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故事范文1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1894年10月28日出生在江苏苏州府城东北隅一个叫做“协记”的小小布店中。虽然生在名曰“人间天堂”的苏杭，但是对于穷苦人民来讲，“天堂”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叶圣陶在谈到他的出身时曾说过：“我家无半亩地一间屋，家况很清苦”。[1]因为晚年得子，全家对叶圣陶都寄予了厚望。叶圣陶3岁开始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6岁开始读私塾，11岁秀才落第，12岁考入苏州第一洋学堂――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传统的家塾教育和新思潮从此在叶圣陶的思想中交汇、萌芽、生长。1912年，年仅18岁的叶圣陶迫于家庭压力而走上了言子庙小学二年级课堂的讲台，由此开始了他长达76年的教育之路。
一时为生计,一辈子为教育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为什么啼泣？/要发展你独创的天才？/要锻炼你奋发的潜力？/要期求你意志的自由？/要受你成功的喜悦？”
――叶圣陶《成功的喜悦》
叶圣陶开始走进大多数人的视野是缘于他创作的童话。但时隔多年后，后人对于叶老的怀念和感恩开始来自于那段沉淀似金的教育岁月，来自于叶老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
1912年2月初，叶圣陶来到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学校（因学校设在苏州城内干将坊言子庙，所以又叫言子庙小学），担任二年级教员。“学生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年龄虽然相差，识见却似乎没甚上下，都不出学校、里巷、家庭的范围。”叶圣陶当年只有18岁，当他第一次来到学校和学生一起对孔夫子“行礼”，并接受学生对他“揖拜”的时候，学生们私议开了。叶老在日记中写道：“晨起即到言子庙，则学生已有小半来，见余矮小，则相与目余而私议，殆言余之不像教员也。”[2]
旧社会等级森严，就连这些见识“不出学校、里巷、家庭的范围”的小学生也以貌取人。然而不久，学生们都乐意亲近这位矮小的叶先生了，因为叶圣陶将纯美的“师德”铭刻在心中，从他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就亲近学生，爱护学生。在谈到自己是怎样当好小学教师时，他说：“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于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3]叶老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做是认真做教师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叶老总是从观察和剖析着手，再从根源上加以对症的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叶老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地说：“圣陶的性情，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
1912年3月，叶圣陶第一次领到薪水20个银元，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的一段体积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片数的样子。这该是我收受的么？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4]从那以后，每次领薪，叶老总要作一番反省：“这该是我收受的么？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然后鞭策自己以教学为本业，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叶老处处为着学生，一切以学生为本位，“凡是学生所要明晓的，倾筐倒箧，不厌其详；凡学生所要解决的，借箸代筹，惟求其尽”。[5]
在教学实践中，叶圣陶不断摸索教育的规律，因材施教。他认为七八岁为儿童想象的黄金时代，他们爽直纯洁，灵动活泼，反应捷速，好奇心盛，求知心切。在担任小学二年级教员期间，针对儿童的这些特点，叶圣陶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学习，并引导他们知荣辱、识美丑。他讲“修身”课，不是照本宣科地讲“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而是把“诚实”“反省”“正直”“博爱”“强身”“尚武”等空泛的说教编织成为精彩的故事、小说、童话，讲给学生听，使学生们感到有无穷的乐趣。
这样一位年轻有为、有创新精神、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居然为“昏庸卑劣”的教育当局所不容。1914年7月11日，言子庙小学以缩减班次为理由（由原来的四个班并成三个班）将叶圣陶排挤出校（其实，所谓“并班”是借口，言子庙小学并未减少班级）。“一朝解职，全家凝愁，贫穷如吾家，失此即入窘乡矣！”[6]遭解职后，叶圣陶出门当家庭教员，但这份工作不足以糊口，几番无奈之下，路路断绝，只能靠卖文谋生。
两年后的一天，叶圣陶忽然收到了吴宾若和王伯祥从苏州直镇吴县公立第五高等小学校寄来的信，信上邀请叶圣陶去他们那里教书。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叶圣陶来到这个宁静的小乡镇，开始了他“甜津津”的乡村教师生活。就在这块乡村教育的园地上，他如一名园丁般开始了辛勤的耕耘。叶圣陶把新的思想灌注在他的工作中，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他热忱地希望小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首先要懂得做人，日后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到校不久，叶圣陶就选择了莫泊桑的《两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等文艺作品供学生阅读，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他还经常给学生写一些如“直、谅、多闻”“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等能够激励学生进步的文句，指导学生吟诗作文，力图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植入学生的脑海心田。一向平静的校园因为叶圣陶的加入而变得热闹了起来。在“练好身体，打倒列强”的口号影响下，学校很快开设了体育课；叶圣陶课上教学生徒手体操，课外也不断组织球类和田径运动。
叶圣陶还指导小学生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改编成戏剧，表演给直镇上老老少少的居民看，使水乡小镇上的人们也开始接触到了新的文化生活。自从叶圣陶到来后，吴宾若、王伯祥就把学校办成了一个实验新教育的园地：创办了农场，开设了利群书店、小商店，还搭造起了戏台，开辟了取名“百览室”的博览室及篆刻室、音乐室，自编乡土教材，等等。叶圣陶还把自己购买的中外名著、南社诗人的诗集，以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陈列在“百览室”里，并经常到“百览室”指导小学生吟诵诗文，教育他们要博学多闻。
每到夜深人静时分，叶圣陶就点亮书桌上那盏白瓷罩的煤油灯，在闪动的、淡黄暗弱的光亮下读书、备课、批改作业。这个时期，他在进行教育工作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社会动态，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俞平伯书信往来频繁，受到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使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转变，不断在教育实践中寻求改革。
教是为了不教
教学宜思殊授受，善施三育贵熏陶。
奉贻二语供尝试，莫效宋人事揠苗。
――叶圣陶《赠师范毕业生》
叶圣陶一贯主张学生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读“有字人书”，更重要的是学习社会，读自然、社会、人生这些浩如烟海、无边无际的“无字天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子们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规训紧紧束缚，大多数学生只能死读书本，拼命往故纸堆里钻，教师们也只是把封建八股、洋八股，不分软硬轻重填鸭式地塞给学生，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对此，叶圣陶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在《如果我当老师》中，叶老指出：“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滑稽”和“残酷”的，“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样听讲要连续四五个钟头，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7]因此在叶老的教育实践中，除了讲授书本知识，更注重让学生去观察实际，使其能得到亲身的历练。在他任尚公小学教员时，曾和其他两位教师一起率学生“修学旅行”，远足昆山。一路上，叶老向同学们讲述所游历的名胜古迹，陪学生采集动植物做标本。回来之后，要求学生作游记、作记忆画。他通过这种“修学旅行”的方式，将各科教育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受到切实而亲切的教育。对于学生，叶老总是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书本固然是增进经验，取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但绝不是唯一的工具。除了书本，还有实际的观察，亲身的历练，都可以增进经验，取得知识，使生活丰富起来。而且，两相比较，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尤其重要。因为书本只是这些事项的记录，而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才触着了这些事项的本身。人为要丰富生活，所以读书。生活是主，书本是宾。如果只顾抱着书本，离开书本，就不肯用一点心思，费一点力气，那不是为生活而读书，是为书本而读书了。”[8]远足昆山的教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叶老又率领学生参观上海美华利钟表制造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类似的“校外教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学问如大海般浩瀚无边，而书籍只是海边的一只船，正如读书只是求学的途径之一，“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
