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文化论文范文1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遗成功之后，平遥古城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群众文化活动日益繁荣。如何以平遥古城为例，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群众文化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要求。本文主要结合实例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进行阐述。
关键词：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创新
群众文化是一种面向群众的文化。在群众文化活动过程中，群众通过主动参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教育，陶冶情操，获得美的享受。在我国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如何开展好群众文化活动，是一个大课题。
一、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成功范例
平遥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1年10月1日，平遥县由县长亲自扮演“县太爷”，领衔主演“古城风韵”迎宾仪式，成为山西2011年群众文化活动的最大热点。回顾平遥古城从1997年申遗成功后的群众文化活动，走过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单一到丰富的路程。对此，有必要作一番回顾和反思。
1.开始起步：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立于2001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迄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五届，成为国际最大、国内最为知名的摄影节庆活动。通过摄影大展，平遥古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借助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古城的群众文化活动的影响力和带动性日益增强。[1]
2.彰显特色：平遥中国年。平遥中国年是平遥古城继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之后打造的又一大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品牌。这一活动于2006年一经推出，就得到了、中央文明办的高度关注。2009年，中央文明办把平遥中国年活动纳入“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之中。
3.拓展延伸：梨花旅游节。平遥县从2011年开始，成功策划、举办了襄垣乡梨花旅游节和采摘节，在发展乡村群众文化活动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
4.推陈出新：“晋商神韵”常态化系列文化活动。平遥县于2012年推出了以“晋商神韵”为主题的常态化系列文化活动。这些文化活动通过挖掘、整理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元素，让中外游客感受和体验了穿越历史时空的平遥晋商盛景。[2]
二、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困难问题
尽管以平遥为代表的一些地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少地方的基层文化活动仍存在差距与不足。
1.基层群众文化活动设备设施陈旧。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不重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不少基层文化站或者文化馆处于闲置状态，很多文化设施长期得不到维护，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有序开展。[3]
2.基层群众文化专业人才队伍缺失。不少地方缺乏专业的群众文化工作人才，很多基层文化部门出现了人才流失现象，导致了基层文化专业人才缺失。
3.部分地区群众文化工作难以开展。在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群众文化活动投入不足，阻碍了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
4.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内容过于单一。群众文化片面注重活动的娱乐性和休闲性，忽略了创造性和发展性。
5.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政策引导不够。大多数地方对支持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激励政策研究得不深，领会得不透，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能力有待提升。
三、创新群众文化活动的对策措施
开展好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活动过程中既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也需要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出台鲜明的引导政策，才能让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以地域传统文化为特色，着力地方传统文化活动的保护与发展。开展农村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必须根植于地域传统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地，才能确保农村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繁荣发展。
2.以农村基层文化阵地活动为重点，着力农村基层文化活动“日常化”。要依托已逐步普及的村级文化场所，投入更大精力把活动经常性地开展起来，这是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目的所在。
3.以农村文艺人才培训为抓手，着力农村业余文艺团队建设。要鼓励地方文化馆立足农村基层，以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培训班为载体，积极培养农村基层业余文艺人才，有效缓解文化人才少的困难，促进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普遍开展。
4.以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为平台，着力农村基层文化活动“制度化”。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和优势，积极培育“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品牌文化活动，打造属于农民群众自己的文化大餐，让农村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成为常态，形成制度化。做好新常态下的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全社会要不断创新基层群众文化工作的方法，充分发挥出群众文化活动的功能与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
作者：任云仙 单位：平遥县文化馆
参考文献：
[1]李非忠．中国平遥摄影大展十年纪事[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475-501.
[2]平遥县汇博广播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晋商神韵•国画古城大型演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R].2011.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2
一、关于平城文化
在平城文化方面，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宋志强的《北魏“平城时代”文化发展脉络》探讨了在4世纪末到5世纪末，平城作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历了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融共存，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碰撞融合，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汇化合，形成了由无学术文化到以儒学为主的多元相济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刘美云的《论入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一文，对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势力扩张与汉族融合的过程进行了探究，认为有金一代入居中土的女真人从服饰、饮食与礼仪等各方面逐步与汉族趋于一致，融为一体，但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腐败风气等负面习俗同时也影响着女真族，使其骁勇善射的的特点逐渐丧失。李耀丽的《古城大同街道的文化意义》从大同街道的命名来解读大同悠久的历史，认为大同街道的名称体现了大同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古都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与和谐文化。
二、关于北魏辽金时期的艺术
对于北魏辽金以来的艺术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热点。杨俊芳的《云冈石窟飞天服饰研究》一文，通过对云冈石窟飞天造像特点及演变脉络的考察，认为云冈飞天是印度歌舞形象与中国道教天仙及儒家礼教影响下的妇女形象相结合的中国式飞天，完成了由印度飞天向中国飞天的演变。佛教飞天的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是由云冈石窟造像完成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飞天雕刻是该风格的延续。此外，该文的另一个亮点是通过大量的图像直观展示了飞天演变的路径。武建亭的《大同观音堂辽代雕像艺术考》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该文将大同观音堂观音殿现存的17尊辽代佛教雕像的造型与佛教经典中的图像相比对，并结合佛教仪轨进行解读，认为从殿堂的建造到塑像的雕刻，无不体现了辽代皇家佛教思想对民间的影响和民间对佛教的信仰，揭示了辽代佛教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造像特点。梁晨霞的《浅谈“二人台”艺术特色及其发展》则从“二人台”的历史沿革入手，对流行于内蒙、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宁夏六省区的戏曲剧种进行考察，认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在内容上表现为现实性、生动性和通俗性，并紧随时代的潮流；在语言上表现为方言土语的运用，具有民歌的艺术特点。程乃莲的《应县释迦塔的风铃》对世界现存最为古老的楼阁式纯木建筑应县释迦塔的风铃进行考察。研究显示，风铃不仅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折射了时代的变迁。风铃不仅仅是释迦塔建筑的组成部分，它还是释迦塔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胡婷婷的《大同华严寺造像审美心理机制探析》认为，华严寺造像之美在于其蕴涵的艺术之美，在于其带给受众的心灵震撼。该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审美机制分析，通过对华严寺造像知其美、爱其美和品其美的探究，显示出该艺术作品对大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区域文化及文化产业
侯秀林的《明代藩刻书考》就明代山西代藩刻书的情况、特色及成因做了详实而细致的考证，认为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对明代藩刻书影响深远，藩禁政策对宗室成员的制约使得一部分宗室弟子移情于文章。刘慧芳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由山西怀仁地区的民间社火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对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做出思考，说明以民间社火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沉淀了传统的文化记忆，又展现了在当代经济变迁中的新特色。徐建国的《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一文，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围绕云冈石窟造像的内在意义，即“纪念碑性”所蕴涵的礼仪祭祀性、政治内涵性和人的生命自觉性进行讨论，深化了对云冈石窟艺术的认识。赵琦的《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一文，着眼区域，立足当下，并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例，认为尽管县域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也面临着困境，提出要着力打造县域文化产业，应当转变观念，依靠科研，重点培育优势产业。
