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论文范文1
1.1学校体育的现状
在重视升学率与就业率的今天，学校对于体育课程则采取“排而不上”的方式，许多学校都在学期课程编排时，把教学大纲要求的体育课时“合理”的安排到每个年级的课程当中，然而实际课程进行状况却令人担忧．同时，体育教师素质相对偏低，无法在课程以及综合卫生保健方面授予学生正确、恰当的体育知识与体育健身方法，有些学校未配置专业的体育教师，由其他教师代教体育课程，这对于正确发展学校体育都是不利的．另外，相关硬件配套设施不完善，许多大纲上要求的体育课程项目却没有办法正常开展，教学资源分配不公平，地区差异明显．
1.2社会体育的现状
“社会体育”又被称为“群众体育”或“大众体育”，指的是以“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人际交往，提高健身技能”为目标的群体性体育活动，它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随意性、自主性、社会性”．
1.2.1体育锻炼的观念和意识相对淡薄
此次调查问卷问题设置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根据图中样本显示，我国0-75岁人口各个年龄段对于体育锻炼的重要性认识都相对薄弱，其中以15岁以下的少年，以及30到60岁的中年及老年人，最为薄弱．目前我国进行体育锻炼的体育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0.85%，其中女性体育人口占比为13.49%，男性体育人口占比为16.51%．导致我国体育人口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群众对于体育锻炼的意识比较薄弱，不少人因为工作繁忙或是其他原因，体育锻炼严重缺乏．
1.2.2缺乏相关配套体育设施
社会体育是一种区别于学校体育的健身方式，它需要进行基础健身设施的投入建设，提供专门的体育场所，才能够为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基础保障．
1.2.3专业指导人员短缺
社会体育的正常进行以及其宣传推广都同学校体育一样，需要专业的体育指导员对群众的体育活动进行一些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使其能够在体育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正确开展体育活动，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1.2.4缺乏宣传力度
从“全民健身”概念的提出开始，我国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群众体育健身知识的宣传与推广，然而对于面积广袤、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说，全民宣传具有一定的难度．
2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相互关系
2.1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双效互动关系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存在双效互动关系，建立“双效互动模式”主要表现在：在学校资源充分的情况下，学校体育资源的整体性开放，为社会体育提供相应的体育场所、设施以及体育指导员，使学校体育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社会体育为学校体育提供外在发展平台，作为学校体育发展的延续，社会体育肩负着“全民健身”这一重要任务，走出学校的人们要想持续性的得到体育锻炼，就必须要参与“社会体育”运动，从而延续了学校体育．在二者的互动方式中，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多内容”的互动形式的联合．学校体育通过体育场所以及体育器材设施的开放，与社会体育建立相应的俱乐部、活动中心等，利用学校专业体育人才组织一些大中型民众健身娱乐活动，建立健全学校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体育健身平台与机制，增强学校体育的服务意识，加强“全民健身”思想的宣传，为大众体育的顺利与有效开展提供一个专业开放的平台，为增强全民体质，提高人民素养，创造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发展氛围与环境．
2.2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内在联系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作为体育系统的两大主要体育形式，两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基础，社会体育是学校体育的延续。
2.2.1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场所
这种学习伴随一个人的儿童、少年、青少年、青年时期，学校体育也在整个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作为基础体育知识技能教授的场所，从儿童时期学生就开始进行相关体育课程的培训与学习，由此奠定了相应的体育活动基础．学校通过科学化、理论化、合理化的体育系统的构建，实现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增强学生体育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学校通过持续性的体育课程的培训，使学生形成了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思想意识，而在校期间学习的一系列的体育技能又为走进社会之后的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学校体育是学生对自身体育能力与技能构建的基础环节，是学生进入社会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保障．
2.2.2社会体育是对学校体育成果的检验
其实质是学校体育为社会体育提供基础技能与知识，在日后的社会体育实践中，学生是否能正常运用学校体育中学习到的体育技能，以及是否能够融合到社会体育中，都是检验学校体育成果的重要方面．因此，学校体育要适应社会体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体育进行有机结合，保证学生进入社会之后能够为社会体育的有效进行提供一定的人力资源保障。
3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互动发展措施
3.1加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在体育内容上的相互渗透
学校体育的教学核心就是结合大纲要求，制定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的体育教学课程和内容．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要充分体现出教学大纲的要求，以“健康第一、全面发展学生体育素质能力”为核心的基本出发点，充分参考社会体育的要求，以社会体育为导向，培养具体性的人才，要具有民族特色，体育教学的进行不仅仅是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且能够使学生树立终身健身的基本思想，使其进入社会后，仍然有意识的去进行社会体育锻炼，促进身体健康的发展．加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在内容上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指的是从学校体育教学出发，教学内容的选择要与社会体育进行有机的结合；另一方面从社会体育方面出发，社会体育的发展又能够为学校体育提供导向作用．学校体育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社会体育的目标是“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社会体育目标与学校体育目标之间存在根本一致性，学校精心选择课程项目，体现科学化、服务化、人性化的教学内容，重视学生全面身心健康的培养，重视与社会体育的有效衔接，为学生走向社会进行社会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3.2促进学校体育人才与社会体育的相互融合
体育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各大院校来进行，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互动融合的一大表现就是学校为社会提供相应的体育人才，为社会体育的有效顺利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而学校体育人才与社会体育的有效结合必然能够推动社会体育向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等发展．目前就我国来说，许多高校都在专业上增设了社会体育专业，培养了大批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源源不断的向社会输送，为社会体育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一批专业素质过硬、教学经验丰富、教学能力强、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新颖以及教学特点鲜明、团队协作能力强的社会体育教师人才队伍．社会体育还为学校体育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台，如：“健身教练”、“私人教练”等职业，这些体育人才日后就业方向大部分是社会体育中关于健身的一些方向，这就为学校体育人才解决了就业问题，也为社会体育提供了专业的人才队伍．两者之间互动发展，互相融合，为各自的发展提供了相对适应的广阔发展平台．
3.3加强与拉动外界力量的参与
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有机结合并不仅仅是两方面的问题，更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加强外界力量的参与．政府要重视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相互作用关系，做好外部协调，对两者之间发展的相对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研究，一些重点内容要制定相应的法制法规来进行制约和平衡，从国家与法制层面落实“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相互融合”这一重大研究课题．这一课题的具体实施是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工程，需要借助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系统，在借助政府力量的基础上，全民参与，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系统，全社会、全民族参与的体育活动，树立全民终身体育的思想．
3.4转变教学理念，适应社会体育发展需求
学校体育要以社会体育需求为教学目标，转变教学理念，以适应社会体育发展的需要．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突破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创立新型开放式教学模式，将社会体育积极、科学、健康、合理的内容引入到学校体育教学中，使学生能够较早地对社会体育内容进行接触和更好地理解．其次，学校体育在进行社会体育教学系统构建时，一定要以社会体育为向导，充分发挥其指挥棒的作用，要以社会体育的实际需求为核心，建立起有效性、普适性与实用性相互结合的体育教育教学体系与新模式．
3.5设施设备资源共享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学校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为各院校配置了相应的体育器材与设施，给学校体育教学提供了相应的体育器材设施保障．同时，学校体育教学为社会体育提供了人力资源与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学校体育设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适时、适量的向公众开放，为社会体育活动提供场所与器材，在人才与设施上实现资源共享．
4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4.1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有机融合，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故社会体育也有了较为迅猛的发展．然而社会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与学校体育的有机融合，只有借助学校体育的广阔发展平台，深入开展体育教育教学活动，传播体育知识与技能，掌握基础体育技能的必要性，才能为群众开展体育活动作出适当的引导，满足社会体育发展的实际需要．
