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论文范例6篇

演化经济学论文

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1

 

随着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古典体系不断拓展其理论的解释领域将原先许多主要由演化经济学考察的经济现象也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中。例如,新古典的产业组织理论尝试解释“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结构的关系”(多纳德。海和德里克。莫瑞斯,2001);新制度经济学尝试解释制度变迁问题(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通过建立内生増长模型,尝试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増长的关系(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而这些原先都属于演化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还论述了其理论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行为预测上的一致性,认为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行为能够从自然选择过程中推导出来,演化模型得出的结果与新古典模型是相同的,两者是可兼容的,并且宣称是新古典演化主义(Friedman,1953)。这些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领域的解释还是存在明显的不足。产业组织理论主要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各种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并没有真正关注技术创新所引致的产业组织演变和经济结构变革。这种静态的均衡分析远离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安东内利,2006)。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迁视为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的瞬时移动,并不考察制度失衡后个体间的互动和协调过程(诺斯等,1994)。新増长理论也将经济増长视为移动均衡的过程,它假设企业知道所有可供选择的技术机会集合及其自身生产函数所处的位置,技术进步是源自企业有意识和明确的R&)投资决策,经济增长并不涉及任何知识增长过程(纳尔逊,2004)同样地,并不是所有的演化模型都能得出与新古典模型相同的结果,演化模型必须满足以下四个主要条件才能确保所有生存者的行为是利润最大化:多样性(variety)行为连续性、利润引起的增长和有限的路径依赖

 

可见,在许多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完全取代演化经济学的解释。而且,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新古典的理性选择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有限理性”的概念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以Nelson和Winter(1982)为代表的新熊彼特主义掀起了演化经济学复兴的浪潮。在过去的20年里,演化经济学发展速度更加迅猛。通过对Econlit数据库中经济学文献的统计,Silva和Teixeira(2⑴6)发现,在过去50年有关演化的经济学文献中,90%的文章是1990年以后发表。因此,经济学中有关演化主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演化转向,演化经济学可能再次成为主流经济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原先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分析转向博弈论的纳什均衡分析,进而又拓展为演化博弈的趋向均衡分析

 

其中,演化博弈的发展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几乎处于相同时期—些学者将演化博弈视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交流和结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调和均衡理论和演化理论的范式冲突,也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对演化经济学的吸收和接纳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演化博弈的发展可能促使演化经济学成为主流在一项有关演化经济学现状和未来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演化博弈是演化经济学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理论之一。

 

但是,从理论发展脉络上看,演化博弈和现代演化经济学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各自的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然,独立发展并不意味着毫无联系。但现代经济学却很少深入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博弈论者并不熟悉演化理论,反之,演化论者也不熟悉博弈论。很多学者仅仅凭借学术直觉,要么认为演化博弈是传统博弈论的拓展,属于新古典体系,它与演化经济学本身并没有联系;要么认为演化博弈能够为演化经济学提供合适的数理模型,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进展,甚至能够促使演化经济学再次成为主流。就演化博弈对于演化经济学的作用而言,前者判断过于悲观,后者判断则过于乐观。那么,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演化博弈是否能够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并且成为演化经济学今后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或者它更像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乔装,与先前的新古典演化主义一样,尽管其模型中包含演化过程,实质却是为了证明进而重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显然,正确理解演化博弈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作用和局限,对于理清演化博弈和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二、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及其发展

 

普遍认为,演化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当博弈论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时,生物学家从中得到启示,尝试运用博弈论中策略互动思想,建构各种生物竞争演化模型,包括动物竞争、性别分配以及植物的成长和发展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博弈论在生物学中的运用;接着,生物学家根据生物演化的自身规律,对传统博弈论进行改造,包括将传统博弈论中支付函数转化为生物适应度函数引入突变机制将传统的纳什均衡精炼为演化稳定均衡,1973)以及引入选择机制建构复制者动态。这个阶段是演化博弈正式形成阶段;随后,鉴于演化博弈对传统博弈的拓展(例如,放松理性假设、精炼纳什均衡以及考察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学家又反过来借鉴生物学家的思想,将演化博弈运用到经济学中,这又进一步推动演化博弈的发展,包括从演化稳定均衡发展到随机稳定均衡,从确定性的复制者动态模型发展为随机的个体学习动态模型等

 

实际上,演化博弈的思想较早还可以追溯到约翰。纳什对均衡概念的阐释。纳什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均衡概念存在两种解释方式:一种是理性主义的解释,另一种就是“大规模行动的解释”。前一种是经典博弈论的解释方式,后一种实际上是演化博弈的解释方式。纳什认为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要假设参与者对博弈结构拥有全部知识,以及个体拥有复杂的推理能力,只要假设参与者在决策时都能够从具有相对优势的各种纯策略中积累相关经验信息(例如,学习收益高的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策略调整,也能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演化博弈的思想早就存在于纳什的博弈理论中。在一些学者看来,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另一种思考视角,它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Schmidt,2004)。事实上,演化博弈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众多优秀的博弈论学者推动的。

 