四、关于宗教及其他
本次论坛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与会学者的研究还聚焦在宗教、宗族、信仰、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几个方面。在宗教方面，张守夫的《关于北朝佛教研究的断想》一文，以北朝佛教为切入点，对关涉北朝历史文化方面的七个论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认为中国古代史是两个文明的冲突史，即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冲突。佛化和汉化是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双动因，并提出了“大北朝”的构想。此外，该文还就北朝佛教研究给出了八个具体的方案，为进一步研究确立了基本框架性的构想。宫文华的《北魏宗教政策的变迁及其对当下的启示》，通过对北魏佛教和道教的考察，认为北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宗教管理体制，即昭玄系统和崇虚系统，分别管理道教和佛教。北魏的宗教政策首开政府管理宗教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杜成辉的《浅谈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变文》，对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的变文进行了研究，重点就讲唱类变文、词说类变文、押作文和解座文作了细致的分析与论证，认为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及中国文学史和戏曲史意义重大。在宗族与信仰方面，李润民的《刘因“浑源孙公先茔碑铭”校勘及族谱初探》一文，是作者在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对读的基础上完成的。作者寻根溯源，爬梳史料，纠正了《元史类编》与《山西通志》中对浑源孙氏族谱的讹舛，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郝春涛的《权力、伪道德与底层群体的精神苦难》一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作家王祥夫笔下底层人物的解读，认为权力与利益合力践踏底层人的尊严，伪道德与流言的合谋消噬着底层人的精神，王祥夫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胆量，积淀了其作品沉甸甸的质感。薛文礼《浅谈大同人的财神信仰》则是重点探讨了大同民间所祭祀的财神以及迎接财神的仪式，揭示大同的财神崇拜及文化心理。在社会生活与军事方面，张月琴的《民国时期大同矿工的社会生活》一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大同矿工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会交往的考察，认为矿工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弱势群体，其工资低、伤亡多、物质贫乏，存在、、吸食鸦片等现象，交往圈相对封闭。李海林的《明代大同镇内五堡探讨》，对明代嘉靖年间在大同境内设置五堡的过程、发展变化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五堡是为了防御蒙古保障安全而设，建成之后，随着历史的变迁及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镇城周围防御体系的建设。何建国的《北魏置镇原因考析》一文，对北魏时期在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之外出现的军镇进行了探究，认为它的设置除了出于巩固边防的军事诉求外，同为胡族政权的十六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对其有直接影响，王朝的相继性承接制度的相承性。总体而言，本次论坛是与会学者对各自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从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不仅关注于对地方文献的挖掘，同时也重视对相关理论的运用，积极反思和吸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经验研究与理论的双向互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诸位学者的研究旨趣与今后的研究思路。#p#分页标题#e#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3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4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呼声日臻浓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有关加强文化建设的政策，如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也相继出台。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积淀等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是一定区域内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诸要素的综合，并与地域范围内的环境因素相结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见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地方文化的传承是分不开的。近年来，很多地方也意识到不搞地方文化建设，发展就会遭遇瓶颈。广元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广元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打造“女皇文化”、“三国文化”、“蜀国文化”等文化品牌。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被明确提及
高校作为教育系列的高层，是学生与社会的重要衔接口，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在推动优秀文化的继承上具有重要的作用。2011年4月24日《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他明确提出，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为高校加强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依据。2000年初，已有学者认为未来校园文化将出现“在美美与共、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未来高校校园文化将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更具中国特色。”的一大趋势。
三、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地方文化已成为共识
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力度加大和高校教育的普及化，很多地方高校普遍认识到，要办出特色，增强内涵，必须充分挖掘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地方性”内涵，除了在办学体制、专业设置上融入地方，还需要在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精神气质、工作作风诸方面与地方对接。而后者体现在校园文化方面。所谓校园文化是指“以社会先进文化为主导，以师生文化活动为主体，以校园精神为底蕴，由校园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其规章制度、行为方式、物质设施中的外在表现。”不少地方高校在办学区位、资源、内涵等方面的劣势，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师生的精神面貌不佳，进取心不足。近年来，地方高校在加大硬件设施与专业建设的同时，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够，或者很重视，但特色不鲜明，效果不好。地方高校普遍认识到，要想增强内涵、办出特色，必须充分挖掘“地方性”内涵，显然，将地方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才能越走越宽。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这说明了国家大力倡导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要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四、广元地方文学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图书馆；创新服务
一、前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事业更加兴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构建起来。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图书馆占据着校为重要的位置，我国需要制定图书馆的发展目标，不断推进数字文化建设。传统服务模式存在不足，我国图书馆需要秉持现代化理念，提供创新服务。
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发展情况
在2011年，我国提出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将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平台，增强了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市场经济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人们的物质水平显著提升。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们提出精神需求[1]。我国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国民素质。近几年来国家推行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文件，收获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实践中，政府承担重要职能，投入了必要的扶助资金，提供了数字资源、现代技术等，打造了新的文化形态，助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图书馆是文化教育的阵地，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空间，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点。当下我国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体系框架，拓展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要求。图书馆汇聚着海量资源，是智慧碰撞的场所，也是思维创新的场所，我国需要发挥图书馆的重要作用，优化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壮大内部人才队伍。近几年来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圆满实施，创建了新的数字化阅览室，增强了图书馆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图书馆需要进一步坚持数字技术的引领，整合多方资源，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服务[2]。
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发展定位
图书馆是公民生活以及学习的重要场所，可以为群众提供公益性的文化服务，现阶段群众越发提高了对于精神文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这就要求相关的文化管理单位做好社会教育体系的建设，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主阵地，并且需要有效应用数字技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应用价值，可有效推进公共文化数字化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资源开发以及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工作的落实都要提供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同时需要强化公共电子阅览室等多个方面的建设，切实发挥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并且体现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这有助于提高区域范围内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等等，进而满足群众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的需求。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当保证建设的标准化，需要将信息技术的应用作为有效支撑，并且做好科学化的工作安排，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并对先进的数字资源有效整合与协调，从而保证数字化文化服务的水平。此外，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过程中需明确发展目标，体现区域范围内中心管以及各级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对优秀的数字文化资源进行征用，从而提供系统化的数字化服务，保证功能数字文化服务标准，使得服务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服务现状
