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理工大学调剂范文1
关键词： 中成药；制作；起源；昆明
中图分类号： R28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7-2349（2014）01-0082-03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从何时开始出现？在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的82家原始店中，开设年代最早的是哪一家？这是2013年5月笔者整理昆明中药档案资料，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碰到的问题。经过考证，这一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有了可信的答案。
1 调研方法
档案文献整理法和专家访问法相结合。查阅的档案主要有昆明市档案馆档案和原企业保存的职工个人档案等资料。在整理之初，咨询和访问了包括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云南省中医医院原院长吴生元等专家在内的中医药界前辈，获得了线索。征询了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原厂长赵子信、解放前的药铺学徒昌、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刘珍等老领导和老药工，得到进一步证实。
2 获得资料
这次整理，获得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起源方面的诸多实证资料。
2.1 元代，昆明已出现官办惠民药局，购备药物，择良医主持，为贫病者治病。尚未见成药制售的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云南中药经营历史悠久，但宋朝以前仍以农村集市性贸易为主，尚无商号（座商）出现。到了元代，昆明出现了官办惠药局，主掌药品配制并出售，‘官给钞年，月营子钱，以备药物’ 并‘择良医主之，以疗贫民……’到了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省内各路也相继设立药局，并由各路正官负责，所设良医及所给钞本，均按地方行政等级和所辖民户多寡而定。”[1]元代惠民药局所备药物，多为汤剂，尚无成药。这一点，从清代的情形可见一斑。据罗养儒未刊稿《纪我所知集》记载：“云南省城。在清代亦有管医局之设置。……官医局是一施医处，替人治病，无论贫富，都不取脉金，但开药方而不给药。……惟是入局求诊之人不多，因局里医生为病者制方，多是一种好人吃不病，病人吃不好之太平汤剂。”[2]
2.2 明代，昆明出现了中成药的制作和出售，并有明确记载。《云南省志卷七十・医药志》记载：“明清年间，一些随营入滇的军医给偏僻的云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医药。如明洪武十四年（1381）随征南右副将军沐英入滇的军医朱双美，曾制售过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并将这2种成药给两子分售，历经明、清、民国3个朝代长达500多年，到民国19年（1930年）才停售。”[3]这一记述与《昆明市志长编》的记载是一致的。
根据昆明市档案馆档案记载：后来，朱双美的后代朱亮卿又接续开设。1952年45岁的朱亮卿在昆明市正义路永升巷2号开设“双美号”药铺，制作小儿化风丹出售给用户，并获得昆明市人民政府的批准。[4]
解放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1958年9月朱亮卿和妻子龚秀珍参加公私合营，进入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被分配到公司下属的金马药店任营业员。
朱亮卿的工作，与受访的赵子信老厂长的回忆是一致的。他说：“朱亮卿，我没有印象。合营时，资产进来了，有的无人进来，或被分去做门市部主任、营业员了。朱亮卿，有可能做这些工作去了。这些属于市药材公司管，不属加工厂管。”（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当时加工厂尚未独立核算，人财物均由上级公司昆明市药材公司管理。
关于这两项药的功能，赵子信说：“小儿化风丹，治小儿脐风最好。”（刘云森、杨祝庆、王云鹏《赵子问记录》，2013）据《昆明市志长编》称：朱氏善用水酒“主要是医治跌打损伤，痨伤，尿结石和胆结石。”[5]这两项成药的来源，《长编》称：“其制法处方，是南京内府秘方。”[5]
2.3 明代，除了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外，还有其它的中成药，如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据《昆明市志长编》记载：“万松草堂，孙继鲁，……云南右卫人，明朝嘉靖葵未（1523）进士，由澧州知州历任山西巡抚，……子孙设，……创始婴孩丹丸，即‘小儿救急丹’，世其业。”[5]如果按其孙辈计算，该堂设立时间应在明朝末期（1623年前后）。也就是说，明朝末期，万松草堂就创制小儿救急丹。除此之外，孙万松草堂还制售犀角保童丸。《昆明市志长编》另一处记载：“孙万松草堂，系回族，在小西门内售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遍销云南各县，有五百多年历史。他的祖辈还出一名医，叫孙光豫，曾入京当过御医。”[5]《云南卫生通志》称“孙光豫，昆明县名医。因术精而于明思宗崇祯年间（1628～1643）被任命为太医院医判。”[6]
关于冷水金丹的记载，《昆明市志长编》节录《续修昆明县志》卷2之6“慈善”篇称：“冷水金丹，系三丰张真人神方，由前明配送至今，向归三牌坊上街火醮会办。”[7]“前明”指明代，火醮会是一种民间慈善组织，它在明朝就配制冷水金丹。
2.4 就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作历史问题，2013年5月笔者访问了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他认为：“昆明地区中成药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是我国科技最发达的时期。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一书中认为，明代中国科技遥遥领先。昆明中成药的制作肇始于明代。”张震研究员的观点，与上述史料记载的时间是吻合的。
