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调查报告范文1
【关键词】财务；审计；会计舞弊
1案情回顾
2015年2月，日本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英文缩写SESC）收到了来自东芝公司员工举报，同月SESC对东芝公司展开财务报表舞弊等问题调查，根据SESC调查，认定东芝公司涉嫌进行多项会计处理不当违规问题。2015年7月，东芝公司的财务造假事件才得以全面曝光，东芝公司连续七年财务造假其中涉及该公司的4大部门和3任社长。根据其调查报告显示，东芝公司于2014年虚增累计利润高达年度利润总额的30%以上。该公司的会计处理不当的方式，包括有会计处理方法中的完百分工比法处理不当，产品运营费用即确认推迟，存货高估价值等等一系列的错误记账方法。通过完工百分比法推迟会计确认，进而使该基建项目利润亏损没有及时进行会计确认，推迟计提损失使得该公司虚报净利润高达44亿日元。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根据调查报告显示该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累计虚增年度利润总共累计1518亿日元的利润（即合约76亿人民币）。产品运营费用（其中一部分计入存货成本）确认推迟导致的成本大额度低估，导致东芝公司的税前利润被大额高估。于2015年7月东芝公司以现任CEO田中久雄为首的东芝公司8名高层管理为多年的会计舞弊行为，引咎辞职。2015年11月，SESC(日本证监会)决定提出对其（东芝公司）进行约70亿日元（即约3.5万亿人民币）的罚款。东芝公司财务造假案件的丑闻曝光后，令人不禁的对当今企业治理及审计弊端进行深思和反省。传统的日本企业大多都会受社会背景及家族式经营模式影响，通常在这种家族式经营模式下运作的董事会会严重缺乏透明度，因此，股东利益就会被削弱，正因为许多的日本公司并不会对利润感兴趣，相反倒是期待公司能够更长久的存活下去。这种经营模式有利也有弊端。然而这种家族式的经营模式是建立在一个绝对信任的机制内的，其领导者必须是无私的。但是，这种“无私”的领导者对于现实中的激烈的资本竞争市场是不适应的。为了使得每一年的销售利润更加的“美观”，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和领导者都会选择去掩盖企业经营弊端，又或者立下一些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进而才会引出这一系列的财务丑闻。
2东芝公司会计舞弊案审计监管失效
内部审计本来应该是财务报表错漏报的第一道防线，当第一道防线不起作用的时候，外部审计就要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了。很明显东芝公司的会计舞弊除了公司的审计部门人员内部化之外，外部审计公司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当东芝公司的财务报表出现严重舞弊时，外部审计甚至是向东芝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妥协的。根据第三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14年时东芝公司尚未公布该公司的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的时候，当时的东芝公司在任社长田中久雄就警告当地的电力系统部门：如果他们特意隐瞒3.96亿美元的财务损失那么他们就会引来所谓的大“麻烦”。然而，当时负责东芝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事务所认为，东芝公司在美国核电西屋公司的损失应该在账目上得到体现，并且东芝公司应该接受西屋公司的3.32亿美元的资产损失准备，并且应该以此当作底线。但是，当时的东芝公司内部审计主席久保诚想要让东芝公司的财务损失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在2.25亿美元以内，但最终久保诚还是达到了他的愿望，剩余的1.07美元的差价就被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认定为未更正的财务报表错报，仅仅是这一个数值就占了当年东芝公司的第三季度税前净利润的四分之一。这一种外部审计机构揭发雇主的财务报表错漏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是相当于使自己少了一笔生意可以做，因此，当雇主发生财务错报的时候，外部审计机构是不会主动揭发雇主的错报的。这种审计机构组织与审计单位（委托人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十分的错综复杂了，由于这样的关系存在就间接导致外部审计失效了。
3东芝公司会计舞弊案对我国审计制度的启示
3.1健全外部审计制度
第一，我国政府应该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机构等加大监管力度，并且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把这些审计机构分类检验，定期的进行考核，和考核相关审计机构的信用等级。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些相关的鼓励措施，鼓励会计师事务所能够自觉公正的完成审计任务，使得民间审计能做到意义上的实质上的独立性，以形式上的独立性作为底线要求。对于审计机构与受委托人（被审计主体）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解决的方法应该通过收取适当的审计费用，审计师任期以及审计等级制度使得审计师必须以一种公正，独立，专业的态度来进行公司之间的审计，尽可能的避免企业财务报表造假错报等违法行为。第二，审计师在审计委托人公司的基本财务报告或者其他的基本财务业务信息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控制整体企业发展的可能性风险，尽可能控制企业报表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从最基础的方面去监督整个企业的财务运作行为，要求了注册会计师必须采用现代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来对委托人公司进行监督。注册会计师不仅仅是要关注主体的委托人公司，同时还需要具备对宏观经济条件的把控的专业能力，从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财务部门的会计记录的真实性，考察公司的整体运营状况，关注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于此同时，注册会计师还必需关注委托人公司的经营风险，因此在对应的财务报表的进行相关量化体现，加强对应企业内部的把控建设，培养复合型的优秀审计师，才能长久的监督企业，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不合理状况，给予及时纠正，防止有关的财务报表造假，错报等行为。
3.2优化完善企业内部审计监督模式
从东芝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失效的来看，对应我国企业的董事会机构及高层管理人员，应当要与企业的内部监事会职员相互分离开来，然而，东芝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监事会成员交错是明显存在的现象的，这种状况极为容易导致监事会袒护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会计舞弊。监事会成员对于高管和监事会成员，一般情况下是只保留监督权和建议权的，若是要对高层管理职员处罚的话，就必需要通过企业股东大会的投票来决定。与此同时，公司监事会一般只会涉及对于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对于公司的相关重大发展战略决定，业务主要流程方向决策，销售部门销售状况，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价等等方面的监督，还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对于上述的监事会的监督公司权限问题，企业内部本身应该加强对于监事会独立性，以及监事会监督公司整体作用的权限，并且适当的给予监事会直接处罚相关人员的权利，使得监事会真正意义上的起到内部监督的作用，以此，来优化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的监督管理体系。
3.3加强高管的会计合规意识
在东芝公司的会计舞弊事件中，被曝光后涉案人员涉及高层管理人员人数高达98人之多，SESC调查报告中显示，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大规模的鼓舞参与这一次长达7年的会计舞弊事件，或者有一部分没有参与这次会计舞弊案件的高管对于公司内部的会计舞弊行为置若罔闻。除了东芝公司的案件，另一家企业美国安然公司，这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会计舞弊案件中，当安然公司的CEO在接受相关记者的质问的时候，甚至宣称“这是公司会计部门的问题“，把这一场巨大的会计舞弊事件的责任甚至推脱给公司的会计部门。显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只是公司会计部门问题”的理由并不能作为高层管理人员鼓舞公司会计舞弊作假的借口，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管理人员责任意识的加强的条件下，上司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学习和了解会计的基本准则，加强公司会计合规意识，并且会计信息出现错漏，造假等行为发生的时侯，相对应的最终责任人应该是公司的法人。因而，加强相关高层人员的会计日常合规意识，对于推动管理层，治理层意识的变革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3.4防止管理会计成为高管操作的工具
东芝公司的会计舞弊主要方法并不复杂，主要是四种会计处理不当所引起的税前净利润虚增（并非是由收入引起的）。以东芝公司的特殊交易部件为例子，公司内部是为了保护其公司本身的商业机密的情况下，才会对发给ODM的特殊交易部件进行“隐藏价格“加价出售处理；而对于存货价值的高估行为，该公司会计主要是通过成本差价分配的方法，而不使用减值至零的存货跌价准备方法，这两部分都是管理会计的主要工作职责，如果通过存货状态来使得存货周转速度提升的话，这一部分内容也涉及到减轻成本的效果。这些会计舞弊的做法，从侧面上提现了东芝的自身经营风格和内部管理理念，就很难被外部的预期会计报表使用者或相关者发现。但是，在上述的业务的会计处理不当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观选择，又把这种选择施加在管理会计的身上导致的，才会引起一系列的会计舞弊行为，造成东芝公司常年税前净利润虚增，影响投资者投资的结果。在我国十三五计划中，大力加强管理会计独立性的背景之下，大部分上司公司应该在遵守一般会计准则的情况下，主动灵活的采用公司内部治理创新手法，使得管理会计在相关的会计业务监督记账时，能够真实，公正的反应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避免因管理层主观意愿带来的会计舞弊，造假行为。
3.5充分发挥员工举报作用
在现有的研究样本中，ACFE调查和COSO都认为举报在发现公司财务舞弊中是起到关键的作用的。根据ACFE的2014年调查统计显示，约一半以上的财务舞弊案件的曝光都是由员工，供应商或者客户发现举报的。一些著名的案件中，包括雷曼兄弟的麦秋，世通公司的辛西娅都已经成为会计人员，审计人员的榜样了。为此，美国甚至颁发专门的条例来刺激，鼓励员工举报所在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并且对举报的相关人员进行巨额的奖励，来增加员工，供应商等人员对社会企业的监督意识。东芝公司同样也是由于内部员工的主动举报，才会引起相关的监管部门的注意，否则东芝公司的会计舞弊行为将会继续被该公司高层掩盖，进而持续该公司长达7年的会计舞弊行为。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也应该相对应的加强举报制度的进行，设置，完善。包括使举报途径多样化，透明化，对于举报人员应该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保护，获得的举报消息应该认真审核，处置结果公开透明化，甚至要使举报行为视作一种正确的行为给予员工鼓励。但是，对于那些严重的职员之间虚假恶意举报的行为，应该给予处罚。
4结论
总之，健全审计制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为企业带来是直接或间接财务利益不容忽视。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需要对审计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本文主要对相关策略进行阐述，希望更好地发挥审计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轩文爽.浅析东芝财务造假事件体现的公司治理中员工管理缺陷[J].当代经济,2016(24):108-109.