4.2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有机融合，促进体育资源的优化与整合
目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将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进行有机优化与融合．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已经成为21世纪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因此，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发展，资源共享成为目前我国体育事业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学校体育由于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在资金与教师队伍方面资源相对充裕，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如能进行资源共享、有机融合，在软硬件设施上综合优化与整合，既能使学校体育资源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发挥其最大价值，又能使社会体育最大限度的“继承”学校体育的优良传统，从而促进双方各方面的融合与互补性发展．
4.3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完美结合，是实现终身体育的重要保障
在当今社会发展与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终身体育的思想必然成为全民健身的主流思想，而学校与社会这两个最大的体育承载平台，肩负着不同的使命，学校体育是基础，社会体育是延续，二者之间在新世纪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进行优化整合与有机结合，首先，能够使学校体育得以延续和发展，其次，能够使社会体育得到相应的资源与师资等技术保障，二者的完美结合为终身体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与支撑．因此，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进行完美结合，是终身体育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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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法社会学论文范文3
在技术革命日趋显著的社会环境下，社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创造性、应用性、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产业部门、应用部门和管理部门的需要。而现实情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过小与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存在着巨大的矛盾[1]。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尽管目前高校培养的大量学生更多地走入应用性强的岗位，但培养模式依然沿袭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惯性，导致长期以来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不匹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从2009年开始，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范围；认为开展全日制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积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进一步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需要[2]。但是这一转变的实现，除了社会的需求等外部环境外，还依赖于高等学校自身条件的建设，本文结合农业推广硕士多年的培养实践，对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培养质量的途径进行探讨，旨在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依据。
一、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面对的生源行业背景十分广泛，但其培养方向很明确，主要是为农业与农村管理机构、农业企业、农业服务等岗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和管理人才。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以来一直是以在职人员为主要生源，这些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职业实践经验丰富，而全日制的农业推广硕士生源没有这样的优势。在生源缺乏职业经验而又要按职业需要来培养学生的前提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均提出了新的挑战。把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应用型高级人才来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应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方向有所不同。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学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缺少优秀教材与案例，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没有显著差别，有的培养单位甚至直接使用普通研究生的教材或将其简化后使用，或直接照搬国外案例或教材，这种做法难以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特别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极易出现学术化倾向，与学术型人才教育难以区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我们对其要有全新的认识，而且需要做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目前特别迫切的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就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内容而言，我们认为必须强调综合性。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普遍达成这样的共识：农业推广硕士的知识结构应涵盖农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行为学等理论与方法。但是这种综合性并不是把不同学科课程简单拼凑起来就能体现，因为简单地拼凑不可能产生综合效果以形成培养特色。综合性体现着创造性，多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在形成综合性课程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尝试，如“农业推广学”就是体现应用性的一门综合性课程，它综合了农业科学、信息传播学、社会心理与行为学、组织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形成了实践性很强的操作方法，被评为农业推广领域的国家精品课程。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农业社会学”也是一门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综合性课程。农业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重新审视农业，综合了现代农学、农民学、农业经济学、制度学、组织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属于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特别是把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制定作为该学科的落脚点和归宿，使得这一学科具有了很强的实践性。如果每个专业学位类型都能够形成3~4门具有创新性且符合中国本土特色的综合性课程，对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内容的创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的教学方法，我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案例教学和参与式教学模式。特别是参与式教学方法对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十分有效。研究者概括了参与式教学的许多特点，诸如参与性、互动性、民主性、合作性、开放性、激励性、发展性、反思性等[2]，但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式教学方法最基本的要点有三个：
1.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被认为是20世纪以来教育思想经历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问题意识是大学学科建设走出经院化的关键[3]。基于问题的探索、调查和发现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核心价值的维系点，体现了由教学中心向学习中心的转移。问题导向是围绕实践中一些结构不明确的问题所展开的调查和寻求解决方法而组织的，通过让研究生对问题的思考来探究问题背后隐含的概念和原理，并发展自主学习的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学习，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共同讨论和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策略。参与式教学中的问题导向有助于发展学生下列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能力；发现、评价和运用学习资源的能力；合作学习的能力；以多种方式有效交流的能力以及运用所学成为终身学习者的能力[4]。参与式教学中的问题导向对研究生的思维训练，对于促使他们注重理论的实践意义以及注重政策研究是十分有效的。
2.平等讨论
参与讨论是参与式教学的主要活动方式，无论是引导式讨论还是开放式讨论，都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锻炼他们的交流技巧，激发他们探讨问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讨论的效果依赖于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因此，平等交流很重要。教师不仅要保证每个学生有参与讨论的机会，而且要创造争论与辩论的氛围。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的总结归纳十分关键，一个好的归纳和总结不但可以引出或强调讨论的结果，而且可以保持研究生讨论之后继续探讨问题的兴趣。
3.可操作的程序
参与式教学包含了丰富的程序性知识与方法，如何提出问题，怎样开展平等的讨论，教师的角色如何定位等都体现在程序中。要求每个研究生都掌握参与式教学的程序，不仅能恰当地参与，还能够主持讨论，学会归纳和总结等。为了保证参与式教学顺利进行，恰当使用参与式工具是必须的。这些工具包括了诸如问题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分析程序，也包括了展示软版、活动卡片等辅助设备[5]。为使教师掌握程序与灵活使用工具需要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p#分页标题#e#
