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论文范例

进口贸易论文

进口贸易论文范文1

关键词:食品进出口贸易;食品安全;贸易壁垒;检验检疫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逐年提升,在食品进出口贸易方面更为突出,但同时食品进出口贸易带来了诸如食品安全、贸易壁垒等问题,而在实践生活中,国际条约、区域性立法、国内立法的相关规定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期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导致全面禁售俄罗斯进口肉制品事件,引发笔者深入思考,因此,笔者在此就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相关法律问题,列举现实食品贸易实例进行浅析论述。

一、食品安全与食品进出口贸易存在冲突关系

食品安全与食品进出口贸易在追求各自的价值取向上有不同侧重点。一方面,对于食品进出口贸易而言,实现利润最大化是食品进出口贸易一个重要的追求点,即以最小成本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最有效的利润化;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健康权﹑生命权。为了实现此目标,贸易国都在食品安全的立法体制和监管模式上做足了文章,有针对性地对进口食品安全设置了严格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及认证程序。食品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冲突关系,必然会导致各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本国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而采取必要的贸易措施和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制来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这种措施的实施久而久之就会演变成贸易壁垒,导致食品贸易的市场环境恶化,造成贸易国的经济损失,利益受到冲击。

二、WTO框架下有关食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条约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WTO框架下《TBT协议》中有关食品进出口贸易的相关规定和《SPS协议》作以下分析阐述。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BarriertoTrade,TBT),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本国国民生命健康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免受侵害,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关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包装盒标签制度﹑检验检疫制度等技术性贸易措施,无论是在主观还是在客观上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施行都会对国际贸易带来一定的障碍[1]。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对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消除这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TBT协议》于1973年在东京回合谈判上问世。《TBT协议》的立法目的是消除不合理的技术壁垒措施对国际贸易的阻碍,因此,该协议的规定均是围绕着对成员国产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等技术规范的制定作出限制,并通过要求成员国不得对一些重要条款作出保留的强制性规定来达到该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TBT协议》的适用范围并不包含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该协议于WTO乌拉圭谈判回合中问世,并与《TBT协议》在适用范围与具体内容两方面呈互补之态[2]。该协议主要对成员国关于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措施、检疫方法、检疫标准及制定等方面作出规制,具体包括:成员国所采取的检疫措施只能限于保护动植物生命或健康的范围;检验检疫应以科学原理为根据(指国际标准、准则或建议);检疫措施要有透明度,各国应及时公开本国所制定的检验检疫标准等内容;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或差别待遇提供技术帮助等内容。

三、我国关于食品进出口贸易中食品安全、检验检疫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对食品进出口贸易中食品安全问题的法规规定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法》中。在进口环节规定,应当通过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的检验且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方可销售;在流通环节,规定食品经营者销售进口食品时要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并建立销售记录制度,以及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进口食品召回制度等。值得指出的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对于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规定是围绕着“溯源”这一核心思路制定的,即通过规定食品经营者的“进货查验、销售记录义务”对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食品能够追溯到源头,以确保食品安全。我国对食品进出口贸易中检验检疫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中[3]。对于进口食品,在进口环节、流通环节均作出依法进行检验检疫的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环节进行检验检疫的行政部门不同,进口环节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其制定的标准进行检验检疫,流通环节是由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验检疫,二者的检验检疫方法和参照标准不同,前者更多是以食品的“可食用性”方面为出发点进行标准制作、检验检疫,而后者则是从我国公民的“健康权”角度制定标准进行检验检疫,后者的要求更为严格。

四、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实务案例

(一)进口食品抽检不合格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A市某超市销售的进口自俄罗斯的某牌天然百花蜂蜜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测该蜂蜜霉素含量不符合农业部公告第235号,嗜渗酵母计数项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GB14963-2011的要求[4],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只有判定为不合格食品。经营者因在进口该批次蜂蜜时未完全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被行政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处以罚款33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经营者曾提出过陈述申辩,称该批进口蜂蜜在入境时已由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测过,为准予入境食品,并拿出该批次蜂蜜的入境检验检疫证明予以佐证,但被行政机关以入境检验检疫证明不能当作食品安全的护身符予以驳回。

(二)广州市盛世中华百货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纠纷案

上诉人于2015年7月10日在被上诉人(广州市盛世中华百货有限公司)处购买了8瓶挪威鳕鱼鱼肝油,后将被上诉人诉至法院,并提出其购买的挪威鳕鱼鱼肝油为食品,瓶上标签无任何保健食品、药品等其他属性的产品标识。涉案食品中所添加的鳕鱼鱼肝油为药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食品中禁止添加任何药品,因此涉案食品为法定不合格食品,并提出民事赔偿。该案在庭审期间查明涉案食品挪威鳕鱼鱼肝油系被上诉人进口的挪威食品,在入境时已经过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检测,结果为准予入境并出具卫生证书,但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鱼肝油相关问题的复函》(国卫办食品函【2014】297号)的规定,鱼肝油不属于普通食品,亦不属于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故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5]。因此,作出被上诉人退还上诉人购买涉案食品的货款并一次性赔偿上诉人10倍价格的额外赔偿金。

五、对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相关法律制度的修改建议

上述两个案例体现了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中,因国际条约与国内立法间存在矛盾与冲突,导致一系列不利贸易人的法律后果,这也是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当兼顾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食品安全有效保障,对这些法律问题深入思考并予以完善。从上述两则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实务案例中,可以发现两起案例有共同点,即涉案食品在进口时均为进口检验检疫合格食品,但均在国内流通后的又一次检验中被判定为不合格食品。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国进出口食品在进口、流通环节进行检验检疫时所参照的标准存在差异。进出口食品时进行检验检疫系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负责,参照的标准也是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所制定的;而进入流通环节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会另行对进口食品进行抽样检验,此时所依据的标准系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所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于检验检疫所依据的标准不同导致检验检疫结果差异,这必然会对食品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因此,统一我国进出口食品的检验检疫标准尤为重要。最后,我国在享受身为WTO成员国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履行身为WTO成员国的义务,加强所缔约的国际条约、协议在我国适用方面的法律效力。落实好诸如对食品进出口时已进行进出口检验检疫后,进出口相对国施行免检的贸易协定。在兼顾食品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地为食品进出口贸易开辟绿色通道,为食品进出口贸易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张云.我国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对策分析[J].商业时代,2005,(27):45-46.

[2]张忠民.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3.

[3]张敏.出口加工区检验检疫监管模式的构建[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12.