明代为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昆明中药的历史背景，正如李约瑟所言：“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致说来还不分上下；只自此以后，欧洲的思想才开始突飞猛进。”[9]十七世纪中叶，若以1644年为界，之前处于明代。明代前期，云南中医药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兰茂、杨慎、刘寅、杨士元、李元阳等优秀的医药学家，尤以兰茂贡献最大，他所著《滇南本草》比李时珍《本草纲目》早153年。这些医药学家为昆明中成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2.5 明代，除朱双美外，随军入滇的著名的军医还有董赐、陈凤典以及昆明罗开泰的先辈。《云南卫生通志》记述道：“董赐，安徽省凤阳县人。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平滇大军军医来滇。赐后定居赵州（今大理市凤仪）。明太祖朱元璋因其治军中疫病有功，赏土地、封世袭医官并赐他的诊所‘济生堂’扁额。”[10]“陈凤典，河南省新野县人。随大西军入滇。疗外伤有奇效。清康熙《云南通志》称他‘受异人传，有接骨神术。凡肠出骨折，苟存余息，皆能医治。甚至易骨缝肠，割肌取镞，皆人所惊见者。后卒于腾越（今腾冲）’。”[10]“罗开泰，昆明人，生于咸丰八年，卒于民国七年（1859～1918年）。其祖先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至开泰已历数代。”[10]军医入滇对中医药的传播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昆明中药的制售奠定了基础。
2.6 明代的医户世袭制是中成药制作得以传承的主要原因。沐英入滇后，明朝在边疆云南实行军屯制度。朝廷命令“天下卫所，一律屯田”，规定边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耕。[11]军士定点驻屯，遇有战事，军士奉调出征，战事结束返回原卫所屯田。如今云南各地都有称营、屯、旗、庄、所的村名，都是当年屯军军户形成的村寨。[12]明代卫所实行世袭制，“军皆世袭”（《明史・兵志》）一旦从军，终身为伍，即使阵亡或自然死亡，必有其子继承，世代为军。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引《大明会典》说：“凡军、民、医、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12]明代医户世袭等措施的建立，巩固了军队，客观上取到了传承中医药的作用。
2.7 明代在军队里，实行军匠制度。军队所需的一切物品，都由匠户（分民匠和军匠2种）制造。匠户是元明两代的一种特殊制度。[13]军匠大部分属于各地卫所，军匠可以每月拿出10天的时间来应役。在服役时间内，政府发给工资，供给膳食。其余的二十天可以为自己生产。军匠制作的产品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提高了手工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工匠制度的建立，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和劳力。“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成为工匠们的口头禅。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下，军医及其子弟服役之外，制作中成药在药铺上销售成为可能。
2.8 作为中成药的原料，中草药在昆明立店经营出现于明代。据《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记载：“昆明人喜欢用中草药治病，年代久远。但把中草药立店经营是从明朝的‘临福行’、‘临泰行’、‘临阳行’开始的。”明朝具体的时间，该书透露是明洪武年间。该书前言说：“昆明中药远在明代洪武年间就已立店经营，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昆明市药材公司编《昆明市药材公司发展概况》，1987）明洪武年间，为明朝初期，前后31年（1368～1398），期间中草药的原材料供应，为中成药的制售提供了上游资源。
2.9 明代，昆明中成药的炮炙技艺已有一定基础。那时，中药材加工出现了煨、酿造、蒸、煮等的炮炙方法。明初编撰的《滇南本草》（1436年），记载了酒、散、丸、丹等传统方剂的剂型，这些剂型的制作方法当时已普遍使用。尤其以水酒为引，在该书中使用较多。《昆明史志长编》说：“在《滇南本草》中，有百分之五十用水酒为引。”[14]朱氏善用水酒，就是一种酒剂，它以水酒的酿造技艺为基础。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这些明代中成药，也多采用了丹丸剂型。从《滇南本草》叙述的制法，如杏叶防风“合水酒服或泡药酒”[14]、接骨草“捣烂包患处”[14]、平儿草等“共一处煮烂”[14]、虎掌草“好酒二斤泡，每晚上炖热服”[14]、大一枝箭等“共为细末”[14]、野烟“单剂为末，酒合为丸”，“紫花地丁新瓦焙为末”[14]、“绵大戟为末，米糊为丸”[14]、“黄芩一钱酒炒”[14]、“用石榴皮醋炒”[14]、“响铃草蜜炒”[14]可以推测，当时的加工和制作技术包括泡、捣、煮、炖、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已得到应用。
3 初步结论
昆明地区中成药的制售肇始于明代初期。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滇的军医，为云南带来了中医药。军医朱双美，携带南京内府秘方朱氏善用水酒和小儿化风丹，到滇后曾制售。此后，他将这两项成药给两个儿子分别制售，历经明、清和民国3个朝代。解放后，1958年，朱氏家族的后代朱亮卿参加公私合营，把“双美号”药铺及其小儿化风丹等中成药，并入合营后的中国药材公司云南省昆明市公司下属的药材加工厂（现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昆明中成药的制作历史已传承了600多年。
昆明中成药出现时，行医和卖药尚未分开。明代昆明出现中成药的制售，但当时的中成药为良医所制售，行医和卖药兼营，并仍然以行医为主。不管是政府设置的军医，如朱双美、董赐、陈凤典等，还是民间私人的世医，如孙万松草堂等，所制售的中成药都是行医的附带业务，医师主要还是行医诊断。专营中成药制售的药铺尚未出现。不过，医药兼营为清代中叶1826年中成药专营店的开工打下了基础。
明代昆明中成药为手工制售。明朝初期，随着市镇的兴起，昆明出现了立店经营的中草药商铺。药材供应的充足，为中成药的制作提供了条件。从食品制作技术，如酿造、蒸煮等发展而来的中成药加工和制作技术开始分离出来，出现了研末、焙末、合丸、糊丸、酒炒、醋炒、蜜炒等中成药的传统加工技艺。这些手工技艺，在军医药铺或个别诊所，已得到应用。当时手工作坊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研钵、杵、铁锅、锅铲等器具。
明代初期昆明出现少数中成药产品。从现有资料来看，明代初期，昆明已制售朱氏善用水酒、小儿化风丹、小儿救急丹、犀角保童丸和冷水金丹等中成药。这些中成药由医生制售。剂型多为内服丹剂。内服丹剂没有固定剂型，有丸剂，也有散剂。中医史上，把药品贵重或药效显著的名之曰丹，如至宝丹，活络丹等。明初昆明中成药之所以多为“丹”，也是因其珍贵而显效的原因。求医者上门来说明病情，医生即给药，带回去供患者服用，较之汤剂，使用更加方便。