二、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目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因循着的教学评价理念，主要还是以学术为中心的，在这一观念约束下，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得不接受诸如论文字数的多寡抑或形式上的“优劣”以及表达形式的约定俗成等标准的考验，甚至阅读难易也被冠以理论深浅的标准。一篇很有见地、论据充分且有实践价值的论文或工作设计，会被认为无学术水平，而词汇晦涩难懂以掩饰作者对实践无知的论文却被认为“水平”很高。这又常常成为教师中心或教师权威的基础，而且是由未必有职业经历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支持的基础。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高校中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坚持的学问中心或学术中心理念，不仅仅是路径依赖的选择结果，而且还经常是师资规格本身限制下的被动选择。换言之，高校不能建构起充分适应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性与实践性评价理念，与评价者的素质基础密切相关。
尽管许多学校都把一线实践专家聘为导师，聘为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但是，在教学中以身示范的征服力方面，有相当多的高校学术型教师在研究生面前陷入困境或被动[6]。这种遵循“学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是难以适应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要求的。由此可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质量专业学位人才的重要保证。从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教师，实践能力在其能力结构中占有突出地位。一个没有实践经验或对事实毫无感性认识的导师，不可能根据相关行业、职业领域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有目的的定向培养和实施有效的指导。在西方国家，农业大学教师一般都有几年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作经历，而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师资主体是在大学从事学术型研究生指导的教师，由于他们缺乏实践经历，习惯于按照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式来培养专业型研究生，他们能教给学生的主要是理论知识，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中国农业大学通过两个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一个途径是鼓励专业教师从事实际推广工作，并为此专门设立了“推广型”教授职称，激发了一批教师到实践中去把研究成果推向应用。另一个途径是选派教师到地方任职（多为科技副县长），接受农村发展的综合实践锻炼。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促使学术型教师发生了三方面转变：
1.综合性学科意识得以确立
当学术型教师在农业推广实践中发现一项技术能否得到采用，除了技术本身的原因还受到诸如农民素质、政府导向、相关政策、传播方式、市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就会重新审视自己所处学科的地位，认识到当今社会任何问题都不可能靠单一学科得以解决的事实，并开始寻求解决问题的综合措施。一些农学家开始转向农业政策的研究，关注农民的需求和行为特点；一些技术专家转而对社会学和经济学发生兴趣；而社会学的教师也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对农业科学一窍不通是难以解释“三农”问题的。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就容易生长出来。
2.实践经历与经验的获得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效果及其理论的应用程度往往与经验的获取程度呈正相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重视“经验”，审视“经验”的意义，从“经验”的角度寻找理论与实践支点。特别需要从实践中提炼成功经验，作为案例进行研讨。教师的实践经验由三部分构成：工作程序经验、知识经验和问题经验。当教师缺乏实践经验时，他们就只能宣讲理论，甚至难以理解理论的实践价值。当教师获得了工作程序经验后，不仅会注重把抽象的学术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而且了解了特定理论在实践环节中的特定功能，使教学和论文指导具有了针对性；知识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论的具体化，还为理论的本土化或丰富理论奠定了基础；问题经验是问题意识的前提条件，教学过程不仅要通过其完备的理论来体现，也要通过经典的案例来佐证，使理论作为抽象的思维在经验的基础上呈现更实在的意义。
3.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
在开放的实践环境中，教师可以发现在封闭的校园里难以发现的一系列问题，触发对解决问题的思考，从而有助于确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不同于本科教育和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重要区别在于后者的问题来源于学习过程，包含了“学习者在学习中的问题”，而前者的问题来源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真实需要。及时发现农业推广过程中的问题，特别是发现萌芽状态的问题或潜在的问题，及早制定防范措施，是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教师的实践经验特别重要，只有那些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的教师才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把高校教师相对划分为理论型和应用型两类也是值得尝试的，这样有助于应用型师资队伍在与学术型教师的相互交流中成长，在思想的相互碰撞中成熟。
三、开放的教学与论文指导体系
存在于高校内部的学科壁垒严重阻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课程走向综合，这种学科壁垒形成的一种反实践的界域，体现为两大特征：一是学科专业划分过细，当这样作茧自缚式的专家无力面对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时，唯一能自持的就是专业的权威性了。二是学科学术性与实践性的文化隔离太深，不仅仅是雅俗或文野的隔离，还有专门化的学术性与普遍联系中的实践性的隔离[6]。在这种条件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想获得根本性的突破十分艰难。要突破这一传统学术理念的束缚，建立开放性的教学与论文指导体系是有效措施。开放性的教学与学位论文指导体系包括许多措施，除了目前大部分高校已经尝试的“双导师”制、聘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兼课、校外专家参加论文答辩等措施外，我们认为最为有效的有三个措施：
1.论文选题来自于实践
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论文的选题，不仅决定着论文的价值，也规定了其性质和研究方法。从实践出发选择直接解决实践问题而又适合研究者个人能力与客观条件的课题，是克服专业学位论文学术倾向的基础。学术型研究论文选题一般强调与导师研究方向相一致原则，但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特别强调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相一致。选题能够紧密结合实践，针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农民农业增收的障碍及其对策研究”，“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条件与促进措施”、“农业科技传播有效性研究”等，都是在推广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凝炼出的论文题目。这些题目是任何一个传统学科都难以涵盖的，这些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实践性论文题目对体现专业学位的特色具有三方面作用：①实践性选题规定了研究方法必须坚持调查和实证研究，把学生引向实践，避免书斋里文献堆砌倾向；②论文选题侧重应用，规定了论文内容重心在对策研究，而不是描述和解释，引导研究生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寻找对策；③评价论文不再是因循传统知识或靠文献检索的长处或外文资料的优势来评价，重点是看论文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有科学依据，所提出的措施是否具有操作性。在这样的学位论文评价标准下，学术型权威被弱化，应用型方向容易得到坚持。当然，实现这样的选题原则并非易事，需要在充分调查基础上对论文选题进行筛选和甄别。因此，有实践经验专家参与的论文开题环节就显得十分重要。#p#分页标题#e#
2.加大外聘教师的比例
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日渐显现出了开放性的格局，客观上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面向整个社会物色合格的导师人选，特别是聘请实践一线的专家在师资队伍建设中尤为重要。在以往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中，由于外聘教师会增加教育管理成本，因而难以成为制度。为尽快实现农业推广硕士从学术型到应用型的转型，加大外聘教师的比例是必要的。来自于实践的专家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三个突出的作用：①带来学术的应用氛围，这对应用型研究生教育十分重要。②带来的问题意识，他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③带来新的评价标准，更强调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我们认为，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应该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包括教学、选题、论文指导和论文答辩）的全过程发挥作用。在教学环节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授课的比例不能少于三分之一，一些实务类课程必须由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授课。在论文指导过程中要把应用型专家放在突出地位。
3.建设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实践基地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生教育与在职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研究生缺少职业经验，但是又要按照有特定职业背景的应用型人才来培养，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实践基地。该基地不同于实践教学基地，也不同于学术研究基地，其重点是科研成果转化过程的实践基地。这样的实践基地除了具有教学与科研实践基地的一般特征外还要求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法社会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社会学习论;人文教育;英语课程;应用价值
英语作为国际化通用语言促进经济交流发展。鉴于此，高校强化了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忽略了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刘润清提出:“英语课程不能仅以工具性及机械化的技能训练为重点，而应让学生通过课程认识英语文化，提升英语素养。”王守仁也指出:“以学理性作为学科分类，英语本就是人文学科的一大分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背景下，人文教育必须深入落实在各学科课程中，以此推进素质教改的可持续发展。以班杜拉社会学习论为指导，强化英语课程的人文价值，推动文化、教育、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
一、社会学习论在人文教育中的发展概述
(一)社会学习论基本概念及发展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LearningTheory)由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Bandura)于20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其理论重视学生个人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社会化的环境及实践活动对学生的整体学习习惯、学习行为及学科知识进行教育强化［1］。人文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其包含一切能够促进受教育者人性人格塑造及理想境界提升的教育行为，人文教育的实质是“人性教育”。而社会学习论着眼于通过社会化人文科学下的社会化学习提升和调节个人行为，最终目标是强化学生个体的人性素养。由此可见，社会学习论与人文教育的最终目标具有相似性，社会学习论导向下人文教育在高职英语课程中的应用具有可行性。社会学习理论提出初期，便被英美等国外教育学者研究应用，但在我国的应用范围不广。1989年王新玲《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将此外国教育方法引进国内大众视野。
