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1
【关 键 词】中国文化转型/邓小平理论/突破理论困境
【 正 文 】
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840年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型。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历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文明的重新振兴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转型理论，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由于文化转型的指导思想——文化转型理论本身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困境，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曾几次遭遇到挫折并最终陷于停顿。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深刻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新迈开了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步伐，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再次伟大复兴。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化转型在近代以来历史上所陷入的理论困境及邓小平理论的新突破，进一步凸现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中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由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反思。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接着是政治制度层次的反思。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戊戌变法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剧烈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文化大转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小农经济解体，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打倒了封建社会的象征——王权；传统文化权威受到冲击，科学民主观念获得传播。但是，这一次文化转型并没有导致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专制和旧文化统治的落后国家。
2.现代文化转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释和评估，中国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进，经历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与玄学、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真假三民主义之争等无数次论战和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功能。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3.20年“闭关锁国”阶段。建国后，西方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断裂。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仍占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然难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复活。可以说，建国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干扰和破坏，中国文化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选择。
总之，中国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转型中，正值中国社会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乾坤旋转的大变动。但在历次文化转型中，由于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
二、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尽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但文化转型的任务却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百年来的文化转型并没有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困境：
1.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文化决定论就是指在处理文化问题与经济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根本是一个文化问题，具体说来就是把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文化问题，企图从思想文化领域中寻找解决中国出路的方案，因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文化决定论主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模式所引起的。按照儒家的观点，“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一直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中国人最关切的也是传统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和统一。由于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小资产阶级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很难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因而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直很有影响。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源泉。五四以后关于中国出路的论争很少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该时期文化转型的一个根本弱点。由于长期以来都把注意力吸引到文化运动的方向上，自然就冲淡了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这种文化决定论看上去似乎重视文化变革的作用，实则它不利于文化革新和文化重建。
2.中西体用论的困境。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虽然是以文化形态出现，但本质上却是中国社会出路和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曾长期困扰着一代又一代文化哲人，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议论。然而，这些文化理论都没有从中西体用的框架中挣脱出来，都局限在“中体”还是“西体”，“中用”还是“西用”的狭隘文化思路上。换言之，以往的文化判决都是以地域的、民族的和语言的等文化形式上的差异为根据来对中西文化作判断。这种重视中西文化形式差异的文化观可以称之为文化形式体用论。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学中源论”，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还是“国粹论”，都属于文化形式体用论的范畴。文化形式体用论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共同特点在于：一定要在中外文化中为某一方面争个高低。这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外文化持有合理的批判和不乏独到的见解，但在总体上却都注重文化形式，而不是从文化精神实质出发。
3.“中国化”的困境。所谓“中国化”，就是外来的文化变成中国的，即经过中国人的消化、选择、吸收，使外来的文化具有中国的特色或民族的形式。它的实质是外来文化同中国具体实际及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一个斗争的、双向选择的过程。通过斗争和选择，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要有所改变。重新结合的东西，既是外来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和集中体现。当然，“中国化”的本义包含开放性。“中国化”主要不是自己化自己，而是把外来的东西“化”成中国的。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同一过程中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文化结构的现代演变是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同步迈进的。从走欧美日本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式的夺取政权的道路。从“向苏联学习”到走有自己特色的建设道路，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在自省中觉悟，在觉悟中超脱的心路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五四运动以来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主旋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卓越地实现了这一历史使命。他们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对我国民族文化有较深造诣，并能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加以运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但由于党在现代化建设问题上理论准备不足，又加上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左”的错误开始泛滥，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歪曲、僵化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入误区。从50年代末的“大跃进”到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徘徊期，中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如何时代化的问题开始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合理的尺度。
三、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文化转型理论困境的新突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痛苦的徘徊期。在历经“全面内乱”的震荡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1978年5月，邓小平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他的倡导下，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新号角。从此，中国大地上又开始了前人没有完成的文化大转型。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和落后，迈开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的步伐，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三大理论困境。
1.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突破了文化决定论的困境。在他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中，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构想。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思想文化是精神文明的实质和核心，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必须建设高度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邓小平就把社会主义文化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主张通过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全面解决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2.在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主张中西文化在初步结合于现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全方位地、不分主次地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突破了中西体用论的框架。
