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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医学教育述略

2016-11-30 10:36 来源:医学教育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

摘要:

长征时期,红军卫生学校在贺诚、陈志方等的率领下,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爬雪山过草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和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恶劣环境下,在炼狱般的漫漫征途中寻找一切办学机会坚持开展医学教育,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终于使红色医生的摇篮———红军卫生学校由“卫生小学”发展成为“卫生大学”,创造了医学教育史上的旷世奇迹。

关键词:

长征;医学教育;卫生学校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后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江西瑞金创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医学教育登上历史舞台。随后,在贺诚、陈志方、彭龙伯等人民医学教育创始人的领导下,红军卫生学校历经战火的锤炼、数次迁徙驻址、经过多次更名与合并,为红军部队和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务人才。1934年10月,红军卫生学校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在长达两年的漫漫征途中,卫生学校筚路蓝缕,不畏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克服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困难,一路坚持办学,边行军边教学,创造了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1长征前医学教育概况

中央苏区时期,随着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和反“围剿”战争的日趋激烈,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根据地内缺医少药问题凸显出来,从外地招募医生已属杯水车薪。红军部队秉承自力更生原则,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创办了各种形式的短期医务训练班。这种低层次、低水平的培训,质量不高,无法满足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够不断提供医疗卫生人才的机构。因此,创办自己的医疗培训学校迫在眉睫。1931年底,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福建汀州的福音医院创建一所红色看护学校。1932年2月,傅连暲创办的中央红色看护学校在汀州城内正式开学。5月,中央红色看护学校升格为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学校由培训看护员为主转为培养红军军医为主,学制一年,开设了急救学、内科学、外科学、药物学、绷带学等课程。1933年3月,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红色医务学校从汀州迁往瑞金,同年10月与红军卫生学校合并。同一时期即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军医处经毛泽东、朱德的批准,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总军医处长贺诚兼任校长,陈志方为教育长。学校于次年2月15日在于都县城正式开学,毛泽东为军医学校制定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学校开学后不久即中断了教学,在陈志方、彭龙伯的带领下学员随军参加赣州、水口及漳州等战役,承担伤兵救护任务。8月,学校复课后迁往兴国茶岭,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办学时期,并将同设在茶岭的红军总医院作为临床教学医院,师资力量得到充实。1933年3月,红军军医学校改名为红军卫生学校,10月卫生学校迁至瑞金,与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合并,仍称为红军卫生学校。合并后的红军卫生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校学生达到500人左右。学校组织机构得到完善,教学设备较前更为充实。学校设有政治处、教务处、总务处等机构,还建立了图书室、标本室、模型室、解剖室、动物实验室、细菌检查室和培养室,还有化学试验室和瓦斯预防研究室[1]。教学制度逐渐走上正轨,有了完整的教学计划,学制为一年,分基础教学、临床教学和临床实习三个阶段。教员有李治、曾守蓉、李延年、俞翰西、孙仪之、胡广仁等。卫生学校从成立到1934年10月这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开办了军医(医科)班、调剂班、看护班、卫生员班、保健班、研究班,以及预科班和医科函授班等,共培养了686名学员。这一大批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参加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工作,成为红军和地方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技术力量,其中大部分学员在革命战争中光荣殉职。

2长征途中医学教育的艰难历程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后,红军卫生学校奉命随主力红军长征,开始了艰难的二万五千里办学历程。

2.1长征初期的搬家式行军

长征前夕,中革军委总卫生部对红军卫生学校进行了整编,把即将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军团医院,壮大医疗队伍,充实火线救治力量。卫生学校仅留有第6、第7、第8(预科班)三期军医班约200多名学员,校长由总卫生部医政局长陈志方兼任。学校改编为卫生教导大队,编入中央纵队,实行军事化管理,由红军总卫生部率领随军出发。李治、孙仪之、俞翰西等教员随军长征。陈义厚、曾守蓉、李延年等教员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并先后在江西壮烈牺牲。长征之初,学员们除了自己的衣物等日常用品外,还得背负枪支、弹药、干粮、讲义、教具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一些较笨重的教学设备如显微镜、标本、油印机、图书等则雇请民工挑运,行军速度非常缓慢。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上级要求学员轻装行军,将部分物品包括教材、讲义和教学用具掩埋或烧掉。为躲避敌机轰炸,部队往往夜里行军白天休息,学校就利用下午时间在庙宇或祠堂坚持上课,老师讲两节课,学员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讨论;遇上战斗就中断上课,一有休息机会又立即展开教学。就这样走走停停,坚持教学。过湘江前后,战事日益频繁,教学工作极为困难,教导大队就此解散,并再一次把图书资料、教学仪器和医疗设备包括从中央苏区搬运来的X光机等抛弃。行军到贵州黎平时,部队进行整编,学校把学员分配到部队参与伤员急救、卫生宣传、调查水源、了解疫情等工作。

