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税工作经验总结范文1
关键词：出口退税 微观效应 宏观效应 优化建议
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给各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危机带来的冲击，各国政府纷纷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涉及减税及增加投资；日本、英国等国家不断推出减税、加大政府投资刺激消费等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下滑的趋势下，中国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较突出的是中国在税收政策上体现为连续出台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大幅度提高了出口退税力度，仅从2008年8月到2009年3月先后6次出台调高出口退税率的税收政策，涉及服装纺织品、机电产品以及受外需减少影响较大的3000多种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中国全部出口产品的1/3以上，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纺织行业，从2008年8月1日起，中国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2008年11月1日起再次提高出口退税率至14%，2009年2月继续上调出口退税率至15%，两个月后，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迎来了9个月内的第四次上调：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09年4月1日起提高部分纺织服装的出口退税率至16%。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在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渐深入的情况下，来验证出口退税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
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的微观效应
从微观上看，出口退税退多少直接影响企业出口成本：出口退税增加，意味着企业出口成本降低，企业可以在保持利润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出口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扩大出口，如果保持出口价格不变，则出口企业利润增加，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出口行列，从而扩大出口。出口退税减少则作用相反，会抑制出口。
可以用微观经济中的需求供给模型来进行分析：横坐标表示出口量Q，纵坐标表示价格P，初始商品的需求曲线为D0，供给曲线为S0，均衡点为E0，此时的价格为P0，出口量为Q0。如果政府提高出口退税额，则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增加产量和出口量，如图1所示，企业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动至S1，并与需求曲线D0相交在新的均衡状态E1点，此时的均衡价格为P1，均衡出口量为Q1，不难发现，新的均衡状态与初始均衡相比价格降低了，但是出口量却上升了。也就是说，政府提高出口退税额会使出口贸易总量上升。
Panagariya（1992）提出了衡量出口退税福利效应的准则：如果某种商品的国内生产量大于国内需求量，多余的部分用于出口并实施增值税退税，那么退税程度越大，国内消费者所获得的出口收入就越多，相应的福利水平也就越高。如果某种商品的国内生产量小于国内需求量，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提高出口退税额，将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的福利水平。
（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宏观效应
从宏观上看，出口退税政策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的一项财政政策工具，它的调整有利于国际市场的均衡与稳定。一方面，出口退税增加会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降低，生产积极性提高，从而扩大出口商品的产量，市场上所有微观经济主体都采取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增加整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值，总产值增加了，社会的总供给也就提高了。那么，在国际市场需求保持不变或者增加的情况下，出口额会迅速地上升。同时，综合出口退税率的上升，出口产品的税费成本降低，就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在同等质量的条件下，竞争优势增强，将有效刺激出口。
另一方面，出口退税在刺激企业生产积极性的同时，进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及非贸易部门的发展，加快本国资本积累速度，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加就业；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出口贸易总额的上升必然会引起净出口的上升，从而提高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从整体上提升本国经济实力，最终又会引起出口额的进一步扩张；又由于出口退税率随着出口货物加工深度的增加而提高， 因此通过对出口退税率的调节，可以带动一个国家产品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退税率政策一般是区别不同产品进行调整的， 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有利于调整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出口结构， 从而有利于提升棉纺织品、服装及一般机电产品的非价格因素的竞争力，鼓励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
中国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一）中国退税政策效应的直观考察
从行业方面考察，此次受到出口退税政策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纺织服装业、钢铁业和机电业等。其中，纺织服装行业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因此，纺织服装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幅度较大。那么，经过几次调整之后效果如何呢？可以通过图2进行分析。
如图2所示，柱状图形是中国2008年1月-2009年6月份纺织行业出口总额的数据，折线图是中国纺织业出口总额同比增速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两个数据的趋势来揭示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纺织业出口贸易的影响。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纺织行业在2008年7月份出口额达到峰值后，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同比增速（上年同期为基期）也在2009年后进入负值。整个行业的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在2008年3月同比增速达到48%后，在2008年4月同比增速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在2008年6月份同比增速首次成为负值，即同比下降了8%，纺织行业出口开始疲软。2008年8月份。10月份在政府提高出口退税率后，同比增速有所回升，基本保持在正值以上。
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波及到制造业后以及2月份由于春节的缘故企业开工不足，在2009年2月份出口额下降至最低点仅有64.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36%，纺织行业出口陷入低谷；2009年3月份出口额稳中略有升幅，同比增长了3%，可以说政府在2008年施行的一系列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
在2009年4月份纺织行业出口退税率升至16%后，2009年6月份纺织行业出口降幅比2009年5月份收窄5个百分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口退税政策在短期内对中国纺织行业出口形势有正的较为明显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刺激纺织行业增加出口额，来帮助纺织企业应对金融危机。
