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的诗范文1
关键词：鲁达基 屈原 诗歌创作 比较研究
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文学还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笼罩之下时，亚洲文学就则取得了显著成就，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出现鼎足而立，交相辉映的局面。尤其是波斯诗歌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出现了一批优秀诗人以及传世佳作，对中亚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提到中古波斯文学，就不能不提到鲁达基。鲁达基，全名为欧斯塔德·阿布·阿卜达勒·加法尔·本·穆罕默德·鲁达基，九世纪中页生于布哈拉附近，是中世纪波斯文学的创始者，历史上称他为“波斯诗歌之父”、“诗人之师”、“波斯文坛上的艺术巨匠和导师”、“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同时他也被塔吉克人认为是“塔吉克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塔吉克文学之父”。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相比较，两人虽没有事实上的联系——屈原早于鲁达基一千多年；但两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相似性。
一、抒情诗创作成就突出，开创新的诗歌风格
鲁达基与屈原在抒情诗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鲁达基从八岁就开始写诗，一生写下的诗歌据说多达130万行，但由于岁月的流逝和战乱的原因，流传下来的仅有2000多行。鲁达基的抒情诗主题广泛，并且形式十分优美，具有“流畅如泉、诗境如画、饱含哲理、隽永深邃”[1]的特点。11世纪的著名诗人昂萨里曾说过：“鲁达基的抒情诗意深隽永，我的诗却没有那样的抒情。虽然我用尽全部力气，诗歌写得仍然不很成功。”[2]我国波斯语研究员张晖将鲁达基的抒情诗歌做出了分类：篇目较长的，根据内容，称为“抒情哲理诗”；只有两个联句的，称为“短抒情诗”；又根据内容分离出来“爱情”“咏酒”“景物”三组诗歌。鲁达基诗歌的内容与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诗作中有的是对大自然的抒情描绘，有的是对爱情的赞美，有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是对统治阶级丑恶行径的揭露和对人民大众痛苦生活的同情，也有一些告诫人们行善的哲理诗。鲁达基的抒情诗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对后世抒情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抒情诗，诗中无论是抒情主人公的塑造，还是对审美对象特征的描绘，都大量采用神话、传说、赋、比、兴夸张的手法，尤其是诗中诗人以芳草美人自比，以杂椒秽草来比喻奸佞小人，以男女之间的爱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以驾驭车马来比喻治理国家……总之，诗人对自身沉闷、不忿、抑郁的情感的抒发，以及诗情意境的构设，都体现出诗人的独具匠心，也使得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更加独特，对读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时，波斯古典诗歌在霍拉桑一带最为发达。因此文学史上把这一时期这一带的诗人统称为“霍拉桑诗人”。鲁达基被视为是“波斯诗歌的创始人”，也是“霍拉桑风格”的代表诗人之一，被认为是“霍拉桑诗歌风格的奠基人”。“霍拉桑风格”的特点是：叙事简明扼要、用语朴实无华、句子简短精练，并且诗中的阿拉伯词汇很少。这种诗歌风格作为波斯古典诗歌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抒情色彩还不是很浓，但是鲁达基毕竟以此为波斯诗歌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对波斯乃至中亚的诗歌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对我国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体裁之一。“楚辞突出的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显，想象的奇幻等。”[3]楚辞以楚地的民歌为基础，声韵、情调、思致和精神风貌都带有楚地特点，融入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篇章中涉及大量的楚地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反映了时代政治变革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以及诗歌理论研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作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楚辞这种诗歌体
的奠基人，楚辞体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都是以屈原为中心的。不仅国内许多大学者，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等都对楚辞有深度的研究，就连日本、韩国以及欧美国家的学者都对楚辞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据《楚辞资料海外编》统计，1951—1981年关于楚辞的文章共有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此外还有一些专著中包含的论楚辞或屈原的章节等。[4]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屈原研究的最繁荣的时期，“据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楚辞相关书籍共计二百余种，其中普及性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占大半。楚辞研究的专著共有九十余种，”[5]论文有两千余篇之多。
二、诗歌思想内涵的一致性
1.鲁达基和屈原诗歌中都抒发了对自然、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鲁达基出生于民间，自幼受到自然淳朴的民间文化的熏陶，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乡间劳动人民的心灵美，并且从中汲取了他创作的最初源泉和灵感。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是流露出对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草原》《金秋》《白雪》《冰雹》《河边的树》《自然界》《奔马》等景物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这一点在屈原诗歌中同样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比如在《离骚》《九歌》《天问》等诗歌中涉及的有关香草美人、思念君主、担忧国势等意象描写和精神内涵都是以楚地这一地域为中心展开的，尤其在《离骚》的结尾中，诗人写道：“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6]诗人以此表明真正的心灵寄托仍是自己的故乡；再如在《湘夫人》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是极好的描写秋季之洞庭湖的佳句。当然，在屈原眼里，这些景物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观照，而主要是灌注了内在的情感在其中，深切抒发了诗人对家乡故地的怀念与热爱之情。 2.都体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统治阶层腐败现象的批判
鲁达基的诗歌中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这是由于诗人生于民间，熟悉人民的生活环境，切身体察人民的劳苦，对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反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判剥削者的特权与压迫。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些人佳馔珍馐，肠肥肚满，那些人却饥肠辘辘，不得饱餐”，[7]“人们的命运终究不外两种结果——或者作威作福，或者任人宰割”，[8]“假若贵族们犯了法却不被判罪，我如此地安分守己，怎么能算作犯禁”，[9]“这些人桌上摆满了肉和精制的杏仁糕，那些人却饥肠辘辘，连大麦饼也难弄到”。[10]
