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艺术发展史，可以看到，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和合”文化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但是，现代以来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使得人性在现代性社会中，遭遇零散化、空洞化、幽暗化甚至游戏化，问题多多，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掠夺、占有，在艺术接受方面人们忽视了经典文本所体现的“和合”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不仅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在目前的形势下，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其学派建构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本文在现代性视阈下从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和自然意识三个方面对中国几千年丰富深厚的本土“和合”文化思想资源加以挖掘，进行重新审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 1、和合文化中的生命意识 和合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已经沉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更确切的来讲是一种对生命的重视和尊重。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和人处于同一规律之下，从而都富有善意和秩序，自然造化的微妙生机和动态与人内在生命勃勃不息的流传是息息相通的，“艺术就是以心灵映射万物”（宗白华），文学是为自然立言，为人立言。把生命意识的完美追求外化到艺术中去，本质上都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热爱。《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字就含有生命、生存的意思。《荀子礼论》曰：“大地者，生之本也”，这也是在讲我们要怀揣着对生命重视的思想来敬畏生命，并且亦推己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构成中国文化核心的儒、道、释三家，他们都对生命意识有着自己独特的阐释：无论是先秦儒家的“参赞化育”思想、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禅宗的“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都隐含着深刻的生命意识[1]。可以说对生命的认同、热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哲学智慧的部分。 2、和合文化中的人本意识 中国“和合”文化充满了浓郁的人本意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和合”文化思想的浸透下形成了中国式的“以人为本”的民族传统，并且已经进入到血液，渗透到骨髓，流遍每个环节，这同时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周易文言》中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讲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由人感化的气）是相互符合的、相互匹配的，凸显人的价值。首先，作为道家的人文思想，突出体现在老庄哲学中。老子关于天、地、人、道四者关系的阐发就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庄子》中亦有关于天、地、人“三才”和谐联系的论述，并直接与人的审美活动相勾连。人“仰观”于天，又“俯察”于地，在“天—地—人”系统中，人处于中间位置，对在上的“天”和在下的“地”充满了亲切感，这一系统中布满了生存联系之网。正所谓：天地之大无出吾心，造物之妙尽入我意，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我心自有“丘壑”以待山水。近人王闿运在《圆明园宫词》所说的“移天缩地在君怀”，也正是主体精神的写照。《孟子万章上》说：天子有天下，是“天予之，人予之”。是说天子的权利是老百姓给予的，并且孟子还提倡：“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种“以民为本”重视人的价值的思想早在中华民族的“轴心时代”就被孟子论述的如此清晰而透彻，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影响深远。其次，作为儒家的人文思想，把人看做“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人既是“万物之灵”，则为万物中之尊贵者，此即孔子所谓的“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人“参天地而化育万物”，故汉儒董仲舒云：人“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汉书董仲舒传》），也是在强调我们应该重视人的价值，以人为本。最后，关爱人类以至拓展到关爱其他物种，守望生命价值以至升华为尊重生命价值，是人的仁爱精神的延伸，特别是关爱弱者的仁爱精神与悲悯情怀。 3、和合文化中的自然意识 在老子看来：“自然”与“和合”便是事物同一个生化过程的两个方面。[2]古代先人对大自然有着一种无比热爱的独特情愫，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种彼此欣赏，融为一体，产生信任与交流的关系。如《孟子》中：“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二千多年的先贤已经为我们指出了农业生产活动应该分清时令，掌握一个恰当的“度”，来合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并且要树立一种长久的可持续的观念来对待自然宇宙万物。这种自然意识就其本质来看，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直抵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充满生命的深层体验的审美境界。这种强调在自然与精神间建立一种“和合”化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表现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自然、情与景，主体与客体、心源造化、内根与外境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天人异质同构的这种深层文化意识使得中国文学本身有着内在的整体性关联，正因为这种“和合”意识的存在，艺术创作中才才有了“胸中有丘壑”，“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