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论文范文1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演化经济学是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不断成长起来的一种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异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随着经济学各种范式的冲突和较量，1981年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经济学》，理查德・纳尔逊(R，Nelson)和悉尼・温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国制度主义先驱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表著名的学术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演化经济学”术语，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从不同侧面指出经济学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倾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学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经济学的著述，大大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在对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战的过程中，被认为异端的演化经济学的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分析框架日益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改革运动的声浪也日益唱响，21世纪的经济学可能会从新古典经济学转向演化经济学，从而进行革命性变革。
演化经济学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而且将成为各种异端的综合(贾根良语)。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经济学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从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论框架的形成及影响。
一、演化经济学的内涵及特征
演化经济学是借鉴达尔文生物学的进化隐喻和拉马克的遗传变异学说，引进物理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形成、发展的动态演化和发展趋势的学科。广义来讲，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而狭义上的演化经济学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演化思想的现代形态，主要包括变异、选择理论(以纳尔逊和温特为代表)、以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演化理论(包括混沌理论等)和演化博弈论。演化经济学将技术变迁看作是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核心为研究对象，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演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某一变量或一组变量如何随历史而变化，如何在理论上理解所观察的变化背后的动态过程。特别是，可以通过解释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来理解某一变量或系统的当前状态。这些变量或系统要经受某些随机变异或扰动，但也存在着对变异进行系统性筛选的机制。
纳尔逊总结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共同特征：(1)关注经济的动态过程，不仅要看到均衡，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均衡是如何达到的；(2)承认“路径依赖”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经济理论假定，存在着强有力的惯性趋势，使选择过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也存在着持续引入新变异的力量。
二、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处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借助原子本体论和机械论隐喻，信奉决定论的哲学观，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导致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从此出发，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这种最优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识的创造、企业家的作用、技术变迁和主导部门重要性的变化等问题，将技术变迁视作与经济学家无关的黑箱，使对技术变迁的源泉、性质和过程等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纳尔逊、弗里曼、多西等人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既借用生物进化的隐喻，又借用现代宇宙理论、量子力学理论以及混沌理论等，对经济系统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征与生物自然选择过程类比，试图对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其基本的思路是：将技术变迁视作众多经济现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术变迁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研究对象，坚持从演化的、动态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而言，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being)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
演化经济学在对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学范式的内核)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演化对均衡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是不对称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极为类似，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推移而创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认为，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的目前行动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时间不可逆、结构转变和过程与滞后概念密切相关。即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虽然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完全回到最初状态，这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组织而言，新古典经济学重视企业平衡状态的研究，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研究。演化经济学假定企业的决策是连续的，每个企业决策时充分考虑未来的预期及其竞争对手的策略行为。“路径依赖”说明锁定效应和次优行为可以持久存在。历史突出了经济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满意对最优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在原子论和机械力学基础上，在假定经济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状态下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环境控制下的最优控制和最优路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考虑由于认识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预见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础上的理性人假设脱离了社会现实。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为基本思想，强调经济变迁的动态过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的满意假说，指出最优难以实现，均衡只是暂时的。经济系统向着均衡靠拢，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达或渐近哪一种均衡依赖于进化的路径。
演化经济学非常强调随机因素对经济社会系统及经济人的影响作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即使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因其是以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并给定随机变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而演化经济学认为，随机因素起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决策和搜寻革新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进化过程的长期趋势难以预测。
理性与有限理性，最优与满意，它们成为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深受物理学的影响，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它们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尽管凯恩斯从非均衡思想出发，从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通过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并对均衡思想有所冲击。然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使微观与宏观对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内进行分析。后凯恩斯主义尽管从非均衡、动态、关注制度文化角度来分析经济过程，但主流经济学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
20世纪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们在主流经济体系之外发展经济演化理论。从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凡勃伦、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变中可看出，经济学正在进行着从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变迁。这种变迁折射着两种思想交锋的历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的超越。总之，经济学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精髓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不确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假说的最好概括。
