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和支撑，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稳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尤其是自2006年12月11日起施行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多家外资银行以各种形式加快了进入我国金融市场的步伐。为了应对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国内银行或是通过国家注资来补充资本金最终达到上市的要求，或是依靠增发派股等方式来补充资本，国内上市银行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国内上市银行只有明确自身的效率和生产率处于何种状况，积极提高效率才能增强其竞争力。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更加注重经营的安全稳健性，不良贷款率是评价银行经营安全性的主要指标。根据银监会披露的2012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截止3月末，商业银行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保持了20%左右的增速。但不良贷款余额连续两个季度反弹，总体不良贷款余额却上升至4382亿元，较去年末的4279亿元增幅达2.4%。我国高昂的不良贷款将影响商业银行效率和经营安全。因此，本文将在不良贷款约束下，测算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 二、文献回顾 银行绩效的评估方法有很多，早期银行业主要是运用比率分析来评价银行的绩效，但这种方法较为简单，无法区分无效率的银行，也不能够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银行效率。因此，逐渐被边界方法所替代。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作为边界方法中的一种，具有不需要假设函数形式、可以对生产率进行分解等优点，成为效率测度的重要工具。ShermanandGold最早将DEA方法运用到银行效率测度方面。[1]解强、李秀芳利用DEA方法测算了保险集团的成本效率、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求解了行业的生产率变动趋势。[2]王健等尝试运用超效率DEA方法，评价了2004-2009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效率，结果表明，效率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小于股份制商业银行。[3]以上文献没有将不良贷款因素考虑来内，即只考虑了贷款数量而忽视了贷款质量，从而导致银行效率的测度出现偏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不良贷款对我国银行效率的影响。刘星、张建斌基于DEA方法测算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发现不良贷款率与经营效率之间呈负相关。[4]这表明测算银行效率时很有必要考虑贷款质量对其的影响。张健华和迟国泰等考虑了包含不良贷款情况下的银行效率，改变了多数研究忽略贷款质量差异的弊端，并将14家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合并起来进行效率评价和比较，显示出两种银行组织方式下银行间的真实差距。[5-6]Fukuyama等认为不良贷款作为贷款的副产品，将不良贷款当作一项“坏”产出来考虑。[7]王兵，朱宁在不良贷款的约束下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2003-2009年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结果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优于大型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贷款是银行无效率的主要来源。[8]相对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将“坏”产出—不良贷款引入银行效率的测度中，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克服传统DEA方法无法同时考虑“好”产出增加和“坏”产出减少的缺陷。已有考虑不良贷款因素的文献在测度银行效率时，会出现多家银行运营有效（银行效率值为1）而无法区分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区分出效率有效的银行之间的差异。考虑到基于投入或产出导向的超效率DEA可能会导致某些决策单元出现无最优解，本文将采用基于投入和产出双导向的超效率DEA，同时结合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5-2010年不良贷款的约束下我国11家商业上市银行的效率，分析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商业上市银行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和竞争优势，为商业银行认识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改善资源配置状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不良贷款约束商业银行效率的测度模型 （一）方向性距离函数 传统DEA方法仅考虑投入或产出某一方面的变化，而基于投入导向型距离函数或产出导向型距离函数所测算的结构通常不一致，并且不能处理产出有副产品（如不良贷款）的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准确性。Chambers，Chung和Fare提出了方向性距离函数，不仅可以处理投入产出同比例变化的情况，并可以同时处理“好”产出增加而“坏”产出减少的情况。[9-10]本文将各商业上市银行看作是可进行投入产出生产的决策单元，假设每一个决策单元使用N种投入x=(x1，x2，…，xN)∈RN+，得到M种“好”产出y=(y1，y2，…，yM)∈RM+，以及J种“坏”产出b=(b1，b2，…，bJ)∈RJ+。用p(x)表示生产可能性集合：p(x)={(y，b)：x能生产(y，b)}，x∈RN+。如果生产可能性集合p(x)满足投入与“好”产出可自由处置、“坏”产出弱处置、“好”产出与“坏”产出零结合等条件，则可构造方向性距离函数：其中，g=(-gx，gy，-gb)为方向性向量，给定投入组合后，以设定的方向性向量为权数，同时寻求投入（x）最小化、“好”产出（y）最大化以及“坏”产出（b）最小化。 （二）超效率DEA模型 超效率DEA模型是在DEA模型的基础上，针对有效决策单元效率值的比较问题提出来的。超效率模型将生产有效的决策单元的生产前沿重新进行推移，使得最终计算出来的效率值大于经典CCR模型效率值；而对于生产无效的决策单元（效率评价值小于1）不改变其生产前沿面，导致其评价结果与CCR模型是一致的。结合方向性距离函数，超效率模型可用如下线性规划表示：其中，S+,S-分别表示投入和好产出的松弛变量，方向性距离函数值β表示决策单元观测值（x，y，b）与其在生产前沿面上投影（x-βgx，y+βgy，b-βgb）之间的距离。本文将效率值定义为1-β1+β，β值越大，表明决策单元观测值离生产前沿面越远，效率越小。 #p#分页标题#e#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1家我国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4家大型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时间跨度为2005-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银行历年的年报及《中国金融年鉴》。 （一）指标选取 对商业银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一般认为有四种方法：生产法、中介法、增值法和用户成本法。生产法适合评价机构整体的盈利能力，而中介法在评价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效率方面比较好。但两种方法都没能完全反映金融机构的双重角色。[11]本文以中介法指标体系为主，将存款所积累起来的资金及其成本作为投入，将贷款和投资所带来的收入作为产出，同时借鉴王兵和王键的做法，选取下列指标。投入变量：固定资产净值、员工人数和营业支出。其中固定资产净值和员工人数作为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的代替，营业支出体现银行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是由营业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和其余业务成本加总而成。“好”产出：税前利润和非利息收入。税前利润是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指标，是银行发展的根本。非利息收入体现了商业银行服务结构的多元化模式，已成为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是评价金融机构竞争力优劣的指标之一。“坏”产出：不良贷款。贷款质量的高低与银行效率直接相关，不良贷款较高的话，银行就必须用更多的利润对坏账进行冲销，或提取较多的坏账准备金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事先做好准备，从而影响银行盈利能力和效率。不良贷款量是由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乘以不良贷款率计算得出。 （二）实证结果 本文在不变规模报酬的假设下基于投入和产出双导向，采用超效率DEA方法对2005-2010年11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其效率值的差异状况和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并对6年的均值进行排名。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中除了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和华夏银行外，其他银行都表现出生产有效率，总体效率得分的平均值为1.3246。效率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转折点为2008年，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一致的。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日益繁荣，银行效率最初也在不断提升，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逐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信用风险加剧，导致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较大压力，同时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对银行的持续发展产生了较大的阻碍，使得银行效率有所下降。其中，深圳发展银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大，其效率值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深圳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城市，驻扎着很多国内外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深圳很多实体企业破产或转移，金融监管也更为严格。根据监管机构在2008年末国内外金融和经济形势下对中小银行的要求，该行在2008年第四季度进行了一次特别的大额信贷拨备与核销。 本次特殊的大额信贷拨备后，深圳发展银行的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76.8%，利润的大幅下降拉低了深圳发展银行效率。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其他上市商业银行的利润额都有所下降，银行不良资产也有所增长，从而拉低全国银行效率。在2005-2010年银行效率的综合评价中，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排在前三位，其次是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和建设银行，它们的超效率值都是大于1的，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和华夏银行的效率值相对较差。若将目标分为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来比较，大型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的效率值最好，总体排在第3名，且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超效率值是有效的。股份制银行中深圳发展银行在所有上市商业银行中的效率最高，除华夏银行外，其他股份制银行的超效率值都是有效的。 虽然大型银行中中国银行排名较为靠前，而股份制银行中华夏银行的效率值最低，但总体而言，大型商业银行的效率小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并没有因为资产规模大而带来更高的收益和绩效，相反却因为银行规模报酬递减而导致效率值远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说明大型商业银行在规模效率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了分析不良贷款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本文同样测度了不考虑不良贷款时的银行效率（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不考虑不良贷款时得到的银行效率值低于考虑不良贷款时得到的效率值。这表明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其比率的双降显著提升了银行风险抵御能力，推动了银行效率的提升。 在银行效率的测度中考虑不良贷款是很有必要的，不考虑不良贷款将低估银行效率。不考虑不良贷款得到的银行效率同样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与不良贷款约束下得到的银行效率的变动特征是一致的。从各银行的排名差异来看，不考虑不良贷款对银行效率的约束时，除了深圳发展银行的排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他银行的排名几乎未发生什么改变。不考虑不良贷款时，2005-2008年深圳发展银行的效率下降幅度很大，导致其排名从第一名下滑到第八名。原因在于深圳发展银行在2008年之前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2008年底核销了包括全部损失类和可疑类等不良贷款在内的呆账贷款94亿元，这就导致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相同的投入而产出仅为非利息收入和税前利润，产出与投入之比更小，因此，深圳发展银行的效率值变得更小。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应优化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提高风险管理主动性和前瞻性。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由于贷款质量对银行效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更为准确地测度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效率，本文选取了不良贷款作为“坏”产出，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2005-2010年的银行效率，并比较了不考虑不良贷款时银行效率与考虑不良贷款时银行效率的差异。结果发现：在不变规模报酬的假设下，深圳发展银行的效率最高，华夏银行的效率最差，总体而言，大型商业银行由于人员庞大、固定资产冗余，其效率落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2008年是转折点。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得到的效率值低于不良贷款约束下的银行效率，其中，由于深圳发展银行2008年底进行了大额核销，其效率值大幅下降，而其他商业银行排名未发生什么改变。#p#分页标题#e# （二）对策建议 1.大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大经营效率的研究与提升。提高经营效率是商业银行面临的首要任务，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大型商业银行应合并臃肿机构，减少盈利能力差的分支机构，精简冗余在职人员，减少盲目的投资项目和网点铺设，有效提高现有固定资产和人力投入的使用率，减少生产投入方面的成本支出。 2.我国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经营与发展的战略定位。大型商业银行在减少经营投入、增大经营产出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改善经营绩效这几个中心环节，尽快将其改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同时，可大力发展海外信贷、融资业务，有计划地开发新市场，扩大资产规模，提高其市场占有率。 3.我国商业银行要积极培育核心竞争力，提升银行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各商业银行应从业务、产品和服务渠道三个层面培育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稳步提高银行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大力发展零售、批发和资产管理业务，多渠道拓展中间业务收入，带动商业银行整体理念、管理、技术的进步。完善产品创新机制，加强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产品创新降低对传统业务的依赖程度。结合物流网点有形服务渠道与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虚拟服务渠道构筑现代商业银行多样化的服务渠道体系。 4.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完善现行资产质量分类和考核办法，保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各商业银行应奉行风险第一的原则，完善现行信贷资产质量分类和考核办法，构建与国际银行业运行同规则、同标准、同考核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构建涵盖各类风险的限额管理体系，加大对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重点行业和客户的风险控制，减低不良贷款率，从而保证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