一是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和原则：首先，他重新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主张对传统文化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1]，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主张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2]，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同样，社会主义文明也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其次，邓小平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要坚持不懈地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4]的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的东西作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毒素的影响，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这不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彻底批判封建主义，而且也必须从国家体制改革上进行根本解决。
二是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邓小平认识到了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特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打破了人们原来的认识局限，使文化时空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高科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并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文化价值和文化方式。与此同时，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往大大加强，由于世界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的民族性向国际性转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因此，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建设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文化只有在同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才能向前发展。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同时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6]
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邓小平理论走出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重新焕发出生机。
新文化意义而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化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条件又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时，就必然在社会主义共性的基础上形成其个性，这种个性不是对共性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共性的发展和具体化。我国是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于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就必然要有所创造，形成我们自己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
二是现代化的“中国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计，一方面区别于“贫穷的社会主义”，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西方化作为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只是“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无产阶级的现代化，也有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它是世界各国以各种各样方式来实现的自我发展。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前，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西方化，那么，在当代“现代化”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以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模式为主导了。邓小平对“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挑战，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可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不仅坚持了过去“中国化”运动的成果，而且将其发展到更新的领域和更高的阶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重要保证。江泽民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仅继承了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并且不断地加以创新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的思想；同时，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
一、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的思想
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坚持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思想，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实践中一再地加以强调，并予以新的发展。2002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难看出，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思想的同时。进一步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角度，从提高文化力、增强综合国力的视角，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反复强调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地位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江泽民不仅坚持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思想。而且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的思想。并对这个工程的子系统及其各自的具体内容，也都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而使我们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更为完善、充实和具体化。
在思想政治建设方面，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老祖宗不能丢”的思想，进一步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教育人民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思想，更高地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把爱国主义教育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统一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国家越发展，越要提倡艰苦创业精神的思想，从新时期伟大创业实践中概括出64字的新时期创业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并要求全民族在新的实践中大力弘扬这种创业精神；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认真吸取“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的深刻教训，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精神文明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和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在新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但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和重要举措。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加强道德观教育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江泽民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思想，把发展教育和科学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要求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科教兴国战略，力求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和实际行动；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新论断，要求全党和全社会面对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现实，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的重大作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的思想，把发展文学艺术等事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新闻出版要紧密结合中心任务，宣传党的主张的思想，强调新闻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建立健全管理机制，着力提高出版物质量。
