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的故事范文1
[关键词]《三略》；领导之道；领导之能；领导之术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3-0078-06
一、前言
《三略》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亦称《黄石公记》或《黄石公三略》，分为上、中、下三卷，共3800余字。书中说道，圣人体天，贤人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深晓上略，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它相通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才管理与领导道术的智慧。为此，可以从两个层面对它进行解读：一个层面是管理哲学的角度，主要分析其所含领导之道；另一个层面从实用性的操作角度分析，主要挖掘其领导之术与管理人才之法。如果将《三略》所含之管理思想与方法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则可以极大地助益于企业家的工作，能够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管理借鉴。
二、《三略》论领导之道
《上略》第十二节提到，“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这句话说的是为将者之于国家的重要性，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说就是在强调高层领导之于组织的重要性。与之相通，孙子也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其重要性明文昭彰，自不必多述。
关于为将者，即为组织高层领导者应该以什么样的思想作为管理的指导，《上略》第一节开篇即有所点示，“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统帅将领的方法，是务必要收揽那些英雄之心，将禄位赏赐给有功之臣，使自己的意志成为众人的意志。所以，与大家有共同的意愿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与大家有共同的仇恨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国家大治，家庭和睦，是由于获得了人心；国家覆灭，家庭破散，是由于丧失了人心。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志向能够得到实现。”
分析这一段话，可以得到如下几个为将之道，也就是如何成为优秀的高层次领导的道理。
1.主将之法，当揽英雄之心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所以为将之道，要以获取人心为首务。作为一个高层次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人心，则能得到人才；如果能够得到人才，则能够成就大事业。如果没有得到人心，则人才不会为其用，即便为其所用，也不会倾其全部力量为之效劳。古如此，今亦如此，当代领导应该视之为重要的领导之道。
针对于此，《下略》第二节又说，“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
怎样降人之体和降人之心呢，文章接着说，“降体以礼，降心以乐”。也就是说规范人的行为要靠制度，收服人心要靠使之快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人既已乐，则可以倾心工作，尽展其能，为组织创造大效益。“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领导自谋其乐，是自私的表现；领导谋手下之乐，则可以收拢人心，驭人为之所使，籍之而谋组织发展。
总之，领导者予人以乐，共人以利，通人之情，则可以得人心而成其事，这是成就高绩效组织的重要前提。
2.赏禄有功，礼待人才
“赏禄有功”再加上“礼待人才”，是实实在在的赢得人心的手段与方法，也是确保高效领导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它所秉持的指导思想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为此，《上略》第十五节说，“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领导者不能创造财富，则没有必要成立组织；领导者能够创造财富而又不肯与人分享，那么人才也就不会为之所用。
第九节说，“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给人以职务，则人才可以尽其职责；给人以私利，则人才便有了为组织谋共利的动力。然后，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讲究用情与使义，则人才会全力以赴地工作，并从长远出发正确看待义与利而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
第十五节又说，“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持续地让人才获利，则人才会持续地为组织卖力，领导者给人才以利时不够坚决，则人才为组织效力时便不会尽全力。领导将欲取之，必先对手下充分予之，这是高明的领导之道。
3.通志于众，团结一致
所谓“通志于众”，要求主将首要有志，然后将其志与众人通，从而使上下同志，众志成城，形成组织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愿、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方向。“制人以道，降心服志”，“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从而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这是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
为此，领导者要“与众同好”，与众同好则靡不成；“与众同恶”，与众同恶则靡不倾。有了这样的领导之道，则可以打造高绩效的组织，形成高绩效的团队。
为了实现通志于众的目标，除了从思想上加以引导之外，还应该在制度建设上给予保障。《下略》第五节说，“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之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这样，思想上的引导加上政令的保障，则可以使组织上下形成团结一致的氛围，营造出同甘共苦、同进共出的机制。
对于贤才，也就是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高层次人才，《三略》又提出了不同的管理之道，可以列做领导之道的第四条。
4.求贤以德，致圣以道
为此，《中略》第三节说，“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若想招得贤士，用好贤人，则必有为领导者修其身，而守其德。守其德而正其身，则自有贤士为之用。
《下略》最后一节说，“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美名彰是因其功业成，功业成是因其贤人用得其所。
《下略》第七节说，“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用高层次人才，必须观其所以而致之，不能简单以利相诱，而应该礼敬有才之人，义至人才之心，则人才必当效其劳，致其功而成其事。
《下略》第五节说，“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这里的尚者，是尊尚也，尊尚人才，不要高高在上，而要礼贤下士，如此则人才可尽其力，人才尽其力，则组织可受其益。
《下略》第一节说，“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
“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徵”。如果求贤无以德，致圣无以道，则人才不会为之所用，智士不会为之所谋，领导者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则难以建功立业。
三、《三略》论为将之能
作为最高领导之将，除了要深谙领导之道以外，对于自身，《三略》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有德，有威，有虑，有勇，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将这些为将之能的要求与现代管理者的素质结合起来，可以分析如下：
