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伟 廖美珍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引言
在语际翻译中，译者对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非常关键。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众多意义的不同取舍就决定了不同译文天生存在着差异。那么，在翻译中意义该如何取舍?是否存在一些依据?意义有哪些基本单位?意义本身是否有确定性?这些问题促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答案。
2．意义理论的嬗变过程
语言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具有意义的依据、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综观古今大多数意义理论，对于语言符号依据什么具有意义这个问题，东西方看法不一。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涂纪亮2003:323)。在我国，自古以来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古典意义观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就意义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言哲学中有语词论、语句论、语言游戏论、交往行为论和整个科学体系论。就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而言，语言哲学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理论:意义确定论和意义不确定论。可以看出，提出这些不同理论的语言哲学家有不同的认知导向，其主要差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考察意义是否包含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①，以什么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梁彪(2005:126)认为，意义理论产生的目的是“想把意义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具体化，变得易于掌握”，可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种意义理论能够完美地解决意义这一难题”。
语言哲学各种意义理论都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1)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2)语言表达式怎样获得其意义?在20世纪前半叶，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坚持指称论，抛开心理意向探讨意义问题。刘高岑(2002:26)批评他们为了“追求纯客观的意义，只看到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斩断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意义自身的内在规定，人们开始把意向性作为一个必要维度引入到了意义的研究。戴维森和普特南的实在论意义理论以及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都“把心理意向作为意义生成的一个源泉和意义机制的一个因素”(刘高岑2002:26)。格赖斯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其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提出了主观意向决定论的会话含义理论。为了克服传统意义理论的困境，奎因初步引入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刘高岑2002:27)。塞尔在格赖斯的基础上完善了心理意向的概念，又以社会规则对其进行补充，形成了以心理意向为基点、相对系统的意向意义理论，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仍未能体现出来(刘高岑2002:29)。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把“人”这一主体概念引入了意义生成之中，人们开始从交流和交往中去寻找意义(吕俊等2006:66)。
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哈贝马斯(1989:33)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示，语义系统不可能自足，要彻底解决意义问题必须引入语用维度。总之，综观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考察维度的嬗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词在丰富的语言系统中映射出很多意义，它们是由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五个维度共同支撑和生成的，并在具体语境中得到表征和统一，我们不能只从一、两个维度去简单把握，否则会造成其他意义的丢失。谈到意义的基本单位，在西方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这样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洛克、米勒等人大多把词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弗雷格则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赞同弗雷格的观点，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来，奎因更进一步把整个科学体系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涂纪亮2003:325)。塞尔、奥斯汀等人认为，人们在交际和交往中离不开言语这种行为，言语行为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不管怎样划分，毫无疑问，“其基本构成单位都是语词，其有意义性的条件都是相应的语境”。因为意义是“语境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语境本身相互融通映射的结果”(刘高岑2002:30)。
说到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其发展趋势是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弗雷格和罗素等人认为自然语言含义不清，需要建构形式语言以保证意义的确定性，因此主张语言表达式应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则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语言表达式不可能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认为，我们用以传达意义和指称的工具是相对于随意选定或按惯例确定的语言参照系而言的，他从译不准原则出发论证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并把“时间”/历史的概念揉入意义的生成之中。他认为，由视域融合所形成的对文本的理解是人的先见和文本与历史原有的内容不断更新的“共有”观念(吕俊等2006:67)，他以同一文本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意义来说明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德里达提出了“延异”和“播撒”的理念，把意义看作一种可以抹去的痕迹，以论证意义的不确定性(涂纪亮2003:325)。目前这种“意义不确定性”主张还颇有影响(俞建梁、孙晓霞2010:46)。由此可见，人们对意义的认知由浅入深、从单一发展到多元，多种意义理论之间一脉相承，后续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得知，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范式的变迁是与人们对意义的认知逐渐深入息息相关的。这种对意义的感性认识的发展，导致了后来的翻译理论家试图用语言哲学新理论去重新诠释意义以及在翻译当中意义的转换(林克难2006:92)，从而引起了翻译研究范式的不断变迁。换言之，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嬗变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
3．1从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字词意义、音律和意境的表达，强调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我国古代上溯汉魏、中至隋唐、下迄宋元的佛经翻译强调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原则体现了“案本而传”、“尽从实录”的意义观;我国近代翻译以科技翻译和西学翻译为主，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清楚表明，我国现代译论基本上还是秉承了案本、求信的传统。总之，我国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以老子和孔子的古典意义观为基础，其意义观虽然“经历了从单纯的‘案本’到高度概括的‘化境’”(周小玲2007:113)，但还未真正突破意义的实在性维度。而西方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范式的意义观以源于柏拉图时代的修辞学和语言哲学为理论指导，斐洛的“译者受上帝感召”和德莱顿的“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等译论显示《圣经》等宗教经典的翻译强调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译文必须绝对忠实于原文，任何对原文词句的更改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这种局面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以后就逐渐改变了。结构主义思想始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客体方面的研究影响巨大，翻译研究也很快从语文学范式转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其特点是重视对文本的结构分析。