[4]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第2期)[EB/OL].(2019-03-04)[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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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传导弹性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对此方面有过大量的研究,研究内容也非常广泛,从汇率传导弹性的不同国家、行业估计到汇率传导弹性对政策制定的意义(如货币政策、汇率制度选择和冲击的国际间传导等),具体相关综述可参见Menon(1995)等论述。[1]在众多研究中,汇率传导弹性的稳定性和变化是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在最近的很多论述研究中,一些学者(Campa和Goldberg,2002;Bailliu和Fujii,2004等)指出工业化国家的汇率传导弹性有下降的趋势,进口价格和消费者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反应程度正在降低。[2][3]但是Bouakez和Rebei(2008)则发现加拿大的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比较稳定。[4]Otanietal(2006)对日本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估计后发现90年代以后大部分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同8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初级产品,不同行业之间有很大的差异。[5]   上述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这些研究一般把时间段都放在20世纪末,没有及时反映最近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汇率传导弹性的变化状况,本文利用日本最新的数据,希望对此做出一些探索。本文的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填补目前学术界关于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影响研究的空白,加深对汇率传导弹性稳定性的理解;二是有助于加深对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商定价和承担汇率风险行为的理解,尤其是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在论文结构上,本文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日本金融危机前后的进口和汇率变化状况;第二部分估计和观察日本各行业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长期趋势;第三部分检验金融危机对汇率传导弹性的影响;第四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并得到论文结论。   一、金融危机后的日本进口状况变化   金融危机被称为是仅次于“大萧条”的又一次需求冲击,面对快速下滑的市场需求,生产商和出口商可能会调整在正常时期的定价行为,通过直接降价的方式来维持市场份额,另外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自己承担更多汇率风险的方式来维持价格的稳定性,间接维持市场份额。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对市场定价能力有可能同危机前相比会有所下降,出口商在面对汇率波动风险时更多的采取自我承担的方式,避免在需求不足情况下的价格波动行为,从而使得进口商获得更大的定价权,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是不是所有的行业表现都差不多呢?首先看一下日本进口价格的变动,图1反映了2008年8月前后日本主要进口行业以日元标价的进口价格变化图,从中可以看到各个行业价格在2008年8月后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纺织、一般机械、运输设备、精密仪器行业的实际出口价格基本上没有下降,有些反而出现了上升;但是其他的行业,包括全部产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化学、石化煤炭和食品行业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进口价格剧烈的下滑,这表明日本进口产品中不同行业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价格调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些行业具有很强的维持价格的能力,但是很多行业则对价格进行大幅调整。   二、日本的汇率传导弹性的历史估计和长期趋势   在研究汇率传导时一般的微观理论基础是Marston(1990)的对市场定价理论(pricingtomarket,PTM),认为具有市场实力的企业可以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由汇率变动引致的成本可以通过加成调整行为来影响企业出口价格,不过该理论假定出口商以购买者货币(当地货币)定价(Local-currencypricing,LCP)。[6]ObstfeldandRogoff(1995)通过Redux模型开创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虽然更加偏向宏观方面因素的解释,关注名义价格粘性[7]以及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将工资粘性、非贸易品、不同货币定价、不完全金融市场等微观理论融入模型,[8]但是Redux模型假定生产商货币定价(Producercurrencypricing,PCP),BettsandDevereux(2000)等的拓展则是假定LCP,由于这些理论基础都是基于LCP和PCP,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一般使用双边汇率或名义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但是从东亚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是PCP还是LCP并不符合东亚贸易的事实,因为东亚国家贸易中存在着大量的美元定价,东亚国家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贸易也大量使用美元,此时东亚和美国之外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既不是PCP,也不是LCP,而是VCP(Vehiclecurrencypricing),日本也是如此,图2反映了不同年份日本从全世界和亚洲进口中货币标价的组成状况,充分说明了日本贸易中(尤其是与东亚贸易中)的美元充当“工具货币”的现实。表1则反映了不同行业中计价货币组成状况,不同行业中本币计价的份额是不同的,即在贸易中进口商实行PCP还是PTM方式在不同行业是不同的。Parsons和Sato(2008)研究表明日元对东南亚各国货币汇率的变动对日本向东南亚的出口价格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正是美元在日本与东南亚贸易计价中占绝对主导地位,此时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并不能合理描述贸易中实际“起作用的”汇率的变动状况,利用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或双边汇率来进行经验分析就无法得到真正合理的结论。[9]   因此本文不使用日元的贸易加权汇率作为汇率的变量,而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这样就可以获得本币对实际进口货币(生产商货币)的比率,使VCP可以转化为PCP(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是一个整体,使用一篮子货币来标价对日本出口,这个篮子中的货币比重就是日本进口中的各种货币比重),从而能够利用“对市场定价理论”来进行经验研究,事实上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出口汇率传导时都采取这种方法,如Athukorala和Menon(1994)、Celglowski(2010)等,[10][11]因此本文认为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日本进口中的汇率传导。此外这样做还有个好处:可以获得不同部门的不同有效汇率水平,从而避免出现不同部门的有效汇率水平相同的情况,也不需要再重新构建每个行业的有效汇率。参考和利用Otanietal.(2006)[5]以及其他学者的方法,本文将回归方程设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φ4△ipt+εt,其中△为差分算子;impt为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et为汇率水平,使用日元计价进口价格与合约货币计价进口价格之比来表示,根据Otanietal.(2006)[5]和Bus-siere和Peltonen(2008)[12]的方法,本文对该变量使用国内企业产品价格指数(DomesticCorporateGoodsPriceIndex,dct)进行平减,可以获得某个基期不变价格的名义影响汇率水平,从而包含了国内价格作为竞争价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fpt根据Campa和Goldberg(2005)[2]等通行的方法,使用neer*dc/reer来构造(neer为名义有效汇率,reer为实际有效汇率);ipt为日本工业增加,一般以此作为GDP的替代变量。数据中除了ipt来自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日本银行,时间从199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实际的回归过程中,由于ipt不显著,Bussiere(2007)指出:在进出口价格回归中,需求项一般都不显著,这是由于需求效应已经包括在其他变量之中。[13]因此,本文将最终的回归方程定为:△impt=φ0+φ1△impt-1+φ2△et+φ3△fpt+εt,所有的变量取对数,φ2为短期汇率传导弹性,λ=φ21-φ1为长期汇率传导弹性,表示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升值1%,将导致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λ%。单位根检验表明所有数据都是I(1)的,即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样可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回归结果表明汇率项系数是高度显著的(均在1%置信区间内),限于篇幅不再列出。下面给出通过滚动回归方法得出的长期传导弹性系数的变化图(使用SAS9.0软件,以10年为一个窗口期)。从滚动回归图中可以看到2000年以后大部分行业的传导弹性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很多行业(如纺织、食品、运输机械等行业)出现了比较稳定的、缓慢的下降,这和很多学者指出的很多工业化国家进口汇率传导弹性有所下降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化学、木材、电子电气部门的传导弹性在最近几年出现了一定的上升,不过上升幅度并不是很明显。但是2008年9月以后一些行业(如全部产品、化学、木材、食品、石油煤炭等行业)的传导弹性出现明显的上升,而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等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p#分页标题#e#   三、金融危机改变汇率传导弹性了吗?   为了判断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了变化,本文首先通过分段回归的方式,计算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两个时间段内的传导弹性,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尽管滚动回归和分段研究表明,2000年1月至2008年8月和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两个时期,许多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确实发生了变化,但为了更准确判断2008年8月前后汇率传导弹性是否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同时也为了使计量结果更为稳健(Robustness),本文采用邹检验(ChowTest)来判断2008年8月是否是个断点,首先构建断点期哑变量,将2008年8月以后设为1,之前设为0,再将该哑变量和每个解释变量相乘,获得一个关于哑变量的乘积项,然后对方程进行回归。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邹检验结果和滚动回归及分段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了金融危机对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有明显的影响,而且不同行业变化方向是不一样的。食品、木材、化学和电子电气产品以及全部产品的进口传导弹性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并没有说明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日本进口商承担了更大的汇率风险,而恰恰说明外国出口商承担了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后日元汇率的单方面大幅升值,进口汇率传导弹性的上升说明日元汇率升值1%将导致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下降幅度更大,即日本进口商从汇率升值中获得的价格下降的好处更多,外国出口商则要承担价格下降的损失。但是机械类产品(包括一般机械、运输设备和精密仪器)则正好相反,金融危机的冲击并没有使出口商比以前承担更多的日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风险,而且还使得日本进口商比危机前更多地分担汇率升值所带来的价格变动。由于石油煤炭制品的价格波动性太大,使得邹检验分析并不能确定传导弹性的结构性变化,但分段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传导弹性都有了大幅提高,出口商也更多的承担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的风险。从汇率传导弹性的具体数值来看,在日元升值的条件下,传导弹性增加的行业具体数值均大于1,表明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超过1%,即意味着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下降,出口企业完全承担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进口商完全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而机械类产品的传导弹性均小于1,表明出日元升值1%,导致进口价格下降幅度小过1%,出口企业获得以实际货币计算的单位收入有所上升,即日本进口商分担了部分日元升值的汇率风险。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各行业的汇率传导弹性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变化是成直线形态,而不是缓慢变动,在2009年2月之后,汇率传导弹性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有些行业出现了小幅回落,这表明汇率传导弹性水平的变化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导致传导弹性急剧变化的原因可能包括两个,一是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范围和强度)对于很多贸易商来说有些出乎意料,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人认为只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主要的冲击对象是金融机构,而不是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急剧的实体经济和需求下降,所以很多产品价格直到2008年8月仍在上涨,但9月莱曼兄弟的破产使得全球对于次贷危机的预期发生急剧调整,很多产品价格开始大幅调整,但是到了2009年2月以后对金融危机的预期和判断比较稳定,产品的价格相对稳定,正如张明(2009)所指出:2009年春季被称为“金融海啸第二波”,以对应雷曼兄弟破产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14]   不过,由于投资者预期已经显著调低,很难有打破投资者预期的意外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春季后汇率传导弹性受价格调整行为的稳定也开始稳定下来;二是日元汇率在2008年9月开始对美元和欧元(主要的标价货币)急剧升值,到2009年2月,日元对美元大约升值了30%,对欧元大约升值了40%,如图4所示,由于美元和欧元在日本进口标价中的比重,导致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的比率也急剧升值,同时也导致了日元汇率急剧升值的预期,但2009年3月以后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有所反弹并开始稳定,使得日元对进口标价货币比率逐渐稳定下来,汇率预期也开始稳定下来,汇率的急剧变动的现状和预期也可能会导致传导弹性的急剧变化。   四、对行业差异的原因解释   为什么不同行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状况呢,尤其是机械类产品的变化方向和其他行业正好相反,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的行业市场价格维持能力不同,即各个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差异较大,一般来说机械类行业的周期比较长,短期内受到的需求冲击相对于其他行业较小,另外机械类行业产品替代产品较少,因此机械类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Oiet.al(2004)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些佐证,他们发现日本对东亚出口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的行业差别很大(见图5),机械类相关行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出口商的市场维持能力较强,他们虽然没有计算各行业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但行业特征应该相差不大。[15]   从图1我们也可以看到,汇率传导弹性下降或者变化幅度较小的行业在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时,均保持实际价格的相对稳定。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机械类行业的企业内贸易水平较高,机械类行业是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企业内贸易在机械类行业的贸易中比重非常高(见图6)。日本跨国公司从总体收益增加的角度出发,将企业内贸易的风险进行最佳配置,由于日本母公司具有更强的处理汇率风险的能力,海外子公司在向母公司出口时更多的使用美元或者所在国货币定价,从而将汇率风险转嫁给进口商-母公司,由母公司采取措施来控制和对冲汇率风险。在巨大的需求冲击和日元汇率单边升值两个不利影响的冲击下,海外子公司承担着巨大的经营压力,为减少汇率对子公司的价格影响,母公司倾向于保持实际的进口价格,自己承担日元升值风险,表现在进口汇率传导弹性上就是具体数值的减少。   五、结语   本文利用日本的进口数据,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作为重大需求冲击的金融危机确实给汇率传导造成了影响,但不同行业的反应是有巨大差别的,大部分行业进口传导弹性明显增加,而机械类产品的弹性则明显减少,说明大部分行业的进口商在危机后比危机前获得了更多的升值好处,出口商承担更多的汇率损失,但机械类行业的进口商从升值中获得的好处则要比危机要少,表明他们分担了部分出口商所面临的汇率损失。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行业的产品竞争力差异,也可能在于各个行业的贸易类型和贸易结构特点。#p#分页标题#e#   本文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类型的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进行价格调整的程度和承担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是有巨大差别的,可以说金融危机对那些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小的行业冲击最大,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和企业内贸易份额较大的行业则冲击较小,这既显示了一国贸易结构对于防范汇率和需求冲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随着跨国公司在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汇率传导弹性也受到跨国公司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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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产品贸易环境;大国效应