2.2遵义城复课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卫生学校借红军部队休整之际,致电前方各军团召回学员,准备在遵义城内省立第二中学复课。不出几日,先后到了200余人,主要进行卫生勤务和伤病急救知识的教育,讲义、课程安排等一应俱全。王斌任教育主任,李治、孙仪之、俞翰西、胡广仁则负责日常教学。因战事迭起,复课不到一周,学校被迫停课,被召回的教员和学员重新回到所属部队继续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迎来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空气稀薄,气候复杂,时雨时雪,罕有人至。衣着单薄的中央红军凭借顽强的毅力,终于翻过雪山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提出坚持北上的主张。8月3日,在松藩的毛儿盖,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经草地继续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等率领,从毛儿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佑前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

2.3右路卫生学校北上

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后,卫生学校亦分为两部分跟随部队行进。王斌、李治带领第6、第7期学员跟随右路军北进,于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随后经过整顿,卫生学校于11月在瓦窑堡复课,王斌担任校长,吕振球兼任政委,教员有李治、李维祯等,学校召回部分学员组成军医班第7期、第8期及调剂班第6期。教学安排是上午上课6小时,下午到医院实习,晚上自习。由于卫生学校在长征途中损失严重,被召回的学员所剩不多。为此11月21日,周恩来特致电彭德怀,要求前方选调60名(红一军团30名,红十五军团20名,兵站医院10名)优秀的看护卫生员于12月10日前到瓦窑堡卫生学校学习。

2.4左路卫生学校曲折办学

卫生学校的另一部分———主要是军医班第8期学员,由贺诚、陈志方、孙仪之等带领跟随左路军通过大草地北上向阿坝出发。行至阿坝时,张国焘坚持其错误主张,擅自率领部队南下返回大草地,向天全、芦山方向退却至松岗地区并休整。贺诚即带领卫生学校开展恢复重建工作,陈志方兼任校长,周越华任政治处主任,孙仪之任教务主任,教员有孙仪之(兼)、许德、周泽藻、谭锦荣、江一真等,贺诚、陈志方、苏井观等也承担了部分教学工作。学校召回第8期学员约30余人,另从红四方面军招收了一批卫生干部和女青年,由孙仪之负责在松岗喇嘛寺复课。一个多月后,卫生学校跟随部队南下到达天全、芦山一带的通桐场,接着上课。此时第8期学员进入到临床学习阶段。1935年秋,左路军被敌军围困,部分防线被破,张国焘被迫放弃继续南下的主张,向芦霍、甘孜地区撤退,部队不得不重过草地、再爬雪山。卫生学校因此而停课,师生被派到部队协助救护工作并帮助后方医院抬运伤病员。1936年初,部队到达芦霍、甘孜一带,卫生学校再次召回学员在芦霍的朱倭村复课。学校在此驻扎长达半年之久,完成了药物学、药理学、病理学、内科学、诊断学、外科总论、手术学、妇科、小儿科等科目的教学任务。复课后条件十分艰苦,教员重新编写教材,学员们自己动手刻钢板、印教材,油墨、纸张等就地取材。学员睡草窝住牛棚,把牛圈打扫干净当教室,把门板涂上烟灰当黑板,用石灰做粉笔。为了配合卫生学校的教学工作,总卫生部还建立了一所后方医院作附属医院,把部队最常见的疾病集中起来进行讲解,组织学员到医院收集病史、查房、书写病历等。1936年7月1日,卫生学校第8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由于左右两路的卫生学校联络中断,长征途中的办学情况互不知情,且长征出发时,卫生学校的第6、7、8三期未能完成学业,第8期又属医科预科班。鉴于跟随左路军行动的第8期在长征路上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全部学业,同时为了保持卫生学校的连续性,学校领导在毕业典礼上宣布,把第8期改为第6期。卫生学校军医班第6期54名学员在芦霍顺利毕业,这是唯一一期在长征路上毕业的学员。

