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论文范文1
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文化研究可使“城市教育学”转向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日常生活发掘教育议题。文化研究创立者霍家特就曾透过都市社会兴起的电视、电影等“大众文化”，揭示英国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难局。而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对其展开研究，更是可以形成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关键词：
城市教育学；文化研究；都市人生教育学
一、城市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本土教育理论界开始重视研究“城市教育”，相关理论探讨已浮现不少议题明确的“城市教育学”框架，如“城市独生子女教育学”、“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学”等。[1]近几年，本土“城市教育”研究又有一些进展。2013年，李振涛等甚至正式提出要“创建和发展‘城市教育学’”，以便研究“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最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和素质的培育生成，最有助于市民的健康、主动的发展及生命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等议题。这一教育学新构想旨在构建“教育城市”，将“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2]不仅如此，这一教育学新构想还有意纠正主流城市研究的教育盲点，显示出要在更广的学术界挺立“城市教育学”。为此还曾跨界进入“都市人类学”领域，以求发展“基于教育价值关切的都市人类学研究”。[3]其实，早在1928年，教育家吴研因便曾提倡“都市教育”研究。1933年，孙逸园也因看到时人“厌弃都市生活”，曾推出“我国教育界讨论都市教育的第一部专书”，[4]企图激励时人重建“都市教育”与都市社会。遗憾的是，这一“都市教育学”努力仅是“略举世界各国关于都市教育上的理论与设施”，[5]并未研究本土都市教育问题或“厌弃都市生活”的时人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而且这一努力仅是昙花一现便终结了。现在，这点早已熄灭的“都市教育学”火花，又被近些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重新点燃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幸事。只是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建构同样面临随时可能终结的结局，亦即构想一提出便没有了下文，拿不出议题更具体的本土“城市教育学”实验作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有诸多力不从心之处，其中最棘手的正是孙逸园当年遭遇过的学术困境，即无论北京、上海或其他都市，都难以深入了解其中的社会现实以及都市众生的生活与问题，以至往往只能靠“现代市民”、“生命价值”等抽象概念来建构城市教育议题，而无法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就此而言，要想推进当前由抽象概念主导的“城市教育学”实验，首先就得真正走入北京、上海或其他本土城市，从本土城市的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生活经验中获取教育问题。总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都市教育学”一样，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也存在因对城市社会及都市众生缺乏了解、难以展开后续理论生产的学术困境。对此学术困境，李振涛等想到的克服办法是到城市人类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寻找城市经验及理论支撑。这一路径确实有助于深入了解城市，像列斐弗尔（H.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就能提醒学者，研究城市时切不可只盯着国家、资本等城市社会的巨型主宰力量，而应从都市众生的日常实践入手展开考察，否则便无法理解“凌乱如麻”的都市社会现实和都市个体可能有的自我创造及影响。[6]不过，在认可到学术领域寻找经验及理论支撑之余，本文更想尝试到文学、电影等文化领域寻找适宜城市经验与教育议题，此即所谓“文化研究”路径。以下便通过理论阐述和一项文化研究实验，探讨文化研究到底可以带来何种不同的“城市教育学”进路，又能形成什么具体且有意义的“城市教育学”。
二、文化研究：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
对文化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时，总难绕过英国文学家霍家特（R.Hoggart）留下的学术遗产。1964年，霍家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由此在学院体制赢得一席之地。至于文化研究究竟是什么，则在1958年便由霍氏以一本专著《识字的用途》公之于世了。当时，霍家特深感精英及古典主义文学教育太过远离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无法关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命运。他希望发起改革，使现实社会中那些对普通民众影响甚大的文化能够进入正式的文学研究与教学体制。《识字的用途》便是考察广播、电视及广告等“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迅速崛起及对工人阶级造成的文化与道德践踏。霍家特的文学革新在西方学术界引发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运动，即由解读莎士比亚小说一类的“经典文化”，转向考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当代文化”。电视、流行音乐、电影等社会影响巨大的“大众文化”因此涌入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视野，长期远离人间烟火的精英主义文学研究与教学随之得以和当代社会变迁及芸芸众生的命运走势形成紧密联系。关于这一点，曾协助霍家特创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S.Hall）早已做过梳理，[7]无需本文再做更多揭示。本文真正要提的是霍家特创建文化研究时的城市语境、“城市教育”关切与“城市教育学”贡献。在霍家特那里，文化研究自一开始便将语境定在了伦敦、伯明翰等城市里，所以他会把自己发现的“大众文化”又称作“大众城市文化”（massurbanculture）。[8]更值得留意的是，霍家特之所以考察城市文化，其实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城市教育”关切，提请“大众文化”制造者及文化精英主义者不要把工人想象成只知“享乐”、“消费”，或是群“粗人”，以至于不是向他们兜售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就是将他们隔离在精英文化教育之外。1960年，当企鹅出版社因发行大众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控“有伤风化”时，霍家特之所以勇于出庭替出版方声辩，也是为了反抗精英势力认为该书只能让所谓“有教养的阶层”阅读，工人阶级等普通市民没有道德辨识能力，不能任其自由接触。这次出庭使霍家特成为“真正的名人”，[9]而本文所看重的仍是他的“城市教育”关切。和他的文化研究一样，他的出庭作证也是为了使城市工人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待遇，而不是被任由精英势力划为没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的“粗人”。总之，虽然霍家特从未以“城市教育学”之名来统领自己的文化研究，但其文化研究其实是在揭示城市工人阶级遭遇的文化教育难局，从而为后人发展“城市教育学”提供了一大经典范式，即“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主题涉及精英阶层如何在文化教育上歧视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生产商又以何种不义甚至低劣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向他们提供堕落的“大众文化”，不珍惜都市工人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并为他们生产“健康的大众文化”。[10]无疑，霍家特通过研究当代都市社会中新兴的“大众文化”来彰显自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的文化教育关切，正符合前文所说的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城市教育议题，本文即因此认为，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不仅贡献了一种“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更为发展“城市教育学”开拓了一条现实主义进路。这样说，是为了丰富“城市教育学”的既有路径。进而言之，相比于既有路径试图回答什么样的“城市发展道路”或“教育城市”能把“城市人”塑造成理想的“现代市民”这一形而上的城市教育难题，霍家特的现实主义路径显然能将“城市教育学”引向具体的城市社会，都市众生的社会现实、日常生活与教育难题随之亦能得到生动呈现。
三、一项实验：杨德昌“新电影”与都市人生教育学
当下中国都市同样充斥着“大众文化”，本土“城市教育学”自然可以像霍家特那样借助文化研究，描绘城市工人子弟被品质低劣的“大众文化”包围，以至难有时间和空间接触有利于工人子弟实现社会上升的良好文化教育。但本文不想让本土“城市教育学”变成仅是为验证霍家特的理论提供中国案例。由此出发，本文决定以杨德昌（1947-2007）的“新电影”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项文化研究实验，寻觅霍家特未曾涉及的都市教育议题。电影也在霍家特的视域之内，但他当初仅看到好莱坞商业电影，未曾考察当时法国文化界正兴起“新电影”运动。[11]“新电影”不是为了将观众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而是表达新一代艺术家对于西方社会人生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新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杨德昌正是中国台湾“新电影”的核心发起人。只要将杨德昌电影列为研究对象，即能突破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很适合用来建构不同于霍家特的本土文化研究和“城市教育学”。杨德昌1965年在台湾读大学时喜欢上了电影。1974年，在佛罗里达大学拿到工程硕士后，他又去南加州大学学电影，但那里的“课程满是好莱坞习气，没多久便愤而求去”。[12]之后杨德昌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但到1980年，杨德昌还是决定“改变人生，做真正喜欢的事，拍电影”，[13]于是返回台湾，与张艾嘉、侯孝贤、吴念真等走到了一起。当时业界流行的乃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片，[14]这群年轻人则立志拍不一样的电影。如侯孝贤所言，1982年是“台湾新电影崛起的年代”，[15]“其标志是由四段短片组成的电影《光阴的故事》，杨德昌在其中执导《指望》”。[16]之后，从1983年推出《海滩的一天》，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共留下7部“新电影”。这些作品曾赢得50余项电影节奖，《一一》更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杨德昌因此被国际电影界誉为“大师”。[17]至于杨德昌电影蕴含什么大师级的思想或理论，焦雄屏、黄建业、米歇尔•付东等电影及人文学界的杨德昌电影研究权威已做过诸多揭示。[18]然而由于专业限制，无论国际电影业界，还是国内外电影及人文学界，探讨杨德昌电影的艺术、哲学及社会学内涵时，均忽视了杨德昌的教育热情与忧思，即使偶有提及，也是当作缺点加以批评，声称真正的艺术不该为说教。只看到有观众曾替杨德昌的“说教倾向”做辩护，认为杨德昌之所以动人，恰恰在于他是“一个热忱的传教士”。[19]杨德昌的确是电影界难得的一位教育家，但更值得关注的还不是他的教育热情与忧思，而是他在深入了解台北社会现实及芸芸众生的基础上形成的都市教育探索，以及他以真实感人的“新电影”叙事表达出来的“都市人生教育学”。最初的作品即《指望》中，杨德昌是从都市女生入手展开他的台北观察与教育思考，他发现新一代都市女生固然独立要强，学业、家事均能对付，但在初潮、情窦初开等重要成长时刻，总是陷入孤独与无助。是为杨德昌首篇“都市教育”论文。到1983年推出独立执导的《海滩的一天》，女生已长大，变成可以在台北、巴黎等大都市自由来往的女白领。杨德昌的思考随之也有变化，他开始更关注台北社会的复杂变迁，以便弄清女白领寄生其中究竟能有何种人生。结果在传统体制瓦解、资本投机风行等变迁力量的作用下，女白领最渴望的生活即婚姻与爱情到头来均变得面目残非，仅在经济层面尚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黄建业等曾言，《海滩的一天》蕴含“台湾传统电影中未出现过的女性处境论述”，并为认识、超越此处境“提供了一个反省机会与一项参考：那就是在变化纷纭的现代社会里，真正的幸福与生命之道仍掌握你手中”。