但是,纳什也不是最早提出演化博弈思想的学者。尽管很难考证纳什的“大规模行动”是否受到生物学家的影响,但却可以在更早的许多生态模型和生物种群模型中清晰地发现演化博弈思想。例如,Logistic増长模型、Lokta和Volteira的捕食与被捕食(predatoiipiey)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各种生物互动模型等。Vincent和Brown(2005)指出,只要建立各种演化策略同适应度和种群増长率的关系,上述这些种群动态模型都可以被转化为演化博弈模型。他们进一步指出,演化博弈的核心思想早就存在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可以将其称为达尔文主义博弈(Darwiniangame)因此,演化博弈的兴起既受到博弈论的影响,也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它不应该仅仅属于博弈论的研究范畴,还应该属于演化理论的研究范畴。

 

(一)演化博弈的基本分析结构

 

1.博弈框架

 

与经典博弈一样,演化博弈首先必须存在一个博弈框架。这个博弈框架主要指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总是在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下进行的。而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决定了特定的博弈结构和规则。这也意味着演化博弈是在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进行。但是,与经典博弈不同的是,演化博弈认为参与者并不拥有博弈结构和规则的全部知识,相反,参与者的知识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参与者通常是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而非理性选择获得策略。尽管博弈的次数可能是无穷的,但是,在每次博弈中,参与者通常都是从大群体中随机选择出来,参与者之间缺乏了解再次博弈的概率也较低。因此,参与者不会像重复博弈那样尝试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对方未来的行动(Friedman,1998)

 

2.适应度函数(fitnessfunction)

 

演化博弈必须将经典博弈中的支付函数转化为适应度函数。适应度是生物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它用来描述基因的繁殖能力。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某种策略的适应度可以被简单理解为采用该策略人数在每期博弈后的増长率。适应度函数则可以被视为策略与适应度的映射关系。在生物演化领域,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是比较精确和确定的。但是,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的定义则相对模糊和不确定。某种策略的适应度不仅仅取决于它在博弈中获取的支付,还可能取决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策略的各种主观道德评价,以及个体对该策略的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但是,为了简化分析,许多演化博弈模型都直接将个体的博弈支付等同于适应度。由于参与者是随机挑选的,某个纯策略的适应度取决于该策略的期望收益,后者又依赖于策略的频率分布。因此,适应度函数是频率依赖(frequencydependence)。此外,适应度函数有时还依赖于群体规模(人数)。

 

3.演化过程: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

 

演化博弈有别于传统博弈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着重考察了群体规模和策略频率的演化过程。演化博弈的演化过程主要包含两个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Weibull,1995)。类似于传统达尔文主义,演化博弈也不深入考察遗传机制,通常简单假定遗传是通过无性生殖传递的,后代拥有与祖先相同的策略。由于将适应度视为个体生产后代的数量,复制过程(或遗传过程)实际上与选择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这种复制与选择相互重合的过程也充分体现在复制者动态模型中。而且,尽管演化博弈也强调变异机制的重要性,但是,它的变异机制是相当有限的,主要指在既定策略空间中个体策略的随机变动,并不包含新策略的产生。普遍认为,在演化博弈中,变异机制主要是为了检验演化均衡的稳定性。因此,演化博弈对演化过程的建模主要依赖于选择机制。复制者动态是一种典型的基于选择机制的确定性和非线性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此模型上加入策略的随机变动,就构成了一个包含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的综合演化博弈模型,通常也被称为复制者一变异者模型(Nowak,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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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战略演化;战略过程;演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2-0017-05

战略过程研究(strategic process research)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战略过程研究主要侧重于从过程来回答“为什么面对外界环境同样的变化,不同的企业却采取不同的应对战略及其发展轨迹”这一重要命题。迄今为止,关于战略过程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理论和学派已数十之多。然而,以往研究对组织战略过程机理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在这一背景之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企业与生物体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这一假设使得企业成长内在机理类似于生物体进化过程,决不是“企业生命周期”提法那样简单。生物学演化观为战略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在Nelson和Winter研究经济过程的演化变迁以来,“战略本质上是一种被引导的演化”开始被学者们所认同,基于基因类比的“变异-选择-保留VSR”的演化范式成为理解战略过程的新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备受关注”,演化(evolution)不仅作为二种战略思想开始被学者们所认同,而且成为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焦点,并形成了“战略演化(strategic evolution)”这一重要的前沿研究议题。当然,战略演化思想的研究发展不完全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将从跨学科基础和自身发展积累来系统梳理战略演化研究的主要脉络及其重要进展。

一、战略演化思想溯源――跨学科领域的演化研究

企业战略过程的演化分析着重探寻经济现象、战略行为演变和管理规律,并以动态的、演化的理念来分析和理解战略管理的运行和发展。从目前研究现状看,战略演化研究思想溯源是以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演化研究成果为基础,借鉴了跨学科演化研究成果。因此,战略演化机制研究进展从跨学科基础和自身发展积累来看,呈现以下主要脉络:

1 生物学领域演化研究

演化思想最早在生物学研究领域得到了证实和长足发展。人们常把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的著作《物种起源》与“生物进化论”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但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过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的贡献并不是创造了“进化”的概念,而是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了“进化”的事实,并提出进化发生的机制即自然选择。La-marck提出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理论”也对演化思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生物学演化理论更加丰富,生物竞争理论、集合种群动态、生态系统等诸多思想融入其中,展现了演化理论多元性趋势。同时,演化思想在物理结构、化学结构、生物结构、社会结构以及人文结构等多领域内得到应用和不断渗透,逐渐形成“一般进化论”思想。

