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文章范例6篇

时事评论文章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1

【关键词】新闻评论 公众话语 差异 党报 都市报

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的运用,在不同类型的媒体中有所不同。党报与都市报新闻评论中的公众话语是有差别的,总结这种差别的状况,分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报纸性质对报纸意见信息传达产生的影响。

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本文中所说的公众话语,是指以公众社会事务为内容,从公众角度反映和表达社会信息的非个人的话语活动及其结果。

作为代表性的党报,《人民日报》新闻评论中,包含着党及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这两个方面的意见信息。党及政府话语是指党及政府作为传播主体,传达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及政府的形象,反映党及政府立场、声音的意见话语。而公众话语则是指反映与公众相关的信息、代表公众发表见解的意见话语。这些评论文章一般不是直接传达公众的意见信息,而是指导、设置和导控公众话语的方向。

都市报的代表《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中,也包含着政府话语和公众话语这两个方面的意见信息。政府话语主要体现在它的“社论”版中,以政府决策性、指导性、宣传性信息为内容,表达相应的媒介立场和意见,这种话语不一定都是政府信息的直接传达,但大多为体现政府话语精神的媒介阐释与解读。而公众话语在《南方都市报》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民众身份的话语,可以视为“老百姓”的意见信息。另一种是各个领域专家、学者及其他人士身份的话语,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的思想信息,这两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个论+众论”版中。“老百姓”意见话语一般是直接表达社会大众的对社会事件或现象的看法,“知识分子”思想话语则表现出特有的逻辑性、系统性和理性深度。

新闻评论的选题角度、语言特点、论证方法、写作风格都与公众话语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选题角度体现了公众话语的立场和出发点,语言特点体现了公众话语的表达特色,论证方法体现了公众话语的思维方式,写作风格体现了公众话语的表现个性。从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公众话语,能够对公众话语有更深刻的认识。

本文选取2015年6月份《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的所有新闻评论为样本。从选题角度、语言特点、论证方法、写作风格这四个方面,对两张报纸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运用的差别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究其产生的原因。

一、《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运用的差别

《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运用的差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闻评论的选题角度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选题的角度

《人民日报》在新闻评论文章的选题角度上多从党、政府角度出发。如果从受众角度去看,多数文章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代表社会大众说话。

(1)关注政府官员的工作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政府官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是评论文章中数量比较多的主题。这些文章大多关注政府官员的形象、工作效率、权力实施与责任义务等方面。对政府的工作进行评价,对政府官员的作风进行议论,发表党和政府的思想观点。选题在选择上多从政府、党的角度出发去发现问题,通过具体的论证,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2)关注政府机构的工作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政府机构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多是关注政府机构的建设与权力实施问题,政府机构的监督等功能的运用问题。批评政府机构办事方面的不足,把评论重心放在了政府机构建设等相关方面,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3)关注社会事件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社会事件为评论对象的报道多从政府的角度进行报道,主要评论了政府的应对措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等。

(4)关注政策法规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政策法规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多从政策法规的内容入手,分析制定的合理性与出现的问题,对政策法规进行深入剖析,从中发现社会问题,引起政府的关注。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选题的角度

《南方都市报》在新闻评论文章的选题角度上多从受众感兴趣的话题入手,以大众的需求为写作角度,关注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与现象,是对社会公众思想信息的直接传述。

(1)关注就业问题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就业问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主要是针对目前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问题,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分析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引起社会的重视。

(2)关注社会事件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社会事件为评论对象的文章与《人民日报》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有所不同,《南方都市报》更多是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关注社会事件对大众与社会产生的影响。

(3)关注经济问题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经济问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多从目前的经济现象出发,分析问题的产生对大众带来的影响。

(4)关注教育问题

《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以教育问题为评论对象的文章从高考、教师、学校等方面来反思教育产生的问题,并试图论述解决的方法。

(二)新闻评论的语言特点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

《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是严肃、郑重,多运用中央文件和其他政治性文本中的话语来传播意见信息,突出了它是党和政府话语的代表这个特点。另外,频繁的使用成语与古语使得它失去了一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受众。

(1)权威主体词语的运用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经统计,“党”“政府”“官员”“党的领导”这些词组出现的次数较多,说明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党性词语的运用频率是比较高的。

(2)成语、古语的运用

在《人民日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会经常出现一些比较生僻的成语与一些古语。成语与古语的过多运用,对党报读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较高的要求,也显现着党报读者的某种群体特点。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

《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语言特点是平民化的,所运用的词语大多比较简单易懂,平民语言使用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便于受众阅读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它是公众话语的直接传播载体,而不是代表公众的思想媒体。