而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屈原的这种爱国情怀具体体现为对君王的忠心耿耿，对故土的留恋热爱，对朝堂时局的担忧。尤其是两次被流放的经历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知悉百姓生活的不易，深感楚怀王为小人谗言所蒙蔽，迷途而不知返，楚国、楚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其壮志难酬的情感流露，“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11]，他担心自己的人生时间不够，不能再报效国家；“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2]，担心楚王继续被奸佞小人所迷惑，终而耽误了政事社稷。
三、创作手法的相似性
1.巧妙运用多种创作手法
在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巧妙运用比喻、拟人、典故、象征、白描等手法，尤其大量使用典故和比喻手法。鲁达基和屈原的诗歌中都喜欢借用典故。比如在鲁达基的诗歌《我和达官贵人》中写到：“虽然我的诗歌像夜莺巧啭般的美好——但是约瑟不正是因为俊美才被投入监狱？”这里是根据《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关于约瑟遭兄弟妒忌而被害，最终碾转成为埃及宰相的故事写成的；再如《娇姿》中写到：“你的婀娜娇姿竟使我魄散魂飞，就像蕾莉的美发使玛哲农如痴似醉。”这里借用了古代阿拉伯民间传说中的一对青年情侣的故事。在屈原《离骚》第三节写道：“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里借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蛾眉妒”的典故，将君臣关系喻为男女关系，被疏远的臣子们无疑会认为君王是被其他的女子淆乱了理智，在这里也突出体现了屈原清高与崇高的道德品行。犹如在鲁达基的诗歌中就有很多比喻，以毒蛇来比喻恶人，旅店比喻世间，猎豹比喻强者，牝鹿比喻失败的敌人等等；而比喻修辞在屈原诗歌中则更为常见，以芳草美人自比，秽
草比喻小人等等，可以说这种比喻手法贯穿了《离骚》这首诗歌的始终。
2.诗歌创作与乐曲联系密切
鲁达基时代甚至到公元11世纪末期，波斯诗歌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诗人们一般在音乐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因此诗歌和音乐被认为是诗人必不可少的两项艺术。鲁达基自小跟随音乐家阿布尔阿巴克·巴赫契耶尔学习音乐，不仅能自弹自唱、自己编词，而且声音圆浑动人，在很年轻时就是民间有名的歌手。因此，在鲁达基的诗歌中总会流露出一种音乐美的风格。而《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楚歌、楚乐有着紧密联系，在楚辞作品中也提到了众多的楚地乐曲的名称，例如《涉江》、《采菱》、《劳商》、《九歌》、《白雪》等等。此外，楚地的祭祀音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楚辞的创作，使楚辞的音乐性也带上了祭祀的色彩，比如《九歌》、《招魂》同时也是祭祀音乐。
3.都体现出一种神话色彩
神话色彩在鲁达基诗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关于神话传说的借用。例如在《酒颂》中提到了阿思凡迪亚尔作战的情景，而这个人物是古代波斯传说中的英雄；《酒颂》还写道：“他给予人们的恩惠，如浩荡的江河，以致使得洪水的故事不再引人入胜。”这里指的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也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再有在《娇姿》中写道：“你那似水仙的眸子使巴比伦的魔法相形见绌”，这里的魔法是指哈鲁特的魔法。哈鲁特原是天神，因擅长魔法，被上帝倒吊在巴比伦井中。以上举例都体现鲁达基诗歌中的神话色彩十分鲜浓。
屈原诗歌的神话色彩则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首先从形式上说，屈原在诗歌构思上就描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就为诗歌奠定了一个神话色彩的抒写基调。而在内容上，屈原在《离骚》中创造了一个无比瑰丽的神话世界，描写了神话人物、神山、神水、神兽等等意象，而且《天问》本身就因其具有巨大的神话学意义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因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受神话的影响之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出鲁达基和屈原在诗歌创作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类同性，但是，出现这些类同性的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对此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鲁达基与屈原都属于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之人。据说鲁达基在八岁时就已谙熟《古兰经》，并常常为人诵读。此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不仅能自弹自唱，还能自己编词、写诗歌，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是极富盛名的歌手和民间诗人；而屈原出身名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从小又勤奋好学，注重内在品格的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在很年轻时就已经入朝为官，并得到重用。可以说，天生才智加上后天的努力，为两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于屈原的诗范文2
关键词：中唐文学；南贬诗人；屈原情结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462-5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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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的诗范文3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屈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本文主要从终其一生的“美政理想”和巍巍人格的世界影响两大方面走近屈原，着重分析了《橘颂》的内涵意蕴，深入挖掘了诗人在文本中托物言志所寄托的高尚人格理想。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楚辞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后人常常将《诗经》与《楚辞》并举，将它们并称为“”，分别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让我们走近爱国诗人屈原，通过对诗歌《橘颂》的感悟，来深入解读诗人内心矢志不渝的人格理想。
一、走近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杰出的诗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一）“美政”理想
纵观屈原的一生，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一位重要政治家，屈原的一生一直都在追寻“美政”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圣君贤相”的理想，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在战国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方面，楚怀王曾让他参与图议国家大事，“造为宪令”，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推行变法等事宜。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贵族子兰和南后郑袖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不加明辨是非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这使得怀有“美政”理想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在外交方面，屈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战国七雄的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楚怀王曾经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两度出使齐国。后来，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不久，秦昭王想要拉拢楚国，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谏，陈述利害，楚怀王非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地区。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此时的屈原正在在流放途中，当他接连听到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被攻破的消息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始终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
