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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权；法人财产权；财权主体；财务主体；财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6―0046―06
白桦和余国杰在《财务理论研究中的几个认识误区》(以下简称《白文》)一文中对财权、财务主体以及财务职能等三个基本财务理论范畴提出了质疑。该文发表近两年后，沈辉和肖小凤发表了《“财务理论研究中的几个认识误区”的认识误区》(以下简称《沈文》)对《白文》的主要观点作了有力回应。同年石友蓉和黄寿星又发表了《对财权理论的一个评价――由一场学术争鸣谈起》(以下简称《石文》)，概括并评价了当前财权理论的研究范式，通过对财权与法人财产权、财权主体与财务主体以及财权权能的讨论，质疑“财权”范畴的科学性，认为对“财权理论”进行了全面“检视”。但《白文》和《石文》对财权、财务主体诸范畴的理解缺乏从整体上把握“财权理论”精髓，加之对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的理解与运用显得较为轻率和武断，由此导出的逻辑结果就如“盲人摸象”，难以做到客观公正。鉴于上述争论对财务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将有利于推动国内外财务学界对财务基础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愿参与其中。这种争鸣有利于完善财权理论本身，但若评价不客观，将导致思想混乱，因而对财权理论予以客观公正的“再评价”显得十分迫切，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财权”缘起：本意与曲解
从财务角度提出“财权”范畴主要是解决财务本质理论的争论。我国对财务本质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1)资金运动论、资金关系论；(2)价值运动论、价值关系论；(3)货币关系论、货币资金运动论；(4)分配关系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并推进了财务本质理论建设。综合上述观点，郭复初(1997)认为，财务本质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结合去考察，但在这两个方面中应首先强调经济属性，它揭示财务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质的区别，并且是财务社会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基于此，财务是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即本金投入与收益论。在此基础上，伍中信(1997)认为，从价值和权力层面而言，本金是现代财务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现代财务要从分析本金及其运动规律开始。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力”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资金运动”还是“本金运动”都只是一种价值运动。如果说“价值”是从财务活动的现象中或从“物资流”中抽象出来的带本质的东西的话，那么，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某种支配这一价值的“权力”则是隐藏在“价值”背后的更为抽象、更为实在的带支配能力的本质力量，而且这一“权力”与该“价值”、“价值”与相应的“实物”都是可以附于一体的，只是前者比后者更抽象、更接近事物的内在本质。基于对财务之“价值”与“权力”的融合分析，伍中信认为：(1)财权流是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表述；(2)财权是现代财务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现代财务的核心概念。
所谓的“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力流。因此，“财权流”吸收了“本金投入与收益论”的全部优点，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融合，是从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两个层面对财务本质的完整表述。以“财权”为基点，伍中信及其研究团队对财务本质、财务目标、财务职能、财务理论体系等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及债转股、国有股减持、股票期权与管理层收购等财务应用理论进行了有效的探索。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显然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而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当然是产权的权能)；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权能(当然也是产权权能)。在财权归属于产权的部分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并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财权与产权是两个相近的经济学范畴，在两者交叉的领域里，财权构成了产权中最核心的内容。这就是财务学“财权”范畴的本意。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伍中信认为对“财权”，与日常生活中“三权”(人权、事权和财权)中的“财权”内涵具有本质的区别。《石文》认为，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财权”是中国财政理论所特有的，与这一概念相对应的还有“事权”；现有文献中的“财权”与“财力”是两个来源于传统财政学并带有相当计划经济时期行政色彩的范畴，并认为在经典文献④提出“财权理论”之前，“财权”这一概念在现代财务学中不存在，“财权”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并质疑“财权”范畴的科学性。可见，作者没有对“财权理论”中“财权”范畴作全面的了解，仅仅从表面意义上将财务学中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财权”概念等同于财政学中或日常生活中的“财权”概念，从而质疑财务学中“财权”范畴的科学性。
此外，《石文》还认为财务理论界应该寻找一个更为科学的范畴来取代“财权”概念，以此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但作者并没有回答什么是“更为科学的范畴”。事实上，长期以来，财务学界为探寻财务本质，其核心概念是沿着以下路线演化：货币资金资本本金财权。“财权”范畴已为财务学界所广泛认同并不断发展，正成为财务学界的主流。这从侧面也反映出“财权”范畴的科学性。《石文》认为，经典文献将产权权能区分为主管实物形态的权能与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的做法是武断的，财产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认为，经典文献只是为了找到“财权”的产权基础，而将产权权能从“实物”和“价值”形态两个方面来理解，并没有把二者割裂开来。
《石文》认为，现有文献对财权权能概括具有较
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这大大削弱了财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并提出完善财权权能概括的建议。我们认为，作者关于“财权权能”与“财权具体内涵”的建议及产权权能与财权权能之间的区别提议对完善“财权权能”研究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任何一种理论在刚刚诞生之时肯定有不足之处，“财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认为“大大削弱了财权理论”的科学性似有夸张之嫌。
此外，《石文》概括出财权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法学理论，从而构建财权理论。事实上，基本研究范式还是以产权理论为基础，并参考法学理论。这里要注意的是，财务学主要属于经济学范畴(尽管我国现在将财务学划归管理学门类)，以至很多学者称其为“财务经济学”。按照科斯的逻辑，判断某种经济活动是否达到最优状态，首要的是经济学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并且法律对某种经济活动责任的裁定或作出产权安排是否是最优的判定，要依据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来判定。但是由于法律作为产权界定的一种重要方式会对产权效率产生重大影响，因而财务学的“财权”研究也要参考法学理论。“财权”本是经济学与法学的共生概念，但现代财务学中的“财权”则应主要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以法学财产权理论为参考去诠释。《白文》则认为，财权就是与资本价值运动有关的控制权1，即财务控制权，遵循“企业所有权控制权财权”的思路，而否定“法人财产权财权”思路。这一提法要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所有权就是控制权，那么“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岂不同义反复。将“财权”与“财务控制权”等价也是对“财权”内涵的曲解。遵循《白文》逻辑，为什么财务索取权就不是“财权”?因此，财务控制权只是财权权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将财权等价于财务控制权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综上可知，认识现代财务学中的“财权”范畴，必须从“财权”本意缘起开始，否则将难以把握“财权”范畴和财权理论的精髓，难以客观评价财权理论。
二、财权与法人财产权：争论与注释
伍中信(1999)认为，财权一财产权一产权，通过“财产权”架接起来的财权与产权，不仅在字面上很相近，而且有着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白文》则认为“理论界对财权的认识基本上是遵循产权法人财产权财权的思路进行的”，这是对财权本意的误读，颠倒了财权认识思路，况且财产权也并非仅指法人财产权，还包括自然人财产权，尽管前者是讨论的重点。伍中信的本意是在对现代财务中的“财权”做出解释并赋予其内涵后，将“财权”引申到“财产权”，进而引申到“产权”，目的是深化“财权”范畴的研究。而《沈文》、《石文》和《白文》遵循着从产权一法人财产权财权的认识思路，没有全面把握财权缘起与本意。