[20]这些解读堪称准确，但《海滩的一天》绝不只是为了展示导演的都市社会学和生命哲学发现。杨德昌考察都市白领的现实处境，特意以人物对话与回忆引导观众反省自我人生，均是为了教育都市众生：先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变迁，然后才可能弄清自己的都市人生。言外之意，《海滩的一天》其实是一次“都市人生教育学”实验。只是这次以社会学观察为主的教育实验虽能启示人们从社会转型入手认识人生，却无法回答何谓美好都市人生。之后的《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及1991年的史诗大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样表明：杨德昌越是了解台北女白领、中学生和市井百姓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越是难以向芸芸众生勾勒美好都市人生。杨德昌因此变得既忧伤，又愤怒。而在“新儒家”推动下，当时海内外学术界恰好兴起一股理论热潮，认为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腾飞”，是因为有“儒家伦理”暗中起支撑作用，仿佛商场各路人马都是孔子式的谦谦君子。这更让杨德昌感到忧伤与愤怒。1994年，杨德昌以一部新作《独立时代》对骤起的“新儒家”经济言论做出了回应。他彻底不顾“艺术不涉及说教”的陈腐教条，史无前例地在片头引用了《论语》的一段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引言到此，戛然而止。接着银幕上出现的是另一句话：“两千多年后，台北在短短二十年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之一”。杨德昌故意隐去孔子的回答“教之”，换上后面那句反映台北现实的话，以及特意将影片英文名定为AConfucianConfusion（孔子的困惑），这些显然意在提醒人们，如果将孔子请来，一定能发现，台北并不是靠“新儒家”列举的“伦理教条”富裕起来的，富裕的台北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没有教育。那台北社会有什么呢？杨德昌再次聚焦于白领女性，即琪琪、小凤等。她们时尚漂亮，特立独行，在台北商场展开各自人生。但这个暴富的商业社会并没有那种可以将人们的观念、行为及人际关系维持在道德水平的教育力量。像琪琪那样难得的矜持自重，也被周围人恶评为“装的比真的还像”。结果大家除了像小凤那样不顾一切地赚钱外，便不知道能从都市社会中得到什么。总之，在富裕的台北社会暗中起支撑作用的不是“儒家伦理”，而是疯狂追求经济成功及顺带而起的分裂与竞争。1996年，杨德昌推出了《麻将》。这一次，导演对于台北都市社会又有新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台北成为恐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汇集地。如那些来台北淘金、有钱之后便玩弄各地女性的英国人，其中一个还想将台北作为新基地，重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辉煌统治”。这些人的到来，加剧了原本紧张激烈的经济竞争，使各路本地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追求成功。连初涉商场的青少年都信奉“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动感情”，变成比西方及本地成年淘金者还要疯狂的淘金者。林文淇说：“《麻将》是一部高潮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21]的确如此，只是评论者未曾留意《麻将》其实是在延续《独立时代》的教育忧思，即富裕的台北社会急需一种可以将都市众生引向道德人生的教育力量。从《独立时代》到《麻将》，杨德昌一直认为，要想解决他之前提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让学生、白领等都市众生获得美好人生，得先克服富裕都市社会的道德危机。可多年探索下来，又找不到那种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的教育力量。即使化身孔子，他真正能做的也只是如实公布自己看到的都市社会事实以及由此形成的教育困惑。因为找不到解答，杨德昌其实不必再做教育探索。然而2000年，杨德昌仍拍出了《一一》。还有什么都市教育议题值得他以这部电影来展开探讨？得益于转换议题，他终于还能继续进行都市教育实验。这一次，他不再关注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拯救都市社会道德危机，而是思考如何安顿都市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存在，使都市个体获得美好人生体验。由此都市人生教育难题入手，杨德昌将台北中产阶级个体NJ作为观察中心，揭示了NJ及其家人、经济合伙人等都市个体的生命存在事实：众多都市个体的正常人生背后，均有疏离、压抑、孤独、失意等无人察觉的苦楚心相。连尚在中小学读书的儿女究竟有何沉重心事也没一个人能理解，精疲力竭的家长连他们是怎么上学的都无暇顾及，老师们也仅在意他们上课是否认真听讲。只是面对众多都市个体正常人生背后的苦楚心相，杨德昌虽可以慈悲地将它们一一揭示，却只能为NJ提供一种教育解答，认为像NJ这样的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即使因为责任满身注定疲惫奔波一生，也还是能通过古典音乐获得安顿和美好人生体验。至于如何改革家庭和学校以缓解NJ一双儿女的内心孤独，怎样为NJ妻子提供精神慰藉等都市中产阶级遭遇的其他人生教育难题，《一一》均没有作答。但瑕不掩瑜，《一一》终究贡献了一种旨在理解、超越都市个体苦楚心相的“都市人生教育学”。
四、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
毫无疑问，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教育学因此必须研究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可能遭遇的教育难题。近年兴起的“城市教育学”正是为此而生，而且也提出了怎样把城市建设成真正的“教育城市”，如何将“城市人”培养成“现代市民”等城市教育难题。但这些城市教育追问往往是由抽象概念建构而成，并未深入了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从都市社会现实及都市众生的日常生活中提炼教育难题。本文即是由此提出，转向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城市教育学”既有的议题建构方式，开拓“城市教育学”的现实主义进路，从而使“城市教育学”的理论生产真正能够揭示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的教育难题。如本文所述，在创始人霍家特那里，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电视、电影等当代都市社会兴起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霍家特之所以创立文化研究，则是为了揭示“大众文化”入侵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之后，会使都市工人阶级陷入什么样的文化教育难局。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因此其实是一种旨在认识、改善当代都市工人阶级文化教育环境的“城市工人阶级教育学”，其所揭示的“大众文化”生产商以低劣乃至不义心态对待工人阶级和其他都市民众，将他们推入“堕落”的“大众文化”世界，把他们塑造成“快乐的消费者”，正是当代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正在遭遇、但却被学界忽视的一大教育难题。可以说，即使原封不动地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也能将发展某种和都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教育命运息息相关的“城市教育学”。除梳理霍家特的文化研究及其“城市教育学”贡献外，本文还以杨德昌“新电影”为例做了一项文化研究实验。通过这一实验，不仅可以超越霍家特的文化视野与理论（即电影并非都是霍家特所说的意图低劣的“大众文化”），而且能发展出某种本土都市社会及都市众生急需的都市人生教育学。如本文所示，自1982年推出《光阴的故事•指望》，到2000年完成《一一》，杨德昌一直都在以“新电影”的深刻观察与生动叙事来揭示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个体等都市众生在台北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遭遇的人生教育难题，诸如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解决富裕台北社会的严重道德危机，使生于其中的学生、女白领等都市众生可以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以及都市中产阶级个体如何安顿自身诸多无人理解的苦楚心相，形成美好人生体验。就像许多人不同意伽达默尔的美学教育结论，即艺术可以拯救当代西方意义迷失的“生活世界”，[22]杨德昌的都市人生教育解答——找不到那种能够净化整个都市社会人心的教育力量，不过都市个体最终可以依靠古典音乐获得生命安顿——也很容易被认为是太过悲观，或不符合多数都市众生的美学口味。杨德昌是不该对学校、公司等都市社会基本运行机制的道德培育能力失去信心，或只把古典音乐列为“福音”，但对本文而言，真正值得留意的并不是杨德昌提供的解答有何不足，而是他在深入观察都市众生日常人生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探索及其所揭示的都市人生教育难题。本文即因此认为，相比于照搬霍家特的文化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文化研究路径乃是以杨德昌“新电影”或其他相似的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像杨德昌那样真正深入台北或其他本土都市，“城市教育学”随之也能直面本土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最后想起，罗蒂曾呼吁学术界“抛弃理论，转向叙事”，理由是数学式的抽象理论无法认识人类的苦难处境，“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才能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23]此类言论难免会让人对数学式的抽象理论产生误解，乃至抹杀抽象理论本身的知识与教育价值。不过小说、电影等叙事方式的确很适合用来详细揭示人类的苦难处境。就像杨德昌，他其实很喜欢做抽象的理论思考，甚至如吴念真所言也很善于写“论文”，[24]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以电影叙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都市社会观察与人生教育思考。以此为参照，本土“城市教育学”如果想深度呈现学生、女白领、中产阶级等都市众生的人生教育难题，也需尝试更有效的叙事方式。何况如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5]叙事其实还是中国教育最初首选的理论及实践表达方式。
作者：周勇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1]风笑天.中国第一代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J].教育研究.2005,(10):28-34；郑金洲.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病理现象[J].教育发展研究，2006,(4):12-19.
[2]文娟，李政涛.从“教育城市”到“城市教育学”[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30-137.
[3]孙丽丽.都市人类学研究中的教育价值探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138-143.
[4]吴研因.序[C]//孙逸园.都市教育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2.
[5]孙逸园.自序[C]//孙逸园.都市教育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3.
[12]王昀燕.再见杨德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55.
[14]林青霞.窗里窗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3.
[15]侯孝贤.另一种视角[A]//付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6-177.
[16]米歇尔•付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5.
[17]安德森.杨德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3.
[18]焦雄屏.台湾新电影[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8/黄建业.杨德昌电影研究[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付东.杨德昌的电影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9]无心.杨德昌以及《一一》[EB/OL].
[20]黄建业等.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M].台北：耀升文化有限公司，2007：.40-46.
[21]林文淇.麻将：杨德昌的不忍与天真[EB/OL].
[22]德维尔诺.艺术能拯救我们吗——关于伽达默尔的沉思[J].国外社会科学.1992,(1):29.