（二）世界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叶屈原研究走进西方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斋门，磁石般地吸引他们。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目前，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士·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代表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其中一些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这正是屈原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得到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传播。
二、文本意蕴
（一）解题
“颂”是一种诗体，是对美好事物的描写和赞颂。
南国多橘，楚地更可以称为橘树的故乡。早在汉代以前，楚地江陵即已以盛产橘子而闻名遐迩。《晏子春秋》记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说橘树的生长习性非常奇特：只有生长在南方的土地上，才能结出又甜又美的果实，倘要将它迁徙到北方，就只能吃到又苦又涩的橘子了。这种现象在自然界来看，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然而对于深深热爱故国故土的作者屈原看来，橘树这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秉性，恰恰可以作为自己砥砺志节的榜样，所以，在被逐出郢都，放逐期间，诗人深情地写下了这首咏物名作——《橘颂》。另外，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咏物诗，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咏物诗之祖”，开创了中国古代咏物诗的优秀传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
（二）内蕴
从全篇结构来看，全诗结构很清晰，可以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重在描绘橘树俊逸动人的外在美。
诗中前三句，在诗人的笔下开篇立意，不同凡响，似乎使读者看到了一株坚挺的橘树，傲然屹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根深深地扎在南国故土上，那凌空而立的坚强意志、那受命不迁的坚定神采，都会使人内心升起无限的敬意。橘树是令人可敬的，橘树又是俊美可亲的。接下来诗人以精工的笔致，为读者描绘了诗人眼中的橘树形象。
在诗人笔下描写了橘树的根、叶、花、枝、棘、果这六个方面。橘树的根——深，表现了橘树生长在南国的坚定不移；橘树的叶——绿，表现了橘树生长得生机勃勃；橘树的花——素，表现了橘树的花正在蓬勃开放；橘树的枝——曾，这是一个通假字，通“层”，表现出橘树生长得枝繁叶茂；橘树的棘——剡，表现出橘树自身具有防范侵害的能力；橘树的果实——抟，表现出橘树无私奉献的精神。作者指出，橘树所贡献给人类的，是无数“青黄杂糅”、“精色内白”、光彩照人、香气弥漫的果实。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如此“纷?宜修”，如此“???怀蟆保?绱丝巴写笕危?梢运担?诿恳桓鲎掷镄屑洌?寄芰钊饲苛业馗惺艿绞?硕宰婀?昂蠡始问鳌钡囊黄?院馈⒃廾乐?椤
第二部分，热情讴歌了橘树独立不迁的内在品质。
诗人赞美橘树，年岁虽少，却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等它长大以后，更是“廓其无求”即胸怀广阔，无所欲求，“横而不流”即醒世独立，内心坚定，不随波逐流，“闭心自慎”即清心自守，谨慎自重，始终也不犯错误，“秉德无私”即坚持公正无私的品行，立于天地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更加表现出橘树秉性善良、从不放纵的高风亮节。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对橘树内在品质的倾心赞美。
咏物诗最大的特点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那么，诗人是怎样将“橘树”和“我”联系起来的呢？诗人用“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作为实现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橘树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严寒屈服。在这里，面对严寒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面对严峻的岁月，不改操守屈原自己的形象便叠印在一起了。诗人愿意与橘树长相为友，常相为伴，永远相守。
而后诗人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使全诗境界得到了升华——橘树的精神堪比商末的贤士伯夷，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文中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高高印在历史的天幕上了。
纵观全诗，这首诗既是描写橘树，又是表达自己的理想，写物与写人完全结合起来，客观形象与艺术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诗中的描写未脱离橘树的特点，却又不局限于橘树，而是把橘树拟人化了——就是通过对橘树的赞美，抒发了作者独立不移，不求私利的坚贞意志和高尚情怀。屈原赞美橘树，实际上寄寓着自己人格的修养。作为一个追求崇高人格的爱国诗人，屈原借橘的特性表达了自己扎根故土、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感特立独行、怀德自守的人生理想。
《橘颂》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作者屈原巧妙地抓住橘树的生态和习性，运用类比联想，将它与人的精神、品格联系起来，给予热烈的赞美。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此后，南国之橘便因蕴含了仁人志士“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尤其对于当今时代人们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也很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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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石樵.屈原论稿.中华书局，2010.5.
［3］张亚新.人格的独立：从陆游到屈原.济南出版社，2008.4.
关于屈原的诗范文4
关键词：《诗经》；二雅；怨刺诗；屈原；沿革
《诗经》和《楚辞》之间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如刘勰《文心雕能・辨骚》认为，《离骚》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观兹四事，同与风雅者也。”①《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②明徐师曾云：“按《楚辞》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是《诗》虽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③清人程廷祚认为诗骚在“陈情”、“陈志”和“体物”方面都是相通的。④今人对诗骚关系的研究更细微和具体。赵逵夫先生认为诵诗的形式在春秋以前就有了，《诗经・大雅》的《崧高》、《民》便是明证。但充分发挥语言本身的艺术表现因素以尽可能造成诗的形式美，却是屈原的功劳。⑤李金坤《诗较新论》，杨仲义《诗骚新识》、潘啸龙《诗骚诗学与艺术》、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等著作和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诗骚体式的特征及其演变和因革关系。总之，诗对骚有影响这一事实是肯定的。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但风、雅、颂三体对骚的影响到底哪个更大呢？陈师道说：“子厚谓屈氏楚词如《离骚》乃效颂，其次效雅，最后效风。”⑥本文对诗骚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诗经》二雅怨刺诗对《离骚》影响最大。而“谓屈氏楚词如《离骚》乃效颂”之说是因为没有意识到《离骚》中的虚构世界和神话传说已与《诗经》中的颂诗有了本质的区别。