叶圣陶在指导学生作文、教育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其高明之处在于能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启发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觉，而不是强制、苛求。他一贯主张：“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用不着‘教’”。[9]所谓“不讲”“不教”，指的是学生经过训练，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为了实现这种效果，教师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的倚赖性”，“给指点、给讲说，即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即随时准备放手。”[10]因此，叶老从不搞全盘授予和强制要求。叶老的长子叶至善在回忆父亲教授他作文时，对于“不教”有深刻的印象。原来，叶老从不教给他作文技巧、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只要求子女每天读点书，但是读什么却悉听尊便；此外还要求每天写一些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花鸟鱼虫、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听人唱戏、看人相骂……都可收于笔下。叶老修改子女的文章也是在不教中教。叶至善曾描写过父子们一起修改文章的情景：“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责、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完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像个样儿。”[11]在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的讨论，这样的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而持久。叶老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个个成才，确实得益于叶老的“不教”。
叶老认为教育中必须贯穿一个“导”字，他很赞成《学记》中的一句话：“教人尽其才”，也就是教师要因势利导地组织学生开展各项学习活动，使学生“尽其才”。学生写的诗文，叶老总是认真地评改，把优秀的习作汇集展览，让更多的学生阅读欣赏，还专门写文章评价学生的诗作。学生受到叶老的影响，喜欢篆刻，叶老就不顾劳累，负责各班的篆刻课，在课余时间教学生刻图章印记、竹板、诗文等。叶老的学生皇甫墀回忆说：“叶老先生指教我们刻写的诗文往往富有人生哲理，像‘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直、谅、多闻’等。有一次，我刻竹板作枕臂，请先生题字，先生写了‘时还读我书’五个篆字，教育我刻苦攻读，温故知新”。[12]可见叶老的教育艺术和人格修养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语文教育的灵魂人物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
在94年的生命历程中，叶老为语文教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怪有人说：不读叶圣陶无以教语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教育文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摘编》，以及他编写的语文教材等等，都是他为语文教育所作出的贡献。
l949年，叶圣陶在主持拟定《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时，首先提出“语文”这一名称。他解释说：“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13]叶圣陶指出“语文”这门功课就是学习运用语言本领的，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
早在1915年，叶圣陶在尚公小学执教时就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小学国文课本。当时，学校的教材各行其是：“或有不用课本，专事选读者；或者拘泥课本，顺次讲诵者。一则漫无范围，恐失其之滥；一则执成不化，恐失其之死。”[14]叶圣陶“鉴此二弊，将课本斟酌活用”，采用教科书，但不拘泥于教科书，再自选一些文章充实教科书，这可以看做叶老改革语文教育的最初尝试。来到直中学后，他自编国文课本，用语体文作教材，这在当时一律用文言教学的背景下，无疑是一次大胆的革新，叶老因此成为我国使用白话文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五四”运动时期，叶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一系列语文教材改革的主张：“小学语文教材宜纯用语体”，“教材或由搜集，或由创作”，“力避艰古而近口说”。[15]长期的教学经验和编写教科书的实践，使叶老编撰语文教材的思想日臻成熟。1931―1949年，叶老应邀至上海开明书店从事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期间他与夏尊合写的《国文百八课》等小学、初中、高中课本，成为当时语文教材的范本，《国文百八课》和《初中国文教本》的编辑思想和体例对现今的教材编写仍有借鉴意义。叶老始终抱着试验和改革的态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语文教材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编撰语文教材，叶老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叶老一贯关注儿童的成长，他认为“小孩是将来的人，他们尤其需要诗”，因此，写作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成为叶圣陶创作儿童文学的第一步。早在1920―1921年间，叶圣陶就创作了《拜菩萨》《成功的喜悦》《小鱼》《两个孩子》和《损害》等多篇小诗，既教育儿童，又提醒成人关注儿童教育的问题。1921年冬天起，叶老又开始致力于童话的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鲁迅先生评价道：“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1931年，他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之后，又写了《聪明的野牛》《鸟言兽语》《冥世别》等童话，还创作了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叶老用他充满“爱”“善”“纯洁”的语言，为天真无邪的孩子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世界，让他们的心灵能获得陶冶，永远保持其纯洁无瑕的本性。
叶老一生为人真诚质朴，最厌恶浮名虚名，生平以哗众取宠为耻。40年代初，叶老曾应四川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当时他已在多所大学教书，又是知名作家，可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四个字――“小学教师”，这一方面是因为叶老历来低调，不喜欢炫耀自己，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小学教师”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是一项光荣的事业。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叶老在为人和为事上的言传身教，永远是后来者的楷模。
附录一：
叶圣陶论小学教师
称职的种植家栽培植物，虽不能增加植物的可能性，却能渐渐改良那不良的遗传性和环境。不称职的种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遗传性和环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么植物就糟了。如今把植物比做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栽培小学生有效没有效，只有他负责任。
――叶圣陶 《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
叶圣陶论小学教育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叶圣陶《如果我当老师》
叶圣陶论教材教法
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到实益，还靠老师的善于运用。我国有一种至今还相当普遍的观念，认为“教”就是老师讲课本给学生听，“学”就是学生听老师讲课本。如果真的照这样做，学生得到的益处就非常有限。学生要学的，不光是课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各科的学习中学会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本领。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工作和生活的第一需要。要使学生养成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并不是容易的事，这就更需要探讨各科教材的教法。
――叶圣陶《关于探讨教材教法的几点想法》
附录二：评价叶圣陶
他的逝世，使文化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已萎，典范永存。
――新华社《叶圣陶同志生平》
叶先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从选题、阅稿、审校、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宣传发行到处理作者投稿和读者来信，都是呕心沥血，事必躬亲，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不因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一直到耄耋之年，在两耳失聪，一目失明，一目弱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圣陶先生仍然希望“多活几年，多做些有益的事”。谢世前一个月，即1988年1月16日，圣陶先生挥笔写下“老有所为”四个大字。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手迹，也是他晚年的心情写照。
――史晓风《圣陶下成长――叶圣陶先生廿周年祭》
参考文献：
[1][2][4][5][6][8][10][12][14][15]《中国现代教育传》编委会.中国现代教育家传[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89-123.
[3][7]叶圣陶.叶圣陶教育名篇[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37.
[9]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720.
[11]叶至善.花萼与三叶[M].北京：三联书店，1983:3.