在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方面，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把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四有”公民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少年的思想，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视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学校德育工作，特别希望全国各界青年坚持“四个统一”(即学习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在党的领导方面，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江泽民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党的思想，不仅进一步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精神文明建设领导的新思想、新举措。江泽民提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党，必须全党重视，全党动手，各级党委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必须亲自抓。强调领导干部务必牢固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越是发展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坚持和加强反腐败的斗争。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强调要加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我们讲的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讲政治不是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而是要与实际工作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它落到实处。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作出的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思考和论述，使人们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努力方向。
二、不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
邓小平同志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确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就是抓住了根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一个逐步积累、逐步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维系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形成综合效应。在各种维系精神文明的手段中，邓小平同志尤其强调教育和法律这两种手段。他还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江泽民在邓小平探索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任务，从许多方面深入而具体地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
1、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互作用规律。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阐述了两个观点，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要以物质文明发展为基础；物质文明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因此，他一再主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根据邓小平的这些基本观点．江泽民，一方面强调了物质文明的基础性作用，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有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强调了精神文明的反作用，明确提出越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就越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江泽民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了哪一手都不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了哪一个文明的发展都不成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认为，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江泽民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观点，并予以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江泽民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党的十六大则将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这一重要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把“三个代表”写在党的旗帜上，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更加充实，也更加科学。
3、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发展规律。江泽民多次指出，要积极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坚决摒弃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当前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思想。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21世纪的文化创新，必须是20世纪即已在中国存在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外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这三者之间的创造整合。只有促进三大传统的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开掘我们的文化资源，寻找新的价值领域，建立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宝库。中国文化一定能以博大的胸怀迎接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走向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将成为我们党在21世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目标。
4、正确认识社会主叉精神文明建设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对此作出过许多论述。。他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具体事情抓起。他还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江泽民坚持运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反复强调，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都必须贯彻重在建设的方针。并且指出，重在建设就是着眼于创新和发展；立足于引导和教育；着力于探索规律，建立机制。
三、江泽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他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上来，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系统思考和全面论述上。
1、江泽民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到21世纪宏图的全面实现，关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全党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重大意义，要经常讲，反复讲。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内涵是全面的，物质文明的发展要搞好，精神文明的发展也要搞好，这才是真正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提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做到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越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2、江泽民强调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②这样高度重视和精辟阐述民族精神，把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战略任务提出来，在党的文件中是第一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民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建设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3、江泽民强调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鼓励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同志式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创造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
4、江泽民强调：“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①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科技和教育，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将教育创新提到了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的高度，认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教育系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应该为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带头、示范和辐射的作用。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提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5、江泽民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重在加强管理。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加强理论队伍建设。建设包括管理，管理促进建设。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对那些错误东西不能不管不问。在大的是非面前，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坚持原则，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江泽民还强调我们一方面要大胆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切好东西，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在思想文化教育部门和所有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或传播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这个前提下讲求经济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正确结合。他还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相应地增加投入，在财力上给予支持，为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需的物质保障。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就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求深入持久地开展文明家庭、文明单位和军民共建、警民共建等群众性活动，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实到城乡基层。要运用日益发展的大众传媒和各种文化设施，开展健康有益、积极向上、形式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在参与中受教育。
6、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应当有繁荣的经济，也应当有繁荣的文化，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文化建设，不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文化建设，首要的一条是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当代最科学、最先进、最革命的理论，它既以先进文化为基础。又是一切先进文化的旗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和伟大代表。如果动摇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准则；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我们党在2l世纪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3
