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部范文1
1、昆明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省属重点大学，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入选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建设高校、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数据中国“百校工程，首批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的六所高校之一，建立国家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的两所高校之一，CDIO工程教育联盟成员单位。
2、学校创建于1954年，时名昆明工学院；1995年更名为昆明理工大学；1999年原昆明理工大学与原云南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昆明理工大学。2004年12月，云南省分析测试中心成建制并入。
3、根据2020年7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有呈贡、莲华、新迎三个校区，占地3915余亩；设有研究生院、1个学部、26个学院、1个教学部、7个研究院、13个临床教学基地（含9个附属医院、3个教学医院、1个实习医院）、107个本科专业；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7个，专业学位博士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41个，专业学位硕士点21个；有教职工3823人，其中，专任教师2383人；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32352人，博士、硕士研究生 13062人，2019年有各类长短期留学生1658人。
（来源：文章屋网 ）
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部范文2
北京协和医院
2007年3月24日成立，共有医师28名，下设七个研究小组：食管疾病组、胃镜组、小肠镜组、大肠镜组、胶囊内镜组、内镜下逆行胰胆造影（ERCP）组、内镜下超声（EUS））组。中心配有12个操作间和两个内镜消毒间，配备了胃肠X光机，Doppler线型和环型内镜超声，多种内镜超声微探头，各种新型胃镜、十二指肠镜、结肠镜、小肠镜和胶囊内镜等先进的内镜设备，设立了麻醉恢复间、数字网络化会议室、读片室，以及独立的候诊大厅，极大地改善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病人的就诊环境。
VKORC1参与心血管研究国际领先
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本研究是国际首创且具有中国人群的背景，可为12％的中国人带来福音，早期诊断后积极进行预防，会比后期的干预治疗效果优越，也为个体化治疗打下基础。本研究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Molecular Cancer Research（影响因子4.813）和Circulation（影响因子12.563）。因为发表在Circulation上文章首次提出了维生素K与血管硬化的关系，据其重要性、新颖性，杂志编辑部同期配发了社论。AHA杂志开始邀请本课题中国专家评审同类文章。据此本研究位于国际领先水平。
领衔计算机辅助外科前沿
北京积水潭医院
截止到2007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在脊柱外科、创伤骨科、矫形骨科、运动医学等领域完成了510例计算机导航、机器人系统手术，居国际国内领先水平。今年3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计算机辅助外科技术分会成立，并在该院举行揭牌仪式，同时积水潭医院计算机辅助外科研究应用中心亦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相关智能技术辅助外科手术的相关学术团体，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也标志着北京积水潭医院领衔推动着中国计算机辅助外科研究领域产业、医学、科研三位一体模式的前进。
第一台功率自动补偿功能电刀
北京贝林电子有限公司
由于采用了高性能的开关电源，通过计算机调控，使得在不同组织、阻抗下功率均不会降低，手术器能在任何一种模式下工作，在某一功率设定值输出时，均能随人体组织不同而瞬时进行补偿，达到基本上不影响切割速度与止血的效果。
电解质分析仪上市
山东卓越科仪
该分析仪已获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已正式上市。
A-6半自动生化分析仪通过检测
北京松上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电磁兼容试验中心完成了对该仪器电磁兼容项目的检测，测试项目全部合格，符合欧盟标准的各项规定。电磁兼容试验的顺利通过，标准着该产品已经取得了进入欧盟各国市场的通行证，为打开欧盟市场铺平了道路。
通过刚果GMP检查验收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部范文3
关键词：昆虫学 科技 政治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政治有重大影响。科学技术通过经济和军事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反之，国家政治对科技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宏观调控决定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时科技发展也需要国家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立法为自身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科研管理体制上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因而，政治及政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昆虫学50年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左右科学研究的命运。
一、近50年中国昆虫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上半叶，近代昆虫学研究在我国得到开展。但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缺乏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权，政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贯有效的科学发展计划和保障措施，我国的昆虫学研究进展缓慢，研究人员缺乏，机构组织散漫，整个昆虫学的基础甚为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中国昆虫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在近50年里，昆虫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大的波折和起伏。