[2]郑心瞳.从东芝财务舞弊案例看公司治理[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6(8):231-232.
[3]袁敏.东芝公司舞弊案分析和启示[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5):108-113.
[4]王传彬,伍中信,葛干忠.从东芝财务丑闻看日本公司治理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出路[J].现代日本经济,2016(3):50-61.
[5]孙颖.东芝公司审计失败的教训与启示[J].北方经贸,2016(3):99-100.
[6]孙浩然.内部控制环境视角下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2014.
[7]陈德怀.我国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2.
[8]杜庆宣.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识别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
[9]王国弘.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研究及对策探析[D].天津:天津大学,2005.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2
思南因为濒临贵州高原的母亲河———乌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资交流与文化的通道，她所拥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种具有突出特质的地域文化。由于区位与地理状况的缘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一种贵州省境内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性。一是处于乌江中游要冲的思南，在古代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状态下，早已成为贵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冲。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物资大半需要透过水路运输与交流。清道光年间，境内商业已经十分兴旺，县城内的大小商号已达数十家。多以食盐、棉布、百货、烟酒为主。其中的唐桥镇其时已享有“小南京”之称。由于思南地理区位濒临乌江，建制在贵州境内又较早，因而，历史文化的积淀相对较其他县区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经将思南称为“花灯之乡”。[2]其实，花灯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内涵的主体并不着落在花灯上。作为黔东南地区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区，思南虽未列入自治县，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却非常具有典型性。对于思南来说，不仅有“黔东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古朴淳厚的土家民族风情。思南历史文化是一种集贵州多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堪称贵州历史文化的缩影。在思南，人们不仅可以找到贵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风光，找到贵州母亲河乌江的神韵；发现有如贵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时期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领略到土司文化对贵州社会进程的影响；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对革命事业的追求。促进文化的大繁荣与大发展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实施思南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重新对思南的历史文化进行梳理，深化对其内涵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做出相应的价值评估，是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对思南文化的结构进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结构应该包括乌江文化、黔东地域历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个板块。其中乌江文化与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地域历史文化方面，由于县境地处古代巴蜀、楚湘与贵州高原的结合部，开发相对较早，经历长期的历史沉积，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故也不可忽视。作为贵州高原第一大河的乌江，北源六冲河出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汇合后流到息烽县乌江渡，抵达思南县，再经沿河县出省境，至重庆市酉阳折向东北，于涪陵汇入长江，全长1018千米。历史显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区，哺育贵州高原各族人民的乌江文化，同样集中体现在她的中游重镇思南。
1990年在思南县建立乌江博物馆并非偶然之举。它是贵州省文化部门，对乌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决定，亦是对思南在乌江流域范围内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认同。目前，乌江博物馆仍然属于我国境内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馆。这至少说明如下两个事实：一是，思南县境内的文化集中了乌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对迄今为止，沉浸在现代化与工业增长中的人类对江河文化认识的不到位。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对当今的社会是一种启示：总有那么一天，当人类意识到未来社会不能过度依赖于科技与工业，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这个资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乌江博物馆的设立，会带给后人更多的思索。现有的乌江博物馆设于思南县文庙大成殿内，以图片和实物等形式浓缩千里乌江的自然人文风貌。图片以空间为序，从贵州威宁石缸洞的乌江源头到重庆涪陵汇流长江处的江尾，不仅涵盖了乌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风光与资源，还包括乌江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等历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纤道、古今码头、各大滩险、摩崖石刻等文物名胜尽收其中。该博物馆还忠实记录了村寨城镇与各个民族的生存变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乌江。博物馆建立以来，参观者已达13万余人。[3]乌江博物馆所展示的无疑是乌江文化的精华。但什么是乌江文化，迄今我们尚未看到关于它的学术界定。几乎所有涉及乌江文化的文章所陈列的都是一些乌江流域范围内的文化表象。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乌江文化，立足于贵州文化资源的视角，不仅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观察，更应从它在山地高原这一特殊地形地貌条件下，在贵州一体多元民族社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实际的评价。贵州是一个通道文化特征尤为显著的省区，是祖国大西南的交通枢纽，其区位上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大西南片区的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元明以前省际驿道未曾开通的历史时期，民间小道与水路是地区交往的主要通道。我们只要由此出发去思考问题，那么乌江文化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无疑尚有许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的内容，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可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结构的主体之一。土家族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一些学者在论述土家族文化时认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它不仅在单纯的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巨大成就，还在政治、军事、教育、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哲学思想、古代法律、历史典籍、古代建筑、书画雕塑、名胜古迹和出土文物等多种领域，也呈现出丰厚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有深富的文化内涵，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发展进程。[4]
然而，众多的论著并没有将土家族文化空间是一种什么文化这个问题说清楚，学者们述及的土家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征，除了表现形式外大都类同，这显然不利于对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对集中，地理上与汉民族居住区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间的文化渗透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吸纳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变迁程度较大。总人口68万，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的中心地带的思南县，虽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县，但土家族文化的这一特征，表现得甚为显著。从整体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灯为代表的土家族艺术文化；二是以傩堂戏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习俗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对上述几方面虽曾刊发过不少相关文章，却未从土家民族文化的分类上进行深入探讨，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长期未能形成系统。花灯是我国民间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歌舞形式，注入戏曲情节以后发展为以花灯为表现形式的戏种。贵州是花灯流行最盛的省区之一，除省境东南较少见外，黔南、黔北、黔中、黔东北都较普遍。尤其黔东北思南、印江两县的花灯特色独具，有“高台戏”、“花灯戏”之称。#p#分页标题#e#