鸣谢： 本文承蒙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原所长张震研究员审阅并修改，特此致谢。[H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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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调剂范文2
一、概述
1、昆虫释放性信息素机理及传递方式目前，对鳞翅目昆虫的性信息素研究较多，雌成虫性成熟后，可从性腺处释放性信息素。鳞翅目雌虫一般以腹部第8、9节节间膜的腺体分泌性信息素，有一些昆虫分泌性信息素的器官是翅，也有的在后胸背板或胸部前两节上的腺体或体壁上等。雄成虫通过嗅觉，锁定异性的方位及距离，这可保证昆虫在种内雌雄个体之间性的联系及种的有序繁衍。性信息素的传递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主要靠空气流动，由上风传到下风，形成信息素带，昆虫逆风随此带到达气味源，这种传递方式较快；二是靠性信息素分子的自由运动向四周扩散，这种传递方式较慢。雄虫主要通过触角感受性信息素，与雌虫进行交尾，少数也有雄虫分泌性信息素来引诱雌成虫的。
2、昆虫性信息素组分1959年德国化学家Buterandt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从50万头家蚕雌成虫腺体内提取到性信息素———蚕蛾醇，首次对昆虫性信息素的组分进行了分析。不同昆虫释放的性信息素组分和含量不同，多数昆虫性信息素组分并非单一。鳞翅目昆虫的性信息素的化学结构大部分为长链不饱和醇和酯类，由10～21个碳的醛、酮、醇、酯等组成。
3、影响昆虫释放性信息素的因素研究表明，昆虫分泌、释放性信息素的生理过程受外界环境因子和心侧体的控制和支配。对于一些鞘翅目的昆虫，当咽侧体被切除后，性信息素就停止分泌。另外，温度、光周期对性信息素的释放有直接影响。昆虫的性引诱现象呈现日周期性。如家蚕雌成虫对雄成虫的吸引力在早晨3～5点之间最旺盛；大袋蛾雌成虫释放性信息素有两个高峰，分别是2～6点和17～20点。
二、在监测预报中的应用
传统的虫情监测预报主要是通过人工调查和黑光灯诱集等方法进行。对于生活隐蔽、趋光性较弱、虫口密度较低的林地和一些地形较为复杂及人工难以到达的林地内的害虫，采用传统的虫情监测预报局限性较大，致使调查数据偏差较大，影响测报准确率。性信息素在虫情监测预报中广泛应用，可有效提高监测预报的准确率。性信息素可监测预报害虫的发生期、危害方位和发生量，具有活性强、专一性高、灵敏度高、准确性好、使用简便、费用低廉等优点，尤其对偶发性害虫的发生和新造林地跟踪监测，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害虫的发生情况。用性信息素或性诱剂进行监测预报时，要配有诱捕器，其由诱芯和捕虫器两部分组成。
三、在害虫防治中的应用
有些类型的林地内不宜用药剂防治害虫。一是分布在高山峻岭、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地区的森林，药剂防治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防治效果也不太理想；二是经济林，采用药剂防治或多或少会对经济林及其产品带来一定污染；三是城市庭院的林木，这里人口较为密集，又是公共场所，使用药剂防治，容易对人畜及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
1、与生物药剂组合使用一是与专一性病毒组合，通过引诱雄虫，使雄虫携带病毒，与雌虫交尾后使病毒蔓延，最终导致整个种群发生流行病，达到防治的目的。用该方法防治大袋蛾，效果显著。二是与化学不育剂组合，当被引诱来的雄虫接触不育剂后，与雌成虫交尾，产生的子代不育。采用该方法防治葡萄卷叶蛾，感染的雌虫不育率高达90%。三是与触杀药剂组合，触杀剂直接对引诱来的雄成虫造成伤害，使其丧失交尾能力。以上三种组合药效持续时间长、防治效果显著、永久防控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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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昆虫；农药；抗性机制
长期使用杀虫剂易使昆虫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甚至产生交互抗性，从而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昆虫的抗性机制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人们不断从各个方面对昆虫的抗性机制进行研究，以了解其产生抗性的机理，从而为抗性监测和新农药研制提供依据。
昆虫抗性研究从最初的行为、生理到代谢再到作用靶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近年来，昆虫抗性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性基因的表达和调控。大多数研究认为，昆虫的抗药性机制主要包括药剂穿透率下降、昆虫体内解毒酶活力增强即代谢抗性与靶标敏感性降低等。其中解毒酶主要包括细胞色素P450介导的多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转移酶（GST）、水解酯酶等；3个主要作用靶标分别为乙酰胆碱酯酶（AChE）、神经轴突钠离子通道（SC）和γ-氨基丁酸（GABA）受体-氯离子通道复合体。而随着昆虫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序完成以及基因组研究技术的开发运用，大大地促进了抗性基因的鉴别，使昆虫的抗性机制研究在代谢机制和作用靶标这两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1 代谢抗性机制的研究
1.1 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的研究
目前，从分子水平上探索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的作用机制已经十分普遍，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对昆虫抗性机理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潘敏慧等[1]通过在 sf9 细胞中真核表达家蚕（Bombyx mori）GSTe3，确定了家蚕GSTe3 的表达具有较高的组织特异性，它只在家蚕血液和头部表达，其真核表达产物具有较好的GSTs 酶活性；刘海涛等[2]研究表明，BmGSTe5 可能是参与合成 GSTs 的主要基因。以GST基因为目标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GSTs抗性机理的了解。
