、建平台；党委副书记(或由乡镇确定一名领导)负责乡镇日常事务；三是深入实施“五百行动”。即百名干部驻外招商、百名干部驻园推进、百名干部驻点服务、百名干部驻企助飞、百名干部驻村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