在思南，全县近六百个村（居）委会及较大的自然村都有花灯队。足见这一民族艺术形式在当地扎根之深。思南花灯早在宋元之际即已广泛存在于民间，较之其他地区清末民初才流行开来要早六百余年。从思南花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活跃诙谐的风格等方面，不难发现这种艺术表演形式与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够在全省范围内赢得“花灯之乡”的美誉。傩堂戏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有关部门开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思南傩堂戏的情况得到了科学的展示与评估。调查报告认为：“在思南地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融汇，开成了以‘信巫鬼，重淫祀’为特色的地域文化环境与氛围。[5]傩坛活动的保留及生存，一方面缘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广大群众无法生存，被迫逃往深山密林，聚族而居，长期与世隔绝使许多原始宗教文化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在以家庭为单元的小农经济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心理十分脆弱，灾害瘟疫、疾病死亡处于无力把控与预测状态，也是傩堂戏能够长期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铜仁市辖区而言，思南傩堂戏历史最悠久，属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享有“戏剧活化石”之美誉。傩堂戏一般结合傩仪，在农历的冬腊月或正月里举行，其中的《甘生赶考》、《秦童买猪》、《媳妇告公公》等戏目，由于风格幽默，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深受思南群众喜爱，亦受到学术界人士高度关注。
思南是一个由汉、土家、苗、仡佬、蒙古等18个民族聚居的县区，民风民俗异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俗仍是土家族习俗。其中除土家族的年俗、婚俗、生育习俗外，奇特的土家族节日习俗，尤其表现出诸多独特性。以盛行于板桥乡的“甩神节”为例，在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镇上，不仅分布着四寺八庙12组古建筑，当地每年农历正月十四的“甩神节”，更是热闹非凡。内容与举办形式均令人十分神往。自古以来，菩萨一直是民众心中的神灵，神圣不可亵渎，“唯有板桥民间，偏要在每年正月十四这天将菩萨抬来甩着玩。[6]据传这一民族节日的产生，与当地长期流传的“神树”故事有关，而且，节日由当地四大庙会轮流出资举办，节日期间四乡轰动，气氛热烈，欢歌笑语响彻全镇。由于思南滨临乌江，建置较早，汉末为永宁县治，魏晋时为万宁县治，隋唐为涪川县治，因而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宋以后虽为土官统治，其后属思州土司管辖，但这不仅没有削弱当地文化的内涵，反而为思南文化增添了土司文化异彩。因而，地域历史文化同样是思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属于思南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3
新经济常态下，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已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探讨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情感财富的功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本文将风险承担决策的研究由第一类问题推进到第二类问题，有助于揭示在集金字塔控制方式下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深层次规律，丰富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丰富终极所有权结构安排和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路径与方式，有助于具体深入地考察其影响动机、机理与后果，而且将进一步增强研究成果的实际指导意义和价值，为我国企业和政府相关决策与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上市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企业风险；影响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中国近三十多的发展历程，民营企业可谓功不可没。据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民营经济贡献的GDP总量超过60%；另据福布斯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统计，中国50.3%的民营上市企业都是家族所有或经营的家族企业。因此，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家族企业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模式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家族企业经营者由于“短视”，通常不愿意或者较少进行创新等风险投入。家族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已成为企业持续生存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保守的组织形式，相对于非家族企业之所以更加保守是因为家族企业将非经济目标的追求作为家族企业重要的决策参照点，普遍认为家族所有者是风险厌恶者。然而，Gomez-Mejia等基于行为理论构建了社会情感财富模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家族所有者在面临潜在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时往往会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情感和亲缘关系的国家，因此，在中国开展基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研究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家族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综上，本文将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委托理论出发，深入探讨分析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和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二）研究意义
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使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成为企业获取核心能力的重要手段。在动荡且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各行业中，公司经营利润与其在创新上的投资显著正相关；同时，公司推出新产品或实施先进的管理制度总能引起投资人积极的回应从而推高股价，提升公司的市值。因此，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获得先机，公司必须加大投入进行技术创新或管理创新，并进行配套的组织结构调整与变革。众所周知，创新型项目的特点在于投入多、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这意味着公司必须承担一定水平的风险。所以，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成为公司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创新绩效的先决条件。在此背景下，探讨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情感财富的功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二、理论分析
（一）社会情感财富理论
Gomez-Mejia等（2007）基于理论提出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即SEW），认为其是指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的非经济收益，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theabilitytoexerciseauthority），满足归属、情感和亲情需要，在企业内部长久保持家族价值观，维系家族控制，保全家族社会资本，履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义务，以利他主义来对待家族成员。现有文献对社会情感财富的研究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促进观。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由于所有者和管理者皆属同一控制性家族，共同的家族身份使得家族企业不存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家族联系、忠诚、就业保障、稳定性和耐心资本使得家族企业更少受短期经济利益的束缚，更多地关注长期效益。因此，同等条件下，家族企业会更多地投资于研发投资项目等具有长期收益的项目。二是阻碍观。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控制性家族的财务资产集中于家族企业，其财务风险难以分散，同时，家族企业的利他主义也会导致目标冲突、逆向选择和道德困境等问题，家族企业的长期目标导向和风险包容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家族企业投入更多研发资源并不是必然结论。大部分实证研究发现，从平均意义上看，家族控制降低了研发投入的力度。这些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的内部冲突、家族特殊津贴和消费以及保持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诉求都会导致家族企业较低的研发投入。这些研究与上述强调家族企业能力优势的研究不同，主要强调的是家族企业非经济目标的限制作用。三是权变观。为了调和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一些学者基于社会情感财富保持的观点，认为家族企业在较低的绩效水平时会比处于同等条件下的非家族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而在绩效水平较高时，家族企业相较非家族企业则会投入较少的研发资金；当家族企业执行相关多元化的战略时也会相较非家族企业提高研发投资金额；当企业绩效水平较低时，家族企业偏好于销售业绩可靠性低、方差大的探索性研发项目，当企业绩效水平较高时，家族企业偏好于销售业绩可靠性高、方差小的利用性研发项目。这种基于绩效和战略情景的调节影响为家族企业研发投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洞见，具有很强的理论启发意义。
（二）委托理论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存在很大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委托理论应运而生：所有者应该只保留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委托给专业知识和能力丰富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是委托人，管理者是人。20世纪70年代，大批学者对委托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Jensen&Meckling首先明确关系为“一人或多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人（人）代替他们从事一些工作，其中包括授权一2016些决策权给人”；其次指出若关系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追求者，人不会一直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行动，此时委托人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和监督限制人的自利行为，但是这无疑会招致成本，成本具体包括“委托人支出的监督成本、人支出的使委托人相信其忠实履约的成本、人决策失误导致委巧人产生的剩余损失”。因而，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促使人和委托人利益趋于一致，以最大程度降低成本。具体到企业风险承担上，在企业经营决策中人即管理者比委托人即所有者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管理者可能以自己而非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决定是否进行风险承担。而一般情况下，管理者是风险规避的，理由有如下两点。首先，管理者有占有企业资源和现金流的动机和行为，这虽然损害了股东价值却增大了管理者的私人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若将企业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入风险项目中，由于大部分资源被投资项目占用，管理者分流企业资源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同时，相比于低风险投资项目，高风险投资项目需要管理者在风险管控、新知识学习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因此，管理者为占用企业现金流或者避免投入更多精力可能会规避风险投资项目，即使项目净现值大于0。其次，股东面临的公司特有风险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持有有效分散的证券投资组合消除，因此股东是风险中性的，他们希望管理者投资于所有净现值大于0的项目，而不考虑项目的风险。但是，管理者只能同时受雇于一家公司，公司风险越大，其工作和收入的安全性越低，因此管理者往往是风险规避的，他们会拒绝风险较高但净现值大于0的项目。