2013年元月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安排表（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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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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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02010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高等数学（一）（00020） 企业会计学（00055）大学语文（04729）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物流管理（02022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电子商务（02021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 工商企业管理（0202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邓小平政策思想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 政策科学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了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成果，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趋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新领域，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发展战略、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新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研究邓小平政策思想，既可以从广义的角度，也可以从狭义的角度去进行。广义的邓小平政策思想包括邓小平个人的政策思想和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我们党和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狭义的邓小平政策思想即邓小平个人的政策思想，它是广义的邓小平政策思想的基础，直接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本文主要探讨狭义的邓小平政策思想。
一、邓小平政策思想的形成与历史发展过程
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二是教条主义，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去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答案。邓小平批评了这两种倾向，旗帜鲜明地指出：“老祖宗不能丢啊!”丢了就是背叛，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强调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讲“新话”，否则就是思想僵化，也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综观邓小平参加革命的人生历程以及对政策问题的认识和论述，结合党的历史发展阶段，将邓小平政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24—1952年，作为党的重要的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邓小平在这个阶段关注得最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二是1952—1965年，这个阶段邓小平已调中央工作，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或领导一系列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其政策思想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突出体现为关于政策制定问题的论述；三是1966—1976年，这个阶段邓小平大部分时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并处于被批判的境地，唯有1975年的全面整顿，集中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政策思想，其侧重点是强调落实政策；四是1977—1997年，这个阶段邓小平众望所归，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政策思想获得了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为丰富的新发展，而且表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强调政策创新、强调政策稳定。
二、邓小平政策思想的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综观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探索，可以看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这是因为：第一，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又多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认为这是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规划，“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定，等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第二，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是邓小平理论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最主要、最突出的表现就在这里。邓小平政策思想就是在这一理论主导下思考问题、判断问题、提出问题的。邓小平政策思想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政策一般论，即邓小平关于政策的作用、功能、本质、特征、结构等问题的基本观点；第二层次是政策过程论，即邓小平关于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稳定、发展等过程的论述；第三层次是现实政策论，即邓小平关于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社会等领域的具体政策主张。
三、邓小平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政策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鲜明的时代性，表现为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准确分析，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以及对当代中国思变思富的社情民意的深刻把握；二是长远的战略性，表现为凡事从战略考虑，坚持从大局出发和“大手笔”的风格等；三是强烈的务实性，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实践，讲求实效等；四是深厚的人民性，强调人民利益是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保证政策实现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是政策好坏的评价者和判断者，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倡精神等；五是辨证的统一性，例如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要争论又不搞争论，既要防“左”又要反右等。
四、邓小平政策思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政策思想是毛泽东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继承方面来看，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既要有总政策，也要有基本政策，还要有各项具体政策，制定政策要坚持实事求是，执行政策要坚决果断，评价政策要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并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政策好坏的最高标准；从发展方面来看，如果说毛泽东政策思想是一个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那么，邓小平政策思想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并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价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同时邓小平政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也就是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政策思想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政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在政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再次邓小平政策思想是当代中国政策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
五、邓小平政策思想中的政策制定思想
邓小平的政策制定思想包括：一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是邓小平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各项政策的思想基础。二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1]三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制定方法。邓小平指出，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建议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础。四是完善以民主化科学化为核心的政策制定体制。制定政策一定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来进行，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决策体制，是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根本保证。五是政策制定要以历史经验为重要依据。邓小平强调，这些经验既包括正面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经验；既要立足本国的经验，又要借鉴别国的经验；而且还要及时总结现实的经验。
六、邓小平政策思想中的执行思想
邓小平的政策执行思想包括：一是高度重视政策的贯彻执行。邓小平指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2]，于是他反复强调，“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任务，必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贯彻执行”[3]。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执行原则。把坚定的原则性与具体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执行政策，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政策执行中的运用，也是邓小平高超的政策执行艺术的生动体现。三是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权相统一的政策执行体制。邓小平认为，我国“议行合一”的体制非常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中央要有权威，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四是重视试验、不搞强迫、鼓励创新的政策执行手段。这是邓小平政策执行思想最富有创造性的一大特色。五是政策最终执行与否，关键在人。邓小平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4]