(1)口头词语的运用

在《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份的新闻评论文章中,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大量口头词语的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是比较轻松的,能够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容易在受众心中产生共鸣。

(2)短句的运用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中语句都不是很长,基本上都是短句。短句的大量使用,好处在于它可以使受众轻松地理解意见信息的表达,方便了受众对文章中心内容的把握,降低了阅读困难。

(三)新闻评论的论证方法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论证方法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多运用列举数据与提供政策支持这两方面来作为论据进行深度论证。

(1)列举数据

列举数据,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是比较强势的论据之一。《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中经常会根据所评论的话题来进行数据统计,列举数据说明问题。

(2)引用政策法规

引用政策法规,也是《人民日报》在评论文章中经常使用的一种论证方法,在文章的开篇会选取与主题相关的政策法规进行解释。这些政策法规是具有权威性的,受众看到话题与特定法规政策的联系,会在心里产生权威感、信任感。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论证方法

《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文章运用的论证方法是比较活泼的,随意的,它除了运用列举数据、引用熟知的政策等方法外,还会总结相关的社会事件、社会现象对主题内容进行进一步说明。

(四)新闻评论的写作风格

1.《人民日报》新闻评论文章的写作风格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写作风格是比较庄重、严肃,运用大量的政治性语言传播意见信息,具有较强的权威性。文章的写作结构也比较固定,少有变化,体现了一种信息传达的一贯性和稳定性。

2.《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文章的写作风格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文章写作风格是比较活泼的,口语词语与短句的运用使得文章整体呈现一种轻松的感觉,让受众能够比较迅速的了解作者的意见信息,对这种意见进行及时的反馈,平民话语的运用程度也是比较强的,阅读起来比较简单。

二、《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新闻评论中公众话语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报纸功能定位的不同

《人民日报》是党报,因此它的宣传任务是要对党、政府的方针政策进行报道,对党政机构、政府官员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论。《人民日报》无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语言的表达中,都严格按照党和政府的标准,传播意见信息,因此评论文章呈现出严肃的风格,即使是在时评中,也要代表社会公众的意见。

《南方都市报》是市场化报纸,完全的市场化运营,为了能够符合报纸的定位,在选题与写作风格上都是比较活泼的。它的评论文章也是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选取受众感兴趣的主题,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直接传播社会大众的思想信息便成为它吸引受众的有效办法。

(二)评论作者的构成不同

《人民日报》的新闻评论文章多为本报评论员、专职新闻评论人以及各级党政领导人所写,文章结构与风格都比较统一。

《南方都市报》的新闻评论在报纸上有社论、个论+众论这两个版,文章的作者是多元的,既有本报的评论员,也有广大的社会民众,还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网友。因此,评论的写作风格也是多样的,话语的表现形式也是丰富的。

(三)报纸受众定位的不同

《人民日报》受众多为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或者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社会人士,他们有了解政府相关政策等内容的需要。另外,这一部分人群想要知道政府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就是说在新闻评论文章中看到政府的观点。因此,《人民日报》在新闻评论文章中会侧重于传播政府的声音。

《南方都市报》的受众组成是比较复杂的,不仅包括这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还有更多一部分知识水平比较低的受众。为了满足这一部分受众的信息需求,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受众的思想信息,在新闻评论文章中就体现为传达公众的话语、意见和思想信息。

参考文献:

[1]马少华.新闻评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范敬宜.总编辑手记[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2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果从课程与教材等顶层设计方面反思,现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制订出高中学生思辨能力要达成的明确而系统的目标,更没有具体的实施建议。教材专家、学者们也乐得省去组织编写配套教材之烦恐怕是主要原因。多数一线语文教师无所适从,不知要教什么、该怎么教;大部分学生连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和逻辑知识都少有接触: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确乎成了不少语文教师心中难以排解的伤痛。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越来越多的语文教育专家乃至一线语文教师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正着手寻求解决的办法。但课程与教材等顶层设计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积极探索,勇敢尝试。

从笔者的实践看,每周开设一节“时评鉴赏”课,不失为一种培养高中学生思辨能力,点燃学生思辨火花的有效抓手。

这里所说的“时评鉴赏”课,是指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阅读、鉴赏时评,进而训练片段写作,逐步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一种课型。

“时评”是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对于新近发生的国内外热点事件的评论文章。之所以选择“时评”作为鉴赏素材,一方面是由于它所独具的有别于传统经典文本的时新性,能够让学生产生真切感、新鲜感,充分激发学生阅读和鉴赏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时评”作者一般都有较为深厚的议论文写作功底,文章处处充满思辨的智慧,易于让高中生乐于探讨并学习作者分析论证的高妙之处。之所以安排每周一节,是因为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经过长期的、循环往复的体验和训练才能完成。