一、“二雅”怨刺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屈原生活时代的相似性
《诗经》二雅怨刺诗多产生于厉王和幽王时代，这与厉、幽时代时局的动荡密切相关。《国语》记载：厉王暴虐，使卫巫监视谤者，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的高压弭谤行为激起国人的反抗，最后被流放于彘地。宣王在邵公等大臣的帮助下励精图治，出现中兴局面，但无法挽救西周社会的衰颓之势。幽王宠褒姒而导致众叛亲离，在公元前771年，被申侯联合犬戎、缯人所杀，西周灭亡。所以说，从厉王到幽王的一百多年中，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乱，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剧烈的冲击。时局的动荡激发了怨刺诗的大量产生。
四百年后的楚国怀、襄时代与西周末年的厉、幽时代一样，其政治形势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怀王初年尚能继承祖业，国势强盛，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曾一度形成“纵则秦帝，横则楚王”的格局，然而由于用人不当，又不能及时改革弊政，很快衰落下去。随着楚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革，屈原作为楚国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责任心的大臣经历了由最初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到被楚王疏远，遭馋放逐的人生遭遇。这种遭遇促使其“发愤抒情”，在被流放之后创作了《抽思》《思美人》《惜诵》《离骚》等大量充满怨愤之情的诗歌作品。
西周末年的二雅诗歌除了宣王中兴时期的一些颂美之诗外，多为怨刺现实之作，所谓的“变雅”多做于这一时期。与西周末年的二雅诗人多怨诽的抒情基调一致，屈原作品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幽怨之情，这种情感与对楚国的政治现状、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小人当道的社会现实的忧愤之情交织在一起。相似的政治环境、身份地位以及人生境遇使相距四百多年的诗人产生了情感共鸣，创作了相似的诗歌作品。
二、“二雅”诗歌主题与屈原作品主题的相似性
1. 怨刺上政
二雅怨刺诗和屈原作品都表现了对君王昏聩，用人不当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国运衰败的忧虑与愤慨。如《民劳》是警告同列大臣并以之警戒周厉王的诗。《毛序》：“《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玄《笺》：“时赋敛重数，繇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板》也是讽刺周厉王的诗篇。《毛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桑柔》，芮良夫作，《诗序》：“《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十月之交》讽刺幽王宠信褒姒、任用小人，逼走了宣王朝的老臣皇父及其盟友，致使国乱政衰，人心离散。《荡》篇，《毛序》：“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其独特之处是模拟周文王斥责殷商的口吻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其诗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全诗用这种表述方式贯穿始终，开借古讽今之先河，表现了人民在周室衰败环境下的挣扎和对统治者的愤怒之情。以上诗作是朝中大夫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对时政表示不满和担忧。下层人民也从自身的遭遇出发，抒发国政混乱对自己造成的灾难和伤痛，《北山》是周幽王时一个下层官员所作，《毛序》谓“《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无将大车》也是周幽王时下层官员所作，诗中表达了政繁役多、劳苦忧思、感时伤乱的情感。诗人借用推大车而自招尘埃起兴，告诫自己远离纷扰，否则只能自讨苦吃。《四月》是幽王朝的一位“君子”所作，他被周王派遣驻守江汉之间的南国，但因朝中发生祸乱，过期而不得归家，于是写下这首诗，对造成祸乱的当政者表示极大的怨愤。厉王就小人，远贤臣。奸人当道，结党营私，人心离散。面对这种情形，诗人禁不住怒斥小人：“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大雅・桑柔》）
战国后期楚怀王朝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小人结党营私，旧贵族不顾国家的前途命运，极力阻挠屈原等有远见的大臣的改革举措，这些小人“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而楚王又昏庸“不寤”。面对这种情形，屈原既怨愤又无可奈何：“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灵修之浩荡”与大雅中称厉王为 “荡荡上帝”、“上帝板板”、“上帝甚蹈”一样，表达了正直大臣对最高统治者的失望之情。可以说对昏庸君王的劝谏、斥责和怨愤之情是二雅怨刺诗最突出的主题。而屈原以《离骚》为代表的大量作品也贯穿着对“哲王不寤”的幽怨之情。
楚怀王十年（前319）屈原任左徒之职，他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政治改革。屈原对未来的政治事业充满热情，但楚王前后不一，数次变化：“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这种情形西周末年的小雅诗人早已深有体会。如《小雅・菀柳》：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焉。俾予靖之，后予焉。
有菀者柳，不尚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毛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魏源《诗古微》则以为是刺周厉王，他的理由是：“试质诸《大雅》刺厉刺幽之诗则了然矣。厉王暴虐刚恶，乃武乙宋康之流；幽王童昏柔恶，特后汉桓灵之比。故刺厉之诗欲其收辑人心；刺幽之诗皆欲其辨佞远色。”又说：“征以厉王诸诗，一则曰‘上帝板板’，再则曰‘荡荡上帝’，与此《菀柳》‘上帝其蹈’，皆监谤时不敢斥言而托讽之同文也。”⑦魏说较之《毛序》，更合情理。诗中反复说“上帝甚蹈”，是由于厉王暴虐，监谤于人，故假托上帝，如同《离骚》之言楚王为“灵修”一样。 蹈：变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言其喜怒变动无常”。⑧“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先使我治理国事，后来“王信馋不察功考绩，后反逐放我。”这里抒发的幽怨之情与屈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小雅诗人不像屈原那样欲罢不能，因为屈原与楚王同祖同宗的关系，他对楚王和楚国的命运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所以显得格外悲愤交加。而《菀柳》的作者在遭到不公的待遇和伤害后，可以毅然决绝：“上帝甚蹈，无自昵焉”。并且大声质问：“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这是作者和周王的亲疏关系决定的，也是屈原无法做到的。
2. 斥责馋人