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学家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如奈达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语义成分的分析和8个典型核心句的归纳(谭载喜1991:275-277)为语言共性和可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语言的具体形式区分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提出了相关的翻译理论;纽马克把语义成分分析的成果运用于语言转换的翻译之中，该研究的特点是以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寻找意义的对等为目的，对语际之间语符转换规律进行研究(廖七一2001a:175-191)。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认为言辞的意义在文本的语言结构里，而语言结构由一系列具有等级的结构单位构成，如Catford(1965:5-7)把翻译单位按语言结构从大到小分为sentence，clause，group，word与morpheme。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把意义视为先于理解的存在(吕俊2003:73)，对文本的解读采用逻辑数理模式，企图在对等中通过对语言不同层级结构的描写来抽象出隐含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语言内部转换规律，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相比，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四个维度还是被忽视了。#p#分页标题#e#
3．2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到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开始抨击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认为意义既不确定又不易于把握，文本的结构并非稳定而封闭的系统，因此颠覆了传统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关系。他们抛弃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引入了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另外四个维度，对译文意义进行多视角的解读以期得到有关译文意义的广角图像。同时，他们把意义的基本单位从语句逐步扩大到语篇甚至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模式应运而生。解构主义研究范式把许多原来被结构主义排斥在外的要素引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使翻译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以霍姆斯和图里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认为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而不是语言规律设定的，语言同文化和社会等都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多元系统。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规则和历史维度;以诺德和弗美尔为代表的目的论派强调翻译应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根据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各种语境因素把握文本的意义来选择最佳译法，即强化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维度但弱化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以斯坦纳和施莱尔玛赫为代表的诠释学派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确定论观点，提出了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主张(吕俊等2006:68-70)。然而，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派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vii)。他们以译文为视角，引入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和历史等维度，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文进行文化层面的改写。这种做法颠覆了传统翻译研究理念，把翻译单位从词句扩展到了文化的层次，但是他们违背了“忠实”和“对等”的基本准则，忽视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因此，解构主义的翻译范式虽然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疆界，但是它使意义任意生成，导致翻译活动舍本求末②，“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吕俊等2006:125)。
3．3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过度强调文本外因素的研究而忽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造成了对翻译本质定位的背离，导致当今翻译研究出现失控的局面。有些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弗兰克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傅勇林等1999:32)。通过对解构主义翻译范式的批判和反思，吕俊等(2006)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希望建立起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他们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和认识观等5个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提出了新型翻译标准的三大原则: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接受性，最后用翻译伦理的理念来确保在翻译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和求同互补。然而，这种建构的翻译范式操作性不强，在翻译实践中实施起来似乎还有一定的难度。赵彦春认为意义的相对确定性是语言可证性和可译性的前提(2005:106)，在强调意义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针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的局面，提出了归结主义翻译学方法论的设想，试图通过对词、词组、小句、句子、句群和语篇等单位的语码成篇过程操作，使译文取得最佳信度和效度的静态、动态和模糊“对等”趋同(2005:159-200)。由于语篇本质上内嵌的人际功能、情境性和意向性等成篇要素的导入(2005:212-293)使得这种翻译研究模式具有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然而，他(2005:142)指出: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具体怎样与语义、语形和语旨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更何况这种方法只适宜于少量翻译语篇的分析，对于考察大规模语料的翻译特征会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对于大量文本的翻译研究最好借助语料库来进行。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采用“数据驱动”、从具体数据推导出的结论可以重复验证，克服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廖七一2001b:17-18)。最重要的是通过标注、对齐和赋码等手段便于对大规模语料从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探索意义的生成和转换。这种翻译研究范式使翻译研究最初从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发展到后来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来解读译文的内外特点和翻译文本的总特征甚至阐释翻译过程的认知特点(陈伟2007:72-73)。例如，Baker(1996)、Olohan(2003，2004)等利用翻译英语语料库来研究译翻译共性、类比构词现象、名词化现象、词语多样性、叙事结构特点、语义韵和男女译者的风格差异等。Laviosa(1998:474)声称这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转型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4．结语
综观古今中外翻译研究发现，人们对意义的认识并非静态、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由浅入深、从单一到多元的动态发展过程(周小玲2007:112)，我们可以从意义理论的发展历程窥豹一斑。总体而言，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观则经历了从关注意义的实在性到关注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维度的过程;意义的基本单位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扩展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的趋势;语言的意义由确定性向不确定性转变。翻译研究也经历了从语文学经验的、语言学结构的、解构的、建构的再到基于语料库的等一系列范式转变过程。由于MonaBaker等利用翻译语料库来研究翻译确立了一种新型的研究范式，国内许多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如王克非(2003)、胡显耀(2007)、黄立波(2009，2011)等则尝试利用语料库来进行翻译研究，成就斐然。目前多种翻译研究范式并存，未来翻译研究范式何去何从，我们坚信:对意义的正确认知可以促使翻译研究范式的理性回归和自然发展，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将会是发展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