1949~1966年，是中国昆虫学科研体系完整建立和昆虫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期。其间虽经历了“大跃进”和“反右倾”，在科技战线出现过瞎指挥、浮夸风等现象，但1961年党和政府调整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偏差，保证了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昆虫学研究在短暂停顿后又得以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短短10余年里，在各级农业科学院（所）、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的有关部门及医学、林业、粮食、铁道等科研系统内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昆虫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昆虫学各主要学科取得显著进展，新的分支学科得到建立和发展，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从1949年到1962年即发表、出版各类文献13952篇，是建国前50年文献总数（7262篇）的1.9倍[1] 。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的昆虫学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17年的科研成就被完全否定。昆虫学研究机构大多被搬迁或解散，科研设备和实验基地被毁坏，研究资料大量散失。《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等各种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全国性的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昆虫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批判了在科技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从此，中国昆虫学进入深入发展时期。昆虫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昆虫学研究机构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基础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昆虫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农林医牧重要害虫得到有效控制，并发展成熟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资源昆虫的利用不断深化并形成产业化。新的昆虫学刊物不断创办。继《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复刊以后，又先后创办了《昆虫分类学报》、《昆虫天敌》、《动物学研究》、《昆虫学研究集刊》、《动物学集刊》、《武夷科学》、《森林病虫通讯》、《昆虫与植病》、《生物防治通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Entomologic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1994）等昆虫类相关刊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昆虫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表明，政治环境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半个世纪里中国昆虫学一波三折的发展轨迹，正与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紧密合拍。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关乎我国科技发展的命运。
二、政治及政策因素影响昆虫学发展的案例
（一）群众运动与昆虫学
政治因素与政府政策对昆虫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与昆虫学有关的几次群众性运动中。这些群众性运动都是由政府发起、组织、领导的。政治挂帅，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这些运动的主要特点。这几次群众性运动对某些昆虫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有重要影响。
1、爱国卫生运动与医学昆虫学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体传染病是以医学昆虫作为媒介而传播的，加之因它们刺叮吸血等活动对人畜造成的骚扰和影响，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疟疾的发病人数每年就达3000万例，1900—1949年因鼠疫死亡102万余人[2] 。因此，建国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媒介昆虫的防治，并开展了长期的群众性除四害（其中包括蚊、蝇、蟑螂和臭虫等）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最初缘于抗美援朝期间美国进行的细菌战。1952年春，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虫，危害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昆虫学家刘崇乐、马世骏、何琦、陈世骧、朱弘复等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不顾生命危险，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以大量科学事实，向全世界证实了美军的罪行，并指导军民消灭了大量的细菌毒虫。
是年，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美帝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立由党政军和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最初的任务是消除病媒，粉碎美国细菌战。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1955年后，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58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初定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为四害。1959年将麻雀改为臭虫。随后，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
在这场运动中，医学昆虫的研究与防除受到空前的重视，并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色彩，要求在若干年内消灭主要传染病及其传病媒介。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6条指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丝虫病、黑热病、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疟疾等。上述疾病皆由医学昆虫为传染媒介。又第27条关于除“四害”中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虫。1958年在全国实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要求卫生领域也要实行大跃进，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要在今年春季，使每一省、市、自治区，每一县区，每个乡镇，每个合作社、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都订出自己除四害、讲卫生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而且务必在今年内打下实现长期计划的巩固基础。……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3]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相关科技、尤其是医学昆虫知识的支持，因此，广大昆虫学工作者纷纷投身于医学昆虫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蚊、蝇、白蛉、蠓、蚋、蚤、虱、臭虫、蜱螨等进行区系调查、分类鉴定、生物学、生态学、传病关系和防治的研究，使我国医学昆虫学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以研究论文为例，医学昆虫研究论文在同期昆虫学论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从1949~1959年的十年间，即发表相关论文500余篇[4] 。以《昆虫学报》为例，在1950创刊后的十年间，《昆虫学报》共发表研究论文334篇，其中医牧昆虫类论文数量最多，达87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26.1%[5] 。朱弘复以《昆虫学报》和《动物分类学报》这两种刊物为依据，对1949~1979年30年间的昆虫分类学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19个目和蜱螨的共475篇分类研究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双翅目论文123篇；其次是螨类论文67篇；蚤目论文44篇，排第4位。上述论文绝大多数以医学昆虫分类研究为主，即医学昆虫方面的论文约占总数的一半[6] 。由此可见对医学昆虫研究的重视程度及其丰富成果。