(二)社会学习论下人文教育应用模式
社会学习论下人文教育在高职英语中的应用模式，以教学管理迁移、教材种类置换及课下学习强化这三类应用型措施为主。首先，现阶段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管理上以奖惩并行的管理模式为主。班杜拉在社会学习论中提出，当人们达到学科某一阶段的既定标准时，会以自己能够控制的奖赏，来加强和维持继续行动中的“过程状态”［2］。高职教师在此理论指导下，将奖惩制度按照指标分类，规范高职学院英语课程的课堂纪律、强化课堂质量。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教育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和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因此，在教学管理的考核评价中，高职教师开始将应用型英语文化及英语思维评判纳入英语考核中，挚爱培养学生个体化的英语创造性思维，体现人文教育中对学生个体人文精神及人格的高度培养方针。其次，基于社会学习论中的多元文化思维培养方式，在教材中增加体现英美社会科学观及时代哲学观的参考文献。对于高职英语课程中教材体系及教材选用的设置，采取灵活分类法。将针对主体英语水平训练的教材分为一类，将针对学生英语文化思维加强的辅助教材(社会科学、历史、哲学、英美文学)分为一类。最后，强化学生课下学习模式。班杜拉认为，人的复杂行为主要为后天习得，并大体受后天经验环境影响［3］。高职院校英语课程的课上学习时间较短，学生英语的培养和训练多在课余大量时间完成。
二、社会学习论导向下人文教育在高职课程中的应用价值
(一)德育教化价值
1．交互决定论下人文教化功能
社会学习论对学生的人文教化功能具有重要的思维引导价值。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是其在社会学习论中研究得出的关于人类行为影响因素的结论。交互决定论将学生进行学习行为时受影响的因素分为两种:以环境刺激、行为预期、社会政策影响为基础的“先行因素”，以学生自我标准制定、自我奖惩控制及榜样示范影响为辅的“结果因素”。一方面，国家在宏观政策指导下对人文教育提出要求，高校管理团队对学生学习的环境氛围进行改建营造。在校园英语文化讲座、英语板报绘画展览、英美名人格言张贴等活动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刺激下，学生个体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学生自身的英语思维及语言语法的正确习惯得到培养。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对他人(即榜样)的学习观察，自身会下意识模拟、认同榜样的英语学习方法，从而掌握优秀者的学习行为模式，依靠观察学习提升自身学习效率［4］。从英美文学、时代周刊、名人演讲等英语文化的教材学习中，学生也能够在观察“名人榜样”的过程中，完善英语语言表达方式、建立正确跨文化交际的价值观。
2．自我调节论下德育情感体验
社会学习论对师生的心理联结具有重要的情感促进价值。社会学习论认同外界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其理论重点在于外界影响后个体对外界行为的“内化”。即在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学生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感觉和体验都不相同，这些不同的情感体验由学生的学习过程自我观察、课程学习自我评价及课后内化自我反省这三个过程组成。这一系列过程皆为学生自我调节的过程。在自我调节论的引导下，高校人文教育注重学生个体对课程的“不同反应”。高职院校在英语课程学习中，设置学生对老师的课堂评价意见机制。
(二)自我效能价值
1．情境条件强化自我效能完成质量
2017年1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产教融合的教学要求［5］。《意见》指出，要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完善和推进产教融合政策，培养具有综合素养的职业应用人才。因此，在社会学习论导向下，将高职英语人文教育以更加现实化、职业化的标准深入进行，以更加实用的视角强化情境条件，从而促进英语课程能够与不同的产业职位融合发展。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的完成深受活动场合选择的影响。除上文所述高职院校的人文基础设施环境建设外，高职英语教师在课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法，模拟学术辩论英语、交际实用英语、经济商务英语等各类英语语言场景，让学生在真切的环境下强化环境对自我的认知影响，提升英语学习自我效能和英语自信心调节这一过程的质量和速率。
2．经验主义推进自我效能社会标准
个体自我效能的提升对个体具有人格促进价值，集体(即无数个体)自我效能的提升，则能促进自我效能社会评价标准的完善。学习中的效能标准不断提高，整体社会的人文风气及经济动力持续增强。班杜拉曾对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大量研究，其指出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除能够唤起情绪的情境条件外，还包括成败经验及替代性经验。学生在自我学习的经验积累中逐渐反省自身，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对别人的经验借鉴中完善英语思维认知，扩展英语文化眼界。以英语文化贴吧、校园网英语研究论文为例，其都是人们对英语学习的经验总结。学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经验总结和他人经验借鉴的学习过程中，推动更精确、更完善的经验研究结果出现。在经验的累计下提升自我效能，从而不断提高社会上的英语语言学习标准。目前，高职英语课程的人文教育模式便是应试教育转型素质教育的结果，其转型便是建立在各学科学者教师对于职业教学和英语教学的科学性经验总结上［6］。
三、社会学习论导向下人文教育在高职课程中的强化路径
(一)树立学科层级榜样基准
社会学习论强调环境与人的交互影响，环境的影响除教师营造的课堂气氛和校园基建外，还包含其他人的行为对学生个体造成的影响［7］。上文所提到的“榜样作用”便是学生在学习环境中受到的“他人影响”。班杜拉认为，多数人以观察他人的行为而模仿学习。在没有标准化的榜样规定和错误审判制度下，学生会产生盲目崇拜、甚至错误认知英语语言的问题。学生对他人的英语学习经验生搬硬套直接借鉴、对名人英文演讲中语言语法不加评判的直接应用，都不利于学生英语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基于此，高职院校以树立学科层级榜样基本标准为创新路径，完善榜样作用的力量，规避错误榜样行为对学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对英语学习的经验贴及研究论文进行筛选分类，并根据对不同层次学生的适用性进行标准制定。除此之外，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必须实时关注、以便改善。另一方面，在社会学习论的指导下，教师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导学生以辩证的思维看待“榜样的力量”，促进学生自我人格的完善，杜绝学生盲目崇拜榜样的硬性模仿行为。
(二)建设三重行为强化体系
在英语学习复合性任务加大、英语学生基数增多的背景下，以社会学习论下的三重强化作用，引导学生自身英语能力的自我修缮。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需建立行为强化体系，教导学生实现知识内化及自我调节。首先，以人文知识迁移作为基础进行直接强化。高职教师在教学中将英语内容的语法背景或语言美学进行教学介绍，将人文知识迁移到学生的课本知识中。其次，在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储备后，就会形成自身的英语思维习惯，这一过程是“替代强化”的过程。此时，学生不需教师教学引导，就会在学习中下意识的考察英语文化与英语人文背景。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起到对学生自身所查历史的监察、辨别作用。最后，自我强化是英语学习的最终目标。通过教师教导、教师监察的一系列过程，学生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强化，达到高效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拓展高职课程校外平台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要求高职院校加强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发挥教育对产业转型的支撑引导作用［8］。在此基础上，高校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为其创新创造思维的发展提供深化平台。现阶段课程的情境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挥，高职院校与各企业合作，提供不同的英语职位平台供学生实习。学生通过实习提升英语实用技能，职业技能水平优秀的学生还可在毕业后直接转正。除此之外，孔子学院类国际文化职业、国际电商类经济职业的国外岗位，每年均有部分职位提供给学生进行社会实践。
四、结束语
班杜拉社会学习论中教学观的践行，符合我国高职院校英语课程的人文教育观念。社会学习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及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新时期特色社会主义教改方针，在我国高职院校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人文教育体系。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英语课程的专业性和职业性得到强化，产教融合要求下的国际平台发展也逐步开放。由此，社会学习论在推进我国教育创新和英语职业人才培养上，具有重要意义。其理论也可人文教育背景下的其他学科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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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乡村振兴；文献计量学；乡村发展；文献分析
2017年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的发展摆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位置进行决策部署，以达到2020—2035年显著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实施路径，这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率[1]。研究乡村振兴问题，可以向上追溯到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关文献[2]。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出现了对乡村振兴的多方面的诠释，关于乡村振兴的文献日益丰富，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见仁见智，形成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为了了解我国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全貌，追踪相关领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情况及动向，帮助相关学者把握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对“乡村振兴”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每年的发文数量、主要发文期刊、高频关键词、主要作者和主要研究机构及最具影响力的论文等作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呈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脉络、研究基础、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摸清该领域的活跃作者群、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出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影响力情况、最具影响力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以期为从事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也为探索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基础。