(三)多样性对同质性的超越
演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由于“新奇”创生而形成的多样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关注超经济人的个体群思考。与个体群思考相对立，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使用类型学思考的方法。类型学思考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所以，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并不是把基础性的实在隐藏起来的“干涉并发症”，而是基础性的实在本身，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可见，演化经济学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行为的群体之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新奇”创生和创新过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分析经济社会系统演变的科学，必须具备一个分析问题的中心线索，即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它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定――(给定)经济人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的局限性，认为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即“新奇”的创生)是关键因素，是经济变迁过程的内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中抓住了“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认为在经济学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动可能性的发现，它是人类创造性的结果。如果新的行动可能被采纳，那么这种行动就被称为创新。贾根良总结指出，“新奇”创生的内生化，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现及创新的重要作用成为其理论框架的基石。
演化经济学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隐喻，通过运用“缘由”来解释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与达尔文对生物演化的解释一样，有关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遗传基础上进行变异以适应新环境，此即为“达尔文进化”。Hodgson(1997)对凡勃伦在经济学领域应用三种机制的总结中指出：(1)遗传(承袭)机制。演化主体存在一些遗传性或延续性准则，总是受到遗传机制的影响。以此为立足点，以保证不同后代个体虽然不尽相似，但他们都在某些方面与其前代相似。(2)变异机制。受初始条件区别的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续性变异广泛存在于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之间。(3)自然选择机制。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自然选择机制通过更适机体后代数量增长和变异或基因整合帮助机体获得存活优势两种途径发生作用。
(一)基因类比物及遗传机制
社会经济系统如同生物演化，会产生如同基因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运行。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基因”类比物(或选择单位)是什么?霍奇逊总结了经济学中的诸多“基因类比物”，如人类习惯(凡勃伦)、个人(马尔萨斯)、组织惯例(纳尔逊和温特)、社会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系统(Hodgson)。在对这些不同的类比物进行考察之后，霍奇逊提出，考虑到它的性质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应当被采纳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实体单位。大多数现代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或组织具备选择单位的条件。
选择单位作为一种实体，它们被选择的特征历时要足够稳定，以保持定义这个群体的实体的同一性。经济方面，选择单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产方法制造某种系列产品的特定的企业组织。而选择环境独立于实体，这是对各种实体进行评估，并把选择特征转化为选择优势的框架。凡勃伦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扮演着生物学中基因进化的作用。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讨论了类似于基因的“个人技巧”与“企业惯例”的作用，即遗传机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在行为正常发生的情况下，行为相对于它的目标来说，通常是有效的。企业惯例是企业的组织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业运转离不开惯例，企业的惯例与人类的技巧有相似之处。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惯例在企业中起着基因在生物进化论中所起的作用。惯例包括企业的各种特点，如生产技术、投资政策、产品组合策略等。在任何时候，一个企业的惯例界定一系列函数，它们决定一个企业所做的事情是各种外在和内在变量的函数，具有好惯例的企业或组织就可能在一个行业或群体中变得日益重要。组织是由个人构成的，组织的行为可以归结为组织成员个人的行为。理解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不过，惯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达尔文主义基因，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特征，因而可以说是拉马克式的基因。但总体上看，它们都是广义的达尔文主义的基因。
(二)变异机制或“新奇”性创造
变异原则强调种类和多样性的作用，有时等同于已有特征的变化，即系统内“新奇”事物的创造。
在把演化作为重要特征的生物学、语言学或经济学等学科中，在某一时间和地点所观察到的事物都必须被解释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中的转变。这一过程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历史性，另一个是变迁过程的无止境性。关于连续变迁端在何处这个问题，熊彼特曾经指出，经济变迁可以被解释为主要的“从经济内部”产生的。“如果演化被定义为可观察的系统历时地自我转变，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自我转变呢?自由能的获得是必要条件，一个充分条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新奇的创生，这在出现后，会通过系统或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扩散。在经济学中，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有关这种新奇的消息可能会传播，或者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某种新认识到行动可能性被接受，所产生的行动就被称为创新”。
“新奇”创生机制所研究的问题是“新奇”为什么和怎样被创造。就“新奇”为什么被创造而言，知识是惯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理论的开拓者，但一种更系统和更完备的知识理论仍有待于创造。“新奇”创生是现有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们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搜寻新知识，这主要取决于他们知道什么和他们从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术或制度等发展路径都具有同样被探索的机会，“新奇”的创生必定是路径依赖的。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需要搜寻新的生产技术和惯例。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而且，创新改变原有的惯例，使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非创新者可以进行创新或模仿，后来者可逐渐赶上先进者，先进者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优势。
熊彼特曾对创新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实质，强调非均衡和质变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即“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理论。纳谢德・福布斯和戴维・韦尔德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企业的成功案例为例，指出了如果发展中国家注重学习，注重创新，努力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价值链，成为一个高效率的追随者，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其核心目标――价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为――由追随者成为领先者。贾根良教授认为，从追随者到领先者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对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来说，通过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才能实现自主创新并成为技术的领先者呢?通过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坦桑尼亚、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案例，并对不同环境和不同产业中多样化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盛昭瀚(2002)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对国家创新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认为演化模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并认为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理论基础，国家创新体系要协调好公有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关系，要注重学习过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体的时间、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变异和创新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佐证。
(三)选择机制及演化路径