[23]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2
关于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不枚盛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和资料研究餐饮象征文化，在西方学术界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具体代表人物有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乔治•弗雷泽（SirJamesGeorgeFrazer），法国社会学派马歇尔•牟斯（MarceMauss）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新结构主义的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和玛丽•道格拉斯（DameMaryDou-glas）等著名学者，都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餐饮象征文化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尽管如此，餐饮象征文化在目前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界也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研究领域，因为虽然以上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曾对此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但实际上至今仍未建立起关于餐饮文化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还带有某些严重的偏颇倾向。瞿明安的《中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中国56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横向论述各民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宗教文化、人生礼仪和节日风俗的关系，纵向探讨各民族生活方式在当代的变迁和面临的选择问题（瞿明安，1995）。《隐藏民族灵魂的符号———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论》，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及资料，对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描述（瞿明安，2001）。着重从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餐饮学的角度探讨民族餐饮发展的现状、问题、对策。比如张培明《发展新疆民族餐饮业的前景展望与思考》，杨丽《云南民族饮食文化与旅游餐饮业发展浅议》，单浩杰《内蒙古中西部特色餐饮业研究》，杨晓坚《试论白族饮食文化在现代餐饮中的开发与利用》，王晓文《试论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以福州为例》等，分别从微观的菜品、烹饪、技术和宏观的政策、管理、文化、历史、特色等角度提出发展各民族或各地区餐饮业的对策。以上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了少数民族餐饮功能定位的研究的复杂性。
本论文通过2010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的参与观察，对北京金孔雀德宏傣味餐馆的122名顾客发放和回收的122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多元文化大都市少数民族餐饮的功能意义，该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分析方法与数据的处理
本文运用了SPSS软件FACTOR模块对所收集的122份调查问卷进行了因子分析。调查问卷中变量共35项。在做因子分析时，需要提取一些能够体现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的变量，删除一些主观性强的问题，原始数据最好是数字形式。因此，笔者对调查问卷中相关数据进行了处理。处理的方法是：第一，替换并保持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经常“有、有、一般、没有、完全没有”，依次替换为“1、2、3、4、5”。第二，多项选项间逻辑关系不强，主要体现多样化特点，采用数字合并替换法。如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旅游发展、餐饮发展、解决就业等选项，当调查对象选择两个选项时替换为“2”，选择三个选项时替换为“3”等。经过这样处理后，从35项调查题中，共选取了13个变量（如下页表1所示）。
二、数据分析
运用SPSS软件中FACTOR模块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首先，运用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方法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来判断进行因子分析是否合适。SPSS中的FACTOR模块输出结果显示原始变量间相关性为78%，显示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然后对初始载荷矩阵和公共因子进行旋转，表2和表3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下页表4是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发现：在旋转后公共因子解释原始数据的能力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因子载荷矩阵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都发生了变化，其更倾向于0或者正（负）1。从上述的输出结果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表示了是否踏实舒服、对管理者印象、对消费者印象、是否有归属感、和消费者管理者交往意愿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提供给顾客归属感和认同感，即都市餐馆所发挥的凝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纽带功能。第二个因子主要表示了傣族文化传播、去傣族意愿、深了解傣族文化意愿、北京好处民族交流所反映的内容。表示傣族餐饮激发起消费了解傣族文化的兴趣和去傣族地区旅游的愿望，即都市傣族餐饮具有沟通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金孔雀的桥梁功能。第三个因子表示了印象和态度发生变化、饮食爱好变化所反映的内容。表示顾客群体通过傣族餐饮，自身民族文化观和饮食习惯所发生的变化，即傣族餐饮具有整合功能，促进文化的再生产，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平台功能。第四个因子表示顾客来金就餐次数和傣族文化了解程度所反映的内容。顾客通过就餐可以了解一定的傣族文化，即傣族餐饮具有展现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功能，笔者将其定义为餐馆的窗口功能。分析结论与启示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次调查问卷所反映的都市少数民族餐饮主要窗口、桥梁、纽带、平台的功能。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少数民族自身可以通过餐饮来展示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市人可以通过民族餐饮的消费过程，接触和了解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餐饮的经营群体则可以通过餐饮经营活动接触和了解都市人和都市的社会文化；民族餐饮作为文化符号，又是展现中国社会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政策和现实的窗口。
（2）民族餐饮具有桥梁作用。它可以激发消费者进一步了解和探究特定民族文化的兴趣，甚至将那些对别的民族文化深深着迷的消费者引向滋养这些富有文化魅力的那一方水土那一方人，为民族旅游业的勃兴注入推动力和吸引力；而那些持有迷人特质餐饮文化的民族，则可以形成以餐饮经营者为先锋，原乡人为基本队伍、地方特色物产和文化为内涵的通向中心的人流物流，促进中心城市和民族地方之间的互惠交流。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设计
1引言
城市滨水区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滨水区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给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可以增进居民之间的感情。因此吸引了很多城市居民前来，成为了城市中有特色的部分。滨水区由水域和陆地组成，是水域和陆地的交界地带，同时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达到了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城市滨水空间具有边缘性和开放型，不仅加强了城市的可识别度，同时还很好地展现了城市的风貌。一个城市的滨水区往往代表着一种文化的积淀，如何通过滨水空间景观设计来最大程度展示城市的风貌，利用滨水区打造适合人居住的空间成为了现阶段空间景观设计师正在研究的一大问题。
2城市滨水空间的界定
城市滨水区连接陆地和水域。滨水空间的范围是200m～300m。滨水空间对水域和陆地之间的间距也有要求，两者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km～2km，步行为15min～20min的路程。城市滨水空间重视的是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和谐和平衡，自然要素包括江河湖海之类的水系，以及植被坡地等地形地貌。人工景观主要指一些公共开放的区域，例如滨水空间中的公共建筑。滨水空间通过表现人工景观的魅力和自然景观的壮丽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促进城市生态系统和人工建设系统的融合。
3城市滨水空间的种类与特点
城市滨水区的形态与水体有关，不同的水体造就了不同形态的滨水区，主要有带状，网状和面状。滨水空间按照其相邻的水体类型进行分类，有滨河区、滨湖区、滨海区和滨江区这四个种类。还可以按照土地使用情况来给不同滨水区命名，如滨水工业区，滨水文化区，滨水湿地等。由于滨水区是开放的区域，因此具有开放性，识别性和可达性。随着滨水空间建造技术的进步，滨水空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个城市除了要有城市中心景观，还要重视对城市滨水空间的设置，让滨水区与城市中心特色相吻合，与城市融为一体。多样性的城市滨水区建设给居民提供了多样性的娱乐方式。滨水空间的建造还可以增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城市的地产价值，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城市。
4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规划设计的理念
1）整体性理念。由于滨水区也是城市的重要部分，所以滨水区的主题要跟城市的理念相符合。在突显滨水空间的城市特色的同时，又要优化城市面貌[1]。2）生态优先原则。城市滨水空间的本质上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所以在改造过程中要始终以绿色生态、保护环境为基本原则。在对滨水空间的景观进行设计的时候，尽可能将设计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小。3）人性化理念。城市滨水空间是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其设计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服务城市居民，满足城市居民对生活环境和休闲娱乐的需求，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要始终重视以人为本的原则。4）文化延续理念。一个城市的命脉就是城市的文化，是一个城市的象征，而滨水区就是体现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城市滨水区的建设一定要基于该城市的历史文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设计。从历史上来看，滨水区一般都是城市最早的发源地，因此具有较为久远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基于此，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规划需要突显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的重要理念，让文化渗透到设计方案中的方方面面，深度融合设计和历史文化[2]。5）亲水性理念。水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滨水空间的景观规划必须重视亲水性。在进行景观设计时，需要尽可能的让城市居民近距离地看到水上风景，领略河道景观。
5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规划设计方案
5.1重视整体规划、科学分区。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需要从整体出发，权衡利弊。其设计思路应该以城市未来发展规划为基础，实事求是，根据城市的具体形态、结构特征和现阶段的基础状况进行设计，不能照搬其他城市的设计方案，避免发生与当地城市发展不协调的情况。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规划应该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不能仅仅是因为美观，水域空间的规划和设计要能适应城市后期的拓建工作，不会影响城市的扩展，与此同时，又能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例如，有些城市就会采用“一河两岸”的规划方案，根据城市水域不同阶段的场景进行人文活动、生态活动的改造。如果城市内依然存在农田，在进行景观设计时，可以结合农田和城市主干道的绿化程度，打造出生态长廊，嵌入式的城市景观设计，有机配合整个城市，采用科学的分区设计的方法。水域的上游往往可以建造生态田园，由上游至下游铺设生态缓冲区域，减少下游水域的污染，保障居民的生活安全，可以采用生态滩涂的方式种植亲水植物园作为生态缓冲区。水域中游可能存在一些工业厂房，可以建设工业主题的公园和一些污水处理厂房，并以河道为主要景观，考虑到景观视觉因素，将居住区域与田园风貌区分开来。水域下游是城市居民区，这一区域可以主要展现城市的都市风貌，展现城市居民生活的美好图景[3]。
5.2保护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生态环境是城市滨水空间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一个城市的水域孕育了一方水土，例如上海的黄浦江，所以保护好城市水域的生态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水域的实际情况和生态元素，对水域内的水资源进行大力保护，尽可能不破坏水域的原始生态，并在保留原始环境的前提下，构建生态网络系统，来保护植被和树林。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植物结构，进一步维持地方生态的稳定。此外，还需要保持地方原有的优良农田，形成更加丰富的生态景观。