1文献来源与选择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获取研究数据。具体检索方法是：选择主题字段，以“乡村振兴”作为检索词，选择来源期刊类型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和CSCD来源期刊，以保证论文质量的可靠性。共检索到2827条检索结果。排除会议信息、相关报道和通知通告等非期刊论文后，共得2795条检索结果。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
2统计与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2017年，所以相关文献起始于2017年（25篇），2018年、2019年发文数量迅速增长，分别达到1004篇和1757篇，另外9篇论文属于2020年优先出版。这一变化表明此战略目标一经提出，就掀起了研究热潮，吹响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号令。
2.2学科分布。2795篇论文按CNKI的分类体系进行大致归类，部分论文有学科交叉，但归类时一篇论文只归到其中一类。2795篇论文以经济管理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与自然科学略有交叉。经济管理类的论文数排第一（1612篇），占了57.67%，其中又以农业经济为主（占90.55%），其他涉及的有经济理论与体制机制、财政金融、创业、电商、旅游餐饮服务等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论文数排第二（552篇），占19.75%，涉及的有农村人才与教育、法律法制、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乡村文化、乡风民俗、乡村历史发展、地理等。党政类的论文排第三（408篇），占了14.60%，主要涉及政党、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哲学与宗教类论文数排第四（101篇），占了3.61%。论文数排第五的为农村科技（95篇），占了3.40%。其余少量论文分布在基础科学（0.43%）、信息科技（0.29%）、医疗卫生（0.28%）等。
2.3研究主题分析。通过分析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可以发现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反映了某一时期的学术动向与学术热点。本文对一些相近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城乡融合、城乡关系、城镇化合并到城乡融合。除了与本研究主题高度重合的关键词“乡村振兴”外，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城乡融合与城镇化、精准扶贫、乡村旅游、“三农”问题、乡村文化、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建设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农村建设与改革、农村现代化、村民自治等。
2.4发文期刊分析。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期刊进行分析可为研究人员阅读和选择投稿提供参考。2795篇在469种期刊上，发文量超过30篇的期刊有《人民论坛》（178篇）、《农业经济》（136篇）、《农村经济》（58篇）、《农业经济问题》（42篇）、《中国金融》（32篇）、《地理研究》（30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0篇）。篇均被引较高的期刊是《中国农村经济》（24.50次）、《改革》（20.41次）、《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46次）、《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20次）、《农业经济问题》（11.17次）。
2.5发文作者分析。发文6篇（含6篇）的作者信息如表1所示。这19位作者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高产作者群。其中发文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文16篇，篇均被引高达25.69；其次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贺雪峰，发文10篇，篇均被引为21.70。其他较有影响力的高产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叶敬忠，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9.83；南宁师范大学的屠爽爽，发文10篇，篇均被引是13.50；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陈秧分，发文6篇，篇均被引为14.33。
2.6发文机构分析。21所机构中除3家研究所外其余均为高校，可见高校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主体。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农村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机构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产出的主要机构。论文产出量及影响力较高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44篇，15.14次/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56篇，11.8次/篇）、北京师范大学（34篇，12.44次/篇）、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22篇，17.41次/篇）。表2列出了发文量超过30篇的前15所机构信息。
2.7高影响力论文分析。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彦随发表于《地理学报》2018年第4期上题名为《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320。该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3]被引次数排第二的论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叶兴庆发表于《改革》2018年第1期上题名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一文，被引次数为230。该文指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在内容上相比，前者内容更加深化。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①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要求农业农村经济更加全面繁荣发展；②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要求持续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消费升级、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③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农业农村；④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该文提出在城乡二元结构仍较为明显的背景下，要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步伐，必须牢牢把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两大原则。[4]被引次数排第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张军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期上的题名为《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一文，被引次数为186。该文全面阐述了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实践现状，探讨了乡村价值提升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体系，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等内容。不仅提出了在国家层面上制定“乡村振兴法”，编制乡村振兴规划，设置乡村振兴机构，采取主要领导负责制，还提出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5]从内容上看这三篇论文均涉及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内容内涵的理解、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城乡融合，以及乡村规划、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等问题。这些都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较具代表性、影响力的基础性论文，对后续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法社会学论文范文6
1.准人方案设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选课的学习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准人课程可以设置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准人标准为:在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开设的所有通识通修类课程。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上述6J’丁专业准人课程的学习，并取得相应的学分。外院系申请准人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4个准人课程，并取得相应的学分。
2.准出方案设置
准出标准为:首先必须修完下列基础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学、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其次，完成全校通识通修类课程、准人课程、专业准出课程，并取得所有学分。
3.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办学目标，应严格按照专业学术类、跨专业复合类以及就业创业类这三种类型的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运作和施教。首先，认真培养从事本专业学习和深造的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将来能成长为本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做好准备。该类学生除了要认真学习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课程之外，推荐选学本专业的选修课程，并且鼓励选学一级学科选修课。其次，积极支持学生们从事跨学科的、跨专业的学习和深造，在他们完成该专业的平台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学其他学科、专业的课程。在选学过程中，系里将提供一定的专业咨询和指导。
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模块设置
根据上述培养目标和培育方案的设置，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可分为三大课程模块:
1.通识通修课程模块
这一模块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基本的哲学、逻辑学等思维。课程包括学校统一安排全校公共课和文科公共基础课，例如: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军训、军事理论与军事高科技、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简明微积分、体育等。
2.学科专业课程模块