2 社会文化领域的演化研究

受生物学发展的启发,很多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发现了人类社会与生物社会存在较大相似性,人类知识文化的发生、传播、扩展变迁与生物基因非常相似,因而,这些学者对演化理论在人类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的应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将演化思想在社会科学中进行了深化发展。例如,Camp-bell从哲学层面上提出了演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Wilson、Hayek、Boyd等学者将演化理论应用于人类行为、文化和社会演化过程的分析中。另外,Menger和Hayek试图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解释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自然进化结果是社会最优状态,讨论了文化传播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进化的影响。

3 经济演化研究进展

生物进化学的演化理论在经济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应用和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科――演化经济学。Nelson和Winter对经济变迁的演化研究是演化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他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进行了批判,延伸和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的行为理论,把创新(多样化、变异)作为知识载体的企业(遗传)和市场选择融入演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惯例、非最大化行为、企业个体、市场作为选择过程的关键作用,“奠定了经济学演化理论的框架性基础”。自Nelson和Winter以后,大量经济学家(Langlois、Foss、Dosi、Teece、Hodg-son等)致力于演化经济理论的研究。目前,演化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利用经济演化的思想建立系统的微宏观理论,而其它学科也开始利用与演化经济学的交叉融合弥补完善自己的理论。战略管理的演化思想也从中借鉴颇多。

二、战略管理领域的演化研究进展

在演化思想与战略研究领域融合发展趋势下,战略管理研究学界开始探讨战略演化机制以及基于演化下的战略管理模式设计等方面问题。但是从目前已有的战略研究文献来看,战略演化研究即使在国外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表述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而且多是一些“萌芽”式的描述性思想,概念启发多而思路框架少,主要见于“类似”战略演化机制的基本单元、动力源、层次、选择或筛选机制、战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启发研究,尚未形成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1 战略演化核心分析框架的内容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战略演化机制的分析应同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一样,通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内容进行延伸,即基因类比物、变异(突变)、筛选或淘汰机制。基因类比物表示遗传性,变异或突变说明多样性,而筛选或淘汰机制与自然选择的意义一致,这也是生物学中新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这种演化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透视战略管理的微观过程和宏观层面之间互动的合适的分析框架。就核心内容而言,Moore认为企业演化框架缺少生态系统关注,他指出企业不应把自己看做是单个的企业或扩展的企业,而应把自己当作一个企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成员,其合作演化大致经历开拓(pioneering)、扩展(expansion)、权威(authority)、重振或死亡(renewal ordeath)四个阶段。还有学者提出应将生物进化中的代际概念、集合种群等有益内容纳入企业或战略演化的分析框架中。由此可见,现有战略演化机制仅是模仿生物学的概念性框架,不仅框架不系统,而且具体内容也极不完善,没有体现战略演化内在特性。

2 战略演化机制的基本分析单元研究

分析演化的基本单元是什么?也就是战略演化机制中的基因类比物是什么?对此现有文献存在较大分歧。Nelson和Winter视“惯例”(routines)为演化单元,认为每个企业的惯例可以被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强调经济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知识,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Lumsden和Wilson等把文化看成是直接决定人类行为及效率的因素。Hamel和Prahalad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和Teeceetal提出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city)突破了现代企业理论和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的“企业黑箱”的局限,强调“能力”是企业演化研究起点。以资源为基础的战略理论将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视为基本的分析单元。Salva-to提出基于核心微观战略的战略演化模型,描述战略过程是核心的微观战略能动地连续性重新组合。另外,持有企业知识观的学者(Pen-rose,1959;Nonaka和Takeuchi,1995;Argrris和Schon,1978等)则认为知识是企业的最基本单元,他们从企业内生成长及其知识积累的角度考察了企业的本质和行为,特别强调企业所固有的能够逐渐拓展其生产可能的知识积累倾向,甚至把企业的本质理解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不断扩展其生产领域的机制,同时认为,组织学习是企业演化的必须过程。

3 战略演化的层次侧重及关系研究

为了探寻战略演化真实的内在机理,就必须弄清在战略演化的包括个体、群体、组织、企业、产业、社会等各层次关系和作用机制,战略演化研究到底应着眼于哪一层次,这也是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然而,Nelson和Winter等将研究置于企业和个体两层次间,倾向于人口动力学,倾向于将人口水平和成员异质观念作为推动演化过程的力量。Si-mon把组织层次纳入其中,把组织层次的学习动力和进化理论联系起来,认为研究和发现过程可以用生物多样性和自然选择来定义。以Mi-chael Porter为代表的产业组织学派的学者强调产业选择的重要性,将产业、企业和组织联系得较为紧密。而Hamel和Prahalad及Teeoe等学者主要立足企业和组织间关系来探讨能力构建。此外,Sehumpeter从企业间关系提出基于集群创新的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Hayek更加注重社会层面与个体层面之间互动的影响,认为自然演化结果对社会来说最优。

4 战略演化机制的变异动力和路径研究

在对经济的演化分析中,企业被假定起初是同质的,但随着不断成长和变异逐渐走向异质。如果将战略也假定起初同质,学者们就比较关注战略演化的变异或动力过程。Quinn、Mint-zberg和Waters等强调环境变化是战略的变异根基,战略仅是对环境变化所采取的应急对策的总结。Sehumpeter、Teece、Barney等认为创新是推动战略演化的根本力量。以Coase、Davis、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则坚持导致企业演化的原因既有学习效应、路径依赖,也有那些减少交易费用的包括产权制度、组织结构等在内的制度创新。Hambrick和Mason认为高层管理层或团队的认可与合作是战略性变更的根源。

