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艳艳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现代传播理论的研究证明,任何一种人类活动若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包括文学艺术活动),必须建立在具体传播行为有效的基础之上。因为“传播———作为社会构成的一种形式———促成意义的形成,而后者随着时间变成习惯化以后就提供了共同体验的基础,这一共同体验给了组织成员的组织形成行为一个情境。”①可见传播行为主体是人类活动价值形成和确立的基础,也是传播对象和受众之间达成情感交流的桥梁。所以传播者的多样性、丰富性显然更有利于从多角度、多层次推动传播活动的顺利进行,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的发展。
在思想禁锢极为严苛的清代社会背景下,面对扬州文学艺术活动的繁荣兴盛,若从传播学的视角对之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一现象的出现部分得力于当时文艺传播方式的改变。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文学艺术一直是作为在宦海仕途中沉浮的士大夫们自我享受的精神活动,其创作和散播局限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尽管创作者以此自得,将之视为社会精英的衡量标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上与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与接受能力之间出现悖离,加剧了“雅”与“俗”的矛盾。清代扬州文艺活动没有囿于此前文人作为传播主体的单一传统方式,而是融合了一类新兴传播者———盐商群体。在传播过程中,他们的独特观念和行为从双向的角度影响了创作者和接受者,促进了二者的理解和融合,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目的和形式。所以清代扬州文学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社会影响应该说是与传播者的多样性,尤其是自身定位的明确性密不可分。所以本文力图通过对清代扬州文艺传播活动中盐商阶层之分析,探讨清代扬州文艺勃兴之因,并启发当代文艺传播活动。
一缔造适宜的传播环境
文学史证明,好的环境可以给创作者提供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强烈的心理动机;鉴赏者也可因此形成愉悦的阅读心境和审美的阅读态度。正如传播学研究证实,“不同的传播地点影响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好的传播环境增强受众接受信息的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受众就会处于兴奋状态和愉快的情绪之中,这样的精神状态就有利于信息的选择和接收。”②在清代扬州文艺传播活动中,我们有幸看到拥有财富和地位的盐商阶层积极介入塑造适宜文艺传播环境的过程之中,从而激发出创作主体澎湃的激情。
1.兼容的人文环境。“十年一觉扬州梦”、“人生只合扬州死”。自唐代以来,吴文化影响下的扬州自古就是一个与非主流文化艺术结缘的中心城市。及至“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时代,扬州更进一步与传统的文化疏远了,成了不得志不合潮流的文人的大休闲娱乐场。”③即扬州文化传统历来以强烈的批判性、高远的超越性、阔大的包容性、丰富的创造性为基本特征。这一文化特征在清代扬州盐商群体中获得了响应并进而促成了本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扬州盐商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他们是由来自陕西、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江苏各地的商人汇聚成的综合群体。”④其中尤以来自于信奉“贾名而儒行”的徽州商人为主。他们对于文学艺术活动异常热衷,“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⑤这种对于文学艺术的竞相消费之风是违背儒家崇尚俭朴之原则的,但是“义”与“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出现之前,人们一般会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之加以权衡。乾隆也因盐商竞相奢侈的文艺消费行为获得的实际社会效应(如刺激城市经济的活跃、增加就业机会),而对两淮盐运使尤拔世的指责作如下批示:“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养,无如游手好闲之人,皆令其敦俭,彼徒自封耳。此见甚鄙迂。至于汝自不当奢华耳。”⑥除此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五蠹之一”恶名的重压下,以谋“利”为目的的中国商人为了生存更具忍耐力和包容性,长期的异地商业活动也促成他们必须主动与异质文化产生交流、彼此融合。而“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⑦的清代盐法让扬州盐商不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即可满足口腹之欲,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他们自然也是必然要将目光投向流行于此地以“高雅”为标志的文艺活动。引得南来北往的才人名士都愿意“骑鹤下扬州”,在自由轻松的乐土上交流思想,构成多样性的文艺生态环境。