产权即财产权，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其内涵可分为资本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产权不仅仅是一个财产归属问题，而且有一个经济运用问题，因而可以将产权分为原始产权(或终极所有权)和法人产权(或法人所有权)。《石文》认为，将原始产权视为终极所有权，而将法人产权视为法人所有权明显违背了“一物一权”原则。事实是，伍中信有关产权的理解是侧重从经济学而非法学层面的，即财权之产权归属问题属于原始产权(或终极所有权)，而产权之经济运用问题则归属于法人产权(或法人所有权)。如果将法人产权视为法人财产权，可能更符合法理，但将法人产权视为法人所有权是否违背“一物一权”原则呢?
(一)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
法人财产权的根基是法人财产制度，其核心在于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明确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相应的利益和风险，其功能是利用责、权、利之间互相制约和促进，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增强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自我约束能力。法人财产权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不在于它是否包括所有权，而在于企业法人的责、权、利是否明确，三者关系是否合理，有无保障，是否有利于发挥激励和约束的作用。法人财产权关系是法律在调整法人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对财产的占有、支配、交换和分配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是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来自法律的界定。目前，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在法人财产权和法人所有权关系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刘诗白(1994)认为，若法人财产权就是法人所有权；将违背所有权的排他性与不可兼容原则；在法人财产制度下，公司“法人所有权”只不过是外观，实质上并非所有权，而只是一种实际支配权，简称经营权。陈永正(2004)认为，在本质上法人财产只表现为一种权利，这就是共同所有权；只有一个权利主体，就是出资者；法人财产不表现为这个法人自身的所有权，因而不存在法人所有权范畴。《公司法》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但是这种完全的物权并不是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一种支配意义上的权利。公司法人制度形成以后，财产的所有权分解为出资者所有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前者是抽象的或虚拟的所有权，后者是具体的或实在的所有权。法人财产权是以法人财产所有权为实质内容，包括经营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及请求法律救济权在内的一组权利的综合体。法人财产权认定为法人经营权更为务实一些。法人财产权是经营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经营权是所有权派生又独立于所有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一旦与法人制度相结合，即构成法人财产权。公司法人财产权是具有所有权的物权，是物权中的自物权，它具有所有权性质。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中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法人财产所有权的核心和实质是所有人对所有物的支配控制权。由于企业法人财产权与产权的相互制衡关系，使得两者相对于法人所有权来说都不是绝对的。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建造的公司人格体制，使得法人组织缺乏独立的财产所有权，法人所有权是公司法律人格的核心要素。“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有所有权之实而假经营权之名的折衷性权利，是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妥协产物，具有过渡性，它必然为法人所有权所取代。吴宣恭(1995)通过详细论述不同产权结构下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及其性质表明，公司(法人)财产权是包括所有权与收益权在内的完整的财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指出：(1)物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权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物权和担保物权；(2)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3)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4)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从法学上看企业法人享有的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与所有权人享
有的权利基本类同。因而才有“法人所有权”一说。 综上所述，目前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对“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之间关系的理解仍存在分歧，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法人所有权是法人财产权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物权法》的最新规定也采纳并佐证了这一观点。著名法学家杨立新(2007)认为，在实践中，确认“一物一权”原则至关重要：(1)一物的“物”，应当依照社会交易中的通常观念来判断，是指法律观念上的一个物，可以是单一物或者合成物；(2)一权的“权”，在理解上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共有的情况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对一物享有共有权，并不违反一物一权原则，而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主体对一个物享有一个所有权，他们所共有的是一个所有权，而不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所有权；第二，这里的“权”是指物权，但仅指所有权，而不是他物权；第三，一物一权原则并不排斥在一个所有权之上设立几个他物权。可见，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之“物”都是企业财产，是法学意义上的合成物，出资者和经营者(法人代表)所共有的一“权”就是企业(财产)所有权。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表面上看违背了“一物一权”，但是它们的权能是根据权利义务对称而进行分工合作所形成，共同目标都是提高财产利用效率。表象的“二权”实质上是合二为一的完整权能。两个“所有者”之说只是“权能”在出资者与经营者(法人代表)之间的复杂细分，各权能之间是排他的，而不是重叠的。即作为整体的权能是独立而又完整的，而各项具体权能仍是排他的和可转让的，实际上仍符合产权法学上的“一物一权”原则。严格讲来，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其本身是无所谓“所有者”的，但经济学界对“企业所有权”的说法如此根深蒂固，经济学家们保留了“企业所有权”概念。而法学家则称其为“法人所有权”。严格上讲，在法学中，“企业”是“法人”类型中的一种，即企业法人。但在这里，从限定于企业层面来讲，“企业”与“法人”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对同一本质的不同称谓而已。因而，伍中信将法人产权理解为法人所有权是从狭义上对“产权”的理解，毕竟“产权”与“所有权”还是紧密相连的两个范畴。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石文》认为，将法人财产权界定为所有权首先是不符合学理的。依据《物权法》有关“企业法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的规定，可以推知“法人所有权”有其存在的法理依据。企业可以成为所有权主体，否则，就与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并享有“所有权”的现实相违背。《石文》认为企业法人没有真正实现收益权，只是控制更多资源，并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为例证。我们认为，目前法学界对企业法人享有收益权是高度认同的，但应注意的是自然人与法人之“收益权”的实现方式则是存在差异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改革的推行，实际上是国资委作为出资者应履行出资者之权利与义务的客观要求，以此认为国资委独吞“收益权”，企业法人没有“收益权”显得较为武断。《石文》认为企业与财产是融为一体的，而自然人则与财产是可以分离的，“所有权”只针对自然人而言，企业法人是无所谓“所有权”的，否认“法人所有权”范畴。我们认为，企业对外投资并拥有“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现实便使《石文》说法不攻自破。可见，《石文》对“法人财产权”与“法人所有权”范畴的理解，没有遵循主流法学尤其是经济学传统，这与他们的财权理论研究范式相矛盾。
(二)法人财产权主体