5 战略演化机制下的战略管理模式研究

大量相关文献研究结果表明,理解战略过程也是为有效构建和实施战略管理而服务的。在战略演化机制下探讨战略管理模式就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最高目标。Nonaka与Takeuehi提出了知识创新学习的战略管理,通过社会化、外在化、内在化和结合等方式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螺旋式地综合,最终达到知识战略管理。Burgelman在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与演化观最为贴近,他提出“内部共同冒险战略决策过程模式”,明确认为战略发动(strategic initia-tives)不仅扎根于管理层级制,同时要寻求中层管理者的拥护和推动;在管理战略上,Burgelman提出“战略转折点”管理理论,将管理者对“战略转折点”的战略认知(strategicrecognition)与战略转型联系起来,构建适应性学习型组织,刻画出以战略矛盾、战略转折点、战略认知为基础的概念性分析框架。这些过程观点和管理范式明显具有演化思想,标志着动态环境下战略形成的理论深化和战略管理动态化的新发展。

三、战略演化研究的局限和改进方向

上述各学科演化研究成果,无疑为深入研究企业战略演化机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对演化机制的研究大都局限在某些特定范围和特定领域,或者更多的研究是以演化的思想提出新的战略概念和发展趋势,即使在战略管理领域内也大多只是借鉴思想,演化思想在战略管理领域中的系统发展,在文献记载中却寥寥无几,战略的演化理论还是零散的、非系统的。对大部分战略文献来说,演化是被简要地借用于广泛的修辞目的,仅散落在片枝末节的描述之中。

真正将战略演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基于演化观下系统地研究战略演进的过程、动力、特征和机理,探讨其内在动态规律、行为对策及内在选择机制,并以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来推动有效战略管理的发展及其互动性的设计,目前还处于萌芽阶段。而且,现在对战略演化研究还有以下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需要构建完善组织层面战略演化机制的分析框架。目前战略演化机制分析框架仅是模仿生物学的,框架缺乏系统性,具体内容也极不完善,没有体现战略内在特性。战略过程和管理的演化机制中的“演化”,不仅比“发展”、“变化”、“演进”复杂,更要包含循环、退化等含义,而且不同于一般生物学意义上的“演化”或进化(evolution)。后者是指生物个体或种群适应环境而成长的过程,其基本思想是“适者生存”。而在战略管理中,演化是一种高于生物进化的动态过程,不但在基因类比物、突变和选择上有所不同,而且同时涉及环境复杂性、战略主体复杂性以及和组织的互动关系复杂性作用,其中还需重点考虑到战略主体(管理者、企业家等)的创新性和引导性,因此,战略管理中的演化机制更多地体现的是复杂适应性。这需要深化战略的演化内涵,探索演化在融合环境适应性和战略创造性方面的优势,同时还要形成完整系统的战略演化机制的分析框架。

第二,缺乏兼具静态和动态融合的系统研究。从研究现状来看,文献多集中于内容观点或状态描述,而且这些内容观点多采用静态视角方法,缺乏动态眼光,忽视战略产生、选择和实施的过程和环境;而以往过程分析也常陷入现象描述中,对互动和协同作用重视不够。要使战略演化成为整合两种不同方法而拓展的一种更具整体性和动态化的方法,就要实现战略复杂现实情形的状态描述和过程描述不断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因此,应从基于知识库的内容观点和基于成长机会的过程观点出发不断寻求战略演化机制的解释。

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变迁;演化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65―06

一、引 言

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1890)就指出“经济学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凡勃伦(veblen,1898)也质问“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但经济学研究的演化方法却是在近一百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由博尔丁(Boulding,1981)及纳尔逊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演化经济学家和大量的相关文献,以致“演化”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

与主流经济学采纳笛卡尔-牛顿世界观,借用经典物理学均衡、弹性等概念进行简单化和还原化的经济学类比方法不同,演化(或进化)经济学则接受达尔文的进化世界观,认为经济演化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Being),而在于动态的生成(Becoming),倡导从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汲取丰富营养,通过遗传、变异、复制、选择等生物学概念的隐喻方法来理解和处理动态复杂经济系统,从而发展了一种富有前途的经济学方法(Foster&Metcalfe,2001)。然而,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还未能形成较为统一的研究纲领和理论范式,其内部对很多问题都还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和争论。对于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演化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同样存在着不同意见,弗里曼(Freelnan)和卢桑(Louca)把马克思认作演化经济学的前驱,而霍奇逊(Hodgson)则把马克思逐于演化经济学的大门之外。但是,包括上述人物在内的几乎所有演化经济学家都一致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确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

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都需要从前人成果中汲取充足的养分,演化经济学概莫能外。然而令人稍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演化思想进行挖掘的成果和文献还甚为鲜见。技术变迁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丰富的演化思想也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挖掘和发扬马克思技术变迁理论中的演化思想和洞见正是本文之意图所在。