每一节“时评鉴赏”课,教学方式、步骤当然要根据实际灵活安排,以下是笔者“时评鉴赏”课的常规设计,供各位同仁参考:

【课前准备】

1.精选时评。教师从诸如《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杂文报》等权威报刊挑选针对某一热点事件的一两篇时评。

注意几点:一是热点事件的时新性,必须是新近发生的;二是热点事件的贴近性,要尽可能贴近高中生的生活实际;三是时评文章的思辨要适度,必须有较为凸显的高中生“跳一跳”就可以借鉴的思辨特点;四是时评文章的篇幅要适当,一般1000字左右,与高中生作文要求的字数相当。

2.印制时评。教师将精选出的时评按学生数印制好相应份数。

3.预设鉴赏重点。教师反复阅读时评文章,预设学生可以从中借鉴的思辨特点,以此作为鉴赏重点。

【鉴赏步骤】

1.回放热点事件(视频或PPT)

2.评议事件行为

组织学生讨论(以4-6人学习小组为单位,下同),对于“事件行为”,可以有哪些不同的看法,某种看法可以从哪些角度论证,某一角度可以运用哪些事实论据或道理论据……通常情况下,教师可以依据“事件行为”拟出一个辩题,在自选的基础上,将全班各组分为“正方”“反方”和“中立方”三方,要求找出支撑己方观点的理由并作简要阐述。

小组讨论后,抽查小组代表发言交流(或用实物投影仪书面展示)。

评议事件行为,可以有效地打开学生思维,让学生多角度去思考、评议,为后面的“鉴赏时评文章”作铺垫,这本身就是学生的一种思辨实践。

3.鉴赏时评文章

①分发时评文章。

②学生自主阅读。与前面的辩论、交流相对照,找出文章最值得自己欣赏的地方或存在的不足,做好标记。

③小组集体讨论。小组成员逐一发言,小组代表作好记录,形成共识。

④提交班级交流。抽查部分小组代表发言,师生共同评议。

4.点拨鉴赏重点

教师根据预设及课堂生成的情况,着重点拨文章凸显的思辨特点,适时补充相关的思辨知识。

5.熟读精彩句段

学生熟读自己认为精彩或凸显文章思辨特点的句段,进一步加深体验。

6.训练片段写作

学生根据交流、辩论及鉴赏情况,确立自己的观点,运用所学的思辨方法,写一段阐述性文字,200字左右。各小组推荐一精彩片段,全班交流。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3

横空出世

据笔者初步考察,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文章最早出现于《中国电影》月刊。1958年8月,《中国电影》月刊发表文章《努力提高军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在标题下使用的署名形式就是“本刊特约评论员”,主张“应以政治挂帅,努力提高军事题材影片的思想性”①。但它就像一颗流星,仅此一次闪烁就消失在寂寞历史的苍穹之中。

当“特约评论员”第二次出现已经到了“”结束后的“两年徘徊”期。“特约评论员”与一人、一刊、二报的大胆创新密切相关。“一人”指的是同志,“一刊”即《理论动态》,“一报”为人民日报。

1977年3月3日,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他为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了《理论动态》。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出刊,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②。

1977年12月30日,《理论动态》第34期刊登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人民日报同志看到后,立即打电话请求转载。发表前,人民日报来电话征询署名问题。建议说:“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③《理论动态》同志认为 “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是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立即赞同。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非“特约评论员”。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发表文章《老干部的光荣责任》,正式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特约评论员”应运而生。此后,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连续转载了《理论动态》文章,如《认真肃清“”的流毒》(《理论动态》第46期,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人民日报3月23日)等。

当时,“特约评论员”这一称谓新颖,文章颇具特点,十分引人注目。香港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并发文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认为这是中共高层的一位权威人士,但他们终究没有得知“特约评论员”的庐山真面目④。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做法,受到了其他报刊的追捧,开始广泛地在党报党刊中流行起来,如《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月报也纷纷转载“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各大报刊的文章。随后,全国报刊开始效仿“特约评论员”署名。而刚刚诞生的“特约评论员”就孕育出强大的舆论威力。

大显神威

“特约评论员”兴起之后,首都新闻界逐渐兴起一种流行做法,即一些本来打算作为社论的重要文稿,报社宁可先给《理论动态》刊登,试探政治“空气”,然后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自己报纸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报甚至互通声息,主动支持,进行转载。这种合力,使得“特约评论员”大放异彩,特约评论员文章更是大显神威。“特约评论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

1978年5月10日,在的主持下,《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文章作者胡福明回忆说:“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⑤。因此,“特约评论员”署名从开始就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芒。