《石文》认为，现在所正在进行的实际上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而展开的财务学研究，而不是法学研究，将法人财产权主体定位于公司(企业)不符合新制度经济学坚持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财权研究之“个体主义”逻辑不能因为有关法律分析方法的引入而遭破坏。然而，《石文》在文章开始就概括出财权理论的研究范式，即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基础，结合相关法学理论，构造财权理论，并积极肯定了该范式。这里又排斥法学理论在财权理论中的运用，有点前后矛盾。难道“个体主义”方法论就不能从经济学上得出法人财产权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吗?功利主义、个体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些流派构成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核心，甚至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哲学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可见，将以产权经济学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仅仅理解为“个体主义”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也研究企业、市场、法律和国家，并认为企业是市场的微观基础。《石文》借“个体主义”之名否定经济学上“法人财产权”主体是公司(企业)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不符合生活现实。此外，《石文》还认为法人财产权应定性为经营权，这在法学界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三、财权主体与财务主体：重新诠释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只要是投入要素的契约方都应成为企业的产权主体。产权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各种法人，其中也有国家；只要是一个产权主体，而无论这一个有多大，拥有多少财产，都只是一个微观单位。可见，产权主体是多元的，而并不像《石文》所说产权主体是二元的。正因为产权主体是多元的，所以财权主体也是多元的。只要是投入“财力”的各契约方就都是财权主体，具体包括股东、经营者、债权人、员工、政府、供应商、社区等。《石文》认为，伍中信未将所有者财权纳入其理论体系。事实上，伍中信(2001)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对所有者财权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石文》认为，经营者财权是财务管理的依据，而所有者财权则是财务治理的依据。产权财务学者认为，财务管理的理论依据是“本金”运动及其增值，而财务治理的理论依据是“财权”流动及其配置。前者主要是处理财务活动，后者则主要是处理财务关系，前者对应财务的资源配置职能，后者则对应财务的财权配置职能。
《石文》认为，财务主体的认识思路应该遵循“产权主体财权主体财务主体”思路，而企业产权主体的“二元性”决定了财权主体的“二元性”，财权主体的“二元性”最终决定了财务主体的“二元性”，即财务主体由财务管理主体和财务治理主体组成，前者是经营者，后者是所有者。并认为经典文献只承认财务管理主体，而忽视了财务治理主体。我们认为，首先应给“财务主体”一个界定。财务主体指具有独立财权(产权)，进行独立核算，拥有自身利益并努力使其最大化的经济实体。这个经济实体就是现代企业(组织)。我们知道，会计主体是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财务主体是财务活动的载体，即独立从事财务活动的空间范围，财务主体“二元性”乃至“多元性”理论如何定义财务活动范围?财务主体“二元性”乃至“多元性”显然违背了财务主体的内涵。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公司在正常情况下，财务治理主体应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财务管理的主体是财务活动的参与者与执行者，主要是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可见，财务治理主体与财务管理主体都是多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既是财务管理主体又是财务治理主体，两者并不矛盾。相反，这是财务二重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使然。监事会是财务治理主体而非财务管理主体。某财务主体外的财务主体如债权人也可能构成该财务主体的财务治理主体。然而，以上主体都不能与财务主体等同或与其并驾齐驱，只有企业才是真正的企业财务主体。这种财务主体的一元性与财务管理主体以及财务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既使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具有了独立性，又使其内部财权划分具有了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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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宏观环境；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是选择和决定财务方案、政策的过程，企业财务决策通常属于短期财务决策。对最令人满意的财务方案进行确定，是财务决策的直接目的。在企业中，只有对具有较高有效性及可行性的方案进行确定，才能使财务决策发挥其本身最大化价值，促进企业目标更快实现。所以，在整个财务管理中财务决策属于核心性存在。立足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对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企业决策及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在分析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的关系前，我们首先应对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本身有一定了解。
一、广义财务管理理论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起点为财务管理环境，其前提与导向则分别为财务管理假设与目标，该理论结构包含内容很多，除财务管理基本及通用业务理论，还包括财务管理特殊业务理论等。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由王化成初步提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该理论是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而提出的。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研究内容的拓展，也是对狭义财务管理理论界定的突破，将广义筹资、投资、分配等问题纳入财务管理研究领域中，并根据企业管理环境和宏观环境在广义视角下对具体的财务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极大丰富，且实现了与社会生活发展的紧密联系。
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提出时，我国财务管理研究还未完全进入稳定发展状态，通过对我国财务管理2000年前的研究可以发现，“就财务谈财务”的思想是大部分研究的核心，在学科交叉及跨学科发展的研究方面明显比较欠缺。随着人们对环境因素认知的进一步深入，“广义”概念中的研究链条逐渐独立出来，开始着重环境这一起点的作用机理，当前梳理的逻辑环境中除了包括财务管理环境、假设外，还包括其目标、决策等，进一步明确了企业治理的“桥梁”作用，即企业治理在财务管理环境到财务决策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在宏观环境不断变化的同时，公司组织结构也在不断变迁，在这些外部与内部环境的影响下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财务决策模式及经营效率也由此发生变化。在与财务管理有关的各种研究中，其逻辑起点逐渐落脚于财务管理环境。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中加重了对宏观环境的研究，尤其进入新时期后，基于中国宏观背景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坚持价值导向，融公司治理与价值为一体，将财务决策行为当成中介桥梁，对财务管理研究的路径传导和闭环运动给予更多关注，注入了更多的生命力与创造性给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广义财务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法律等因素，可提供各种支持保证给企业交易活动，促进企业交易活动运行和展开得更加顺利。宏观环境的不同，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交易成本，使其产生差异性，而其差异又会对企业一系列规范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在财务管理研究中，必须加强对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的研究，这也是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所一直强调的。
二、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下的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相关性
广义财务管理视角下，宏观环境中的不同要素对财务决策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即是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之间关系的鲜明体现。