选择和评价机制是复杂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如何寻求和确定进化道路的机制。它包括系统的生存价值选择、信息价值评价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这是进一步实现系统进化的动力学问题。
选择机制研究变异或“新奇”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按照凡勃伦的看法，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以，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他通过“缘由累积进程”来解释选择过程的重要性，认为“习俗、惯例的累积性发展是对传统的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任何习俗、惯例与行为方式都受选择机制的影响，而与变化了的环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则是检验其存活适应性的标准。按照个体群思考方法，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受群体成员选择的影响。选择过程将出现两个方向： (1)创新被旧的惯例扼杀。 (2)在自增强作用的影响下，创新被采用并向外扩散。纳尔逊认为，企业在面临环境变化且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企业要进行选择。选择的环境包括外部环境(如产品需求、要素供给、价格等市场环境)和内部环境(如创新引起的变化等)。
纳尔逊和温特强调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演化过程是一种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程序化的、说不出来的知识，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达尔文的遗传机制、“新奇”创生机制和选择机制是演化经济学类比和隐喻的基础，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3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哲学基础；本体论假设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7－0005－06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新古典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li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阴阳)――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现象的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
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本性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具根本意义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必须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作，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专家迈尔指出的，达尔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对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新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地是以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爱伯纳也指出，“大
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l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系统协同效应以及作为其核心机制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的本体论假设。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个国民的福利，它也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律师比捡莴苣的人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捡莴苣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许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欧国家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玻利维亚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4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数学模型；演化模型
基金项目：[F]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分析”（NCE11030）；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东省新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技术、制度与产业协同演化的分析”（ZR010Q007）；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制度生成和演变的主观博弈分析、验证与应用”（1RWZD11）
作者简介：[F]黄凯南，男，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山东 济南 50100）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08308收稿日期：[F]01103
一、引言
近年来，构建数学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促使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从原先推崇非正式的现实性描述开始迈向对正式和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的重视。
当前，在众多的经济学文献中，存在许多被贴上“演化”标签的数学模型，可以不严格地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直接对传统生物演化模型的借鉴、改造和运用。例如，Logistic增长模型、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rPrey）模型和共生演化模型等[1]（P17）；二是演化博弈论，它最早也是源自生物学家构造的生物演化模型（P8），而后被经济学家广泛采用并进一步发展。演化博弈论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演化建模工具。根据Silva和eixeira[3]的文献统计，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涉及演化博弈论的占将近0%，而且这个比重近些年还处于上升趋势。演化博弈论模型既包括单群体、离散策略的对称博弈模型，也包括多群体、多维度连续策略的不对称博弈模型[4][5]。这些模型主要涵盖各种类型的选择动态，例如，复制者动态、最优响应动态、平滑最优响应、布朗—冯·诺依曼—纳什动态、选择—变异动态、模仿动态和适应性动态等[6]；三也是和生物学相关，不过它不是直接采用生物演化模型，而是基于生物演化隐喻（Metaphor）发展出来的各种演化算法模型（Evolutionary Algorithms）。这些模型将求解过程类比于生物演化过程，它们最早被运用于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中，现也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演化建模中[7] 。这些模型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遗传算法、学习分类器系统（Learning Classifier Systems）和遗传编程等；四是各种类型的学习模型。较之于前三种类型的模型，学习模型不是直接源自生物演化模型或生物学隐喻，而是主要源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较之于生物学模型，它更加强调个体行为的意识和目的性。这些模型包括虚拟行动、随机学习动态、随机信念学习和经历加权吸引模型等[8]（P895）；五是多主体模型（Multiagent Model）或基于主体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这类模型充分考虑了个体行为的异质性以及个体间的互动过程，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演化分析中，并与计算科学结合，逐步形成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9][10]。
尽管越来越多的模型被贴上流行的“演化标签”，但是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例如，这些演化模型是否真能够描述经济演化的本质特征？某些演化模型（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博弈学习模型等）本质上是更属于演化分析还是新古典的均衡分析？各种类型的演化模型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内在关联？面对如此繁多的数学模型，建模者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模型？是否存在较为一般性的演化模型能够成为经济演化建模的基准模型？ 这里尝试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问题，并尝试部分解答上述一些问题。
二、考察演化模型的三个维度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共识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较为流行，并逐步成为时髦的学术标签，但它却是一个极其繁杂的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形成较为成熟和统一的研究范式。被贴上演化经济学标签的理论至少包括：旧制度学派、新熊彼特主义、通用达尔文主义（Universal Darwinism）、演化制度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创新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基于主体的计算理论（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heory）等。这些理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在众多的研究方法各异的理论中，还是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odgson[11]总结了演化经济学的四点基本共识：其一，认为世界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它还涉及如熊彼特所强调的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恰恰是主流均衡理论难以解释的；其二，承认经济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新奇（Novelty）的产生。通过创新促使多样性的产生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三，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特征。这种复杂性主要涉及各种异质主体之间的非线性甚至是无序或混沌的互动，从而限定了可预测性，也促使了新奇和种种“涌现”特征产生的可能性；其四，正如达尔文强调的，各种复杂现象是涌现生成的，不是人为设计或上帝创造的，演化经济学秉承了斯密和哈耶克等人对于自发秩序的洞见。[JP]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黄凯南：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评析