叶圣陶的故事范文2
关键词：叶圣陶； 中学； 语文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6）01-037-001
1940年，叶圣陶先生发表了题为“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谈到“国文教育”的话题。两个基本观念为：“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第二，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概言之，一讲究内容、方法并重；二教学国文不等于教学文学。此文虽然写作于解放前，但对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仍不无启示。今分别加以阐述。
一、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是国文教学的特有任务
国文教学有其独当其任的“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先生认为，在选择用作教学的书籍与文章时，应当不忘初心，即坚持“阅读与写作的训练”为国文教学的特有任务。所以，教学内容的选材应做到不忽略教育意义，具此一点就已足够。
不可否认，语文教学往往承担了德育、美育等其他任务，这些任务尽管不是语文教学一科可以独立完成的，但较易渗透于语文科目的教学。叶圣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并没有一概排除国文教学的其他教育意义，只是提出希望不要过度，以致喧宾夺主。叶圣陶先生的文章写于1940年，他强调国文教学的特有任务在于“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叶圣陶先生还强调了方法的重要性。这里也有两个层面：一是使学生知道怎样的阅读和怎样的写作可以领会文篇精义，清楚畅达地表情达意，即让学生“心知其故”。二是必须培养学生的值得终身坚持、赖以受用的习惯，仅仅“心知其故”是不够的。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述，多读多写固然重要，广大语文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是能够形成共识的，但更重要的是“怎样读”与“怎样写”，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也算不上注重了方法。
在解决上面两个“怎样”的问题上，叶圣陶先生更强调“阅读”之于“写作”的重要性。他认为阅读与写作的能力虽然都很难判断，但一般人在关注学生的语文水平时，只注意到写作的能力，而与写作能力同样重要的阅读能力往往被忽视。进而他认为要追究写作能力，必须要追溯到阅读能力上面来。
叶圣陶先生指出学生的阅读程度不够，其原因在于一阅读太少，二阅读不得法。比如一组近义词，如果学生翻过词典，听过老师讲解，但不能辨别每一个的确切意义并且熟悉它的用法，算不得阅读得其法；如果仅仅了解一个成语的意义，而不明白成语所源出的典故，也算不得阅读得其法；仅仅记住一组关联词的固定搭配，而不明白前后各半部分的意义侧重，同样也算不得阅读得其法；如果粗略知道一些词语的意思，而不明白这些词语只适用于特殊的身分主体，这也表明阅读时欠缺揣摩体会的工夫。叶圣陶先生所举上述四种情形，原本是针对朱自清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文关于中学生应用文言文的写作而言的，他在此强调：学生写出不通的文章，根源在于未能掌握阅读的方法，是阅读能力不够造成的，写作的问题应归因于阅读的程度。“……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紧要的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语都不放过，务必发现它的特性。”
为此，叶圣陶先生提出阅读要得其法。比如从份量上说，单篇文章与整部书籍不同，单篇宜作精细的剖析，整部书可得其大概；从文体上说，记叙文应着眼于作者描绘的手段，论说文要阐明作者推论的思路。不同的文章种类，文言与白话也不能用同一态度来对付。虽然此文写于1940年，谈的是中学生文言文的写作问题，但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中学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现状。
二、教学国文不等于教学文学
叶圣陶先生又提出“教学国文不等于教学文学”。从文中对“国文”与“文学”的表述来看，国文的范围更宽广，包括了文学和非文学的内容在其中。而文学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以前，经史古文属于文学的范围，“五四”以后，由于通行白话，国文教材中属于文学范围的则主要指那些白话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等现代文学的内容。叶圣陶先生对文学与非文学范围的界定，与我们今天课程标准（大纲）规定的内容基本吻合，涵盖了文学方面的内容与非文学方面侧重于应用性质的内容。
叶圣陶先生并非要将文学的内容排除在国文教学的大门之外，他只是认为不能让它们成为国文教学的主体。“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国文学系的事情，请注意此处是“专习”而非“学习”。让中学生“专习”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在叶圣陶先生来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先生对于非文学的强调其实是着眼于大部分学生的整体水平，希望多数学生能通过中学语文课程的学习，在进入大学之前掌握非文学性的阅读与写作技能。叶圣陶先生指出：“说明白点，就是对于普通文字的阅读与写作，人人要得到应得的成绩，绝不容有一个读不通、写不好。这个目标应该在中学阶段达到，到了大学阶段，学生不必再在普通文的阅读与写作上费功夫了。”放之当下，优秀的学生行有余力，承担语文教学的老师自然可以特别引导，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读得通、写得好，这个目标不算过高。不过仔细想想，似乎也并不偏低。
比照当今的新课程标准，叶圣陶先生对于国文教学的期望非常切合当今的语文教学实际，并不落后，也没有过于超前。而这正是叶圣陶先生希望在中学教育阶段就应实现的教学目标。
时移世易，当今社会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期待趋于多元，学生的基础也往往参差不齐，对于叶圣陶先生的国文教学观念，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其时代背景，灵活运用于我们的教学实践，不急不躁，循序渐进，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整体语文素质的目标。惟其如此，才真正算得上将叶圣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追念前贤的最好方式。
参考文献：
叶圣陶的故事范文3
1921年9月底，朱自清在好友刘延陵的介绍下，辞别扬州省立八中，前往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执教，在此结识了年长他4岁的叶圣陶。
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即投身教育界，其时已有近10年的教学经历。执教之余，他勤奋写作，先后在《晨报》、《新潮》、《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过不少小说。当时他还是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自清是在北大读书时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也发表过不少诗歌。由于同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很快相熟起来。
在中国公学，他们与刘延陵一起，在学生中宣传新文化运动，宣传提倡新诗，并且筹划创办一个专发新诗的文学刊物。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引起部分守旧派教员的不满和排斥，于是。他们集体辞职，返回上海。
在沪滞留的一月间，叶圣陶带领朱自清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从而结识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此眼界大开。因而，朱自清后来称这一个来月“实在是我很好的日子。”
不久，朱自清在杭州省立一师谋到了教职。在他的推荐下，叶圣陶也得到了该校的邀请。于是，他们两人又在杭州一师共事了一段日子。这期间，他们的友谊简直发展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
由于这时他们都远离各自的家室，叶圣陶不愿忍受独居的寂寞，便提议将自己的居室作为两人的卧室，将朱自清的居室改作书室，于是。他们几乎是朝夕相伴在一起了。平时，他们商谈教学或切磋写作：到了周末。他们则结伴同游西湖，有时下湖划船，有时则在湖边酒馆喝酒谈天，感情十分融洽。这期间，他们共同参与创办的《诗》月刊终于问世，引起许多新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杭一师，他们还发起组织过一个以该校师生为主体的晨光文学社，为新文学阵营培养了一批新的生力军。后来在现代文坛上成为知名人物的柔石、冯雪峰、潘漠华、楼适夷、魏金枝等人，都曾是这个文学社团的成员之一。
1922年初，叶圣陶离开杭一师；第二年，便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了编辑生涯。朱自清在离开杭一师后，先后辗转执教于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等地，但他们的书信联系从未间断。朱自清每到上海小住，必找叶圣陶畅谈一番。这段日子，他们与俞平伯等人一起，合作出版了诗集《雪朝》。这部诗歌合集，因其诗风的朴实，被冯至先生认为“在中国新诗坛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
1925年8月，朱自清北上就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此离开江南。两年后，他接家眷北上，途经上海时，叶圣陶等在沪友人一起为他饯行，依依话别。此后，他们虽分处南北。见面日少，但友谊的纽带却靠书信和投稿紧紧地维系着。朱自清一直是叶圣陶所编刊物的有力支持者之一。他的散文名作《背影》、《荷塘月色》、《南京》等文，连同收入《欧游杂记》里的诸多篇什，便先后发表在叶圣陶编辑的《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中学生》等刊物上。当然，也是出于对叶圣陶的深厚感情，朱自清在北平先后写过散文《我所见的叶圣陶》、文论《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前者叙述了他们交往的一些片断，称道了叶圣陶的沉默寡言、宽厚待人的长者风度，后者则分析了叶圣陶小说的特点，称道他的小说，在结构布局上，具有“严谨而不单调”的优点。
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随校迁至西南联大任教。叶圣陶则辗转到了四川，为了维持战时生计，他在编余又重操旧业，曾在重庆巴蜀学校兼课。此阶段，他们合作出版了指导中学生读写的《精读指导学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两书。当叶圣陶与夏丐尊合写的《文心》一书出版时，朱自清也热情地为其撰写了序言。
