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托陈取消派”(简称“托派”)是指赞成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主张的一类人。托派分子任曙、严灵峰等以《动力》杂志为据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陈独秀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否认中共领导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严灵峰以生产技术作为测验社会经济结构的方法，证明中国社会是怎么迅速地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并进而得出其结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虽然日益严重……然而，中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化并未止步，仍然有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任曙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商品，使得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已取得支配地位，甚至在全国资本主义都占有了统治地位。
而且还错误地将对外贸易当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严灵峰、汪曙等人的观点是荒谬的，因为他们没有辨明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只强调帝国主义资本与民族资本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面;未分辨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内和侵入一个丧失独立的国家所起的不同作用，而只是一般地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的不可调和性;并且把帝国主义入侵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故意混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两个不同的范畴;还故意把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说成是一个国家内大小企业之间的差别，把华洋资本之间的竞争看成是一个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故意把帝国主义凭借武力和特权扼杀中国经济生路的事实掩盖起来，把华洋资本视同一家，于是得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沦。另外，因《新生命》杂志而得名的“新生命派”，主要以国民党学者戴季陶、陈布雷、陶希圣等为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胡适为代表，国民党改组派以为代表，也纷纷撰文参加论战。他们为了反对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抵制马克思主义，故意混淆中国社会性质。“新生命派”提出“中国封建制度崩坏论”，认为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胡适提出了中国的问题在于“五鬼闹中华”认为“五鬼”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它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敌人，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均不在危害中国之列;有的论点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存在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可见，尽管派别各不相同，但都主张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中共关于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进而否认开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面对挑战，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论战。1930年3月，《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发表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这篇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引向深入的开山之作指出，无论是谁，如果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实质，便会对于一切问题的认识陷入到极端错误的泥潭。那些不愿意农民进行革命的人，其反动理论的依据就是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并且批判了那些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种种错误认识，批驳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从理论上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作了较系统的论证，较全面论述了中共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判断及对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基本主张。随后，革命知识分子相继在《读书杂志》、《新思潮》、《布尔什维克》等刊物发表文章，对于中共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认识作更加深入的阐述。比如，1930年4月，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人的系列文章刊载《新思潮•中国经济研究专号》。这些文章分别从农村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的关系等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封建和半封建经济。1931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发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驳斥托派等人的观点，被认为是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佳作。
该文以近4万字的篇幅围绕中国社会究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焦点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大量的基本事实，对严灵峰、任曙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当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捍卫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认为，任曙无视剥削关系，只注意了商品关系，实际上是充当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辩护士。此文注重以实证数据为论据，指出帝国主义只会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帝国主义会加紧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并论证了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绝不会使中国的经济得到独立发展，只能使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化。进行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指出，当前中国革命具有“民主资产阶级性”。其结论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的无产阶级绝对不可以跳过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否则，中国目前的革命必将遭到严重的失败，社会主义革命也必然不能取得胜利。
此文有理有据，论证充分，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具有重要影响。吸收了这次论战的成果，并作了必要补充和系统化，进而为论争多年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做出了科学的结论，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通过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得出了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科学结论，其成果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基础。这场论战关系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必然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否认20世纪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点，以偏概全，是的外在表现。通过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唯物史观由异端之说走向历史中心舞台，且不断壮大声势，各派人物都纷纷以标榜自己运用唯物史观而为时尚，因而使得唯物史观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193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广泛，在历史学家中无论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史学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上曾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好像是当年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老调重谈。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任意贬低或否定革命，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定中国近现代史的革命主线，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认为革命可能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片面地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与此相呼应，“侵略有功”论也粉墨登场。者把“近代文明”和殖民侵略等同起来，美化殖民侵略，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否定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们解构历史又重构历史，就是为了否定革命，声称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搞改良主义，提出“革命史范式”应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弦外之音是近代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国以后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要想克服现象，从根本上清除产生的社会根源，唯有事实求是，即用事实来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p#分页标题#e#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一种思潮的产生必然存在其孕育的土壤，一种思潮的传播必然和现实形势相关联，而要克服一种思潮就必须要铲除其产生的土壤和厘清其得以传播的现实条件，消除产生这种思潮的客观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之所以会一度沉渣泛起，客观上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有待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方面不够成熟有关系。故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文作者：刘霞 单位：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