（二）中国退税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参考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及网络数据库，本文选取1989-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出口退税额相关数据，一共包含了22个样本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即验证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是否显著。
本文在构建回归模型时使用出口退税额，而不是出口退税率，原因是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并非是连续的，由于中国出口退税率调整不连续，直接把出口退税率作为变量做出的回归分析，无法真实反映出口退税与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关系；此外还采用了出口退税额的滞后变量，主要是因为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不会马上对当期出口退税额产生显著影响，它有时间滞后效应，回归结果更符合现实经济意义。
2.构建模型。为了研究中国出口贸易额和出口退税政策之间的依存关系，由经济理论分析可知，出口贸易额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退税额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本文构建模型为：
Y=α0+α1×G+α2×T（-1）+μ （1）
其中，Y代表各年内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量，G代表各年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即GDP，T表示各年内的出口退税额，而T（-1）代表滞后一期的出口退税额，μ是随机扰动项，包含了影响出口贸易总额的其它因素。样本数据区间为1989-2010年。
3.回归分析。为了保证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造成的伪回归问题，采用单位根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以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只有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才能避免伪回归问题。
ADF单位根检验。在Eviews中输入各变量的数据，并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可见变量Y、G和T在1%的置信水平下为一阶单整。
EG两步法。首先应该对模型进行初始回归，发现常数项的t值太小，没有经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剔除常数项，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写出回归模型为：
Y=0.018×G+1.357×T（-1）+μ （2）
其中，R2=0.9736 DW=1.836。然后对（2）式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显然，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条件下，变量Y、G、T（-1）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从协整检验可以得到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下面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探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化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因此，可以得到短期的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Yt=-298.6066+0.0483×GDPt+
0.4378×T（-1）t-0.679×ECM（t-1）+εt
（3）
R2=0.69126，DW=1.585968
其中，为变量的一阶差分，ECM（t-1）表示滞后一期的误差修正项，εt为随机扰动项。
4.实证结论。对比式（2）和式（3）不难发现：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中国出口贸易总量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更加明显，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会刺激中国出口贸易的增加；二是出口退税额对中国出口贸易总量长期比短期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在短期内，采用提高出口退税额的策略来缓解出口贸易的大幅度下降可能并不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提高出口退税的税收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影响非常显著，所以该政策具有明显的意义。
政策效果评价与建议
（一）出口税收政策的效果评价
1.出口退税的正面影响。从宏观层面考察，提高出口退税率，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提高商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而出口增加的乘数效应会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同时，对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出口退税率，体现出国家对不同行业的政策调节倾向，能够促进出口退税率较高的企业的发展；降低出口退税率较低的行业出口能力，从而减少贸易顺差，化解国际经济矛盾。
2.出口退税的负面影响。首先，造成出口企业内部低效率以及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我国在金融危机期间不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出口退税率上调，很多企业通过降低成本和定价增加出口额，而不是改进企业的效率来提高产品竞争力，从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同时也加剧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出口企业（外销企业）与内销企业的矛盾，有出口权的企业才能享有政策优惠，而内销企业无法享受此项优惠，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非常困难。
其次，减少政府收入，增加财政负担。提高出口退税会减少由出口带来的间接税，进而减少财政收入，例如2006 年出口退税额度达到4，284.9 亿元，占税收收入比重的11.39%。出口退税率上调还助长了国内价格上升，因此，它对于扩大内需的作用不大，国内一般消费者无法从出口退税当中直接获利；相反，国外消费者却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享受到中国出口退税补贴。
（二）政策建议
1.扩展出口政策的多向性。出口退税政策和汇率政策是调节出口的两种最为有效的手段，“差异化”出口退税对于调整出口结构效果明显，而汇率调整对于出口总量更为有效，所以一般将两种政策协调使用来调整对外贸易进出口。作为税收政策的出口退税，通过影响进出口和外汇收支，能够间接影响汇率的变化，但是汇率的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一般政府慎用汇率的变化。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采取的大幅度调整出口退税率这一税收政策，只是对个别附加值高、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进行出口退税，必然会对高出口退税率的企业产生很大的作用，而低出口退税率的企业反应则相对较小，同时还会干扰市场主体的正常运行，所以政府在不断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同时，还要考虑选择适时地对一些高能产业进行补贴，或是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的效率、简化出口退税的环节等措施来不断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2.出口退税政策应向内贸减税方向转型。中国现阶段通过出口退税率上调来强化出口退税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本质上是继续多年来内贸补贴外贸的外贸特权，以及用大多数国民承受更大通货膨胀的代价，来补贴出口部门的产品价格、补贴外国消费者。因此，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外贸企业自身，都不可能凭借这样的政策而得到持续发展。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投入，远不如用于对内贸减税。在当前财政收入持续高涨、部分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对内贸减税就是财政可以承受同时又不会恶化宏观经济环境的较优政策。