5.3传承地方特色，发扬地方文化。城市滨水区作为城市的重要象征，是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地方，因此融入地方特色文化就十分重要，可以充分展现一个城市的特色，弘扬该城市的中心理念。城市滨水空间的景观设计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设计，不应该盲目追求新潮，生搬硬套，而是要对一个城市的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等多种因素进行充分的了解，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再对滨水空间进行设计改造。例如，上海的黄浦江两岸，充分保留着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的面貌，其两岸的建筑都体现着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一路走来的历史和文化，其中标志性的东方明珠，更能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黄浦江两岸的民宅和一些现代化技术很好的体现出了这座城市与国际化、现代化的完美融合。对于还有一些保留着农田风光的城市，可以在继续延续本来的农田风光和田园肌理基础上，对两岸的农村进行保留和改造，打造生态型都市农村，对农村的田埂和水塘进行改造和治理，将田埂设计成交错的小路，变成可以供游人行走的通道，一方面可以增强美观性，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游客来旅游，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5.4满足人性化需求，构建亲水空间。水资源是滨水空间一个独特的资源，因此是进行滨水空间景观设计时的重点考虑因素。本着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亲水、用水、乐水的亲水理念，将城市居民生活、娱乐、运动等功能性需求融入水岸设计之中，打造一个自然的水域空间。可以考虑到水域空间的水岸线资源，根据河段不同，为居民带来不同河岸的空间体验。可以根据河岸线的实际情况，规划富有城市特色的主题活动，可以在河岸边设计体育馆等建筑，充分利用水资源进行一些水域活动，例如游轮参观等活动。还可以在水域边建造一些供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建造一个和谐的人水关系。在充分保证城市居民和城市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改造利用城市已有的防洪岸堤来促进城市居民和水域空间的关系，对岸堤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为城市居民打造出多样化的滨水空间，营造丰富多彩的亲水活动，让城市居民有更加丰富的亲水体验。在水域较为平稳的区域，可以提供水上游玩项目，为人们提供游玩的船只，让城市居民更好的体会到水上风光和城市之美。除此之外，在滨水空间景观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对水资源的保护，对污染的水系进行治理，对良好的水系进行保护，进一步保障城市环境的清洁工作。同时，还可以改造人工湿地，在湿地内培育水深动植物，修复生态环境，加强滨水空间的生物多样性。对水系进行治理和保护进一步保障了城市居民的用水安全，提升了城市的生态环境。
6结语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4
进入21世纪，北京联合大学坚持“发展应用性教育，培养应用性人才，建设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努力实践“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办学理念，统筹学科专业布局与发展，建设一流应用型大学[1]。面对北京市大众化高等教育以及建设国际大都市英语人才市场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提出了建设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本科英语专业；坚持面向首都社会经济建设，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国际商务、文化交流、英语教育、外事文秘等基本技能并能娴熟地用英语服务于首都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一、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 “应用型大学必须通过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来提升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学科要为专业建设提供支撑，专业发展要对学科提出明确的要求”[2]。学科以发展科学研究为目标，而专业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两者侧重点不同，因为两者的构成要素、设立原则以及划分方法不同[3]。北京联合大学应该“以为地方区域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原则，主动适应首都产业结构变化，建构应用性学科专业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专业和面向应用的专业。贯彻面向应用、依托学科的专业建设理念，以应用为向导、以学科为支撑，带动专业发展”[4]。 英语语言文学是属于“文学”学科门类中“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背景下，中外文化思潮相互渗透、交流、碰撞和融合，社会市场对英语人才规格的要求已经从“岗位稳定型”向“岗位适应型”[5]过渡。英语专业过分单调、传统和强调模仿记忆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既然北京联合大学已经明确了“办学为民，应用为本”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为首都北京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原则，与时俱进地调整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建构一个融传统学科优势与应用性专业特色为一体的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最大限度地培养适应首都社会经济建设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 二、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 应用性英语学科建设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建设一支具有应用性英语学科特色的师资队伍，解决好应用性英语学科的研究方向与方法问题。2005年末，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确立为院级重点建设学科。三年多的学科建设有效推动了外语系教学科研工作，提高了教师对高校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责的认识。然而，我们的学科建设带有较大的专业属性，尚未形成自己的应用性特色。因此，它仍然是在为英语专业建设提供基础性支持，还谈不上以学科建设拉动或者带动专业建设。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注重挖掘传统学科建设中的创新意识，既与时俱进，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去培育自己的科研特色和优势。“所谓特色就是人无我有，所谓优势就是人有我强”[6]。 2008年，我们根据这一原则，对英语语言文学院级重点建设学科的研究方向做了微调，下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两个研究方向。 1.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属于英语语言文学的基础性学科研究方向。我们强调英美文学作品的文化解读和影响研究，为建设一个应用性英语专业提供基础性学科支撑。 我们首先强调认真研读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挖掘其中的西方文化元素，强化英语教学中的人文精神教育。在《“从放弃中得到拯救”———读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彻底的奉献>》一文中，黄宗英用史实证实了这首诗歌不愧为“一部用十几行无韵诗写成的美国历史”。当弗罗斯特在这首诗中说美国人“拥有着当时不被[他们]拥有的东西”时，他一方面指当时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被英国所剥夺，而另外一方面他指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爱上这块土地。这种“软弱”只有当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他们必须像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时才能够被克服。 为了“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他们学会了“放弃”、学会了“奉献”，因此“立刻从放弃中得到拯救”[7]。这一研究体现了文学文本文化释读的应用性文学研究价值。 由于英语专业学生最核心的能力是文本的解读能力，因此如何通过貌似简单的文本语言外壳去解读深邃的文化意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英语专业开设英美文学与文化类课程的目的所在。外语系近年有不少毕业论文得益于学生在“高级英语”和“英美文学”等课程上的文本释读。比如，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02级英语专业徐文静同学的《<女勇士>：一首由女性复仇走向自我歌唱的赞歌》（2006）、2003级张睿靖的《〈瓦尔登湖〉中的朴素意义》（2007年）和2006级侯蕾的《心灵的旅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的象征意义解读》（2010年）等校级优秀一等奖毕业论文，都是学生在认真研读经典原著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看到了中西文化差异或者西方文化精髓给现代人生命意义所带来的启示。 其次，我们加强翻译实践研究，打造学术著作翻译优势。近年来，外语系连续翻译出版了几部学术译著：《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三联出版社，2006）、《圣经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和《罗蒂自选集———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这些学术译著起点高、难度大，颇有影响，为打造外语系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的优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外语系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深度和质量。 #p#分页标题#e# 第三，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黄宗英主持完成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汉英北京2008年奥运会、残奥会常用词语手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外语系多位教师参与了这项任务。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刘敬民先生认为它“必将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8]。以上这些科研成果都说明北京联合大学在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英语学术著作翻译等方面的进步和实力，为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 第二语言习得与专门用途英语研究方向属于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应用性交叉研究。第二语言习得主要涉及对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过程的观察、描写和解释，人们通常从语言学、社会、心理、认知等角度去研究它。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指导外语学习者的学习、外语教师的教学、外语能力的评价有直接而显著的作用。专门用途英语是指在某一社会领域中使用的、用于实现某些特定交际功能的英语。 目前北京联合大学开设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有旅游英语、秘书英语、商务技能（商贸英语）等。这些课程着重于培养学习者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如何有效地使用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手段的能力。200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明、王洪主编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探索》，收录了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撰写的19篇论文，为应用型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黄宗英主编的《传统与创新的契合———英语语言文学研究论文集》，收录外语系教师教学与研究论文27篇，充分展示了北京联合大学在探索应用型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于2007、2008年两次联合举办“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之上。它将教学科研、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性英语学科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既体现了继承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传统，又体现了外语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创新精神。 三、应用性英语专业建设 1.专业基础教育 外语教育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目前，许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计划和课程设计已经从原来以培养语言技能为主要目标转变为以培养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为主要目标。比如，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网站介绍，该院英语专业商务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合在跨国公司从事商务管理实践”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其办学特点是实施“英语＋专业方向”的培养模式；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将有较强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扎实的商务理论基础，较强的商务实践能力，并能有效地实现两种能力结合；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听、说、读、写、译等专业基础课以外，增加了涉及管理、经济、贸易、金融、会计、营销等方面的“主干方向课程”，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原来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语言学概论”等高年级核心课程被列入“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比较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然而，这种培养模式在学科和专业建设方面存在着一些矛盾。