（一）政治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近年来的财务研究中，热点莫过于政治学与财务学的交叉研究。在财务决策中，政治环境所起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政治关联，企业的发展处于我国宏观制度环境中，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域政府存在一定关联。政治关联的建立对公司的财务决策很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将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产生影响，且会对企业部分商业特权的赋予产生影响，明显提高公司股票价值。不过，政治关联也会使企业价值和员工配置效率产生损坏性影响，尤其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明显负面影响。第二部分为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市场失灵产生不可控的后果。民营企业受政府干预过多时，虽然可促进政府扩大就业等目标的实现，但却也会发生国有上市公司在投资方面产生过度问题。
（二）法律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法律制度、产权保护程度等差异，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与我国有鲜明的体现。法系和相关法律制度，是法律与财务决策研究展开所围绕的两个主要方面。“法与财务”热潮的掀起，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越好，公司收益得到的维护将会越多，公司资本成本也就越能被有效降低。在影响财务决策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关联较大的有公司法、证券法及税法等。其中公司法在财务决策中的影响比较为人们所熟知，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分配利润及员工薪酬等方面；证券法对财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司股票发行的各种方式，上市、交易过程中对信息的披露等；税法对财务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税率变动及调整等方面。
（三）经济环境对务决策的影响
在企业财务决策过程中，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经济周期与经济政策两种。经济周期是针对总体经济而言的，主要指其紧缩与扩张周期性波动变化过程。经济周期与盈利水平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整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越好，盈利水平越高，宏观经济周期对公司盈利能力有着重要影响。
（四）社会环境对财务决策的影响
社会环境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期积淀是分不开的，其构成要素除了包括特定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外，还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根据我国许多企业的融资手段可以发现，在我国法律保护仍然不完善的今天，通过非正式融资渠道，许多私营企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而促成这些融资渠道的重要因素在于声誉机制及个人关系等。企业声誉是其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在这一社会文化环境中企业声誉越高其业绩也会更好。目前，学者们对于公司经营与决策中文化的影响机制正在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基于宏观环境与财务决策相关性下的财务管理对策
（一）强化政治及法律环境考察
政治环境及法律环境，对企业的改变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为企业市场交易成为，其二为企业未来经营的预期，而这些都会较大地影响企业人力资产投资动机等。除此之外，企业在对市场化业绩评价和激励机制进行构建的过程中，也会被政治关联等影响，从而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分配产生影响。所以，财务管理研究应加强对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考察，通过考察使政治环境及法律环境等如何作用于企业财务决策的路径更加深入的说明，对企业价值增长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机理进行揭示。
（二）对社会文化因素深入研究
新兴市场国家许多企业，近年来均在各种非正式途径下对某一集团进行依附，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而这些非正式途径中，除了血缘、婚姻、同学及工作关系外，还包括其自身的声誉等，通过声誉机制，许多企业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控制权关系，但从实质上来说同样构成了内部资本市场。综观这些途径，无一不与声誉机制、关系、道德准则等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对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企业财务决策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社会文化因素与政治及法律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有利于企业财务决策更好地利用社会文化因素。
（三）对宏观经济环境深入关注
从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所经历的多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对政府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过程中，微观企业会受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何种影响也是评估因素之一，这一指标同时是修正政府决策行为的重要依据。关于这一点，学术研究自然也必须提高重视。虽然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目前仍然较难把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机制完整揭示出来，研究之路仍然比较长远。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近年来的日益复杂多变，及宏观经济政策的频繁出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给上述研究的开展。
（四）对技术环境变迁的影响加强探索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充足资金，推动了其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被应用于企业信息搜集中，不仅改变了企业信息搜集途径，同时大大提高了其信息搜集效率。
集团企业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集中管理，新型财务管理手段的应用，对企业筹资与投资模式具有间接的影响。为了拓展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野，广义财务管理理论应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对技术环境变迁所带来的企业决策变化进行探索。
四、结语
宏观环境的变化，密切关系着企业行业环境和内部环境，而企业财务决策正是这几种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梳理清楚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的关系，对宏观环境影响财务决策的机制进行分析，有利于提供更多有益的参考给财务管理实务工作。与此同时，通过对可行的研究建议的提出，有利于找到广义财务管理理论深入研究的方向，更加全面推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 付冬梅.从广义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分析宏观环境和财务决策相关性[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6（17）：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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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财经的论文范文3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历史沿革；创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107-02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掌握情况
财务管理理论系统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本研究所综述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主要指财务管理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主要包括财务管理基本范畴、财务管理方法、价值观念、市场效率和治理结构等。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财务管理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随着现代财务管理的不断发展，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也在不断的演化，已经形成了较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和较为规范的理论体系。对其历史沿革和未来发展趋势展开文献综述，可使研究者对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发展形成明确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等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近三十年来的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密切相关的研究论文约为700余篇，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专著。为系统梳理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最近研究进展，本论文重点对2007—2012年近六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出于对其代表性和可行性的考虑，将视线集中在相关学科的核心刊物和CSSCI来源期刊上。