三、结论
新经济常态下，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已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将风险承担决策的研究由第一类问题推进到第二类问题，揭示了在金字塔控制方式下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深层次规律，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研究方面的文献；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终极所有权结构安排和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路径与方式，深入地考察了其影响动机、机理与后果，进一步增强研究成果的实际指导意义和价值，为我国企业和政府相关决策与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有助于寻求家族企业发展中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的平衡点，解决目前家族企业中存在的股权结构非合理性、风险和收益如何权衡、代际传承等问题，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促使我国上市公司合理承担风险，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保证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沈芊男 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6]李文贵，余明桂.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中国工业经济，2012（12）：115-127.
[7]张瑞君，李小荣，许年行.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8）：84-100.
[8]解维敏，唐清泉.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问题研究，2013（1）.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4
一、大数据应用在商业银行反洗钱内部审计中所具备的优势
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洗钱行为呈现出手段专业化、主体组织化、资金来源多元化等新特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也需要引入新手段或方法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手段来分析问题、查找漏洞、防控风险。
1.大数据应用是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在传统的商业银行反洗钱内部审计模式下，由于人力、物力等资源有限，审计人员一般采用抽样审计，通过部分样本的审计结果来推测总体情况。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普遍开展的分区域、分业务的反洗钱工作将洗钱风险评估局限在一定的特定范围，对跨境、跨省、跨行的洗钱活动难以准确把握。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打破“用抽样样本推断总体”的传统审计思维方式，实现审计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消除监督盲区，助力审计全覆盖的实现。
2.大数据全量分析是对客观事实还原的有效手段
随着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手段的广泛应用，洗钱资金在不相关的客户群体间流动更为快捷、方便，使洗钱的数据呈现碎片化的特征，如果依靠传统审计手段，只能进行局部分析，而大数据全量分析手段的应用可以将信息碎片有效衔接。
3.大数据审计是实现实时提供监督服务职能的有效途径
由于侧重于事后或周期性的审计，传统的商业银行反洗钱内部审计在时效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如某些商业银行由于分支机构过多，受人力资源、地域的限制，并不能随时随地开展现场内部审计活动，而洗钱犯罪活动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一旦遭遇监管机构的调查，难免会遭受处罚，影响内部审计的监督服务职能。大数据在反洗钱内部审计中的应用有助于突破时间、空间的局限，实现实时提供监督服务职能。
二、大数据环境下反洗钱审计模型构建的几个思路
1.构建大数据模型的数据基础
大数据环境下的内审变革对商业银行内部审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数据采集、数据挖掘及审计成果应用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均以大数据平台作为支撑。大数据分析的对象是“数据”，而数据的量级也决定了大数据分析的等级，当前商业银行业务品种繁多、产品系统众多，交易数据也呈海量式的增长，有的商业银行审计数据库甚至达到几百T的规模，存在着大量潜在有用的信息资源，为使这些数据的价值发挥最大化，需要搭建一个统一的内部审计数据平台，以对这些分离数据进行统一采集存储形成大数据集合、开展综合大数据挖掘，用平台来实现跨数据库、跨系统、跨地域式的综合数据访问和分析。
2.建模思路
模型是商业银行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主要抓手，为了有效地开展反洗钱内部审计，基于大数据所构建的模型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反洗钱模型构建主要从资金交易、制度执行等方面着手，下面举例详细说明。
（1）资金交易类模型
该类模型主要根据商业银行账户资金可追踪的特点，从客户的资金交易流水提取反洗钱的相关疑点线索。模型一——涉毒反洗钱模型个人账户在网络交易平台支付加速了贩毒活动的扩散蔓延，国内部分地区贩毒问题突出，区域性、家族化、流动性等特征明显，通过金融机构转移、清洗犯罪所得的趋势亦较为明显。对于交易洗钱的现象，内审人员通过建立模型对上述疑点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包括不限于：调取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根据持卡人身份证号码前四位或前六位筛选出来自或开户地在涉毒高危地区的客户，如整治重点地区、境内外流贩毒问题突出地区、国家禁毒委决定挂牌整治地区的持卡人，在此基础上提取其个人交易明细；提取交易摘要的关键字包括“多多”（即“盐酸曲马多”）、“嘎嘎”“开心水”“开心粉”“麻果”、“邮票”等涉毒黑话字眼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模型二——老年人银行卡异常交易模型针对部分不法人员批量组织老年人开卡用于洗钱的现象，可以根据老年持卡人不太可能有较频繁的交易或网银、掌银交易的特点，通过设定借记卡持有人的年龄来提取异常交易线索，具体步骤包括不限于：调取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根据开户人身份证提取年龄较大仍有多笔交易的线索，如提取年龄大于90岁的老年人年交易笔数大于200笔，交易金额大于1000万元的线索；提取70岁以上持卡人的借记卡通过网银、掌银渠道有多笔且总交易额较大、过渡性明显的交易；提取70岁以上持卡人的交易大部分集中在凌晨的账户，如在多次于凌晨在ATM存取款。
（2）制度执行类模型
该类模型主要是从制度的设计及执行出发，寻找制度的设计缺陷或执行中的问题。模型一——自然人高风险客户分析模型此类风险是由于在客户开立账户时未严格履行“了解你的客户”的制度规定，导致在未核实客户洗钱风险的情况下为客户开立账户。寻找此类线索构建的模型步骤：提取反洗钱高风险等级自然人客户名单；提取上述自然人新开立借记卡等账户的线索。模型二——向洗钱高风险法人客户发放超权限审批贷款模型商业银行与洗钱高风险客户建立信贷业务关系时应受到严格审批，向此类客户新发放贷款应由调查及审批人员对客户的洗钱风险进行详细调查，并在调查、审查报告中反映，最后提交有权审批行审批。现实中往往存在调查不尽职、超权限审批等违反制度的情况。构建模型步骤：将“人民银行要求协查的涉嫌洗钱”“涉嫌虚假出资被作为重大可疑上报”等疑点的高风险客户名单导入系统并与经营行新发放贷款客户名单匹配；筛选上述客户新发放的法人贷款审批流程未提交有权行审批的线索；进一步分析经营行在调查报告、审查报告中是否有对反洗钱风险进行提示。
三、大数据环境下反洗钱审计模型构建的展望
1.完善软硬件平台建设，提升模型运行效率
商业银行反洗钱模型成功有效的运行离不开软硬件平台的支持，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软硬件平台建设跟不上审计业务需求的情况，如数据分省存放、系统运行效率低、基础数据迁移导入滞后、模型不能自动批量运行等缺陷，导致审计模型运行效果较差，所以模型开发人员需要一个能够支撑海量数据处理、兼具专业性和易用性的工作平台，从而能够进行高效率的数据分析与建模。
2.打破数据信息壁垒，构建模型运行基础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5
形成于隋唐之际的畲族，其称谓各地不一，有称苗人、瑶民、峒蛮、畲民、畲客，或统称“溪峒种类”，所谓“至闽、粤、川、滇等处苗、瑶、畲民，随地易称。”①在中原流民入迁闽粤赣边区之前，畲民就已经和“内地民”﹙汉人﹚杂处一起了，与汉人有交往接触。但因畲民的原始图腾崇拜和生活习性，使得畲汉两族族群界线分明，畲民的原始族群意识也表现得异常强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族群中广泛流传畲姓盘、蓝、雷、钟同一祖源的“盘瓠传说”。史书上记载盘瓠传说，最早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其他散见于先秦神话、《山海经》、干宝的《搜神记》、郭璞的《玄中记》、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等。其中范晔的《南蛮传》描述最为详细。虽传说中盘瓠子孙是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的“蛮夷”，但内容与畲族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传说故事梗概是：高辛皇后患耳疾三年，医生从其耳中挑出一条三寸大虫，用金盘覆盖，后变作五色花斑龙麒，高辛帝见了欢喜，赐名金龙，号称盘瓠。其时番王来犯，边陲紧急，高辛帝张榜发文，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妻之。盘瓠挺身而出，揭榜而行，潜入番殿，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盘瓠与三公主结婚，生下三男一女。高辛帝赐长子盘姓，名自能；赐次子蓝姓，名光辉；赐三子雷姓，名巨佑；女儿嫁钟智深为妻。盘瓠喜好自由，不愿为官，携妻儿眷属寓居潮州凤凰山，山田任其耕种，永无税纳，族内自相婚配，繁衍子孙。“盘瓠传说”是反映畲族祖源的神话，虽不足信，但它是畲族的原始先民对本民族的民族起源、生活理想、价值判断的精神假想，用古老的传说来解释原始图腾。如果说这种原始先民集体无意识进行艺术加工的神话传说蕴涵了朦胧的族群意识，那么，畲族人民为了永世不忘祖源，把祖源传说编写成便于口头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高皇歌》﹙也有称《盘瓠王歌》、《祖源歌》﹚，甚至还把它载入族谱，则是畲族人民极力维系族群内部感情的集体行为，是族群意识的强烈体现。