叶圣陶的故事范文4
之所以记得这样清楚，还因为那次的近距离，让我第一次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有些异常――之前只在图书的作者介绍里看过他小小的照片，所以从未发觉。那时候我年纪小，一心浪漫主义地认为这肯定是天生的缺憾，还在心里暗自感慨了一下：人生果然是不能完满的，一个爱文学又善写作的人生在了文学世家，老天大约总要给他点遗憾罢……如今时隔8年，没想到能听到他自己说起关于眼睛的往事，比起听著名作家谈写作或者听叶圣陶的孙子谈名人逸事来，我承认这个开篇故事更打动我。
父与子
说到叶兆言的家学渊源，大多数人都会直接提到他的祖父叶圣陶，作为著名的教育学和文学家，叶圣陶的名字曾经出现在一代人的教科书里。但今天我想要先说说他的父亲叶至诚，因为，我被叶兆言说起的那个童年故事触动了。
故事正是关于叶兆言的眼睛。这件事情发生在1970年，也就是叶兆言13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上初中，那一天也并不是上学的日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老师让他们都去了学校，在操场上自由活动。就在男孩子们的嬉戏中，有一块石头打在了叶兆言的眼睛上，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他当时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上了。当时正值，叶兆言的父母都不在他身边，所以当孩子们觉得问题严重喊来了老师之后，叶兆言只记得有人把他抱到三轮车上，送到医院，之后就没有人在身边陪护了。那个特殊的时期医院管理混乱，眼睛受创的少年叶兆言只有在那儿等待，而等到他被送往手术室，做了手术，再到手术后两天，来了个有经验的查房医生检查伤口时，才对他说，这个伤本应该再缝两针的……总之，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让他的眼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今天看来这应该是很严重的医疗事故了，但叶兆言现在再谈起这个，却并不想追究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强调这件事情对他和他的文学之路都影响至深。
“事情出了以后，我父母他们当时是在干校，我眼睛受伤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干校，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误差――传到干校的消息是我把别人的眼睛打伤了。当时的干校就找我父亲谈话，让他立刻到南京处理这个事情。”叶兆言说，父亲叶至诚在以后的年月里无数次回忆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太深了，其实对于叶兆言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到了医院以后，父亲才知道是我的眼睛被别人打伤了，然后他给我说――他顿时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没有对对方家长表示任何愤怒和责难，甚至没有对对方说任何话，叶至诚就把这件事情完全咽下去了。在事情发生的当年，叶兆言还是孩子，可能有点委屈，可能有点抱怨，但他并没有对父亲的行为有什么更深的体会；然而当20多年以后，在一次和余华、苏童的聊天中，叶兆言无意说起这件事情时，忽然就对父亲说“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时的心情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父亲从内心世界来说，他真是愿意自己孩子受伤也不愿意去伤害别人的那种人，因为伤害别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更严重。”
如今这只受伤的眼睛伴随了叶兆言40年，而通过这件事情使他抵达父亲内心深处从而获得的感悟却更如一个烙印长远地留在了他的心灵中：“父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善对于他就是一种信仰，而我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传递信仰。”叶兆言说，有时候很多事情是有时代痕迹的，或者说是有很多种原因的，但是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人性中间有很多很本能的东西，比如说他的父亲对这个意外的处理态度。当时的叶至诚即使是作为一个职位甚高的官员，他内心也是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去伤害别人的，如果没有别的选择，他会选择宁愿自己的孩子受伤，因为他认为伤害别人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很奇怪对么，这个故事或者说事故本身听起来似乎和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叶兆言说：“我为什么要把文学跟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文学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对文学的回答也有很多种：有很多人说文学是这个是那个，也有人把文学当作工具，因为文学可以抚慰他心灵上受过的苦。而对于我父亲，文学就是一种向善的信仰。”叶兆言认为文学不光是一种由文字组成的物质存在，更是一些要通过文字承载和传递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善，也可以是爱，甚至可以是痛，它们并不矛盾。一个写作者应该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信仰。
大约觉得自己来自父亲的顿悟说起来太抽象，叶兆言又用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比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在酒楼上》这个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主人公在心情苦闷压抑的时候，接受了他老母亲的一个委托，回乡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有个弟弟死掉了，被埋在了一个低洼，他老母亲希望把自己小儿子的坟迁到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还有一件事是老家有个邻居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很喜欢花，他老母亲就让他送给这个小女孩一朵花。结果他很敷衍了事地把坟地迁了，而当他要把这个花送给小女孩时，有人告诉他，这个小女孩已经死了。“这个小小说就写了这两个事，故事写得非常平淡，可是我说这个是鲁迅最好的小说。”叶兆言感慨地说，“文学往往不是去发现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用，但是你静下心来你会觉得它常能够感动你。文学不是大道理，文学有时候就是非常细腻的内心力量，这种东西很善良很美，很小，但是你发现文学往往就是从这些小的地方组成。我们谈到鲁迅的时候，都说到鲁迅的那些批判，其实鲁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善心的人，鲁迅是用一种轻轻的调侃、但同时也是轻轻叹一口气的语气来写作的，他的目的其实是希望读者能感动。”
祖与孙
所有人说到叶兆言就一定会说到叶圣陶，仿佛是天经地义的，身为教育家和作家的爷爷一定给了孙子很大的影响甚至便利，所以叶兆言成为作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事实的真相是，比起很多读者很小就在学校的课本里读到了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苏州园林》等名篇，叶兆言读书时祖父的文章已经从课本里消失了，他非但读叶圣陶的文章不早且少，而且在高中毕业前，人在南京的他受到身在北京的祖父叶圣陶的影响可以说并不比普通读者多多少。直到1974年，17岁的叶兆言高中毕业，待业一年间，他离开南京，前往北京陪伴祖父叶圣陶，给祖父当邮差，陪祖父散步，成了祖父的“拐杖”，这才让他得以走近祖父的世界。虽然在祖父身边阅读了大量书籍，也陪祖父接待和拜访过文化圈子里的名人名流，但这些不过是这个圈子里的寻常事。无论是祖父还是父亲，都不曾有意识地“培养”叶兆言做一个作家。事实上，“作家也是培养不出来的。”
回忆祖父叶圣陶，叶兆言说，“我祖父他和我没有直接的教学关系。在家庭中，他是一个老人，我写错了字他会给我指出，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对我总是鼓励多。”老人家常常很寂寞，于是只要叶兆言给他写信，他给孙子的回复总是以表扬、鼓励为主。“他是一个长者，一个慈祥的老人。他给我父亲改过稿子，但没有给我改过，所以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我的语文学习影响最大的是我的语文老师。”至于当作家，那原本就是叶圣陶和叶至诚最不希望叶兆言做的事情。以至于时值今日，叶兆言忆起祖父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空担了教育家祖父的盛名，却好似从没有被他亲自施与过任何的教育。
“我父亲和我祖父，我都没觉出他们对我有什么期望，就像今天我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做一些愿意做的事，不是很无聊就好。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很不幸，有那么多生活的压力、升学的压力。我年轻的时候却没有太多压力，我考大学就是因为自己想考，考取之后我父亲还很奇怪。”叶兆言考上南京大学之后，父亲叶至诚只是随口一问：“你考上了？”而祖父甚至对他说：“上大学没什么稀奇的，我们开明出版社的人是看不起大学生的，大学生肚子里没货的人特别多。”有这样的祖父和父亲，叶兆言最大的体会就是，在家庭中没有什么压力，但也没有成就感：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发表作品，这些在寻常人家十分可喜可贺招人羡慕的事情，在叶家人看来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也得不到鼓励和庆祝，觉得没有必要，觉得很平淡。“这对我今天也有影响，”叶兆言无奈地笑，“有人说我平淡，我说这不是平淡，而是因为从小受家庭的影响。考得上大学也好，考不上也好；小说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在我家一切都很平常。”
其实在叶兆言心里，祖父也并不是个专业的小说家，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教育上，他的精力只有10%左右放在写作中，而叶兆言自己却起码用了90%到95%的精力。所以如果一定要说祖父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叶兆言想了想说，那就是家中无处不在的书和他时刻伏案的工作方式吧。“祖父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一生都在勤奋写作。他在自己年满八十的时候，每天还要工作八小时，伏案写作八小时。他勤奋的伏案背影，对我一生的影响最大，他给了我一个标准――只有不停地写作的人，才是作家。”