二、中国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沿革与文献述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经历了从缓慢积累到繁荣发展的过程。从哲学的观点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抽象，对实践具有指导和预测的作用，财务管理理论也具有这样的哲学逻辑。本研究将中国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历史沿革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其代表性文献进行综述。
样本文献统计与文献综述表明，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在1992年之前相对比较薄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渐渐引入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并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这一现状引发了中国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如毛付根教授（1995）在《财务管理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分析了财务管理思想的起源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分析了传统财务管理理论和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脉胳[2]。1995年之后，相关的理论研究逐步出现并呈现积极发展趋势。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企业理财环境出现了重大变迁，中国财务管理的地位、作用、目标和使命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直接促成了财务管理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企业财务管理体系逐步健全，财务管理研究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研究主要以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的构建或构想为主，如王化成、陈兴述，汤谷良等学者在这一时期深入探索财务管理的理论框架、理论体系的构建等[2]。这一时期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的理论观点，如王化成教授（2001）总结了20世纪财务管理的五次发展浪潮[3]；陈兴述（2001）从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两方面论述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4]。
在知识主导的21世纪，传统财务管理已经表现出与当今理财环境的不适应，中国迎来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重的理财阶段，迫切需要构建或完善与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郭泽光等（2002）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环境，提出财务管理理论必须进行全面创新，包括建立企业财务理念体系、确立新的财务管理目标和拓展财务理论研究内容等三方面[5]。随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大量引入，如资本结构理论、投资组合理论、企业并购理论、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等，及其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财务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
切合中国企业所处的新兴经济环境，张兆国基于知识经济的背景，提出财务管理创新应集中在观念的更新、目标的重组、内容的调整与拓展三大方面[6]。魏明海提出从公司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道德风险、交易成本和所有权成本、人力资本等理论方面研究公司财务理论的新视角[7]。朱明秀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影响和资本范围的重新界定，提出财务管理的内容、理念、方法和主体将发生变化，同时支撑财务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调整[8]。李心合基于对西方财务管理理论贫困化的分析，提出财务管理理论在内容结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三大方面的出路[9]。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和企业界人士积极展开对不同组织的财务管理的分类研究，如企业集团、证券公司、非营利性机构的财务管理理论等。
三、中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趋势
关于中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或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国学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前期成果，观点各具特色[10]。本文结合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提出如下可待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理论所运用的基本是宏观的和定性的分析方法，微观的和定量的研究相对较少。就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而言，需要在进行规范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力气开展实证研究，以增强研究的可靠性。随着运筹学、数学等为财务管理提供基础工具支持的学科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理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量化财务模型提供了支持，如定量预测、滚动预算、风险决策及不确定性决策等。特别是当跨国资本经营目标确定后，财务管理就要运用价值管理的方法，将经营目标进行分解、量化，作出实现经营目标的规划，为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与融资，优化跨国资本存量和流量，防范与控制外汇风险提供有用的财务会计信息。此外，旨在防范风险、提高效率的财务控制方法和包含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的指标在内的财务分析方法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满足新的环境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
（二）研究视角的创新
1.绿色财务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党的十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在保证企业盈利的同时，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应成为财务管理的出发点。即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包括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耗费、资金回收、资金分配等各项活动安排都应充分考虑导入环境因素。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国外绿色财务管理理论和实务都已较为成熟，国内学者进行研究对此也有所介绍和借鉴，主要涉及绿色财务在中国应用的意义、概念、目标、内容和体系设计等基础理论。绿色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应成为未来研究创新的重点。
2.人力资本视角下的财务管理理论问题。人力资本产权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以人为本既是中国企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内涵，也应成为现代企业的理财理念。人力资源作为知识资本和智力资本的载体，拥有对其所具有的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的占有、使用、分配、控制和索取等权利。人力资本无疑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集中于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研究，是以“物”为本的财务理论，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化和人力资本的产权化，未来应该重视人力资本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人力资本应作为企业资本参与到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和分配管理中。