李赋宁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说“：我国的外语系首先要满足国家对于各方面外语人才的需要。最重要的一点是打好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这虽是老生常谈，但一定要保证做到。课程设置应是多方面的，但不可能很深，因为不可能使外语教师专业化”[9]。当然，许多综合性大学可以通过整合多学科教育资源优势来解决外语教师专业化问题，但是如何保证外语专业的教学质量问题却经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入学总成绩并不理想，且英语单科成绩总体偏低。显然，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教学质量，确保我们的学生能够享受一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应该享受的高等教育学习过程。 2006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之后，我们尊重外语教育的规律，研究教学对象，注重因材施教，重视英语专业的重要教学环节，想方设法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认真实施教学质量工程。2008年，应用文理学院英语专业2004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八级考试（TEM8）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58.33%，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3.05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84个百分点[10]。 2008年，外语系英语专业2006级全体学生参加全国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的一次性通过率达到了72.22%，超过全国一次性平均通过率10.39个百分点，超过其他同类院校一次性通过率16.08个百分点，取得了优异成绩。 2.理论联系实践 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在英语专业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第一，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英语专业学生以课堂学习为主，接触社会机会较少，理论与实践基本脱节，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应变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比较弱，不能体现应用性教育的特点。第二，重语言能力轻素质培养。教学方法比较陈旧，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忽视创新素质、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足够的锻炼。第三，学习方法陈旧。在学习上主要还是被动地吸收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资源，开拓第二课堂进行个性化自主式学习，学生的知识面不宽，难以适应北京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形势的要求。第四，专业特色不明显。 大部分课程仍然以语言技能为主，虽然在高年级开设了商务文秘技能类课程，但没有形成综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在专业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2009年建成了联合大学“同声传译实验室”，加强了商务文秘技能类实践教学环节和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初步构建了校内实践教学体系。与此同时，拓展校外就业实习基地，增强学生接触与服务社会的机会，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第二，狠抓教学六个基本环节：朗读、课外阅读、备课、上课、课外作业、考试，保证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质量。第三，增强素质教育意识，强调专业基础课教学中的文化意识培养，挖掘英语语言外壳之下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语言世界观。第四，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改进学习方法，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办学，提高“出国率”，2010年英语专业共毕业51名学生，其中12人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攻读硕士学位。#p#分页标题#e# 3.英语专业课程体系 为了更好地体现应用性英语专业特色，英语专业已经在逐步实施一个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以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课程体系。主要课程分为三大模块：英语基础课、商务技能课、人文素质课。4.实践教学随着发展应用性教育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北京联合大学英语专业积极挖掘社会资源潜力，同时充分利用校内良好的实践教学硬件环境，切实有效地开展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2008年春季，应用文理学院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署了协议，为英语专业学生提供就业实习基地。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了解了国内外英语教材的发展态势，外语教材编写、编辑、出版的过程，编辑的职责与能力要求；通过调研全国高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所开设的课程及使用教材情况，学生更加明确了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的基本情况、不同院校对英语教学的不同要求、所开设的课程及其教学效果等。这些实践活动对于学生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明确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思考就业出路和充分认识英语语言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都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结合北京联合大学“部级应用文科综合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英语专业利用同声传译实验室开发了“新闻听译”、“秘书英语”、“商务技能”等实践教学课程，培养了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言应用能力。比如，“英语新闻听译综合实践”教学项目的具体教学步骤包括以下六个环节：新闻听写、分组讨论、代表发言、新闻口译、新闻笔译和评论写作。教师首先将录制的BBC/VOA/CNN/CRI等权威英语电台新闻节目分句播放，学生进行听写；然后是“分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接着进行“新闻口译”，即每4人一批分别进入1~4号译员间，对教师播放的新闻同时进行口译训练；之后，是“新闻笔译”，即用新闻体中文将所听写的新闻译成中文并进行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最后是“评论写作”课外作业环节，即根据所听写的新闻内容，自拟题目并进行调研，然后用英文写出400字以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这项练习融听力、阅读、翻译、作文为一体，不仅能够提高同学们的听力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英语新闻文体的认识、口译能力、笔译能力和写作能力。 四、结束语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提出了建设“以英语语言文学为基础、商务技能为特色教育”的应用性英语本科专业的设想，并且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了许多扎实工作。目前，应用文理学院外语系教师不但能够注意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化意识，而且能够自觉地将文化意识融入应用性英语学科和专业建设，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们的教学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创建一个适应培养首都社会经济建设急需的高级应用性英语人才的基地而努力奋斗！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人居文化；人居环境；茶室设计；商业建筑
1引言
为了解决城市环境等问题，国内城市都在提倡人居环境的建设，大量前沿科技技术被运用于城市公共空间、建筑空间的建设中。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建筑正如同生产线上的产品一般被批量化的快速产出。以成都为例，在城市中心商业圈，商业综合体以及办公写字楼以快餐式的设计拔地而起，千篇一律的建筑外观以及内部空间使得城市的人居文化慢慢丧失。面对这一现象，学者们也在这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如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将“文脉主义”、“地域性主义”运用于建筑[1]；法国建筑师波丹在中西人居文化交流论坛上提出建筑的装饰风格可作为参考借鉴，但建筑空间布局则必须以当地人居文化为本进行设计[2]；吴良镛院士在参加人居历史与文化论坛时提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要有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以及文化自强的精神[3]；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在北京茶室的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运用；此外许多历史街区的保护设计上也有对人居文化的研究，如成都的宽窄巷子（图1）、太古里等。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建筑的人居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少有系统化的理论分析，大部分从单一的层面对环境、空间与文化进行探讨。本文从成都市沙湾路的茶室设计出发，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建筑场所、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建筑构建和建筑空间这五点要素入手，更全面的研究人居文化如何在现代化商业建筑中融合与延伸。
2概念解析
2.1人居环境
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起居、休憩游乐的空间场所。人居环境学科是以包括乡村、城镇等在内的所有聚居形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聚居行为看作一个整体，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人类理想聚居环境[4]。吴良镛院士曾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中提出很多关于城市设计的类似概念。他提到城市经济、技术发展的同时应该强调文化发展，文化环境是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5]，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文化环境进行研究。
2.2人居文化
“人居文化”一词最初用以形容中国传统建筑或人们聚落的居住环境及文化特征，从建筑文化史角度看，建筑个体存在以下几点特色：大屋顶、屋架、立柱、斗拱、墙壁、门窗、砖瓦、栏杆、台基、铺地与室内装修等[6]。此外中国传统建筑受东方哲学理论“物我为一”（道家）、“天人合一”（儒家）等影响，这种思想体现在传统建筑的各个层面[7]。所以便有了“以山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8]一说。以建筑而言，建筑设计的前提条件取决于环境因素，在建筑上应该充分体现自身及环境所蕴含的人居文化。如今，人居文化在部分城市建设、住宅规划设计上得以体现，在居住空间及活动空间的设计上，人们也开始关注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特色。然而在当下的商业建筑设计上，缺乏将传统思想融于其中的优秀作品。
2.3现代建筑人居文化
为了更好的将人居文化在现代建筑中得以体现，不仅要关注对传统建筑的保留，还应该考究如何将人居文化与现代化的技术、设计理念相融合。例如建筑的门窗设计，可以采用传统建筑带有雕饰的门窗，在选材时选择表面做过处理的木材或者其他现代化的材料，这样既拥有了传统建筑优美典雅的门窗形制，又改变了传统建筑材料易损坏的缺点，这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也是文化的载体。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建筑评论家詹克斯在《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中提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文脉主义的解释，他认为个性化+都市化=文脉主义。[9]这里的“文脉主义”不仅指出文化要素需要建筑个体与城市相结合还指出建筑要反映特定的时空观并且要与环境有机结合，考虑传统文化的沿袭性，建筑应该符合城市社会需求但也要有自己的特色[10]。詹克斯书中所言与人居文化在建筑中的融合有异曲同工之处，建筑的发展也证实，全世界的建筑都在摒弃纯粹的功能主义，用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整个建筑界并延续至今，从侧面体现出纯粹的功能主义应被淘汰，人们在现代建筑中更多的需求是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享受。现代建筑的人居文化应该充分结合城市特色与城市文化发展来进行解读，不能片面看待建筑个体的发展。在环境行为学国际研讨会上，重庆大学教授卢峰认为城市自身应该具有可识别性，例如重庆的解放碑商业区域与洪崖洞（图2）的商业区域进行比较。解放碑作为重庆市的地标式广场、商业空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从城市的可识别性来说，洪崖洞更能使人们意识到重庆的特色。这是因为洪崖洞从建筑的形式上采用了重庆地区极具特色的吊脚楼式传统民居，并且用现代的设计手法与技术将建筑建于地形十分复杂的悬崖边，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的结合给人很深的印象，所以很多人会在看见洪崖洞的第一时间反应过来这是重庆。反观成都，重要的文化地标性商业街区不在少数，宽窄巷子、文殊院等等，但它们并没有使成都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这是因为建筑过多的商业化设计而忽略了人居文化在建筑与城市中的关系。而吴良镛院士在城市人居环境对于文化环境建设中所提到的建筑“独创性”与卢峰教授所说的“可识别性”在理念上不谋而合。所以城市人居环境整体的建设与建筑中的人居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3从成都市沙湾路茶室设计看人居文化
3.1成都人居文化