七、邓小平政策思想中的评价思想
邓小平的政策评价思想包括：一是政策评价的重要意义。政策评价是判断政策正确与否及其正确程度的基本途径，是决定政策继续与否的重要依据，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由之路。二是实践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政策来源于实践，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5]。三是“三个有利于”的政策评价标准。邓小平认为实践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是从根本意义上说的，或者说是从方法论层面上讲的。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衡量一项政策是对还是不对、正确还是错误、先进还是落后呢？邓小平又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政策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展开和具体化，政策评价必须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四是“不搞争论”的政策评价方式。这是邓小平的“一大发明”，它由敢试敢闯、允许看、不搞争论、让事实说话四个方面共同构成，其实质依然是尊重实践。
八、邓小平政策思想中的稳定思想
邓小平的政策稳定思想包括：一是只有政策稳定才能有发展。邓小平强调，保持政策稳定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是维护政局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他说：“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政策不变。”[6]即“一个政局稳定，一个政策稳定，两个稳定。”[7]二是政策稳定反映党的稳定，党的稳定有利于政策稳定，同时也反映政策的稳定。三是政策不变就是稳定。邓小平指出，政策不变主要是指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不变，“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8]四是政策的连续性是政策稳定的动态表现。邓小平指出，“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9]
九、邓小平政策思想中的发展思想
邓小平的政策发展思想包括：一是政策在变化中发展。政策稳定和政策不变是相对的，政策发展变化是绝对的、必然的，一成不变的政策是不存在的；政策总是不变中有变，变中蕴含着不变，在不断变化中发展。二是政策发展的主要原因。政策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而实践又是向前发展的，政策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政策也将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而发展。另外政策发展还是政策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三是政策发展的基本形式。主要有新旧政策更替，政策补充、修正、调整、完善以及政策的法律化等。四是政策创新与政策发展。
政策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过程，创新是政策发展的动力，离开了创新，政策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独具特色的邓小平政策思想。 参考文献
[1]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5
一、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及渊源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渊源。近10年来,专门研究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及渊源的论文并不多见,每年只发表1至2篇,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 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行政管理,把它作为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的核心问题加以论述。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唐铁汉认为,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行政管理本质、关于行政发展动力、关于行政管理科学化、关于行政管理法制化的思想,为行政管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完整理论,强调了行政管理必须科学化,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一系列理论。
此外,他与桂世镛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为: 正确分析国情,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观,是其认识论基础; 正确对待群众,坚持为人民谋利益的群众观,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石;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矛盾观,是其辩证法精髓。潘素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她还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依法行政、领导就是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思想、群众路线的行政工作方法等方面。
吴海晶认为,邓小平把列宁的管理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从8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 1)强调管理的重要性; ( 2)视激励为管理的基本原则; ( 3)关注管理的效益;( 4)正确处理集中领导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 5)实行极严格的责任制; ( 6)同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 7)重视对管理人才的选拔; ( 8)要求干部认真学习管理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管理的内行。
(二) 实践渊源
理论来源于实践,存在决定意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内容,无一不是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的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邓小平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离不开他长期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都认为其行政管理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阶段,但在具体划分时,意见略有不同。
二、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
在对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中,其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及对现代政府体制改革的指导,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大多数学者认为,活力、效率、积极性是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确定了我国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即: 调整机构,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实现权力结构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管理方式,实现政府职能配置科学化;精简机构,实现行政组织结构合理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实现公共人事管理现代化; 完善行政监督体系,促进勤政廉政建设; 健全行政法制,巩固改革成果等。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汤志华的《邓小平行政体制改革思想探微》、席宽芳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 兼论改革和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张绍春的《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简论》、蒋建新和周宝砚的《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道路的设计》、钱振明的《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设计》、黄德良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王和平的《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与海南特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实践》、陈奇星和道良德的《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有些学者特别指出了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时代意义、历史地位和实践价值,认为邓小平把机构改革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提到与党和国家命运相联的根本性问题来论述,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和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赋予了在新时期这场机构改革以鲜明的时代意义。
我国文革后百废待兴,经济十分落后,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此促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健康发展,可以说与1 300多年前的贞观之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具有深邃的哲理和崇高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内容、方法和步骤的论述,不仅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工作指南,而且具有浓郁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特色。汪春吉力还特别强调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尤其是行政改革思想形成的3大背景,即邓小平丰富的行政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与发达国家对比中产生的紧迫感。
他还根据我国行政改革的环境和特点,认为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
三、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近1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有近百篇。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同整个邓小平理论一样,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由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其科学体系关系密切,很多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将两者结合起来。谢柯凌指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他认为: ( 1)现代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规定与总目标; ( 2)民主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本质属性; ( 3)法制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实现形式; ( 4)科学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具体行为方式;( 5)人本化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手段和行为目的。[9]史振宪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根本点,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以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