（一）可取之处
各省市对图书馆较为关注，将图书馆发展作为数字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并制定了相关政策，优化了图书馆数字系统建设。在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约束下，我国图书馆朝着数字化的方向迈进，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收获许多实效，开展了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阅览室，为人们提供了诸多便利。为了优化图书馆管理，我国制定了系统建设省级统一标准，对图书馆进行了全面规划，目的是打造辐射全省的数字文化中心，汇总线上和线下的文化资源。当前省市级图书馆大多构建了信息化管理系统，完成了VPN网络建设[3]。信息化管理系统含括资源库，读者搜索资源库能够获得资源信息，接受图书馆提供的数字服务。同时，我国图书馆开展了人才队伍建设，举办了专题讲座、专题培训等，壮大了人才力量。
（二）不足之处
当前我国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仍然存在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我国图书馆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较快，专项经费充足，北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较慢，统筹规划不足。第二，当前我国图书馆内的商品化数字资源存在重复购买的现象，区域资源共享机制并不成熟。第三，当前我国图书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仍然处于发展期，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第四，当前我国图书馆与其他文化机构的联系偏少，并不能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第五，当前我国图书馆并未构建考核评估机制，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考察。
五、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的服务创新路径
（一）明确服务目标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推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加快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作为图书馆管理者，需要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政策，按照既定的发展规划制定目标。国务院、文化部等推出了相关法规政策，对我国图书馆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过程中，图书馆可以依托我国的宏观战略，结合图书馆的发展实际情况，开展服务创新和业务探索[4]。因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图书馆所处的现实环境不尽相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资金优势，打造国内一流的公共数字文化基地，不断拓展内部图书馆的服务职能，为不同人群提供针对性服务。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应该坚持内部调整，并吸收社会资金，对信息资源进行重整，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管理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我国图书馆需要以馆藏资源作为依托，有效保护馆藏资源，发挥古籍的独特作用，并开展文化研究项目，梳理区域文化的发展脉络。
（二）满足群众需求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人民群众提出更高的精神需求，图书馆作为文化教育的重地，应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精准服务。图书馆在开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时，需要依靠信息化系统汇总读者信息，与利益方加强合作，并采用用户驱动采购的方式，构建现代化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各类服务。线上服务和线下服务缺一不可，读者的年龄层次、学历水平不同，阅读需求也呈现出差异。图书馆需要对读者进行分类，推广一站式服务，达到文化惠民的最终目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不能局限在图书馆内，我国图书馆应该和书店等建立联系，共同举办图书阅读活动[5]。图书馆需要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整合读者信息，分析读者的个性化阅读特征，并为读者进行阅读推荐。数字化系统捕捉了读者的特征信息，能够洞察读者的阅读喜好，为读者提供一见倾心的图书。通过这种方式，读者能够快速购阅图书，节省大量的中间环节。
（三）实现资源整合
图书馆需要和其他文化机构对接，共享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文化平台。省级图书馆应该发挥引导作用，与省内其他图书馆建立合作，邀请公共图书馆参与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并联合采购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实现资源的互通有无。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应该含括不同类型的数字资源，以少儿图书资源为例，应该采购绘本资源、电子书资源、动漫资源、立体书资源、期刊资源、视频音频资源等等，且这些资源大多涵盖传统文化知识、自然科普知识、生活安全知识、常识教育知识等等。图书馆在整合资源后，需要拓展资源服务的路径，支持读者通过网站搜索、APP下载、公众号关注等多种方式获得数字文化资源。在提供数字文化资源的同时，图书馆应该联合开展线上活动、线下活动，为读者提供交流空间，鼓励读者共享彼此的阅读心得。
（四）提供特色服务
对图书馆服务人群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图书馆服务人群的年龄跨度较大，基本实现了全年龄覆盖，如何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要，成为图书馆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图书馆数量众多，想要脱颖而出，必须保证服务品质。特色服务对于读者而言有极强的吸引力，图书馆应该挖掘内部的馆藏文化，收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升文献资源建设水平，发挥图书馆的文化教育价值。许多图书馆坐落在文化古城，图书馆不仅成为文化的标志，更是历史的见证。图书馆可以追溯古城发展，凸显图书馆的历史文化特色。针对青少年，图书馆可以提供城市文化发展科普服务，在数字屏幕上还原城市的历史面貌，并为孩子们介绍古城的发展史，使孩子们认识古城的文化历史名人[6]。为了扩展特色服务的辐射范围，图书馆可以开展亲子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免费图书，鼓励家长参与到图书活动之中，引导家长辅助青少年阅读。在阶段性的文化活动结束后，图书馆需要建立健全考核机制，评估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果。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过程中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发掘自身的内涵，并对科学典藏的管理结构进行优化，通过优化协调的方式，提供服务质量，并且坚持以人为本，逐步实现资源整合以及服务优化的目标。不仅如此，需要一定程度的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众所周知，现阶段区域范围内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服务对象年龄较为多元化，其中包括6-15岁的少年及儿童，并且也有15岁以上的借阅者，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借阅服务的全覆盖这一目标，并且也在积极体现图书馆的社会价值。这样的发展模式满足了各个年龄层次的阅读需求，有助于提高区域范围内群众的综合素质以及文化水准。特别是在少儿进行借阅的过程中家长也将参与其中，强化与图书馆内服务人员的互动，在借阅的同时发现阅读的乐趣，潜移默化的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不仅如此，图书馆应打造开放式的模式，为读者提供全方位且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并且积极与文化馆进行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与再利用的方式，切实发挥全媒体技术的应用价值，使得资源应用根据数字化的特征。不仅如此，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相关的古籍文献进行整合，将其有效存储，从而体现图书馆古籍的保护作用，
（五）实现跨界融合发展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需要不断创新，有必要实现跨界合作融合发展，并将其作为资源建设及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并且从文化产品以及服务上入手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接以及业务整合等功能，结合已经成熟的会计发展案例，借鉴其中的有效经验，主动实现对接，进而达到跨界合作融合发展的目标。这一过程中，同样需要形成跨界思维，并且提高战略发展境界，尤其是从图书馆管理人员的角度来讲，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思考，将互利共赢作为发展的根本，逐步实现开放共享。此外，在跨界合作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从人员素质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等多个方面入手，要求图书馆服务人员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切实提高服务意识，掌握更为丰富的信息技术手段，逐步适应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需紧紧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数字化发展与信息化发展的目标，使得图书馆与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出版发行以及公共服务等多个行业有效融合，强化彼此间的业务合作意识，使得业务协作更加高效，最终提高数字化服务水准。
六、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技术发展更加迅捷，数字化技术与各行各业的融合更加紧密，我国开展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公共数字文化体系中，图书馆占据至为重要的位置，只有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能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图书馆需要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与其他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构建数字化管理系统，整合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捕捉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为读者提供特色化服务。
【参考文献】
[1]王桂红.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实践及其启示——以本溪市图书馆为例[J/OL].图书馆学刊,2019(6):62-65.
[2]陈思彤.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再思考——基于排名评估体系中论文相关指标视角[J/OL].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7):26-32.
[3]杨文建,邓李君,张娟.研究创新改善学习卓越服务:爱丁堡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解析[J].新世纪图书馆,2019(7):84-89.
[4]谢英.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图书馆创新服务研究[J].传媒论坛,2018,1(23):136-137.