1.2 羧酸酯酶基因的研究
刘海涛等[2]推测家蚕对药剂产生抗性可能是因为其体内的羧酸酯酶（CarE）发生了突变，提高了对杀虫剂的水解能力。黄水金等[3]利用RT-PCR技术和RACE方法获得了1个斜纹夜蛾（Spodoptera litura）CarE基因的全长cDNA序列，命名为Slest2，并推测Slest2的过量表达可能是斜纹夜蛾对溴氰菊酯产生抗性的分子机制之一，这种推测为进一步研究夜蛾科昆虫的抗性机理奠定了基础。兰亦全等[4]研究也表明羧酸酯酶活性的提高是甜菜夜蛾（Spodoptera exigua）对氰戊菊酯和顺式氯氰菊酯产生抗性的重要原因。
2 靶标抗性机制的相关研究
2.1 乙酸胆碱酯酶基因的研究
乙酸胆碱酯酶（AChE）作为抗性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靶标，成为从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角度研究抗性机制的重点。陈亮等[5]对斜纹夜蛾乙酰胆碱酯酶基因cDN段进行克隆和序列分析，为获取斜纹夜蛾乙酰胆碱酯酶基因全序列以及研究其变构乙酰胆碱酯酶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大量试验表明，不敏感AChE对于杀虫剂的抗性归因于很多潜在的与抗性相关的点突变。以AchE基因（ace）为例，昆虫的ace发生突变，其产物AChE发生变构，使其对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的敏感性降低，从而使昆虫产生抗药性[6]。李兵[7]研究表明，家蚕Bm-ace2和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Bmm-ace2 的突变是导致其对有机磷农药抗性差异的原因之一。此外，刘海涛等[2]也发现家蚕雌雄个体之间Bm-ace2基因的表达量不同，导致AChE 的活性存在明显差异，并最终使雌雄个体表现出不同的抗性。研究家蚕AChE活性及其ace基因的表达模式，为探索家蚕对有机磷农药抗性的分子机制提供了依据，并且通过与野桑蚕比较，为家蚕对有机磷农药的抗性退化研究提供新的依据。
2.2 钠离子通道蛋白基因的研究
赵华强等[8]以野桑蚕为材料，利用RT-PCR技术克隆了野桑蚕钠离子通道蛋白基因的cDN段，发现该基因cDN段编码氨基酸序列包括钠离子通道蛋白α亚基的跨膜结构域Ⅰ、Ⅱ、Ⅲ和Ⅳ，并存在a、b、c 3个选择性微外元。但尚不清楚在发育调控中，这3个微外元对钠离子通道蛋白产生的影响。
2.3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的研究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s）作为昆虫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神经递质受体，也是几类重要杀虫剂的作用靶标，近年来在其抗性机理上取得了明显进展。赵宇等[9]利用RT-PCR和RACE技术，克隆了小菜蛾（Pplutella xylostella）nAChR α亚基的一个新基因Pxα8，为研究小菜蛾nAChR的亚基类型、亚基组合形式、药理学特征及其在小菜蛾对多杀菌素的靶标抗性机制方面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在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抗性机理的研究中，nAChRs的附属蛋白作用的发现[10]，也为抗性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3 其他基因的研究
3.1 家蚕SerB基因
除了对ace基因的广泛研究，与抗性有关的其他基因也在不断被寻找中。葛君等[11]发现，家蚕在对有机磷农药代谢解毒过程中磷酸丝氨酸转氨酶（SerB）的表达量增加，其基因mRNA转录与其蛋白的表达呈现相同趋势，推测该基因可能与家蚕对有机磷农药的抗性存在一定关系。
3.2 P450基因
与AChE相似，P450基因表达量的升高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昆虫的抗药性。黄水金等[12]推断细胞色素P450 基因CYP4M14和CYP4S9的过量表达可能与斜纹夜蛾对溴氰菊酯的高水平抗性有关。张林林等[13]在对田间灰飞虱（Laodelphgax striatellus）抗药性进行研究时发现，细胞色素P450的CYP6家族中的10条基因序列以及CYP4家族中的6条基因序列在抗性品系中的表达量明显高于敏感品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针对任何一种杀虫剂的高水平抗性，可能只涉及其中少数几个对该化合物有针对性的基因，但仍需关注这些基因的表达对其他基因的影响。
4 病原微生物在抗性机理上的研究
目前，除了从基因组学角度研究各类酶外，一系列病原微生物与昆虫体内酶的关系的研究也在进行。王龙江等[14]推测球孢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感染红火蚁（Solenopsis invicta）后，影响了其体内各种酶的活性，导致其体内某一种或几种保护酶的合成受到抑制，从而破坏了这几种酶在昆虫体内的作用或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引起寄主一系列的生理病变。其中CarE的活力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AchE的活力则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球孢白僵菌能抑制其体内AchE的活性，这对于以后红火蚁的生物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但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球孢白僵菌侵染红火蚁工蚁后会刺激CarE和AchE活性，产生一种免疫防御反应，这与昆虫对化学农药的抗性机理显著不同[14]。
5 病原微生物与基因组学