二、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的演化经济思想

马克思生活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时代,时代背景让他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科学技术如此重要,以至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也正因如此,有关技术变迁的理论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达尔文和马克思是同时代的人物。当马克思于1860年第一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它是以天然的英国风格发挥的,但正是这本书为我们观点提供了自然历史基础”。一年后他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由于当时达尔文主义的渐进观点与马克思力主通过暴力革命跳跃式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不相容,所以后来,“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成了马克思敌意的牺牲品……但是,他将达尔文的概念适用于技术进步分析”。因而,“达尔文对经济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发展的技术进步概念范围内特别有意义”。

技术变迁的巨大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有目共睹,但当时大多数学者都只把技术简单地看成一个自变量和动因,并不去深入研究这个变量和动因本身,而马克思显然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在他看来,科学技术并不从来就是这么重要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马克思写道:“十八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发现和进步,无论在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和英国差不多。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正如罗森伯格所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坚持认为技术必须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马克思)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过程),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技术社会学无疑从马克思这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而当技术变迁被马克思恰当地理解为一种社会过程时,其中就已经蕴含着丰富的演化思想。达尔文将生物器官的进化理解为环境的自然选择过程,自然选择机制既来自于外部生态环境,也来自于生物内部本身(如新特征要与内部特征和谐一致等),进化表现为一种生物与环境(注意包括内外部环境)相适应的过程。而技术变迁,和生物器官进化一样,在马克思看来必须当成一种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来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达了将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试图以此来理解技术变迁的整个历史,并尝试用人类技术的历史阶段作为不同经济时代划分的根据。因此,他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等著名论断,其实应该被更好地理解为这种深邃演化经济思想的应用而不应该简单化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

三、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经济思想

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达尔文进化理论还备受争议,远没有如今的这种被普遍接受的显赫地位,更没有能够证明其合理性的现代遗传理论。但马克思显然走在时代的前列,不仅明确提出将人类技术变迁类比生物器官进化的思想,还进一步地应用和发挥了这种思想和方法,试图开创和发展一种关于技术进步的演化理论,提出了许多超前而又深邃的演化洞见。

1.作为知识的技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技术本质上应该是作为知识的技术,人造物(或称人工物品、劳动资料)只是技术的外在形态和实物载体,技术不应该被曲解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手段的总和”。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用机器的方法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组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方法的组合”。马克思还更加明确地写道:“自然界没有制造任何的机器……它们

是人类的产物……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已经是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知识的控制并根据此种知识而进行改造,不但在知识的形态上,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他甚至还直接指出:“直接的生产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技术――这种人类社会生产工艺的本质――应该是包括科学原理、操作方法、使用技巧等在内的一个知识集合体。

一旦技术被马克思看成是作为知识的技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极为超前而深邃的演化思想洞见。因为这种理解为解决技术从而人工制品的“自我繁殖”及其“选择和自我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和方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潜在地意识到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遗传和进化的基本单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中,知识才应该被视为现代遗传学中的基因或DNA概念的隐喻对象,知识才是技术演化和变迁的縻母(Meme)。考虑到当时还没有作为进化理论基础的现代遗传学,马克思的这种演化思想洞见是多么难能可贵。

2.作为累积过程的技术进步。和达尔文理解生物进化过程类似,马克思则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累积和渐进的过程。有别于当时(乃至现在)大多数人强调技术进步过程中“大发明家”和“重大突破”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强调技术进步的累积性和渐进性,认为发明是建立在许多微小改进基础之上的技术累积过程,而不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杰作。他写道:“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技术)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这是一种鲜明的技术进步演化思想,马克思在考察具体技术时继续坚持并发挥了这种演化思想。在研究机器发展时他写道:“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后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只要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在关于磨的细致研究中,马克思将这种演化思想表达得更为精妙:“最早是把谷物砸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碾碎比捣碎好。因此,人们使臼内的杵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手磨就这样发明了……以后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就有了马拉磨……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这些言论中,马克思表达了一种清晰的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一种累积渐进过程的演化经济思想。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学者吉尔菲兰(Gilfillan)追随马克思这种技术进步的累积思想,对船舶进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最早的漂浮的掏空了的圆木一直研究到内燃蒸汽机驱动的汽船,得出“发明事实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一体”的类似结论。一些技术史学家也开始接受马克思这种观点,坚信技术进步是一种累积和渐进的过程,并试图对人工制品序列进行分类整理,以证明这种过程的累积和渐进性。比如美国著名技术史学家巴萨拉(Basalla)写道:“假如人造物链中缺项比生物链中缺项显得更多的话,那只是因为,对植物和动物的采样和分类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而对人造物的整理和分类仅仅才刚刚开始”。显然,马克思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理论先驱。

3.作为选择过程的技术进步。对生物进化而言,自然选择是在变异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自然选择作用,能适应环境(包括内外部环境)的有利变异得到保留,有害变异则被淘汰,如此完成生物的不断进化,同时造就生物的多样性。马克思已经注意到技术进步类似的选择适应特征和多样化特征,他写道:“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在这句话的注脚里,马克思还毫不讳言自己是从进化论那里获取了灵感,写道:“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大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生物学隐喻方法,将技术进步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适应过程。