其次，悬挂“祖图”祭祀，缅怀始祖盘瓠，对族人宣讲盘瓠王的丰功伟绩，不仅有教育意义，还有重要的收族功能。畲族非常重视祭祀始祖盘瓠，如史载散处浙江温州的畲族，“温处畲客，极重祭祖。祭坛前，有画幅，长可数丈，上绘盘瓠衔犬戍将军头故事，或高辛氏以女妻盘瓠故事。时常高歌，且恣饮啖。”①笃信盘瓠成为畲族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过去，畲族每家每户厅堂正中堂壁都设有香案，祖宗牌位上书“本家寅奉堂上高辛皇氏敕封忠勇王汝南郡﹙或冯翊郡，或颍川郡﹚生长香火祖师历代合炉祖宗之位”，每年除夕、正月初一、十五和子女成年礼都要在家中举行祭祀仪式。祭祀仪式非常特殊，各地不一。广东畲族“每岁除夕，举家必席地而食，以为狗吃，必在地也。”②福建一些畲民“在大年除夕必悬狗头神像，家中依次衔猪骨一枚作狗状绕桌匐行，继则向狗头祖像叩拜而歌。”畲族男子年满16岁要举行“做醮”的祭祀仪式，即成年礼，在祖堂悬挂画有盘瓠像的祖图，焚香祭拜，由名望高又熟悉做醮的人主持仪式，并为成年男子起法名。除每户家中祭祀盘瓠外，还有举行较大规模的族人共同祭祀盘瓠活动。有单姓族人在祠堂祭祀，也有盘、蓝、雷、钟四姓聚集在公共祠堂悬挂祖图共同祭祀。祠堂悬挂的祖图形制较大，一般是把盘瓠传说衍画为十几米长的连环画式彩色图画，展现始祖英勇杀敌、登朝取姓、山岩田猎的光辉形象。祭祀时，敬献三牲、果品、茶酒，鸣炮缅怀始祖形象，合族敬祭，围唱《高皇歌》，跳祭祀舞，然后组织队伍，鸣锣开道，举牌擎幡，游行村中。畲族祭祀活动很频繁，“每年祭祀三、四次，各地时间大同小异，多半在除夕、大年初一、二月初二、五月节、七月半，或春秋二祭。以往有隔三年大祭一年，后改大祭一月，又后改大祭三天。”祭祀仪式无论在家中还是在祠堂举行都是秘密进行的，祖图也秘不示人。如此频繁而隆重的祭祀活动，表现出了本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集体意识，可以巩固本民族内部的感情和团结。
再次，畲族族内规定盘、蓝、雷、钟四姓自相婚配，不与外族相通，族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畲族族内婚配在古代神话、史志、文集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干宝的《搜神记》﹙卷一四﹚云：“盘瓠死后，自相配偶，因为夫妇。”清代长汀范绍质在《汀州府志》卷四十一《瑶民纪略》中记述：“汀东南百余里，有瑶民焉乡人呼其名曰‘畲客’以盘、蓝、篓﹙雷﹚为姓，三族自相匹偶，不与乡人通。”清乾隆黄惠修《龙溪县志》卷十《风俗》载：“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两家自为婚娶。”广东明嘉靖刊本的《惠州府志》卷一四《外志》载：“﹙瑶﹚自信为盘瓠后，家有画像其姓为盘、蓝、钟、苟，自相婚配，土人与邻者也不与通婚。”此外，古代的文人笔记、小说，如明代邝露的《赤雅》、谢肇膌的《五杂俎》、清代梁章巨的《归田琐记》等，均有关于畲族自相婚配的记述。畲族群众在日常祭祀围唱的《高皇歌》也唱道：“皇帝圣旨话认真，蓝、雷、三姓好做亲﹙婚配﹚。当初皇帝一句话，女大莫嫁哈佬﹙汉人﹚去”。从广为流传的祖源歌看来，畲族人早就假托了高辛皇帝传下族内婚配的旨意，着意保持民族血缘的纯洁性，维护族群内部利益。族群意识之强烈可见一斑。
二、客家地区畲族族群意识变弱
随着封建统治阶级加强对畲民的统治和欺压，以及汉文化的强势侵入、推行，畲民为逃避压迫与歧视，隐去畲族身份，逐渐打破内婚制，与汉人通婚，接受汉族文化，淡化甚至放弃民族信仰和禁忌。在闽粤赣边区的畲族，则与客家先民通婚，接受中原文化，历经数百年之后，畲族被居于强势文化地位的客家先民同化，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文化、客家先民为主体的客家民系。畲族姓氏也仿效客家编修族谱，附会“宁化石壁”的迁徙历史，以示客家﹙汉族﹚之正统。如，上杭庐丰蓝氏修族谱溯祖源时，以“相传源于汀之宁化石壁，其详不可尽考”，①来敷衍历史，附会客家。由此，从客家民系的孕育之始，即唐宋之际，到整个封建社会结束、新中国的建立，畲族的族群意识出现由强到弱，由显到隐的变化。
其实，畲族在中唐时期就与少量流亡入闽的中原流民开始杂处，共同开荒辟土。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载：“长汀为光龙洞，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766779年﹚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植谷，而纳贡赋。”到贞元﹙785804年﹚后，在“苗人”﹙畲民﹚与“流民”﹙南迁汉人﹚的共同开发下，山水资源丰富的汀州很快便成为如时人风土诗描绘的“山乡只有输樵户，水镇应多养鸭阑”般怡然的东南乐土。好景不长，唐末黄巢之乱后，大批的中原流民南迁入闽粤赣边区避难，当地人口剧增，据宋胡太初《临汀志•户口》载，唐贞元﹙785804年﹚间，汀州有5330户，约1.5万人。到宋元丰﹙10781085年﹚间，增至主客81456户，约24.4万人。而到宋庆元﹙11951200年﹚间已增至主客218570户，约65.6万人。人口的剧增给本是逸于山林丰衣足食的畲民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加之“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导致了“畲民不堪，訫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略省地。”②豪强和官吏对畲民进行变本加厉地剥削、掠夺，畲民不堪重负，奋起反抗。如乾元元年﹙894年﹚，宁化黄连峒蛮两万多人围攻汀州；宋绍熙﹙11901194年﹚中，上杭峒寇结他峒为乱。闽、粤、赣各地畲族反抗也风起云涌，但最终都遭到了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剿杀而失败。于是，畲汉民族矛盾激化。
长期以来，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畲民施行民族压迫政策，畲族倍受歧视和凌辱，统治阶级甚至视畲民为“异类”和身份“不清白”而限制畲族科考。如，浙江《处州府志》载：“﹙畲民﹚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诸生禀于学使宝应朱文定公云：‘照例身家不清白者，不准与考’。泰顺畲民皆作舆台为人役，身家未为清白，奉批不准与考。”③个别封建统治阶层的有识之士也觉得民族歧视实在过分：“宜邑畲民也有似此﹙限考﹚者，固当分别观之。若概指为异类，不齿齐民则过矣。”④部分地区汉人经常辱骂畲族群众。
而在客家地区，素来善良友好、热情好客的客家劳动人民与畲族人民之间没有深层次的矛盾。但在封建势力长期欺压和强势的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为图谋生存与出路，他们只好被迫融入到客家的文化生活圈，打破畲族内部交婚制，与客家各姓通婚。其中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汉通婚最为普遍。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曾辑宁化城南茜坑村《雷氏家谱》﹙民国3年重修﹚、清流东华乡基头村《雷氏家谱》、上杭庐丰《闽杭庐丰蓝氏族谱》﹙民国33年刻本﹚、上杭《上杭雷梓福公家谱》﹙民国元年重修﹚、上杭《颍川上杭钟氏族谱》﹙1990年版﹚等多种畲姓族谱发现，“唐宋元明时期畲族通婚的对象几乎全是汉族即客家及其先民。”客家及其先民娶畲族为妻的也是普遍可见。上杭素有“丘半县”之称的丘氏自宋代开始就与蓝、钟等姓畲民婚配，开族衍脉，枝繁叶茂。据上杭南坑《杭川河南邱氏族谱》﹙乾隆三十年修﹚载：三五郎公生十子，其中伯二郎娶蓝氏，伯九郎娶钟氏；伯七郎公之孙惟禄公配刘三娘、蓝六娘；惟禄公之孙四三郎配蓝四娘（即上杭黄坑三世祖）；开基上杭胜运里南坑惟长公（一世祖）之子万一郎公配蓝氏；五世祖百七郎七子配钟氏；八世祖守兴公配蓝六娘。据上杭《李氏族谱•太拔院前木德公房》﹙2000年版﹚载：七世祖和公配蓝氏、安公继配雷氏；九世祖惟宽公配雷氏：十世祖十兄弟除何隆公、士琦公配钟氏外，其余全部配蓝氏。可见，畲客互为通婚，其来已久，血缘混化与文化融合亦深。
古代畲族被汉人呼为“畲民”或“畲客”外，其世代居住的村落也被叫做“某畲”或“畲某”。至今，闽西等地还保留了含“畲”的村落名，新罗区有21处，漳平12处，武平36处，连城17处，长汀13处，上杭12处，永定4处，宁化4处，清流2处，明溪3处。为了摆脱民族歧视，畲族干脆迁离被含“畲”字的祖宗开基地或更改带“畲”字的村名，隐去畲民身份。上杭庐丰丰济村《蓝氏家谱》真实地记下了此事：“四世祖伯十郎公世居畲里﹙今庐丰扶洋村﹚，被呼畲民，在当时大汉族主义形势下，公深觉非汉化必无生存之余地。然而要摆脱畲族身份又非远徙他方不可，因此立下远徙初衷。五世祖子荣公生于永乐年间，初居扶阳畲里，及壮偕同诸弟俱各携眷迁徙他方。为掩盖真相，对扶阳故居﹙即畲里﹚改称金竹陂，此举亦公与诸弟之明智也。”①查《大埔县志》可知，到民国时，大埔的襱里、黄襱、上坪襱、下襱坪、下襱、彭公襱、山客襱、桃子襱、曾子襱、李湖襱、余水襱、留壶襱、新村襱、王家襱、将军畲、澄大襱、夏襱，均无畲民姓氏，大多数畲民已远徙或改迁到不含“襱”字的村落而与汉族杂居，如利坑﹙钟姓51人，张姓263人﹚、古村﹙钟姓778人，曾姓339人，张姓53人，胡姓28人﹚、永定坪﹙村民皆钟姓，293人﹚、溪上﹙蓝姓255人，钟姓24人，江姓17人﹚、河腰﹙蓝姓159人﹚。②由此可见，畲民试图彻底消除畲族的烙印。
畲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拥有本民族语言。李调元《南越笔记》中说，畲民称火曰“桃花溜溜”，称饭曰“拐鷘”。在汉化过程中，畲语的语音、语汇、语法已融汇入中州语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即客家方言。畲族除广东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约1000多人还使用畲语外，其余居住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的已经使用当地方言，如福建闽西各县。广东省潮安、丰顺两县的99%以上的畲族使用汉语客家方言。畲族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畲语”在客家聚居区已经消失。作为民族特殊标志的盘瓠信仰在客家地区也只留下历史印记。畲族昔日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传宗之歌”———《高皇歌》和祖图大都已经失传。在盘瓠信仰上，有些畲民家中的神主牌位安放有“狗头”，或悬挂“狗头王”祖图。刘大可教授在福建武平村落的神明崇拜调查发现，在厢店乡三背村、永平乡中湍村的湍下供奉有“黑狗公王”的神位，也流传有“黑狗公王”的传说。因此，畲族不能拿狗肉作祭祀供品，忌吃狗肉。但大部分客家地区的畲族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已经消亡，畲族已经完全接受了客家文化，有客家血缘、具备客家族群的共同心理素质、讲客家话，是十足的客家人。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广泛开展畲族调查识别工作。1953年、1955年和1958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三次派出调查组，深入福建、浙江、广东等畲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并写出了20多份调查报告。1982年，国家民委为抢救畲族文化遗产，又派出调查组，深入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五省畲族地区继续调查，并于198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历次调查成果《畲族社会历史调查》﹙施联朱主编﹚一书。不过，该书刊出的篇章全是来自非客家地区的畲族调查报告。1953年，时任调查组组长、中央民族学院施联朱教授亲自到了上杭庐丰乡﹙蓝姓畲族8000余人﹚调查。但该书也未见庐丰畲族调查报告。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非客家地区畲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二是客家地区畲族已经同化为畲姓客家，一些反映畲族独特标志的文化特征和畲族族群认同已经丧失。
闽西是历史上畲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也是客家大本营。在上世纪50年代，贯彻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非客家地区的畲民纷纷要求恢复畲族身份，建立畲族乡。1957年，仅闽东的福安县就先后建立了13个畲族乡。但在闽西客家地区，上级部门暂不予承认畲姓群众为畲族，没有建立民族乡。因为，多数畲姓群众没有要求恢复畲族身份，除了已经认同自己是客家外，还存在因长期被歧视而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据说，施联朱教授到上杭庐丰等地调研后，向福建省委领导汇报情况，在汇报会上，出现了一个戏剧性场面：当时在场的省主要领导对省民政厅长蓝荣玉﹙后任福建省副省长﹚说：“你就是畲族人？”蓝荣玉急忙回答：“我不是，周围姓蓝的是畲族。”这“周围”可能是指周围的县乡，即武平、长汀等地。蓝荣玉是上杭县庐丰乡丰济村人，是世居庐丰扶阳畲里四世祖蓝伯十郎公的后裔。连畲族精英也不认同自己是畲族。当时上杭畲族成份未被确立也许与之有所关联。
三、落实民族政策后客家地区畲族族群意识复苏
改革开放后，国家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力度。于是，在政府和畲族群众双重利益的驱动下，泯灭已久的民族意识被重新唤醒，一些畲族精英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向上级申请恢复畲族成份。