在上述四点共识中，第一点涉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表明演化经济学必须研究社会经济的演化或变化现象，这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的均衡现象；第二点涉及演化的动力，它指出演化的主要动力源自创新，创新推动了多样性的生成或增加，为经济演化提供必要的燃料。第三点和第四点都涉及理论研究方法，它指出由于演化的复杂性，参与者都是有限理性和异质的，并且必须从参与者间的互动来描述经济现象的演化过程，这也是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化过程。而这些互动过程可能伴随着新奇的产生、选择和扩散。
（二）三个维度
基于上述演化经济学基本共识，以下提炼三个考察演化模型的维度。
1模型中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完整演化分析指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不仅承认创新的重要性，还将创新过程内生化，并进一步强调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必须伴随着新奇的产生过程、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甚至还涵盖这三个过程的互动关系。当然，在某些演化现象中，选择过程和扩散过程可能很难被明确区分开。因此，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必须将创新内生化，它是一种比较严格和彻底的演化分析。当将这种演化分析从单一层级演化扩展到多层级共同演化时，它能够解释更多复杂系统的演化现象。如果以此演化分析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或者用它作为标准来判定某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许多贴上“演化”标签模型可能都不属于真正的演化经济学。那些将创新外生化而只侧重考察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的理论本质上就不属于演化经济学的阵营。这样一来，许多演化模型就可能都被排除掉。例如，演化博弈模型和某些学习模型。但是不可否认，许多不考虑创新生成过程的演化模型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提供深刻的洞见，尤其是对新奇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因此对于这类模型，不能轻易地将其排除出演化经济学的阵营。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演化分析定义，这里将其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是指，尽管承认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了简化分析却没有将创新的生成过程内生化，而是侧重考察参与者互动过程中伴随着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在对待创新问题，局部演化分析通常将创新视为外生给定的随机冲击，或者甚至不考虑创新生成因素，仅仅关注创新后的对新奇的选择或扩散。
通过区分完整演化分析和局部演化分析，许多流行的演化模型可能不属于完整演化分析，但它们却属于局部演化分析，也能够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机制提供洞见，因此它们也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建模工具。
模型中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模型。演化模型中参与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说完全理性模型只有一种类型（例如，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优化），而有限理性模型在理论上就可能具有无穷多种，这部分取决于参与者理性的有限程度。因此，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视角，可以根据参与者行为决策的意识程度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例如，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
3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个体的同质性假设，演化经济学强调参与者的异质性。但是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现在不同层面上，例如，偏好的差异、禀赋（或预算约束）的差异、信息的差异以及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不同的演化模型有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因此，根据参与者异质性程度的差异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这里通过考察模型中的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动态规则是否存在差异，将演化模型简单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前者指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存在差异，后者则是指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
三、演化模型评析
如上所述，可以从三个维度对演化模型进行归类和分析：其一，根据是否将创新内生化，将模型分为完整演化分析模型和局部演化分析模型；其二，根据参与者理性的程度强弱，将演化模型区分为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其三，根据模型中是否考虑参与者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的差异，将演化模型区分为个体演化模型和群体演化模型。以下通过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五种演化模型，尝试比较这些模型。
（一）生物种群动态模型
在Vincent和Brown[1]（P17）研究的基础上，这里描述一个较为一般性的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首先介绍经典并且被广泛运用的上述种群动态模型描述了种群密度或数量的动态变化过程，也可以转变为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模型中物种的类型空间和策略空间都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模型并不涉及新物种或新策略的产生，亦即不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因此，这类演化模型显然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可以将物种密度xi视为参与者或互动者i（例如，个体、企业和其他组织等）的某种表现型特征（例如，资产规模、产出等），而策略ui视为互动者i某种基因型特征（例如，投资惯例或R&D决策等）。上述演化模型可以描述参与者互动过程中对策略的选择过程。可以将策略频数的变动规则视为一种策略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则该模型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如方程（5）所示的演化规则。因此，参与者之间的演化规则是同质，这类模型属于群体演化模型。此外，这类模型中参与者的意识程度较弱，通常是采用无意识的学习规则，策略的改变主要是受到自然选择（例如，市场竞争）的作用。
（二）演化博弈模型
演化博弈论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但演化博弈论在演化经济学的运用却长期存在争议[5]。这里描述演化博弈中最为经典的复制者动态模型。
通过比较方程（5）和方程（7）可知，上述的种群动态演化模型等同于演化博弈论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如果假定策略的适应度不受策略的频率分布的影响（即适应度是不变的），那么，复制者—变异者方程就等同于准种方程（Quasispecies Equation）。n种策略的连续复制者动态方程等同于n-1物种的LotkaVolterra方程。正如，Vincent和 Brown[1]（P30）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的适应度和种群增长率的函数关系，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
许多演化经济学家拒绝演化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演化博弈论本质上不考虑创新问题，它仅仅涉及策略的选择过程或扩散过程，其所谓的策略突变是在既定策略空间中进行的，即从某种已知的策略以随机概率转向另一种已知的策略，这过程并不产生任何新的策略[5]。但是如前所述，只要我们放宽对演化分析的定义，这种仅考察选择过程或复制过程而不考察创新过程的分析可以被称为局部的演化分析，它也应该属于演化经济学的数学模型。较之于上述原因，另外一个拒绝演化博弈论的理由则更加充分，即演化博弈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经典博弈论多重均衡问题，其发展出的能够抵御孤立突变策略冲击的演化稳定策略 、累积突变策略冲击随机稳定均衡以及其他的均衡概念是为了进一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如果将演化博弈论视为通过发展新的解概念来精炼经典博弈论的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则属于均衡分析。因此，演化博弈论既可能属于演化分析，也可能属于均衡分析，这取决于研究者运用它时的分析视角。如果是运用演化博弈论来考察策略频数的动态变化过程，那么它就属于局部演化分析，能够成为演化经济学建模工具，这时演化过程可能出现演化稳定均衡（例如制度的生成），也可能不出现策略均衡；反之，如果运用演化博弈论的解概念来精炼纳什均衡，那么演化博弈论就不属于演化分析，而是均衡分析。
由于不考虑创新生成问题，演化博弈论的博弈形式（ame Form）是外生给定不变的，演化环境是外生给定不变的，它是一种典型的局部演化分析。演化博弈中的参与者之间拥有相同的演化规则（例如，复制者动态、复制者—变异者动态），因此，演化博弈模型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经典的复制者—变异者动态模型中，演化博弈论的参与者的理性是相当有限的，其行为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
（三）演化算法
演化算法是指将求解过程类比为生物演化过程（例如，基因复制、变异、重组和选择等）的各种优化技术，它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涵盖了包括演化规划、演化策略、基因算法、基因规划和学习分类器系统等在内的各种演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方法[6][1]（P0）。