3.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短期内可以拉动相关行业的需求，但是存在着一些只注重数量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问题。税收优惠政策不均衡，对加工贸易给予出口退税，在全球经济好转的形势下可能会引起贸易顺差而产生反倾销摩擦。在实施出口退税的政策下应该配套相关产业措施，优化出口结构，一是促进加工贸易“落地生根”的政策措施，二是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完善促进国内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和海外投资的税收抵免措施。
4.人民币外汇汇率应保持稳定的小幅上升趋势。人民币外汇汇率是指某一种外币兑换中国人民币的价格，即用人民币表示的外币的价格。外汇汇率上升意味着等量的外币可以兑换成更多的人民币，即外币升值，人民币贬值。相反，汇率下降则人民币升值。我们知道，汇率是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调节杠杆。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都是按本国货币来计算成本的，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其商品成本一定会与汇率相关。汇率的高低也就直接影响该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和价格，直接影响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外汇汇率下降，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企业出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必然会上升，即使保持价格不变，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也会大大缩水。因此，对政府来说，应该加强宏观调控政策，减缓人民币的升值，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走势，这对应对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贸易冲击具有重要意义。
5.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政府应该对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产品规定不同的出口退税率，对于弹性较大的，应该规定较高的退税率，而对于那些弹性较小的行业，则应该选择其它的政策和战略。那么，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作为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途径之一，应该提上重要位置。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进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加大力度优化产业结构，不能仅仅依靠价格优势，更需要质量的提高。同时由于提高出口退税率，一方面会给我国政府造成一定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舆论和不满，招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口实。因此，出口退税率提高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不能仅仅依靠它来扭转当前的局势，更需要其他措施的配合。
参考文献：
1.武敬云.出口退税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基于季度数据VEC模型的实证检验[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9）
2.陈明艺，陈飞.我国纺织服装业出口退税政策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12（3）
3.孟军.完善出口退税政策与管理的若干建设[J].税务研究，2010（12）
退税工作经验总结范文2
【关键词】出口退税；实际有效汇率；协整分析
一、引言
出口退税是指一国政府为了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将商品在出口前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部分或者全部退还给出口企业，使出口商品以含部分税或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从而促进该国对外贸易，同时调控经济的做法。实施出口退税是世贸组织所允许的做法，因此，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激励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出口促进措施。人民币汇率政策也是我国调控对外贸易活动的重要杠杆。但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2010年3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中国的汇率制度，由此拉开了美国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序幕，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保经济增长的调控措施，出口退税这一重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该如何发挥作用，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由此，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研究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工具的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学者针对出口退税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部分是围绕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退税率的确定、出口退税的政策效应、出口退税的国际比较和借鉴等方面来展开的(陈平，黄健梅，2003；阳烨，2006；赵剑光，2009）。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研究了出口退税制度本身，而没有综合考察其他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与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因此在政策建议上也没有考虑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巨大的形势下，如何在现有研究成果上对出口退税做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口退税机制，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作用机制，然后以非完全替代模型为基础，选用1985年～200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恩格尔-格兰杰协整分析，实证出口退税和人民币实际税率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1.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分析
一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我国正式的出口退税政策始于1985年，自1991年取消出口补贴、1994年取消外汇留成后，出口退税政策实际上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出口促进措施。出口退税对国民经济总量起作用的途径主要有两种。首先，调整出口退税率会改变出口商品的成本，然后会通过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影响出口贸易总额，最终通过对外贸易乘数效应成倍地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其次，有差异的出口退税率将改变出口部门之间或出口商品之间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实现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目的，使其按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发展。