成都人居文化可以解释为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片区独有文化，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是川西民居（图3）的形象。与传统人居文化思想一样，讲究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材以传统的建筑材料木、石灰、青砖、青瓦为主，屋顶多以坡屋顶为主。在材料的选择上就十分节约资源，注重环境的协调[11]。这是具有显著特色的传统建筑，它承载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从建筑的角度来说很好的诠释了成都地区的人居文化。除此之外，以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看，成都的地方的文化特色还包括了饮食、历史名人的记载和城市本身的地理环境因素等，这些特点一起构筑了成都的人居文化。以茶室设计为例，文化的根源来自成都市经久流传的茶文化（图4）。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准。老成都上世纪40年代拥有60多万人口，这其中有近12万老成都人都是名副其实的“茶客”。在民国时期甚至更早，成都的大街小巷就有了各类老式茶馆[12]，所以茶文化可以算是成都本土文化中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之一的文化。成都当下不缺乏现代化的商业街和各式茶室，例如宽窄巷子就存在了许多的茶室或咖啡厅，宽窄巷子在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的设计上极具文化气息，是对成都民国文化的一种拓展，但它们的设计还是具有过多的商业特色，大面积的落地窗及过多的金属构件对街区的装饰，使宽窄巷子在建筑个体上对文化进行了延伸，缺乏在整个场所或者环境上做到“独创性”的特色，而商业建筑的设计离不开对“场所精神”研究。
3.2人居文化在茶室设计中的体现
3.2.1在场地环境的中体现
本次研究中选址在沙湾路，背靠的是流经成都市区的府河，这样基本能确定建筑的观景面。府河有着它本身带有的历史文化，曾经作为成都的水运必经水域，对它的利用也变得至关重要。现场的情况是无坡地，视野十分开阔但是场地内缺少植被。因此采用尽量低的楼层，在场地内大量种植植被。因为人的视觉在离建筑20米至30米时可以识别建筑个体，留出这个距离并尽量以54度的观赏角度[13]布置集散空间可以营造一种曲径通幽、绿色环绕的氛围（图5）。这样正好是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一种体现。剩下的临水场地又做的较为开敞、这样给人最好最开阔的视野。
3.2.2在建筑布局中的体现
在布局（图6）上，主要以传统的院落形式为主要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将不同的建筑单体、室外梯段、建筑外部构件等进行围合形成多个院落（图7）。这样打破了传统的合院形制，使院落具有变化性，更加灵活。将围合封闭的地方开口给以其活力，并且依靠不同的层高，不同构件的使用，对观景面产生起伏变化的效果。既运用传统民居的院落组织，又采用多变的道路流线穿梭于不同的院落之中，潜移默化的将传统文化置于其中。
3.2.3在建筑材料中的体现
在材料的选用上，采用成都民国时期民居的特点即青砖、青瓦（图8）的使用，在此基础上加入木质材料的构件及玻璃、混凝土等。尽量避开传统民居大量砖墙围合的特点也避开过多的现代化材料对它的构建，目的在于既要表达建筑上现代化的时代观，也要充分延续传统文化在其中。当然，建筑的材料选择有一个主次，传统的建筑材料为主，而构件方面的材料则为辅。
3.2.4在建筑构建中的体现
在吴冠中画家的绘画（图9）中，水墨画下的江南民居有一个特点，画中建筑总是表现的很零星，有时只有一段山墙有时只有一个远景，只有不同的景物片段加以承托，却总能表现出建筑的唯美。这可能是吴冠中画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一种潜在只能意会的精神，用片段、灵活的实体来完整的表达江南民居之风。所以在茶室的研究中，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也应该有一种精神，可以解读为建筑的文化符号，而传统建筑中的文化符号是不可或缺的屋顶，设计的中心思想从此而来，于是才有了不同形式的坡屋顶构建于茶室之上，在尺度与坡度统一的情况下，通过现代材料的构件来支撑，再采用不同的搭接方式而形成变化。
3.2.5在建筑空间中的体现
隈研吾在北京茶室（图10）的外观运用了大量的传统民居要素，坡顶嵌套建筑实体的设计极具特色，采用了大量现代化的透光砖来构成它的立面，使传统元素与现代化元素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它的内部空间设计十分具有震撼力，有序排列高低不同的吊顶与纯白色的背景元素融于一体，简单的一个矩形空间内只摆了一副茶几和几个坐垫，而最具特色的是没有窗户的窗洞，视线可以直接通过故宫宫殿的屋顶。北京茶室的空间对视线、光线的通透处理为使用者展现了一幅中国传统建筑的画卷。所以在本次研究中，很多的空间没有做封闭的围合（图11），而是采用构件、通透的片墙来进行分隔；将构件处于不同位置，完整的平面被分隔成多变的空间而不使用大量的封闭实墙，以达到良好的通透度来观赏府河景色感受成都的历史风貌文化。在院落的室外空间也用不同的室外平台及梯段分隔，使得使用者可以从任何一个流线到达不同的空间。通透设计是为了良好的展现文化景观以及建筑本身的特点，当使用者置身其中的任一空间时都可以看见传统文化带给建筑的影响，同时潜意识的去感受成都的人居文化。
4结论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网络营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江市
一、用户调查
本论文主要选取内江市本地居民、在校大学生及地区旅客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人们对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态度。共回收100份问卷。据调查分析可知，有35%的人是通过电视节目和网络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是旅游见闻、博物馆展示、报纸杂志等相关途径而知晓。由此证明，电视和网络新媒体在宣传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重要作用。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范围较广，但是人们并没有普遍关注。调查结果显示，39%的人不怎么关注，还有14%的人从不关注。在被问到是否会购买非遗产品时，有23%的人选择购买，有56%的人会看情况购买，这说明非遗产品的潜在客户非常多，市场广阔。在购买非遗产品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作为旅行纪念品、送礼，其次是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觉得非遗产品好看好用好吃、非遗产品具有特色、为了收藏等，这说明人们对非遗产品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乐于探索它包含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此外在旅行中人们也非常愿意将它作为伴手礼购买回家。在购买非遗产品喜欢的渠道上，61%的人选择了实体店，39%的人选择了网购。因此，在非文化遗产的开发中，我们可以依据人的喜好进行研究，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产品进行个性化包装，保留非遗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激发人们的需求与购买欲，这是非遗文化开发的关键。
二、网络营销环境
1.微信公众号。此次调研选择了最内江、内江头条、内江文化旅游、内江非遗四个公众号，以上四个公众号，信息推送的受众群体都是内江市人，主要提供新闻推送、在线订报等服务，对外的影响力非常小，外地人几乎不会关注这些公众号，对于内江市的对外非遗旅游形象宣传十分匮乏。内江非遗公众号在微信推送的文章排版上没有特别设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排版方式，对浏览者缺乏吸引力。其中较少的对内江蜜饯、资中木偶戏、吹糖人等特色非遗宣传文章的推送，最高阅读量6717，点赞互动人数110，平均阅读量约为600，点赞互动人数约5。从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内江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传播上的不足，但是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加大线上宣传力度，不断丰富传播形式。
2.电商平台。此次调研选择了淘宝、京东、拼多多三大电商平台，在内江市的非遗名录里，食品类的产品较多拥有线上店铺，而其他类别的产品几乎没有。在三大电商平台中，对小型商铺最友好的是拼多多，例如，内江蜜饯这种名气较小的非遗产品在淘宝上很难看到推送，销售量最高只有248件，而拼多多平台门槛低，引流较容易，对于这些小商品的营销来说非常有利，内江蜜饯的销量达6937件。由于许多非遗产品并没有形成产业链，知名度也比较低，所以在淘宝和京东上的运营和推广存在一定的难度。
3.PC端。在对内江市非遗类相关信息的收集中，本文发现记忆内江、内江市人民政府网涉及较多的内江非遗信息和新闻。内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营销研究王彬力侯玲（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计算机与软件学院四川成都610065）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记，其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民族历史江市人民政府网是内江市对外的官方政务网站，信息内容以政策新闻为主。在网页首页有“走进内江”板块，该板块从历史、人文、行政区划、大千文娱等方面，对内江市的概况进行介绍，在“内江人文”里，可以搜索到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但是讲解的篇幅较少，就传播内容的深度而言，远远达不到受众的预期状态。记忆内江网是由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网站，该网站是针对内江市非遗文化保护专门成立的，内容详尽，在非遗名录板块中详细介绍了各个非遗项目的特色和传承历史。但是该网站搜索排名较低，只输入内江这两个关键字几乎找不到该网站的信息。内江市非遗信息铺设中，搜索引擎百度搜索的信息是最多的，相关信息约2,120,000个，但是经站长工具进行关键词分析后，搜索“内江”关键词的结果是搜狗搜索最高。对于微博的调查，本文发现只有四川省资中县木偶剧团，内江非遗这两个官方账号，其他的非遗项目均没有相应的微博账号，微博的信息推广做得不够完善，还有许多发展空间。今日头条和视频网站的内江非遗信息数量较为均衡，但今日头条平台上的相关文章十分少，综合信息搜索结果只有8条。
三、网络营销策略
1.多平台合作增强内江市非遗文化影响力。宣传是人们获取非遗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明显缺乏。经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内江市非遗信息传播渠道的建设非常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增强内江市非遗的影响力，除了完善网站，增加信息外，还可以将特色文化与互联网、影视节目、文化艺术节相结合，对非遗进行“再创造”，与当下社会文化对接，扩大非遗的传播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文化的魅力。例如，四川电视台科技频道与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利用微信公众号和电视等渠道，将蜀绣、木偶戏、古琴等传播给大众，既宣传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又提高了成都市非遗的知名度。2020年开展的“云游非遗”在线展览活动，推出了1000多部非遗影片，还让音乐剧演员阿云嘎、郑云龙进行视频科普，展现了非遗文化的独有魅力，提高了非遗关键词搜索频率，吸引了新生代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关注。因此，内江市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内江市的官方宣传片里，和各大媒体平台合作宣传，加入每一年的遗产日，增加内江非遗在各大视频平台的信息数量，提高品牌影响力，引发网友去主动探索内江非遗背后的故事。
2.LBS营销策略。LBS营销是基于移动位置提供相关信息服务的营销方式。LBS营销需要利用用户位置进行推荐，而手机都自带定位系统，几乎所有的APP在用户安装后都会在第一时间询问用户是否允许获得地理位置，因此，非遗产品推广策略可以借助手机定位系统实施。在移动广告平台上，利用地理定位功能，依据用户的实际位置显示附近的非遗广告内容，从而有效提高用户对广告的关注度和点击率。内江市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游客，在陌生的地区人们通常会使用地图、餐饮、交通APP，针对旅客内江市非遗的信息推广可以着重于此类APP。例如，百度地图的定位点按键旁都会有生活服务推荐，利用此模块将非遗产品信息录入会极大提高它的曝光量。在公共交通App上也可以增加非遗文化专栏，让每一个使用它的用户都可以了解到本地的非遗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位置图谱广告推送，针对某个年龄段的人群、某些消费习惯的人群或某种性别的人群等进行推送，提高广告推送的精准度，精确地影响用户。
3.微信营销策略。微信是人们最常用的即时通讯软件，截至2019年，微信月活跃用户已达到11.5亿，是中国目前用户量最大的APP，它以其强大的互动性、信息推广精准等优势，赢得用户的青睐。在微信众多的功能里，微信公众号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从营销角度来看，微信公众号可以更好地引导用户了解品牌、扩大信息曝光度、增强用户互动，降低营销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实现更优质的营销。笔者在前期调研中发现，针对内江市非遗宣传的公众号数量非常少，而且大部分都是铺网宣传，将特色小吃、民俗戏曲、文化活动等混合宣传，并没有体现出非遗文化的独特性。微信公众平台的营销，一是要有清晰的定位。针对内江市的非遗公众号的定位，应是一个为内江市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提供本地特色非遗文旅信息的平台。风格定位应轻松接地气，以便于浏览者更好地接受信息产生兴趣。在之前调查的公众号功能里，几乎没有清晰的分栏，因此，功能板块的设置上要进行分类。微信公众号应该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培养用户阅读公众号的习惯，经常给用户带来不同的体验，让阅读者有浏览的欲望，提高视觉上的感受。二是要巧设标题，引起浏览者注意。公众号推送内容的标题，是吸引订阅者点开微信阅读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是针对内容的一个简短性概括，也是一篇推送不可忽略的点睛之笔。因此，在对内容进行设计之初，要对标题有所设计，将想要传达给受众的信息和主题借助标题表示出来。标题可以借助近期热点话题的名字营造自身的热度，比如“知否知否，内江非遗攻略值得你拥有”“后浪，让非遗变得时尚”等。以“后浪”作为标题关键词，巧妙结合了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推出的火爆演讲《后浪》的热度，为非遗文化做了一次高曝光率的推广。用户在微信搜索栏对“后浪”这个关键词进行搜索时，就有可能看到这篇文章，无形中提高了文章的曝光率和传播面，对于微信公众号的订阅者来说，标题紧跟时事热点具有一定的趣味性，容易拉近公众号和订阅者之间的距离，吸引阅读者进行传播与互动。
四、结语
网络大环境下，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营销，更需要注重渠道建设和信息铺设，利用现有的网络营销平台和工具，提高内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使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余秋梅.基于RMP理论的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海南热带海洋学院,2019.