1.为将者当有德，有威
《中略》第三节说，“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当然，这种对于德与威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臣子，“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把这个思想应用于现代管理，便是重要的“德为先”原则。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即为上者当有德可驭下，无德无以服众。为下者，当有德可以事上，处事力求公平、公正。上下皆有德，则企业可形成忠诚与诚信的发展环境。
为上者要有威可以使号令一也，为下者有威可以善理事也。上下有威，可成企业发展雷厉风行之风气。但为下者不可以威加于上，应该遵礼而行，事上有敬，以免越权而使管理无序、失和。
2.为将者当有虑，有勇
《上略》第十四节说，“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
把这个思想应用于现代管理，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有深谋远虑，要深谙市场变化的规律；要能够制定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并科学安排战略发展的阶段；要因不同阶段的特点设计战略发展的措施，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源、资本资源、物力资源，并全面整合信息资源、关系资源和管理资源。这样，智谋之士就会有施展才能的空间与平台，从而不致因对企业前景失望而离去。
现代领导者还要有勇武气概，要敢于创新和追求卓越，能够承担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与责任，这样其手下就不会恐惧不安和无所适从。当然，领导者也不可轻举妄动，不可以盲目决策和随意改变发展策略，不可以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推于属下，不可以迁怒于员工。
虑、勇、动、怒既是领导者的素质，也是领导者可用的手段与方法，把这些思想的核心要旨转化成对现代管理者的要求，则可以概括为：善于谋划懂战略，自强不息能进取，及时决策促执行，令行不进当制止。
3.将者当正己推人，要道、德、仁、义、礼一体
《下略》第三节说，“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将者也就是领导者应该先正己而后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能做的事情，自己首先不做。正己恕人，可以使员工心平气顺，员工心平气顺则可以努力工作以保企业快速发展。
第四节接着说，“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意思是说，领导者要奉道而行，可使上下齐心同欲；领导者使人有所得，有所获，是德之所归；领导者爱其员工以求其敬和同心，则有员工爱其领导以忠心回报企业；领导者做正确的事情是战略，员工正确地做事情是战术，这些都是义之所安；建章立制，遵章守制，是礼之用。有此五者，可保企业高效运转并能够持续发展以成百年老店。
4.为将者要有十二种综合能力
《上略》第十三节说，“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又说，“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
这里提出了为将者的十二种能力和要求，大部分可以为现代组织管理所借鉴，包括为领导者要清廉，能沉静，可以公平理事，严格要求属下，能够接受规谏，判明是非，可以招揽各种人才，博采众长，很好地把握和运用权力，等等。
对于以上要求可以做一个深入的分析，这里首先要求领导者要清廉，领导者清廉了，组织内部才可以形成清廉的风气。其次要求领导者要沉静，领导者沉静下来以后，才可以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形成正确的判断，对于企业发展的走向可以进行正确的把握和驾驭。然后是领导者要公平理事，领导者公平理事，方可以赢得员工们的信赖，企业内才会形成公平、公正的发展氛围。对于属下，领导者要在有仁爱之心的前提下严格要求，在严格要求属下的同时，对自己也要有严格的行事标准，不能己所不严而只是严以待人。领导者身居高位，不等于领导者凡事都比属下高明，高明的手下或是手下高明的建议，领导者要及时采纳，要能够判明是非曲直。为了实现组织又快又好地发展，领导者要广招贤士，大量引进有用的人才，并给予他们以充分施展才能的平台，从而尽用众人之智，广采众人之长，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领导者既要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又能够根据不同人才的能力给予他们充分的授权，以形成协同共进，共同承担的强大合力。
5.为将者要有八不做
《上略》第十三节说，“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从管理学的视角看，这里要求领导者有八种事情不能做，包括：不能独断专行，听不进手下的忠告与劝谏，久之不听手下的忠告与劝谏，则会伤了人才之心，冷了人才用智之意。领导者久不听人才的合理化建议与意见，则有可能使组织成员离心离德，随遇而安，不求进取。领导者不能善恶不分，奖罚不明，否则会使人才失去了上进的动力，甚至脱离组织另谋发展。领导者不能专断独行，专断独行的局面一旦形成，则手下便不愿意再承担责任，凡过委于上，凡事推于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领导者不能贪功自恋，凡功揽于己，凡过推于人，如此部下当不会再积极建功，而只求自保。领导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判别是非，而不能偏听偏信盲目武断。领导者不可贪财好利，而不能分利与人，更不能因利取人，助长歪风邪气。领导者不能有非分之想，不可以纵养不良爱好，以避免组织成员纷纷效仿和随意揣摩，以阻碍组织形成风清气顺的积极发展势头。
按照文章所说，领导者做不能做之事一，则手下就会不再信服他的权威；做不能做之事二，则组织就会失去法纪；做不能做之事三，人才就会纷纷离去；做不能做之事四，则组织将会纷崩离析，不复存在。
四、《三略》论领导之术
领导有能是组织可发展的前提，领导有道是组织大发展的保证，而要确保组织能发展、大发展的基础是领导懂得用人之术，为此，《三略》又做了诸多的描述可供参考。
1.隆恩下下，因其恩泽而服人
《上略》第八节说，“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意思是说，世上的君主都能尊崇自己的祖先，但却很少有人能爱护、体贴地位卑微的民众。礼敬祖先只是亲亲之道，民众才是为君之道。为君之道也是为领导者的指导思想，具体应该表现为尊敬和礼待其手下，因其恩泽而服人。这一领导之术呼应的是上文第一条领导之道，因其隆恩下下则可以揽英雄之心。
《上略》第十六节说，“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想人才为之效力，则必有事先厚施恩惠；要想人才积极地工作，务必要在平时善待员工；优秀的领导者对待人才要如同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样恩泽布于全体，才能使人才团结一心，确保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企业不断获得收益。
为了佐证这一方法，《上略》第六节说，“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遣。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如何达成这一境界，隆恩下下，因其恩泽而服人也。
2.身先士卒，因其努力而树人
《上略》第十二节说，“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何谓恕己而治人，恕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具体一点就是，领导者希望员工们努力工作，自己先要做到努力工作；领导者希望员工们不断创新，自己先要不断创新；领导者希望员工们不要懈怠，自己先要积极；领导者希望员工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自己先要做到大公无私。如此才可以服众，如此才可以树人。
《上略》第十节说，“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分析这段话，核心思想就是要求领导者身先士卒，与手下同甘共苦，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思想上积极引导，以求达万众一心。为此，这一节还给出了具体的要求，“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3.因人施术，因其所好而激励人