2.人民币汇率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作为一种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汇率的变动会从多个方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变动的贸易效应包括汇率变动影响出口商品的价格并改变其国际价格竞争力，进而调整出口数量的出口效应，还包括其改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进而影响本国的进口数量而产生的净出口效应。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仅考虑汇率对商品出口的效应。具体来说，人民币汇率政策影响出口贸易的内在传导机制是通过出口产品的外汇价格改变商品的价格竞争力，进而影响其出口数量，并改变净出口，最终通过对外贸易乘数效应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影响。在只考虑人民币汇率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条件下，如果人民币汇率提高，人民币贬值，出口商品的外汇价格将降低，国际价格竞争力增强，更高的利润会将资源吸引到出口商品的生产上，使出口数量增长，最终通过贸易乘数效应带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三、实证模型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实证中一般采用两国非完全替代模型研究汇率和出口退税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该模型假设一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不能完全替代本国或者另一国的商品。本文假设出口需求是出口退税额、贸易伙伴国收入水平、人民币汇率和商品的实际相对出口价格等变量的函数。根据陈平、黄健梅（2003），通过研究证明人民币汇率和实际相对出口价格可以用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来代替。本文综合借鉴Chi-Chur Chao等(2001)，陈平、黄建梅（2003），阳烨（2006）和赵剑光（2009）等建模的成功经验，为了集中分析出口退税率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实际有效汇率框架下，不考虑本国收入及汇率波动等变量的影响，建立以下出口均衡模型：
In(Xt)=β0+β1In(Tt)+β2In(Rt)+β3In(It)+εt（1）
式中，Xt为t期出口额，Tt为t期出口退税额，Rt为t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It为t期国外收入，εt 随机误差项。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选取了1985年～2009年的年度数据。样本期各年出口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出口退税额来自国家税务总局。文中的实际有效汇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采用的是以2000年为基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外收入采用了中国主要贸易国或地区（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和中国香港）的GDP之和，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为了减少异方差，增加数据平稳性，我们首先对出口额、退税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外国收入取自然对数，经取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分别为In(Xt)、In(Tt)、In(Rt)、In(It)。
四、实证方法的选取及实证分析
（一）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变量一阶差分后的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序列为平稳序列，且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使用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来判断变量间的长短期关系。
表1 变量ADF检验结果
注：1．单位根检验采用的是Eviews6.0，表示一阶差分。表示显著水平为10%的临界值，表示5%的临界值，表示1%的临界值。2．I(n)表示该序列经过n次差分后达到平稳。资料来源：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计算获得。
（二）恩格尔-格兰杰协整关系检验
对式（1）进行OLS回归，生成残差序列，并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回归结果如下：
In(Xt)=-14.76488+0.256482×In(Tt)+0.671477×In(Rt)+1.468657×In(It) （2）
(2.048842) (0.0066670) (0.142761) (0.164748)
据回归结果显示，R2为0.971516，调整后的R2为0.976446，表明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拟合效果很好，DW值为1.762738，表示残差序列无自相关。
对残差序列式（3)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得出残差序列的ADF统计量为-3.067856，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2.991878，DW值为1.716611，表明该残差序列平稳且不存在自相关。
εt =In(Xt)+14.76488-0.256482×In(Tt)-0.671477×In(Rt)-1.468657×In(It)（3）
表2 残差序列ADF检验结果
注：代表5%显著性水平下。
根据Greene（1999）的结论可知，当残差序列平稳时，可判定各变量的线性组合存在协整关系，各系数为长期参数，即表示各变量在长期均衡中发生作用。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包括出口额、出口退税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外国收入等变量的模型，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框架下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变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出口退税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外国收入的参数都为正，三者对出口都存在拉动效应。（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0.38个百分点所产生的影响相当于出口退税率变动1个百分点对出口额所产生的拉动作用。
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持续升值的势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贸易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根据本文的结论，笔者对中国经贸发展提出几点建议：（1）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形势下，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抑制我国贸易顺差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在使用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控出口贸易时，应配合使用出口退税政策，使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影响变得更为可控。（2）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升值是大势所趋，国内出口企业不能长期依靠国家政策来发展，关键还是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出口增长方式转变，增强出口竞争力。在目前我国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巨大挑战的情况下，适时降低出口退税率或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增长模式从外需为主向内外需并重的转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陈平，黄健梅．我国出口退税效应分析：理论与实证[J]．管理世界．2003（12）
[2]阳烨．出口退税对人民币汇率影响机制的研究[D]．湖南大学．2006
退税工作经验总结范文3
基准情景的结果由表2给出。它提供了未来50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变化的总体画面。基于对未来的一些基本假设，这一标定出的基准情景提供了与后文各模拟情景相比较的基础。基准情景表明未来人口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中国的劳动力在2020至2025年间停止增长，并在此后下降。但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仍继续增长。因此，老人赡养率将从11%上升到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系统赡养率将不低于目前的30%，即3个工人供养1个退休人员，该比率将在2030年迅速达到69%并在2050年达到79%。现收现付制在2000年有60亿元的很少一点盈余，但养老金收入与支出的缺口将显著扩大。在以后的几年内，积累的养老金储备将变为负数，并在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参见表2）。很显然，不断扩大的养老金赤字对财政稳定构成了威胁，并给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必须通过改革税收或发债予以解决。