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5月12日,人民日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5月底,全国已有30家报纸转载,中央及各省市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达650篇以上,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场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⑥

与时俱进

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新兴评论文体被各大媒体广泛使用,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朝气。从1978年以来,在各大报刊上,“特约评论员”表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以读秀()学术搜索关键词检索为例,用时0.01秒,“特约评论员”相关的中文报纸条目约2948篇。用时0.省略/sports/teyue/teyue.html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4

《青年时报》的评论版创始于2003年7月,从周一到周六每周六版,并置于第二版的重要位置,稿酬标准在当时也数一数二。第一任主持者是邵双平先生,他在选取稿件上注重理性、平和、多元,注重文本,可以说《青年时报》的评论版在创始之初就具备了很高的质量,得到了业界与读者的广泛认同,并获得了国内许多优秀评论员的友情支持。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今天――为何要提“友情”?因为“友情”代表着认同,对报纸的认同、对编辑的认同。当时我也是它的作者之一,也正因为这层关系,2004年3月,我从郑州来到杭州,主持《青年时报》评论版的编辑工作,岁月如流,一晃已是六年有余。

“《青年时报》要做一张有观点的报纸”,这句口号是《青年时报》社长章丰提出来的。绝非仅仅基于“比较优势”的考量,还在于信息时代、多媒体时代背景下,新媒体(如互联网、博客、微博等)层出不穷,只靠提供信息已不足以吸引读者,亦不足以构建影响力,但我们可以制造、生产“观点”,面对芜杂、海量的信息,受众需要有人为他们做梳理、解析、判断的工作。以“观点”制胜,是《青年时报》在新媒体崛起的大趋势下确定的生存与发展战略。也正是在章丰社长的强力主导下,继《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之后,《青年时报》在2008年年底成为国内第三个推出每期八版的评论周刊;2009年10月,由《青年时报》发起,联合中新社、《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新京报》等十数家国内主流媒体主办的“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颁奖仪式在杭州举行,巨头云集,大腕满座,被认为是当年中国时事评论界的盛事之一。

时事评论,最忌泛泛而谈,也最忌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吞吞吐吐。《青年时报》是浙江一家市场份额并不十分巨大的都市报,其评论能在国内获得那么多的认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勇于面对,勇于担当,不错过重大事件,不回避敏感话题,当然前提是观点鲜明、理性以及对真相的绝对尊重。

承蒙《杂文选刊》眷顾,要为《青年时报》的评论版做一个小专题,所以撰写此文略作介绍。趁此机会,我还想略谈几句“杂文”与“评论”之关系。窃以为所有“评论”皆可归入“杂文”,而“杂文”相对于“评论”则是外延更大的一个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鲁迅先生的杂文――那是标准的杂文吧?很多就是时事评论。窃以为“评论”的概念很简单:以时事为评论对象,如此而已。有人刻意区分“杂文”与“评论”之不同,或言“评论”讲理性,重逻辑,终结于“判断”,其实杂文要言之成理,同样必须讲理性、重逻辑,也同样可以有判断。或言杂文深刻、评论浅白,其实深刻浅白与否,全在作者本身的认识水平与论述水平,与文体似无多大关联。或言杂文属于文艺,讲究文采,评论则格式、语句枯燥,可说是对“杂文”与“评论”的最大误解――古人云“辞达而已矣”,又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把杂文说成“文艺”,太做作,做作难写出好文章;而我也一直有这样一个判断,杂文的式微,症结不在杂文版面的减少,而在杂文作者忽视了评论这个更广阔的杂文平台。至于说评论有格式、没文采,那是把文采当成第一、评论当成第二的本末倒置,评论照样可以不拘一格、文采飞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5