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是第一个用于重组蛋白生产的宿主菌[15]，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蛋白质表达系统。任文彬等[16]通过克隆高毒力金龟子绿僵菌（Metarrhizium anisopliae）中一个几丁质酶基因，构建pGEX-chi融合表达载体，并转化到大肠杆菌BL21中，经SDS-PAGE结果分析显示，表达出的融合蛋白大小为68 kD，占蛋白表达总量的64.5%。该试验从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角度出发，为今后昆虫的抗性机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新农药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该试验还成功地在大肠杆菌中高效融合表达了金龟子绿僵菌几丁质酶，为以后对绿僵菌几丁质酶性质与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几丁质酶作为入侵宿主的一个重要毒力因子，是生物防治的一个重要选择。郝蕾蕾等[17]研究结果表明，几丁质酶在球孢白僵菌中分泌达到一定阈值后会显著提高病菌的毒力，但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可能是其直接加剧了对昆虫表皮几丁质的分解，或是通过协助蛋白酶的分泌来强化这种分解。若能确定其作用机理，那么将为昆虫抗性机理研究提供另一个重要依据。
6 结语与展望
人类与昆虫之间的拉锯战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一直到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进行着。随着人类对昆虫认识水平的深入，防治技术也在不断提高。自20世纪40年代DDT问世以来，人类在这场拉锯战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随之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较为紧迫的一项便是昆虫对农药的抗性。寻找新的抗性研究途径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在寻找新途径的同时也要对已有途径进行创新利用。对于当前热门的基因工程来说，与微生物研究结合有可能是一条可行性非常高的途径，将引领我们不断探索未知的领域。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M）技术研究过程中，应该以生态学、多战术、协调共存和经济学这四大观点为主导，立足于生产实践，多角度、多手段地对昆虫抗药性机理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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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ogress about Pesticide Resistance of Insects
HUANG Yanjun, PU Guanqin
( Department of Horticul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
昆明理工大学调剂范文4
【关键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要点
0 前言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是保护生态建设成果、推进林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减轻灾害损失、保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为保障林业工作持续协调、快速健康发展，维护林业生态安全，必须切实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本文就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的要点谈谈粗浅认识。
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现状
1.1 监测预报薄弱
一是基础设施落后，与当前有害生物严重发生的形势和监测工作的需要不相适应；二是测报、监测手段落后、技术水平较低，预警能力不足；三是测报、监测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四是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了测报、监测网络作用的正常发挥。
1.2 防治手段落后
新技术研究和现有科研成果推广力度不够，在防治时因常常大面积喷洒化学农药导致病虫抗药性增强、污染环境、杀伤天敌形成恶性循环，生物防治技术由于资金所限还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有效推广。
1.3 生产严重脱节
目前林业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缺乏协调，造林的只管造，育苗的只管育，引种的只管引，加之利益驱动，搞造林规划设计很难考虑有害生物防治，造成了大面积杨树纯林的存在，为杨树的各类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导致预防机制差，使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1.4 防治经费短缺
具体表现是基础设施不足，缺乏必要的测报、防治、检疫仪器设备和交通通讯工具等，先进适用防治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跟不上。
2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要点
2.1 苗木检疫
由于一些森林病虫害分布范围较窄，仅在局部地区造成严重危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或地区间的人员往来和产品交流日趋频繁，增加了危险性病虫害传播的机会。因此，严格贯彻执行我国的检疫法规，在机场、港口和车站等商品进出口的门户抓好苗木病虫害进、出口检疫，在国内抓好苗木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防患于未然，是控制危险性病虫害扩大蔓延的重要措施。
2.2 营林技术
营林措施是防治林业病虫鼠害的根本措施，应贯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主要措施有：选育和推广抗病虫害能力强的优良树种；按不同立地条件选择不同树种和密度；营造混交林，避免树种单一化；用无病虫害的壮苗造林；采取中耕、除草、施肥、灌水和修枝等措施加强对中幼龄林的管理，促进植物生长；及时清除系统中的病虫木，改善卫生条件；严禁乱砍滥伐，促进多层次的植被生长。通过上述措施，可以使植物生长健壮，抗病虫能力增强，使各种天敌昆虫、有益微生物和鸟类等天敌明显增加，从而提高了整个植物系统对病虫害的控制能力；营林环境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也能减少病原物和害虫的种群数量。
2.3 生物防治
2.3.1 微生物制剂
