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16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将样本期设定为2002－2013年，相关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如下:
（一）内生变量。
一是环境污染程度(epd)。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气中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等5类环境污染排放指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衡量指标。参考Ma等的方法，采用熵值法计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二是经济集聚程度(agd)。经济集聚反映的是经济活动在单位空间内的集中程度，传统的集聚指标有Herfindahl指数、Gini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等，但这些指标未考虑较小地理单元面积的差异所产生的空间偏倚。单位面积上承载的经济活动量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集聚的良好指标，因而本文采用单位面积的非农产出来测度经济集聚。
（二）控制变量。
为了尽量减少因其他变量遗漏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差，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增加了影响环境污染和经济集聚程度的其他控制变量，主要有:①劳动生产率(pro)。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生产的集中和促进经济集聚，同时在生产和环保技术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污染也越多。本文采用人均非农产出来测度。②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人民币表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测度。③环境规制(regul)。采用人均工业环境污染治理完成额来测度。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排污行为，同时过高的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的选址，从而影响经济集聚。④产业结构(lis)。采用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度。⑤经济发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测度。⑥人口规模(pop)。人口的扩张和集中是导致经济集聚的原因之一，采用各市常住人口数量测度。⑦交通便利度(tran)。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测度。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区域对外经济交流和要素的流通，吸引更多的投资，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本文所选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产出指标均根据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2年不变价格。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计量分析均采用EViews7．0软件进行。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一般而言，用不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之前须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分别采用LLC检验法和Fisher－ADF检验法进行面板数据的同质单位根和异质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中除了环境污染指标(epd)为平稳序列之外，其他变量均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对这些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各检验值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体现出了一定的平稳性。
(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虽然非平稳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但是还需对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分别采用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其中Pedroni检验选取Panel－PP统计量和Group－ADF统计量。结果显示，各统计量均显著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各模型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因此，可对原值方程进行回归分析。
(三)联立方程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联立方程模型的工具变量个数大于其内生解释变量个数可以看出，联立方程(2)和(3)均为过度识别。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系统估计法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方程进行整体估计。其显著优点是既考虑了内生变量的潜在相关性，同时还考虑了各方程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1．环境污染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经济集聚每增长1%，污染排放就增长0．626%。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依赖于工业化的推动，大量工业集中于城市，当经济活动密度较高时，必然伴随着产出规模的扩张和能源消耗的增加，产生更多的污染，从而影响环境质量。劳动生产率对环境污染的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强了污染排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资本、技术和环境等投入要素组合的优化，其对环境要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相对减缓了污染排放。但是劳动生产率伴随着产出规模扩大而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却大于要素替代对污染的节约。污染排放的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污染排放强度与周边地区的污染排放密切相关。对外开放度和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显著，表明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整体上改善了长三角城市的环境。大量的FDI和国际产业向长三角转移，外企的生产技术和污染处理技术相对较高，在环保标准上更倾向于执行来源国的标准，加上近年来长三角城市对环境保护重视度增加，环境治理投入不断增加，因而整体上改善了长三角城市的环境状况。产业结构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产业结构中工业份额比重越大，污染排放强度就越大，因此上海等地为了治理污染将大量污染产业外迁或者淘汰。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分别为正和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符合EKC假说，呈现出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初期，污染排放强度随人均GDP增长而增加，当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污染排放强度就随人均GDP增长反而下降。随着长三角各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充裕的财政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均是形成拐点的重要原因。
2．经济集聚方程估计结果分析。
经济集聚方程中的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规制估计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环境作为一种要素投入，企业需要为此付出成本，为改善环境质量，政府不断提高企业的排污费用或者提高环保标准，那些污染费用占总成本较高的企业会由于污染成本的增加而重新选址，从而影响经济集聚的程度。经济集聚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周围城市的经济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的经济集聚水平提高幅度便为0．025%。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关联度较高，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梯度，中心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程度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会促进经济集聚。对外开放对经济集聚的影响为正，表明大量的国外资本和产业的进入有利于形成更高的经济集聚度。人口规模、交通便利度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表明人口规模越大、交通越便利，就越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松动导致大量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集聚，为城市的经济集聚创造了条件。同时，长三角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城市间的经济互动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2003－2013年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经济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反过来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2）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与周围临近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密切相关，城市的环境质量受到周围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
3）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则有效改善了环境污染;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
4）环境规制对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劳动生产率、对外开放度、人口规模以及交通便利度均有利于城市的经济集聚。
(二)政策建议
1．相互协调。
建立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全面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发展战略和环保政策。由于经济活动是污染的主要来源，因而经济协同发展是污染联合治理的根本，长三角地区应形成地区经济协同为主、政策管理协同为辅的联合治污格局，制定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同行动纲领。要依托各地发展优势，做好统筹协调，促进形成各具特色、互补互助的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分工合作效应。
2．监督到位。
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环境污染联动预警机制。各地区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城市的规模和经济密度，而且要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集聚的负面影响。应借鉴国际经验，分阶段逐步提高环保、技术、质量、安全等各类标准等级，并建立严格的监管和执法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密度与污染数据的动态关联监控平台，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资源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收益的分配制度，利用市场机制有效控制污染排放。
3．市场与政府各施其责。
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污染联合治理中的各自作用。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制定环境保护法规、地区污染年度控制目标和排放配额，建立污染排放交易市场和准则、构建区域污染补偿制度等规则并执行监管;市场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是将环境要素纳入供需关系并为其定价。如，政府建立区域污染排放交易市场和准则后，需要通过市场对污染的排放权进行有效配置。应鼓励各地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来节约污染排放量，多余的排放指标可通过污染交易市场进行交易而获得收入，超额排放的地区则需要买入污染排放指标。
作者：刘慧 单位：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贸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