马克思虽然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但应该说他的这种隐喻还是较为模糊和笼统的,也是不够彻底的,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的选择适应过程作进一步的隐喻和更深入的研究,对技术“变异”及起选择作用的“环境”等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意图发展一种技术进步演化思想的立场和态度是否坚定,而是在于当时人们对达尔文的理解远不如今天这么深刻和清晰,进化论在当时还远非一个成熟的理论,这才是影响马克思发展一种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真正原因。而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明确和坚定的,这种坚定态度也为后人继续研究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四、关于技术消失的演化经济思想

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上曾存在过的物种数量大得惊人,但其中99%以上的生物都消失了,幸存至今的物种仅是总量的一个零头不到,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是大量物种灭绝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达尔文《物种起源》还刚刚问世不久,物种“神创论”还有着广泛影响,人类对于物种的整理和分类也才刚刚开始,对生物化石亦知之不多,但马克思显然已经较好地理解了达尔文并将其进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变迁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技术和物种一样存在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马克思写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重头开始的境地……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可见,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技术演化不仅和生物物种一样有着灭绝和消失的可能,而且造成技术消失的原因也和物种灭绝的原因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大量生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大灾难突然降临(如五次动物大灭绝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而技术或文明的消失也往往是由于“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等引起的技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马克思在这里发挥了一个绝佳的生物学隐喻,甚至还阐述了通过交往和竞争来保障技术和文明不断传承演化的思想,考虑到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认识,这就已经蕴含着通过基因重组、突变和频率等概念的生物学隐喻方法来进一步研究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可能性。如果这些遗传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已然了解的话,如果马克思时代进化生物学已像今天一样成熟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会在这种演化方法和思想上走得更远。

五、结束语

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反正统经济学;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41-04

有正统、主流的事物,也总会存在与之可能对立的反正统、非主流的相伴物。作为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们既有维护这个体制,为这个制度辩护的一派,又有反对和批评这个体制和制度的一派,我们将前者视为西方正统经济学,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反正统,比方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以及后凯恩斯经济学。正统与反正统经济学存在地域和社会性质的区分,同时,按时间特征划分,经济学还存在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一个社会某个时候的经济理论可以看成是正统、反正统与主流与非主流的某个组合,我国的正统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西方经济学却成为了主流。

近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广泛传播,成为了我国主流的反正统经济学,与此同时,也掀起了对与当今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貌似无关的早期美国旧制度学派及其后继的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很多都关于凡勃伦制度学派的后继者的经济思想研究,而对制度主义学派的传统研究甚少,对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整体研究显得很少,以及对早期凡勃伦制度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的梳理,以进一步厘清整个制度主义学派的思想理论及把握整个凡勃伦制度学派的来龙去脉,进而对其理论价值给以简要阐述。

一、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美国制度学派诞生于19世纪末期,在学术界公认的是以凡勃伦于1898年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的论文为标志。该学派作为以反对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产生,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具有特质的凡勃伦本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时代背景而言,凡勃伦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美国经济危机频发、工人罢工普遍、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且日益激化,如何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替代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表现为理论上的苍白无力、实践上的束手无策。这为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批判正统经济学提供了现实土壤,认为市场并不是那么美好,影响经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此,他试图把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运用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通过对制度的演化分析来解释现实经济问题,一脱正统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而无法操作的理论躯壳。

制度学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凡勃伦本人有决定性的关系。就学派渊源上讲,有学者认为,凡勃伦制度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德国的历史学派存在一定的关系,贾根良等(2007)认为,“老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尽管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历史学派对老制度学派的直接影响”;而张林教授(2004)则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从凡勃伦个人特质角度看,早年在大学期间,凡勃伦涉猎过哲学、心理学、自然史、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这些学科的学习对他后来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均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凡勃伦在后来的经济思想中的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就是深受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和实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奠基人詹姆斯等人的影响。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坚决反对绝对和抽象,否定脱离人类现实生活的理性主义。凡勃伦所坚持的整体演化主义方法论,其理论来源为达尔文进化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对凡勃伦有重要影响的詹姆斯外,摩根1896年关于《习惯与本能》的演讲,对凡勃伦思想的成型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习惯”、“本能”贯穿于凡勃伦思想的始终,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从本能和习惯作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了制度的演化过程和人行为动机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和文化史学等的杂交,凡勃伦提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前提下和演化方法论基础上的凡勃伦制度主义成为了正统经济学批判者的身份由此产生,凡勃伦在其论文集《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中集体反映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1898年凡勃伦在《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一文中批判了正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奥地利学派基本上无力于把经济学视为分类科学的古典传统走向决裂的原因在于该学派与古典、新古典一样,都把人性视为被动的、无生命的、永恒的东西,都坚持在传统快乐主义基础上,把人最多视为一个闪电般的计算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而凡勃伦认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制度、文化环境而不断发生变化演进的,是一个在演变的活动中寻求实现和表达的习性和习惯的连贯结构。

在《经济学的先入之见》中,凡勃伦认为将物理学中的牛顿机械力论中关于均衡的理论运用于经济学中不适合,应该将经济的演化观代替均衡观,他认为在马歇尔的著作中会感觉到一种迅速而平稳的运动……但这种运动纯粹是一种想象的、自我平衡的机制,而不是一个积累式演变的过程。

同时,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结构不可能还原为个体,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偏好或目标;个体偏好和倾向要受个人知识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一本能和在个体产生前的已有的作为制度的环境的共同影响。