[5]郭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6,3(32):49-51.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6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著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著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著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早在17世纪末期，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有关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国人弥尔顿著有《莫斯科简史及其东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远至契丹的国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弥尔顿以目击者的笔触对俄国莫斯科及其以东地区作了简单介绍。但弥尔顿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确定的东方理想国。西方学界真正开始研究辽史及契丹史则是从近代以来才开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学者兴趣的是有关契丹语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亚细亚民族语汇集》(1823年，巴黎)中论及了契丹语言文字的特性和语系问题，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契丹语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国学者戈斯塔夫•奥波特(GustavOppert)发表了《关于契丹与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这是研究契丹及西辽契丹历史的首篇专题论文。该文讨论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称的来历、曾经的疆域和统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问题。还特别提到了西辽王耶律大石与西方传说中的约翰长老(Presby-terJohannes)之间的关系。该文曾在伦敦民族学会举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会议上宣读，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1877年，德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斯•盖博莱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译自满文的《大辽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这是首部辽代通史性的文献被直译成西文。继汉斯之后，德国学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带有注解的形式翻译了部分辽史史料］。这些原始译文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同行的注意，为辽史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捷的参考资料。1881年，英国学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中国北疆，第五部分:契丹与契丹人》(《皇家亚洲学会会报》，N．S．13，1881年)，详细论述了契丹民族史和辽朝的兴亡过程，分析并说明了契丹与契丹人之间的关系和差异。#p#分页标题#e#
进入19世纪以后，相关研究逐渐丰富。英国著名汉学家亨利•玉尔(SirHenryYule)首先发表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书分上下两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纪及以前东西方交流遗留下的所有关于东方国家的史料。该著还对西方社会寻找契丹的动机、到达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分析。但该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国。用契丹作题目而内容却是写中国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马丁(W．A．P．Martin)《契丹传说:或称中国知识》(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莱顿(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热》(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还有《拉伯雷与地理发现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径》(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进入19世纪20年代后，专业性的契丹研究开始呈现。1925年，波兰学者科特威约兹《契丹和契丹字》，重点论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契丹及其语言》(《匈牙利语》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属问题、消亡经历和语言文字的专题性文章。1922年法国神父闵宣化(一译牟里，Mullie，Jo-sephL．)至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城遗址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中王坟沟中挖掘辽庆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神父凯尔温雇人盗掘了庆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册4方。随后不久，闵宣化发表《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该文详细记述了法国牧师闵宣化在中国西部及北部的辽代古城遗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经历，共包括有潢河石桥、饶州古城、祖州旧城、上京、怀州、庆陵等二十余处遗址和陵墓。1933年，闵宣化还发表了《辽庆陵考》(《通报》30卷第1、2期，1933年)，进一步考证了辽庆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册的含义。凯尔温则发表了《道宗皇帝陵———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发现》(《北京天主教会公报》第十年第118号，1923年)。这些论著的相继发表标志着国际学术界对辽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利用二手资料进行间接性研究转向以实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资料进行开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础研究第二章:辽式砖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对辽代石塔建筑的构造、含义及现存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的论文。
西方第一部关于辽代的通史性著作是《辽史》(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IndependenceSquarePhila-delphia6)。该著作出版于1949年，是由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卡尔•魏特夫(KarlA．Wittfogel，一译魏复古)和中国学者冯家?合著的，也是首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王朝断代史。该书运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分门别类地阐释了辽代的社会功能［8］。用人类学中“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解释了契丹族的中国化过程，称辽为“征服王朝”。该著作的主体部分论述了辽代的经济史，次要部分解析了辽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最后才叙述辽代契丹王系的政治史。该书借鉴和采用了中国《辽史》中的部分史料，但决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照搬，而是经过大量的实证和分析之后的再利用。该书结合大量的考古发现，收录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信息，主题多变，论述范围极广，从畜牧业到帝王陵寝，从辽代官印到长达55页的哈喇契丹的专题性述论，无所不至其极。在概述部分，主要介绍了辽王朝的历史地位，辽代文化的双重性以及10世纪以来在被中原王朝征服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同化的新途径。该著作也有一些瑕疵，作者认为辽朝文化很少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事实上辽代文化的双重性是非常明显的。再如“高丽”应是写“Koryǔ”，而不是“Korea”，“县”应译成dis-trict，而非等同于“County”。此外，书中关于女真一词，有时用Jurchen，有时用Nu－chin，交叉使用极易误导读者。