《中略》第二节说，“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分析这段话的要义在于，管理必须切中人性之所需。
对于智者因乐立其功而助其成功，对于勇者因好行其志而导用其志，对于好利者给其以利而成组织之大利，对于执着之人辅其条件而助其成事。这样，因人施术，因不同所好而用人之所长，则人人可以成功，组织的共同目标与战略愿景可以实现。这一领导之术暗含着上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领导之道，是高层次人才管理所必须要遵守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是，细分人之所需而尽量满足人之所好，则高绩效的组织可成，组织的高绩效可现。
4.奖功罚过，区分功过而管人
谈及人性，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趋利避害是最大的人性，给人以利，避人以害是最好的管人方法。
给人以利用奖，避人以害用罚，奖罚分明，则用心者积极向上，不用心者因其避害亦不敢消极懈怠。为此，《上略》第十二节说，“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明罚于前，重奖于后，则人人可以争先。有能则举之为将，无能则弃之不用，有功则大赏其利，有过则使之受害不浅，如此则人人信服而不敢不用其能。人人皆用其能而组织会大发展，人人皆获其利而组织会因此大获利，以这样的状态参与竞争，则竞争对手必将折服而去。
《上略》第十一节说，“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将无还令是对领导者的要求，允之以利则给之以利，约之以不可为则为之必予之以罚，这样领导者才有威信，才可以使人。约之以赏必以制度设定，罚之不可亦必以制度说明，赏罚有信不可以任领导者一言以定，而应该成其条文，明示于组织，像天地一样不可移易，这样才可以统御大军，才可以使组织不断获胜。
5.赋能授权，因能利导而用人
《中略》第二节说，“出军行师，将在自专。时退内御，则功难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出军行师，为将者应该有临机决断的权力，如果领导者处处限制其权力的运用，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
古之用人是这样，现代用人也是这样，如果真是人才，领导者必须要依其能而授其权，授其权而任之以事，如此人才方可尽展所能。对此，孙子也说“将能而君不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过，这里的君不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为将者有能，有能方可不御，无能而不可不御。
此外，领导者在奉行君不御时可以坚持这样一些思想，即“人人是人才”，“人人经过培养皆可以成才”，“是人才必给之平台”，“人才施展才能不能破坏企业的整体安排”，“放手使才不是放纵其乱用其才而谋私利”，等等。
五、结论
“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这是三略的价值所在，将之全面引入现代组织管理，则可以形成对现代领导者的道、能、术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中，为领导者之道在于收拢人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礼贤下士；为领导者之能在于要求领导者有德、有虑、有勇、有威，能够不断提升十二种能力，尽力避犯八种错误，正己恕人，仁、义、道、德、礼一体为用；为领导者之术包括以恩泽服人，因其努力而树人，因不同人才之所好而激励人，区分功过而管人，赋能授权而造就人，等等。
领导者如果能够深谙领导之道，具备领导之能，善用领导之术，则组织可基业常青，个人可不断成功，组织与个人可成其皆大欢喜之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成功人士的故事范文2
[关键词]三言；二拍；明代；军事
“三言”、“二拍”是明代末年出现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主要反映了古代市民社会的生活。就思想性和社会性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多关注于作品中所展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意识、婚恋观念、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市民社会、女性形象、商人群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阅读“三言”、“二拍”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几部作品中有大量的内容与明代军事有关，兹不揣谫陋，将自己的一些认识总结如下，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
有明一代的诸多重大军事事件，在“三言”、“二拍”中都有反映，其中有些故事完整描写了明代某一次军事事件，有的故事甚至与正史中的记载相差不远，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警世通言》卷二五的故事以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方国珍拥兵割据为背景。《二刻拍案惊奇》卷六则以张士诚部将李将军为重要角色，将金定与刘翠翠的爱情故事置于张士诚集团兴起、发展、覆没的历史背景下。《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四展现了元末山东农民起义爆发，兵连祸结之下大批民众逃往陈友定割据之地福建的历史画卷。《初刻拍案惊奇》卷九中主人公拜住的幼子知枢密院事黑厮哭谏元顺帝以死守国，顺帝不听，夜半开建德门遁入沙漠。《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七以陈友谅后人柯陈在明代称霸一方、地方官府姑息养奸为故事背景。《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三描写了姚广孝襄助朱棣“靖难”之功，官拜少师。《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一以小说的笔法展示了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青州爆发的唐赛儿起义的整个过程。《警世通言》卷一七以正统时期王振专权、土木之变后郕王即位，为故事发展的时代背景。《警世通言》卷三四以天顺初年广西苗族暴动，临安卫指挥王忠赴征违期，被降调南阳卫中所千户为故事发展的开端。《醒世恒言》卷二七展现了李雄于正德五年（1510）平定安化王朱寘鐇有功，升任锦衣卫千户，后于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杨九儿叛乱而殒身疆场的军事生涯。《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写到了明代中期两次重要的军事事件，一次是正德十四年（1519）的朱宸濠之乱，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的大同兵变。《喻世明言》卷四〇叙写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入寇应州，宣大总督杨顺杀平民冒功，以及白莲教徒萧芹诸人引俺答为患的历史事件。《警世通言》卷三二则以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侵犯朝鲜、明朝发兵救援为故事开端。