一、引言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虽然土地资源并不充足,但神奇的是,7% 的土地资源养活了全世界 22% 的人口。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对外贸易带来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农产品(尤其是大豆)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然而在大量进口的情况下,却并不存在大国效应。中国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对国内大豆价格与农产品结构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文分析了如何缓解贸易逆差和提高市场话语权以更好地应对风险的解决方案。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是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支持中粮企业反对外资多家公司垄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我国农业市场话语权和健全农产品供应链。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针对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前人已经有大量相关研究。早年李月云在国际贸易专著中研究了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成因及诱发因素(2007),王亚娟结合疫情前 2002—2017 年的贸易数据对中国贸易条件进行分析(2017)。国内外研究人员统一认为,贸易逆差的形成分为两个方面:国际贸易环境和出口国的竞争优势。马舒、夏和群、程国强、凌峰分别从产业结构、竞争力、产业化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了单方面的原因,为本文对贸易问题的分析奠定了基础(2011)。此外,蒋兴红博士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问题(蒋,2013)。马苏中和王军特别指出了我国没有大国效应的原因。该研究将大国效应重新定义为市场话语权,而不仅仅是市场价格与进口量的关系(2012)。本文研究针对提升我国企业国际市场话语权和通过对外投资完善全球供应链的对策建议来解决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问题,以我国中粮集团企业为例,创新地从对外投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弥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