要维持养老金体系的财务运转，必需提高工资税率。但是，平衡缴费率(即能使收入与支出平衡所要求的缴费率)将从2000年的23.3%上升到2020年的37.7%。在此高峰之后，缴费率虽会略微下降，但仍保持在35%左右。毫无疑问，养老金体系的高缴费率将严重地抑制投资和降低经济增长率。从基准情景所得出的结论是：现行的现收现付体制在财务上不可能持续。
如果现行体系在2000年终结，由于假设旧体制的覆盖面在2000年扩大到全部城市国有部门，养老金隐性债务将高达GDP的71%。此后，由于工资增长率比所假设的GDP增长率低，所以尽管养老金隐性债务的绝对值会继续增加并达到很高的水平（在2050年达到371,390亿元），但其占GDP的比重会逐步下降。
(二)现行养老金体系下的政策变化
如果中国目前的养老金体系不能持久，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能否不对现行体系作任何根本的改变，而只是通过提高退休年龄（降低系统赡养率）和将养老体系的覆盖面扩大（增加缴纳资金的统筹规模）到所有国企和城市非国有部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试验1·1中，现收现付对所有国企、城市非国有和非个体部门的覆盖率从1995年扩大到2005年的100%。在基准情景和试验1·1中的养老基金年余额由图1中的最下面两条曲线给出。由于养老金体系的缴费基础扩大了，所以在头几年中养老基金余额会有些盈余。养老金体系的财务状况在2000至2035年间有所改善。但由于老年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在长期内，扩大覆盖面的途径将使得现收现付体系的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养老金的年余额在2050年将有7,662亿元的赤字。养老金体系沉重的财务负担将无法承受。
有几种方法可以提高退休年龄。退休年龄可以一步提高，也能分几步提高。我们模拟了几种提高退休年龄的情景。在试验1·2中，我们只是在2010～2015年间将女工的退休年龄逐步提高了5岁。在试验1·3中，男女工人的退休年龄都在2020～2025年间再提高5岁。从图2可以看出，提高退休年龄将降低体系赡养率，并有助于减少养老基金年余额的赤字。例如，赤字将由384亿元减少到2015年的140亿元。但是养老金体系的资金短期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养老基金在2050年的赤字不低于536亿元。如果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龄在2020年都提高到65岁，则根据试验1·3，养老金体系将保持盈余。
然而，提高退休年龄的可行性是个问题。美国用了12年的时间才将退休年龄提高了仅仅2岁。而且，即使提高了退休年龄，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也未必能全部为经济所吸收。我们的模型假定各年龄组的劳动力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且所有工人均充分就业。其结果是：当退休年龄提高使劳动力投入增加，GDP也增加。但事实上，如果退休年龄明显提高，一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会降低，已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社会可能无法为老年工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因此，通过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体系赤字的方法在现实上可能是不可行的。
图2给出了第一套模拟对GDP的影响。扩大目前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的覆盖面可以在中短期提高总储蓄水平，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退休人口的养老金支出迅速上升，养老金逐步会由剩余变为赤字，导致总储蓄和投资增长的放慢。图3表明虽然扩大覆盖面可以使GDP在2000～2040年期间高于基准情景0.2%～0.3%，但在2040年以后，GDP将低于基准情景。如果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在2010年从55岁提高到60岁，由于劳动力总量的增加，GDP与基准情景相比可在2020年增加1%。然而，提高退休年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一次性的，它随人口结构的改变将逐渐消失。在2030年后，GDP增长率将保持基准情景下的水平。在试验1·3中，所有职工的退休年龄均大幅度提高，如果这一改变可行的话，这将在长时期内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基准情景相比，GDP可在2050年增加5%。
从以上模拟可以看出，即使在可能的提高退休年龄和扩大覆盖面到城市非国有部门的情景下，现行的现收现付制在财务上也是不可持续的。显然需要对现行养老金体系进行更根本的改革。
(三)改革现行养老金体系和支付转轨成本
我们的改革现行养老金体系的模拟假设目前的名义个人帐户将从2001年开始逐步淘汰掉。新的体系包括一个小规模的公共统筹现收现付支柱，外加一个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在2001年前参加现行现收现付体系的在职和退休人员被一个过渡性的帐户（名义帐户）覆盖，而新职工将不能从过渡帐户中得到养老金。因此，覆盖所有职工的公共养老金将缩小为规模较小的支柱1（替代率为20%）。但是改革前的退休人员和以前向现行体系缴费的工人将同时被支柱1和过渡性帐户所覆盖（总的替代率为60%）。
我们模拟了通过各种税收支付2001年之后养老金赤字和转轨成本的情景。在试验2·1、2·2、2·3和2·4中，养老金赤字分别由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销售税支付。
图3给出了将目前的名义性个人帐户过渡为小规模的公共统筹现收现付支柱外加完全积累的个人帐户的转轨成本。它表明这一支出负担是可以承受的，在2000～2020年它约占GDP的0.6%，到2050年将降至GDP的0.3%。
图4给出了在用不同税种来为养老金转轨成本筹资的假设下GDP的变化情况。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用哪一种税收来弥补过渡帐户的赤字，采用新的小规模现收现付支柱以替代现行的养老金体制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因为养老金帐户赤字的削减保证了总投资的增长。但不同税收的影响大小不同。使用个人所得税来弥补养老金体系的赤字是对经济增长是最有利的，而销售税次之，增值税再次之，而企业所得税最不利于经济增长。
(四)改革之后：较小规模的现收现付体系的可持续性
在所建议的改革之后，政府不再对新建立的完全积累的商业化管理的个人帐户负有财务上的责任，而只是对较小规模的支柱1——社会统筹的现收现付体系负责。两套
模拟将用来考察提高退休年龄和扩大养老金体系覆盖面的影响。在试验3·1中，从2000至2005年，支柱1对城市非国有和非个体部门的覆盖率将逐渐达到100%。试验3·2则假设覆盖面扩大到农村企业，在2005年至2010年间逐渐扩大到50%。在这一试验中，我们假定养老金储备的利率为零。试验3·3则假设政府为养老金征收社会保障税。由于不清楚当局对所考虑的社会保障税的实际设计，我们假设社会保障税将是替代当前支柱1的缴费的国家范围的税（而非省级范围的税）。其征税对象是正规部门的所有企业，包括农村和城镇的集体企业和城镇的个体私营部门。这将统一国家的养老金体制并使所有地区实行一致的税率，改变目前的分割局面，并提高工人的可流动性。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假设是工资的12%，并由工人和企业各付一半，即各负担6%。我们仍假设转轨成本由各种另外征收的税来负担。由于支柱1的目标是保证略高于贫困线的生活标准，替代率将保持在一个适中的水平上，为平均退休年工资的20%。支柱1若过分慷慨，将加重政府的负担，减少在个人帐户储蓄的积极性，从而不能真正实现多支柱的养老金体制。
表3给出的养老金年余额的模拟结果表明，在所建议的改革之后，养老金体系的可持续性是有保障的。在不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下，无论扩大覆盖面与否，支柱1都能保持盈余。如果征收新的社会保障税，原先的分割的体制将变为全国统一的，即使税率比国务院26号文件所规定的费率低，改革后的支柱1在财务上也可持续。
第三套模拟下的平衡缴费率连同作为比较的第