卫所是明代前期军队的基本编制，《明史》卷八九《兵志一》有如下记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明代多个军卫名称出现于“三言”、“二拍”之中，如锦衣卫（《醒世恒言》卷二七、《喻世明言》卷四〇）、旗手卫（《醒世恒言》卷二七）、羽林卫（《醒世恒言》卷二七）、淮安卫（《醒世恒言》卷三六）、苏州卫（《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九）、龙虎卫（《醒世恒言》卷一〇）、蔚州卫（《喻世明言》卷四〇）、南阳卫、临安卫（《警世通言》卷三四）、宣府卫（《喻世明言》卷四〇）、兴州右屯卫（《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四）、临海卫（《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一）等。上述各卫中，锦衣卫和旗手卫为亲军，番上宿卫以护宫禁，不属五军都督府。《醒世恒言》卷二七叙述正德时期的战事时说到羽林卫，此时羽林卫已不存在，所谓“羽林卫”当为羽林左卫、羽林右卫、羽林前卫三者之一的省称，三者亦皆为亲军，不隶五军都督府。淮安卫和苏州卫，自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起为中军都督府在外直隶卫所。在京的龙虎卫自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起隶属左军都督府。蔚州卫先后隶属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永乐六年（1408）十月直隶后军都督府[1]（卷84，p1121），宣德五年（1430）改隶万全都指挥使司[2]（卷44，p583）。南阳卫始隶河南都卫，洪武八年（1375）十月隶河南都指挥使司。《警世通言》卷三四中的临安卫位于杭州，事实上明代杭州并无临安卫。明代的临安卫位于云南临安府，隶属云南都指挥使司。《喻世明言》卷四〇中出现的宣府卫，当为宣府左卫、宣府右卫、宣府前卫三者之一的省称，宣德五年（1430）后三个卫隶属万全都指挥使司。兴州右屯卫在洪武时期隶属大宁都司，永乐元年（1403）二月迁于北直隶迁安县，直隶后军都督府[3]（卷40，p907）。《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一中，叙述永乐时山东地区的唐赛儿起义时，提及临海卫，事实上明代山东并无临海卫，或为小说作者的拈来之笔，不必深究其实。
与明代军事有关的官职、人物，文职的如兵部尚书、兵部侍郎、总督、巡抚、兵备副使、都司断事、军卫经历司经历等，武职的如都督同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总兵、参将、游击等，以及舍人、家丁、余丁等，在“三言”、“二拍”中均有大量出现。由于“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本为小说家言，而且许多故事由前朝故事移植而来，添枝加叶，绘影绘声，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自然未必一一指实。然而“三言”、“二拍”中出现的元末群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明代军事人物唐赛儿、朱寘鐇、王守仁、朱宸濠、陆炳、张文锦、杨顺等，在《明史》等史书中均有记载，通过研究“三言”、“二拍”中的相关记述一方面可以来印证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补充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喻世明言》卷四〇中沈炼因性格伉直，得罪严世蕃、杨顺等人而殒命，沈炼之子沈衮、沈褒被杖杀，长子沈襄也被逮至京师掠讯，严嵩失势之后，沈炼之狱始得昭雪。这个故事中，俺答入寇应州，宣大总督杨顺妄杀平民冒功，以及白莲教徒引导俺答为患等历史事件，在《明史》卷二〇九《沈炼传》中均有记载[3]（卷209，p5533-5535），而《喻世明言》成书早于《明史》，其中的记述必有所本，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明代开国之初，武臣地位在文臣之上，在地方上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三司，而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布政使为从二品，提刑按察使为正三品，都指挥使的品级高于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以后升平日久，军职冒滥，逐渐为世所轻。“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礼。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3]（卷90，p2195-2196）《醒世恒言》卷三六中，淮安卫指挥蔡武升任湖广荆襄等处游击将军，这是一个上好的美缺，蔡武自然心中欢喜，准备择日赴任，而女儿瑞虹却劝说蔡武不要赴任，“爹爹，你一向做官时，不知见过多少了，难道这样事到不晓得？那游击官儿在武职里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里不过是个守令官，不时衙门伺候，东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4]（卷36，p470）。《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七中，闻确中过武举两榜，官至参将。由于是武人出身，虽已位至参将，闻确仍要受人歧视。为了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武弁人家必须有子弟在学宫就学，方能结交文士，不受人的欺侮，而闻确的儿子只有三岁，在这种情况下，年龄稍大的女儿女扮男装，到学堂读书。书中还写到，不只是参将闻确一家如此，为改变社会地位，明代武弁人家的女孩子去学校读书在蜀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都是明代中后期重文轻武、重文抑武的真实反映。
明代占役军士的问题相当严重，占役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务性劳役，如修城、浚河、伐木等等，另一种是军官个人役使军士。如洪武二十年（1387），施州卫指挥乐信役使军士92人为其做生意[5]（p362）；又如洪熙元年（1425），天成卫都指挥佥事魏清在家中役使军士50余人[6]（卷10，p287）。在“三言”、“二拍”中，占役问题也有所反映，《警世通言》卷三四中南阳卫中所军士孙九善作木工，长年在卫里服役，也常在卫学中做工，除了这些公务性劳役外，孙九还在南阳卫中所千户王忠家中为其提供劳役，几乎成为王忠家的奴仆，失去了军士必备的管理、训练和素养等，成为空有其名的军士。明人王廷相对团营中的占役问题有如下论述，“今团营军士派之杂差，拨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困苦以劳其身而敌忾之气缩，畚锸以夺其习而弓马之艺疏。虽有团营听征之名，实与田亩市井之夫无异，欲其战胜攻取以张皇威武，夫何敢望。”[7]（卷148，p163）不仅团营如此，对于整个明朝军队而言，公役、私役繁重一直是明代军士逃亡、军队积弱、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在明代，国家发给军士月粮之外，军户家属还要为军士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作为月粮的补充。军士的原籍军户为军士提供的起解到卫、在卫生活、为无妻军士娶妻等费用，在明代称为“军装盘缠”。明初，政府对军装盘缠供送的时间和数量均无规定，完全由在卫军士与原籍军户自行协商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军户和原籍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一代比一代疏远，要求原籍军户给关系疏远、甚至从未谋面的卫所亲属供给军装盘缠，在实际执行中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为此，隆庆六年（1572）兵部议准，可由军士回原籍讨取军装盘缠[8]（卷66，p1600），而卫所与原籍之间关山万里，军士亲自回原籍讨取军装盘缠必然存在诸多困难，而且由于军士与原籍军户的利益冲突，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醒世恒言》卷一〇中，六十余岁的龙虎卫军士方勇，于隆冬季节回原籍山东济宁讨取军装盘缠，路途中风雪交加，而方勇衣服褴褛，于雪地里摔了又起，起了又摔，体力严重不支，幸得店家刘德好心收留，然而由于严重风寒，医药罔效，方勇最终客死异乡，甚是可怜。《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四中，兴州右屯卫于守宗派家丁杨化，往原籍山东即墨县于家庄讨取军装盘缠，杨化在于家庄陆续收到二两八钱银子，而于守宗原籍亲属于大郊见杨化收到银两，遂起歹心，将杨化灌醉后，又用绳子将其勒死，劫了这二两八钱银子。为了区区二两多银子，就葬送一条人命，可见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相比，卫所军士与原籍军户之间的亲情是多么的冷漠和不值一提。故事中写到，“这些族中人，怕他蒿恼，巴不得他去的，若不见了他，大家干净，必无人提起”[9]（卷14，p133），可见原籍军户对卫所军士回乡讨取军装盘缠普遍有一种反感情绪，这应该是当时社会情形的真实写照。