医学昆虫研究的大量成就促进了媒介昆虫的防制，短短十几年里，数十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虫媒病如黑热病、腺鼠疫、疟疾、丝虫病、斑疹伤寒、恙虫病及森林脑炎均得到有效控制，个别已接近基本消灭。
2、土农药运动
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土农药运动是又一个政治挂帅的群众性运动的典型。
土农药是利用天然出产的各种资源，经过简单的加工制造而成的一种农药，是区别于一般化学合成农药的通称。土农药包括植物性药剂、动物性药剂和矿物性药剂，其中主要是植物。与化学合成农药相比，土农药具有来源广、品种多、数量大、费用低、用法简便等特点。我国使用土农药防治害虫，已有悠久历史，但大规模广泛的使用是在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候。
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病虫害运动。在大跃进期间，为了达到全面消灭害虫的目的，强调普遍施用药剂杀虫，农药的需要量骤然增加，化学农药一时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在化学防治方面，提出“土洋并举”的方针，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的条件大力发展土农药，弥补化学合成农药的不足。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土农药的高潮，各地兴办了很多土农药厂，发掘利用的土农药多至500余种，采制1000多万吨。按全国播种面积21亿亩计算，平均每亩用土农药约10斤；在药剂防治的应用上，土农药约占70%[7] 。
1959年农业部在农业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 的植保方针。要求全党全民一齐动手，开展一个声势更为浩大的彻底消灭农作物病虫害的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要求除四害运动做到彻底消灭干净。因而，对农药的需求更为迫切。全国各地掀起更大规模的土农药运动。许多地区提出非常宏大的土农药规划。江西省提出“人人采药、队队建厂、坵坵使用、块块丰收”的口号；山西省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小结合、利用矿藏、采集毒草、保证作到用多少有多少，何时用何时有，要什么有什么”；福建省采取全面发动群众大搞土农药运动，生产计划是15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58年全国土农药使用量的总和[8] 。
土农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植物保护和农药科学的相关研究。各级农业科研部门和相关研究单位均进行了土农药的分析、筛选和提制研究。在土农药运动中，中央组织有关十个科研单位联合组成土农药科学研究办公室，对全国的土农药样品进行了分类鉴定、化验分析、提纯精制、药效测定和贮存保管等的研究试验工作，并根据各地资料汇编成《中国土农药志》一书。《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特地出版了土农药专号。
土农药在防治棉田斜纹夜蛾、水稻螟虫及稻飞虱等害虫上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各地生产的数百种土农药，大多配制技术粗糙，有效成分低，药效不稳，难以达到预想的防治效果。然而受到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各级政府过于强调土农药的使用效果，使众多昆虫学家和广大农民投入到大搞土农药的运动中，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政府植保方针的变迁及其对害虫防治科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制定过一系列植保方针，用以指导当时的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随着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变化，我国害虫防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几次大的转折。
我国1950~1955年农业害虫防治的方针是“防重于治”。1956年适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鉴于DDT等有机合成农药在害虫防治中的明显功效，提出了“有虫必治，重点消灭”的方针，其后又提出“全面防治，重点消灭”。“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具体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大跃进，次年农业部提出了新的方针：“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上述方针在防治目标上强调对害虫的彻底消灭，防治措施上强调使用化学农药，化学防治面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大。1952年各种化学农药的供应量为1717吨，化学防治面积3000万亩；1957年化学农药供应量增至148 985吨，化学防治面积增加到5亿亩。1958年全面大跃进以后， 1958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478 000吨，防治面积13亿亩[9] 。在这种以“消灭”为目标的植保方针指导下，植保工作以化学防治为中心，生物防治等其他防治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1975年5月，农林部根据国际IPM理论的发展和国内植保工作的形势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新方针，其原则是：“以防作为贯彻植保方针的指导思想，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的目的。”这一时期在防治方针中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的综合受到更多关注，生物防治受到或多或少的过分强调，但化学防治仍是最主要的防治措施。
8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新型农药特别是菊酯类杀虫剂的大量涌入和生产管理体制的原因，化学农药出现大量、不合理的使用，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如天敌大量杀死，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害虫抗药性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政府开始重视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1986年提出新的综合防治原则：“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一新的防治方针包含了三个基本观点，即生态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实际上与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兴起的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内容一致。与传统综合防治相比，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是一次飞跃。前者主要依靠化学农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后者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重视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