父与女
在叶兆言眼里，女儿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但叶子却不同意老爸的观点，“我不叛逆，我一直都是一个乖小孩儿。”80后的叶子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你能想象一个叛逆的女博士会是什么样子吗？”作为“文二代”抑或可称作“文四代”的叶子从小到大发表了很多文章，不过在她自己看来那些都是“小时候”闹着玩的，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属于“拿不出手”的东西。现在叶子的兴趣从创作转到了翻译，近年她翻译了一本阿特伍德的短篇叫《蓝胡子的蛋》，还有安吉拉・卡特的小说《爱》，尔布莱森的《在被晒焦的国度》等。问她会不会把自己写的翻译的东西第一个拿给父亲看，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叶兆言就算读到她发表的作品也很少跟她提起。或许这就是作家和他写作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的时候就是单纯的父亲和女儿，而不是作家和另一个作家。
而每每被问及会不会承父业祖业做个作家，叶子都连连谦虚地说，自己虽然是出过几本书，但“出书这件事在家里也是没有什么说头，叶家能写东西的人太多了。”叶子说自己从来就没特别认真地考虑过做一个作家：“这是挺艰巨的一件事。我父亲是一个把写作当作需求的人，在我看来他就挺辛苦的，需要很持久的定力。等哪一天我成为了一个能静下心来坐得住的人，也许我会考虑把写作当成职业。”在叶家，家学渊源的光环和光环下的质疑是每一代要走文学路的子女都绕不开的，叶子的写作崭露头角，于是叶兆言的“例行提问”中除了祖父对自己在写作上有什么影响外，又多了自己对女儿在写作上有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叶兆言的回答总是客观且平淡：“要说完全没指导过女儿的写作也不真实，但真的不是太多。我始终认为，写作这件事应该像我祖父、父亲对我那样比较自然。他们从来不逼我写，我也不应该逼我的孩子去写。比如说，她过去写了很多，现在基本不写；她写，我拦不住她，她不写，我也没办法，全是顺其自然。”在叶兆言的观念里，文学和中医、绘画不一样，本就没有可供传授的祖传秘方和独门技巧。
在叶子眼里，作为父亲的叶兆言显然既没有“作家”的光环，也没有太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关心她的一切，不放心她独自出门，担心她因为听流行歌曲而误了功课，但也会为女儿哪怕是小小的成绩而兴奋不已。上高中时，叶子得到机会去美国交流学习一年，可叶兆言不知为什么突然对女儿的一切就是不放心；叶子也正处于反叛期，哪肯乖乖就犯，父女间就有了很琐碎的矛盾。这种充满对抗的张力在一件小事上爆发了出来，就因为一次外出时叶子弄丢了一顶帽子，叶兆言很生气地让她去找回来――当然，叶兆言不是心疼帽子，而是觉得自己女儿好像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爱惜，出国后会为此吃苦头的。叶子见父亲如此唠唠叨叨，情绪也变得非常蛮横，坚持不听从，父女俩于是大吵起来，吃饭的时候，父亲和女儿都很不开心，彼此板着脸。吃完饭了，叶兆言对叶子说：“你今天洗碗。”本来就一肚子火的叶子很不耐烦地说：“我今天就是不洗。”然后转身进了房间，并把门反锁了。叶兆言气得起身去打门，叶子就是不开，于是当叶兆言恼怒地找来钥匙把门打开后，两声清脆的巴掌声随之响起。
这是叶兆言第一次打女儿，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叶子挨打后却写下了这样的日记：“晚上看电影《乱世佳人》，见白瑞德对女儿宠爱无比，我泪水就流出来了。后来他女儿骑马摔死了，白瑞德悲痛欲绝。我觉得，其实你对我也很好，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吧。今天胳膊上被你打过的地方挺疼的，肉一条条地都鼓起来了。我一边洗碗一边想，明天出门后，我跟别人解释说是在楼梯上摔的，别人肯定不会相信。不过，好在现在已不那么疼了。”这些文字深深打动了叶兆言，他为此自省亦自责：虽然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但他这次确是犯了天下父母都会犯的错，既希望女儿能走得远远的，又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是的，即使是在教育家叶圣陶的家里，偶尔也会发生责打教育的事件，可是读了这一对父女事后互相体谅互相宽慰对方的文字之后，又有谁会看不到他们彼此间的亲爱呢。
记者：女儿的名字“叶子”是你取的么？有什么含义或者寄托么？你的名字“兆言”俨然就预示了你要说很多很多的话，于是成为了一个作家。
叶兆言：确实很多人都说我的名字仿佛生来就准备当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也都是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当真就有了些独特性。但其实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了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
而我所起的最不成功的名字就是我女儿的名字。当时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结果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叶子，理由是女儿生在甲子年，属鼠，子鼠。另一个原因是，女儿出生时正是半夜，医生出来报讯，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姓叶的，是个女的！”她那样子就好像是她有什么过错，或者是我有什么过错似的。我当时就有些憋气，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因此叶子的“子”，也有谁说女儿不及男的意思。因为有些赌气，女儿的名字就显得欠考虑。结果我的想法和三流电视剧的编剧不谋而合，电视上常常可以见到叶子这个名字。女作家们也常常用叶子做笔名。过去是不曾留心，现在突然发现竟然会那么多的人叫叶子。
记者：说到名字，你的名字似乎从来都和祖父叶圣陶的名字分不开――即使他更多是位教育家，而你完全可以用自己无数的作品来独立支撑起一个作家的身份。总被祖辈的盛名所累，心里会不会有阴影？
叶兆言：如果一定要说有阴影，有阴影的那个恐怕是我父亲。他在生前曾经这样调侃自己，说他去出席公众场合时是这样被别人介绍的：小时候，别人会说，这是叶圣陶的小公子；结婚之后，别人会说，这是锡剧皇后姚澄的丈夫；再往后，儿子成名了，别人就说，这是叶兆言的父亲。
至于我，通常别人都介绍我是叶圣陶的孙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标签，也是一个招牌。但其实，我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我跟叶家没有血缘关系。我大概在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的祖籍在浙江，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
记者：即使没有血缘，你还是生长在了一个文学世家，你觉得文学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叶兆言：我觉得我最终会走上文学这条路，现在想想也只能用“注定”这两个字来解释――因为无论从哪一种理由来说，我都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滑稽的，但是确实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走到这么一个位置上来。
首先我走到这么一个家庭。我们家从小教育我就是不要写作，虽然我家里有很多人写作，我祖父和父亲都是写作的，但是他们对我的教育就是长大以后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从事写作。其次我的眼睛出了事故，导致我曾经想报考医学院，但是我的眼睛受过伤不能参加理工科的考试，因为过不了这个关，最后还是选择了文学。最后，我之前一直把写作当成一种玩玩的东西，我学了文科，就很自然地写小说，然后就很自然地发表一些小说，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发表小说，我都没有决定我要当作家。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那个时候开始越写越多，最后才慢慢走上文学道路。
为什么文学是一种注定，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很美，有点像大烟、鸦片一样，给你一个很美的幻象。但是你真的进去以后，就发现这个东西很可怕。一旦进去，写作就像是一样，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了。所以我说文学是一种注定，很多人很小就想当作家，最后终于心想事成，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意的，可是现在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象，离开了文学，我还能干什么。
叶圣陶的故事范文5
关键词：叶圣陶；新文学；国文教育；国文科；中学生国文程度；抢救国文
叶圣陶，名绍钧，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为圣陶，他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缔造者，又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基于叶圣陶这两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的研究已有相当之多，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无法打破教育和文学的隔阂，无法同时将既是新文学作家、倡导者又是国文（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叶圣陶是现代国文教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联结点。民国期间，具有教育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叶圣陶并不是一个特例，新文学的作家、倡导者介入中小学教育领域在当时是一股潮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叶圣陶、胡适、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学的倡导者和作家为什么会如此热心于介入中小学教育事业呢？“新国文”和“新文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具体研究叶圣陶具有代表意义的对国文科性质的认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到苏州言子庙初等小学担任国文教师，由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创立之际。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对初等小学教育颇为重视。江苏省都督府也接连了几项教育通令，推广初等教育，废止简易识字学塾，酌改为初等小学或补习科。