包括所在院系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公共行政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宪法学、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方法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务员制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较。
3.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包括专业选修课、一级学科选修课、跨学科跨院系选修课和公共选修课。该模块的课程，应该在院系的指导下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自由选择搭配。课程包括政治学专业英语、政府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城市与社区管理、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西方行政学说史、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公务员职业能力与职业发展、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政治心理学、政治认同导论、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台港澳政治与行政、社会实践。跨专业选修课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的量化方法、国际法、国际组织、国际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法社会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场所精神；西化；社会学；融合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在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的交流越来越多，这为我国景观设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内的专家学者、城市管理者可以走出国门，学习和了解发达国家的景观设计方法；国外的规划设计公司也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在建筑、规划、景观各个层面参与市场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介绍西方景观设计的论文、专著的出现，大量的西方景观作品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传播到国内，使得中国的景观设计出现一定程度的西化趋势。作为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有待更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以更好地捕捉国内景观设计的发展动向，引导其合理地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1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途径
1.1西方景观作品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有机会去国外学习、考察或旅游，发达国家的优秀景观设计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影响到国内的设计实践。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一系列介绍国外优秀设计师和设计作品的论文在《中国园林》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同时还有《西方现代园林设计》《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欧洲新景观》等一批研究西方现代景观的专著问世。这些论文和专著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方当代的景观设计，让国内景观行业的设计人员、教师和学生对国外的设计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这对我们设计实践、专业教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此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最新的设计作品通过期刊、网络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些作品往往成为国内设计人员设计时参考和借鉴的范本。
1.2西方设计公司的参与
随着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对各个行业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景观设计行业，许多国外的著名规划设计公司如EDAW、SWA、BeltCollins、EDSA等都瞄准国内巨大的市场，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国内主要城市成立了一系列公司，通过与国内设计单位竞争，全面参与到中国的规划设计领域。这些境外公司先进的设计理念，他们对现代城市空间娴熟的处理手法，都对国内景观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EDAW公司的金鸡湖项目成功后，许多城市的滨水空间都采用了类似的形式，而BeltCollins自由圆滑的曲线形式也成为众多居住小区景观的模板。
1.3海归设计师的实践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在海外学习的景观设计师回国创业。他们将在国外所学的设计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国内的设计实践，创作出一批对国内景观设计行业产生影响的作品。这些设计师普遍具有高学历背景，其中一些进入国内重点高校任教，他们不仅进行设计实践，而且撰写论文、书籍将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向社会推广，对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俞孔坚教授，他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西方景观中简约的几何形式和尊重场地生态过程的思想。例如浙江黄岩永宁公园中的彩色方盒子（图1）、柱阵，秦皇岛汤河公园里的“红飘带”（图2）都体现了这些特征。
1.4项目决策者的推动
随着国门的逐渐放开，各个城市的政府领导、开发商有机会出国参观、考察。虽然这种考察通常不会让考察者有充裕的时间去了解国外城市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但却能让考察者对那些具有强烈异域风情和视觉冲击力的景观形式留下深刻印象[1]。当新一代城市管理者与决策者雄心勃勃地登上新时代的舞台，他们也希望通过改变城市的落后面貌来建立自己的政绩，将西方风格的广场、绿地移植到国内城市恰好是改变城市形象的快捷途径。在居住区景观方面，开发商更是以加州花园、欧陆风情等作为高档楼盘的卖点，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增加楼盘的附加值。这样，从城市的公共空间到居住区内部花园，西方景观的形式逐渐在国内蔓延开来。
2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的社会学原因分析
中国当代景观设计的西化是国内景观设计行业向西方学习，谋求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景观设计行业面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生活转变的本能应对。从总体上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不合理做法。以下尝试从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景观设计西化现象加以分析。
2.1社会生活转变带来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社会底层，没有或很少有闲暇时间，只有统治阶级、地主富商才享有大量闲暇，同时他们也拥有雄厚的财力，能够修建园林为自己的休闲生活服务。因此，中国传统园林总体上都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其设计手法上也体现出这一点。解放后，人民群众虽然在法律上拥有了享受闲暇生活的权利，但是由于长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他们实际上享受现代意义上休闲生活的机会很有限，加之受极“左”思想影响，也很少有人敢去享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务劳动向社会化发展以及工作时间的进一步缩短，现代意义的休闲生活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退休人员数量逐年增多，有闲暇进行户外休闲活动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公共休闲活动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随着大众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也必然要发生改变。为少数社会精英休闲服务的传统园林形式在新时期越来越难以满足平民化、多元化的社会生活需要，而更强调为公共生活服务的西方现代景观形式则体现了对当代城市社会生活更好的适应性。此外，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城市景观不仅在功能上有所发展，而且在类型上也获得极大的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场、滨水区、道路、商业街区、交通站场等景观设计项目逐渐增多，原来仅仅用来绿化的场地开始需要用设计的手段转变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开放空间，而现代化的居住小区、企事业园区、学校校园等空间类型也对环境景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在社会转型期陡然增多的公共空间类型以及各种现代化的建筑形式，加之设计研究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传统中式园林的设计手法和表现形式在此时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传统园林的意境效果也很难得到有效表达。因此，景观设计行业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公共空间处理更加成熟的西方现代景观设计，通过各种渠道对其进行学习借鉴，形成一股时代的潮流。
2.2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外国产品便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在消费洋货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因此，对西方先进文明的向往，一直作为历史的种子潜藏在中国社会的心灵深处[2]。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对外交流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性的与世隔绝压抑着群众的消费欲，反而使得国外商品变得高贵而神秘。一旦国门打开，长期的消费压抑实际上增强了人们获取外国产品的渴望。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中率先享受到红利的人群开始注重商品和消费背后身份符号的象征，他们希望在自己消费的物品中体现出社会身份的变化。实际上，人对消费方式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其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3]。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结合其所处社会的消费文化形态，使得每个人产生不同的消费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变化，而消费意识和世俗文化也随之浸入整个社会心理。这样，展示个人品位、社会地位及其它一些符号意义的指示价值开始挑战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4]。这好比近年来以“苹果”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成功地刺激了国内大众的消费心理，很多人在使用这些产品时唯恐落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对更高社会身份的内在渴望。从景观设计行业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景观设计形式上的西化开始在居住景观、市政景观、企业园区等各类景观中普遍出现，而与之相伴的也正是市场放开后大众对国外商品消费的激增。这种消费欲望压抑得越久，爆发的力度也越大，因此在消费领域出现了很多对国外商品非理性消费的现象。在景观设计领域，由于长期对外交流的缺乏，若干年里国内对国外的设计既陌生又好奇。随着国门再次打开，国外的专业书籍、资料逐渐传入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去国外学习交流，西方近几十年景观设计的成果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人们对这些充满现代感和视觉冲击力的新景观的热情也持续高涨。与此同时，很多政府领导、开发商纷纷出国考察，西方景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考察者对其极力推崇。除了视觉上的新鲜感，西方景观形式背后蕴含的西方现代文明和优越生活方式的符号意义，也成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实现自我社会身份重新定义的重要途径。这一社会心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建的居住小区可以得到最好的体现。这些小区除了在名称上冠以“普罗旺斯”、“香榭丽舍”等欧式称谓，在风格上也采用欧式的水景、亭廊小品等（图3），往往住宅的售价也比较高。这实际上正是精明的开发商和设计者捕捉到了社会富裕阶层想要满足自我社会身份认同的心理，而采取的营销和设计策略。在城市建设中，当纽约、巴黎、伦敦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景观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国内城市的竞相模仿实质上也是对景观形式背后城市身份地位的一种追求。