2.5左右两路卫生学校胜利会合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下两方面军并肩北上,于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左路的卫生学校也于10月到达陕北,与先期到达瓦窑堡的卫生学校胜利会合。左右两路卫生学校会合后进行了重组,继续招生办学。12月9日,中革军委任命贺诚为军委总卫生部部长,王斌任卫生学校校长,孙仪之为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医科班进行了重新调整,即以芦霍毕业的第6期为前提,把左右两路会合在一起的学员按教学进度分设为第7、第8、第9期,规模达到百余人。还设立了一个30余人的药剂班第6期,学校逐渐得到恢复,教学工作步入正轨。同月,新的医科班第7期学员在学校向保安迁移途中毕业。1937年初,学校又迁至延安附近的闰店子,同年3月中旬第8期在此毕业。随着第7、第8期学员的毕业,学校继续招收学员,保证不间断地向部队输送医疗卫生人才。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红军卫生学校更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1940年9月,毛泽东视察学校时说:“你们在党的领导下,从江西中央苏区的‘卫生小学’,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现在成长为‘卫生中学’了。我们的革命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你们卫生学校也是这样,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卫生大学’。”[1]卫生学校的师生大受鼓舞,提议将卫生学校升格为军医大学,并获中共中央认可,遂将八路军卫生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从此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名一直沿用至今。1941年5月,中国医科大学第14期(从红军卫生学校在于都开办第一期算起,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改名后的第一期)学生毕业,毛泽东为此亲笔题写:“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一题词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战线广大医务工作者遵循的医德基本原则[2]。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卫生学校师生们跟随红军部队突破重围、四渡赤水、二过乌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走过大草地。卫生学校不仅完成了边行军边办学的使命,还出色完成了部队交给的战场救护、卫生防疫、卫生宣传和伤员安置等工作,特别是第6期学员在长征路上顺利毕业,堪称奇迹。但在长征中,深受学员爱戴的彭龙伯、俞翰西等优秀教员先后牺牲。

2.6各军团的医务培训

长征中开展医学教育培养医务人才的工作,除红军卫生学校外,各军团卫生部也举办了医训班,主要是为了补充本部队医务人员减员的需要。其中坚持得较好的是红三军团卫生部,该部举办的医护培训班从1931年起到1935年长征结束从未间断过,先后培养了百余名军医、数百名看护人员和一大批卫生员,占比达红三军团医疗卫生人员总数的90%以上,教员主要有孙根华、刘放等人[3]。红三军团培训班在长征中所遇到的困难比红军卫生学校更大,教学条件更差。由于培训班紧随战斗前沿冲锋陷阵,行军、作战、救护、教学更是融为一体,教学中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学员们完成基础课程后,主要是在医疗救护实践中完成教学计划。该军团有一期看护训练班共16名学员,年龄最大的只有17岁,被称为“红小鬼看护班”,随部队长征,由于作战、饥饿、患病、过度疲劳等原因,有12位学员在长征中献出了生命,见到新中国成立的仅有邹顺、谢华、巫仰岳和李克振4人[3]。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长征途中也开办了一所医务学校,为部队培养中级卫生干部;各军医院也有看护(卫生员)培训班,为部队培养初级医护人员。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没有专门的医务学校,但各军团、师卫生部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基本上做到随时补员,保证了部队医疗救护和卫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3长征中医学教育的基本特点

在长征极度艰苦的环境下,红军卫生学校坚持办学,为革命战争输送了一批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以红军卫生学校为代表的完全自主培育医务人才的机构,在长征时期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办学特点。