随着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在美国和国际文坛声誉大增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其兴趣与日俱增。仅1994年,国内出版关于莫里森的文章就有17篇,这一时期的论文包括对莫里森的访谈录、莫里森获奖的介绍、莫里森作品主题挖掘和叙事特色探寻。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二类,第一类是研究莫里森作品中的主题:王守仁于1994年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的《走出过去的阴影──读托妮•莫里森的〈心爱的人〉》在介绍作者和小说故事情节基础上指出:“美国的黑人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人们逃避奴隶制这段黑暗历史有关。”(王守仁,1994:41)他认为小说的故事叙述是痛苦的,但莫里森文笔优美,创造出了撼人心魄的美感。胡全生同年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上的《难以走出的阴影———试评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的主题》指出小说的叙述结构和情节线索推动故事发展,让人们看见奴隶制瓦解后奴隶经验依旧作用于黑人的阴影。(胡全生,1994:163~167)相关文章还有:王守仁的《爱的乐章———读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黄锦莉的《奴隶制的血泪控诉———评介托妮•莫里森的〈宠儿〉》,吕炳洪的《托妮•莫里森的〈爱娃〉简析》,王海燕的《人性的丧失与回归———读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第二类是研究莫里森作品的艺术特色,如叙事特色、结构特色和魔幻现实主义特色。1994年,李贵仓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了《更为真实的再现─—莫里森〈心爱的人〉的叙事冒险》通过对《心爱的人》叙事技巧尝试性分析,探讨了小说中的“镜像结构”“拼版式叙事”“时空的交错”等叙事技巧,表明莫里森运用这些技巧来表现生存的荒诞和困惑这一西方现代文学共同的主题。(李贵仓,1994:26-30)方红1995年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的《不和谐中的和谐──论小说〈爵士乐〉中的艺术特色》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的组合、意象的借代、转换及相互承接,说明“莫里森将音乐中的和声、对位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方红,1995:18),为当代文学创作又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空。习传进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宠儿〉》分析了人鬼交融、神话再现和时空错位等艺术手段。(习传进,1997:106-108)相关文章还有:杜维平的《呐喊,来自124号房屋———〈彼拉维德〉叙事话语初探》和杨仁敬的《读者是文本整体的一部分———评〈最蓝的眼睛〉的结构艺术》。

二、莫里森国内研究的第三阶段

1999年以来,国内对莫里森的研究持续高涨,成果数量多、批评角度广、剖析程度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标志着国内莫里森研究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国内关于莫里森研究的期刊论文可谓硕果累累,各有建树。因发表的文章重复性较高,本文的梳理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在CSSCI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为主,按照批评方法、研究内容和作品关注度来分类整理。从批评的理论方法来看,对莫里森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叙事学、种族政治身份、神话原型、比较等角度。

1.女性主义批评角度:在国外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角度是开创莫里森研究的角度,在国内的研究中,这一角度仍是研究的主流。章汝雯的《〈所罗门之歌〉中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以富考和多罗茜•史密斯的话语分析理论为依据,剖析了《所罗门之歌》中存在的女性化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她认为通过这两种话语的互动,莫里森既揭示了父权社会家庭中女性压抑的心理和生活,又让读者看到黑人妇女为争取个性解放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妇女生活和命运带来的变化。(章汝雯,2005:85-90)张宏薇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角———从女性人物的变迁看莫里森思想的演变》指出莫里森塑造了众多个性突出、形象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创作中,她一直秉承女性主义的立场与视角,但是女性人物的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迁。对佩科拉、秀拉和康妮三个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了作家思想演变的过程。(张宏薇,2007:201-203)类似的研究还有:郑成英、李道柏的《试析〈秀拉〉中的黑人女性形象》,蒋欣欣的《认同与分裂:自我身份的实践———解读〈秀拉〉》,唐红梅的《论托尼•莫里森〈爱〉中的历史反思与黑人女性主体意识》,应伟伟的《莫里森早期小说中的身体政治意识与黑人女性主体建构》等。这些研究是通过女性主义理论分析莫里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姐妹情谊、女性主体意识和女性寻求身份的艰难历程,同时揭示了黑人女性在白人统治的社会中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

2.文化批评角度:在CNKI数据库上搜索主题含有“莫里森”和“文化”关键词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共有70篇,可见文化批评角度是莫里森研究的另一主要切入点。孟庆梅,姚玉杰的《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民族文化身份缺失之悲剧与思考》在文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基础上探讨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根源,认为白人强势文化缺失和黑人民族文化缺失是造成悲剧的根源,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民族文化传承以及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才是民族生存的根本。(孟庆梅、姚玉杰,2010:174-176)除了讨论白人文化和价值观对黑人族群的伤害外,莫里森对黑人文化传统的追寻也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孙静波的《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非洲文化元素》指出,在莫里森的创作中大量使用了非洲文化元素,并对其加工、改造和再现,如非洲文化中的口语特征、神话与民俗以及非洲的自然崇拜、时间观和音乐等。这些古老的文化因子不仅增加了莫里森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更传递着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这种艺术上的融合和创造显示了作者在弘扬民族文化、重塑民族自豪感、争取黑人话语权和摆脱文化认同危机等方面所做的积极努力。(孙静波,2008:115-121)相关的文章还有:王烺烺的《欧美主流文学传统与黑人文化精华的整合———评莫里森〈宠儿〉的艺术手法》,朱新福的《托尼•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语境》,王玉括的《莫里森的文化立场阐释》,都岚岚的《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等。