伴随着政治的衰颓，谗毁和中伤行为滋生。关于谗言现象的描述和对馋毁行为的斥责是厉幽时代诗歌和屈原作品又一共同的表现主题。《小雅・青蝇》写道：“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青蝇》是卫武公所作之诗，刺幽王信谗言，废申后、放太子。⑨诗中以营营乱飞的青蝇起兴，表现了谗言的盛行及其危害之大，并对谗言和馋人者充满了愤怒和厌恶之情。《小雅・巷伯》是周幽王末世，寺人孟子遭谗罹祸而作。《毛序》谓：“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诗中对谮人者的愤怒之情达到了极致：“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对谮人者罗织罪名的伎俩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活画出了谮人者的蝇营狗苟、“预谋谮人”的丑恶行径。在《小雅・巧言》中，诗人痛斥小人进谗言而天子不察，遂使国家祸乱频生。作者遭受了谗害，悲愤的情绪难以抑制，所以用愤激之词直斥谗佞之人。可以说对于馋毁现象的描述在西周末年的诗作中俯拾皆是。看来馋毁现象的确是厉幽时代的政治乱象之一。奸邪小人馋毁贤臣的现象历朝都有，但西周末年对这一现象的反应之强烈和深刻确是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四百年后，馋毁现象在楚国重现，伤害着楚国的贤臣良士，进而损害着楚国的国家利益。楚怀王时期，屈原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政治改革。他受命草拟宪令，因妨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受到上官大夫、宠臣靳尚、王妃郑袖等人的谗毁。屈原是小人馋毁的直接受害者。他对谗言误国和谗言中伤的愤懑比西周末年的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更痛心的是楚王对谗言的听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离骚》）他怒斥馋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但与小雅诗人不同的是，屈原并没有像《小雅・巷伯》那样用咒语的形式对馋毁者进行诅咒。这是因为对馋毁现象描述较多的小雅诗人大多是中下层贵族，身份地位较低；而四百年后的屈原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屈原深知对于奸馋小人，说教是无意义的：“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离骚》）与西周末年的诗人面对馋言的态度相比，屈原显得更理智、更清醒。屈原在经过一番抗争之后，深知自己已无力改变外部世界，也无法改变世人，最后剩下的只有改变自己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他可以选择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也是后世有气节的文人立身处世的基本法则。班固曾经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忿沉江”不合二雅，不合《左传》，也是针对屈原的桀骜不驯和傲岸不群而言的。刘熙载谓班固此论“殊损志士之气”（《艺概・赋概》），实在是确论。
3. 生不逢时之感和孤独无援之叹
时局的动乱、馋毁中伤以及不公的待遇必然使诗人产生生不逢时之感和孤独无援之叹。这是人遭受不公的待遇和诬陷之后的必然反映。《小雅・苕之华》云：“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小雅・正月》：“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意识到自己的生不逢时，就会对时间产生一种追问和思考，同时又会产生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的悲哀。《小雅・小宛》：“我日斯迈，而月斯征。”《离骚》中这种意识更强烈：“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我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人民从上古时期就对时间很敏感，产生了许多时令歌谣。但小雅诗人的有些时间意识显然与时令时间不同，而是一种对生命时间的反思，是人生价值在时间维度上的思考。只不过这种思考还是朦胧的、朴素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忧心，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怒。”（《小雅・小弁》）到了《离骚》，已经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时序主题的书写了。在这种生不逢时的感叹中，必然产生三种心理反应：一是孤独体验。二是悲伤情绪。三是产生想象和幻想，这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对抒情空间的扩展。前两点在《小雅・小弁》中表现得很突出：“弁彼斯，归飞提提。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焉如。假寐咏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如疾首……”《小弁》，《毛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汉代以后的学者对于《毛序》的说法颇多疑问。朱熹《诗集传》：“《序》以为大子之傅述大子之情，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据也。”⑩姚际恒《诗经通论》据此驳《毛序》：“诗可代作，哀怨出于中情，岂可代乎？况此诗尤哀怨痛切之甚，异于他诗也。”{11}从文本来看，此诗更像太子宜臼自作。其中抒发的孤独感和悲伤之情的确是代做者无法做出的。班固《汉书・冯奉世传赞》云：“馋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离骚之辞兴。”{12}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想象来扩充抒情空间在《诗经》中基本上是以比兴的暗示和联想实现的。“且《诗经》比兴的几种主要联想方式都很单纯直观。”{13}这种联想大多都没有脱离人间性和现实性。然而二雅怨刺诗在抒发忧愤之情的探索中，大幅度的联想思维却突破了其它《诗经》作品比兴联想的现实界限，从而使《诗经》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向《楚辞》浪漫主义表现方式的转变迈进了一大步。
三、二雅怨刺诗表现出了由现实主义向浪漫进行思维跨越的尝试
比兴本来是《诗经》最主要的联想方式。兴更是由于某种感触而进行的相似情形之联想，但这种联想都不出现实生活的经验世界。在二雅诗歌产生的时代，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还是传说的重黎“绝地天通”以来的秩序格局。《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所谓的“重上天，黎下地”其实是天官系统和地官系统的政治文化模式，后来发展为《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大体系。{14}“绝地天通”其实是上古政治与原始宗教在社会权力分配中的一种共谋，其结果是形成了政权与神权紧密结合的社会秩序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只有巫祝等神职人员有权沟通天人，神的世界被赋予“神圣”的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反映在《诗经》中就是用于祭祀的仪式乐歌（《颂》）与人间的乐歌（《风》和大部分《雅》诗）有明显的区别。《风》《雅》之诗基本立足于现实世界，《颂》诗则立足于神灵的虚幻世界。这个神灵的虚幻世界当时从主观上来说不是文学艺术的，而是神圣权威的世界。这种虚构也还不是文学艺术的虚构。与《诗经》相似，《楚辞》的表现内容也可以分为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两大部分。有研究者认为，尽管屈原作品中，不像《诗经》将其明确划分为风、雅、颂三类，但其实质性内容却具有《诗经》风、雅、颂相同的体制特征。{15}作为贵族诗人的屈原与《诗经》二雅的作者身份相似，故其大多数作品更与雅诗相类。屈原作品可以看做是楚国的雅诗和颂诗，而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陈风》和一些逸诗中有一部分作为楚辞上源的早期抒情诗歌{16}，这些诗歌可以说具有楚风的性质。《九歌》即具有“楚颂”的性质{17}，表现的是神灵的虚幻世界，《招魂》和《大招》也是如此。而《橘颂》和《离骚》以及《九章》中的作品可以看做是雅诗，是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尽管其中也有虚构世界，但这种虚构世界已与“九歌”的虚构世界有了本质的不同。因为《离骚》和《九章》中的虚幻世界是神灵世界的权威性被打破之后，文学思维从现实世界向虚幻世界的跨越，虚幻世界不再是神圣的神灵世界，而成了文学书写的领地。这一思维的跨越也是文学从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跨越的前提。