以斩获敌人首级多少来评定赏格等次，是明代重要的军事赏功标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记载：“自洪、宣以后，赏格皆以斩级多少豫定。”以斩获首级多少来评定军功，不可避免会带来滥杀无辜以冒功的弊端。正德年间，胡世宁即指出：“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选强明刚正之员，为纪功官，痛惩此弊。”[3]（卷92，p2263）《喻世明言》卷四〇中，俺答引兵入寇应州，连破四十余堡，掳去男妇无算。宣大总督杨顺不敢出兵，待俺答退兵后，杨顺却密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劗头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沈炼闻知此事后，甚是愤慨，在给杨顺的书信中写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书后信之后又附诗一首：“杀生报主意何如？解道功成万骨枯。试听沙场风雨夜，冤魂相唤觅头颅。”[10]（卷40，p618-619）这反映出以首级定军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引起明代有识之士的深刻思考。
充军是明代军事史和法律史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大明律》、弘治《问刑条例》、嘉靖充军条例和万历充军条例中，边远充军都是明代充军的一个刑等，《醒世恒言》卷二九中，谭遵即被发往边远充军。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解军》的记载，解发罪犯充军时，妻小也要予以核定，随同一起发遣，未有妻室的，地方上有为其娶妻、一同解发的现象。《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也有这方面的例子，故事中姚乙因拐骗人口被定了卫所，发去充军，要拘妻签解，而姚乙未曾娶妻，姚乙之父将姚乙的相好郑月娥改了姓氏，随姚乙做军妻解去。后来遇赦还乡，姚乙和郑月娥遂结成真正夫妇。这个故事是罪犯与妻子一起解发的案例，它印证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相关记述的正确性。
根据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三言”、“二拍”虽然是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然而其中有相当多的篇目，或以明代军事事件为主题，或以明代军事事件为背景，或以明代军事人物及其家属为角色，作者在娓娓道来之中，向读者展示了明代军事各个层面的真实状况。武臣地位、赏功制度、占役现象、军装盘缠、拘妻充军等，都是明代军事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都在“三言”、“二拍”中有所记述，事实上“三言”、“二拍”中有关明代军事的记述不仅仅是这些，在“三言”、“二拍”中有数名军官在升职、袭职时走了关系，费了银两，这是研究明代铨选制度和吏治的重要史料。此外，在“三言”、“二拍”中众多军职人员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都有交往，交往的人员是三教九流，交往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相对于正史、实录、档案、政书、文集、方志等史料而言，“三言”、“二拍”中的这些记述更加生动、具体，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社会更加鲜活的一面。通过对“三言”、“二拍”中有关明代军事记述的研究，我们可以印证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也可以补充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不足，从而推进有关“三言”、“二拍”的学术研究，以加深对整个明代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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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9.
成功人士的故事范文3
一、关爱病人是防范护理差错发生的重要举措
护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护理服务提供者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信托的关系。病人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托付给医护人员。因此，医护人员对病人负有重要的义务和职责。护士为了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要求护士对病人有高度的责任心，以人爱之心为病人解除痛苦。在临床护理工作中，护理差错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在实际护理工作中护士对病人的冷漠、缺乏责任心造成。例如：当输液时，护士不注意认真执行查对制度，错将75%的酒精当成生理盐水为病人输液，在输液过程中，不及时巡视、观察病人，造成护理差错事故，给病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由此可见，护理工作本身就是一门精细的艺术，护理工作者就是精细艺术中的最精细者。我们在工作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委屈，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忍耐力、自控力和进取心，时刻要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护士有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心才会有强烈的职业敏感性和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做到及时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处，防止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
二、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是防止差错事故的关键
护理道德修养是衡量护士是否能做好护理工作的重要前提，护理工作虽然是具有群体性。但护士的班次是二班倒或三班倒，更多的工作是独立完成的，有时是在病人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各项操作是否正规，全凭护士的道德、信念及责任心，就可能造成护理差错事故。尤其是午班护士或夜班护士单独值班时，护理差错发生率较高。有些护士思想不集中，做治疗时心不在焉，不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或只对床号不对姓名，均是差错事故的隐患。因此，护士在观察病人的病情变化，为病人打针、发药等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要坚持查对制度，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这样病人就不会因护士的违规而受到损害。
护士的任何一项处置或决策都可能与病人的生命安危紧密相关。有的护理决策需要护士单独做出并执行，并且要对护理决策采取的决策负责。护士是病人病情变化的第一观察者，尤其是病人出现病情危急的关键时刻，当医生未到之前需要护士能做出准确、果断的判断和准备工作，应付各种突变，以保证的抢救成功。这种决策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作出，如果缺乏相应的责任心就会做出错误的决策，采取错误的行动，造成差错事故。
三、医护配合是防止差错事故的重要环节
护理工作是医、护、患关系的重要环节，执行护理工作的护士处于医、护、患三者之间，是医生和患者的中介。在护理实施的过程中，需要病人、护士及医生的良好合作，例如在操写医嘱、输血等操作中需要两个以上的护士核对，要求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防止差错的发生。若缺乏良好的合作会造成护理差错事故。医护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要共同为病人的生命负责。如果护士对病人的病情变化有自己处理不了又没有及时通知医生也会引起事故的发生，医护人员之间可以通过学习和督促来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为防止由于业务水平不过硬而导致的差错事故提供方便。