2.3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
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发挥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支撑起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为人们提供价值评价的标准。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或时代，都会有一些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但体现时代精神的主导价值观念往往有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实惠，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冲破了“精神第一”的迷雾，冲击着“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取向，市场竞争意识深入人心[5]。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本、效益、投入、产出成为人们工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使得整个社会都被商业思维所包围，急功近利的思想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蔓延。在景观设计行业中，原先各设计院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有稳定的业务来源，但经过体制改革后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方案设计时必须要更多考虑委托方的要求，而广大中小民营设计单位则更是如此。项目委托方通常缺乏专业的设计素养，极容易被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西方景观形式所吸引，并把他们的审美口味传达给设计方，而设计方为了尽快完成设计任务获取经济效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外来形式和地域特征的融合，因此往往造成对西方景观形式的直接引用，这也使得国内许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景观雷同的现象。此外，一些境外公司和海归设计师成功地将国外景观形式移植到国内，并且在国际竞赛中收获奖项，产生了极强的样板效应。例如EDAW的金鸡湖项目成功之后，国内城市纷纷效仿，出现了许多与之风格类似的滨水区域。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不在少数。为了让城市建设在最短的时间内出成效，直接按照样板来规划设计是既稳妥又能出效果的方法，于是像EDAW的城市设计、BeltCollins的小区设计就成为政府和开发商竞相模仿的样板，各设计单位为了实现经济效益，也极力模仿这些成熟的形式，甚至在方案图纸绘制时也尽量模仿境外公司的风格以迎合甲方的口味，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
3结语
综上所述，从社会学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主要源自于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而长期压抑的消费欲望的爆发以及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也导致了出现盲目跟风、照搬移植等一些负面现象。今天回过头来理性看待中国景观设计的西化过程，我们一方面应看到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存在的社会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应认识到正是由于与外界长期的隔绝，积压已久的学习渴望在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中必然滋生出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这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是难以避免的。如前所述，当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方式相较于以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景观设计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跳出传统园林绿化的窠臼，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西方的景观设计形式和理念传入中国，为中国的景观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推动了中国景观的现代化转型。而随着国内对西方景观设计研究的深入，业界和学界已经从形式层面上的学习上升到理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西方生态规划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场所精神和历史文脉等理论已经被逐渐运用于设计实践当中。此外，随着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大家也在更高的层面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重要意义，并在实践中探索传统园林艺术与当代城市环境相融合的可能。其中，以苏州博物馆庭园、第五园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中式”景观的出现，已经证明在传统中式景观和当代城市环境的结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未来，应当在立足于中国城市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在更深的层面加强中西方景观设计的融合，从而构筑中国景观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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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社会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武术;武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因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与内隐的民族精神愈发受到重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术无论是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还是区别于西方的人类身体文化和艺术,对于国人而言都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件,明确提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价值、目标和要求.在这种历史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武术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武术与中医、书法等能够反映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武术传承人群体文化的理念与信仰、精神与追求或可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精神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武术作为一种活态传承,文化保护的意义更加大于文化保存的价值.而其中,作为活态传承的主体———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值得广大研究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研究进展
1．1武术“非遗”保护的学术关注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始.从2003年我国文化部公布第一批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到2017年文化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显示出国家对于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以及«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利用”的相关要求,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管理办法»,并于当年公布了“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录”,其中有110余武术拳种入选目录.作为我国较早从非物质文化视角关注传统武术的学者,程大力2003年就明确提出了传统武术作为宝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尽快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此后,更专家学者针对如何保护传统武术,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使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如邱丕相、王岗、吕韶钧、周伟良、郭玉成等.截至2017年12月，在国家公布的五批部级非遗保护项目中,已有60余项武术拳种入选.近年来,非遗视角或背景下和武术保护、传承与发展相关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文化当展的梳理与分析,力求从文化层面上对当前武术的发展与保护提供学理层面的贡献,该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代表者如王岗(2013)、陈青(2006)等.二是运用地域学理论,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地域武术文化进行研究,该领域研究学者有郭志禹(2000)、韩雪(2002)等.三是对民间武术发展进行理论层面研究,提出发展相关策略,如郭玉成(2007)、丁保玉(2012)、龚茂富(2013)等.四是运用跨学科理论对武术的保护与发展进行相关研究,如戴国斌(2004)、乔凤杰(2005)、吉灿忠(2000)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较为年轻的武术学者开始关注武术文化及传承人相关的研究,如刘文武、王智慧、金玉柱等.此处,关于武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学、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进行赘述.