三、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

(一)贸易逆差

由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可知,2002 年至 2017 年间,除 2009 年外,进出口百分比增长始终在零以上,2009 年进出口额受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呈下降趋势,这是全球的整体趋势。所以可以得出在不断开放的基础上贸易程度不断加深。然而,我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加大,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2020 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额为 2468.3 亿美元,同比增 8.0%。其中,出口760.3 美元,3.2%; 进口 1708.0 亿美元,增 14.0%; 贸易逆差 947.7 亿美元,增 32.9%。(农业农村部,2021)。此外,农产品在所有国际贸易产品中的比例也在下降,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比例高于百分之十,2015—2019 年这一比例稳定在 6% ~ 7%,持续下降意味着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竞争优势的丧失。

(二)大国效应的缺失

1. 大国效应

在小国,基于贸易保护,国家对进口商品加税。加税后,生产者增加,消费者剩余减少,因此存在无谓损失。与小国相比,具有大国效应的大国面临的压力较小。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提高了进口国的价格,大国市场的进口需求减少。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巨大,世界价格将下降。尽管世界价格没有变化,但进口国的最终价格较低,这意味着关税压力由进口消费者和出口商承担。这就是大国效应带来的福利。此外,马和王在 2012 年表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大国”效应的唯一表现,他们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大国效应对市场价格表现和市场支配力的影响,以及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2012)。他们认为大国更依赖市场,这使他们面临更多来自市场的风险。国家是否有能力保持独立和稳定抵御风险,决定着是否具有市场力量和大国效应。

2. 以大豆为例

我国大豆是农产品进口中增长速度最快、净进口量最大的粮食品种。自 1996 年以来,它的净进口量逐年增加,2010 年达到 5400 万吨,为当年世界第一,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60.3%。而近三年来,进口大豆占整个世界平均贸易额的 75% 左右,然而大豆贸易的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并不具有大国效应。国际垄断企业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四大谷物类跨国巨头牵头其他企业压低农粮收购价,提高粮食销售价,为其赚取高额垄断利润。生产资料少、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国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低,议价能力弱。2004 年的“大豆风暴”也可以说明缺乏大国效应。大豆风暴表明中国缺乏应对风险和市场变化的能力。2004 年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南美其他国家产量下降。在我们需求增加和美国出口可能减少的情况下,投机者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谣言造成的恐慌来获利。他们拉动了美国股市和 CBOT 市场大豆期货的价格(国际市场大豆以 CBOT 价格计价,加价)。但在中国采购团高价收购约 300 万吨大豆后,整个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大幅下跌,每吨下跌 125 美元(中国行业资讯,2018),输出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减少。这增加了很多国内豆油加工企业被外资企业收购的风险。外国投资者也通过对外投资来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议价权,降低了中国在大豆谈判中的地位。

四、对农产品贸易问题的分析

(一)影响国际贸易逆差的因素

第一是需求因素,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通过杂交水稻技术实现了水稻的自给自足,但土地资源的稀缺使我们战略性地放弃了大豆的种植,大量依赖进口。出口上我国主要出口水产品、动物副产品和水果等农产品。2017 年,水产品产值 203.3 亿美元,占比 28.76%,居农产品之首。第二是比较优势,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是劳动禀赋国家,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大部分农产品不具备比较优势。从中国出口水产品、动物副产品和水果的产品比例也可见:水产品居首位,其他种类农产品比重逐年下降。我国战略性地放弃一些主导进口需求的产品的开发。1994 年以前,大豆基本自给,主要种植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但是很大一部分土地需要满足工业化的需要,而过去是农业用地。因此,在满足了三大粮食基本需求后,放弃大豆生产,所以大豆严重依赖进口。第三是竞争力因素,这一因素影响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竞争力是指在特定数量的产品中获得更多利润的能力,也就是以最低成本销售产品的能力。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营销成本。而这些都是公司竞争力体现的不同部分。我国棉花、粮油等主粮作物的生产加工被认为工业化程度低、质量低、成本高、企业信誉低、技术发展缓慢,这都是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劣势。我国由于发展工业化的需要,农业产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产、供、销全链条不强,链条的某些环节被国外多个国家的企业控制。这降低了我国市场的控制力,带来了更多的金融和经营风险。 第四是贸易保护,这个因素也影响到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增加了贸易逆差。进口产品会对国内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各国将采取负责任的措施保护国内产业。通常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关税和设置贸易壁垒。壁垒可以是高产品标准、生物免疫要求以及相关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保护措施。此外,障碍可能是技术要求,这对我们国家来说需要巨大的成本。与关税相比,这种壁垒在市场上是无形的、隐藏的,但直接影响着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和销售。通过与一些国家建立良好贸易关系,部分产品的关税低至零。但对进口国需求依存度高,尤其是我们出口的国家集中在亚洲。出口集中的国家容易触发反倾销和反补贴法,这也属于进口国的保护。当出现交易摩擦时,我们将面临政治或市场波动风险。

(二)大国效应缺失的原因

大豆是进口依赖度高的突出例子。前面已经指出,大国效应是大国的市场力量以价格影响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中国大豆产业缺乏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分为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从国际因素来看,主要是国际食品垄断资本对全球大豆产业链的操纵。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是世界四大大豆进口国。巴西和阿根廷拥有比美国和中国优越的大豆生产资源,而国际食品垄断资本早在 20 世纪末就开始通过提供转基因大豆种子,控制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资源,实施除草剂和优惠农业贷款策略。整个农业市场包括跨国运输,被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邦吉、嘉吉、路易达孚“ABCD”四大粮食企业垄断。这使得两个国家,甚至是大量进口的中国,更加依赖美国资本,跨国粮食贸易商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更广泛的资本渗透和对生产资源更深入的控制。从国内因素来看,农产品战略性放弃与进口量巨大的前提下,我国的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高,进口的依赖程度高,本质上缺乏价格优势。国内生产成本与进口价格的差异可见一斑。中国企业必然会选择更便宜的方式——进口,因此中国对进口的依赖度很大。不仅自然资源匮乏,技术和企业规模也难以与外商抗衡。进口非转基因大豆的榨油量是国产转基因大豆的 2 ~ 3 倍。虽然国内加工企业规模迅速扩大,行业集中度也明显提高,但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拥有大型跨国粮食集团,无论是企业规模还是行业集中度都远优于我国企业,如美国四大大豆加工企业加工量占加工总量在 2006 年的容积率(CR4)已达到 80%。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仍然不足。