微生物杀虫剂主要有白僵菌、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等。我国每年应用白僵菌防治松毛虫的面积较大。我国的微生物制剂，特别是白僵菌的产量及应用面积均居世界前列。但由于绝大部分微生物制剂为土法生产，全国又没有制定统一的质量检测标准，制剂质量得不到保证，在应用过程中出现效果不稳定、成本高等问题，致使近年来白僵菌在一些省份应用面积逐年下降，苏云金杆菌应用面积亦不大。
2.3.2 天敌昆虫
我国应用较多的寄生性天敌昆虫有赤眼蜂、肿腿蜂、姬小蜂、蚜小蜂和天牛蛀姬蜂等；捕食性天敌昆虫有蒙古光瓢虫、异色瓢虫等。利用蒙古光瓢虫防治松干蚧，利用寄生性天敌蒲螨控制隐蔽性害虫，利用肿腿蜂防治粗鞘双条杉天牛、青杨天牛，利用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利用花角蚜小蜂防治松突圆蚧，利用天牛蛀姬蜂防治青杨天牛等有明显效果。但除赤眼蜂外，其他天敌均因未完全解决繁殖寄主、工厂化生产工艺或防治效果不稳定等问题，未在生产中广泛应用。
2.3.3 益鸟
在杨树人工林中利用挂人工鸟巢的方式招引大山雀、啄木鸟和灰喜鹊等益鸟，可以明显降低食叶害虫和蛀干害虫的密度。
2.3.4 性外激素的应用
我国应用白杨透翅蛾性信息素、舞毒蛾信息素制作的诱捕器，捕杀杨透翅蛾和舞毒蛾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2.4 化学防治
目前，化学防治仍是控制病虫害大发生和消灭虫源基地的主要措施。国内常用的杀虫剂有爱福丁、吡虫啉、锐劲特、灭幼脲等；杀菌剂有百菌清、多菌灵、粉锈宁、托布津。主要施药方法有喷雾、喷粉、熏蒸、拌种、放烟等。杀菌剂可分为铲除剂、保护剂和内吸剂。铲除剂直接可杀死病原物，如五氯酚、甲醛等。保护剂可直接施于植物体，保护植物不受侵害，如低浓度的石硫合剂，波尔多液，有机硫、有机磷、有机氯等。内吸剂是指被植物吸入体内，起抑制病原物扩展作用的药剂，如托布津、多菌灵、苯莱特等。化学药剂的使用方法包括土壤消毒、种实消毒和喷洒植株等。农药不但殃及非防治目标物种如天敌、传粉昆虫和野生动物等，而且严重污染土壤、水域、大气和动植物产品，反过来又造成新的害虫危机。
2.5 物理防治
在生产上可利用一些害虫的成虫对灯光的趋性，设置黑光灯或高压灭虫灯诱杀成虫。还可采取超声波、热处理、射线照射等方法处理种子和插条，消灭病原物或害虫。
3 强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合理途径
3.1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预测预报工作
预测预报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把有害生物的调查监测工作放在首位，要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发展动态作为基本目标，配备专业监测工具，确定专人、固定地块、明确对象、指定方法、定时调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预警信息、及时除治，坚决避免平时不调查，等到发现已是严重危害的局面。
3.2 提高防治手段
在保护好现有林业的基础上，造林要坚持适地适树，采用良种壮苗，营造混交林，实行工程造林和集约经营等林业措施，把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贯穿于林业生产的全过程，加强早期预防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增强林业自然抵御有害生物的能力，走出一条林业生产与有害生物防治协调发展的路子。
3.3 严防危险性病虫传播
随着社会的发展，地区间的人员往来和产品交流日趋频繁，增加了危险性有害生物传播的机会。因此，要严格贯彻执行检疫法规，抓好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防患于未然。
3.4 加大资金投入
加大多渠道资金投入力度，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坚持“以地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投入原则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多层次、多渠道投入，以筹集更多的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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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稻飞虱；2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防治效果
中图分类号 S435.1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4-0101-02
Control Effect of 25% Buprofezin Wettable Powder on Rice Planthopper
ZHAO Yu-hua 1 LU Zhao-cheng 2 YIN Zhi-gang 2
（1 Plant Protection College，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2； 2 Plant Protection Institute，
Xinya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control effect of 25% Buprofezin Wettable Powder on rice planthopper was investigated using Guang Liang You 676 as test material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5% Buprofezin Wettable Powder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 rice planthopper at 1、3、7 days after spraying with long lasting validity period and high available effect，and was safety to non-target inserts.The control effect on rice planthopper was 90.57%，95.03%和96.08%，respectively，when the dosage of the active compounds of 25% Buprofezin Wettable Powder was 112.5 g/hm2.The optimal dosages range of active compounds were from 93.75 g/hm2 to 112.5 g/hm2 in agricultural practice.