凡勃伦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石,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中的快乐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讥讽,他认为,边沁之后的经济学都是有关价值的理论,功力主义者从价值的角度讨论生产,把生产当作评价过程的结果。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斯密的生产转向评价,在经济行为中,这种评价过程导致了对最大利益和最小牺牲的追求。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动力是金钱所得这种利己主义的动机,生产过程只不过是支出或者忍受痛苦与所追求的金钱所得之间的一个直接的中介条件,在快乐主义的理论中,经济生活的实质性目的是个人利益。他认为在功利主义哲学中,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代数和;政治经济学被发展为一种财富的科学,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生活中事物的进程当作一种金钱事件的序列,经济理论成为一种应该发生在“人类自然状态”的完美状态下的理论,这种状态下,金钱数量的交换不会受到干扰和延迟。在这种完美的状态下,金钱动机完美地发挥作用,引导着经济人的所有行为真正地、无差别地、坚定地以最小的牺牲寻求最大的利益。但凡勃伦认为这只是一种科学的想象,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表达,新古典经济学在人性的快乐主义特征下,把人的发展趋向于完美状态,人性因素被简化,制度也被当作类似的恒量。

二、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们:新制度主义学派

新制度主义学派在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对于凡勃伦老制度主义的后继者——新制度主义学派,克莱因在1978年,将制度主义学者划分为三代:除了早期第一代的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克拉克、米恩斯等外,第二代有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斯、艾尔斯等,第三代人最多,包括图尔、布什、霍奇逊、克莱因、塞缪尔斯、米洛斯基、惕尔曼等。而后两代,一般都归为新制度主义学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一词是马克·R·图尔(Marc.R.Tool)1953年在他的博士论文《Discretionary Economy:Political economics gauge theory》第一章中创造出来的。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在美国国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分支,用英文“New—institutioal Economics”表示。张林教授(2001)认为,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的“新”,其实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对以凡勃伦为首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思想的继承和改进。

在时代环境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后凯恩斯主义正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面对这些危机又提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而且该理论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考虑,在此时,作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制度主义学派,经过塞缪尔斯和图尔等人的努力,老制度主义明显地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苏剑、郑飞,2008),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乘机”发展起来,继承了老制度学派的基本理念,而将心理、法律作为决定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研究对象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像老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某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将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研究对象进入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渗透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比较分散化但都是直面现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时还被称为经济学的“异端学说”。

在哲学基础上,新制度主义学派也是坚持实用主义,但新制度主义学派采用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实用主义色彩比早期凡勃伦制度主义的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更为浓厚一些。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艾尔斯、杜格尔、图尔、缪尔达尔和加尔布雷斯等新制度主义者的作品中。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凡勃伦老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运用制度演进与整体-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反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以静态的抽象演绎法和逻辑推理,认为“把个体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方法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因此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与过程。

三、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与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

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源于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过去的岁月里,在杂志和教科书上所见的和大学经济系的课堂所听到的全是关于主流经济学的内容,而且它变得越来越抽象,尽管他自己不那么说,但一个不争的事是它与现实世界越来越疏远了”,因此有人称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或者说约束条件与现实情况的背离,是对现实中现存的客观约束条件的忽视,及其存在状态的静止化、固定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基本的现实出发,对现存的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视的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的“制度”这一因素加以讨论,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解释现实的经济效率。他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概括说明了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存在,而这种交易费用又是各种非效率的制度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效率受损,这就是科斯定理:只要产权被明晰界定、交易费用为零时,那么无论产权被界定给谁,最终都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此,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张林教授(2001)认为,该学派之所以也称之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因为它也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但其分析方法和基本信念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一学派的目的是要把正统经济学视为外生的制度因素内生化,把制度包含进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方法依然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不像老制度学派及继承者那样一味批判主流经济学,而是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修正和发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研究问题,使得该学派成为了西方正统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科斯外,还有德姆塞茨、阿尔钦、威廉姆森、诺思、张五常、布坎南等。其中,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在科斯的基础上创立了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在科斯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诺思等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和国家理论;张五常的契约理论以及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些理论的建立,都是建立在正统经济学的均衡范式下的边际成本——收益分析,而对制度运行的成本分析正是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

然而,整个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构件是分散的,内部学派众多,又缺乏约束,因而形式上较为松散,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排挤和压制(贾根良,1990),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凡勃伦——艾尔斯的制度演化理论和“技术决定论”;康芒斯的“法律调和论”;密契尔的“商业循环论”或“经济周期”理论;加尔布雷斯的“抗衡力量”、“技术发展必然性”和“国家干预”理论;缪尔达尔的发展经济学、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等。然而,上述这些理论之间缺乏一个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的根本性的内核,使这些理论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交易”和“交易成本”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又是新制度经济学庞大理论体系的基础;从整体上讲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逻辑主线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或简称“制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交易成本”分析(黄少安,2003),研究的着眼点更加明确和具体,主要局限在对经济问题及其现象的分析上(贾根良,1990)。