五、对策建议

(一)贸易逆差

想要解决我国贸易逆差问题,首先,要解决我国农产品成本高、竞争力低的问题。国内多家跨国民族企业在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等世界主要产粮国投资,弥补国内技术和土地资源的不足。通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建设,利用当地优势,最终降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其次,投资世界主要粮食生产国是为了拥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因为我国一些农产品有巨大的进口需求,如果没有投资和资金流向粮食生产企业、控制供应来源,一旦国际市场供应受限或价格被拉高,我国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变化,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2004 年的大豆危机就是一个例子。我国目前已实施相关战略措施,以中粮集团为例专注于国际贸易。中粮涵盖了多种作物品种和作物技术以及生物能源。改革后的中粮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市场力量与竞争力。针对我国巨大的进口需求,中粮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完整的生产链。通过涵盖各类农产品,实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通过覆盖多种作物品种、作物技术和生物能源,国内企业以其为主导,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机会和知名度来获取利润。中粮在美国、巴拉圭、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国家拥有广泛的投资和资金投入,分布在 140 个国家和地区,连接六大洲的关键物流节点。

(二)改善缺乏大国效应的状况

如上所述,中国缺乏大国效应是由于缺乏议价能力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中国应该从粮食来源国入手,在生产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注入资金,也就是在各个定价渠道上投入资金,拥有议价能力,使其不被供应链中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劫持,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我国中粮企业也已经开始布局,中粮业务与四大粮商(ABCD)的竞争从粮食来源到运输和生产。除了在粮食生产大国对范围广泛的产品进行资本投资外,港口分散在 140 个国家,以确保运输顺畅。中粮还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和技术开发成本来提高加工技术,扩大市场和出口布局。我国农产品行业应加强国内公共信息服务,实现行业协会功能或适应行业企业服务设置本土化。这使得政府和市场公司有效合作,共同抵御国际市场的价格风险。例如,国际大豆市场的定价是以期货为基础的,而顺畅的公开信息传递是期货市场发挥功能的前提。但是,国内还没有统一权威的信息渠道,还是以美国农业部的信息数据为主。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大豆危机的一个原因。一些国内企业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外界屏蔽信息,这使得相关部门获取和处理信息更加困难,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市场和经营风险、利润损失。

(三)宏观经济效应的对策

价格的变化是由于总需求的变化,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扩大需求,不能只用价格拉动需求,这是相反的逻辑,正确的是需求拉动价格。我们要优化价格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如豆类出油量、大米和玉米的营养和口感,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这种改变价格的方式也将吸引资本流入,这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在结构上,要注重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和调整,通过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农产品出口持续稳定发展。此外,降低初级产品的比例,追求行业先进产品,使先进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更高。进口农产品可分为用于直接消费的消费性农产品和用于工业生产的原料农产品。在保证我国供应链完整的前提下,我国需要尽量降低农产品直接消费的比重,以国产优质产品取而代之。而原材料农产品的进口相比于国内稀缺的原材料农产品来说,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增加了利润,从而提高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这些都对纺织、服装、饲料、食品等行业的宏观经济产生了联动效应。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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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边境贸易;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边境贸易是个特殊的贸易形式,是衡量沿边开放成效的重要指标,有利于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巩固和睦友好的外交关系。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明显,而对于边境贸易的研究更着重于国家战略和地缘战略的研究。因此,国内外学者也开始从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入手,通过各种方法检验了边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学者对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如下:徐楚乾以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广西东兴口岸现状及发展历史,借鉴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及解决方法,针对新疆塔城地区巴克图口岸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张希平定量分析云南地区边境贸易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明边贸促进云南地区经济发展,但依旧存在影响边贸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并提出了结合边境贸易优势,借助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矫德阳以黑龙江省边境口岸绥芬河市为例,采用计量软件对边境贸易总量对GDP变化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对外贸易的发展与GDP变化有相关性,其中一般贸易的显著性比边境贸易显著。张宏昊等人利用贸易数据分析西藏边境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的关系,得出西藏边境贸易对西藏经济增长有正相关性。王垚等认为,边贸对边疆地区GDP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比投资等经典要素,边境贸易的影响力度不太理想,作用还是较弱。国内大部分边境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以上不同的结论,部分学者比较赞成边疆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助推地区经济发展。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边境贸易在GDP所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够明显,远远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主要是因为各研究地区具有独特地理环境、地源特征等。

一、新疆经济增长与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一)新疆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结果,2019年全区实现GDP为13597.11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81.28亿元,同比增长17.1%;第二产业总增加值4744.45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071.85亿元,同比增长26.64%。

(二)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状况

1.规模不断扩大。新疆是接壤国家数量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目前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等8个国家相邻。多年来借助改革开放和国家沿边开放的优惠政策,保持与沿边国家的交易来往,获取了有效贸易成果。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随着调整期的结束,新疆边境贸易发展慢慢恢复,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就贸易规模而言,2013年拥有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后新疆边境贸易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截至2019年边境进出口总额达到896.24亿元,占新疆对外贸易额53.1%。2001年到2019年,新疆的边境贸易增长速度虽有波动状态,边贸额却已经占据了全疆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

2.自然条件丰富。新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差较大,日照时间充足,光热资源丰富。这些特征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新疆物产多样,矿产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冰川雪岭与戈壁瀚海共生,高原山水景观蕴含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世界名山之中,有着众多的雪域冰川、叠嶂雄峰、飞泉瀑布、珍奇异兽。极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使新疆旅游资源类型很多,占全国旅游资源类型的83%。共有景点一千多个,居全国前列。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推动新疆旅游出口,有助于发展新疆经济。

3.口岸与交通优势。由于新疆深处内陆,大多地方都是陆地,很多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公路口岸来完成。根据2019年的数据,2019年新疆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493.69亿元。其中公路口岸的进出口总额达到759.65亿元,占总口岸进出口总额的60.26%,可见口岸公路的重要性。

4.人文文化特点。新疆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在中华文明沃土中枝繁叶茂,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在各种交易交往过程中能够掌握伙伴国家的各种习惯和需求特点,从而开拓双方市场,利用广泛的社会联系开辟经济和技术合作的渠道,更有助于新疆对中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开展,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和民族沟通进程。

二、新疆边境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处理

本章以新疆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代表,选取从2001至2019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和边境贸易进口额和边境贸易出口额作为原始数据(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运用ADF检验、最小二乘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新疆GDP和边境贸易进出口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计量软件为Eviews9.0。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解析