四、提高思想认识，保证病人安全
护士对待差错事故能正确认识，要及时汇报并采取补救措施，要勇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如实书写记录，既是道德要求，也是为护理差错的定性提供法律依据。一旦发生差错事故受损害的是病人生命和健康；如果护士为了逃避惩罚而有意隐瞒，有进一步损害了病人的知情权，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提高思想认识、正确对待差错事故有利于护士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也有利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减少或消除差错事故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这样不仅可以使当事人及全体护理人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有助于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由此可见，护士的工作素质决定着护理事业发展水平，为了防止差错事故的发生，为更好的保护病人，需要护士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工作素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成功人士的故事范文4
【关键词】危机管理 急诊 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12-301-02
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1]。
张成福[2]认为危机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1) 威胁性。危机的出现会威胁到一个社会或者组织的基本价值或者目标,当然其威胁程度视决策者的认知程度而定。(2) 不确定性。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危机往往产生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状态的不确定性、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危机回应的不确定性。(3) 时间的有限性。决策者对于危机情形的处理,在决策上只有有限的反应时间,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4) 危机的双重效果性。危机会带来各种损失,但危机也是机会和转机,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
综合医院的急救中心或者急诊科是一个医院的重要窗口，急诊医疗和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决定了综合医院的社会影响力。而目前一般综合医院的急诊危机管理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急诊护理管理者亟待将危机管理融入急诊护理管理之中，提升了急诊护理工作的水平和护理服务质量。
罗伯特・希斯[1]认为，危机管理包括管理者和主管去考虑如何减少危机情境的发生、如何做好危机管理的准备、如何规划以及如何培训员工应对危机局面、如何从危机中很快复原，包括:危机前的预防、危机前的准备、危机爆发时的应对和危机结束期的恢复，即PPRR原则。
1 急诊护理工作的特点
急诊护理工作环境复杂，突发事件比较多，护理工作难度大，易出现问题。一般病情危急患者多，急诊护理工作有时难以面面俱到，因此容易出现差错甚至印发医疗事故;由于急诊工作的特殊性，医疗纠纷较多，甚至急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常受到威胁，急诊科工作人员的承受的心里压力比较大，易造成医护人员难以安心工作。有的医院对急诊工作重视不够，危机管理意识薄弱，突发事件处理不当。
2 急诊护理工作的薄弱环节
（1）病人生活护理上引起的纠纷，包括饮食质量、排泄物清理、用物清洁、病房及厕所环境不良等原因引起的纠纷;（2）护理操作上引起的事故，包括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血、给药、药物管理等环节上出现的问题;（3）医院对患者管理不善引起的纠纷，如病人自杀、无故离院、食物中毒、病人跌倒受伤或致残等;（4）院内感染造成的事故和纠纷等。
3 加强急诊危机管理的措施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危机爆发前对危机的预防与控制是最经济的办法，但是，事前是它总是往往被忽视[2]。究其原因是人们的危机意识的薄弱，不能居安思危，不能认识和预见到各种不确定性。因此，树立危机意识，有必要根据各种不确定性制定不同的策略，杜绝或者降低风险，形成一套危机管理体系。有了这种机制，当危机真的来临的时候，急诊护士才能做到沉着应对，急而不乱。
其实，危机与机遇并存，成功的危机管理就是要“将危机转化为获得成功的机遇”。每一次危机既可能是失败的根源，又孕育着成功的良机。发现和培育这种“危”，捕获这个潜在成功的“机”。而让不良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危机管理反面典型[4]。
在急诊护理管理中健全制度，制定具体工作计划与流程包括:
（1）对医护人员进行医疗事故防范意识的调查；
（2）每月对护士以及护理工作人员进行有关防范医疗事故的专题教育；
（3）从医疗事故的角度来分析各病房存在的问题；
（4）以院内典型护理事故为实例，在病房例会上进行讨论，找出问题，制定防范措施；
（5）将安全护理纳入急诊科的目标管理。
（6）年底总结，剖析护理差错事故，提出防范医疗事故、差错以及纠纷的方法与对策，从而为患者提供安全、高质量护理。
在急诊护理管理中强化危机意识，重视风险意识教育，提倡敬业爱岗的自律精神[3] ，一旦发生护理事故，当事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等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法律并不因为护士的工作辛苦而免其责任。因此，在病人权利日益受到尊重的今天，医院特别强调护理人员对病人权利和护士自己义务有正确认识，加强护士特别是急诊护士的风险意识教育。“尊重病人的知情权”要求护士执行每一项护理操作前都要向病人解释清楚，并认真做好病情观察记录，避免发生护理纠纷时护士无力举证。在急诊护理管理中应注意整体意识，根据医疗护理规范，各类人员齐心协力，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
护士长采取科学管理病房的方法，在排班上尽量做到人性化管理[4]，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既要保证护理人员充足又要防止和避免护士工作时间延长而造成的长期处于紧张、疲劳状态而发生差错事故。同时注意新、老护士搭配。经常组织全体护士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特别是各种仪器上均将操作程序写清楚，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希斯[美].王成，宋炳辉，金瑛译.危机管理.中信出版社,2004 年1 月，第二版，P256-258
[2]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217，6-11
成功人士的故事范文5
[关键词]《堂吉诃德》;理想;现实;双向模仿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71-02
一、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
结构主义先驱普罗普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大量俄罗斯民间流传的童话,完成了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写作。普罗普先把民间童话定义为一个在时间线上展开的31个“功能”,然后提出行动元(即人物作为一个发出动作的单位对故事进程产生推动作用的功能源)问题。他通过两个程序,一个是描写功能行为以便确定角色,另一个是把角色汇集到一起,然后精简成行动元类。依靠这两个程序,普罗普建立了行动元的最终名单,它们是反面人物、施与者(借给者)、协助者、 被追求者(和她的父亲)、派遣者、主人公(英雄)、假主人公。根据这一名单,普罗普给出了一个关于童话的行动元定义,即童话是含有七个人物的叙事。苏里奥在《20万个戏剧情节》中的思路与普罗普非常接近,他认为戏剧的情节按功能可精简为六个。