以下简要阐述演化算法模型的基本分析结构，它通常包含如下一些分析构件：其一是种群（Population），种群中包含许多个体，每个个体表示一个可能解；其二是适应度函数（Fitness Function），它是一个特定的目标函数，用来描述一个给定的可能解与目标解之间的距离，适应度越高的解与目标解的距离越近，通常也越容易被保留，反之则更容易被淘汰。存在两种类型的适应度函数，即不变的适应度函数和可变的适应度函数。设定适应度函数是演化算法较为重要的环节。如果设计了错误的适应度函数，可能得出错误的解，或者很难得到收敛的解；其三是初始化函数（Initialization Function），它是指如何从种群中随机挑选出初始的群体，是设定初值的过程；其四是选择，即从种群中挑选出符合选择标准的个体进行繁殖。根据不同的选择标准存在各种类型的选择函数。例如，与适应度成比例的选择，即个体被选择出来繁殖的概率等于它的适应度在种群的比例，以及锦标赛选择，即通过随机分群，选择适应度最高的群体进行繁殖。当种群规模不变时，就需要一种替代机制，即在复制过程中，种群中的某些个体被另一些个体取代。根据不同的标准，存在不同类型的替代机制；其四是重组（Recombination），它是指个体之间信息交流的过程，这也是生成新解的过程。通过重组算子，新的解（例如，后代）从被选择出的可能解之间生成。存在不同类型的重组算子，例如，算数重组、几何重组、平面重组和模糊重组等；其五是突变，是指在突变算子（Mutation Operator）的作用下，一种解突变成另一个解，在整个种群中，突变的比例通常很低，否则对最优解搜寻过程就成为随机游走。根据解的不同表述形式，突变算子也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当一个解用二进制的比特串（Bit Strings）来表示时，突变可以被描述为在特定位置上一个符号对相反符号的替代。如果解是一个比二进制更为复杂的数据结构，突变算子也会相对比较复杂[7] 。
由于重组过程明确考察了新策略的产生过程，演化算法将创新内生化，它是较为完整的演化分析。在许多情况下，参与者的理性程度通常较弱，最优解的求解过程是通过演化算法来实现。在演化算法中，参与者之间通常拥有相同的演化算法，因此，它也属于群体演化模型。
（四）学习模型
上述三种模型主要与生物演化相关，学习模型则更多地基于认知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和脑科学等）的研究成果，用来描述参与者策略频数的演变。根据学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识的认知过程，可以将学习分为不存在认知过程的无意识学习（Nonconscious Learning）以及存在认知过程的有意识学习（Conscious Learning），前者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不需要去思考行动及其结果，例如，强化学习和参数自动化学习（Parameterised Learning Automaton），后者则是指参与者在学习过程中通常要耗费认知资源去思考和比较各种行动及其可能的结果[8]（P895）。Brenner[8]（P890）认为，根据意识的强弱程度，可以再将有意识学习分为基于惯例的学习（Routinebased Learning）和信念学习（Belief Learning），前者是相对弱意识的学习，包括满意学习和模仿学习等，后者是相对强意识的学习，包括随机信念学习、贝叶斯理性学习和虚拟行动等。
这里描述一个较为综合的学习模型，即经历加权吸引模型（Experienceweighted Attraction Model），通过改变模型的参数值，它能够描述无意识学习和有意识的信念学习[8]（P900）。该模型可以通过如下两个方程来描述对新经历的学习或调整过程较之于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学习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描述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中参与者的微观行为，使得许多宏观演化现象具有较为扎实的微观基础。如上所述，学习模型既包括无意识的基于本能的学习行为，也包括弱意识的基于惯例的学习行为以及强意识的信念学习行为， 它实际上能够描述人类包括目的性和无目的性在内所有特征的行为，是较为一般的模型。前面谈到，通过适当的改造，大量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都能够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同样的，通过适当的改造，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实际上也能够转化为学习模型。例如，演化博弈中复制者动态模型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较为简单的“见好就变”的学习规则；上述演化算法中的选择过程、重组过程和突变过程分别可以被视为参与者采用了模仿、交流和试错等学习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只要谨慎地设定参与者的学习规则，许多演化模型都可以转化为学习模型。
学习模型既可用于完整的演化分析，也可用于局部的演化分析。无论是自己试错式的创新还是在互动交流中的创新都是学习过程，因此，当它将创新内生化（例如，新策略的产生），这种学习模型则是一个完整的演化分析，反之，如果它只考察策略的扩散问题（策略频数的变化），它则是一个局部的演化分析。显然，学习模型包括无意识演化模型、弱意识演化模型和强意识演化模型。同样的，在理论建构中，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是相同的，则它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反之，如果参与者的学习规则存在差异，则它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博弈学习理论中，为了便于求解，许多的学习模型通常都假设参与者拥有相同的学习规则，并且不考虑策略创新问题。
如上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建模方法，它本质上是一种建模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模型。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例如，设定具体的微观参数、宏观参数、决策规则和互动结构等），它能够变成各种生物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演化算法以及学习模型。因此，多主体模型更具有一般性。在某些情况下，多主体模型可以求出解析解（例如，演化博弈模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非线性的互动和正反馈效应等，大量的模型不能求出解析解，只能借助计算机进行仿真模拟计算。较之于上述演化模型，多主体模型具备如下一些优点：其一，较好地描述了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刻画参与主体之间的异质性，能够描述参与主体各种类型的学习规则以及主体间各种类型的互动过程，进而较好地描述复杂系统的生成和演变；其二， 能够被运用于各种经济政策仿真实验，比较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计算机科学的成果，多主体模型能够方便地通过改变初始条件、宏观参数等来仿真比较各种不同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政策或者制度比较提供仿真实验；其三，结合现实经验数据，通过参数调整和校准，能够更为真实地模拟经济系统的运用状况。
当前，多主体模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局限，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多主体模型更多是一种建模的思路或方法，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缺少对具体模型建构和选择较为统一和严密的理论分析，亦即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这导致建模者对于模型中初始参数、变量、行为规则或互动结构更多是根据经验归纳和自身研究偏好来设定，模型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相同的经济现象可能出现多种的解释模型，并且这些模型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其二，由于许多模型存在较强的正反馈机制，初始条件的设定对结果的影响极大，初始条件较小的变动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可能导致结果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会影响模型的稳健性，并要求建模者必须对系统演化的初始条件拥有足够的信息；其三，模型很难通过实际的经验数据来检验。模型通常产生多重均衡或预测结果是不确定的，但现实观测的数据通常仅仅是一个单一时间序列数据，它可能是位于各种可能结果分布中较小峰的低概率事件或者是结果分布的瘦尾处（hin ail），这使得即便模型能够精确体现这一数据生成的过程，也很难用标准的统计方法来检验模型的精确性[9]。
根据模型的具体构造，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将创新内生化的完全演化分析模型，也可能是仅考虑创新扩散和选择的局部演化分析模型。相应的，根据不同学习规则的设定，多主体模型既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也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
四、模型比较与选择
如前所述，可以通过三个维度来比较不同类型的演化模型（如表1所示）。从创新是否内生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它们模型本身没有解释创新是如何生成的，而是更为关注创新的选择和扩散问题，这是一种局部的演化分析，系统演化的动力主要源自选择的力量。而演化算法模型、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都能够将创新内生化，因而它们能够进行完整的演化分析。当然，它们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演化分析。
创新是否内生（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无意识、弱意识和强意识）参与者间异质程度（个体演化和群体演化）
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博弈模型创新外生，属于局部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演化算法模型创新内生，属于完整演化分析无意识或弱意识演化模型[SQ3]群体演化模型
学习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群体演化模型
多主体模型[SQ3]完整或局部演化分析[SQ3]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演化模型个体演化模型或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是个体演化模型
例如，在博弈学习理论中，大量的模型都将创新视为外生；从参与者理性有限程度的维度看，生物种群动态模型通常是无意识的演化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通常是无意识或弱意识的演化模型，而根据学习规则的具体设定，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则可能是无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从参与者异质程度的维度看，在生物种群动态模型、演化博弈模型和演化算法模型中，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或演化规则是相同的，它们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在学习模型和多主体模型中，根据模型的具体设定，参与者之间的学习规则既可能是相同，也可能是不同，因此，它们既可能是个体演化模型，也可能是群体演化模型。通常情况下，为了便于求解，学习模型更多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相同的学习规则，它更多是属于群体演化模型。借助计算机技术，多主体模型能够最大限度地考察参与者的异质性，通常假定参与者之间采用不同的学习规则，因此，更多是属于个体演化模型。在上述五种演化模型中，从生物种群动态模型到多主体模型，通常情况下，模型的复杂程度和开放程度是依次增强的，模型的描述性也是依次增强，相应的，模型的抽象程度和封闭程度则依次减弱。较之于其他模型，由于强调参与者之间的异质性及其互动的非线性，多主体模型是一个更为开放和更具备演化本质的模型，能够更为准确地刻画复杂系统的生成及其结构性的演变。当然，描述性越强的模型抽象程度就越弱，多主体模型的预测性和稳健性也较弱。