一、二套模拟之下的平衡缴费率都在表4中给出。它表明，如果现行的现收现付体系不改变，那么即使在扩大覆盖面和提高退休年龄后，平衡缴费率也会高达工资总额的25%至35%。在试验2·2中，在结构改革和以税收支付转轨成本之后，支柱1的平衡缴费率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在2005至2050年间介于9%至12.5%。这意味着，只要有11%到12%的工资税，这个小规模的现收现付支柱1（20%的替代率）就能处于财务平衡。在第三套模拟试验中，平衡缴费率保持在10～12%的范围，这与我们对社会保障税率的假设相一致。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差异会逐步缩小，扩大支柱1的覆盖面在获得更多缴费的同时，其对新覆盖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也将增加。因此扩大覆盖面对于支柱1的养老金余额和平衡缴费率影响很小。但扩大覆盖面由于会增加养老金支出和总体的缴费负担，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轻微的负面影响（图4）。但考虑到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小规模社会统筹现收现付支柱会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有利于收入的平等和劳动力的流动，它对经济增长的轻微负面影响将是可以接受的。
(七)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各种改革设计方案对养老金体系本身的可持续性和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考察了相关的国际经验后，我们利用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养老金的改革方式，模拟结果表明中国养老金体制的改革是富有希望的：
在基准情景中，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变缓和年龄结构变化，劳动力在2020～2025年间将停止增长，并在此后开始下降，但是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却在继续增加。因此，老人赡养率将从11%稳步上升到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养老金系统赡养率目前高达30%，2030年迅速上升到69%，到2050年上升到79%。养老金体系的赤字将在2000年之后逐步扩大，而养老金的隐性债务在2000年可能高达GDP的71%。
模拟情景1假定目前的体制（现收现付和名义上的个人帐户)保持不变。模拟结果表明目前的现收现付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扩大现行体系的覆盖面在短期可以改善养老金体制的财务状况，但在长期却会导致财务状况更加恶化。
模拟情景2假定用各种税收来支付转轨成本，在2001年建立起一个新的完全积累的商业化管理的个人帐户，并逐步取消个人空帐户。我们考虑用不同税收收入来支付转轨成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销售税，并比较了不同方案的影响。转轨成本在2000至2010年间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6%左右，并在2050年下降到0.3%。使用个人所得税支付转制成本能最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模拟情景3分析在注入财政资金支付转制成本后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它表明改革后的较小规模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在财务上将变得可持续。如果支付为平均工资20%的养老金，则只需10%至12.5%的缴费率就可使基本养老体系达到当年平衡。如果采用一种新的社会保障税替代当前对支柱1的缴费，养老金体制将是在全国范围统一的和财务可持续的。
退税工作经验总结范文4
根据WTO规则，对出口货物所含的商品税实行退税，在法律上不构成出口补贴。GATT1994附件9《注释和补充规定》第16条明确规定：“免征某项出口商品的关税，免征相同商品供内销时必需缴纳的国内税，或退还与所缴纳数量相当的关税或国内税，不能视为一种补贴。”该规定中所说的国内税，指的是与出口商品直接相关的、可以清晰辨认的商品税，如增值税、零售税等。一般认为，对出口货物实行出口退税，可以使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避免双重征税，因此有利于实现公平竞争，这可以看作“彻底退税”的基本依据。
出口退税政策的功能定位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对出口商品所含的流转税普遍实行“彻底退税”，这是一项基本的外贸制度，很少作为经常变动的政策工具使用。而为什么中国的出口退税却演变成了一项政府的政策工具，担负起了多重政策目标呢?
首先，这是由中国的税制结构的特殊性造成的。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接近50％；世界主要国家的主体税种则是所得税，流转税的比重远低于我国。出口退税只能退流转税而不能退所得税，因此，税制结构是我国出口退税额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长期以来，我国的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出口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2005年我国出口7619.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4％。2006年，我国出13969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约45％。税制结构和出口占GDP的比重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出口退税额不断增加，财政难以承受“彻底退税”的负担。
2006年与2001年相比，出口额增长了2.64倍，出口退税则增长了3倍。由于同期财政收入、国内增值税分别只增长了1.40倍和1.41倍，因此出口退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6.54％上升为2006年的10.89％，占国内增值税的比重则由2001年的20％上升为2006年的33.23％。
再次，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很重，需要有力的产业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产业政策调整的目标，一是要促进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加强环境保护；二是提高产业(出口)结构，鼓励自主创新，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而出口退税对不同产业的差别待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因而成为贯彻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另外，通过降低出口量大价低，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还能够发挥贸易政策的作用。
最后，正是由于出口占GDP的比重偏高，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层面的主要问题是贸易顺差迅速扩大引起的被动货币发行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这是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缓解外贸顺差过大有两种政策工具，一是提高人民币汇率，这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即对进出口贸易的所有行业均有影响；二是降低出口退税率适度控制出口，这一政策工具具有选择性，能够区分不同行业实施差别待遇，并且只影响出口不影响进口，既贯彻了产业政策、又能够起到总量调整的功能。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税制结构和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财政无法承担“彻底退税”的负担，而以差别待遇为基础的出口退税则演变为贯彻政府产业调整意图的政策工具，并且出口退税率的整体性上调或下调还起到了鼓励或适度抑制出口，并部分替代汇率政策的功能。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效应
此次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从内容上分析，其政策意图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这是2005年第四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延续，是贯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出口退税政策中的体现。
二是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除了传统的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进一步下调外，此次下调还涉及到陶瓷、塑料和橡胶制品以及部分钢铁制品和机电产品。
三是通过大范围的下调出口退税率，在促进出口结构调整的同时，政策制定者还希望此次调整能够起到控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等宏观经济问题。
尽管总量政策是通过结构调整的方式得以体现，但此次出口退税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实现总量与结构的双重目标却需要时间的检验。因为出口退税率结构性下调的主要目标是出口结构的升级，而结构升级将带来出口附加值的提高，并不一定自然产生出口总额下降的效果。