3.关于供应链企业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前沿课题，供应链就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控制，将供应企业、制造企业、分销企业、零售企业以及最终用户连成一体的多企业网络结构，其强调合作而非竞争，追求供应链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供应链将成为企业未来竞争的主要形态，而传统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单个企业财务理论的研究，因此应该重视供应链企业财务理论问题的研究，从供应链整体的角度研究相关财务理论[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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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J].会计研究，2006，（7）.
有关财经的论文范文4
【要害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要害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熟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熟悉、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熟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非凡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重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假如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心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非凡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非凡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阅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实，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闻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熟悉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非凡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熟悉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阅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碰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有关财经的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财务治理； 势科学； 利益相关者； 财权； 信息势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4-0036-03
一、引言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现代企业委托矛盾的深化，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公司治理的核心财务治理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渐渐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关于财务治理要素、结构、机制、模式及财务治理理论框架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其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继续研究和拓展。
鉴于近年来，学术界倾向于将原本孤立的学科联系起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学科间的交叉地带，运用新视角研究老问题，获得新想法新思路，并且已取得很多创新成果，本文将采用一个全新的思路，将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放入“势科学”领域进行诠释。本文希望通过一个研究视角的创新，用中国的原创管理理论解释中国的公司治理及财务治理问题，挖掘势科学与财务治理之间的潜在联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
二、文献回顾
（一）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研究起源于西方，但早期西方学者是从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两个角度单独进行研究的，直至1992年《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面世才开启公司治理财务问题的研究。在西方财务学百年发展历程中，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遭遇了三次重大变革，实证研究成为西方财务研究的主流方法，绝大多数财务治理研究都是实证研究，以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为主，探讨融资结构、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及经营者激励问题等，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概念、相关理论及财务治理体系构建等问题。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探讨。
至今为止，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已经历四个无法精确划分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中后期的初步认识阶段，我国学者将产权理论引入财务理论，代表观点有：汤谷良的“财务的产权思考”，干胜道的所有者财务治理，李心合的财会治理结构，谢志华的“出资者财务”思想等。第二阶段是奠基阶段（2000年至2002年），学者们对财务治理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财权、财权配置等概念，虽然成果颇丰，但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是理论体系探索阶段（2002年来），随着财务治理内涵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提上日程，多数学者认为财务治理框架构建应该围绕以下因素进行：以公司治理框架为主导，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财务信息为载体，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主要内容包括财务治理结构研究、财务治理机制研究（尤其是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模式研究。第四阶段是实证应用阶段（2008年来），成果虽然不多，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者们研究了资本结构与财务治理的关系，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财务治理效应问题。
（二）势科学
势科学是信息动力学的一个分支，与其相对的是已被众多中外学者充分研究的耗散结构。尽管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研究，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熵的对立面“势”，而是用负熵来对其解释，直到21世纪初，中国学者李德昌结合传统文化精髓，提出了“势科学”。
势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信息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即信息动力学，与耗散结构相对应，主张在开放系统下而非孤立系统中研究信息作用机制，以变换对称机制的势增原理对应传统的置换对称机制的熵增原理，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而非“差别消减联系，联系缩小差别”，推崇信息人假设，主张对称化管理。势=差别÷距离=差别×联系；在势科学原理下构建系统强势要求组成元素是差别最大联系最紧的对称化元素。李德昌致力于研究势科学视野中教育、管理及创新问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些领域。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较少，其中，周海洋等（2011）在势科学视角下分析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的融合，分别构建了显隐两个势场，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六维和九维势场。
（三）小结
综上所述，西方财务治理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很少涉及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研究较多，不过尚处于理论的构建初期，并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未来研究空间很大。
国内财务治理相关研究已有30多年历史，势科学研究也历经10余年，然而，至今二者都没有交集。尽管势科学已涉及管理学问题的研究，从管理的不确定性、管理信息势、对称化管理、理性信息人假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未涉及经济学问题的研究，由于财务治理属于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范围，因而财务管理与势科学的交叉研究还是空白。本文将对此领域尝试探索性研究。
三、信息人假设与财务治理主体
传统经济学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理性人”假设已无法为自身固有的缺陷辩解。李德昌提出人类不断地从“物质人”、“生物人”、“社会人”变为“信息人”，提出六维信息人假设――货币信息人、权利信息人、知识信息人、情感信息人、艺术信息人和虚拟抽象信息人。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外在动物性的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内在信息的储备与体现。资本市场是信息市场，需要市场参与者具备相应的信息含量，信息量越大的主体越能在资本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信息势越强的主体越能影响市场。