[2]薛可,龙靖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挑战和新对策[J].文化遗产,2020(01):140-146.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7
“超循环”是圈行系统中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的变化与旋升。②它融合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思维之道与存在之道、研究方法之道与研究对象之道，是世界万物生发的格局与态势。近代，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地球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西方人文学科领域生发了拯救人类精神生态，呼吁环境保护的生态批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生态批评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态批评产生。中国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生学科，其生长态势自然也遵循了超循环之道。 一、“依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看似一体” 生态批评起源于欧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见端倪，九十年代兴起。在中国发出的最初声音是司空草1999年11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一文。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潮是在2002年，以王诺教授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标志。国内关于生态批评的综述文章主要有：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以及其硕士毕业论文《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99—2005》、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等，另外在鲁枢元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和刘文良教授的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中也提到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与发展。以上学者在阐释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时候，一般都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归入生态批评的发展中来。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17年发展综述》，文章把生态批评兴起的时间定为1987年，其根据是文艺学家鲍桑葵1987年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中的词条“文艺生态学”；把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定为1994年，其根据是有关“生态美学”论文的发表。［1］周玮露的《欧美生态批评在中国》一文提到了生态批评在中国起步的标志———司空草1999年发表的文章《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但她在提及国内生态批评文章和专著的时候把曾永成教授的专著《文艺的绿色之思》、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文艺学》、姜澄清教授的专著《艺术生态论纲》和徐恒醇教授的专著《生态美学》列为生态批评的代表作，而且文章后面把国内的生态美学会议看成了生态批评研讨会，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看成了一体。［2］刘文良教授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有关生态批评发展综述的论述在前言的第二部分———“当代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崛起”，刘教授虽然没有把生态文艺归入生态批评，但是文中提到“2000年出版的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2年出版的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0年出版的徐恒醇的《生态美学》、2003年出版的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都宣示着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已经‘渐进佳境’。”［3］第三部分“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现状”，提到“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4］也没有把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分开。然而，中国生态批评起步期为何会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看似一体”？原因就在于这时候的中国生态批评是“依生”于西方生态批评、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而成长的。 二、“竞生”和“共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耦合并进” 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后，马上引起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两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有其必然性。首先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都是在地球生态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产生的，本是同根而生；另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彼此有着学科互补性，能够耦合交融。生态批评属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应用研究维度，生态批评的发展能够促进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构建又能反之为生态批评提供更好的哲学支点和理论规范。中国的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中国本土又有其知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所以生态批评传入中国以后，其发展有两支主流。一支主流是最初把生态批评从西方引入中国的那一批专家学者，这批学者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大都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一般英语水平高，能直接阅读欧美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了解西方的学术潮流。比如王诺教授还曾去哈佛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为王诺教授在哈佛大学一年访问的学术成果。除王诺教授外，这一支流的代表人物还有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胡志红教授、刘蓓教授等。另一支主流是在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传入中国以前就从事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有袁鼎生、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刘文良等专家学者。 前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王诺、韦清琦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王诺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在研究生态批评以前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开始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的文章，主要有：2002年发表《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2005年发表《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2006年发表《北美印第安神话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三人谈》、《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我们绝对不可等待”》、《从生态视角重审西方文学》，2008年发表《论华海的生态诗》、《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生态批评读本”述评》、《生态批评的思想文化批判》，2009年发表《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梭罗简单生活观的当代意义》、《“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2010年发表《从表现到介入：生态文学创始人卡森的启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从王诺教授2002年到2010年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文章特点来看，主要有两方面转化：一是其生态批评逐渐把生态美学的审美性批评引进生态学、文化学批评；二是其生态批评不断扩展批评空间，从起初的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作品及作家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整个西方文学、中国传统经典的批评。韦清琦教授任教于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也是在2002年开始发表有关生态批评的论文。2002年发表《用生命铸造的生态经典———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的春天”》、《方兴未艾的绿色文艺研究———生态批评》，2003年发表《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2004年发表《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访劳伦斯•布伊尔》、《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2005年发表《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2006年发表《中国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三人谈》，2009年发表《农妇•剪纸•狼———重读贾平凹的“库麦荣”》、《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生态批评家的职责———与斯科特•斯洛维克关于“走出去思考”的访谈》，2010年发表《走向一种人文仿生学———论当代中国自然写作的一些特点》。和王诺教授不同，韦清琦教授较少的将中国的生态美学思想引入生态批评，韦教授对生态批评的研究一是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引入国内，以促进中西生态批评的融合；二是提倡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注重对生态批评的实践应用维度。#p#分页标题#e# 另一支主流我们主要看袁鼎生教授、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批评研究。袁鼎生教授是国内生态美学学科领域的大家之一，之前从历史、逻辑、应用、比较、元学科等五个维度系统构建生态美学学科。袁教授2009年出版著作《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2010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生态批评的规范》。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袁教授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5］提倡中国风范的生态批评应当吸收中国生态美学的审美性因素，而构建一种文化、艺术、哲学等中和价值更为完备的新批评。鲁枢元教授是国内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发表过很多生态批评论文。主要有：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004年发表的《精神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2005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关于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2007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视域》，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中的“自然”含义》。鲁教授生态批评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本书中，对生态批评研究的贡献主要在“生态批评的空间”这一范畴上。鲁教授指出了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是以生物学知识系统为背景的知识空间，它不同于之前的神学知识系统和物理学知识系统下的知识空间。古代文论的形态更多的体现为“精彩灵动的话语片段”［6］；现代社会的文学批评让文学艺术创作服从机械的科学定律，其理论形态多表现为“冷漠坚硬的结构”［7］；当代社会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8］鲁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表现人类在社会中地球上生存状态的整个文学系统都可以用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研究、批评。”［9］两支主流在“竞生”和“共生”中“耦合并进”。进而为下一步中国生态批评在“整生”中的超循环发展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三、“整生”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批评———与中国对应学科“超循环”发展 “整生”视角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的认同上；另一个是对生态批评原则、规范的探讨上。 （一）空间、对象认同的超循环 生态批评刚传入国内的时候，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是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及其作家，另一方面是中外的现当代文学及作家。前一类多以古代自然山水诗人的诗歌、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作家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为对象，比如何悦玲2001年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共生与和谐：人类家园的古典理想境界———〈花源诗并记〉生态美学解读》是对古代文学中自然山水诗人的作品的解读；张志平2001年11月于《名作欣赏》发表的《对一种生态伦理的诗意想象———贾平凹近作〈怀念狼〉解读》是对生态文学的解读；老树2004年10月于《森林与人类》发表的《草原尽头的狼风景———〈狼图腾〉与生态文化》是对环境文学的解读。以自然、生态、环境文学作家为批评对象的文章，例如李玫2005年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郭雪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后一类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如张艳梅2005年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中国现代抒情性乡土小说的生态伦理叙事》；对外国现当代文学解读的生态批评，比如王育烽2005年11月于《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发表的《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自然生态意识》。随着对生态批评认识的加深以及生态批评学科生命力的日益显现，国内专家学者认识到了生态批评批评对象应该扩展至古今中外整个文学系统，显示出对生态批评空间、对象认识的超循环。鲁枢元教授的专著《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仅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批判。……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10］王诺教授在论文《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也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和评论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绝不仅仅是直接描写自然景观的作品，更不仅仅是‘自然书写’。……从根本上说，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因素，对它们进行生态批评完全具有合理性。……正因为如此，生态批评对文本的解读和评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对象。”［11］王诺教授2005年发表的论文《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以及2008年发表的论文《从寄居意识看“圣经”中的生态尺度》都是生态批评空间、对象扩展研究上的实践。