3.叙事学角度:莫里森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对叙事的技巧做了许多探索,莫里森的成功与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密不可分。杜维平的《〈爵士乐〉叙事话语中的历史观照》将叙事置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为小说中破碎的人物形象、爵士乐创作技巧和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都被纳入了小说家的黑人话语叙事策略,并曲折地传递着小说家对历史的思考。(杜维平,2000:92-98)其他从叙事角度研究的文章有翁乐虹的《以音乐作为叙述策略———解读莫里森小说〈爵士乐〉》,王晋平的《论〈乐园〉的叙述话语模式》,章汝雯的《〈最蓝的眼睛〉中的话语结构》,杜志卿的《〈秀拉〉的后现代叙事特征探析》,胡笑瑛的《析托妮•莫里森〈宠儿〉的叙事结构》,尚必武的《被误读的母爱: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叙事判断》等。这些研究深入地探讨了莫里森小说中的叙事模式、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策略、叙事时间以及后现代叙事。

4.种族政治身份角度:国外研究中注重将莫里森作品归于诸如种族政治的意识形态范畴,国内的研究也同样有众多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剖析莫里森的作品。陈法春的《〈乐园〉对美国主流社会种族主义的讽刺性模仿》认为《乐园》中黑人群体在构建乐园过程中由胸怀开阔的自由斗士变成固步自封的顽固派,实际上是对美国种族主义讽刺性的模仿。(陈法春,2004:76-81)李有华的《黑人性、黑人种族主义和现代性———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种族问题》指出莫里森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表现黑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黑人性和白人性的纠葛,主题就是批判黑人身上的种族主义内化,只有清除黑人自我意识中被扭曲和被异化的种族主义意识,才能恢复其黑人和美国人的文化身份。(李有华,2009:98-102)王守仁、吴新云的《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指出莫里森的《慈悲》描写了北美殖民地初期蓄奴制对黑人、印第安土著和白人契约劳工等各类奴隶的伤害以及白人如何为心灵或历史枷锁所累的情况。该文深入地探讨了“奴役”的本质,认为莫里森“超越种族”的视野彰显了她对历史、社会和人心的深刻洞察。(王守仁、吴新云,2009:35-44)相关文章还有:王守仁、吴新云的《美国黑人的双重自我──论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柏油娃〉》,(王守仁、吴新云,2001:53-60)塔德•鲁特尼克的《动物的解放或人类的救赎:托尼•莫里森小说〈宠儿〉中的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塔德•鲁特尼克,2007:39-45),赵莉华的《莫里森〈天堂〉中的肤色政治》等。这些文章从种族主义角度揭示黑人所受的歧视与压迫,寻求黑人摆脱奴隶制阴影的解放之路。

5.神话———原型角度:托妮•莫里森熟稔《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精通神话叙事艺术,其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意象和主题等经常含有丰富的神话元素。曾艳钰的《〈所罗门之歌〉》中的现代主义神话倾向围绕《所罗门之歌》中忒勒玛科斯神话、俄耳甫斯神话及单一神话等样式展开探讨,详细分析了莫里森对这些神话的应用及其“重新上升”的涵义。(曾艳钰,2000:131-135)杜志卿、张燕的《〈秀拉〉:一种神话原型的解读》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考察秀拉的生命历程,认为秀拉形象与西方传统神话中的追寻原型、替罪羊原型和撒旦原型相对应,是这些神话原型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置换变形。(杜志卿、张燕,2004:80-88)相关文章还有:李喜芬的《〈秀拉〉中的人名寓意与原型》,史敏、蒋永国的《莫里森小说创作中的原始图腾与神话仪式》,张宏薇的《上帝的性别:〈秀拉〉对上帝造人神话的改写》等。

6.比较角度:国内也有学者将莫里森与其他白人作家、黑人男性作家和黑人女性作家比较,探讨他们在创作上的共性、差异和继承。章汝雯的《艺术手法的继承思想内容的超越———评〈宠儿〉及〈喧哗与骚动〉》阐述这两本小说的创作手法极为相似,他们都采用了内心独白、多角度及蒙太奇等,说明莫里森在创作手法上继承了福克纳的精华,但在思想内容上却超越了前人。(章汝雯,2001:133-136)肖淑芬的《〈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互文性及其启示》通过分析两部小说在故事的起步、核心、关键和线索等四个层面上存在互文性,这是女性作家共同的文化基因使然,作为女人她们在创作中都传递出了根植于女性生存历史而形成的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若干信息。(肖淑芬,2011:99-103)其他相关文章还有:邹惠芳、罗晓燕的《莫里森和沃克创作中的黑人女性意识对比》(2007),曾艳钰的《记忆不能承受之重———〈考瑞基多拉〉及〈乐园〉中的母亲、记忆与历史》(2008)和付筱娜的《〈宠儿〉与〈奥德塞〉的互文解读》(2012)。