法国学者韩伯诗在其《契丹文字破译初探》(《法国科学院金石文艺院会议报告集》，1953年)中开始尝试着破解神秘的契丹文字。匈牙利学者卡拉•捷尔吉发表了《谈谈1150年的契丹文字碑》(《布达佩斯大学学报》语言学分册，1975年);德国著名的汉学家赫福伯是研究辽金史的专家，他的《论辽朝的语言关系》(载《中亚研究》1969年第3期)一文，详细分析了辽代契丹语的起源、派生关系及流向，同时从契丹语言文字的特征入手，分析了辽朝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关系及西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黄振华将其译成中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5集。该论文引起了中外学界同行的瞩目，德国学者道尔弗将阿尔泰学家对福赫伯的评论写成了一篇综述，即《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的〈论辽朝语言关系〉》，大致介绍了阿尔泰学界对福赫伯契丹文研究的评析和争议。德国学者门格斯《通古斯与辽》(《东方学术论丛》38卷第1期，1969年)则是从通古斯语和辽代契丹语的语系联系中寻找通古斯族与契丹的族系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辽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量的出土文物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自1954年开始，辽宁法库县叶茂台镇发现了20多座辽代墓葬群。特别是1974年5月发现的7号墓葬，出土了“棺床小帐”，绢轴画“深山棋会”、“郊原野趣”等辽代罕见文物;1976年4月发现的辽代北府宰相萧义16号墓葬，其墓志详细记载了萧义的生平。1986年，在位于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发现了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该墓是迄今惟一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契丹皇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玉器和敛葬用具。1993年，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区发掘了耶律阿保机之子德勤墓及其妃子墓，出土了大量的辽代壁画。特别是1975年，两具保护得极其完好的辽代装饰银鞍在美国展出，引起了西方世界对辽代艺术和文化的瞩目。这些文物为世人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建筑、民俗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辽代壁画及出土文物上丰富的色彩图样、巧夺天工的造型引起了西方学者强烈的探求欲望。#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有关辽和契丹研究的著述主要表现在结合最新考古发现集中对辽代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进行专题性研究。美国学者走在西方辽史及契丹民族史研究的前列①。在考古发现方面，罗伯特•潘恩的《一个辽代的王冠》(ACrownoftheLiaoDynasty［907－1125］，BulletinofMuseumofFineArts，Vol．62，No．328［1964］pp．44－47)记述了1956年发现于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村的一个辽代早期的王冠(现藏于美国波士顿远东精品艺术博物馆)。洛舍•莱德罗斯(LotharLedderose)在亚洲研究协会1992年的年会发表了《辽代大量生产的佛经石》(“MassProductionofSutraStonesundertheLiao”)。他指出，佛教时代趋向尾声也是推动河北房山区云聚寺佛经石刻大量出现的原因。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是研究辽代考古和建筑的专家。她的《辽代考古:中国北部边疆的坟墓和思想》(“LiaoArchaeology:TombsandIdeologyalongtheNorthernFrontierofChina”，theJournalofArchaeologyforAsiaandthePacific，Vol．37，1998．)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北部发现的辽代遗址和墓葬文化。罗伯特•阿尔布莱特(RobertAlbrightRorex)《吉林辽代墓壁画与辽帝国公主的婚礼仪式》(TheWeddingCeremonyforanImperialLiaoPrincess．WallPaintingsfromaLi-aoDynastyTombinJilin．ArtibusAsiae，Vol．44，No．2/3，1983，pp．107－136)一文分门别类地论述了1972年在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发现的四座辽墓中的壁画。作者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穿着打扮、生活场景等入手分析了辽代社会的政治阶层、经济水平、文化娱乐和风俗习惯等多项内容，特别结合大量中方文献重点论述了辽代公主的婚礼仪式和婚姻生活。同时，针对辽墓室的装饰和修建风格揭示了辽代墓葬文化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对中原文化的吸纳过程。罗伯特的另一篇文章《辽代墓壁画与中国画中蔡文姬故事之胡人形象》(“SomeLiaoTombMuralsandImagesofNomadsinChinesePaitningsoftheWen－chiStory．”ArtibusAsiae，vol．45，nos．2－3，1984)，重点通过对吉林省哲里木盟库伦旗发现的辽墓壁画、河北宣化的辽墓壁画以及美国波士顿精品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蔡文姬与胡笳十八”相册页的比较，论述了以蔡文姬为代表的契丹民族在服饰、艺术、建筑及风俗习惯上与中国文化的异同。
美国学者扎奇斯钦(SechinJagchid)是研究蒙元学的专家。他对辽代城市和建筑也有所涉猎。其《契丹与他们的城市》(“TheKitansandTheirCities，"CentralAsiaticJournal25，nos．I－2，1981)论述了契丹人的生活习性及其城市形成的原因、特点、分布等自然情况，指出了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蒙元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关系。有关辽代建筑文化研究的大家应该是美国东亚学教授南希．S．斯丁哈德(NancyS．Steinhardt)。在内蒙赤峰宝山墓壁画出土后不久，她发表了《辽代建筑传统》(Liao:AnArchitecturalTraditionintheMaking，ArtibusAiae，Vol．54，No1/2，1994)。该文主要论述了身为半游牧部落的处于定居社会边缘的契丹人，一直笃信萨满教，从未有过寺庙中的神，也从未在城市中居住过，在与中国式文明接触以前从未用砖室墓埋葬过先人。然而契丹在与中原文化接触后改变了。作者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和中国文献记载，从建筑、宗教学的角度对山西应县木塔、辽宁义县奉国寺的大雄宝殿等现存的辽代建筑进行个案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契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借鉴、转换、采用、适应、或是形式上和象征上的关系。她的另一篇论文《石室:与阿保机在祖州相关的石头建构》(Shishi:AStoneStructureAssociatedwithAbaojiinZuzhou)着重讨论了在耶律阿保机的世居地———祖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石房子村)边境上所发现的一处石头房子。作者先综合介绍了中外学者对这座石室的隶属关系、功能用途、设施构造、方位位置、历史价值等方面的不同观点，然后结合大量的中西方文献论述了契丹与中国石质房屋建筑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推测出该石室的建筑时间、功能和意义。
南希的专著《辽代建筑》LiaoArchitecture(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7)是在其《辽代建筑传统》一文上扩充和拓展而成的，是有关辽代皇室建筑、宗教建筑、民俗建筑、墓葬建筑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首先概述了辽代9位帝王及其王室成员的生平，提及丧葬习俗、佛教建筑和一些政治事件。然后结合前述提出了辽代建筑为何发生变革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南希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点论述了辽代五个都城(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新京)的建筑。从辽代建筑的木框架传统、辽代丧葬传统和辽代建筑遗存等三部分论述了契丹建筑文化的特征，指出辽代契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之间存有的继承、借鉴、改变与适应等关系。她指出:“辽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部分，在建筑文化同化的过程中，辽代成为中国传统概念的一个参与者和保护者。”［10］该著作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讨论了契丹的族源问题，指出契丹建筑文化还可能是从中国派生型建筑模式(如高句丽和渤海建筑等)中获得了经验。因而契丹建筑师可能源于高句丽或渤海国。南希的著述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美国学者蒂耶特•库恩(DieterKuhn)针对南希的《辽代建筑》一书发表了长达38页的书评:《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6，Fasc．4/5，2000)。库恩首先肯定了南希著作的开创性、艺术性和丰富性。之后就南希对契丹民族的族源问题、辽代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问题、史料运用问题、建筑术语的翻译问题等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书中图片缺乏独创性和清晰度、参考书目有遗漏等缺陷。蒂耶特还发表过有关契丹坟墓外形构造的论文《契丹如何重塑了中国圆顶形墓的传统》(“HowtheQidanReshapedtheTraditionoftheChineseDome－shaped，Tomb．”Heidelberg:Editionforum，1998)。对于库恩的质疑和意见，南希在其《回复蒂耶特•库恩:〈辽代建筑:契丹革新与汉人传统〉》(AResponsetoDieterKuhn，“LiaoArchitec-ture:QidanInnovationsandHan－ChineseTradi-tions”，ToungPao，SecondSeries，Vol．87．Fasc．4/5(2001))中一一作出了回复和解释，并对库恩的评析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体现了西方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放的学术交流态势。#p#分页标题#e#