而一向被认为与《诗经》差别较大的《楚辞》的一些体式上的特点也正是在这种思维跨越的影响下产生的。不过这种思维跨越在《诗经》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小雅・大东》在比兴的基础上将联想的触角伸向宇宙空间，诗人在“西人”的压迫和剥削下，不禁展开想象，借天上的星辰来抒发对西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佩，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虽然这种联想方式也是“比兴”，但跟《诗经》其它诗篇不同的是，诗人借以比兴的事物在天上，这一过渡对人们拓展思维空间和抒情技巧打开了一扇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说：“从诗的内容来看，作者可能是一位精通星象的文人”{18}，但这些天象显然已经不是“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小雅・渐渐之石》）这样的天象描述，而是一种象征，一种幻想和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只不过这种浪漫主义的表达是不自觉的，而到了《离骚》，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就已经是完全自觉的表现方式了。《大东》由人间到天上的想象式抒情是后来屈原神游天界的文学思维之端倪。《大东》诗人想象天上那些人们崇拜的星宿徒有虚名，只居其位而不做实事，对其产生了质疑。这种对神圣事物由崇拜走向质疑再到完全抽去其神圣性，变为文学表现素材的转向，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思想史变革。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在精英知识阶层觉醒，这种理性精神强调人的作为在社会治乱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哲学上，这一时期是真正的“绝地天通”，即人跟神决裂，重、黎的“绝地天通”模式已不复存在。人不再将现实治乱依托于神灵的庇佑，神的权威失坠。而在文学上正好相反，是“地天通”，神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崇拜物，人可以在想象中与神同游。神话人物和神话事物成为说理、叙事、抒情的对象和载体。这一点在战国时代的各种文体中都有体现，而表现最突出的是屈原的作品。屈原在其极具哲学意味的著作《天问》中对神话传说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怀疑和否定。他以实证精神将神话幻设解构了。在《离骚》中，屈原把以神为核心的原始传统，包括神灵形象、神话境界、神的超凡能力以及祭祀神的仪式等提升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表现形式。{19}在其忧愤之情喷薄而出的时候，诗人的思维也是天上地下，让自己在神游天地中尽情抒发难以抑制的思想感情。他指挥云霓，喝令众神听从自己的命令。对于那些传说中的神人，屈原也是大胆的予以评判。《大东》已经表现出了浪漫主义的思维倾向，在屈原作品中，这种浪漫主义思维逐渐展开：在作为楚颂的《九歌》中，与神的交通只限于巫咸，到了后来的《抽思》《思美人》《惜诵》乃至《离骚》，诗人自己开始与诸神“交通”，而且也是由试探再到全面地进行神游。在《抽思》中，其陈辞是对怀王的，在《离骚》中变为对帝舜，并由回忆变成了想象。在《思美人》中，这种从现实向想象的思维跨越更进了一步：“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到了《离骚》诗人就已经完全打破时空界限，通过神游将现实、历史、神话、幻想融为一体了。
四、《诗经》“二雅”在辞章句法和抒情风格方面为《离骚》作了铺垫
人遇到不平之待遇后，必然言多辞长。二雅怨刺诗的篇幅明显加长。多数二雅诗歌已是完全意义上的诵诗，只不过不象屈原作品那样成熟和有自觉的艺术加工。诵诗就不像歌诗那样需要用重章叠句来延长演唱需要了，大部分雅诗不做重章。另外，每一章的句数从一章四句到章十二句不等，但总体的趋向是章内句数增多，个别章节句式加长，以章八句居多。不论是章四句、章六句还是章十句、十二句，二雅的句式在章节方面完全以抒情叙事的需要来决定。不过一旦一章确定用某一句数则会一贯到底，并且基本上是偶句作结。其总体上还是处于章节安排的自发、自然状态，不像屈原已经形成了自觉的以四句为一节的抒情形式单位，注重诗歌章节的形式结构。西周末年的雅诗已经按照抒情内容的完整性和层次性自然分章，这一点为屈原所借鉴。他“继承了《诗经》中 ‘雅’ 诗的艺术经验，在南楚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六言骚体诗形式”。{20}
可以说二雅怨刺诗与屈原作品由于抒情内容和风格的相似直接诱发了其在体式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现在：篇幅的加长；以情驭文，不做重章；句式有意向规范整齐靠拢，体现了诗歌的建筑美。如果把二雅怨刺诗与屈原作品做一比较，就会发现，除了一种是四言，一种是六言；一个语言古朴，一个语言明丽之外，在情调风神方面几乎如出一辙。如果把分散于二雅各处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几乎已经勾勒出来《离骚》主题的大致轮廓和主人公的基本形象。{21}另外，二雅怨刺诗抒情风格的邈远缠绵、彷徨悱恻都开启了屈骚作品的抒情基调。下面试将《小雅・正月》变成楚辞体的形式加以比较：
正月繁霜兮我心忧伤，民之讹言兮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兮忧以痒。父母生我兮胡俾我愈？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好言自口兮莠言自口，忧心愈愈兮是以有侮。忧心兮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兮并其臣仆。哀我人斯（兮）于何从禄？瞻乌爰止兮（于）谁之屋？瞻彼中林兮侯薪侯蒸，民今方殆兮视天梦梦。既克有定兮靡人弗胜，有皇上帝兮伊谁云憎！谓山盖卑兮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兮甯莫之惩！召彼故老兮讯之占梦，具曰予圣兮谁知乌之雌雄。谓天盖高兮不敢不局，谓地盖厚兮不敢不。维号斯言 兮有伦有脊，哀今之人兮胡为虺蜴！瞻彼阪田兮有菀其特，天之我兮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兮如不我得，执我仇仇兮亦不我力。心之忧（矣）兮如或结之，今兹之正兮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兮宁或灭之，赫赫宗周兮褒姒灭之。终其永怀兮又窘阴雨，其车既载兮（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兮将伯助予，无弃尔辅兮员于尔辐。屡顾尔仆兮不输尔载，终逾绝险兮曾是不意！鱼在（于）沼兮亦匪克乐，潜虽伏（矣）兮亦孔之。忧心惨惨兮念国之为虐，彼有旨酒兮又有嘉。洽比其邻兮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彼有屋兮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兮天夭是。哿矣富人兮哀此茕独！
同样，如果将二雅中的许多感时伤乱之诗都变成骚体的形式，再将其整合，似乎就是《离骚》的雏形了。组合后的“召彼故老兮讯之占梦，具曰予圣兮谁知乌之雌雄”一句与《离骚》的“就重华陈辞”和“巫咸降神”之情节是如此的相似，其书写内容和抒情风格完全具备后世《离骚》的风神。从形式上来说，八句一章的抒情单元通过兮字的链接，形成了令人吃惊的四句一节的“离骚体”意义单元。也许是人类抒情天性的自然节奏，二雅诗人抒情中自然形成的章八句结构正好可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情感单元，虽然其中也有章十句和章十二句的，但章八句占了大多数，这是人们在文学抒情的探索过程中不经意发现的一种天然节奏和抒情单元。因为《诗经》中的一句只承载半句的意义{22}，因此其两句才能构成一个意义上的足句，《诗经》的八句一组就相当于《离骚》的四句一组。《诗经》二雅章八句的结构和节奏单元后来经屈原的改造，形成了四句一章的诗歌抒情节奏。
综上所述，《诗经》二雅怨刺诗从内容到体式都对屈原创作产生了影响，《离骚》的出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诗经》后的先秦诗坛似乎沉寂了许多年，没有出现其它诗集，但没有诗集不等于没有诗歌创作。《诗经》是礼乐制度的产物，战乱和礼乐制度的破坏使《诗经》之后的大量诗歌无暇收集。《离骚》的出现代表了战国时代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是先秦诗歌继《诗经》之后的继续发展，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诗经》的传承和影响。
注 释：
①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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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颜方明：《古诗意境的认知与阐释机制》，《求索》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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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韩红宇：《论〈楚辞〉的民本思想及其时代特征》，《求索》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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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赵逵夫：《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关于屈原的诗范文5
关键词 鲁迅；屈原；爱国思想