苏州学界解聘了一批“旧教员”，新设和扩建了一批初等小学，补充了一批新教师。实际上，“国文教师”这一称谓也才出现没多久，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为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塾“蒙学”，内容是识字、读经讲经，为以后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打基础，教师则被称为“私塾先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应对时势巨变，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所以称其为“壬寅学制”。但这一学制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次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实际推行，这也就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课程中，中小学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必修两科，并在《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从教学宗旨看“中国文学”科已经颇重实用，为以后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其实就是国文科的先声。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叶圣陶从教那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和《中学校校令施行规则》中废除了“读经讲经”一科，设置“国文”课，从此才有了“国文科”和“国文教师”的正式称谓，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也由此诞生。 可见，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现代分科教育体制下“国文科”诞生之际，“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在此时酝酿和爆发，社会处在新旧两派思想相互交替争夺的状态中。实际上，在言子庙初等小学仅仅执教两年后，叶圣陶便被教育界守旧的一派所排挤丢掉了这份教职。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界旧派势力的强大和新旧争夺的激烈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诞生的“国文科”应该如何，社会上新旧两派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最能代表这场争论的是30年代在叶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起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和40年代同样是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上围绕“抢救国文”问题爆发的争议。
这两次争论叶圣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在第一次有关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他分别写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读了》和《再读》、《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概括了这次讨论得出的对国文科的几点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讨论中，他又写了可以作为“抢救国文”争论的总结性的文章《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两次讨论中他的主要观点包括：“赞同国文科的目标是在于养成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阅读与写作又须贴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作，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写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须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对只会作一些鹦鹉学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
如若将叶圣陶对国文科的这些主张和1917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文学改良刍议》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样叶圣陶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不能以文言文为高深，而以语体文为卑浅，这就是反对文言文为文学正宗，力图确立中学国文科中白话文学作品的地位；国文阅读材料不必要“国学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着白话文作品，新文学作品可以入选；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主张。因而，我们知道叶圣陶、朱自清在国文教学上的观点和胡适《中学国文之教授》和《再论》两篇文章中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国文教学的。
这两次讨论，叶圣陶在国文科认识上的新文学作家立场已经清楚可见。进一步将叶圣陶民国38年间所写的有关对国文科性质认识的论文进行系统地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通过将国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学科进行区分，从而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首先，国文科是区别于公民科的，国文科并不全部担负养成学生修养的责任，而只是承担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责任，这便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论调谈起，认为“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而其中“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认为教授阅读重要在方法，至于“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他认为要想单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现实的，“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感情。”“至于文体，语体文和文言文原没有划然的界限。然而就亲切、便利等条件着想，语体文应该普遍地被应用是无疑的。学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当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国文程度不低落，这成什么话？”在这篇文章当中，叶圣陶已经指明国文科目的只在于养成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两项，而不单独承担养成修养的责任，并且进一步言明了对待中学作文文体的态度，从实用角度是鼓励用语体，当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中更明确地谈到：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这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叶圣陶在此文中认为国文教育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但方法方面尤其应当重视，认为这是国文教学必须明确的第一个基本观念。1942年《略谈学习国文》 中进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其次，叶圣陶认为国文科又是区别于文学科的。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所谈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的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这两派实际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叶圣陶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叶圣陶又说，“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显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在《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叶圣陶又说“语文法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做法，只是我国人口头笔头习惯通行的说法。”
叶圣陶这样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颇有意思：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思想启蒙者，叶圣陶却更愿意将国文科看成一个培养学生技能的科目，强调它区别于公民科，不单独承担思想教育的责任；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倡导者，叶圣陶又强调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强调语文法既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话新文学，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学科。他强调了国文科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为什么呢？