“六五”期间，害虫综合治理研究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从项目实施以来，我国在综合治理的研究与推广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应用基础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长距离迁飞与短距离扩散的行为研究，为害损失模型的研究，主要害虫经济损失阈值和防治指标研究，寄主植物对害虫的耐性和抗性研究，无明显形态区分的近缘种鉴定，寄生性天敌寄主卵膜结构和卵的营养成分研究等，均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研究为科学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继续研究种植制度与抗虫性品种控制害虫的作用；试验了解决害虫抗药性问题的技术措施；生物防治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微生物杀虫剂的生产技术和产量不断提高，利用人工卵大量繁殖赤眼蜂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天敌蜘蛛为主要生防因素的防治面积不断增加[10] 。
90年代以来，我国的IPM技术已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接轨，使无公害农业和防灾减灾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治理面积仅130万hm2左右，80年代中期扩大到460万hm2，90年代综合治理面积每年以150~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全国粮、棉、油、糖、菜、果、茶等十多种作物上实施IPM的面积达2800万hm2以上[11]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害虫防治科技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政府的正确决策是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政府主导科研活动的利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科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上实行全面与直接的政府干预，在科技政策上，主要采取计划推动、行政安排。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可以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以高层的集中领导和严密组织，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调配和使用，能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并促进相关分支学科、方向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无疑是计划科研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硕果。
我国在蝗虫治理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一个典型事例。由于蝗虫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蝗灾控制和蝗虫研究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内专门设置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1953年开始在全国主要蝗区建立了蝗虫防治站。在科研力量上，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为主，调集全国昆虫、植保等研究人员，深入蝗区，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通过各级政府、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几千年来危害深重的蝗灾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950~1997年间，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hm2，使蝗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21万hm2减少到90年代的153.2万hm2，共减少70.6%[12] 。在治理蝗虫的过程中，50~60年代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以蝗虫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飞蝗的区系分类、形态学、组织学、生理、生态等基础理论及飞蝗治理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然而，政府在科技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科技规划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政府决策者需要科研活动产生直接和迅捷的经济效益，注重科技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难免在科技管理中存在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短期效应的基础性研究容易受到忽视，使科技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经费（R&D）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即使在9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达到了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不足。从图1中可知，在总量不足的研究发展经费中，还突出地存在内部结构比例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过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应用研究占26.39%，试验发展经费达68.43%，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为5.1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图2 R&D经费内部结构比例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这种重功利轻基础的现象在昆虫学50年的发展中也很突出。“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是新中国昆虫学的总方向”[13] 。这一指导方针对农业昆虫学、医学昆虫学等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加之由于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入到当前在生产建设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中，使我国的昆虫学基础研究受到制约。甚至一度把基础研究视为“三脱离”而加以批判。
即使是对基础性研究本身，也强调其成果的实用性。如昆虫分类学本是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分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与农林生产和医学保健密切相关的目科，如代表我国昆虫分类最高水平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各卷，基本以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目科为对象。而大量的分类空白，妨碍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现象在昆虫生理学、昆虫病理学等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昆虫学都严重缺乏基础研究。
基础性研究的不足，反过来妨碍了突破性应用成果的创新。在比较突出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虽然部分成果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研究作支撑，缺乏发展后劲，逐渐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如建国以来我国生物防治科技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目前已知的和正在利用的生防资源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赤眼蜂、苏云金芽孢杆菌。生防资源的调查、收集、筛选、改良等基础性研究领域受到忽视，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不足，深入的理论研究难以开展，妨碍了生物防治的深入发展。我国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短短十几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转基因抗虫作物和重组病毒作为表达载体等应用性研究方面进展较快；但由于对不具直接应用价值的基因研究不足，一些目的基因上游和下游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因而昆虫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缺乏创新。