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如果内需不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高投资所形成的产能最终仍然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尤其是对于钢铁、化工等产业而言，规模经济带来的市场销售压力在国内市场无法实现，必然需要拓展国际市场。因此，如果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所形成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最终还是要依赖出口实现规模经济，出口退税率下调的政策效应将会大打折扣。从长期来看，出口退税政策减顺差的作用不应过分高估。
退税工作经验总结范文5
然而，增值税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增值税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 问题 ，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本人认为，增值税实施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就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增值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增值税作为当今世界上一个比较先进的税种，对税收管理有严格的要求。增值税一大特点是实行税款抵扣制度，这本来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在有些国家也有过成功经验。但由于我国法治尚不很健全，依法纳税的观念未能很好树立，合法经营的环境仍不是很好，使这种税款抵扣制度执行变了样。而就税款抵扣制度本身来说，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符合收支分离．、相互制约的控制要求。这一缺陷，使增值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抵税款的现象十分严重。
（二）增值税税款未能及时、足额征收入库。
（三）出口退税不及时，出口骗税问题突出。
（四）部分税务人员不严格执行税法，甚至参与犯罪活动。
二、实行增值税征退分离是增值税改革的一条有效途径。
如何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使增值税这第一大税种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行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是一条有效途径。
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就是改革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将增值税征管分离为征收和退税两个独立的环节来监管，达到加强税收征管、依法治税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销货方开出销货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就应按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将应交的增值税（销售货物的销项税额，而非销项税额抵扣进项税额后的金额）及时足额缴纳入库（由征收部门负责）；而购货方取得购货发票。只要税务机关认证确认是已完税的，都可以按税法规定及时足额退税（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由另设的退税部门负责）。
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是借鉴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成功经验而提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收支两条线”管理未实施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管理是比较混乱的，经常有一些地方或部门发生“以收据支”或“以支抵收”的违规行为，产生腐败。造成应收的收不上来。“收支两条线”管理执行几年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取得显著成效。它促使各执收。执罚单位按照批准的收费项目，罚没款项和上缴渠道，将收取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做到了应缴尽缴。“收支两条线”管理，最突出的特点及优势在于“收支”分离，避免了模糊界限，杜绝了“以收抵支”或“以支抵收”等现象发生。因此。实施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增值税实行征退分离、翁征后退改革后，取消税款抵扣的模糊界限，减少人为调节因素。“征”、“退”分明，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控制机制，促使负责征收的依法及时足额收统税款；负责退税的认真审核退税，更利于确保增值税税收征管的规范有序和发挥增值税这第一大税种的作用。
三、增值税征退分离改革的好处
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有很多好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利于促进 企业 依法纳税，维护 社会 正常的经营秩序
由于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的实施，销售企业要扩大销售，维护自身信誉。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先完税，才能使接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货企业获得退税，从而形成企业间相立监督、制约的机制，但使企业只有依法纳税，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足。
（二）有利于增值税税款的及时足额征收
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的实施，税款抵扣制度不再执行，从而杜绝了“以支抵收”现象的发生。销货方开出销货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就应按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将应交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及时足额缴纳入库，从而确保了应收的尽收，应缴的尽缴。
（三）有利于从源头上杜绝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抵税款的行为发生
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的实施，增值税专用发票再也不能作为抵扣税款的凭证，而退税是以先征收为前提的，有收才有退，收多少才能返多少。这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退税的凭证，只有在确认销货方已足额缴纳了该项税款的前提下才能办理退税。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抵税款的行为发生。
（四）有利于打击出口骗税，确保及时、足额退税
如前所述，由于退税是基于征收为前提，有收才有退；收多少才能退多少，没有收的则不能退税，没有收足的则不能退足。这样，以伪造。虚开、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就行不通。另一方面，由于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保证了该收的能收上来，确保了税基，使出口退税有了税源保障，从而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出口退税指标不足这一多年一直不能解决的“瓶颈”问题。
（五）有利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依法治税，加强从体廉政建设，防治腐败取消税款抵扣制度，实施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消除了抵扣的模糊界限，减少了因抵扣而人为调节的因素，避免了人情税、关系税，增强了增值税征管的刚性，使增值税征管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有利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依法治税，有利于加强队伍廉政建设，防治腐败。
四、用增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如何实施