在叶圣陶1942年为《国文杂志》写的发刊辞《认识国文教学》 一文上，我们能够找到他强调国文科独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写道：“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要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是不能养成善于应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力主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将新的国文科与旧式教育的“文以载道”传统割裂开来，确立起国文科培养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能力的新传统。但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叶圣陶为了割裂新国文与旧式教育传统，就需要强调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独立性，强调国文科只是一个阅读和写作技能层面的训练，无关乎思想和修养；然而，他之所以强调国文科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又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叶圣陶这种区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之上，反对国文科承继旧式教育的“利禄主义”、“古典主义”的一套，主张新的国文科应该为培育现代公民服务，这是一种以“新”取代“旧”的新文化运动思维模式，其反对旧式教育“文以载道”，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与“道”的关系。
在这个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强调新的国文科又区别于“新文学”呢？我们可以发现，叶圣陶在说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国文科的教材除了经史古文和新文学之外，还有许多的“普通文”。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在《国文随谈》一文中，他更加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他针对民国教育部所定的几条国文教学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阅读一般文言文”一条谈道：“可见初中要读‘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读‘古书’，都为适应当前的情形。如果当前的情形改变了，就是说，报纸、公文之类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确地记述在历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读‘古书’”。又针对“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一条谈到：“至于高中要写文言，也只为适应当前的情形。而当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许多人的意见，语体文普遍地应用，这一个倾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语体文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语体文的‘精’，那个‘精’也就不难达到。这里偏重语体文，撇开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见。只因现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写语体文最为贴切，最能畅达，文言写得无论如何到家，贴切与畅达的程度总要差一点的缘故。” 叶圣陶还特别针对“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一目谈道：“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必须成为‘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至少要有‘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能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国画创作音乐创作的能力一样，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圣陶主张国文科要区别于文学科，要关注“普通文”：是因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见的文字材料，要应付生活就必须要学习普通文，这是其一；此外，国文科不肩负培育新文学作家的责任，因为文学创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国文科承担这一责任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国文科培养学生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却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其二。透过叶圣陶对国文科性质的这两个区分，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心中的“新国文”是在反对旧式教育和旧文学中诞生的一个学科，是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学合力产生的一个学科，必然就承担了传播现代新思想和新文学的任务，是新文学倡导的理念和创作实绩使新国文科得以诞生。在现代分科教育的体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担了现代教育的总体任务“培育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学科的学科特性——培育学生“适应现代生活”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这就是叶圣陶对新国文性质上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教育文选》五卷 刘国正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8月第一版
[2]、《叶圣陶集》十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年6月第一版
[3]、《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册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8月第一版
[4]、《叶圣陶年谱》商金林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一版
[5]、《叶圣陶传论》商金林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
[6]、《叶圣陶研究资料》刘增人 冯光廉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6月第一版
[7]、《国文教学》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开明书店 1946年出版
[8]、《阅读与写作》夏丏尊、叶圣陶合著 开明书店1938年4月初版
[9]、《国文杂志》月刊 叶圣陶编 1942年1月创刊 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
[10]、《中学生》月刊 叶圣陶编 1930年1月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11]、《国文月刊》叶圣陶编 1940年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叶圣陶的故事范文6
关键词：叶圣陶 人己一体 主体间性
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因其丰富内涵、鲜明的民族性和广泛的影响力，自提出后受到广泛关注，迄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叶圣陶的人己一体说与习惯说、育人说一起，构成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伦理思想渊源、[1]个人与群体关系以及民主社会建设等内涵研究及其人生观教育、行为养成和政治方向指导等德育意义方面。[2]当前，随着党和国家关于思想道德教育亲和力、针对性、获得感等新要求的提出，参照现代西方哲学文化中关于“主体间性”研究动向，挖掘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中关于主体间性内涵，对于促进德育工作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的主体关系内涵
人己一体伦理思想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早期儒家学派主张“以己及人，视人犹己”的忠恕之道，体现在宋明理学中的心学学派思想体系中，其代表性观点是心学学派代表人物王阳明，他曾以“良知”为桥梁把天地万物统一起来，展现了万物一体之仁的主体精神。王阳明提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以为天地矣。该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市，与人原只一体。”[3]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何心隐把人心之“仁”视作派生万物的“太极”，认为它具有“不分彼我，人己一体”的至大至纯特征，“以至凡有血气之类莫不亲莫不尊”，[4]因此人人都应有“一体同仁”，不分彼此，互亲互尊，避免利害冲突，各得其所。这种思想打破了以往血缘中的亲亲和等级制下的尊贤界限，因而曾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视为异端，但他无疑具有个性平等的现代社会思想特征。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也推崇人己一体伦理思想：“己，人也，人，亦人也，此心同，此理同，性情或异，嗜好或殊，既同为人，当不相远，故道本诸身，欲征诸己。己所欲者，与人同之；己所不欲者，则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心而出，反诸至近，而可行诸至远。盖万物同原，人己一体，至浅之理，而为极善之方。”[5]康有为在人己一体、人人独立的现代思想基础上重建儒家政治哲学，对其改革变法运动起到了理论支持的作用，也推广了人格独立平等的意识，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叶圣陶的人己一体伦理思想基于传统文化中圣贤理想人格，认为人己一体思想就是能够替代他人抵御灾难、造福社会的思想与举动：“舍己救人的动机，从一方面说，由于人己一体的观念。既认定人己一体，他人将要遇到的灾害，就如自己的灾害一样，若不竭力抵御，不是对不起他人，简直是对不起自己：这样想时。自然表现出舍已救人的行动来。从另一方面说，由于灾害宁归于我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反面，便是乐利宁归于人；许多圣贤豪杰的存心.实在也不外于此。既见灾害到来，猜测其结果，必将有人受难，与其让人受难，不如由我来受：这样想时，自然也就表现出舍己救人的行动来。”