随着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务治理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不难看出财务治理主体呈层次化分布、多元化发展趋势。势科学认为“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由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众多理论中更具有包容性、前沿性，更加复杂，隐含了李德昌的六维信息人假设，将独立的、有差别的个体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差别越大联系越紧，产生的“势”越强，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生命力更强，学术界多数学者对其青睐有加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信息人假设下的财务治理利益相关者可称为利益相关信息人。利益相关信息人参与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度、谈判能力高低等条件。从信息人与企业的关系来看，可大体上分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和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和员工等；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包括债权人、中小股东、证券市场、经理市场、劳动力市场、政府部门、客户等。整体上看，无论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还是从利益相关角度或是从谈判能力高低角度来看，内部利益相关信息人的信息势要远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人控制”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外部利益相关信息人中，债权人由于自身固有特点及与企业建立的债权债务契约，相对其他主体而言，更加关注企业财务治理状况，加之我国企业债权人多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因而，债权人更强“势”，在企业财务治理中所起的监管作用强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小股东势单力薄，但是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10年“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小股东的投票成为焦点，决定了投票的最终结果，在事关企业未来的争夺战中，小股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信息势与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什么是财务治理客体”存在不同声音：张敦力认为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油晓峰认为是财务冲突；大多数像伍中信、杨淑娥等学术专家都赞同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
势即导数，即将复杂的现实用简单的字或符号抽象表示，用以表达其中的内涵，使得大量的信息得以在最短的路径传播，途中尽可能少地损失势能，避免信息传播过程中噪声的干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财务冲突只是客体中的某一方面，而财权是财务治理众多客体的一个抽象概括。“财权”两字内涵的信息更多、更广、更复杂。复杂即信息量、信息势，“复”即联系，“杂”即差别，复杂即差别×联系。财权表现为对财力的支配权，财权与抽象的货币资本和财产权利紧密相连，在产权构成要素中六维信息势最大。因此，财权更适合作为财务治理客体。
如果将企业抽象为人，有钱的人即拥有财力的人，借助高度抽象的“钱”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通过一定数量的货币信息势“摆平”困扰；有权的人即拥有狭义财权的人，通过信息的占有，源源不断地从周围获得信息，增强权力信息势；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往往是大众关注的焦点，通过强大的货币信息势与权力信息势造势，吸引着潜在的关联者，通过信息流的有序流转，拓宽财权的影响范围，减少管理的不确定性。
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财权配置。笔者认为势原理下的财权配置包括财权的分配和分配中冲突的化解，通过财权的有序分配，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权、责、利的平衡；通过矛盾化解，减少组织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率。
五、势场与财务治理环境
财务治理不同于财务管理：财务治理关注宏观制度设计，是对企业战略高度的把控；而财务管理侧重微观运营管理，是对财务关系和财务活动的操作与控制；战略财务是两者的桥梁与纽带。因而，对财务治理宏观环境的分析可以借助宏观环境分析模型（PEST模型）。PEST模型中的P代表政治和法律环境，E代表经济环境，S代表社会和文化环境，T代表技术环境。财务治理所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是2006年颁布了新《公司法》、新《证券法》、新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通则》等；经济环境是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持续进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现代规范化企业越来越多，资本市场不断成长，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文化环境是企业越来越重视文化，很多企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财务文化是财务观念在企业文化中的体现，目前财务文化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财务文化的树立、推广还有待发展；技术环境是计算机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拓宽了企业信息收集的渠道，提高了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可靠性，完善了网络财务软件的性能，降低了企业信息系统的运营与维护成本，为基于财务信息的财务治理提供基本保障。
势场是某种有序事物或信息构成的物质场或信息场，营造一种像电场那样的“势场”，就具备了作功的能力，当势场强大到一定程度，趋于某种临界值时，系统内创新及发展的机遇就会凸现。财务治理的外部环境为企业营造了一个势场，但这个势场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即使有效，起到的可能是正效应、负效应或混合效应，这与企业的类型、性质及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有效的势场，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因此，企业需要分清现有势场的效应如何，其构成要素中哪些是显势哪些是隐势，思考这些因素是否相互对称，如果不对称的话该如何协调从而改进势场的效应等问题。
六、结论与展望
笔者尝试将势科学与财务治理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研究，即将两个有很大差别的学科联系在一起，符合势科学“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运行机制，验证了“差别越大，联系越紧”。本文回顾了财务治理及势科学的相关研究，从信息人假设、信息势和势场三个角度对财务治理主体、客体和环境进行了试探性分析，发现势科学与财务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是两者之间的纽带与桥梁，是两者共同存在的基石。
通过财务治理与势科学的试探性结合，笔者发现该领域内藏广阔的研究空间，研究前景广阔，为此，提出以下五点研究建议，希望学者们能给予关注，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如下：（1）借助势科学具体分析财务治理相关概念及理论，为两者的结合打好基础，充实理论内涵；（2）结合势科学对称化原理探讨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深入探讨财务治理关系网的构建，由简入繁、由无序到有序梳理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制、信息流转路径；（3）通过势科学的运作机制分析财务治理机制；（4）在势科学指导下进行财务治理框架研究；（5）按照势科学“势――对称――群――和谐”的演化规律分析财务治理内在的差别与联系，发掘潜在的研究对象等。
此外，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势科学尚处于理论构建初期，其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多以描述为主，加之财务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财务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不同，也是定性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逻辑化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法。然而，采用上述研究方法使得本研究缺乏数据支持、模型论证，对研究结果的支撑力度不足，因此，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可以吸引学者们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德昌.管理学基础研究的理性信息人假设与势科学理论[J].管理学报，2010（4）：489-498.