畲姓客家被“再畲化”。如上杭县政府于1987年协助当地畲姓群众向上级民委成功申请恢复畲族并于当年12月26日向有关单位下发通知，恢复该县蓝、雷、钟部分群众为畲族。该《通知》开头说道：“近年来，我县蓝、雷、钟姓部分群众按户签名多次报告申请，要求恢复其畲族的民族成份。”对此，客家学研究学者钟晋兰﹙上杭中都畲族﹚教授说，“根据我的生活经验与田野访谈经验，当地人很久以来都是没有畲族、汉族﹙更详细地说应是客家﹚的区分的，一般老百姓也不太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所以他们不会有要求恢复民族成份的自觉意识。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有‘按户签名多次申请’的行动呢？很显然，有一批组织者在策划与主导。”在“一批组织者”的策划下，1988年8月正式成立了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上杭县畲族志》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成立大会开得庄严、热烈、圆满成功，盛况空前。县内畲民纷纷表示祝贺，并赋诗高诵，为上杭畲族人民恢复民族成份欢呼。”2012年4月，笔者在庐丰畲族乡调查，报告人蓝玉祥﹙63岁﹚说，当时上面有人来收集祖图、民族服装等，我们没有祖图，后来是到外地借来的，我交了件我母亲的衣服，和客家衣服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报告人庐丰畲族中学蓝全山老师说，他因上过畲族乡土历史课，懂得畲族基本知识，但畲族普通老百姓对畲族文化知识知之甚少，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政府恢复了蓝姓的人为畲族，国家实行民族优惠政策，夫妻俩是畲族的可以生两个孩子，升学可加分，上大学可以读民族预科班等。其他客家地区恢复畲族情况也大致如此，如江西会昌县黄沙蓝子村的村民回忆说，“县政府要我们改畲族时，我们不愿意，因为我们没有畲族的概念。后来县政府就动员我们，说改少数民族可以得到优惠政策，如计划生育、高考、扶贫资金等都有照顾。于是就从汉族改成了畲族。”当得知上杭畲姓恢复畲族成份获得好处后，武平、长汀等县畲姓也纷纷申请要求恢复畲族民族成份，但上级民委已经发现，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与客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便不再批准了。所以，武平大禾等蓝姓虽与上杭庐丰蓝姓同为大一郎公裔孙，但前者是汉族客家，后者是畲族。这是畲姓精英和政府共同导演“再畲化”的尴尬。
在汉化过程中，客家地区畲族群众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已经基本丧失了认识。因此，他们“再畲化”后，亟需重构民族文化，建立能维系畲族成员共同感情的精神家园。于是，一系列的畲族文化“复活”工程拉开序幕。如上杭县政府1987年成立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后，由副主任黄集良同志专门负责收集整理畲族材料，准备编纂出版反映畲族历史文化全貌的《上杭县畲族志》。1994年5月由黄集良担任主编，经过“三易其稿”的《上杭县畲族志》终于出版。但仔细研阅该书，遗憾的是，其最能体现畲族文化和畲族特色的章节内容或显单薄乏力或与客家相似，如“民族历史”因史料不足，只能敷衍，“社会习俗”与“信仰”所涉及内容与客家无多大区别。接着，畲族乡政府组织人力按图索骥编写中小学畲族乡土教材，但也流于形式，老师不爱讲，学生不爱听，浅尝辄止。
除官方行为外，畲族的民间社会精英通过编修族谱来恢复族群记忆，“修正”族群认同，唤醒畲族意识。周大鸣教授曾以江西寻乌县澄江乡汶口村修于1994年的《黄田蓝氏族谱》和寻乌北亭村《汝南堂蓝氏续修族谱》为例指出，“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而1985年以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落实民族政策之前，畲姓族谱大多回避畲族历史文化，编排体例、文教礼制、风水观念等力求与客家谱牒相同，以示“汉化”。而恢复畲族成份落实民族政策之后，所编修的族谱开始“正本清源”，重构历史。如江西寻乌北亭村《汝南堂蓝氏续修族谱》的序言中说：“综览我族谱牒，查证史料，我族蓝氏系出源于陕西蓝田，属蓝田人种。神农十一代来帝时分姓氏，炎帝时开族为畲族。来帝传位榆冈﹙罔﹚接作任皇位时，其时番兵入侵，出榜招贤，盘瓠被招，平息外患，取得公主，生下三男一女，帝甚欢，遂赐﹙次子于帝榆罔﹚姓蓝取名昌奇，封汝南郡。昌奇公则为我族之鼻祖。”把“盘瓠传说”与旧谱中的“鼻祖昌奇”完美嫁接在一起，并塑造盘瓠的英雄形象。修于1995年的《颍川上杭钟氏族谱》述“源流考略”时说，“据历代所载：‘钟氏一族实出自帝喾、契。’契为商之祖先，帝喾高辛氏之子，而神话传说中的‘盘瓠’，也出自高辛帝是相一致的。”言下之意，钟氏实出盘瓠。这是畲族民间精英主导“再畲化”的一个典型。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6
区域资源是重要的美术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是美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美术教师恰当地引入区域资源，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关注并深入了解地域艺术文化。该文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选取优秀的区域资源和教学实例，进行初中美术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实践。
关键词：
初中美术;区域资源;有效教学;开发;探索
区域资源是重要的教学资源，美术教师需要引入区域资源作为教学素材，结合艺术课程内容合理开发教学资源。泉州市泉港区蕴藏着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资源，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乡土艺术文化资源。如何将区域人文资源更好地融入初中美术课程，成为美术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美术教师可结合新课标的教改理念和核心素养时代的教学观，从学校实际和学生学情出发，有效地开发泉港区域人文资源。笔者依据自身地域人文艺术资源的挖掘、教学、研究经验，多方面探讨如何联系课堂内外资源进行有效的美术教学。
一、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区域资源下的艺术素养教育
泉港有丰富的历史名胜、文化资源、地域特色，拥有古民居（樟脚古民居、土坑古民居、黄素古石楼等）、古寺庙（涂岭虎岩寺、沙格灵慈宫、峰尾东岳庙等）、古街巷（圭峰古街、涂岭老街、割山楼下街等）等建筑艺术资源，还拥有惠屿岛、圭峰塔、金钟潭、红星万亩生态园、黄氏家族造船名匠、民俗奇葩七星灯、沙格灵慈宫独特的剪碗雕塑以及精湛的石雕艺术等众多旅游景点（区）的自然、人文资源。泉港地域性的建筑艺术、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是当地人智慧的结晶。如，古民居、古寺庙、古街巷遗留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让学生不仅可以从美术角度进行学习、欣赏，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家乡的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美术教师可以利用众多的旅游景点（区），从美术教育角度进行艺术教育。如，学生可利用学校社会实践的机会进行校外采风，凭借高清相机或者手机拍摄一些优美的景物，从不同的角度拍摄，拍摄的照片可以作为美术课堂教学的素描素材或艺术欣赏课的教学资料。美术教师需要深入挖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区域资源的优势，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品格。
二、区域人文资源下提高初中美术的有效性教学
在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可在新课标的要求下根据教学实际调整教学内容，分析学校教学条件、学生学情、地方课教学内容等，在遵循新课改理念与艺术素养培养的前提下合理替换教学素材，引入学生容易接受的美术课堂教学素材。
1.采用合理的创新教学方法
初中生课业负担繁重，一周一次的美术课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放松的机会。教师要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参与美术课堂学习的欲望。如，在湘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文明之光》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泉港地区的福船作为教学素材。福船是中国古代四大船系之一，其历史文化价值与美术教育价值不言而喻。教师在课前可以介绍福船的历史文化，再让学生从建造工艺角度欣赏福船建造的技艺，最后从美术教育角度学习福船古船模制作技艺和造型的绘画艺术。在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图片、视频、文字等辅助教学，这样的教学可有效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俄罗斯教育家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育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要让学生爱上美术课堂，而不是让学生简单地认为美术课只是文化课的调味剂，这就要求教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湘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画家乡的风景》一课教学中，教师选取泉港区的樟脚古民居群作为地域性教学素材。樟脚古民居群地处农村，樟脚古民居村落中还有大溪涧、金钟潭、观音山寺、陈平山烈士故居和纪念碑等，教师可以向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申请组织校外艺术采风，借助一年一次的社会实践机会让学生饱览地域民居。教师可以事先做好准备，在采风期间介绍樟脚古民居的历史文化，与学生一起体验当地的民风，欣赏农村的田野风光，必要时进行拍照、文字记录等。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直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审美的角度看待樟脚古民居群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通过实地采风调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成立合作学习小组
合作学习是教师指导学生在团队协作中完成共同任务且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助学习。在美术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学内容离不开小组的参与。一年一度的学校艺术活动中，美术作品展览是艺术活动的一部分。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布置美术作品，让学生自行将自己或者小组合作的作品整理好进行展览。如，七年级某班级就以《画家乡的风景》一课中的实践采风系列作品作为展览素材，有的学生展览陈平山烈士故居和纪念碑、观音山寺的部分景物素描作品，有的学生展览樟脚古民居中的居民的衣着和劳作时的各种作品，有的学生展览樟脚古民居村中的河流、山水、田野等自然风光的艺术作品，有的学生展览其参观樟脚古民居群的诗歌、散文等艺术欣赏作品，有能力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并展示其采风的调查报告。最后教师可以写上带领学生参观的感受或者对艺术的理解等。教师带领学生参与艺术活动，学生的积极性较高，每名学生都有任务。当全校师生看到他们的作品时，会对其采风系列赞赏有加。这样就给其他班级的学生指明了采风古村落的过程和需要注意的细节，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
三、从实用性的角度编写美术乡土教材
新课标指出：“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注重美术课程与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美，画下身边的美，使美术教学进一步融入生活。”地方学校的美术教师长期接触本地区的特色文化，不能只是全国各地教材的使用者，更应该是乡土美术资源的开发者和探索者。如何做到既有效利用当地丰富的美术资源，又能与新课标精神保持一致，是地方美术教材编写的重点与难点。笔者认为，泉港地区美术教材编写需要坚持实用原则，在编写教材前，要根据地方美术资源的实际情况，以教师和学生需求为基准，自行组织和解析材料。坚持实用性原则就能避免生搬硬套，适应当地学校的学生。
四、结语
美术课程不是一门简单的技能课程，而是一种艺术审美教育课程。教师从区域人文资源的视角将地域人文资源融入美术教育教学，能有效激发学生参与艺术实践的热情。在实践教学中，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开发地方美术课程。区域资源不是孤立存在的，资源之间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地方。美术教师不能孤立地教学，必要时可与相关学科专家、学者、教师一起探讨，从而促进地区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洪军.利用地域性教学资源库提高美术教学有效性.现代教学，2008(5).