2.优美的自然环境。扬州地处江苏中部,历来以风景优美著称。及至清代,这一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在盐商手上更是得到了推陈出新。尤其是私家园林的建设,在当时非常盛行。据统计,清代前期城外名胜26处,共39个风景点。⑧率皆商人自修其业,供奉宸游之所。”⑨盐商在造园时,一般都会重资延请名士设计,成就了“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美誉。园林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感悟天道,寻求功名之外的人生价值的寄情之所,后成为文人墨客表现审美观念的实物传播手段。扬州盐商在追捧“雅行”的同时也吸收了这一观念,如著名的马曰琯和马曰璐、江春、洪征治家的小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倚虹园经常会举办文人雅集和戏剧演出,且经费都由主人承担。与天地浑然一体的胜景客观上造就了文学艺术家开阔与高远的艺术心胸,忘却尘世的纷争和现实的困扰,通过与自然的交合去体会生命本真和自在意义,并无需为此付出物质代价、备受形体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学艺术创作者和接受者本体的自由与解放。由此当我们今日来翻检清代与扬州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少发现世事艰难、悲苦交集的沉重,更多感受的是避世隐居、闲适自得、悠游山水的轻快。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盐商介入文学艺术传播活动的动机复杂,甚至也可能是进行自我夸饰、变相广告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扬州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以借助文艺活动提高自身形象为目的的清代盐商客观上具备了水平不低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他们在历史奠定的基石上进一步延续、深化扬州文学艺术活动兼容并蓄的人文环境和优美动人的自然环境,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心境,完善和加强了文艺传播效果,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
二引导先进的传播观念
在商业经济较为发达的扬州,文艺创作者与盐商阶层之间形成了生产消费关系,并使后者成为当时文艺传播活动的“把关人”和“二级传播者”。和单纯的信息接受者相比,他们具有“价值观的人格化体现(其人为谁)、能力(其人的知识)、可利用的社会位置(其人所知的人)”等特征。⑩这也就是说,传播者因为身份地位、兴趣爱好及个人品质的差异会使其中相对处于强势的人群对传播的内容选择、方式途径、效果影响起到把关作用。如扬州盐商的独特审美趣味和行为习惯就使得清代扬州文学艺术形成了颇具特点的审美倾向。#p#分页标题#e#
1.雅俗共赏。康熙南巡时,对盐商的供奉“面露喜色”;但在批阅关于扬州盐商要求借钱捐输的奏折时又称之为“奸商”。这种视盐商为一种可加以利用但绝不能被依赖的观念,导致盐商本质里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对被皇室奉为圭臬的高雅艺术投以关注的眼光。如大盐商兼大鉴藏家安歧花费巨资搜罗了陆机《平复帖》、王羲之《远宦帖》等被视为经典的传世佳作。至于诗人文章家更是被他们宴请为座上宾客,受到礼遇。而在实际生活中,更具休闲与消遣性的俗文艺活动备受盐商青睐。根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记载:“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11吟诗作赋之雅行与目口耳鼻之俗乐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活动。在貌似矛盾的表面现象之下,实际上是商人阶层进行自我心灵调节的抚慰。他们只能在最远离现实的审美活动中寻求主与次、上与下的和谐统一。雅俗共赏的观念来源于商人,对于文人墨客不啻是一种最有效的影响,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部分传统的文人雅士受此风薰染,如袁枚、赵翼等,每到扬州都要看戏:“又入扬州梦一场,红灯绿酒奏《霓裳》。经年不听游仙曲,重为云英一断肠。”○12另一方面,当地民间则流行谚语:“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
2.求新求变。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以及流动性强、变化指数高的生活特点,成就了商人尚奇好险的性格,并影响到他们对于艺术风格的喜好。如清代初期的绘画,主流画风以“四王”为代表的王室审美趣味为主,色彩华丽夺目、布局古板、主题陈旧、缺少创新。扬州盐商表面上也与宫廷画风相唱和,但骨子里却并不依循世人之眼光。他们在见识了远系徐渭、近承石涛,以艺术表现上的超逸性、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性、艺术情感上的深刻性和艺术品质上的市俗性作为最主要的美学风格的扬州画派后,○13不仅不以为可笑,而且对他们推崇之至。盐商对于扬州画派的喜恶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人格和水平的高下,但是盐商与画家之间矛盾而统一的关系确实促进了进步画风的推广与传播,以至许多原本工于传统主流画风的画家改变风格,延续和深化了“八怪”的画风。在其它文艺活动中,盐商的观念亦如此。比如家养戏班,都要求人人有特长,务去中庸。
3.开放融合。自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城市。这种历史的影响在清代扬州盐运昌荣的局面下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盐商们交往的对象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南来北往,自然形成了一种乐于交友、勤于待客、开放融和的生活习惯,并将这一习惯带入到了文艺传播活动的过程之中。不同区域、不同风格的各种文艺活动都得到盐商们的礼遇和厚待。被盐商争相延请的朱彝尊、王士祯、吴伟业、卢见曾、姚鼐、厉鹗、袁枚、孔尚任、叶燮、查士标、石涛无一不是当时名士,他们的到来使得扬州城“为天下之大逆旅”,“盖如百工之酒肆焉”。“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远千里之会,正是思想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力量整合之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形式的巧妙结合”,“传播的规模、范围、影响与效果,都显著扩大。”○14尤其是历次文人雅集,通过互相激荡、推敲和批评,大大丰富了文艺活动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曾任扬州任推官的王士祯晚年回忆自己在扬州时的经历:“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扬,比肩接迹。”雅俗共赏、求新求变、开放融合这一文艺传播观念来自于盐商这一“二级传播者”自身的特性,却与新兴文学艺术力图发展所需的客观条件形成了内在的呼应,引导着清代扬州文学艺术走向了辉煌。
三参与传播的积极行为