1．2武术“非遗”保护学术研究问题的思考
不难看出,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武术传承虽成为热点,但是对于“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关注度不高,研究成果相对薄弱.通过中国知网对“武术传承人”进行关键词的搜索,仅发现了30余篇以“武术传承人”为篇名的学术文章.其中,2008年牛爱军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传统武术传承人”保护问题的探讨»成为较早关注“武术传承人”的学术文章.2010年河南大学胡继云的«传统武术拳种传承人保护机制研究»成为国内较早以“武术传承人”为研究内容的硕士学位论文.自此后,相继有«陕西关中红拳传承人调查分析及传承对策研究»(张志成,2011)、«陈家沟陈式太极拳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影响研究»(郭建菊,2013)、«甘肃天水通备武学传承人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张含亮,201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峨眉武术传承人现状调查及传承对策研究»(林霞,2014)、«西宁市八门拳传承人研究»(武少洋,2016)、«武术传承人现实困境的三重视域解读———基于对雷家村梅花拳的考察»(宋领兵,2017)等硕士学位论文对“武术传承人”进行了相关研究.从整体上看,当前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拳种传承人的个案研究,其中不乏有较好的学术研究启示与学术成果展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宏观背景下的微观传承人层面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推进价值,但总体来讲,可能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理困惑和学术拓展的方向.在研究内容方面,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密切,基于文化学思考的学术研究多趋向宏观和表层,多局限于单项技术层面或者历史文化因素的归因分析,以及局部特征的文化“模式”探讨,故研究内容点多线少,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主题与内容相对单一,尤其表现在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内容相对匮乏和缺失.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对象拓展性不够,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度不够深入,对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研究不够,主要表现在对民间武术传承群体社会空间特征研究的相对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相对较少,跨学科应用的真正成果不多,同时也存在理论性的阐述较多,而微观的田野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现象.在研究创新上,过多集中在“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的传统立论,对于民间武术社会传承存在的核心深层问题与运行机制缺乏新颖立论和理论融合、创新.
2武术“非遗”传承人的文化研究关注
2．1武术文化研究更应关注“人”的文化活动
“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关系的意义系统.”[1]武术文化的研究,其实质是在研究民族文化如何通过武术形式的载体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文化的流动”始终是武术文化研究给予关注的学术思维脉络.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宏大背景,民间武术文化保护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热点和焦点.民间武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关注更倾向于民间底层、大众草根文化,与传统的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研究视角有较大的区别.其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更关注于“人”进行的各类文化活动现象,如人际关系、婚姻家庭、传承法则、习武信仰、生存状态等问题将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学院派的竞技武术文化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就是民间武术文化研究的起点和意义所在.民间武术研究不仅仅要看传统的文化,更要涉及武术在当地社会变迁中文化的变化,因为只有真正意义上厘清了武术文化脉络中的“变”与“不变”,才能更好地去保护文化.因为文化保护并不仅仅在讲传统,民间武术的保护也不是“博物馆”意义上物品封存和文化固守.也因为没有人能拒绝现代,更不可能操控文化的静止与流动,因此,须从实践理论反观、诠释和重构民间武术文化,学术洞察武术活动的主体传承人的社会实践、文化空间与文化创造,以及通过文化写实来思考武术存在于当前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以及深入了解和诠释传承人的社会生存意义和学术启示等相关问题.
2．2构建武术“非遗”传承人“民族志”的整体系统研究方法与视角
从当前跨学科的视角看,社会学与人类学在武术文化传承发展的应用相对较为广泛.因此,无论是以注重社会结构的社会学还是以文化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在关注结构的同时,都无法回避对人的社会活动意义的深层学理探究.在一定意义上,结构与行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学理问题.正因为如此,早期以关注和研究“异文化”而起源的人类学,自费孝通“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的研究模式就开启了后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广泛融合,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发展.因此,在某种层面上,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自觉融合发展都表现了其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拓新,都表明了两者在研究时无法回避或者忽略研究对象的整体系统性观察.如人类学的“民族志”就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族志”既是最主要学术成果的展现形式,也是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方法的体现.民族志主要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亲属制度和宗教信仰四个方面来全面考察人类的文化活动.以民族志的形式从整体文化脉络中去梳理、分析和抽提民间武术文化,去勾勒和描绘出更加原生态的民间武术文化图景.而作为人类学较为新兴发展起来的影视人类学,其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表现,诠释图像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寻求对人与文化更本质的了解,除了记录、保存的功能,也是建构文化事实的一种展示.因此,可以设想,对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是否可以采用此类方法,即运用影视人类学新兴手段和跨学科方法,以“武术民族志”人类学影片的成果形式,在学术文本和视觉文化两个层面,较为全面地反映武术文化社会现象存在的真实和传承人社会活动的文化空间,突破民间武术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武术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和研究空间,或许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但总而言之,全面系统性地把握“传承人”的文化空间已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和方法.
3武术“非遗”传承人保护发展的思考
3．1“田野中”寻找传统武术传承人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
在2016年«人类学视野中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一文中,我曾经提出:“微观式的田野调查将成为地域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2]“事实上,田野工作之于作为一个学科的人类学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方法甚至方法论的意义”[3].田野工作的学术贡献在于注重实践,为广大武术科研工作者重新强化和梳理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让研究者更加尊重事实,做到有理有据,而非断章取义或者坐而论道式的“空谈”.武术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历史.正因为如此,武术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武术传承人的研究,在注重社会田野调查中横向存在现象分析的同时,也不应忽略纵向的文化历史“惯习”(布迪厄)分析.正是在这种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中,我们或许才能发现、找寻其文化的脉络和传统的逻辑.或许,这也正是印证了人类学家郭于华提出的“实现学术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自由穿梭”.此外,田野中寻找武术传承人的真实,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者所在的地方.正如格尔兹所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小镇、邻里),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4].因此,所谓文化脉络的中国逻辑,是期望在武术传承人群体的调查中,能够发现武术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系列问题,并以此围绕而展开深层次的理解.正如在«农村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方式变迁研究»一书中,作者对安徽省某村的38位老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重点“讨论了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行动方式,并从中揭示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过程和实践特征问题”[5].从我个人的理解,此类田野式的操作与实践正是武术传承人相关问题研究可以借鉴参考的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当然,近年来有关武术传承人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似的探索和思考.
3．2“活态中”实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开展对于民间武术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众所周知,“重申报,轻保护”的老问题依旧存在并延续至今.国家非遗认定的部级、省级、市级等各类级别的武术传承人,这些特殊的群体(包括民间大量未入选成为传承人的武术拳师)在支撑着中国传统武术的“过去”与“未来”,在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进行传承与传播的,如何在活态文化语境中去推动民间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到利益与实效有机结合,则是今后中国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传统武术是中国现代武术发展的根”,这句话好像已经“余音绕梁”了很多年,然而,在竞技武术对现代武术的推广方面,尤其是国际推广做出卓越贡献同时却带来了诸多发展问题的当下,传统武术的保护似乎更是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从2006年国家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至今已经过去了12年,然而,传统武术的保护与发展工作现状却依然严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武术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在“非遗”有利背景下推动民间武术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传承人的保护、技术传承的规范与体系化、经济收入政策和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相关书籍、音像资料的整理等内容.特别是在民间经济收入较低、没有稳定工作却依然常年坚守武术传承的那部分群体,或许是更应该值得关注和保护的研究对象.2017年,一部纪录片«寻找手艺»感动和震撼了诸多有着或多或少传统文化情怀的国人,这种感动不仅仅是为了纪录片中拍摄者的无私奉献和守望传统的执着精神,通过镜头寻找的中国199名民间艺人平凡的生活空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何谓中国文化、何谓中国传统、何谓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当时我不懂,现在我懂了”[6](徐皓峰«逝去的武林»),文化的记录与研究在于对民族文化的顿悟、尊重与自信,武术传承人的研究也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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