1.单位根检验(ADF)。在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模型的时候,一般要求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2所示,lnGDP、lnEX、lnIM的原序列是非平稳的,因此对原序列一阶查分后,序列5%、10%水平下通过了ADF检验,满足平稳时间序列的要求。

2.回归模型建立。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5%临界值水平下变量lnGDP、lnEX、lnIM是平稳的,判断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进一步验证新疆边境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发现,lnGDP、lnEM、lnEX、lnIM处于正相关,可以说各变量对新疆GDP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变量边境贸易进口额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性不明显,概率很小。如新疆边境进出口每增长1%,GDP增加0.3个百分点;边境出口贸易每增长1%,GDP增加0.34个百分点;边境贸易进口额每增长1%,GDP增加0.01百分点。

3.格兰杰因果检验。Johansen检验结果只能决定变量间是否有长期均衡的关系,但为了检验变量是否有因果关系,需要再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应用Eviews软件输出后Granger检验结果为,新疆边境出口贸易是新疆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是因为新疆对外贸易主要是以出口为导向,进口额比出口额少些。经过检验确切地说新疆边境出口贸易的变动是引起新疆经济增长变动的原因。

三、促进新疆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新疆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变量,分析了边境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新疆边境贸易对经济增长确实有促进作用,尤其是边境出口贸易的作用更明显。至于边境进口贸易,它的显著性不够。总体来说讲,新疆边境依然存在贸易规模不大,商品结构不合理,边贸人才短缺,边贸运输结构不平衡和各种运输方式衔接协调不畅等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口岸贸易和产业关联度

根据进出口伙伴国家和新疆的市场需求与消费结构,改善边贸出口商品结构,抓好重点出口商品的开发与生产,保证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周边市场规模,壮大出口优势产业,促进协调相关产业的有效匹配。其次,大力支持新疆各特色行业的发展潜力,扩大边贸市场,开发崭新的边贸合作领域,保持优势地位。占领外贸市场的优势,实现发展企业与农民增收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将传统商贸形式与现代商务发展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积极引进高新技术,缓解新疆在技术等方面的劣势,提升进口设备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加工水平,推动新疆的产业结构升级。

(二)合理改善新疆交通运输结构,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基础设施作为边境贸易活动的服务载体,直接影响口岸的通关速度。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促进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资源共享、分配,并获取运输系统内部合理协调发展,具备高性能、高质量、易操作的口岸设施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其在不同运输方式时考虑空间及时间等问题,根据新疆边贸现有的环境进行协调,保障口岸高效运行。重视边境贸易对边境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三)扩大对外开放区域,促进对外开放

由于新疆的出口市场高度集中在中亚几个国家,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区域。始终坚持平等双赢的国际合作道路,努力发展同中亚国家的贸易合作,加强与各国在多边和区域框架下的合作,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加强与贸易合作国家的协调和沟通,相互监督和督促。借鉴贸易伙伴的外贸发展潜力,改变新疆边境贸易形式单一的现状,实现新疆对外贸易的全面均衡发展。改善贸易条件,规范边贸市场的秩序,加大优惠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国内相关部门的信息交流、相互沟通的协调机制,并与国外建立多层次的领域合作机制,以提升新疆的边境贸易能力。

(四)大力吸引外资,扩大外商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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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结束相关理论课程时,立即转化为实际的操作能力。对于新专业,相关学校应该投入大量的新专业建设专项经费来强化校内实践环境。校内实践主要是利用IT技术,提供较真实的场景模拟,让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完成相关业务,使学生对国际商务活动产生真实感受,快速提高实践能力。相对于校外实习来说,校内实践可以由校方单方决定,而不用受制于企业。研发或购买相关模拟软件,让每个参与实验室国际商务活动模拟实践的学生都将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从而共同组成了模拟贸易环境。

学生通过模拟实践中相互竞争和协作的角色扮演,模拟面对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和银行的日常工作,达到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感受到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关系,从而熟悉国际商务中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模式等国际商务活动的全过程。

二、突出角色模拟和综合能力训练

国际商务活动实践是一个综合性的实践,它融合了商务礼仪、外语、国际贸易实务等各方面的知识。学生在模拟国际商务谈判前要做好充分的分组和详细分工的安排,要求其了解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商务礼仪。各司其职,使其能够较专业地完成相应的角色任务。在角色模拟中运用国际贸易知识判断需要谈判的价格、付款等各方面情况。通过校内实践,提高学生的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等综合能力。

三、定期举行国际商务技能比赛激励学生

进行国际商务专业实践技能的比武,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明白自己所学专业的实践技能水平,为今后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例如,在商务谈判教学实践中,将教学模拟和开办学生专业技能比赛相结合。每年举行一次商务谈判比赛,这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举办商务谈判比赛的方式,可以使学生更重视教学实践,防止教学实践流于形式。

四、扩大社会联系,建立校企合作等校外基地

学校领导和专业负责人应该走出学校,深入企业,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例如,通过科研立项,与企业进行合作;通过职工培育,充实企业人才队伍,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实现校企双赢。在扩大社会联系方面,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一些大型国际商品交易会,组织学生参观本地的外贸企业,要求企业负责人和政府相关人员为学生作专题报告等等。通过多种渠道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加强论文指导,提升毕业质量

毕业论文是国际商务专业学生四年本科学习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节,是其运用在校学习的国际商务基本知识研究和探讨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通过毕业论文可以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毕业论文质量主要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严把开题关。安排学生从大三下学期开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有可能的实习单位进行选题,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在老师的帮助下,提前撰写开题报告。

二是严把写作关。开题后,要防止学生将论文束之高阁,我们应该要求学生定期与指导老师联系,说明写作的进度和征收指导老师意见。

三是严把答辩关。由学生自己运用口头陈述和PPT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开报告。对答辩老师提出的论文问题,应该重写的部分就必须重写。

四是建立奖惩制度。应该建立一套国际商务专业本科论文评价体系,让论文答辩不再流于形式。对于优秀论文不仅要给予精神奖励,还应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甚至鼓励学生将其公开发表。同时,对于论文写作不合格的学生必须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重写和第二次答辩,真正提高毕业质量。

六、改革实践形式,重视社会实践

一提到实践,很多人只想到与专业相关的实习或实训。其实,社会实践对提高各类专业的学生综合能力是很在帮助的。社会实践应该纳入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四年教育教学方案体系,它不仅能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吸收新知识、发展智能,还是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来磨炼自己,真正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和适应能力。在国际商务养育方案的课程设置上,也应该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定学时的社会实践,给予学生压力。在社会实践的时间安排上,可以安排在学生的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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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已经遍布我们的生活。这一篇论文从中国的网络文化发展的状况、以及网络文化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并对相关的对策进行了介绍。