Key words rice planthopper；25% Buprofezin Wettable Powder；control effect
稻飞虱是重要的水稻害虫，随着杂交稻面积的扩大以及稻飞虱的迁飞危害，现已成为我国水稻生产上的重要虫害，一般危害损失10%～20%，严重危害损失超过50%、甚至绝收。稻飞虱对水稻的危害，除直接刺吸汁液，使生长受阻，严重时稻丛成团枯萎，甚至全田死秆倒伏外，还会刺伤植株，破坏输导组织，妨碍营养物质运输并传播病毒病[1]。
目前，生产上主要通过化学防治手段控制稻飞虱危害，常用的防治稻飞虱杀虫剂包括噻嗪酮、吡虫啉、异丙威、呋虫胺、氯胺磷、吡蚜酮等[2-7]。但是，由于化学杀虫剂的连续、大量和单一使用，导致害虫抗药性、再猖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自2005年我国首次报道褐飞虱对吡虫啉产生抗性以来，噻嗪酮被推荐为防治稻飞虱的主要药剂品种[8]。噻嗪酮是一种抑制昆虫表皮几丁质合成的昆虫生长调节剂，可使昆虫在蜕皮过程中死亡，对稻飞虱若虫具有很高的触杀活性[9]。为了明确25% 噻嗪酮可湿性粉剂防治水稻飞虱的效果和使用剂量及对水稻的安全性，为该药剂登记提供田间药效依据。笔者对该药剂进行了田间小区试验，现将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安排在信阳市农科院试验园区，该地区稻飞虱以白背飞虱为主。试验田地势平坦，土质为稻田土，灌溉便利，所用水源清洁，无污染。土壤肥力中等偏上，pH值6.5左右，有机质含量2.5%。试验田水稻于2015年5月26日移栽，种植密度为30万穴/hm2，水稻长势良好。施药期间，田间保持5 cm水层5～7 d。稻飞虱常年发生危害严重，试验前未使用其他杀虫剂。栽培及水肥管理条件一致，且符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施药当天及药后3 d均为晴天，当天平均温度为25.8 ℃，相对湿度85%，南风2 m/s。
1.2 供试材料
试验对象：稻飞虱，包括白背飞虱（Sogatella furcifera）和褐飞虱（Nilaparvata lugens），以白背飞虱为主。供试水稻品种为广两优676。供试药剂为2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河南省浚县绿宝农药厂提供）；对照药剂为6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山东省联合农药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市售） 。
1.3 试验设计
2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用药量分别为75、3.75、112.5 g/hm2，分别记为T1、T2和T3；对照药剂6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有效成分用量为97.5 g/hm2，记为T4；以喷施清水作空白对照，记为CK。共计5个处理，4次重复，随机区组排列，小区面积20 m2。小区间隔60 cm作为保护行。
1.4 试验方法
1.4.1 施药方法。采用工农-16型背负手摇喷雾器，喷头为切向离心式整体单喷头，喷孔直径为1.3 mm，喷雾工作压力3～4 kg/cm2，药液喷出量约500 mL/min，茎叶喷雾。2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药液量分别为每小区0.6 g（对水1.8 kg稀释）、0.75 g（对水1.8 kg稀释）和0.9 g（对水1.8 kg稀释），6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药液量每小区0.3 g（对水1.8 kg稀释）。喷雾时从低浓度到高浓度依次进行。于2015年8月11日施药，时值稻飞虱发生初盛期，稻飞虱百丛虫口1 000～2 000头（2龄若虫期）。
1.4.2 调查方法。试验共进行4次调查，即药前调查虫口基数（8月11日），分别于施药后1 d（8月12日）、3 d（8月14日）和7 d（8月18日）调查各处理的活虫数。调查时，采用平行跳跃法调查10点，每点2丛，共20丛。摇动或拍打稻丛，统计稻丛间水面漂浮的虫头数，计算虫口减退率和防治效果。用DPS 7.05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Duncan′s新复极差法比较药后不同时期各处理校正死亡率的差异显著性。
1.5 防治效果评价
供试药剂的防治效果计算公式如下[10]：
虫口减退率（%）=（施药前虫量-施药后虫量）/ 施药前虫量×100
防治效果（%）=[（处理区虫口减退率-清水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清水对照区虫口减退率）]×100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作物的安全性
施药后观察结果表明，供试药剂3个剂量对水稻抽穗灌浆等相关性状均无异常改变，对水稻其他害虫等非靶标生物和水稻害虫天敌无明显影响，处理区和对照区的天敌数量相当。
2.2 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
由表1可知，处理T3施药后1、3、7 d对稻飞虱的防治效果均高于其他处理，分别达到90.57%、95.03%和96.08%。施药后1 d，处理T3的防治效果均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而处理T1防治效果显著低于处理T4，处理T2防治效果略低于处理T4，但差异不显著，表明当用量大于93.75 g/hm2时，有良好的速效性。施药后3 d，处理T3的防治效果与处理T2、T4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处理T1。施药后7 d，处理T3的防治效果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而处理T4、T2间无显著差异，说明供试药剂在用量大于93.75 g/hm2时，既有很好的速效性也有很好的持效性，可以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其适宜用量为93.75～112.50 g/hm2。