7.其他角度:除了以上六个角度,后殖民理论、后现论、新历史主义批评、生态批评、伦理批评等也是目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如程静、郭庭军的《走出白人文化霸权的樊篱———对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的后殖民解读》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小说进行剖析,是这一理论领域的尝试。(程静、郭庭军,2005:85-88)杜志卿的《〈秀拉〉的后现代叙事特征》为从后现代视角研究莫里森的作品开了先河。(杜志卿,2004:80-86)王玉括的《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重构〈宠儿〉》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对比《宠儿》与《黑人之书》,体现了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成果和文本时间。(王玉括2007:140-145)熊文的《托妮•莫里森小说中的自然和女性形象》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莫里森作品中的自然和女性形象,提供了莫里森小说研究的新视角。(熊文,2007:160-164)尚必武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通过还原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逐一解构小说中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和伦理意识等,以此剖析作品中的伦理特性。(尚必武,2011:14-23)这些学者探索性、创新性的研究拓展了莫里森国内研究的视域,丰富了莫里森研究的成果,引领了莫里森研究的潮流。

三、莫里森国内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国内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内的莫里森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研究详尽,挖掘较深。研究者主要从黑人文化和女性主义两个角度探讨莫里森作品中的主题,如《宠儿》中的母爱主题、身份主题和寻根主题,《最蓝的眼睛》中文化主题和女性主题,《秀拉》中的死亡主题、自我寻求主题和成长主题,《所罗门之歌》中的飞翔主题和自由与回归主题,《慈悲》中的母爱主题和创伤主题等。在艺术特色方面,研究者从叙事特色、隐喻、象征和魔幻现实主义等角度评论莫里森的作品,充分肯定了莫里森高超的艺术技巧。

2.研究视角开阔,数量繁多,但对作品的关注过于集中。据笔者在CNKI上检索到的关于研究《宠儿》的文章共计1094篇,在CSSCI数据库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就有67篇,硕士论文有160篇,可以说对《宠儿》的品评涉及所有角度,而且其中重复性过多。其次是对《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的关注,分别有200多篇文章论述这几部作品。而对于其他作品《柏油娃》、《爵士乐》、《天堂》、《慈悲》和《爱》评论文章只有几十篇文章,其中对《爱》的论述最少,只有18篇。

3.评论方法和评论角度大量重复,对于单个作品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少跨学科研究。对于莫里森的单个作品研究比较集中,如研究《最蓝的眼睛》多数都从文化角度切入。据统计,国内发表《最蓝的眼睛》的文章共240篇,文化研究视角就有146篇,占总数的60.8%;《秀拉》研究文章共237篇,从女性角度研究的有139篇,占总数的58.6%;从文化角度研究《宠儿》的文章共有336篇,占总数的30.7%,从叙事角度研究《宠儿》的有102篇,占总数的9.3%;从文化角度研究《所罗门之歌》的文章有137篇,占总数的58.1%。以上数据表明,国内对于这些作品研究成果扎堆、选题重复、观点集中,虽然有创新作家作品的研究,但研究领域还需拓宽、加深。

时事评论文章范文6

杂文 文体 区别

一、杂文与文学的本质区别

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语言为手段去塑造形象,再现或表现客观现实,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语言艺术。文学运用虚构和想象活动把经过选择的生活经验体现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之中,以表达人或自己生存方式的某种发现和体验,因此它是一种艺术创造。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思想感情,是借助读者对艺术形象的审美过程所产生的情感感受(如:爱、恨、愁、哀等)来实现的。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允许作家在作品中进行说教。只能将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才能完成文学的功利主义目的,即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

杂文则不然,杂文主要是通过“说理”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亦即通过“说理”达到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目的。作者就某一(类)事物、或思想观点意识形态、或某人物言行、或某类客观存在(如社会制度、政治秩序等)进行剖析,阐明自己的爱、憎、赞同、反对、评价等观点看法,并解释这种观点看法的原因和后果。“说理”是杂文的目标和过程。但也不排除一些杂文是有形象的,这些“形象”是借助于已有的文学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甚至动物等形象来进行说理的,一般是较概括、较粗略、不完整、不太细致的形象。不可能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提并论。如《孙志刚替我而死》,里面有一段作者目睹一次北京警察街头拦人、查证、捉无证民工上车的过程描写,用了不足300字,这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简明的目击记录或新闻报道更恰当。对于文学来说,这算不上成功的形象塑造、情节描写,然而对于杂文来说,却很普遍。