也基于此,使得两大学派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相径庭,处于长期争论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主义的了解和对自己理论缺陷的认识,两大不同制度学派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敌对逐步走向缓和”。在1989年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认定凡勃伦式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反理论”的,尤其是科斯(1990)认为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反理论的话题,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把它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流传下来。凡勃伦制度学派经常用有别于主流正统经济学整体主义术语,采用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等来批评新制度经济学过于抽象化和形式化,批判将个人想象得过于理性化而对市场和自发制度的效率普遍有一种洋洋得意的心态(卢瑟福,1999)。针对科斯(1984)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杜格儿(1990)反唇相讥地认为“新制度经济学虽新但并非制度主义”。此后,尽管科斯(1998)仍然认定旧制度经济学为反理论,但威廉姆森和诺思对旧制度主义学派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得多,威廉姆森不仅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建立在康芒斯的“交易”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还认为康芒斯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其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关键在于他主要采取了敌视而非修正主流经济学的态度而使得最终失去了学术影响力。威廉姆森还认为,科斯对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未免过于残酷”(秦海,2004)。同时,威廉姆森在谈到目前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课题时指出,“它需要在社会镶嵌结构和人性这两大背景条件方面加强研究,前者与习俗、道德和宗教等文化要素有关,而后者应吸收认知人类学、组织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成果”(贾根良,1990)。与威廉姆森相比,诺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态度显得更为温和,他在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感言中有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几乎是关于旧制度学派的价值结构、累积因果和文化演进的等价物,这似乎有正在日益皈依旧制度学派范式的趋势(贾根良,1990)。诺思于1992年获得了以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康芒斯的名字命名的“约翰·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在1924年康芒斯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秦海,2004)。在当代,作为新制度经济史学家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倍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推崇,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的理论涵盖了正统主流经济学所未容纳的历史、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张林,2003)。而在诺思与我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也对旧制度经济学“反理论”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问题”(姚洋,2002)。科斯在《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中也注意到生物学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研究的重要影响(1990,贾根良)。总体上来说,两大制度学派的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他们之间逐步向理性沟通转变。

四、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的价值

反正统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竞争关系而存在,侧面反映了作为正统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所在,也打破了正统经济学独霸天下的垄断地位,激励着两大学术阵营朝着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的方向发展。同时,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只有实现了对不同学派的理论一定程度的综合,把原有理论的精华和新理论结合起来,发展成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新学说,才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凡勃伦、康芒斯的制度主义分析,为新古典范式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提供了思想的火花。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弥补了作为正统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因素忽视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中三大理论:产权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都可以在制度学派找到理论源头。从今天的角度看,凡勃伦制度主义就是演化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凡勃伦是现代演化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先驱。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是等同于演化经济学,其原因就在于,凡勃伦创造性的把达尔文进化原理“移置”到社会经济现象中,在他们看来,制度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是等价的,并于1965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演化经济学会。该学派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该制度并非是一种天然合理、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有缺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经济改革和政府干预思想,还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在《有闲阶级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凡勃伦制度主义学派及其后继者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庞杂,很多理论观点在今天都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缪尔达尔的积累因果循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理论等发展经济学思想,在今天,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当中的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06):53-60.

[3] 徐桂华、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J].经济经纬,2004,(06):13-17.

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本文研究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实证分析和演化模型(1)。根据美国1974年1月到2006年2月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统计资料,借助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已越过其相变点,以缓慢的速度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 【论文关键词】 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 实证分析 经济演化模型 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2.然后对主要经济指标系例数据作出散点图(图1中的圆圈表示)。 3.据数据散点图进行回归分析。函数形式设定:因为经济系统常态发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经济系统的最大负荷)和对负荷的一定的占据速率(经济增长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数形式: 首先确定各参数的粗略估计值。L是曲线最大极限值即经济系统的负荷, b是曲线的增长速率因子即经济系统对其负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线的缩小因子即经济系统内在的交易费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强度,据这三个参数的意义其估计值可近似由统计数据的演化态势进行估计。我们取为:L=6000,a=7,b=0.8。 在此基础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对统计数据回归函数的参数进行优化估计,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回归函数完备表达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步骤可能进行多次,以便使残差最小。最后得出的优化参数值是:L=6546,a=6.7,b=0.9899,残差值为151093044。 于是我们得到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数学模型(百万美元): 图1 美国对日本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据1974年1月~2006年2月样本数据) 4.据回归曲线进行主要经济指标在未来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为预测区间)的取值预测(图1中的加号表示)。 5.据回归曲线进行经济系统演化态势分析:由仿真曲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加速增长期目前已经越过其相变点(仿真曲线的拐点即经济增长相变点);但是,仿真曲线显示,缓慢增长渐渐接近其饱和值还有着巨大的区间(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极限点附近(6546百万美元),就是美-日经济结构的变革期。 同样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为: 残差为:354647648。相应地,美国对日本进口贸易额模型曲线图如图2。 图2 美国对进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图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美-日贸易作为一个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的经济系统,在美国科技优势、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条件下,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各种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各种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得以充分沟通,科技创新借助于因大量引进各国优秀人材而使美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突飞猛进,制度创新随着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日新月异,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机制不断趋于最优配置,使得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总体态势在经过高速增长长达20多年后,目前处于渐渐接近饱和值的稳定发展的时期。认清这一基本态势,从各个方面规划和协调我国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关系,促进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高速发展,应该是未来二十年我国对美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 四、结论 美-日经济贸易系统是一个紊乱的、以逻辑斯蒂模型为主线演化的、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的复杂自适应演化系统,它的演化值将在不发生世界大战或或严重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缓慢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经过20年左右的稳定期和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再进入新一轮的逻辑斯蒂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