有关辽代与北宋关系的著述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梅尔文•斯里克兰•安(Mel-vinThlick－lenAng)《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Sung－LiaoDiplomacyinEleven－andTwelfth－Centu-ryChina:AStudyoftheSocialandPoliticalDeter-minantsofForeignPolicy．)，是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论。该论文结合大量的中方史料和中国宋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了宋朝与辽契丹之间在11世纪的战争、盟约背后的社会、政治、军事等综合因素，同时对于双方长期的和平贸易、朝贡外交体制作了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博士学位论文。莫里斯•罗斯比(Morris，Rossabi)《在对手之间的中国:中国与其在10－14世纪之间的邻居》(ChinaAmongE-quals．TheMiddleKingdomandItsNeighbors，10th－14thCenturi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系统论述了中国与辽、金等邻国之间的关系。该著作揭示了宋朝时期的中国打破了历代王朝奉行“天朝上国，四夷宾服”以朝贡体制为主的外交政策，首次把辽、金视为平等国家对待。虽然源于军事和国力上的羸弱，却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理性和弹性。戴维•瑞特(DavidWright)《从战争到外交对峙:11世纪中国宋朝与辽契丹之间的外交关系》(FromWartoDiplomaticParityinEleventh－CenturyChina:Sung’sForeighRela-tionswithKhitanLiao．Leiden:BrillAcademicPublishers，2005．)详细论述北宋与辽之间的战争起因、经过、外交谈判及“澶渊之盟”的订立等内容，分析了北宋与辽、契丹之间特殊外交关系的形成与对峙原因。戴维还发表了两篇相关的论文《对峙、世系与和平:宋朝使辽的外交使团》(《宋元研究》1996年第26卷)、《宋朝与契丹在1004－1005年的战争以及“澶渊之盟”》(《亚洲历史学刊》JournalofAsianHistory32，No．1，1998)。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席林(Schwarz－Schilling，Christian)《1005年澶渊之盟的和平及其对中国与辽契丹帝国关系的影响》(DerFriedevonShan－yuan［1005n．Chr．: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chinesischenDiplomatie．AsiatischeForschungen1．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59．］)也将研究重点放在澶渊之盟上。相关论文还有安东尼•威廉姆•塞拉帝(Sariti，AnthonyWilliam)《关于北宋时期外交决策的制定》(“NoteonForeignPolicyDecisionmakingintheNorthernSung，”SungYuanStudies8［1973］:3－11．)。扎旗斯钦《契丹反女真入侵的抗争》(“KitanStrugglesAgainstJurchenOppression:NomadismVersusSinicization．”ZentralasiatischeStudien16［1982］，pp．165－185．)系统描述了辽朝末期契丹人与女真人之间的数次战争及战略战术的应用，分析了辽王朝覆灭以及金女真崛起的原因。
综合性著述中涉及到辽和契丹的外交及贸易类的著述主要有费正清(Fairbank，JohnKing)《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剑桥中国史》第6卷;《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AlienRegimesandBorderStates．907－1368)，译为《辽西夏金朝史》，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该著作详细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揭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论述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塞本•达布令豪斯(SabineDabringhaus)和罗帝雷克•蒲塔克(Rod-erickPtak)合著的《中国及其邻居:边疆、中国眼中的他者，10至19世纪的对外政策》(ChinaandHerNeighbours:Borders，VisionsoftheOther，For-eignPolicy10thto19th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1997)中也有很多关于辽代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的描述。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北宋时期外交政策改变的综合因素，指出军事实力的羸弱和国内政治纷争频发是导致中华帝国外交政策和世界观发生改变的根本动因。扎旗斯钦《和平、战争与长城沿线的贸易:游牧民族与中国两千年的互动》(Peace，war，andtradealongtheGreatWall:Nomadic－Chineseinteractionthroughtwomillenni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则是一部概述性质的外交编年史。书中重点讨论了两千年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外交。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有贸易的地方就没有战争”一说，指出贸易和战争时常是并存的，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关系。汉斯•别伦斯坦(HansBielenstein)《汉人世界里的外交与贸易，589－1276年》(DiplomacyandTradeintheChineseWorld，589－1276．Brill．2005．)按地域关系系统介绍了589年至1276年之间东南亚的交趾、乌孙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北亚的日本、朝鲜、高句丽、渤海、西突厥、辽、金、党项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外交或贸易联系。托玛斯•巴菲尔德(ThomasJ．Barfield)《危险的前线:游牧帝国与中国》(ThePerilousFrontier，no-madicempiresandChinaCambridge，BlackwellInc．，1989)论述了包括契丹在内的游牧民族如何强大起来，建立独立国家并与中国产生边境疆土纷争的史事。
对于辽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有詹尼弗•霍姆格林(J．Holmgren)《辽代契丹统治者的婚姻、血缘与继承(907－1125)》“Marriage，KinshipandSuccessionundertheCh＇i－tanRulersoftheLiaoDynasty(907－1125)”(T＇oungPao，SecondSeries，Vol．72，Livr．1/3，1986)。该文考察了辽代婚姻系统的起源、在辽代每个王者身上的实施情况以及其与辽代血缘和继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辽代的姻亲系统对其在中国的政治统治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Franke)《中国非汉族政权的政治组织:魏、辽和元的帝王角色》(“PoliticalOrganiza-tionofNon－HanStatesinChina:TheRoleofImpe-rialPrincesinWei，LiaoandYüan．”JournalofOri-entalStudies，25，1987，pp．1－48)，该文概述了宋元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的政权组织及其中国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非汉政权的更迭与各方军事实力的消长等。琳达•库克•约翰逊(LindaCookeJohnson)《论契丹的文字体系》(美国《蒙古研究》第10卷，1986－1987年)论述了契丹的文字体系。#p#分页标题#e#
赫伯特在《满洲的森林人:契丹与女真》(TheForestPeoplesofManchuria:KitansandJu-rchen．InSinor1990．)中，充分利用中国史料和西方史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契丹、女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再从契丹、女真史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契丹和女真之间的领土、利益纷争及其承接关系。简奈特•麦克莱肯•诺威(JanetMcCrackenNovey)《余靖:北宋政治家及其关于契丹当局的文章》(YuJing，ANorthernSongStatesmanandhisTreatiseontheCh’i－tan，Bureaucracy)，系其在印地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在充分利用大量中方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北宋重臣余靖的遗作《武溪集》，论述了余靖三度出使契丹，直言敢谏，致力于宋辽和平的史事及其意义。丹尼斯•塞诺(DenisSinor)《西方关于契丹及一些相关问题的研究》(“WesternInformationontheKitansandSomeRelatedQuestions”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115，No．2［Apr．－Jun．1995］)论述了契丹名称的起源、契丹历史的演变及其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等。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7
关键词：南京;地域文化;街区环境设计
