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叙事学的产生和发展，对电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无论是电影的拍摄还是电影批评都对叙事学有所借鉴。《朗读者》是20世纪末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小说一发表就引起轰动，其中丰富的叙事技巧更是令人称赞，导演斯蒂芬•戴德利10年后将小说搬上了大银幕。影片运用小说的叙事方式，向我们传达了至少三个层次的故事，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使电影就形成了框套式故事层次，这种故事层次传达了多重主题。叙述者问题是叙事理论的核心问题，德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把叙述者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类型。①这种对叙事者的划分也是叙事方式的分类。零聚焦是指叙事者以无所不能的眼光讲述故事。视点不受任何限制，可以深入到人物内心，更可以随意作主观评价，是一种宏观的全景式叙述。内聚焦是指叙述者以故事中人物的眼光叙述故事，是叙述者一个人或几个人物所感觉到的事情。电影中白格和汉娜的叙述属于这种类型。外聚焦是指叙述者从故事外部对人物和场景聚焦，仅仅向读者展示人物的话语和行动，而不进入人物内心，不作主观评价。导演向人们所呈现的画面，大多是全景式展示，很少作主观评价，相当于文学中零聚焦和外聚焦的故事叙事方式。 一、框套式结构的内部层面———汉娜讲述的故事 影片中汉娜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采用了内聚焦的叙事模式。镜头向观众展示了她在二战集中营做看守的所作所为，即汉娜自己的故事，这是故事的内部层面。按照韦恩布斯对叙述者的划分，汉娜是“不可信的叙述者”，不可信的叙事者与“隐含作者”②的思想规范背道而驰。显然影片导演与汉娜的观念是不同的(这里的导演相当于叙事学中所说的隐含作者)。汉娜在集中营作看守时，让300个犹太人活活烧死。并且问法官“如果是你该怎么办”?“如果一个同故事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那么他关于事件、人、思想、事物或叙事世界里其他事情的讲述就会偏离隐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讲述。”③汉娜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她始终认为，她只是按照理性行事，遵守的是第三帝国的法律和社会规范，只是没有得到别人的理解:“人家不了解我，没人晓得我本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你明白吗，如果没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人能要求你讲清楚，就是法庭也不可以要求我”。汉娜的罪疚与忏悔是很有限的，她的忏悔只是指向了幸存下来的人，面对死者，她仍未有清醒的忏悔意识。可以说汉娜在认罪与忏悔方面，并没有让人满意的表现。这显然与导演的观念不同，但是导演未加干预，只是通过一个一个镜头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二、框套式结构的中间层面———白格讲述的故事 白格讲述的故事属于故事的中间层，构成了电影绝大部分的画面。作为与导演有相似观点的白格———叙述本人，“也具有双重的叙述角色:既是所经历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对‘亲历者’事件进行讲述的讲述者;是讲述的主体，又是被讲述的客体。”④这里的双重角色是指:一是指白格讲述他和汉娜的爱恋故事，白格是故事中人，属于故事内同故事;二是指他讲述的汉娜的故事(对汉娜自己讲述的故事进行补充)，在第二个故事中电影采用了白格作为旁观者的形式，也就是叙事学中所谓的故事外异故事。通过白格讲述的这两个故事，电影的主题更加丰富起来。影片一开始，已经是中年的白格无法阻挡回忆的巨大洪流，年少时的往事，就像呼啸而过的有轨电车一样冲进他的脑海。影片在两种视角中转换与推进，少年视角———茫然、怀恋: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和共处时的欢愉;成人视角———自责、反思:“我曾经确信，是我的背叛和不忠撵走她”，作为法学院的实习生，他成了汉娜罪责的参与者和共同裁决者，当宣判汉娜终身监禁时，白格泪流满面。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这不仅增加了影片的张力，吸引观众视线，更使电影形成了“叠加”的画面与声音，更好呈现了白格的复杂与矛盾的心理。影片的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在成长的路上遇到事情，一个少年与一个中年女子恋爱故事，虽然他们见面是沐浴、身体接触、朗读这样的程式，但是因为爱的名义他们没有错，可是到了影片后半部分，白格突然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再见自己曾经的恋人，影片的主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暗含着难以言传的复杂情绪:既有美好回忆的眷恋，但更多是荒唐感:有自己恋人曾是集中营看守的羞耻感;又有不能为其减刑的自责;面对历史他无法理解，里面充满了批判精神的自我回顾和自我剖析。影片中白格在庭审期间去看汉娜却没勇气面对汉娜时，白格在雪中独自离去的背影说明了这一点，也感受到了汉娜与白格两代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影片快结束时，白格才有勇气提起自己和汉娜的爱情，一次是完成汉娜的遗愿，把钱和储钱罐交给受害者的女儿时，受害者的女儿问道他们的关系时，白格并不十分坦然地提到;另一次是影片的最后，白格第一次来到汉娜的墓前，向女儿讲述自己年轻时的往事，这一次的提及，白格已经能正视自己和汉娜的爱情了。