鲁迅和屈原的关系以及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在鲁迅的研究中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过，但是多数学者都是以鲁迅旧体诗的用词和意向上将鲁迅和屈原的创作相比较，认为鲁迅和屈原的关系仅仅是在艺术形式上的联系，或者就是将鲁迅杂文中将屈原和贾府的焦大相提并论，并将《离骚》说成是“不得帮忙的不平”，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鲁迅是以屈原的否定者与批评者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在其《鲁迅世界》中以“埋葬屈原”来形容鲁迅和屈原的关系。然而屈原对鲁迅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诗歌艺术上，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也不单单是关于屈原辞赋的艺术评价，他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应该是两者共有的爱国精神。
一、鲁迅对屈原的研究和评价
鲁迅研究屈原、评价屈原是从鲁迅二十多岁开始的，1907年，年轻的鲁迅为了探求真理，追求理想，走上了民主运动和文学革命之路。1907年春，鲁迅邀请了许寿裳、苏曼殊等人创办杂志，鲁迅一开始为杂志取名“赫戏”或“上征”都是《离骚》的诗句，后来众人觉得不易懂，鲁迅才改名为“新生”，意思是新的生命，既有继承也有革新进化的含义。随后写出了著名的文学论著《摩罗诗力说》，鲁迅不仅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等一同歌颂，也和屈原、嵇康、李贺等一起吟咏。他敬仰这些诗人的“立意在放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鲁迅评价屈原，“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称赞屈原的作品是奇文，评价屈原的精神超越了前人。鲁迅曾说过，中国的青年必须“大胆的说真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上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屈原的品质之一就是敢于说真话，鲁迅肯定屈原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和批判精神。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可以从鲁迅的诗词中看出。1931年3月5日，日本友人片山松元在上海女子学校任教时，鲁迅赠《湘灵歌》一首，“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这首诗是在1931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所作，在这首诗中，引用《离骚》“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荃不察于之哀情兮”等诗句。愤怒控诉黑暗政治统治的血腥暴行，辛辣讽刺反动政权“太平盛世”的虚假现象。1932年12月31日，鲁迅为郁达夫也赠诗一首：“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鲁迅借此诗怀念屈原，以屈原作品的思想内涵来表达自己抗日救国的爱国之心。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从杂文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闲扯》中称赞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鲁迅在文中说，“屈原…..在文学史上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在鲁迅的书信中同样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诗的发展，鲁迅与闻一多、徐志摩有多次讨论，鲁迅说到：“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别古奥，今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他认为《离骚》在体式上采用了楚地民间艺术，使人易读易懂，而西汉的扬雄模仿屈原作品的创作却特别古奥。鲁迅在此肯定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
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专论中的《屈原与宋玉》，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堪称鲁迅评价和研究屈原以及作品的力作。该专论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并出版。鲁迅在《汉文学纲要》中盛誉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屈原以自身的精神和无数的中国人的心发生碰撞。
二、屈原对鲁迅的影响
鲁迅创作的诗歌数量远不如他的杂文，但是在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中，大量引用了屈原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是随处可看到屈原的影子。1903年，鲁迅送给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荃不察”直接借用了《离骚》的词汇，同时也拉开了鲁迅拯救中国民族之心的序幕。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也加入到这一片中来，在异国留学的七年时间里，对国家切肤之痛的深刻感受，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人生转变，影响了鲁迅的一生，而屈原则是鲁迅在日本时期最好的陪伴。据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所看的书籍中便会夹着一本线状的《离骚》。鲁迅在与许寿裳谈起屈原时，说：“《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而对于鲁迅和屈原来说，他们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恋，代表了民族血脉里共同的爱国质素。不过关于爱国一说，鲁迅和屈原却有不同的表现，屈原最终选择了死亡，刘小枫说：“屈原精神的标志不是爱国，而是自杀，他的伟大在于他敢自杀。”但是对于鲁迅来说，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给敌人以谈资和快慰，却是鲁迅不愿意的。在1926年所作的《空谈》中，鲁迅说：“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鲁迅赞扬屈原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节操和人格，然后爱国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屈原选择死亡，而鲁迅选择坚守。
当然屈原带给鲁迅的也不仅仅只有一腔热情和正义。在鲁迅最寂寞孤独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屈原。许寿裳曾说过，在《彷徨》中鲁迅引用《离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题辞，这两句正好写了鲁迅升天入地，到处受阻，不胜寂寞彷徨之感。这两句诗正好是爱国之情的体现，是屈原和鲁迅对国家社会前途的担忧，融使命感和责任感于一身的忧患意识。屈原作品中满是“伤怀永哀”、“恐皇舆之败绩”，同样，鲁迅对国民以及社会的批判和忧虑也正是对其政治前途敏感的预见。屈原对国家的爱国情感，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传承之中，屈原给予鲁迅的不仅是情感上的共鸣和安慰，还有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
鲁迅一生的思想是在变化着的，从留日时候到五四时期，鲁迅思想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的消长起伏，在五四退潮之后也有存在主义的荒诞感与虚无感。后来的鲁迅抛弃了进化论，相信了阶级论，到了后期又有了新的感悟。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鲁迅想使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从留日时期、五四时期到后期，始终没有任何动摇。或者说，鲁迅一生思想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怎样拯救中国民族于危难之中的方法有不同的认识，而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如一。同样的，屈原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人不同，他执着的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以自己的死来殉国以惊醒君主和世人，这是何等感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从《中国地质略论》高扬爱国主义，学医以图促进国人对于维新变法的信仰，到弃医从文试图以文学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无一不是拯救民族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驱动，在这种相似的文化语境中，鲁迅在精神上能够与屈原发生共鸣是合情合理的。