二、杂文与小品文的区别

现代杂文和小品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两种新兴文体。但在现实中,许多人对它们的区别十分模糊,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小品文就是杂文,或杂文是小品文的一种。

小品文的历史和杂文一样悠久,撇开古代人们对小品文的认识,就现代小品文而言,它往往也被称为“美文”。1932年冯三味认为小品文是针对内容单纯、外形短小的抒情的美文而言。1933年周乐山罗列了周作人、冯三味、胡适、钟敬文、夏丐尊五家关于小品文的概念后,据其利弊,概括出较完美的结论“小品文是以精悍的谐趣的隽永的文字,轻快的技巧,表现人生之一角或片面的实感的短文。”1932年至1935年间,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并发表了一系列专论小品文的文章,定位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把战斗性的特点排除了出去。1947年,唐认为“闲散飘逸、偏于抒情的为小品文,凌厉峭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至此,杂文和小品文已各立门户。

三、杂文与文艺性论文的区别

文艺性的论文主要借助政论语体抒发个人主张。由于在阐述各种问题时要求具体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严谨的论证、诉诸读者的理性思维,所以它必须有很强的逻辑性。同时,为了达到宣传鼓动的目的,往往要使用形象生动或幽默讽刺的言语表达形式,比喻、排比、用典、反问、反语、对偶等修辞手法常被采用。尽管从现时大量的杂文来看,有些杂文是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是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但仍有许多杂文不符合政论语体和议论文的性质特点的,不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

四、杂文与散文的区别

古代散文,追其溯源,可以说范围相当宽广,它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无韵的散体文章,它不仅包括了诗、词、曲赋等有格律韵调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散体形式而外,还泛指一切非韵文的史、志、传、记、经、典、论著等文章体裁。古代杂文则指除正统诗文之外其它不能归类的杂体文章。现代散文,通常被认为是文学“四分法”中的品种之一,和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记事抒情的文学体裁。

从创作机制而言,作者创作意识中写杂文就是写杂文,写散文就是写散文,绝大多数作者意识是十分明确的,这从大量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很少有人将二者混淆。从读者接受角度而言,读者阅读时对杂文和散文的区分也是非常明确的,绝不会把杂文当散文,就如同不会把诗歌和小说混淆一样。因此,将杂文归于散文在实践中也是讲不通的。

因而,各种理论将杂文归类于散文,是犯了主客颠倒的常识性错误。将杂文归类于散文,不仅与实践相背离,在理论上也难立脚跟。

五、杂文与时评的区别

时评从本质而言,是属于言论的一种,但近来许多人将其和杂文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这是很不科学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如下:

1.从杂文与时评的取材范围而言,杂文之“杂”表现在材料的运用上,它常常是围绕一点,用发散思维的形式连类取譬,旁征博引集中起博杂的材料以阐述某个道理。时评因其新闻性,往往是“一事一议”,就事论事,它的材料多是报刊上报道的新闻事件,有很强的时效性。而杂文可以谈古论今,也可以评论新闻事件,其取材范围比时评要宽广的多。

2.从杂文与时评的功能作用而言,杂文要表达思想,杂文的主要价值是其独到、深刻的思想价值。时评是“事评”,针对的是具体的新闻事实,追求的是“有效率的表达”,需要对事实做出明确的判断。杂文的“思想”表达作用于人们的意识,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从而间接地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而时评“判断”的提出,就事论事,火力集中于一点,往往会作用人们的行为,直接促使某个具体问题得到解决。

3.从杂文与时评的艺术手法而言,杂文和时评要表达独立的思想或判断,但杂文的表达是“曲笔”的表达,而时评的表达则是“直言”的表达。杂文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而时评的表现技巧相对单一。如果说杂文关注的是“怎么说”,那么时评强调的则是“说什么”。杂文可以以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言说,有一定程度的表达空间,而时评的评是论非,放言无忌,充分言论的空间相对狭小。

4.批评意识或批判精神是杂文与生俱来的品性,也是杂文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从文体诞生伊始,杂文就是战斗的武器,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杂文的批评性却没有变。杂文的批评意识决定了杂文关注的是阴暗面,针对的是“假恶丑”,这正是杂文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时评针对新闻事实可以颂是,可以指非,但这种判断的表达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以提建议、找对策、想办法的形式促使问题的及早解决,时评的批评总不忘强调它的“建设性”。杂文的“批评性”与时评的“建设性”是“本同而末异”的两个东西,但其出发点和立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推动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总之,将杂文归类于文学文体,或归类于散文、小品文等是极不科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杂文已经成长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章体式。

参考文献:

[1]三闲继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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