3 结论与讨论
供试药剂25%噻嗪酮可湿性粉剂防治稻飞虱时具有良好的速效性和持效性，且对水稻和非靶标生物安全，适宜用量为93.75～112.50 g/hm2。
昆虫生长调节剂噻嗪酮与常规杀虫剂之间没有交互抗性，对害虫有很高的选择性且对天敌安全，适合于害虫的综合防治策略[10]。试验结果表明，供试药剂用量大于93.75 g/hm2时，速效性和持效性均很好，可以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如果在稻飞虱若虫盛发期及时使用，防治效果更好。当虫口密度大时，建议使用量为112.5 g/hm2，以确保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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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调剂范文6
关键词：大田作物；病虫草害；防治
中图分类号：S43 文献标识码：A
一些地区往往农业生物灾害频发、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很多主要的农作物品种如玉米、棉花、辣椒、烟草等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病虫侵害，导致农业减产、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给经济带来的损失更是往往无法弥补的。
顾名思义，植物病虫害防治分为植物病害、虫害和防治。病害：植物病害分为非侵染性和侵染性病害。植物的非侵染病害是由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引起的，又称生理病害，特点是不能相互传染。侵染性病害由生物侵染而引起的病害称侵染性病害。引起植物病害的生物主要有真菌、细菌、病害、线虫和寄生性种子植物。
1 病害的鉴定方法
1.1 真菌、细菌、病毒的鉴别
真菌的病害主要根据病菌的形态鉴定，通常在病组织表面能产生一定的子实体，由此可以诊断是真菌所引起的病害。
细菌病害和简便鉴别方法是切取小块受病组织，用显微镜的低倍镜检查，会有大量的细菌从组织的受害部分溢出。
病毒病害无法用普通显微镜鉴别，只能用电子显微镜看到。真菌气味是香的，细菌是臭的。病毒是非细胞形态的生物。线虫病害和寄生性种子植物引起的病害，可用放大镜检查到，比较容易与上面的病害区别。
1.2 病状
植物发病后表现出来的生理、解部形态特征的变异。
1.3 病症
植物发病部位的外部或内部所依附的各种各样的病原物。
2 虫害
2.1 昆虫
昆虫是指动物界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的生物。共同特征是“四翅并六足”。身体分头、胸、腹3大体段；有3对分节的胸足；胸部大多有2对翅；头上长有1对分节的触角；外骨骼，长在肌肉的外面。
变态：卵至成虫羽化期间所经历的形态变化称变态。可分为完全变态与不完全变态，其中，不完全变态是指卵幼虫成虫的过程，如：蚜虫，叶蝉；完全变态是指卵幼虫蛹成虫的过程，如蛾类。
2.2 螨类
螨类是指蛛形纲蜱螨目的生物。其发育过程可概括为卵幼虫若虫成虫。
2.3 线虫
线虫是指无脊椎动物线形动物门线虫纲的生物，分头、颈、腹、尾。
3 防治
方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栽培防治：轮种、冬翻、间种、开沟、除草等。
3.1 生物防治
有益昆虫的利用，如瓢虫吃蚜虫；细菌的利用，如应用白僵菌杀螟杆菌；昆虫病毒的利用，已知500多种，实际应用100多种，如刺蛾多角体病毒。
3.2 化学防治
优点：效率高、使用方便、能大量生产、成本低；缺点：污染环境、杀伤天敌、产生药害与抗药性。
杀虫农药：触杀剂、胃毒剂、内吸剂、熏蒸剂、拒食剂、驱避剂、引诱剂、昆虫生长调节剂（激素杀虫剂）。治病农药：保护剂、治疗剂、内吸剂。除草农药：触杀性、内吸剂。
农药的分类（杀虫剂）：许多杀虫剂兼具杀螨作用，有时也称杀虫杀螨剂。而有的杀螨剂只具有杀螨的作用，不具有杀虫作用，称为杀螨剂。
按组成成分的分类，
3.2.1 有机磷类
有机磷类农药是含磷的有机化合物，主要是磷酸的衍生物。按化学结构，又可分为以下6类：磷酸酯如久效磷、磷胺、敌敌畏 敌百虫等；一硫代磷酸酯如对硫磷、甲基对硫磷、辛硫磷、氧化乐果；二硫代磷酸酯如马拉硫磷、乐果、甲拌磷；磷酰胺、硫代磷酰胺如甲胺磷。
3.2.2 氨基甲酸酯类
按其化学结构，又可分为：N—甲基氨基甲酸酯，如速灭威、叶蝉散、害扑威、混灭威、仲丁威、呋喃丹、涕灭威等；二甲基氨基甲酸酯，如抗蚜威等。
3.2.3 有机氮类
目前出现的品种可分为3类：脒类即含有脒基[H2NC（：NH）—]杀虫剂，如杀虫脒，目前已禁止生产使用；杀蚕毒类，杀蚕毒是一种从海生环节动物异足索蚕（俗称沙蚕）体内分离出来的有毒物质，根据其化学结构合成了多种具有杀虫价值的类似物，如杀虫双、杀虫环等；脲类、硫脲类，含有脲基（H2NCONH—）杀虫剂有除虫脲、灭幼脲，含有硫脲基（H2NCSNH—）的杀虫剂有灭虫隆等。
3.2.4 拟除虫菊酯类
拟除虫菊酯类依据天然除虫中的杀虫有效成分除虫菊素的化学结构人工合成的类似物。根据拟除虫菊酯对光的稳定性可分为光不稳定性菊酯和光稳定性菊酯类2大类：光不稳定性拟除虫菊酯如丙烯菊酯、胺菊酯、苯醚菊酯等，它们受光照射后极易分解，主要用于防治室内及卫生害虫；光稳定性拟除虫菊酯如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敌杀死）、氰戊菊酯（速灭杀丁）、甲氰菊酯、功夫菊酯、氟氰菊酯。
3.2.5 有机氯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