相应的，建模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来选择合适类型的模型来建模。这包括：其一，根据具体研究是否需要考虑创新的生成问题来选择合适的模型类型。例如，如果研究涉及创新的生成问题，建模者就不能选择局部演化模型，而必须选择完整演化模型，反之，则可以选择局部演化模型。其二，研究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过程。这类模型通常基于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或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力求更准确地描述参与者的微观行为机制。模型包含对参与者行为细节的描述。因此，建模者可以根据其所考察的参与者的行为规则选择合适的模型。例如，根据不同理性的程度选择有意识、弱意识或强意识的演化模型，或者根据参与者之间的异质程度来选择个体或群体演化模型。其三，研究目的是为了便捷地解释某种典型性事实的生成。这类模型主要强调参与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必须与典型性的事实相符，而不追求参与者微观行为描述的真实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要能够达到研究目的，模型对参与者行为的设定越简单越好。
五、结论与展望
如前所述，多主体模型是一个较为一般和开放的建模方法，通过具体的模型构造，它涵盖了许多类型的演化模型，而且借助计算机仿真模拟，它能够考察复杂的宏观现象的生成和演变是如何由多个异质的微观主体互动过程来实现的。这也是多主体模型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演化分析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逻辑，多主体模型还存在许多局限，具体模型的构建还比较随意，它更多是提供演化建模的思路或视角，还远没有建立演化分析的基准模型。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基准模型的探索过程中，未来可以沿着多主体模型的分析框架进一步确立统一的演化分析逻辑，这样有可能建立一个较为一般能够被大多数演化分析共享的演化模型。而演化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必须能够刻画选择和创新两个驱动演化的基本动力，并且能够从单一群体的演化分析扩展到多群体演化分析。[JP]
参考文献：
[1] Vincent，L，JSBrownEvolutionary ame heory，Natural Selection，and Darwinian Dynam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005
[2]Smith，JMEvolution and the heory of am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
[3] Silva，S，AACeixeiraOn the divergence of evolutionary research paths in the past 50 years：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account
[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009，（5）
[4] 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J].经济研究，009，（）
[5] odgson，M，Nuang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Are they a different species？[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01，（3）
[6] Safarzynska，，van den Bergh，CJMJeroenEvolutionary models in economics：A survey of methods and building blocks[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010，（）
[7] Alba，E，CCottaEvolutionary Algorithms[Z]Working Paper on Universidad de Malaga，Campus de eatinos，004
[8] Brenner，Agent learning representation—Advice on modeling economic learning[A]In Lesfatsion，LJudd（eds）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Economics[C]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006
[9] esfatsion，L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theory[A]In Lesfatsion，LJudd（eds）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Economics[C]Amsterdam：Elsevier Science，006
[10]Pyka，A，FagioloAgentbased Modelling： A Methodology for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Z]Working Paper on University of Augshurg（ermany），007
[11]odgson，MChoice，habit and evolution[J]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010，（0）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5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惯例；搜寻；选择
中图分类号：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1-0020-06
一种社会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鲜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上。科学家在从事研究之前即已具备某种思维框架，康德称之为先验范畴，皮亚杰称之为格局，库恩称之为范式，拉卡托斯称之为科学研究纲领。拉卡托斯(1999)指出：“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示法）”，“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那么，演化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理论的思维框架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思维框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分析框架，二是过程分析框架。本文就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并以著名演化经济学家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为例，解析他们的研究框架，最后进行小结。
一、结构分析框架
演化结构分析框架指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所分析对象的内部结构，并考察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演化结构分析框架可以描述为：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其中包括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构成了不同的系统层级，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存在着各自的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同时，影响系统演化的变量也分为不同的层级。考虑到思想和知识的作用，经济系统也可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1.微观单位和宏观个体群
微观个体是一个理论分析单位，具备某种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或相同类型的微观单位组成了一个宏观个体群，它是微观单位的选择环境。但是个体群并不是个体的代表，个体群只是对个体而言的一种描述性总体。个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异，个体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同质性。微观个体和宏观个体群都是相对的概念，取决于分析者所采纳的视角。如果我们分析企业的演化，企业既是一个微观单位也是一个宏观单位。相对企业的成员而言，企业是一个宏观单位。相对企业群体所构成的产业和市场而言，企业是一个微观单位。微观个体与宏观个体群的观点，再加上异质性或多样化，是演化结构和过程解释的基本前提。在微观个体层面上，新奇创生出现；在个体群的宏观层面上，新奇进行传播和扩散，选择机制发挥作用。
2.系统层级结构
一般而言，演化经济学将所分析的系统划分为不同层级，较低的层级系统嵌套于较高的层级系统之中。每一系统层级都包含各自的微观个体与宏观个体群。最基本的微观个体是具有主观性的人类个体。人类个体构成微观的社会性组织，比如企业和家庭。企业构成产业和市场，产业和市场组成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之上又存在文化系统、生态系统等等。可以把某一宏观个体群看作一个系统层级，如企业、产业、经济、文化、生态和生物系统等。某一层级系统内的微观个体单位交互影响，不同层级的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
3.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
在考察某一微观单位时，如果只研究其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该微观单位的演化，可以称之为个体发生。如果研究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引起了该个体群的演化，从而影响到某一微观单位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系统发生。当某一企业内部通过研究开发等出现技术创新时，这是一个个体发生。而一旦该技术创新被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变异超出了该企业的边界，涉及到企业群体的宏观采用时，个体发生就变成了系统发生。演化经济分析结合了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是一种个体群思维，这和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都有所不同。在不同的系统层级上，都存在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较高层级的个体发生往往就是较低层级的系统发生。
4.系统变量层级
在描述系统演化时，可以根据可变量的不同变化程度，划分出可变量的层级。市场交易、劳动分工、知识分工、技术、制度、文化、生态和生物演化表示了从快速变化的变量到缓慢变化的变量。新古典经济学缩小了经济学的范围，着眼于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缓慢变量只是充当模型的初始或次要条件的变量，被视为外生变量。演化经济学强调内生变化，包括了技术、制度和文化等缓慢变化的变量。不同速率的变量对系统的影响不同，比如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可能直接刺激着企业的短期经营，而技术和制度则对企业经营有着较为长期的制约。技术和制度变化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文化和生态变化则可能对经济变迁发挥着较为缓慢和间接的作用。我们在使用演化分析时，究竟如何划分层级系统以及采用哪些系统变量，取决于我们分析的目的和对象的特点。
5.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有的演化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现象是思想的现实化。个人、企业或市场是由几种知识的携带者所组成的整体。实际的经济现象可以被理解为资源的联接，资源的联接是经济系统的表层结构。实际的经济现象背后是知识的联接，知识的联接代表着经济系统的深层结构。由此，思想和知识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十分重要的分析要素，经济变迁不仅意味着经济现象和经济组织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和知识的变迁。
