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晚期时期的美术教育

清代晚期时期的美术教育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认为,“格致、图画、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由此新式美术教育萌发出稚嫩的幼芽。1898年的即包括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具体内容即废科举、兴学堂,派有志青年留学东洋、西洋。随着学堂的兴起,一些留学归国、热衷于美术改革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试行新式美术教育方法,并仿效日本或欧美的美术教育体制。新式美术教育的萌发与晚清时期“中体西用”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体西用”思想的发端可以追溯到魏源身上,魏源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枪炮时,对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进行了反思,看到了长期故步自封所带来的弊病。若想振兴中华必然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但事关清朝统治阶层的利益,固然不可能触及体制的变革,因此“中体西用”成为最佳选择。

  作为“西用”之一的美术教育的改革,强调技法的传授和技术能力的培养,强调“图画手工”的实用性而不注重其审美意义和对于国民人格精神的陶冶。这种明显带有功利性追求的美术教育思想沉浸在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和之后的思路中,是晚清美术教育的时代特色。在洋务运动、的社会变革潮流推动下,中国美术教育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师徒传授转向实业学堂的学校美术教育是不可逆转的。在一个遭受列强侵略与瓜分的土壤上,在一个政治、经济受到控制的国家中,文化是得不到真正独立的。若审美趣味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脱离了国泰民安的社会土壤,美术作品的审美意义则不再重要。任何人都是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才有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若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全,精神文化生活则成为虚无与不必要,修身养性的传统中国画也被迫进入了衰败期。美术的审美趣味若得不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而具有功用性、实用性与宣传性才能顺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有需求必有市场,当时的美术教育已不再适应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新教学体制的出现就成为必然。从明朝开始,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并致力于西洋绘画的传播,西洋绘画很早就在中国产生了影响。洋务运动、改革了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体制,引入了西方的各种绘画形式。与中国传统以表现意境为主的写意绘画不同,西方的写实绘画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并得到较快的发展。与重视个人伦理道德的提升不同,以实业救国为本、注重实用与功能的美术在晚清更具有发挥的余地。1867年,福州船政局内设的船政学堂设立了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内分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学生被称为“画图生”。第二年增设“艺圃”,培养担任领班的青年匠师。为贵族士大夫等上层阶层服务的宫廷画院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洋务运动时期大量引进西方工程设备的技术需求,以消遣娱乐为主要功能的传统绘画被以技术制图手工为主要功能的西方绘画代替。晚清美术教育西洋化的功利与实用不仅仅体现在学堂的美术教育、对西洋教育体制的模仿和对西式课程的引进上,而且体现在当时提出的“工学并举”的思想上。北洋工艺学堂创办了最早的校办工厂,强调“实习工厂与工业学堂联为一气”“以工厂为学生之实验场,即以学堂为工徒之研究室”“学生半日听讲,半日入厂习练”。这种“工学并举”的“为制造而学习美术、在制造中学习美术”的思想更体现了当时美术教育的西洋化、功利性与实用性,一切围绕着振兴中华、以实业救国,“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的实业教育思想在晚清时期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纯观赏性绘画势必在商品化的市场经济中走向世俗化、大众化。迫切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美术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番改革,引进新式西洋美术教育体制,“工学并举”的学堂与工厂结合,晚清的美术教育所体现的是美术实用与功利的功能,审美趣味退居二线,其商业与工业的实用性上升至一线。这是晚清美术教育的偶然,也是时代的必然,因此晚清的美术教育中不可逆转地呈现出西洋化的功利性与实用性。

作者:汤瑭 单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