“传播者的威信对受众选择信息有直接影响。当受众认为传播者是一位很有威信的人或组织时,传播者对受众就会有权威性的影响力。”○15扬州商人作为清代文艺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一方面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观念的引导者,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单纯的贸易商人转而身兼多职,成为活动的组织者、践行者、推广者,并影响到一般文人阶层对自我身份的审视。所以我们有必要认清具体传播活动中的商人行为特点,从而力求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
1.积极组织。盐商主办文艺活动的传统始自明代,兴于清代。“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16除了前文所说提供环境优美的场所之外,在历次活动中,他们也承当起筹划、联络、准备的工作。一次成功的文艺活动往往需要一批人格高尚、相互契合的活动主体,而这正有赖于盐商的独特眼光和积极参与。一些家产颇丰的巨商不惜重金延请优秀的文学艺术家长期居家创作,营造出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活动氛围。经常出入康山草堂的方贞观、蒋士铨、金兆燕、蒋宗海都是当时的名宦或名士。吴梅村的孙子吴献可曾经住江春家中居住了二十年之久,袁枚、赵翼等人也时常小住于秋声馆。在这样一个气氛活跃、质量稳定的基础上,盐商几乎涉足到了清代扬州的历次文艺活动和各种文艺样式,推动和扩大了清代扬州文艺创作的发展和影响。而扬州戏剧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与盐商的规范化组织有关。他们在每次文人集会上都会安排或简或繁的戏剧演出,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成为戏班活动的免费“经纪人”,文人的诗文评价则成为变相的广告行为,优秀的戏班和演出者往往很快为更多的人所熟悉和延请。
2.身体力行。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盐商阶层已经培养了一定的文艺鉴赏能力。一部分长期与文人相往来的商人甚至游离其原有身份,成为水平参差不齐的文艺创作者。譬如曾任两淮总商的江春不仅延请了金兆燕、蒋士铨这样的作戏高手,而且还积极参与他们的戏曲创作。蒋士铨寓居康山草堂创作《四弦秋》等剧时,号鹤亭居士的江春不仅资助他,还为其作品正拍。红雪楼藏本《四弦秋》署名:“鹤亭居士正拍,清容主人填词,梦楼居士题评。”清代著名文人袁枚对江春的诗也颇为推崇。《随园诗话》卷十三说:“其心胸笔力,迥异寻常,宜其隐于禺家莢,而能势倾公侯,晋爵方伯也。”另一位扬州盐商程晋芳,乾隆进士,曾参与纂修《四库全书》。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说他“性又好客,延揽四方名流,与袁大令枚,赵观察翼,蒋编修士铨为诗歌唱和无虚日。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袁枚《寄程鱼门》诗云:“昨吟吾子诗,音与汉魏同;宫商一再弹,流水满丝桐”,对他评价甚高。商人与文人、商人与艺人角色混合与颠倒的现象影响了文学艺术活动的传统观念,比如商人重利的意识开始渗透到原本蔑视金钱的文人的价值观中。以郑燮“笔榜”可为佐证。作品的消费功能被承认,意味着创作主体的价值被认可,肯定了文艺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p#分页标题#e#
3.推广成果。文学艺术的传播过程中媒介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媒介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失去了一定的载体与中介,人类的信息传递就无法实现,甚至连最起码的思想沟通也是不可能的。”○17有清一代的皇帝们对于书籍禁毁甚为热衷,乾隆称为编撰《四库全书》之需,六下江南网罗各种书籍,实际是为了禁锢异端思想之流播。但由于扬州源远流长的印刷文化,盐商私刻现象蔚然成风。每次文人诗会都会立时刊刻,并送往各处进行交流推广。被传为佳话的盐商资助学人刻书更是风行一时。朱彝尊《经义考》300卷,已刻167卷,稽迟半个世纪,子孙无力续刻,马曰琯、马曰璐抽千金成全其事。书家蒋衡花12年时间写成十三经八十余万言,马氏费千金装璜。江春在南河下筑随月读书楼,专为学人刊行诗文集。书籍刊刻之后,盐商会精心珍藏,并以供人阅览作为一大乐趣。盐商对于扬州文艺作品传播的积极参与,扩大了作品受众的范围,提高了鉴赏者的水平,成就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通过积极参与,盐商在改变着传统文艺传播活动观念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的形象。风雅一词不再是商人阶层的对立面,文人也开始注重文学艺术的经济效益,获得保持自我风格的物质基础。
四结语
清代扬州的文学艺术活动可以说是一朵绽放在文艺史上的奇葩,种类繁多,质量高超,名人辈出,直接影响到整个时代文艺活动的审美倾向和实践创作。历来有不少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或依据“时代、环境、种族”三元素说进行考证,或从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清代扬州经济对文艺的推动作用,或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分析扬州文艺活动的兴盛。这些研究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使我们发掘出历史的真相,用以指导当代文学艺术活动。而当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和探究其勃兴之谜时,收获却颇为新鲜,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文学艺术不能仅仅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背离文学创作和传播的规律,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清代扬州商人的定位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他们基本上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规律和法则,并因对自身的清晰定位使得文学艺术得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有效传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