关键词:

网络文化;产业经济;问题;对策

网络的发展和普及不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对经济的发展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网络技术是推动他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网络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进行商业活动的机会,网络的出现推动了更多新型产业的发展。因此,网络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一、我国网络文化产业经济的发展现状

网络的发展始于90年代,但现在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网络技术的普及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首先,网络技术遍布我们的生活,更多的人运用网络,能够带动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的出现。2007年,全国的网民的数量达到了2.1亿人,上网人数远远超过了美国。上网人数的不断增长,带动了相关网络产业的不断发展。2007年年底,中国用网络购物的数量近4640万,相关的一些网络广告近76.8亿元。网络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扩宽了就业的渠道,大量的网络职业也迅速的发展起来。

二、网络文化产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文化产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

根据相关的一些资料显示,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都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一些文化产品的贸易出口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不足。比如韩国,它的民族的文化范围十分的浓郁,韩国的一些文化产品2004年向日本、中国、泰国等国家的出口额达14.2亿美元,占其他产品出口的7%。中国的文化产品出现的贸易逆差情况,十分突出的表现在相关的一些网络文化产品上。怎样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和政府一直相关的一些学者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国家的《文化建设“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指出要“不断地发展新兴的文化产业,要对网络文化产业等技术产业进行不断地发展,也要对相应的一些动漫产业进行发展,使中国的动漫产业的数量得到不断地提高。对相关的网络文化产业进行大力的发展,支持国家的自创产业、扩宽文化产业的范围”如果不做到这些,就会向美国的《纽约时报》中说的,“以前百战百胜的中国,在将来的网络文化中将会惨败”。如果网络文化产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况,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2.电子传媒业的市场占有率极低不高

如今,美国人利用好莱坞的大片,在网络技术水平的推动下,投入大量的资金,运用科学技术,把网络技术与传统的电视、杂志各个作用进行融合,成为了文化大国。在《财富》杂志中对全球最受欢迎的6家娱乐公司的相关名单进行说明,大部分的公司都是美国的,美国在当年的总的销售额达867.25亿美元。仅3亿人的美国,在电影的票房上每年能够达到百亿美元,每年所生产的影片的数量位居榜首。从2000—2004年这四年的时间,中国能够用于进口的影片仅只4332部,可出口的影片数量更是稀少。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不断发展、人口众多的一个背景下,中国的网络技术不能够适应时展的步伐,不但不能够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还让自己的销售市场被别人占领。

3.网络游戏国产化的程度较低

目前全球都进入了一个网络时代,网络世界的丰富多彩,网络游戏也受到了全球很多的青少年的喜爱,游戏产业也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中国的网络游戏的发展十分的迟缓。在2001年,在韩国的网络游戏《传奇》从上海盛大被引进之后,上网的数量达到了50万人,随后各大传媒公司都积极地加入到了网络游戏行业中来,网络游戏的市场一下就成长了起来,网络文化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由于中国原创的网络游戏不成熟,而使得网络游戏不成熟的因素就是没有好的科技劳动力,这就使得中国的网络文化的程度十分的低。

三、我国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1.增加网络文化产品出口量

到了21世纪,中国的网络文化产业出现了不断增长的趋势。根据中国新闻出版总局的相关资料数据显示,中国的版权的贸易逆差有所减小,进口和出口比例从2003年1:15下降到2004年的1:8.6。中国的网络文化在不断地探索和变革中,在相关的一些政策的支持下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也在慢慢的为中国的经济发作出努力。但是,中国的原创电影依然不在西方的主流市场之内。因此,应该迅速快加大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

2.重视网络文化的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

文化部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把“文化产业”当作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提出来:“文化产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不断地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把网络文化经济当作文化产业新的一种经济形式的相关的一些理论的研究就更加迟缓了。但是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早已高于了网络的技术层面,在发展网络文化的时候,要重视对相关网络文化的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不能只把重点放在怎样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上。

3.将网络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西方的一些国家十分重视网络文化的发展,而且把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相应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比如美国重视网络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把网络文化提升到当前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程度上来。因此,中国以及相关的国家政府应该在进行网络文化的建设时,大力支持相关的企业和一些民间的风险对网络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给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条件,不要把一些网络文化建设的资金、发展的环境等相关的问题都让市场来进行处理。另外,要加大网络文化的建设力度,使网络文的化发展运行得到规范,创造出一些优质的网络文化的产品,而且要向一些具有优秀的技术水平的国家学习经验,借鉴优秀的科学技术水平,把网络文化产业与现实的情况的相互联系来不断地研究。只有把网络技术水平和网络文化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盈利和网络社会相关责任进行统筹规划,中国的网络文化产业才可以不断地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志民.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思考[J].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2014,(9):81-85.

进口贸易论文范文7

【关键词】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融资

1引言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持续飞速增长,其中国际贸易更是飞速发展,对我国的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WTO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7万亿美元,继续领跑世界各国。可以说中国的贸易发展了自己,也带动了世界。中国能取得如此佳绩,中小企业功不可没。自加入WTO后,中小企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无数“中国制造”被销往国外,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外汇。可以说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支柱,然而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与他们的贡献有天壤之别———几乎所有中小型外贸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这种局面,但效果却不尽人意,总结起来,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业先天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不强;二是由于宏观环境还不够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重重。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制约我国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小企业贸易融资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国际贸易融资的概念

所谓贸易融资是指银行对进口商或出口商提供的与进出口贸易结算相关的短期融资或信用便利。具体方式有授信开证、进口押汇、提货担保等。这种融资最大特点是融资周期短而且流动性很高,对于进出口企业的业务特点来说贸易融资非常适用,反过来对银行来说,这些特点能增加银行收入,风险也相对较低。因为在国际贸易整个过程当中,银行作为第三方结算人全程参与,所有的物权单据都要首先经过银行,因此,银行可以依托对物权凭证的占有为企业融资或提供金融信用,企业获得融资后进行下一步商业活动,最后还本付息,同时银行也获得更多收入。

3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3.1企业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一,融资渠道少。例如,主流的证券和债券市场,因为对企业资质的高要求,大多是国企和跨国企业的天下,中小企业基本不可能通过其融资。第二,中国大部分的出口型中小企业,从事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产业竞争大,利润小,再加上中小企业先天羸弱的自身条件,银行普遍对中小企业缺乏信心。第三,缺少专业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虽然市面上小额贷款和担保机构很多,但大都不够规范,隐患较大。第四,非法融资渠道多。通过正规渠道融资,中小企业处处碰壁,无奈之下只好铤而走险。这种现象在沿海一带省份非常普遍,吴英案就是典型代表。非法融资害人害己,不但对企业发展没有帮助,反而会牵连无辜百姓。