二、过程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引入了时间因素，采用动态分析，因而演化过程成为演化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于分析和归纳的角度不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过程分析框架总结为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微观演化框架和宏观演化框架三种模式，其基本思想是相通的。
1.达尔文主义遗传―变异―选择分析框架
第一,遗传机制。遗传机制讨论经济系统中较为稳定的持续发挥作用的经济基因对经济个体行为的影响。一般意义上，演化经济学将规则视为经济基因，包括认识规则和制作规则。认识规则包括认知惯例和行为惯例，制作规则是人工设计或设计蓝图。通常说来，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被老制度经济学视为遗传基因。“新熊彼特”学派的纳尔逊和温特（1997）把企业惯例概念与企业组织联系起来，把它设想为一种“组织基因”。
第二,新奇的创生。遗传机制决定了行为主体的日常性习惯化的行为，而新奇就是遗传基因的变异，导致了行为的变化。新奇在经济系统内不断产生，是经济系统演化的核心。新奇包含认识论上的复杂性，新奇本身的意义和含义不可能肯定地被预见到。尽管如此，由于演化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不管最终会出现哪一种新奇，我们仍有可能排除某些行动的结果或过程。
威特(2004) 40-66 认为，如果“未知的范围”所包含的认识论约束得到承认，演化理论就能划分为事前显露分析和事后显露分析，界线是新奇内容的显露。事前显露分析解释新奇如何出现和为什么出现。新奇如何产生就是新奇在心智创造中的规律性，心智创造模式是高度异质的，依赖于个体的经历和已有的知识，个体的创造性技能和习得的文化模式也发挥着作用。为什么会出现新奇的解释有两个假说：第一是满意假设。由于某种状况干扰了当前的抱负水平，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而言，人们对现状不满意，即使人们不知道搜寻是否成功，搜寻新的未知的动机就会产生。第二是人们能够正面地评价新奇体验。这种偏好随人们所感受到的沮丧的相对程度而变化。总体看来，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奇创生是微观个体层面上发生的事情。
第三,选择机制。选择机制解决新奇扩散和稳定性问题。按照威特的划分，事后显露分析考虑的是当新奇的内容被人们所知晓后，如何去阐释新奇扩散的原因、时间和方式。在这个阶段，“通常预先假定，被研究的特定新奇已经向科学观察者完全展示了其意义及相关含义，因此在主观意义上，它只对扩散过程中首次遇到它的个体来说是‘新的’”(威特，2004)45。新奇一直扩散到为人们所适应，形成惯例和制度性约束，这就是宏观个体群层面上的选择机制在发挥作用。
演化经济学采用“个体群思维”这个概念作为选择机制的主要理论术语。“个体群思维”是指系统地集中在个体群层面上，可以观察到的支配行为多样性变化的规律性。在个体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一是频率―依赖效应，二是选择效应。任何个体的决策都影响到群体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从个体群层面来看，其成员具有共时性个体决策，他们的行动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重要作用。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的动态结果产生了个体群层面上的某些规律性。同时，竞争性选择过程持续地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当创新扩散越过某个不稳定的阀值，系统内形成一种新结构后，自增强机制将使创新进入快速扩散阶段，之后演变成社会流行的状态，最后呈现出思维和行为的惯例化。
2.微观演化框架
多普菲(2004)总结各家之言，将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一种通类思想的产生；(2)受各种机制制约的宏观采用，比如选择、路径依赖、学习等；(3)基于高频率采用的稳定化。三个阶段的顺序是不可逆的，这三个阶段的总顺序为一个演化体制Rj。演化代表了体制（regime）…Rj-1RjRj+1… 转变的一个谱系。
从微观单位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微观个体的演化过程，上述三个阶段可以表述为：在第一阶段，新奇创生，即前显露阶段，某一个体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或做事方法；在第二阶段，个体的创新在自身内部经历选择，包括不断的搜寻和试错过程，个体需要适应环境的各项约束，形成一定的经济收益；在第三阶段，个体的创新逐步适应了环境约束，成为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重复使用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惯例，对个体行为产生了一种制度性的决定作用。
3.宏观演化框架
梅特卡夫（2004）着眼于宏观个体群角度，以多样性这个核心概念来阐述演化过程，把多样性的自我创生看作是系统原动力的“演化发动机”。在第一阶段，多样性在宏观个体群层面上再次创生，意味着某些微观个体内部出现了新奇，从而使得个体群内的多样性增加；在第二阶段，多样性逐步减少，意味着通过选择，某些创新生存下来，某些被排除掉；在第三阶段，称为较少了的多样性，意味着形成了稳定的结构，一个演化阶段完成。由于经济体系处于永不停歇的变化状态，上述三个阶段也是循环往复，多样性不断增加、减少、再增加。
4.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由于微观个体的决策和宏观个体群所提供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关系，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从微观的角度看，某种新奇是否被采用主要取决于微观个体的能力和意愿。从宏观的角度看，某种新奇是否被各个主体采纳从而形成扩散取决于宏观群体的传播结构，即新奇采用率与传播结构相关。传播结构代表着深层结构，是在知识增长和持续传播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演化形成的，它包括市场结构和非市场渠道，各类微观主体的信息在其中得以交换。
笔者理解，路径依赖主要指，前一阶段的演化所形成的群体的传播结构会制约着下一阶段新的思想或做事方法在群体中被采用的概率，也就是说，一个演化体制Rj受制于前一个演化体制Rj-1，又制约着下一个演化体制Rj+1。正如纳尔逊和温特(1997)25所言，“通过搜寻和选择的联合行动，企业随着时间而演变，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状况的种子。”路径依赖可以区分为外显的和内隐的路径依赖。外显的路径依赖模型中，扩散过程取决于其他行为者的决策，行为者把他人行为作为自身决策的基础。赞成一种新思想或行为的决策不仅因为存在一种传播结构向行为者提供有关变异的信息，还因为其他行为者已经采用了它。内隐的路径依赖模型中，采用路径是由变异的经济价值变化来界定，变异由采用过程的频率或规模产生。比如，一种技术比另一种技术更有效或更经济，更频繁地被使用，能够取得更高级的规模经济，那么，技术变迁的路径就更有可能沿着前一种技术发展。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即使某种变异是次优的，由于外显的或内隐的路径依赖的作用，这种变异也将被“锁定”，继续影响着下一阶段的演化。
三、纳尔逊和温特的分析框架
纳尔逊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该书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里程碑。纳尔逊和温特在企业、市场、行业、经济增长、宏观政策等不同层次上分析了经济系统的动态变迁过程，其中蕴含着经济基因遗传机制、搜寻机制和选择机制的分析框架。该书是拉马克主义的，既考虑到获得的特性的继承，也考虑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及时出现。
1.经济的基因：惯例
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模型包括惯例、搜寻和选择的交互作用。惯例是“一切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纳尔逊、温特，1997）19。 “与生存有关系的是在反复发生的环境里采取的行动”（纳尔逊、温特，1997）50，这就是惯例化行动和其他某一行动的区别。就惯例的性质而言，他们认为：（1）惯例是组织的记忆；（2）惯例操作涉及到组织内部冲突的全面休战；（3）管理者试图将惯例保持在控制之下，最终达到惯例操作状态是管理上努力的目标；（4）惯例可以比喻为组织的技巧，具有程序化、自动选择、不关注细节的特征。总体上说，惯例行为表现在企业各个方面，形成复杂的内部工作情况，可以预期企业在未来按照他们过去的惯例行事。纳尔逊和温特区分了三套惯例：第一，支配短期（马歇尔意义上的）行为的惯例，这些惯例支配着企业日常经营。第二，支配企业资本量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增减的惯例，这是指投资规则。第三，修改较低层次的程序（规则）的较高层次的规则，这是搜寻的惯例。由惯例指导的改变惯例的过程，被建成搜寻模型。搜寻相当于进化论的变异概念，部分地决定于企业的惯例。
2.变异过程：创新和搜寻
惯例具有持久性，同时也会出现变异。以现有惯例作为目标而开始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可能导致创新。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原有要素的新的组合。组织惯例的创新也是由现有惯例的新组合构成，比如次级惯例的改变。虽然创新活动和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是搜寻本身遵循着某些结构简单的惯例。组织可以使创新惯例化，将创新的方法纳入到惯例之中。在一个企业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有关创新的惯例化安排。
在某些方面，企业的搜寻行动不同于企业依赖于惯例的反应。首先，搜寻在获得信息方面，本质上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其次，搜寻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假设存在一套明确界定的已经看到的替代方法。最后，搜寻具有偶然性，实际的搜寻总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搜寻过程是历史过程，它们不是一再重复的，不能与历史变迁的其他过程轻易分开。
3.选择过程：传播和存活
纳尔逊和温特认为，搜寻和选择同时相互作用。从企业自身的选择而言，他们区分了审慎思考的选择行为和遵循某一预定的决策规则的选择行为。审慎的选择反映缺乏适合于事情状态的完整的预先计划，引起审慎思考的是某些未预料到的问题或机会。正统理论模型将单一的最大化模型作为预定的决策规则，纳尔逊和温特则将惯例化行为、搜寻、审慎思考和实施能力综合起来考虑企业的选择行为。
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达尔文选择的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实际上也讨论了达尔文选择机制。他们认为，一种创新活动存活的必要条件是，经过一番试验之后，直接决定是否使用它的组织把它看作是值得的。创新传播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一是最先引进的企业更多地使用它，二是其他企业的模仿。他们将市场看作一种选择环境，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许多伟大经济理论家的著作中，部门内的市场竞争构成一个特殊种类的选择环境这一看法是明确的。熊彼特就深深地在这一古典传统中。在一个定性的熊彼特式演化系统里，既有胡萝卜又有棍棒去推动企业引进较好的生产方式或产品。”（纳尔逊、温特，1997）293他们也讨论了非市场的选择环境，认为非市场各部门的标志是，利益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分割不像在市场各部门中那样明确地界定。供给者的独立自主和相机抉择的行为留有较大余地。