在此基础上格雷马斯认为,普罗普和苏里奥的理论都已证明,使用有限的几个行动元,便能说明微观世界的内部组织。他继承了普罗普童话功能分析的理论内核,将普罗普的“三十一个功能”、“七个行动范围”浓缩为“六个行动元”叙事模型,即“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辅助者/反对者”。它们在具体事件中构成两个轴系,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中的客体为中心,另一个轴系以主体欲望反映于辅助者和反对者关系为模型。这个行动元的双轴图式①为:
二、行动元模式在《堂吉诃德》中的体现
普罗普认为,西方民间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寻”,主人公总是在寻找某种东西,不管主人公是谁,也不管要找的是什么,这就是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如果是短故事,就省去一些成分,如果是长故事,则重复一些过程。②追求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堂吉诃德》文本中,主要的故事线索是主人公堂吉诃德,因读骑士小说入迷,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锄强扶弱,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为了这个目的,他出门冒险,但受尽挫折,一事无成,回乡郁郁而死。
如果用行动元即功能的分析方法来看,主体是主人公堂吉诃德,他愿望中追求的客体就是骑士道。按照格雷马斯的六个行动元理论,还应有发送者和接受者。发送者的赋义是利益的发送者,接受者的赋义则是利益的潜在获得者。具体到作品中,堂吉诃德完全是受骑士小说的影响要去游侠实行骑士道的,所以,发送者是骑士小说,它给予了堂吉诃德追求骑士道的动力和根据;接受者则有些复杂,堂吉诃德的主观愿望是将骑士道遍行天下,消除一切暴行,拯救苦难的人,那么接受者应该是世人。但是,他的行侠仗义客观上却是到处捣乱,使挨打的男孩被打得更厉害,让犯人逃跑、好人遭殃等,而且几乎没人领他的情,没人信奉骑士道。所以,接受者只能是堂吉诃德自己。这个关系是围绕着主体欲望对象(客体)所组织起来的,客体处在发送者和接受者的中间,接受者是客体的获得者。按照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主体的欲望则投射成辅助者和反对者。所谓辅助者,是有利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条件和因素;所谓反对者,是有碍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得以实现的力量、条件和因素。在《堂吉诃德》文本中,主体是追求骑士道的堂吉诃德,那么,相应的辅助者就是由骑士小说、桑丘・潘沙及在堂吉诃德冒险过程中给予帮助并鼓励他的人,如“封授他骑士名号”的店主、公爵和公爵夫人等共同构成的。作为这个叙事的反对者则是反对堂吉诃德出行,痛恨骑士小说的人,如堂吉诃德的管家妈、外甥女、神父、参孙学士、与堂吉诃德辩论的教长等人。当然,辅助者和反对者只是作为功能性的行动元,而不是价值判断。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堂吉诃德》的行动元模式:
在格雷马斯的二项对立结构模式中,斗争首先是辅助者和反对者的对抗。我们在确立了辅助者和反对者之后,进一步探究会发现,这两个行动元有其各自的特点。在辅助者中,骑士小说是被虚构、创造出来的,说明堂吉诃德行动的依据和模仿的对象本来就是虚幻的,桑丘跟随堂吉诃德也压根不是为了行侠天下,他有非常实际的目的;店主、公爵夫人等又是为什么满足堂吉诃德的愿望呢?是为了取乐,他们把堂吉诃德当作笑料和生活的调味品。辅助者中各角色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只是装作堂吉诃德是理想世界中的人物罢了。所以,他们故意按照骑士小说里对待游侠骑士的礼节对待堂吉诃德,迎合他的心意,随他说什么都顺着他。辅助者的特点就在于他们仅仅客观上造就了堂吉诃德的游侠历程,主观上却没有帮助他实行骑士道的动机。这样的辅助者实际上恰恰是对堂吉诃德追求的反讽。故事越是向前发展,堂吉诃德的追求就越显得荒诞。再来看反对者,管家妈、神父、教长等人之所以反对和阻碍堂吉诃德的追求,出发点就是认为骑士小说宣扬的那一套不可信,堂吉诃德的行为荒唐可笑。他们为使堂吉诃德头脑清醒而费尽周折,这与辅助者对堂吉诃德行动的鼓动相交织,在堂吉诃德之外构成了故事的一条暗线。主体在追求客体的过程中,始终有辅助者和反对者在此消彼长地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追求,这两者互相作用,形成一种动力学意义上的力量,推动故事波澜起伏地向前发展。以上的行动元分析证明了作品“想象模仿现实”的特色。
三、《堂吉诃德》对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的丰富
分析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事物应该是互相作用的,难道堂吉诃德这个主体就没有对辅助者和反对者产生反作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如一位学者所言:“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传奇的理想世界决没有被现实暗中完全破坏。它既为作品提供了叙述的形式也提供给它相当大的想象的能量。”③正是这种巨大的想象的能量使得“模仿”成为一个双向过程。
上文说过,起辅助功能的店主、公爵等人的主观意图是取笑堂吉诃德,甚至桑丘也时常在看堂吉诃德的笑话,然而,愚弄别人的人也会被别人愚弄,逗乐的、引人发笑的主体也是讥笑、嘲弄别人的主体,辅助者中的各个角色都不同程度地被堂吉诃德所转化。例如尽管桑丘常把主人当作疯子,但堂吉诃德不自觉地自始至终愚弄着桑丘,并使桑丘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现实”;堂吉诃德以骑士的身份干预公爵的生活,公爵及夫人还极力配合堂吉诃德,他们当然想象自己能够控制这个玩笑,但却在不自觉地模仿着堂吉诃德的梦想。
堂吉诃德对反对者同样产生了作用。反对者为了达到反对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融入堂吉诃德的想象世界中。例如参孙学士为了让堂吉诃德回家,两次装作骑士与堂吉诃德决斗;神父和理发师乔装打扮诱骗堂吉诃德回家等等。这些情节加重了作品的虚幻性,也共同营造了小说的喜剧效果,使得现实与想象的界限更加模糊。
综上所述,如果说帮助者和反对者代表的现实力量既证明又瓦解了主体追寻过程的想象性与虚幻性,那么主体的能动作用则显现了想象的巨大力量,不仅是想象模仿现实,现实也在模仿想象。这样,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运用于《堂吉诃德》就产生了变化:
因此,解读不同的文学作品会使“模式”产生变化或者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透过想象与现实的双向模仿”这一新的视角我们可以感受到塞万提斯独特的创作理念,进而理解《堂吉诃德》的复杂内涵。
[注释]
①A・J・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成功人士的故事范文6
？筵 何者谓士？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这个阶层非常广袤，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士人”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汉家词汇，“士林”茂盛。如国士、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谋士、说士、战士、斗士、名士、寒士、隐士、绅士……学位、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上士、中士、下士……烈士乃逝者的最高谥号。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其风范大致是： 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 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后来被大和民族窃去； 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 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 “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 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