南京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南京地区在数千年的城市发展中沉淀积累下来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表现。这些地域文化不仅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且对现今的城市发展、文化传播等方面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城市大兴土木，导致“千城一面”的事件不断上演。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地域文化不断丧失、城市情感归属逐渐消亡等负面影响。近年来，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始重视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文脉保护和地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南京作为国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关于地域文化保护、应用、传承的经验。因此，研究南京地域文化和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京地域文化的形成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地位和优势。南京城东临钟山、西据石头城、南向秦淮河、北朝玄武湖，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我国长江下游中部地区，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历史上，南京城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文化上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在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陵文化。金陵文化主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革命文化、秦淮文化等。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反映在这座饱经沧桑的都市中，也因此形成了许多历史人文景点，如玄武湖、明孝陵、南京总统府、雨花台风景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夫子庙等。这些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景点使南京形成了自然和人文、历史和现代、传统与创新相互协调的城市风貌。南京历史悠久，既经历过“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荣昌盛，也经历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衰败无奈；秦淮河畔有过灯红酒绿，金陵城中也曾经意气风发；总统府内传过先进之识，抗日战争时也受过屠城之苦。南京城具有的地域文化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结晶。城市街区环境作为其重要的物质载体，在建筑风格、环境景观、公共设施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南京地域文化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中的体现
南京的城市设计结合了地理条件和环境风貌特征，充分利用了龙盘虎踞、山水环抱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山水城林的城市格局，是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有机结合的优秀范例。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奠定了南京的古城风貌，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汲取了各种形式的地域文化内容，在街区环境设计中体现出不同风貌和特征。如，玄武湖一带受城墙文化与沿线历史古迹的影响，周边的建筑以低矮型为主，建筑风貌相对较为古朴，色彩也较为沉稳。位于大行宫的总统府是南京的重要城市节点，周围的1912街区和梅园新村受民国文化的影响，在建筑风格和街巷布局上具有明显的民国特色。夫子庙地区作为南京重要的风景名胜区，也是南京秦淮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整个街区的风貌以仿古为主，建筑新旧融合，水系和街巷相互穿插，亭台楼阁交相呼应，完整展现了秦淮文化。刚刚经过老城改造的太平南路街区面貌一新，从原来的老旧杂乱，变成风格统一的民国风情街区，不仅展现了南京历史文化特色，而且提升了旧城区环境系统机能。以上是在宏观层面分析南京地域文化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中的体现。从微观层面上说，南京地域文化也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细节中呈现。桥梁设计、建筑物上的雕刻和装饰品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南京的地域文化符号。南京博物院采用了古代建筑中的飞檐建筑形式。秦淮河夫子庙风景区渲染出桨声灯影、烟雨霏霏等意境。在色彩的运用上，秦淮河夫子庙地区的建筑主要采用冷色调，以黑白灰为主，营造出秦淮河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冷静、平和的氛围。南京的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不仅实现了将商业街区与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有机结合，还实现了对传统历史文化元素的现代化利用。如，将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物作为如今的办公大楼等。另外，南京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主要采用现代风格，对南京市的不同街区实现多种功能的规划，实现不同街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理文化特点上共同发展。同时，南京作为文化历史古都和现代特大城市，其在街区环境设计中要求将两者统筹兼顾、协调统一。当今的南京城市规划设计正是本着这一设计理念展开的。如，1912街区在作为历史文化集聚地的同时也是商业场所。
三、实例分析
1.老门东街区环境设计
老门东位于南京城南地区，是金陵市井文化的发源之地，呈现着老城居民最质朴、本真的生活状态。整个片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展现了南京地区的传统民居形式和街道风貌。如今，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老门东地区逐渐脱离了现代城市发展的轨迹，其街区环境和城市功能难以满足人们现代生活的需求。因此，2010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对老门东地区进行整体环境改造。老门东街区环境改造设计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思想，充分保存和延续了门东地区的历史遗存，凸显了老城区特有的城市肌理和地域文化。老门东街区环境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要素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旧建筑风格保持统一，富有南京地方民居特色。在具体的建筑改造中采用“修旧如旧”的思路，尽量保持原有建筑特色，材料大部分使用了青砖、灰瓦、老木头等具有历史感的材料，让建筑具有一定的原始风貌。建筑的结构尽量采用具有南京地方特色的结构形式，如，屋顶多用空斗木梁结构，中间的墙体采用实心砖墙，下面的基础多用条石砌筑，等等。门窗栏杆等建筑构件按照老旧建筑的样式和做法仿制，尽量复原历史场景。在细部的装饰上也充分体现了传统特色，如，门前的石鼓上雕刻的花纹生动、活泼，题材大多采用具有南京民间特色的吉祥图案。第二，地面铺装形式多样，材料和图案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如，室外公共街道区域的地面铺装大多采用青石、砖瓦、碎石等材料，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再现了老门东历史时期的街道风貌。地面导视系统设计采用了城墙元素，再现了南京城的旧貌，和墙面导视中的南京新城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展示了南京地方文化特色。第三，本土化景观小品的运用，在细节处彰显城市特色。公共区域的景观小品大量运用了南京本土植物，力求还原地区风貌。景观小品的形式设计也尽量考虑其文化传播意义，通过雕塑、绘画等多种方式呈现老南京的民俗民情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典故，如箍桶老汉雕像、寄信女孩雕塑、“城南旧影”等。第四，业态的引进既符合文化传承又兼顾旅游的配套服务功能。在老门东街区业态规划上，根据街区的格局分布，分别设置了不同功能的商业街，包含了餐饮、住宿、购物、展览等功能，既满足了游客的多种功能需求，又再现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景。
2.1912街区环境设计