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 (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确保我国行政管理的正确方向; ( 2)坚持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和强化行政组织体系; ( 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全面而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行政管理职能;( 4)坚持 四化标准,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人事制度; ( 5)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科学行政决策机制; ( 6)坚持依法治国,实行行政管理制度化、法律化。
四、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对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的分析和理解,是深入学习和贯彻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基础。学者们对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的探讨也是角度不一,各有侧重。
路宁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角度研究,认为离不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但这种继承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继承。继承是为了创造,创造离不开继承,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陆卫明、韩鹏杰认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与邓小平的独特经历、思维方式和领导风格密切相关,因为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哲学特色,即: 长远的战略性、强烈的务实性、辩证的统一性、全面的开放性、深刻的人民性和独特的创新性。更多的学者是从本质上来探讨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特征,他们认为其特征包括: 深厚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务实性和高度的科学性、高屋建瓴的战略性等。
其中,深厚的人民性是贯穿在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中最为显著、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也是学者们探讨得最多的一个特征。郭济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浓厚的人民性有着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 ( 1)高度尊重国家的人民主人地位; ( 2)强调人民的国家人民管理; ( 3)强调人民群众在重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 4)人民群众是行政管理成绩好坏的评价者和判断者; ( 5)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管理需要共产党领导; ( 6)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王富才认为,这种广泛执着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宗旨、群众路线和人民利益的高度重视和精辟阐发上。
曹斌则从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科学内涵入手,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的行政目标是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首要特征,而理顺管理体制,增强行政管理活力是其又一大特色。两手抓的行政管理方法无不体现其特色之处。一国两制更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其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伟大创造和奇迹。谢柯凌指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突出特征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上,无论其民主化的本质属性、法制化的实现形式、科学化的行为方式,还是人本化的管理目的,都最终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服务。
此外,还有学者将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特征概括为:原则性、灵活性、独立性和开放性,或者具有鲜明的民主性、深刻的求实性和广泛的建设性等特征。
五、 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的深远意义
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邓小平智慧的体现,更是全党行政管理经验的结晶。邓小平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表现出了精于哲理的睿智、运筹帷幄的才智、审时度势的机智、顾全大局的明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理论对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必要条件,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袁奋光则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的行政发展思想的贡献,他指出,邓小平在探索如何管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行政发展思想,为我国行政管理走向现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当代中国行政发展蓝图的设计者和行政发展进程的推动者的历史地位。
其行政发展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行政发展道路的确定、行政发展目标的选择、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建设精干高效的政府、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行政法制化的构想等方面。蔡放波、张中祥认为,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是对毛泽东政府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行政管理理论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邓小平行政思想不但吸取了传统行政思想的精髓,而且实现了对传统行政思想的重大突破,也为我国新一轮机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也有学者指出,邓小平的行政管理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揭示,其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实现的一个质的飞跃,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有利于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有利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六、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和方法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邓小平都是领导艺术方面的大师。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个被领导者,他的一言一行无不展示着超人的智慧。不少学者在描述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方法时,往往使用快刀斩乱麻、抓的重,放的开、果断拍板、举重若轻等来形容。其中,坚韧、求实、进取、大度,是邓小平最富魅力的政治风格。王荣阁认为,邓小平对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和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所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展现其高超的领导艺术的突出范例。这种高超领导艺术主要表现在: ( 1)抓住推动全盘工作的关节点 全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 2)审时度势,足谋善断 不搞无原则的争论; ( 3)创造思维,敢为人先 一国两制的构想。丁士峰认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既带有领导活动的时代烙印,又渗透着与其他领袖人物在领导艺术上的联系,反映了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风采,构成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特色,即务实性、坚定性、柔刚性和人民性。
徐书华对邓小平的几种主要领导方法进行了探讨,主要表现在: ( 1)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邓小平最根本的领导方法; ( 2)抓原则、抓方向、抓根本、抓目标的方法; ( 3)三分法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 ( 4)科学地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 ( 5)把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决策出发点及落脚点的方法。杨福和则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灵魂就在于实事求是。不争论和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深刻表现,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善于总结,拿事实来说话 ,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鲜明标志。重视实效,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是邓小平领导作风中较有个性的主张。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则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邓小平理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解释学；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A49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命题在任何时候都有意义吗?如何理解一个命题的内涵?邓小平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的命题应如何理解?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不同利益阶层的形成和日益明显化，对改革，尤其是具体的社会现象和改革措施、政策的争论不仅不会消失、不会减少，而且会更加激烈。譬如，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关于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争论，等等，无不折射出改革中的各种问题和利益之争。在争论中，时常有人提到邓小平“不要争论姓‘社’姓‘资’问题”的观点。那么，邓小平“姓社姓资”的命题的真正内涵应如何理解?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许多人对这个命题作了表面化和直观化的理解。