（－）职责分离、机构分设是确保改革实施的前提增值税征退分离，先征后退改革，要求税务机关内部征收部门和退税部门职责分离，机构分设，征收和退税不能同一部门或同一人员办理，这样才能确保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达到有效地内部控制，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一种办法，是 目前 的出口退税部门负责全部退税工作（也可在税务机关设独立的退税部门，、将目前脱出口退税部门归并入内），相应地增加人员，其好处是相对独立性较好，而且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容易接手，工作衔接较顺利，对退税的总体情况也便于掌握。另一种办法是在税务机关内部另设退税部门负责除出口退税外的退税，将出口业务的退税和非出口业务的退税分开，其好处是不 影响 目前出口退税正常工作，并将出口业务和非出口业务的退税划分开来，利于分别监管，但不利于总体上来把握退税情况，同时还存在机构重复的 问题 。
退税工作经验总结范文6
一、与时俱进，牢固树立规范管理的理念
(一)规范管理的概念和范畴
从宏观的层面来讲，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化管理”是指负责某项事务，使其顺利进行并符合明文规定的标准。出口退税规范化管理，是指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出口退税的客观规律，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制度体系，与时俱进地应用各种科技手段、理念和方法，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把各项制度落实到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中。具体要求是：明确职责分工，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岗责体系，加强协调配合、加强基础工作，抓住管理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抓紧、抓细、抓实，提高管理的效能和质量。
出口退税规范化管理的范畴包涵上级机关管理规范带动基层操作规范、领导决策规范推动干部执法规范、内部行政规范促进企业行为规范、过程规范保障结果规范。它的意义和作用在于通过以上带下、以内促外、以领导推动干部、以过程控制结果，整体联动，提高出口退税质效。
(二)正确认识规范化管理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关系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总局近年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提出的重要思路。规范化管理是基于我市工作的实际提出的，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方向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注重过程和细节，强调通过程序规范保障结果规范；内容也是一脉相承的。规范化管理的过程，同时体现了科学化、精细化两方面的要求。对于上级国税机关来说，坚持规范管理要侧重提高科学决策领导水平，就是要抬头看路，明确前进方向，给基层以科学的指导；对于基层国税部门来讲，落实规范管理要侧重把上级的科学管理理念具体应用到实践中，把上级的统一部署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就是要埋头拉车，狠抓工作落实，提升管理的精细化水平。做到科学管理和精细操作，才能保证规范化管理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出口退税规范化管理的目标和检验要求
推行规范化管理的目标，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确保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正确执行，审核审批程序到位，最大限度防范骗税；二是规范国税干部的执法行为，确保各环节的行为有据可依、按章办事；三是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注重细节，强调过程，重视相互监督制约，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的出口退税工作机制；四是提高退税质量和服务效率，提升国税部门和干部自身的形象，营造良好的出口退税和投资环境，促进出口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健康发展。
检验是否规范的标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退税质量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真正实现应退尽退、不能退的一分也不退；二是建立起统一的操作规范、统一的质量标准、统一的考核指标，实现管理的制度化、程式化；三是退税干部素质整体提升，退税质效、执法和服务水平获得内外公众认可。
(四)规范管理的重点内容
从出口退税管理具体工作的角度，规范就体现在日常管理每个环节中，细节成就规范，规范要求我们抓好从出口退税资格认定到退(调)库、从起点到终点整个链条上的每个细节。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政策执行规范。出口退税法规政策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依据和准绳，要组织、督促干部认真学习钻研出口退税政策，熟悉政策规定，吃准吃透上级精神。收到上级文件后要及时传递和转发，采取有效方式将新的退税政策向纳税人宣传。要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对出口未申报、超期未收齐单证、退税率为零的出口货物要视同内销征税，做到应退尽退，应退快退，不该退的禁退。
二是日常监管规范。对内主要包括：收到退税资格认定申请后，税收管理员必须对出口企业生产设备、生产规模、生产能力等实地核实，查看其生产厂房、主要设备的生产能力、工人数量等与企业销售规模是否匹配，要写出调查报告，符合条件的，及时办理退税资格认定手续；税收管理员要对申报首笔出口业务的企业进行约谈和实地核查，如实做好工作日志；对出口企业的备案单证进行监管，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充分发挥预警系统的作用，按规定要求和程序开展预警分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外一是督促出口企业规范财务核算，二是督促出口企业规范申报行为。
三是审核(批)程序规范。所有审核人员应按要求填写《出口货物退(免)税审核情况表》；科(处)长对审核和预警监控过程中发现的疑点，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有骗税嫌疑的，报经分管局长后，交稽查部门查处，并暂停审批退(免)税；退(调)库指标不得混淆使用，不得串库。
四是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规范。在岗位设置上，接单初审岗和计算机审核岗不得由一人兼任；对计算机审核中出现的疑点，计算机审核岗报经税政部门科(股)长，在《出口退税机审疑点需人工挑过申报表》上签署意见后，再进行人工挑过处理；要认真运行预警系统，对预警系统提示的异常逐步进行排查；审核审批资料要完整、手续齐全，该签字的地方一个都不能少。
五是文书使用、资料管理及报表数据规范。要使用总局、省局统一制定的文书和表格，及时准确登记各类退(免)税台账；退(免)税资料要实行专人管理、专柜存放、按月整理、年终归档。报表数据要从审核系统提取，每月按时上报，保证数据真实。
二、开拓进取，进一步巩固和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
(一)夯实基础，巩固管理模式
近年来，“三级管理、两级审核(批)”的规范管理模式运行情况良好，已有的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实现了总局、省局的创新理念。下一步，要适应新形势，逐步从具体审单业务中转换角色，实现从单纯审单向组织、指导、协调、监督职能并重的转变，逐步负担起宏观分析、业务指导以及重点企业抽查检查等管理职能。对于基层国税干部而言，要多学习，勤思考，增强对上级思路的理解；要把工作抓紧、抓实、抓细、抓到位，做到打牢基层、夯实基础。
(二)与时俱进，完善管理制度
结合实际完善管理制度。制定加工贸易退(免)税管理办法；修改和完善农产品出口退(免)税管理办法；本着“简明、实用、高效”的原则，进一步对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予以规范，使工作流程更加明晰；坚持和完善工作质量考核制度，本着科学、适用、好用的原则优化考核指标，针对环环相扣的流程进行重点考核，增强考核的可操作性，提高考核的效果。
在建立协作制度上有所突破。加强与海关、商务、国库、外汇管理、财政等部门的工作联系，通过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充分沟通信息，共同解决出口退税工作中的问题。对内要加强出口退税、征管税政、计划统计、信息、稽查等部门的配合，保障工作顺利进行。
(三)突出重点，改进管理手段
加强信息化建设对防范骗税和提高效率有着重要作用。要依托信息技术，不断改进管理手段。出口退税审核系统要管好用好；“三大系统”的数据要利用好；预警系统的功能要发挥好；出口退税网上申报系统要开发好。当前，预警系统和网上退税平台是两个重要支撑点。
退(免)税预警评估，要在把好“数据采集录入关、分析评估关、监控复审关”三个关口的同时，加强两个层面的操作：第一个层面，县(市、区)局搞好数据采集，明确预警的重点，对个案的异常情况按规定流程逐步排查，确保预警的质量和效果；第二个层面，市局宏观监控，“宏观找问题，微观查原因”。通过对免抵退税结构进行分析、定期提取不同地区同行业有关财务指标进行比较等方法，发现疑点，最终落脚到出口企业。
(四)强化责任，抓好工作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