南京1912街区地处太平路和长江路的交汇处，是大行宫地区重要的城市地标，四周有总统府、江宁织造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中央饭店、江苏省美术馆、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六朝博物馆等重要城市建筑，是一个文化交融之地。1912街区的整体设计是以总统府作为文化坐标，整体采用民国建筑风格，体现了浓厚的民国风情。其中的建筑多为独栋式，建筑的布局大多沿用原有的街道格局，纵横交错，形成许多合院和天井空间。有的建筑之间用天桥作为连接，使整个街区的外部空间富有变化。在南京1912街区规划设计时，为了营造纯粹的民国文化街区环境，整个街区的建筑并没有一味地选择“修旧如旧”或“推倒重来”，而是选择性地保留和新建。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是新旧穿插，有的采用原有建筑的木窗，有的则运用了现代的装饰材料。如，花园洋房的立面设计采用了大量的彩色玻璃作为窗户装饰，这样既遵循了整体的设计风格，又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建筑的体量上，街区内的建筑以二层为主，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为了和总统府建筑群在高度上尽量统一，也延续了大行宫地区的城市肌理。在屋顶的设计上，街区内的所有建筑都采用了小瓦坡屋顶，新建的建筑多为灰瓦，保留的老建筑多为红瓦，色彩上的穿插既体现了街区的原真性，也保证了和总统府的屋顶色彩统一协调。建筑的立面以青砖为主，花窗和栏杆多采用灰色的水泥材质作为装饰。整个街区的色调以灰色为主，这样既能够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1912街区的环境设计是成功的，它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留住了人们的时代记忆，还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功能。民国文化作为南京的重要文化名片，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这对城市的地域文化传承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笔者通过对南京地域文化的分析，探究南京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结合南京不同的街区环境设计案例分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表现方式。这对研究城市发展与老城更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城市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人们要以时代的眼光审视历史和未来。只有妥善处理地域文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才能够推动现代城市街区环境的全面系统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智勇.文化商业街区空间环境设计研究与敦煌文化商业街区实践.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2]安浩奇.地域性导向下的城市建筑立面风貌控制初探.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3]裴胜兴.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遗址博物馆建筑整体性设计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4]臧鑫宇.绿色街区城市设计策略与方法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5]李纳.基于隐性历史文化遗存的城市街区空间形态研究.青岛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古城文化论文范文8
【关键词】未来社区；礼贤社区；场景设计
1项目概况
礼贤未来社区试点项目位于衢州市柯城区，项目规划单元占地100hm2，实施单元占地26hm2，属于改造重建类，需要改建的小区为20世纪70~90年代小区，主要有南滨花园一区、南滨花园三区、双港路43号、47号，均属于自管小区，改造面积128563m2，改造后建筑面积565000m2。礼贤未来社区试点项目直接受益人口总数为8007人，实施单元内老旧小区现状常住人口数为6987人，另从邻近地块古城双修项目征收中安置，1020人。
2礼贤未来社区设计理念
礼贤片区经受儒家文化的洗礼，是南孔文化朝圣地、“天人合一”传承地和围棋文化孕育地，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衢州有礼”承载地。同时，礼贤片区还是浙江省大花园建设的主阵地，是衢州城市花园社区建设和基层创新治理的重要载体。礼贤社区的建设以南孔文化为核心，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根本，通过对人有礼、对自然有礼、对秩序有礼的3个有礼构建人文有礼社区、自然有礼社区和秩序有礼社区。礼贤未来社区以打造“三个有礼”未来社区建设为目标，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3个维度价值坐标（见图1），以高品质生活发展为主轴，关注未来邻里、教育、健康、治理4大特色场景设计。
3礼贤未来社区4大特色场景设计
3.1邻里场景设计
礼贤社区以礼贤文化引领打造未来邻里场景，将未来邻里场景分为邻里特色文化、邻里开放共享和邻里互助生活3个板块。礼贤社区全面厚植“南孔有礼”历史文化基因，培育“有礼”未来人文素养。通过丰富社区文化设施、构建社区文化标志、打造社区特色文化公园与社区特色文化主题将衢州当地南孔文化以多种形式植入到场地中，引导形成礼贤氛围浓郁的邻里场景。礼贤社区以建筑单体为单位管理单元，通过“平台+管家”管理单元，实现封闭式管理，建立多形式邻里服务与交往空间，打造邻里开放共享模式。社区构建贡献、声望等积分体系，将积分体系额纳入社区活动中心信息库，明确以积分换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等机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邻里活动，促进居民互助资源共享，实现邻里互助生活。
3.2教育场景设计
礼贤未来社区从托育全覆盖、幼小扩容提质、幸福学堂全龄覆盖和知识在身边四个层面打造“人人有礼”育教方式，促进全龄素养提升。礼贤未来社区通过公建民营、幼托一体等方式，引入公益性、高端性等多层次托育机构，探索家庭式共享托育等新模式。礼贤社区创新性的将共享托育与社区养老服务挂钩，建立有余力老人、退休儿保人员等信息库，设置互助式幼托点，创新“邻里帮带”模式。礼贤未来社区打通社区与中小学近远程交互学习渠道，打通社区与之江汇教育广场平台接口，开展名师微课堂、同步课堂、双师课堂等互动版块，预留5G+VR智慧课堂场地和设备接口，探索开展虚拟实验、虚拟研学、虚拟旅游等，扩大优质幼小资源覆盖面。社区设置青少年宫、国学四点半课堂、儿童活动馆、幼儿亲水平台等，建立优质青少年培训机构合作目录，集成多样化兴趣活动，开展各种儿童主题体验活动和劳动实践教育、推行跨龄互动活动，构建多龄段需求功能复合型社区幸福学堂。社区还设置专业技能等各类社区达人资源库，构建学习积分、授课积分等共享学习机制。
3.3健康场景设计
礼贤未来社区以运动康养为亮点创造未来健康生活，构建涵盖活力运动健身、智慧健康管理、优质医疗服务和社区养老助残在内的健康生活场景。礼贤未来社区5分钟步行圈配置室内，室外健身点，15分钟步行圈内配置健身场馆，球类场地等场所设施，形成“蓝绿交织”网状慢跑绿道和滨水步道，与严家淤活力岛联动引导性慢跑绿道成网成环，建立运动社群组织，创新运动积分，实现活力运动健身。礼贤未来社区推广社区健康管理O2O模式，个人或家庭终端与区域智慧健康平台数据互联，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居民提供智慧健康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三级医院合作合营建立医联体，提供远程诊疗，双向转诊等服务。社区发展社会办全科诊所，智能医务室，Medicalmall（医疗商场）等，打造10分钟生活圈未来健康站，应用人工智能（AI）等先进技术建立“黄金4分钟”紧急救援网，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礼贤未来社区推广健康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适老化智能终端应用，提供智慧化医养结合服务，创新跨代合租、时间银行等互助养老模式，营造老人友好型社区。
3.4治理场景设计
3.4.1创业场景
礼贤未来社区因地制宜建设社区双创空间，提供弹性共享的办公空间，配置共享厨房、共享餐厅、共享书吧等“第三空间”，促进非正式交流与社会交往，打造复合优质的生活服务空间等功能空间。社区依托智慧平台搭建创业者服务中心功能模块，建立社区创客学院，促进社区资源、技能知识等全面共享，定期开设“民生市场”产品推介会和创意分享会，提供全方位的创业指导，咨询服务等。同时，社区还建立住房租售“定对象，限价格”的特色人才落户机制。
3.4.2交通场景
礼贤未来社区规划新建和全拆重建类做到“小街区，密路网”，路口间距不超过300m，新增公交线路和站台以码头为中心，通过水上交通与北部老城区相连，并开发相关水上娱乐设施及活动引导性社区路网空间全支路可达。社区采用分化封闭式的管理单元，首层架空下穿隧道等实现人车完全分流，花园式复合慢行系统，实现全区域互动。同时，社区建立智能停车系统，应用自动导引设备（AGV）智能停车技术等，提供车位管理、停车引导等功能，通过共享停车提高车位利用率，实现5分钟停取车。
3.4.3低碳场景
礼贤未来社区建设“光伏建筑一体化+储能”供电系统，全拆重建和规划新建类实现集中供热（暖）供冷，预留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应用接口，实现100%集中供热供冷，打造网红打卡地——零碳屋。社区进行互利共赢能源供给模式改革，全拆重建和规划新建类引入综合能源资源服务商，搭建智慧集成的管理及服务平台，社区综合节能率30%以上，采用“热泵+蓄能储热”技术和微电网技术，推广应用近零能耗建筑。社区促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提高垃圾回收利用率，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促进分质供水，提高雨水和中水资源化利用。
3.4.4建筑场景
礼贤未来社区建立统一的社区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社区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管理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引导CIM平台功能向南孔古城、严家淤活力岛等拓展，实现联片开发、统筹建设。礼贤未来社区以TOD导向开发强度梯级分布、“疏密有致”空间布局、采用公交站点上盖物业模式，实现无缝衔接，充分开展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地上地下综合利用、地下管廊集约规划布局建设。社区对国标GB/T50378—2019《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美国LEED绿色建筑认证等指标水平，提高绿色建筑建设标准，实现应用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建筑装修一体化，提供模块化户型组合和菜单式个性装修等定制服务。
3.4.5服务场景
礼贤未来社区依托智慧平台构建“平台+管家”物业服务模式，合理确定供物业经营用房占比，提出全生命周期物业运营资金平衡方案，实现基本物业服务居民零付费，开展商圈O2O、“最多跑一次”社区服务站、“一站式”服务中心、文化沙龙、旅游休闲、健康医疗、少儿生活体验、心理咨询、创新创业、社团孵化、共享服务等增值服务。社区建立完善的社区消防、安保等预警预防体系及应急机制，构建无盲区安全防护网，应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推广数字身份识别管理，通过智慧平台预警救援、地图定位、一键式求助、联动报警等功能，实现突发事件零延时预警和应急救援。
4结语
礼贤未来社区以“4+X”创新场景体系集成打造“三个有礼”未来社区建设，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坐标，以高品质生活发展为主轴，重视未来邻里、教育、健康、治理4大特色主场景设计，为居民提供邻里有温度的人文有礼社区、环境有韧度的自然有礼社区、管理有精度的秩序有礼社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