与汉娜的感情影响了白格一生，因为内心深深爱着汉娜而婚姻不幸福，正如影片开头与他同居女友问他的话:“有哪个女人和你在一起时间长到能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身边的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走不进他的心里，这也影响了他和亲人之间的感情:他无法面对年少时和汉娜相恋的城市，甚至连父亲的葬礼都未能参加;女儿一直以为自己不好才使父亲和自己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白格虽然不能面对彻底忏悔的汉娜，但是却仍深深地爱着她。通过白格的视角，观众终于明白汉娜在帝国时期作集中营看守、突然离开白格、不肯对笔迹证明自己不是教堂案的主谋，一切的事情只有一个原因:汉娜羞于承认自己是文盲。汉娜对知识、对阅读有近乎本能的崇拜。在汉娜的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就是不会阅读，她宁愿一辈子坐牢，也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一个文盲。在监狱中汉娜学会了阅读，汉娜认为学会了阅读就是掌握了理性，有了理性就能明白一切。汉娜对理性和知识的理解更多是外界灌输的结果，是她所处的社会把她塑造成如此有理性的人，文盲身份的耻辱实质上就是对理性的恐惧，唯有掌握了理性她才觉得安全。当白格去看快要出狱的汉娜时，白格问起对过去事情的看法时，汉娜的第一反应是如何看待年轻时与白格的恋爱，而不是曾经被她直接或间接杀死的犹太人，在她的脑子里死去的那些人，既然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想他有什么用，说得多么轻松。至此，我们看到汉娜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没有清醒的认识，她的忏悔只是对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幸存者，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有忏悔。汉娜的死说明理性不能成为她的救赎，汉娜不仅被理性耽误了今生，也被它夺去了永恒。#p#分页标题#e# 三、框套式结构的外部层面———导演向我们讲述的故事 导演的镜头通过零聚焦和内聚焦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一段忘年之恋，影片既有全景式展示，又有白格、法学院同学、教授等几个人物的回忆、描述和评论。透视了藏在爱情背后的沉重话题:其一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人文反思，另一个便是对于知识这一命题本身的思考。得了黄疸病的白格因为病痛、呕吐而哭泣，汉娜的帮助使他们有了第一次的邂逅，也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恋。如此有爱心的汉娜却是集中营的看守，面对300个生命的消逝而无动于衷，直至死前她也未有深刻的忏悔，作为一个普通的德国民众，正如戴德利所言“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就像汉娜一样”，“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人关注过他们而已，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导演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段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在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表现汉娜这个人物。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汉娜依然相信她不过是完成了看守的使命，并不知自己是恶的。是什么使一个普通女人变成一个杀人机器，对于德国普通民众在纳粹掌权期间的行为，要不要追究?导演没有给出答案，提供给我们一个远比答案更为复杂同时也更有意义的思考。学会阅读的汉娜仍然认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自己遵循的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虽然二战结束后又有了新的法律。影片中研究法律问题的教授说:“人们总以为，社会是靠道德运作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社会要依靠法律来运作，真正的问题，不是这错了么，而是这合法么?”汉娜不彻底的忏悔使人们对法律合理性产生怀疑，道德至于何地，不指向永恒的法律和理性会使一个普通人变成什么样?汉娜踩着书自尽的方式具有隐喻意义，对于她来说，书是知识与理性的象征，又是生活的希望与安慰，她真正有光彩的生活，都与书密切相关———工作、生活与爱情，但书又把她最终带上绝路，这说明，理性与知识，不能成为人的最终救赎。导演又给观众一个问题:信仰失落的今天，什么才是人最终的救赎? 四、结语 影片《生死朗读》主题的丰富性归功于电影对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戴德利运用了叙事学故事的讲述方式，运用框套式的故事层次传达了丰富的主题。爱情的美好与背叛、罪行与忏悔、知识与理性的局限，道德的困境和法律的悖论;电影中没有直接关注惨无人道的罪行，也没有惨烈的画面作为刺激，而是把焦点放到了普通人身上，通过一个普通女人来折射出那段罪恶的往事。汉娜的自杀说明理性与知识不能成为人的最终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