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无官无爵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子、韩子等奠定传统文化基石的先秦诸子以及其后历微抒义的经学大师，连鲁迅在内，全都是士。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从不谈鬼神的！
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风，动辄数百数千，士人一度有过养尊处优的地位，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士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昌不济。老子隐西，孔子流离，孙子刖，韩子囚，鲁迅亦卖文为生。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只是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只作为美谈。刘备三顾，令士人赞叹了几百年。
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慧眼独到之至，则有“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甚至“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他们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的民主观，敢为天下倡。其所称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已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则是起码的士人观。由此亦可见，“士”是民主政治的道上人。
？筵 何谓士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汇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它是民主主义的雏形。
人类一万年前还在使用石器，从事物质生产的种植史约有七千多年，脱离蛮荒而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也只有五、六千年。当人类步入有国家理念的社会形态后，管理自身的治道一直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课题，至今世界各国仍在探索之中。
治道是一个既有民族传承性、又具有多领域综合性和发展性的思想体系。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显著标志。当代东西方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包括治道在内的文化冲突。故地理上的中东，自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雷管及战场。
智慧型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治身、治学、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国，乃至治水、治病之道。2400年前，就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典籍之丰，汗牛充栋，故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提高执政能力”的真谛，就是寻求最佳的治道。
士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的硕果，具有深远的价值。它传承了数千年，并不因古老而陈腐，反而如醇，愈陈愈浓。例如在西方，《老子》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圣经》的。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方兴未艾于中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那就是有士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一样，都是一个文化标准。令西方大讶而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老子曰：“爱民治国，能无智乎？”邓小平兴邦治国的智慧，不是从马列主义、思想的本本里翻出来的。而是由于切肤之痛，体验了“草民”的疾苦，纯出于“爱民”两字，故智出不穷。
他“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创造了一切却不占有，做了大事却不自恃有功，居万物之首却不以主宰者自居。在汉文化里，“元德”是最崇高的盛大之德。在《说文解字》里，“元”是意义最大、仅次于“一”、排在第二位的字。“一”就是“道”，“道无双，故曰一。”
？筵 “士”与“士文化”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士”与“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并非无中生有而耸视听，因为它确实存在，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中国上百年的落后挨打，是由于士气不张及士文化的衰落，是封建文化将士人铸成缺少“士气”儒生的必然结果。而中国近代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实因士人的觉醒和士文化的复苏而勃发。
1840年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只激发了洋务运动。而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本不仅索赔白银二亿两，还割去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举国震惊之余，士人由悲而愤，于是“名士”康有为联络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士人一千余人，请愿，要求变法图强。
国家都要亡了，还考什么试？做什么官？他们第一要废除的就是扼杀士人的科举制，不愿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不是士人的觉醒吗？而封建社会对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杀！
1895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实为近代革命的起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制的同盟会员及早期的共产党员，皆是深受士文化影响士人出身。他们前仆后继，志在天下，以身许国，可歌可泣。
由于康、梁、孙中山等人是以士文化来反封建文化，所以只能唤起少数的志士、义士和勇士，而没有唤起民众。故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条唯一的经验，实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总结革命的得失，故十分深刻。
1919年“”前的，是在士文化的土壤中成长的。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抒志之词，也“士气”十足。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后，将之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不仅唤起了民众，还高度重视团结广大士人。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他总结为靠“三大法宝”。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之旨，在于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
历史上，“士”从来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人，亦是社会教化的力倡者。士人汹汹，不一定是坏事。天下士人皆箝口不言，则是治道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