综观鲁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可以看出鲁迅对屈原的崇敬，鲁迅对屈原作品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屈原的爱国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甚深。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关于屈原的诗范文6
关键词：士人格；执着精神；理性意识；诗性
屈原对后世影响深远，不仅在于其留下的瑰丽文学遗产，还在其高洁的人格精神。人们将其深深植入他们的生命中，使得屈原的人格范式融入中华民族的性格血液中，成为集体无意识。除了传统意义上屈原的爱国热忱、“美政”追求和“内修”品质，其人格中还隐藏着其他一些品质，这些品质在现今看来也是一直潜伏于中国士人的性情中的。进一步挖掘，我们不难分辨：
（一）为“道”殉身的执着精神
清代学者王芬曾说：“我观战国之世，有三人焉：以举世皆趋利慕势之徒，而有被服仁义，守先待后，尊王贱霸，如孟子其人者焉；举世皆朝秦暮楚之辈，而有志笃忠贞，謇直不挠，沉身不去，如屈子其人者焉；举世皆同流合污之人，而有高瞻远瞩，特立独行，一国非之不顾，天下非之不顾，如庄子其人者焉。”①屈原的生命路程和人格精神与战国士人整体所呈现的风气确是极为不同的，最集中的体现，便是为“道”而殉身的执着精神。
在屈原看来，“道”是能振兴楚国的“美政”。他“博采众长，内求诸己”，在对现实黑暗政治的痛斥与思考中，展示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虽然理想政治无法实现的痛楚与悲愤，使屈原作出痛不欲生的灵魂呐喊。但更多的还是为实现美政而“虽九死其犹未悔”②的拼搏执着精神。这种精神在《离骚》和《九章》中处处可见：“余将岔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虽体解吾忧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③。然而，没有了理想和美政，徒剩下行尸走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无人体会，纵身一跃，只为道而死。这种执着对于后世士人追求美好价值观的积极影响，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是重大的。最早受到这种执着精神影响的就是司马迁了，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遭遇和执着精神，这一点在《史记》中表露无遗，后世效法者举不胜举。每当需要鼓舞斗志，执着向前时，屈原便再次活在人们心中。这种为“道”殉身的执着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正如这句评价所言：“后来的人们对于屈原的热烈同情和崇敬，与其说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毋宁说更在于他对理想的坚持精神。”④
（二）实践理性意识的觉醒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崛起，理性意识也开始觉醒。他们超越经济和地位的限制，从国家、社会、百姓的宏观角度来思考问题，渴望天下一统，进而要求自身，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实践理性是李泽厚提出的观念，他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与政治观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⑤就是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意识在战国士人的身上有所体现，特别是儒家。屈原作为楚国贵族后裔，博闻强志。而当时南北文化多有交融，他必定对儒家思想有所学习，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作品中，多有民本思想的体现，如《离骚》《九章》中，一再倾诉“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铺”、“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⑥等等。同时，屈原作品中处处显露出他对内修的重视和追求，这与儒家文化所重视的修身也是不谋而合的。此外，屈原最具理性意识的代表，唯《天问》是举。《天问》中对古代一系列政治、自然、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发问，大胆置疑，让屈原人格中的理性意识显露无疑，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天命反侧，何罚何”⑦等等，怀疑本身就是理性的表征，更何况是对天命、神圣的怀疑。屈原异于诸子，虽未著书立说，但《离骚》《天问》等作品中所内涵的理性思想，也为后世士人汲取吸收，继承发展。直至今天，对于理性的探讨，仍在继续。
（三）奇幻浪漫的诗性人格
“诗性”一词最早由美学家维柯提出，主要指的是一种“诗性思维”。在希腊语中，“诗”指的是创造，诗人就是创造者，诗性就是创作性的属性。因而这种“诗性思维”也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屈原的诗性人格就在于这种创造性的想象力，他用自己的诗歌和人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奇幻瑰丽、深邃浪漫的诗意人格世界。
屈原的诗性反映在诗里，以《离骚》为例，他从政治美，臣子美，仪表美这三个方面来体现其人格美，“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⑧等句，即是这三方面的直白。《离骚》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长诗，诗句奇幻瑰丽，思想深邃博大。它被后世当作神奇而不可捉摸的楚境来看待，认为无可仿效。在生命中，诗人表现为对“美”的不倦追求。无论是政治美，思想美，还是仪表美，行为美，最终都将归结为他的人格美。出于对这种美的极度热爱，他也以一种美的诗意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坠身汨罗。屈原的这种浪漫的诗性人格，对后世影响颇深。后世不乏这样的人物，像李白、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他们的瑰丽浪漫，思维的创造性、跳跃性在诗性人格上和屈原不期而遇。因而，可以说屈原浪漫的诗性人格是中国士人人格的最早代表，对中国整体士人格构建有着不容质疑的贡献。进而，屈原在构建我国优良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方面，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上，过于强调儒家，道家和佛家。而忽视一些非正统文化（例如文学），以致一些西方学者以儒释道为据，描绘中国的民族特点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⑨，又缺少理想，想象贫乏。这种看法，现今看来不乏对中国人的误解。
结语
现今意义上的屈原，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象征。在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发散理性，诗意浪漫时，屈原就是我们效法的原型，他不仅活在古代士人群中，还活在当下，甚至更久。对于这样一位“国魂”式人物的存在，在当今价值观念混乱的时代，对于其人格意义的探讨就十分必要和迫切。时代一直在需要这样一个精神领袖，这也是屈原在历朝历代士人中不断“复活”的原因。（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参考文献：
[1]戴锡琦 钟兴永.屈原学集成[M].中央编译.2007.6.
[2][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中华书局.1983.3.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
[4]艾黎・福尔.世界艺术史[M].张泽乾 张延凤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8.
注解
① 戴锡琦 钟兴永：《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2007年6月版，第34页。
②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4页。
③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4-131页。
④ 戴锡琦 钟兴永：《屈原学集成》，中央编译，2007年6月版，第36页。
⑤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6页。
⑥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14-132页。
⑦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2月版，第85-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