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一书中也指出“文学艺术批评的空间与质域，应由文本的审美批评、审美文化批评、艺术哲学批评构成。生态批评，则相应地由文本的生态审美批评、生态审美文化批评、生态艺术哲学批评构成，形成三位一体的质域。”［12］袁鼎生教授从生态学中提炼出生态艺术哲学、生态美学超循环理论和生态学术方法，将更有利于扩展生态批评的空间、对象，审视文本、社会、哲学、艺术中的生态关系。#p#分页标题#e# （二）原则、规范探讨的超循环 2007年左右，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中国生态批评的原则与规范，展示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超循环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刘文良教授2007年2月于《理论探索》上发表的论文《试论生态批评的原则》。文章提出了生态批评的四条原则：一是“以文化批评为本，但不忽视批评的审美性原则”；二是“跨文明，跨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审视”；三是“‘深层’透析，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四是“‘以人为本’为归指，‘生态为本’为内核”。［13］2009年4月又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本土精神：生态批评的创新之基》，认为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要立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凝练生态智慧，重视本土文学，拓展批评空间，彰显自主思维。［14］袁鼎生教授在《生态批评的规范》一文中，指出了“西方生态批评因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忽略了文本审美批评的基础，忽略了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结合，偏离了文学艺术本体批评的宗旨与规范。”［15］提出了“生态和谐标准”、“生态中和标准”和“生态大和标准”生态批评的三重标准，以及“艺术审美生态化”、“生态艺术审美化”和“生态艺术审美化”生态批评的三大规律。2006年王诺教授、韦清琦教授、宋丽丽教授在《三峡大学学报》一致认为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中国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体，又要突破本土而走向世界。［16］之后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一书中结合西方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列举了生态批评“生态美的自然性”、“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和“生态审美的交融性”三条原则。［17］鲁枢元教授认为生态时代中国学术将走向一个新格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开始发挥独立自主的作用，并成为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基于此，鲁教授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列举了生态批评的九大尺度：（1）“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2）“人类……不应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常的利益去无度地掠夺、挥霍大自然。”（3）“生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不能忽视人的自然醒，人与自然的一体性。……”（5）“决不能把全球化单单看作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不能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破坏全球生态一体化。……”（6）“……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产方式。”（7）“生态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8）“生态批评……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和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9）“……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它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9］可见，中国生态批评的当前探讨都一致性的强调了生态批评的审美维度、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提倡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学术资源。这将是对西方生态批评单调的强调生态功能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中国生态批评超循环发展的一种显现。 四、结语 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遵循“超循环”的生发路线主要经过了上述“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阶段。从“依生”、“竞生”、“共生”和“整生”四个视角统观而看，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发展从起步时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看似一体”，到后来与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耦合并进”，再到目前与中国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超循环整生发展，显示出其健康的生长态势。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生态批评一定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体系完备、话语健全、具有中国风范的成熟学科。
都市文化论文范文8
关键词：南京;地域文化;街区环境设计
南京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南京地区在数千年的城市发展中沉淀积累下来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表现。这些地域文化不仅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且对现今的城市发展、文化传播等方面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地方特色。在中国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城市大兴土木，导致“千城一面”的事件不断上演。人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承受着地域文化不断丧失、城市情感归属逐渐消亡等负面影响。近年来，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始重视城市发展过程中历史文脉保护和地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研究。南京作为国内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关于地域文化保护、应用、传承的经验。因此，研究南京地域文化和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京地域文化的形成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充分体现了其特有的地位和优势。南京城东临钟山、西据石头城、南向秦淮河、北朝玄武湖，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我国长江下游中部地区，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历史上，南京城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文化上南北交汇、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在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陵文化。金陵文化主要包括六朝文化、明文化、民国文化、革命文化、秦淮文化等。这些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反映在这座饱经沧桑的都市中，也因此形成了许多历史人文景点，如玄武湖、明孝陵、南京总统府、雨花台风景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夫子庙等。这些充满地域文化色彩的景点使南京形成了自然和人文、历史和现代、传统与创新相互协调的城市风貌。南京历史悠久，既经历过“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繁荣昌盛，也经历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衰败无奈；秦淮河畔有过灯红酒绿，金陵城中也曾经意气风发；总统府内传过先进之识，抗日战争时也受过屠城之苦。南京城具有的地域文化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结晶。城市街区环境作为其重要的物质载体，在建筑风格、环境景观、公共设施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南京地域文化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中的体现
南京的城市设计结合了地理条件和环境风貌特征，充分利用了龙盘虎踞、山水环抱的自然条件，形成了山水城林的城市格局，是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有机结合的优秀范例。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奠定了南京的古城风貌，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汲取了各种形式的地域文化内容，在街区环境设计中体现出不同风貌和特征。如，玄武湖一带受城墙文化与沿线历史古迹的影响，周边的建筑以低矮型为主，建筑风貌相对较为古朴，色彩也较为沉稳。位于大行宫的总统府是南京的重要城市节点，周围的1912街区和梅园新村受民国文化的影响，在建筑风格和街巷布局上具有明显的民国特色。夫子庙地区作为南京重要的风景名胜区，也是南京秦淮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整个街区的风貌以仿古为主，建筑新旧融合，水系和街巷相互穿插，亭台楼阁交相呼应，完整展现了秦淮文化。刚刚经过老城改造的太平南路街区面貌一新，从原来的老旧杂乱，变成风格统一的民国风情街区，不仅展现了南京历史文化特色，而且提升了旧城区环境系统机能。以上是在宏观层面分析南京地域文化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中的体现。从微观层面上说，南京地域文化也在城市街区环境设计的细节中呈现。桥梁设计、建筑物上的雕刻和装饰品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南京的地域文化符号。南京博物院采用了古代建筑中的飞檐建筑形式。秦淮河夫子庙风景区渲染出桨声灯影、烟雨霏霏等意境。在色彩的运用上，秦淮河夫子庙地区的建筑主要采用冷色调，以黑白灰为主，营造出秦淮河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冷静、平和的氛围。南京的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不仅实现了将商业街区与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有机结合，还实现了对传统历史文化元素的现代化利用。如，将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物作为如今的办公大楼等。另外，南京城市街区环境设计主要采用现代风格，对南京市的不同街区实现多种功能的规划，实现不同街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地理文化特点上共同发展。同时，南京作为文化历史古都和现代特大城市，其在街区环境设计中要求将两者统筹兼顾、协调统一。当今的南京城市规划设计正是本着这一设计理念展开的。如，1912街区在作为历史文化集聚地的同时也是商业场所。
三、实例分析
1.老门东街区环境设计
老门东位于南京城南地区，是金陵市井文化的发源之地，呈现着老城居民最质朴、本真的生活状态。整个片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展现了南京地区的传统民居形式和街道风貌。如今，随着南京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老门东地区逐渐脱离了现代城市发展的轨迹，其街区环境和城市功能难以满足人们现代生活的需求。因此，2010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对老门东地区进行整体环境改造。老门东街区环境改造设计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思想，充分保存和延续了门东地区的历史遗存，凸显了老城区特有的城市肌理和地域文化。老门东街区环境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要素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旧建筑风格保持统一，富有南京地方民居特色。在具体的建筑改造中采用“修旧如旧”的思路，尽量保持原有建筑特色，材料大部分使用了青砖、灰瓦、老木头等具有历史感的材料，让建筑具有一定的原始风貌。建筑的结构尽量采用具有南京地方特色的结构形式，如，屋顶多用空斗木梁结构，中间的墙体采用实心砖墙，下面的基础多用条石砌筑，等等。门窗栏杆等建筑构件按照老旧建筑的样式和做法仿制，尽量复原历史场景。在细部的装饰上也充分体现了传统特色，如，门前的石鼓上雕刻的花纹生动、活泼，题材大多采用具有南京民间特色的吉祥图案。第二，地面铺装形式多样，材料和图案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如，室外公共街道区域的地面铺装大多采用青石、砖瓦、碎石等材料，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再现了老门东历史时期的街道风貌。地面导视系统设计采用了城墙元素，再现了南京城的旧貌，和墙面导视中的南京新城形成鲜明对比，充分展示了南京地方文化特色。第三，本土化景观小品的运用，在细节处彰显城市特色。公共区域的景观小品大量运用了南京本土植物，力求还原地区风貌。景观小品的形式设计也尽量考虑其文化传播意义，通过雕塑、绘画等多种方式呈现老南京的民俗民情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典故，如箍桶老汉雕像、寄信女孩雕塑、“城南旧影”等。第四，业态的引进既符合文化传承又兼顾旅游的配套服务功能。在老门东街区业态规划上，根据街区的格局分布，分别设置了不同功能的商业街，包含了餐饮、住宿、购物、展览等功能，既满足了游客的多种功能需求，又再现了热闹繁华的商业街景。
2.1912街区环境设计
南京1912街区地处太平路和长江路的交汇处，是大行宫地区重要的城市地标，四周有总统府、江宁织造博物馆、南京图书馆、中央饭店、江苏省美术馆、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六朝博物馆等重要城市建筑，是一个文化交融之地。1912街区的整体设计是以总统府作为文化坐标，整体采用民国建筑风格，体现了浓厚的民国风情。其中的建筑多为独栋式，建筑的布局大多沿用原有的街道格局，纵横交错，形成许多合院和天井空间。有的建筑之间用天桥作为连接，使整个街区的外部空间富有变化。在南京1912街区规划设计时，为了营造纯粹的民国文化街区环境，整个街区的建筑并没有一味地选择“修旧如旧”或“推倒重来”，而是选择性地保留和新建。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是新旧穿插，有的采用原有建筑的木窗，有的则运用了现代的装饰材料。如，花园洋房的立面设计采用了大量的彩色玻璃作为窗户装饰，这样既遵循了整体的设计风格，又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在建筑的体量上，街区内的建筑以二层为主，这样的考虑主要是为了和总统府建筑群在高度上尽量统一，也延续了大行宫地区的城市肌理。在屋顶的设计上，街区内的所有建筑都采用了小瓦坡屋顶，新建的建筑多为灰瓦，保留的老建筑多为红瓦，色彩上的穿插既体现了街区的原真性，也保证了和总统府的屋顶色彩统一协调。建筑的立面以青砖为主，花窗和栏杆多采用灰色的水泥材质作为装饰。整个街区的色调以灰色为主，这样既能够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也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1912街区的环境设计是成功的，它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留住了人们的时代记忆，还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功能。民国文化作为南京的重要文化名片，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发挥。这对城市的地域文化传承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笔者通过对南京地域文化的分析，探究南京地域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结合南京不同的街区环境设计案例分析了地域文化的不同表现方式。这对研究城市发展与老城更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城市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人们要以时代的眼光审视历史和未来。只有妥善处理地域文化和全球化的关系，才能够推动现代城市街区环境的全面系统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智勇.文化商业街区空间环境设计研究与敦煌文化商业街区实践.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2]安浩奇.地域性导向下的城市建筑立面风貌控制初探.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3]裴胜兴.基于遗址保护理念的遗址博物馆建筑整体性设计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4]臧鑫宇.绿色街区城市设计策略与方法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5]李纳.基于隐性历史文化遗存的城市街区空间形态研究.青岛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