[2] 苏正建，牛成.债权人财务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合作博弈的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4）：52-55.
[3] 李德昌.中国管理情境下的势与复杂――势科学视角[J].管理学报，2011（3）：332-339.
[4] 周海洋，张守凤，李淑萍.基于势科学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外部环境多维势场融合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1（1）：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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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权理论；财务理论；财务治理；动态演进；学术争鸣
动态演进的财权理论，以其空凌广阔、大气深邃的特质，引起了经济学界和财务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财权理论研究的学术论争。学术贵在学科交叉与融合，学术贵在思想碰撞与争鸣。为了廓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权理论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本文力图全面透视财权理论研究的动态演进过程。系统勾勒出财权理论学术共鸣的恢宏图景，客观映射财权理论的广泛社会反响与论争。
一、财权理论动态演进透视
产权财务思想因产权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正日益成熟。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企业财权是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也是企业其他经营权的保证和前提，并在企业内部具有明显的层次划分。
伍中信教授在《财权流：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初步提出了“财权理论”，并在其专著《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中，对财权性质、内涵及财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财权流”范畴，并将其作为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其基本思想是： “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而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着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财权。在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下，法人产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权能具有独立性，公司的财权在其拥有的范围内也具有独立性。公司是否拥有独立自主的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是否能独立理财在涵义上是协同的。理想的财权在独资企业是独立的，在公司制企业也应是独立的。财权具有可分性、可明晰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在财权归于产权的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贯穿于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在现代财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统驭地位。因此，“财权流”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提出，激发了许多学者对财权问题研究的学术兴趣。刘贵生教授认为，财权又称理财权，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力支配权；另一个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财力分配权。前者属于财务范畴，后者属于财政范畴。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将财权理解为投资权、筹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李连华博士则认为财权并非仅指财务权，而是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力，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或物权，并将公司财权划分为出资者终极财权、公司法人财权以及法人财产权所分割形成的明细财权，进一步认为公司财权是由不同层次、不同权能所构成的一个权力结构系统。也有学者认为财权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狭义上的现金收支及财务运作权；二是包括财务与会计在内的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是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依据，包括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现金调度支配权和日常财务处理权等方面。企业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将权利的一般概念与公司财务特征相结合，财权可定义为公司获取、控制和运作财务资源的权力，主要包括：获取行动所需要的财务资源的权力；控制、使用和处置所占有的财务资源的权力；凭借对财务资源的控制和使用分享收益的权力。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利，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关系的一组权利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督等权能；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是派生于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财权”。此外，还有学者主张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并将其分成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类。其中财务控制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
伍中信教授在其专著《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中，对财权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论著认为，财权流表现为“财流”和“权流”两个方面，即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力流。用“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既充分体现了“本金本质论”的优势，又反映了“本金本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融合。
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范畴的提出与论证，使得财权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伍中信、曹越和张荣武的研究认为，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即“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丽剩余财权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的企业“财权”。在“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等式的基础上，可以派生出以下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
二、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研究演进
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后来，伍中信以“财权”为基本工具，对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寻，构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衣龙新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财务治理客体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
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以融资结构为基础，在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财务治理结构体系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张荣武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公司财权结构是动态的，具有状态依存性；公司剩余财务索取权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博弈提供动力，剩余财务控制权则决定着利益博弈的动向。剩余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本质，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则是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通用财权配置侧重于公平性与静态性，但并非排除效率性与动态性，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显然包含着效率和动态因子。从理论上讲，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既包含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效率，又包含剩余财权的配置效率。鉴于通用财务治理对公平的突出强调（虽然包含效率的因子）和剩余财务治理以“效率”为灵魂和根本特征（尽管高效率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公平），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研究主要应以剩余财权配置效率为线索。
三、财权理论的社会反响与论争
财权理论的创造性提出和以财权为主线的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目前财权理论已成为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石与核心。经文献检索发现，我国财务治理这一研究热点领域都是围绕“财权流”这一学术硬核而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