3.1在行军打仗中坚持办学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中央苏区的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生学校在整编后跟随部队长征,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办学历程。许德在《红军卫生学校的回忆》中说:“在行军过程中,我们的学校是流动的,没有教室,只有露天‘课堂’。教师都是沿途利用休息和露营的空隙,为学生们讲课,进行课余‘辅导’的。”[3]“行军时,把讨论题贴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边走边讨论,前面的同学讲,后面的补充;教员也夹在同学们中同帮助讨论。休息了,大家就坐在大树下,教员出题目让同学们回答。”[3]这是红军卫生学校长征时的真实写照。在敌人的封锁和围追堵截之下,卫生学校毅然坚持在行军中办学,红军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卫生学校就办了二万五千里学,无疑是一所流动的学校,一所行军路上的学校。

3.2在艰难曲折中坚持办学

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卫生学校办学条件艰苦,长征时期的办学更是不言而喻。相比于中央苏区,长征中办学就更加艰难曲折,不仅缺少中央苏区时期相对稳定的后方环境、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而且自然环境更为恶劣,不仅要爬过空气稀薄的雪山,还要面对渺无人烟的大草地。学校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像样的教室,教具、讲义十分匮乏。每到宿营地休息时,学员就围坐在地上,将背包当课桌,教员讲课学员就在背包上作笔记。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药名、拉丁文、认生字等。据教员许德回忆,开展教学工作最难的是印讲义,经过长途跋涉和行军作战,学员的教材、讲义基本扔光了。在芦藿时,学校复课没讲义,只能重新印刷。可当时既没有油墨,又没有蜡纸,印刷讲义谈何容易。但困难难不到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油墨就用桐油拌锅烟制成,没有蜡纸就用毛边纸涂米汤晾干做成,没有纸张就用收集来的废纸代替。当学员“得到新印的讲义,都双手捧住,如获至宝,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我回想起来,还觉得当年余绪未消。”[3]特别是跟随左路军行动的卫生学校,三过草地,历经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苦。卫生学校全体师生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教学,真是闻所未闻的办学历程。

3.3在救护伤员中坚持办学

长征途中战事迭起,有时甚至十分惨烈,红军伤亡严重,卫生学校学员还要承担部队的医疗救护工作。因为战事的需要,学校经常中断教学,把所学不多的学员派到医疗救护一线中去,让学员们在教员的指导下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战争激烈时学员们要负责一些小手术,如止血、缝合等,面对解决不了的大手术,学员则组成担架队运送伤员到后方医院进行救治。在日常行军学习的同时,卫生学校还要做好伤员收容、卫生宣传等工作。对重伤员则要负责寄放到可靠的百姓家里,并做好伤员和群众的思想工作。每到新的宿营地,不论白天黑夜,医护人员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门板、搭铺,给伤病员安排好住处,随后给伤病员治疗换药、洗脸、洗脚、开饭,把伤病员安顿好后才能休息。当救护任务繁重时,身上的背包半个多月都没放下过,实在困乏时只能坐着打个盹。此外,学员们还要进行水源、常见疾病与传染病的情况调查。徐特立曾感叹“他们是长征路上最辛苦的人”。尽管如此,学员们人人情绪饱满,任劳任怨,忘我工作,在救护实践中医疗水平得到了提高,并锻炼成为长征中红军医疗队伍中的中坚力量。红军卫生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医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坚持“一切服务于革命战争”“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医疗宗旨,坚持“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历尽了各种艰难险阻,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维持着医学教育的不停顿、不间断,为红军部队培养了一批医务人才,为党和红军递交了一份浸透着众多师生鲜血与汗水的满意答卷。卫生学校在战火中锤炼,在征途中成长,为世人展示了史诗般的英雄气慨,特别是卫生学校在长征路上坚持办学过程中所凝炼的“坚定信念、勇往向前,不怕牺牲、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开拓创新,顾全大局、服从指挥”的精神是闪烁在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块瑰宝,是革命先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们开拓进取,不断推进医学教育发展的力量源泉。

作者:刘薇 刘善玖 单位:赣南医学院

参考文献:

[1]包坤明.贺诚与红军卫生学校[J].党史文汇,2002(8):40.

[2]刘善玖,刘薇.中央苏区时期医务学校创建探析[J].党史文苑,2008(10):13.

[3]刘善玖,钟继润,张莉芳.中央苏区医学教育工作资料汇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273,276,237,23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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