关于企业和企业创新在市场竞争过程之中的存活问题，他们认为，在熊彼特式竞争过程中，有些企业有意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而其他企业试图模仿领导者的成功来跟上。创新的报酬来自于模仿者落后所造成的一种新产品或加工方法的暂时垄断。企业事先并不知道，做一个创新者或一个模仿者是否有利可图，也不知道什么水平的研究与开发支出是恰当的。只有随着时间和事件的进程，较好的战略才能显现。所以，选择的集合并不是给定的，选择的结果是未知的。创新和市场结构双向联系在一起，交互影响。他们指出，大企业比小企业有较好的概率遇上一种新技术，而且平均来说，大企业更易于接近技术的前沿，而且易于经历更稳定的进步。就演化一般结果来说，行业结构会趋向于集中，集中的结构有利于研究开发，有利于技术进步。
总之，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框架可以归纳为组织惯例化行为、搜寻行为、创新传播与企业存活三个方面，它们交互作用，共同构造了一个经济变迁过程。这一逻辑过程可以表述为一种马尔科夫过程（Markov process），某一时期的经济系统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
四、小结
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特色集中体现在演化思维框架上。演化的结构分析框架界定了演化经济学的分析对象，过程分析框架界定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线索和逻辑。界定一种理论是否属于演化经济学，就要看他是否明确或隐含地使用了演化分析框架。演化思维框架是我们进行应用研究或拓展分析领域时的基本理论工具。演化思维框架集中体现了演化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假定，如果摈弃了这个框架，演化分析就无从谈起。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分析框架使得演化理论具有了鲜明的特征：
第一，侧重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演化思维对人类、世界和他们之间的复杂结构有着深刻的见解，充分考虑了人性、社会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展现了哲学的智慧。正因如此，它也缺乏严密的公理性演绎体系，难以形成优美的数学表达，无法用计量工具进行检验。
第二，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经济学对于经济事实的现象和历史脉络能够做出较好的解释，它把经济事实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充分考虑了多种影响因素的变动。在对既往的现象进行解释时，系统的遗传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已经是显露出来的，演化理论可以较好地描述其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面对未来的经济问题时，演化思维框架就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分析可以描述经济遗传基因，但却无法预见新奇如何出现，演化分析可以描述选择环境，但却无法预见选择结果。在演化理论家看来，对未来缺乏明确的预见性并不是一个缺陷，而恰恰是演化理论的必然逻辑，恰恰是人类的无知和环境复杂多样性的结果，演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模型和预测性，就无法对人们的行为和政府决策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法，也就容易被社会大众认为是无用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理论的预测功能，对经济事务提出明确的指导方案，无论其预测性是否真正准确，社会公众认为它毕竟是有用的。这可以被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社会地位悬殊的一个原因。
第三，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层级的系统，比如宏观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等等。只要我们把分析对象看作是动态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事物，把它置于多层次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就可以应用基本的演化分析框架进行阐释。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分析范式，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第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对经济研究者的思想桎梏，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和方法。主流经济学强大的共同体阵容、高度的社会地位、完备的理论体系、优雅的数学形式和明确的政策建议是演化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但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深刻见解和哲学思辨也是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的。如果我们摈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思想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库尔特・多普菲. 2004.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8-19.
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 1997. 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斯坦利・构特卡夫. 2004. 个体群思维的演化方法与增长和发展问题［M］//库尔特・多普菲.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30-148.
乌尔里克・威特. 2004. 演化经济学：一个阐释性评价［M］//库尔特・多普菲. 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40-66.
伊・拉卡托斯. 1999.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66.
The Thinking Fram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SHANG Menghua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演化经济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本文研究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实证分析和演化模型(1)。根据美国1974年1月到2006年2月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统计资料，借助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已越过其相变点，以缓慢的速度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 【论文关键词】 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 实证分析 经济演化模型 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因为经济系统常态发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经济系统的最大负荷）和对负荷的一定的占据速率（经济增长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首先确定各参数的粗略估计值。L是曲线最大极限值即经济系统的负荷， b是曲线的增长速率因子即经济系统对其负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线的缩小因子即经济系统内在的交易费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强度，据这三个参数的意义其估计值可近似由统计数据的演化态势进行估计。我们取为：L=6000，a=7，b=0.8。 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统计数据回归函数的参数进行优化估计，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回归函数完备表达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步骤可能进行多次，以便使残差最小。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6546，a=6.7，b=0.9899，残差值为151093044。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数学模型(百万美元)： 图1 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据1974年1月～2006年2月样本数据） 4.据回归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越过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增长渐渐接近其饱和值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6546百万美元），就是美-日经济结构的变革期。 同样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为： 残差为：354647648。相应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模型曲线图如图2。 图2 美国对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图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日贸易作为一个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的经济系统，在美国科技优势、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条件下，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各种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各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充分沟通，科技创新借助于因大量引进各国优秀人材而使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突飞猛进，制度创新随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不断趋于最优配置，使得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态势在经过高速增长长达20多年后，目前处于渐渐接近饱和值的稳定发展的时期。认清这一基本态势，从各个方面规划和协调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高速发展，应该是未来二十年我国对美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美-日经济贸易系统是一个紊乱的、以逻辑斯蒂模型为主线演化的、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演化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缓慢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经过20年左右的稳定期和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