有的人认为，不要争论，就是只管去改革。那么，就会出现理论上的矛盾：(1)任何改革措施、改革思路都是合理的，无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了。那么，我们的改革就变成无目的的任意行动，最终会背离我们改革的初衷；(2)邓小平一方[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013―03面强调不要争论，另一方面强调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论断如何在实践中体现，二者岂不矛盾?(3)改革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如果对重大问题不加争论，人民群众的意志难以充分体现，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是对邓小平“姓社姓资”命题的误解，从思维方式上看，它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没有真正把握邓小平这个命题的真正含义。邓小平关于“姓社姓资”方面的阐述很多，但是，即使邓小平说过不要争论“姓社姓资”，我们也不能仅作表面理解，误解邓小平这个观点的内涵。
二、对这个命题产生误解的原因
从解释学角度看，对邓小平这个命题的误解来源于部分人的前理解、对这个命题语言的直观把握、对该命题理解的间距以及理解的循环等[1]。譬如，邓小平当年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曾说过：“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从这段话中，笔者认为不能直接推导出邓小平在改革中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的结论，因为邓小平紧接着下一句就是“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2](P372)
所以，仅仅从字面上或直观地理解邓小平的这个命题的含义是不够的，也是不正确的。孤立的命题是无意义的，命题的意义来自于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任何命题从出现的角度看，其意义是确定的，而我们对许多命题产生误解，不是命题本身的问题，而是理解问题。任何命题的理解都无法回避命题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行动，无法回避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
命题含义的把握还要立足于命题的出场语境、历史语境，把握时代的大环境。我们理解一个命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或文本上。譬如，马克思曾经说过自己“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P385)的话语，它不是对以前思想理论的自我否定，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对特定问题的反讽之语。退一步说，即使邓小平说过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的话，也不能任何时候都不加分析地拿来证明什么或反对什么。所以，在理解邓小平的这个命题上，要跳出命题，把它与时代的背景，命题出现的原因、条件相联系。
三、命题的基本语境考察
正确理解邓小平的这个命题，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从该命题提出的时代背景出发，从邓小平理论的整体性出发。不是孤立地从命题本身理解命题，而是把命题放到邓小平的整体理论体系中来理解，放到时代中理解，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解。把该命题看作生动的时代的鲜活理解，而不是超越时空的、呆板的冰冷结论。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姓“资”姓“社”问题就处于一切思想问题的中心。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如特区、农村联产承包、证券、私有企业、外资企业，长久遭受姓“资”姓“社”的质问。对这种以社会主义之名的质问，当时社会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即使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有一个逐步解答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姓“资”姓“社”的回答更多是侧面的、否定式的。1992年初南方谈话全面解决了这些问题。邓小平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明确“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根据这个判断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本质问题解决以后，计划和市场的优劣问题也有了明确的回答：“两者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实际上是指出市场要多一点，市场优先。他在讲话中指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1](P373)这就把过去人们头脑中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想法指出来了，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归属于制度的范畴，而是两种不同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用。这正是邓小平的功劳，解开了人们观念中的“死扣”，摈弃了“公有制不能搞市场经济，除非在私有制下搞市场经济”的想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新。
这些回答的总体思路，是“不争论，大胆地试”，“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在大胆尝试的进程中，姓“资”姓“社”的问题更多地留给社会发展本身去回答，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姓“资”姓“社”的死扣一旦解开，市场化的大潮便不可遏止。姓“资”姓“社”和计划经济不再是社会的主题词，中国的思想争论和社会矛盾进入了新的阶段。邓小平提出这个观点是他放眼世界、观察世界大趋势后对我们多年搞计划经济的一种反思，是展现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发展中的。
我们知道，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邓小平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解决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邓小平和邓小
平理论始终是围绕社会主义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
四、命题的内涵和结论
要正确理解邓小平的这个命题的内涵，必须深刻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该命题的要义在于不是不要争论的问题，而是如何争论的问题，体现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观看来，如果我们认为改革应该如何，社会主义应该如何，不从现实、生活、历史条件出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式。邓小平理论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中的许多观点、提法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而邓小平理论正是从现实出发，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静态的、预设的，而是实践的、生成的。争论并不意味着会偏离社会主义道路或影响改革进程，不争论也并不意味着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或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矛盾和问题是事物发展的常态，只要我们能够像邓小平那样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去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在实践中面对任何问题，都能彰显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主动性。
现实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姓“社”姓“资”问题不能脱离实践进行争论，离开实践的争论是纯粹精神领域的活动，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只有在改革的伟大实践活动中，姓“社”姓“资”问题的争论才有意义，社会主义的改革在争论中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生成。邓小平的这个命题体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脱离实践的争论是无谓的争论。社会主义不是争论出来的，是实践中来的。我们要在实践中理解理论、思考理论、发展理论，决不能抽象地谈理论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检验和纠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争论姓“社”姓“资”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践进程?笔者认为，没有争论的实践是危险的，轻易受争论影响的实践是悲哀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区别要不要争论和如何争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1)争论体现时代的进步和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要求人们对重大问题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尤其在理论界和学术领域争论重大问题是正常的、必须的；(2)改革作为实践活动，是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进行的，改革的每一个政策、每一个步骤都是在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步骤下层开的。在理论领域和学术领域争论，在现实中实践。这两大领域互动，形成良好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体现，推动我们的改革在社会主义方向上前进。争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领域，必须以法规制度规范。如果因为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影。向我们的实践进程，那结论只能是我们混淆了上述的两大领域，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有待于建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要正确理解邓小平的这个命题，需要明确这样几个问题：(1)改革中是否存在姓“社”姓“资”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是鲜明的。我们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改革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和目标，我们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民的利益，时时刻刻存在姓“社”姓“资”问题的矛盾。(2)改革中要不要争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是必须的，改革是有明确的标准的，改革需要不断反思。只有争论，改革才不至于偏离方向，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使之拥护改革、参与改革。并不是任何问题都要争论，但关涉到重大问题必须争论。(3)如果我们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问题，把命题放在邓小平理论的体系中考察，就会获得鲜明的真理，也不会畏争论如虎。相反，争论形成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思理论，实践产生新的争论，我们的事业在这样的进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体现、实现。(4)误解这个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抹杀改革的标准问题。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不止一次提醒我们防范改革的误区，要具有强烈的改革风险意识。改革充满风险，但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停止改革。只要我们牢牢把握改革的标准，在改革的惊涛骇浪中就不会迷失方向。“三个有利于”是我们改革的标准，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人民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等论述是我们改革须臾不能离开的指南。
[参考文献]
[1]王金福．解释学：对理解的理解[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