3.2银行方面的原因。第一,信息不对称。中小企业数量巨大,市场上又缺乏权威的信用评价体系。银行只好对所有企业采取严格审查制度,硬性指标多,很多具有活力但刚刚起步或规模小的企业被拒之门外,错失发展良机。第二,手续烦琐。即使通过了银行审查,还要耗费高额时间成本办理复杂手续,对外贸企业来说,漫长的放款时间可能就会错失一笔订单,这无疑也降低了企业的主动性。第三,融资产品少。我国银行业监管较严,导致银行创新不足,缺乏相关经验,使我国银行服务滞后。例如,以福费廷等业务为代表的新兴融资方式还远远没达到普及的程度,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4促进贸易融资的对策

要真正改变融资难的现状,仅仅靠国家、企业某一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家共同建立一个体系,大家各司其职,把这个体系良好地运转起来,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4.1企业自身的努力。树立诚信意识,银行不信任中小企业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缺乏诚信。中小企业往往只看重眼前利益,投机取巧,爱打政策擦边球,逃避责任,恶意拖欠银行贷款。所以,企业要通过自身努力,诚信经营,扭转自身不良形象,共同构建诚信的大环境,同时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帮助员工充分了解新兴的金融服务产品和使用方式,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增强与金融机构和政府的交流。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融资体系中去,主动反馈业界最新信息,公开企业财务信息,建立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只有企业自身增强素质和积极参与,才能有效改善贸易融资困难的现状。

4.2银行的创新。密切关注市场需求,积极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洞察市场和客户的需要,不断推出符合市场规律和客户最新需求的金融服务产品。积极推进福费廷、国际保理等新兴的贸易融资产品,为企业创造更多融资渠道。重点推广结构性贸易融资,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完成融资需求。进一步完善贸易企业信用评价体系。针对中小企业周转高、额度低的特点,传统信用评价体系已经滞后,因此,要重新建立评价体系,该体系要反映中小企业的实际偿付能力。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记录管理系统,实时跟进企业经济活动更新信用记录,对符合信用要求的企业进行升级和奖励,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进行特殊处理,让更多优秀的企业获得优质的资源。增强技术能力以降低风险。引进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人才,设计国际贸易流程跟踪软件,通过互联网对企业的对外贸易账户进行全程跟踪和监控,不留死角,用技术手段避免企业不诚信的行为发生。

4.3政府的支持。建立全面有效的企业评价体系。首先,让企业生存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中,让企业能专心经营业务,培养企业诚信经营意识。当然,对于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中小企业还不上贷款,如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还是应该要拨出专项资金进行扶植。其次,走出去,开拓视野,多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模式,将政策性金融机构(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等)的作用凸显出来,助力中小企业获得更多融资。

5结语

进口贸易论文范文8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于是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美国国内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日益增高。于是美国希望以美元贬值形成弱势美元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经济。

    (2)日元升值的国内环境

    事实上,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当时日元已经具备一定的升值基础。第一,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成功的实现了日元国际化。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内在压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场开放必然结果。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日元资产的魅力展现出来,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这一变革应付升值带来的对外贸易损失。[1]

    由此来看,广场协议的出现有外来的压力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自身的内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即G5集团)财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广场协议自开始实施,日元汇率开始一路上扬,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两年的时间下降了近50%。

    2.人民币升值背景

    (1)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环境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原因。首先,中美汇率之争的根源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转嫁经济危机,缓解其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另外,日本就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同时也想借助人民币升值来恢复本国经济。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

    (2)人民币升值的国内环境

    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外汇储备过量以及大量顺差所造成的。从199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呈高速增长状态,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也进一步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导致人民币需求增加,这些都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巨大压力。

    于是,我国政府在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形成了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

    有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日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有几分相似:两国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经济危机引起的。可见,两国货币升值的幕后主导者都是美国,从国内环境上看,外贸顺差大也是中日货币升值的共同的内在因素。影响两国货币升值的国内环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开放对日元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我国汇率制度的转变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应对货币升值的对策和措施比较

    1.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对策

    (1)加速日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路径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国条款国后,日本开始在对外贸易和外汇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订了《外汇法》,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成为了日元国际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积极促进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2]

    (2)大力发展对外投资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增加。1984年,日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00亿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外投资总额已经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国。从投资结构上看,日本在产业和结构上呈现了制造业、金融业、商业,“三业并举”的多方位、多层面投资的整体格局。从投资地区上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地区。#p#分页标题#e#

    (3)改善出口结构

    在高科技成为推动当今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后,技术贸易成为高附加值的重要贸易形式。为了促进技术贸易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大力倡导的“科技立国”政策。技术含量已经成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有利武器。除了保持传统的优势产业外,日本对生物工程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也进行了大力扶持,提高了日本尖端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于是,日本出口的产品以其稳定的质量和节能环保、高科技等特点的竞争手段主导着国外需求市场。[3]

    (4)加强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新世纪初,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减缓增长的阶段,但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盈余却在递增,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虽然日本对美出口一直在下滑,但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却在迅猛增加。2004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亚洲国际已经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

    2.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

    (1)增加海外投资与并购

    80年代后期,日元被迫升值使日本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日本海外输出的商品、资本、人员也变得更加强劲。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0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9年的670亿美元,在1986—1991年间,海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了4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到世界首位。[4]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人凭借着财力的优势,在国外掀起了购买热,仅1985至1986年度,日本企业就收买了大量的外国企业,这些企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等众多领域。[5]

    (2)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日本的海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产业空洞化,但同时产业空洞化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阶段,它直接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开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众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汇率动荡影响大的纺织、轻工、普通电机等行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留在国内的主要是研究开发型企业、尖端技术和高附加价值行业。这部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技术含量和品牌。实现了国内产业逐步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产业结构也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3)改变企业经营模式

    日元升值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对日本企业传统管理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时间各企业开始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变革。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于是日本企业针对当时的状况找到了新的管理体制。主要变化有:在企业内部的决策机制上,由协调一致到权责集中;在雇佣制度上:终身雇佣模式随着经济萧条的压力被改变。[6]

    (4)非价格竞争

    非价格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最重要的竞争形式。在经历了两次大幅度降低产品利润以后,日本企业开始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功能、外形等非价格竞争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在加强了非价格竞争以后,对产品质量、设计、形状和品种不断进行革新,更加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及生产程序上进行技术革新,逐步实现了由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的方式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尹延庆.日元升值对中国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2]陈虹.日元国际化之路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5):65-71.

[3]王厚双,刘向丽.日元升值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绩效分析 [J].东北亚论坛,2004(02):79-83.

[4]日元升值后引发资本输出狂潮导致泡沫经济出现[N].第一财经日报,2005-08-04.

[5]周锐.本币升值压力下国内经济的调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