[2]黄钊钊.区域人文资源背景下提高初中美术的有效性教学.考试周刊，2016(24).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7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
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1]。2018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巨大考验。党中央、国务院多次研究部署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11月河北省政府办公厅根据本省实际印发《河北省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若干措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到一定改善，但依然是金融服务的短板。
1河北省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1.1企业资金短缺
河北省的民营企业中，高能耗产业占有较大比重，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任务较重，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我省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但科技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企业自有资金难以满足需求。根据对河北省200余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89%的企业存在资金短缺情况，科技研发、扩大生产规模、原材料与人力成本上升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原因。企业资金短缺，筹措资金无法及时到位，导致部分企业停产，偿债能力下降，企业信用受到重大影响，部分企业因此破产。
1.2企业融资渠道少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途径包括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应付票据、应付账款、股权融资等，中小企业由于信用、经营能力等条件的限制，采取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方式不太实际，因此大多数中小企业只能采取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等方式。据《2018河北省小微企业调查报告》显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个人借贷和典当行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比例分别是87.96%、33.12%、25.65%和18.32%[2]。可以看出，银行仍然是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也已经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从数据来看，有近九成的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或小型金融机构，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的不匹配催生了各种网贷平台，P2P成为中小企业主要借贷资金来源之一。但由于监管确实和平台不规范运营等原因，从2018年开始，P2P网贷平台问题频出，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放缓。
1.3企业融资成本高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大多要求企业提供抵押等担保，中小企业为此要支付资产评估、担保费等相关费用。根据河北省的调查显示，有49.65%的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问题，单次融资资金数额大多集中在30-100万之间，单次贷款金额小，融资次数较多。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一个或者数个大企业就能达到其总数，但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为此提供数倍的相关服务，增加了其放贷成本。且因中小企业的信贷违约风险比大企业高，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提高利率、严格审批程序来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客观上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的阻塞使得很多中小企业选择民间借贷渠道来融资，其贷款利率远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需要有较高的利润率才能达到盈亏平衡，但现实中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利润率无法达到10%，企业难以承受高资金成本的贷款。
2河北省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困境原因
2.1企业纳税记录不完善
越拉越多的地区将企业的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诚信纳税的中小企业可通过银行申请信用贷款。完善的纳税信息可以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判断企业的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等。但在现实中，中小企业出于逃避税收等目的不愿展示经营业绩。部分企业管理者认为通过少纳税可以减轻企业压力。但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时所提供的财务报表数据信息与企业的纳税记录不匹配，加之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金融机构无法信任企业所提供的财务信息，从而无法评估企业的经营情况及风险承受能力。金融机构考虑违约风险，会对企业采取信贷配给，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与融资成本。
2.2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低
现代企业的治理与行事模式主要以契约为基础，但部分中小企业普遍处于由创业者主导的家族治理阶段，管理者只注重眼前利益，没有信用观念，资信水平偏低。截至2018年末，中国金融机构对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为5.5%，比大型企业高4.17个百分点。高违约率致使银行不愿贷款给中小企业，虽然银保监会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但对小微不良贷款并未给予顺畅的处置途径。
2.3缺乏有效增信措施
中小企业由于信用等级低，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企业有充足的抵押物才能为其进行信贷融资。现实中，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由于抵押物不足未能满足银行担保条件从而获得贷款，从调查数据分析，企业多数采用抵押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方式作为担保，但中小企业成立之初生产经营场所大多租赁而来，缺少足够的实物作为抵押。管理者缺乏长远眼光，不注重固定资产的累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时无法提供高价值的抵押物，造成贷款申请困难，贷款利率高，导致无法获得资金或融资成本高，影响企业发展。
2.4银企信息不对称
我国目前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全国性的征信系统，金融机构不能很好地了解与把握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偿债能力，银行会减少贷款额度或要求企业提供高价值的抵押物。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比例低使得银行认为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导致企业无法获得资金支持。贷款的高利率水平使得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进行高风险经营，贷款资金安全性收到影响。加之企业信用意识不强，经常出现拖欠贷款的情况，导致金融机构对待中小企业融资更加谨慎，加剧了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3河北省中小企业融资信用困境解决路径
3.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虽然中小企业大多以公司制的形式成立，但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经常集于一体，投资人对企业有绝对的控制权，极少聘请专门的管理人员。家族式的经营模式弊端凸显，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企业应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透明度，提高抗风险能力，这对于企业财产的增加会产生积极作用，高价值的有效抵押财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难度。企业应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聘请专业的财务团队，确保企业的规章制度得到有效的执行，健全规范的会计核算体系也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应重视企业信用建设，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地将企业真实的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在相关平台有条件地公开。完整的纳税记录、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及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在一定程度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的信心。企业经营管理者应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引入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只有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环境污染才能让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获得更大收益，这有助于和银行进行各种类型的合作，搞好银企关系，增加融资渠道。
3.2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银行等金融机构高效、准确地获取中国小企业信用信息有助于企业融资成功。阿里巴巴等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了芝麻信用等个人信用数据库，并逐步与其他平台进行对接，用以判断个人信用。现有的企业信用评价系统在获取信息中不够及时与全面。健全中小企业征信系统，可将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系统对接，允许相关金融机构查询使用，减少企业拖欠贷款等失信行为发生几率，提高企业对于信用建设的重视程度。企业的各项信息之间能进行交叉验证，减少企业捏造虚假信息骗贷的情况发生，对于部分企业的造假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减少金融机构的调查成本，使其更及时、全面地获取企业信息，满足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应由政府主导，各方主体积极参与，从多角度获取企业信息，及时更新数据，有助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监测，防范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企业信用等级的高低动态调整贷款利率，对于信用高、经营状况好的企业提供优惠的资金支持。对信用等级低，屡次违约的企业建立黑名单，从一定程度上使企业重视契约精神。
3.3搭建基于区块链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
区块链所具有数据不可更改、去中心化的特征，使得可追溯链上的历史交易信息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交易方的行为[3]。通过区块链技术对中小企业业务和现金流进行实时监控，搭建基于区块链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区块链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不仅能将企业的各类型数据整合并实时更新，保证数据真实、有效、及时。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平台上实施线上融资，将各种金融产品整合到平台，根据企业的资金需求智能匹配相应的产品。区块链社区中去中心化模式将交易信息记录在每个节点上，所有交易都按既定规则进行。平台可实现点对点转账，资金不在中介留存，而区块链信息的公开、透明、可追溯性特征可以核查贷款者的交易记录，了解经营状况，节约转账成本。区块链上信息公开、同步、不可篡改，能完整地记录所有的交易信息。区块链信息加密存储，避免传统融资平台信息泄露及黑客攻击风险。在区块链上进行智能合约执行，合约内容以代码的形式呈现在区块链中，如果有拖欠贷款或其他违约行为，系统自动触发惩罚机制，减低了合约的执行、监督成本。在签订智能合约时将担保财产评估公正换成相应的代币，在对应的担保实物资产中嵌入设备，当一方有拖欠贷款等违约行为时，担保物代币会划至债权人账户，表示担保物所有权转移，担保物启用嵌入设备，债务人不能再使用。债权人可以将担保物代币在平台出售，实现资产在平台的自由流转。解决了担保物重复担保的问题，担保物也不需要再经历起诉、冻结、拍卖等过程，提高了资金流转的效率。
3.4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家族调查报告范文8
关键词：小微企业；企业信贷；金融机构
一、研究背景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等单边主义导致全球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全球经济风险显著提高，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缓慢。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加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改革中必然遇到各种短时期无法解决的问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外需增长动力下降和内部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生产总值（GDP）增速6.5%的基本目标，如何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则成为重要的突破口。众所周知，小微企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我国小微金融的发展现状