[6]叶圣陶以道德教育为例指出，如果希望学生拥有节俭、诚信、勤劳、守纪、正派等美德，教师就应该在和同事、学生交往中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其基础在于人己一体：“我认为自己是与学生同样的人，我所过的是与学生同样的生活；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我自己一定实践；凡劝诫学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7]其伦理依据在于行为规范的普遍性与统一性：“为什么要如此？无非实作两句老话，叫做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叶圣陶所引用的“老话”来自传统儒家哲学典籍《大学》，意为有德行的人自己先有了善行，然后再要求别人行善；自己先消除了恶德，然后再禁止别人悖德。从现实依据来看，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根植于社会生活实践，叶圣陶以前苏联教育影片《天职》中的主人翁为例分析道：“阿略沙是在孤儿院的集体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有好些优点，最主要的是不自私。”[8]因为当时苏联孤儿院的教育是“绝不容许只顾一己不顾旁人的”，而娇生惯养的音乐家之子波里亚“逐渐养成骄傲懒惰种种习气，总括起来就是自私，而自私，是跟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相容的。”[9]因而需要克服只爱自己的个人主义态度，做到诚实正直，爱人如己，细心耐心，不妨碍别人，遵守纪律，勤学苦练，循序渐进地学习提高，才能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
二.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的主体间性分析
中国古代人己一体思想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当然也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的客观性一面。叶圣陶的人己一体伦理思想是在现代革命与新社会建设实践中，借助于道德建设规律，对人的行为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对于调节新时期人际之间的道德关系，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叶圣陶生活的时期（1894―1988），古老的中国正经历着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过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上，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中西方文化在借鉴、交流、批判与融合中得到新的发展。叶圣陶的民主意识、劳动教育思想、人己一体观念等均产生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时代，通过比较分析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叶圣陶相关思想的内涵。与叶圣陶同时代的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发展了当时流行的“主体间性”理论，与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具有类似之处。主体间性的提出主要针对以往认识论哲学指导下的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的弊端，即主客二分自然观、社会观与交往观所引起的异化现象：在人c自然的关系上，对自然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际淡漠、猜疑、算计与不安全感成了社会关系的主流，引起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此起彼伏；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精神需求与物质生活不平衡，致使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而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强调主体与同样作为主体的他者之间的关联性和相关性，既包括社会性，也包括个体性、群体性，注重主体之间的共在性、平等性、互动性和共识性等关系，共在性强调多个主体的共同存在及其互相依存、彼此影响，平等性指主体之间具有同等言说，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互动性指主体之间的通过互相沟通、交流、协商、论辩等达成共识的过程。[10]在此过程中，主体不再把自身以外的存在者视为的对象性存在，而是视为是平等的主体性存在，双方通过交往、对话达到“共在”。海德格尔在教育观方面曾提出了“让学习”的教育思想，即教育要以学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活动，将学生的学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使之将学习作为一种自我发展方式和个体素质倾向，热爱和享受学习。这种学习观与叶圣陶的“教是为了不教”等理论相比，其所表达的基本意涵是一致的。[11]在方法论意义上，主体间性方法主张“对对象主体要尊重、同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的对话，进人对象主体的内心世界，才能充分理解对象主体。”[12]比较而言，从思想内容来看，西方“主体间性”理论有着思辨性特点和主体理性优势，而叶圣陶的人己一体伦理思想则更具有深厚文化渊源和崇高思想境界的优越性；从话语体系来看，西方主体间性哲学理论繁琐、艰深，影响了理论传播的广度，而叶圣陶的人己一体伦理思想以轻人的文学为载体，寓意明确，深入浅出，得到广泛传播与推广。同时，引入主体间性理论对于深入理解叶圣陶的人己一体伦理思想、促进人己一体伦理思想现代化具有启发意义。
三.叶圣陶“人己一体”伦理思想的主体交往价值
20世纪初，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有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此后对文学、法学、社会管理、教育等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叶圣陶作为生活于20世纪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与文学家，其著作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在各个方面均有着对个体命运和生存状况的关注，与主体间性哲学家们所提倡的交往活动有着相似性，更有着自身思想的优越性和境界的超越性。从哲学史来看，古代西方哲学是本体论哲W，对世界本源的质料、理念等本质的研究成为主流。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要课题，在主客体两元分割的机械论思想指导下，主体性膨胀，理性高扬，人的绝对精神统摄一切，甚至可以“为自然立法”，人与人之间成为对立、竞争和冲突关系，社会分化为“单子式”个人，人生存的价值与意义被消解，也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等严重问题。比较而言，我国古典哲学在自然观方面强调天人合一，在人际交往方面重视人己一体，在人与自身关系上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体现了优秀文化传统的合理性一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我国思想界提供了辩证、适度、人民主体等正确的理论武器，对革命、改革和建设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叶圣陶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理论修养，集中体现在人己一体的伦理思想之中，并导向民主活动的参与与管理等社会实践。与叶圣陶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其主体间性理论是对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灵魂与身体、理性与欲望、物质与精神对立冲突立场的扬弃，其理论武器则是从其老师胡塞尔那里继承来的主体间性概念，胡塞尔试图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根据意识总是有所指向并对其赋予意义的特征，从理论上使意识与事物、他人联系起来，将客观性的衡量基准置于群体成员相互沟通、检验、理解与普遍认同的基础上，认为主体意识在“推己及人”的思维逻辑指导下开展统摄、统觉、移情、同感、联想等共通性的精神活动，组成生活世界中的共同体。海德格尔则以人的存在替代意识主体，将具有独立性、实践性、自足性的人称之为“此在”，它与世界、事务和他人共同存在，浑然一体，在持续互动中相互产生关切、操心等“烦忙”的存在状态，通过相互开放与移情中达到“共在”。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哈贝马斯以相互理解的交往哲学来取代意识哲学，主张加强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交往主体要保持交流内容真实、交往态度坦诚、交往过程规范，[13]建立起自主、平等、合理的主体关系，达成理解和相互认同。叶圣陶的人己一体伦理思想也可以细分为认识方面、存在领域和交往活动方面，且在认识方面根植于社会实践，在存在领域同情和关注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在交往活动方面主张严格自律，较之西方主体间性理论有着显著的民族特色和可行性特点，但由于叶圣陶的文学家、出版家的工作特点，其理论融合在文学作品之中，在“文以载道”的文本形态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理论形态建构上不同于西方哲学著作，这一点是不能苛求于作家本身的。
参考文献
[1]熊华生，吕佩霞，陈S.小学教育精选文集语文教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3
[2]任苏民，叶圣陶教育改革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63
[3]王阳明.传习录
[4]何心隐.爨桐集・仁义
[5]康有为.论语注
[6]叶圣陶.指导大概.
[7]叶圣陶.如果我当老师.叶圣陶集.（第十一卷）.98
[8][9]叶圣陶.苏联的教育影片.叶圣陶集.（第十一卷）.202
[10]齐建英，语用学视域中的法律推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68
[11]张健，职业教育的凝思与创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225
[12]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商务印书馆，2014.：36
[13][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