从我国的小微金融发展情况看，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情况表》显示，截至2018年末，银行机构的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合计达到13.1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同时，小微贷款覆盖面稳步提高，截至2018年11月末，小微企业贷款授信1806万户，较2017年末增长28%。我国小微金融发展成效：第一，国家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向降准等一系列货币政策为小微金融发展打造宽松的资金环境，释放银行的资金流动性的同时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根据银监会统计口径，自2014年央行明确将“小微企业”纳入定向降准考核标准中，小微贷款余额增速逐年提升且大部分时间均高于其他类贷款余额的增速。第二，银行发展战略方面、小微金融信贷增幅已然列入各类型金融机构未来的发展战略目标。通过组建设立小微金融独立部门，加大小微信贷投放力度，提高小微企业获贷便利性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例如根据各上市银行的2018年年报可见，中国工商银行将“不做小微就没有未来”作为其发展理念，2018年累放贷款平均利率4.95%，比上一年下降0.26个百分点。第三，在创新小微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方面，商业银行加大创新力度，产生多种小微金融产品。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创新先期白条主动授信和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即“小微快贷”，截至2018年末，“小微快贷”系列产品累计投放贷款超过7,100亿元，惠及小微企业55万户。此外，中国建设银行开发基于小微企业税务信息和大数据的云税贷。同时，中国建设银行实现“一分钟”融资、“一站式”服务、“一价式”收费的“三个一”客户信贷体验，提升客户综合服务获得感。第四、在资本配置和效率方面，商业银行开始精准聚焦薄弱领域。例如中国建设银行创建“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为特色的金融新模式，意在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创新精准对接客户需求，完成较为精准的信贷供需匹配。
三、我国小微企业信贷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和风险大的特点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小微企业是小微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只有小微企业发展健康，是银行和其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小微金融信贷发放的根本。国际比较而言，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8年，日本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为12年，但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3年。也就是说，注册3年以后小微企业还正常经营的概率在1/3，这就意味着小微企业贷款是有风险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首次《中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披露，截至2018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3.16%，比大型企业的不良贷款率高出1.83%，其中，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为5.5%，比大型企业高出4.17个百分点。这反映出小微企业贷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显著高于大中型企业，商业银行大量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一大原因。如果小微企业能在经营方面多思考，必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融资的筹码。目前，从小微企业本身造成的融资成本高和风险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微企业人员流动性较大，导致小微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加大
与中大型企业相比，小微企业在管理上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精细性，尤其体现在人员招聘管理上。由于小微企业体量小和人员规模小，缺乏建立完整且系统的招聘过程和规范聘制度内部驱动力，导致小微企业无法从人才资源的分配、人才的选聘、工资福利、绩效考核等方面为员工提供薪酬保障。其次，我国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且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服务等行业，因此大部分小微企业存在薄利经营，使小微企业发展不稳定，无法为员工提供可持续及可增长的薪酬支付，最终导致小微企业人员流动性大，不利于小微企业的稳定发展。
2.小微企业组织结构单一，导致管理风险加大
首先，由于小微企业规模限制导致其普遍采用直线型组织结构，其特点是组织结构单一，管理工作主要由小微企业管理者直接控制与分派。其次，虽然企业内部划分其他部门，但由于上下级的权责关系成直线型，上级具有绝对的决策权，下级必须服从，导致这种关系组织结构存在权限高度集中的缺陷，极易产生家长式的管理作风，企业经营的持续发展和规模的扩大受到管理者个人能力的限制。
3.小微企业缺乏企业文化建设，制约企业扩大发展
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不仅要重视技术创新和规章制度等硬实力建设，还要提高企业文化力等软实力。好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中可以不断地促进企业结构的改进，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效率和竞争能力。同时，企业文化可以引领员工产生企业文化自觉，有效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与企业总体目标的完美融合，提高员工和企业之间的黏合度。只有可以实现个人发展的企业文化，才能锻造强大的企业。但是，小微企业由于规模小，经营收入有限，导致小微企业在企业文化上缺少足够的建设资金。此外，由于小微企业多是家族式经营，缺乏企业文化建设意识，没有形成让企业员工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导致企业内部凝聚力不足，影响了小微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4.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导致竞争力弱
目前，小微企业仍以传统行业为主，同质化竞争严重，加之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核心竞争力，导致大多数的小微企业处在行业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末端。此外，从宏观环境来看，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小微企业想依托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优势不再，现有模式无法根本上解决小微企业的经营能力，提高小微企业信贷能力，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旧存在。
（二）银行业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的内生动力仍有不足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国际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大环境下，银行业小微金融发展面临的新旧问题和挑战仍然不少。
1.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高，导致银行小微信贷“惜贷”问题仍然存在
众所周知，银行的行业特点是高负债、高杠杆率和高风险，因此银行趋利避害是其基本的商业逻辑。近几年，人民银行联合保监局和金融办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信贷提供的政策和意见，但从银行层面，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和银行风险控制要求下，银行并没有放低信贷标准，依然看重小微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银行货币资产和税收等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国际政治环境不和谐的大环境下，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受到极大的冲击。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商业银行小微金融经理人调查报告》2018年报告显示，小微金融经理人认为经济下行导致小微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和受关联企业风险传递是导致小微企业信贷产生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截至2018年底，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出大型企业不良贷款率4.17个百分点。从银行层面，小微企业利润薄风险高，必然存在“惜贷”和“惧贷”的问题。其次，银行的本质是企业，是企业就必须要追求利益最大化，银行业发展小微企业信贷不能牺牲银行业的利益，而对小微企业尤其是普惠型的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和政策属性，与银行的管理目标存在冲突。最后，小微企业本身存在管理不规范、抵押物缺乏等问题，导致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仍然存在。
2.小微金融信贷利率缺乏合理制定的市场量化体系
在国家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向降准”等一系列货币政策为小微金融发展打造宽松的资金环境，释放银行的资金流动性的同时间接降低小微金融的融资成本。2019年4月25日，在国新办举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截至2019年3月，五家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4.76%，较2018年第四季度下降0.13个百分点。目前，小微金融信贷利率定价是以政府政策导向为主，而非市场定价导向。小微金融贷款不良率和损失率较高是客观事实。按照信贷利率市场定价规则，小微企业贷款相对成本高、风险大必须以较高的贷款利率定价来弥补成本。如果让商业银行以损害自身利益去完成小微金融政策目标，这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不符，其实现小微金融业务的积极性自然受到影响。银保监会鼓励银行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定价小微企业信贷。但是“保本微利”从理论上是指通过小利润来实现低成本运营，其核心思想是只要不产生亏损即可。这与商业银行盈利的经营目标不匹配，抑制其扩张小微金融业务的积极性。
3.小微金融信贷的不良贷款容忍度仍然较低
在现有监管体制要求下，并没有细化小微信贷尽职免责等政策，即商业银行如何处理小微金融呆坏账，影响商业银行对小微信贷呆坏账的容忍度。虽然银监会的《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落实有关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的监管要求。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出全行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2个百分点以内（含）的，不作为内部对小微企业业务主办部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但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商业银行小微金融经理人调查报告》2018年报告显示：2017年，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虽然略有上升，但整体容忍度在中等偏低水平。2019年，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中规定：“在风险管控方面，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然而《通知》中的不良贷款容忍度仅仅针对普惠型的小微信贷，并未涵盖所有。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对小微企业贷款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银行会对小微企业产生“拒贷”的原因，就是因为小微企业的贷款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不良贷款的产生会让银行产生信贷风险，使银行收紧对小微企业放贷的信贷量。如果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则可以使银行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增量资金，将更多的小微企业纳入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范围中。
4.小微企业的过度融资和多头融资问题有待解决
当前，互联网金融信贷等金融科技新业态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使银行之间的竞争日益加重，为小微企业过度融资和多头融资提供生存空间。同时，银行间小微信贷产品同质化较高导致信贷筛选标准相似，使优质小微企业成为银行间争取的客户，从而造成优质小微企业过度融资。但是过度融资、多头融资是导致小微企业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旦小微公司出现任何风险，都会增加其偿债压力，增加信贷违约的概率，导致产生银行不良贷款。
5.小微金融的信贷精准度有待加强
众所周知，小微金融的服务对象存在客户分散、信贷额度小、信贷不规律和金融能力低等特点，导致小微金融很难达到规模效应，因此不能用“一刀切”理念创造小微金融产品。目前，小微金融产品多以产品为导向，而非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造成信贷供需不匹配，导致投资成本高和回报率低等问题，并没有有效地解决普惠金融“融资贵、融资难”的核心问题，极大地抑制了小微金融的持续发展。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金融平台曾经希望借“村淘”服务站的小微金融模式收集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交易数据，然而，此类模式发展远低于预期的原因是其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地区在人口密度，物流体系和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导致农村地区对“村淘”服务站提供的服务需求依赖度较低，造成了金融精准度上的偏差。
（三）金融市场对小微信贷作用有限且存在马太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