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弊端是：整个科技工作长期以来被纳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科学技术政治化的倾向，这和当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其表现之一是强调科学技术直接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期间在害虫防治领域的一些群众运动是其具体体现。当时为服务于“赶英超美”的政治目的，在害虫防治工作中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要求以政治挂帅，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和土农药运动等群众性运动，在短期内彻底消灭重要病虫害。这种全民动员的群众性运动虽然在一定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病虫害的研究和防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广大昆虫学科研工作者必须投身病虫害防治的第一线，难以潜心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专业荒疏、设备闲置、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另一方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切实际地要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普遍进行媒介害虫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技术研究，既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其成果最终也难以转化为真正有用的产品。
科学政治化还表现为以政治手段干预科学争论。50年代李森科事件对我国整个生物界的影响是一个典型事例[14] 。
20世纪30年代，苏联遗传学界出现了李森科学派同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这场争论后来发展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联的这套做法被引入中国，出现了以行政手段支持李森科学派、压制另一派的情况，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在我国也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大都遭到批判。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讲授，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显著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
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使这种“一家独鸣”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此后不久，我国学术界又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之中。当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受到重创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遗传学正在取得迅速发展。四十年代以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已越出动植物界，在微生物界也得到证实，从而打开了利用微生物研究遗传学的大门。生化遗传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相对应关系已经得到公认。多年来寻找的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1953年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此后又掀起了探讨遗传密码的热潮。而由于李森科事件的影响，中国的遗传学乃至生物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述事例表明，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直接干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只会破坏和干扰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在科技管理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给予科学研究必要的自由空间和充分的经费支持，并保持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1世纪人类正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与发展战略。我国将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科技规划中应做到统而不死、散而不乱，把宏观管理的重心始终放在提供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社会保障条件上，加强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增强科学技术基础与后劲，保证科学研究能力的持续与平衡发展。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Since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lose.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economics and scie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ok strong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o control science.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ntomolog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the paper dissec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Key words: entomology; science and politics
注释
[1] 王华夫：《中国昆虫学文献综述》，北京：《中国昆虫学会1962年学术讨论会会刊》。第333页。
[2] 柳支英、陆宝麟主编：《医学昆虫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3]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59年《人民手册》转载，大公报社，1959年9月。
[4] 柳支英：《新中国医学昆虫学的进展》，《昆虫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73页。
[5] 刘崇乐：昆虫学报的第一个十年。《昆虫学报》第10卷第1期，1960年2月。
[6] 朱弘复：《中国昆虫分类学、昆虫形态学三十年》，《昆虫学报》第22卷第3期，1979年8月。
[7] 赵善欢：《十年来中国农业害虫防治的成就》，《昆虫知识》1959年第8期。
[8] 本刊编委会：《迎接进一步大搞土农药运动》，《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
[9]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农药研究室：《十年来我国杀虫药剂的发展以及在防治害虫中发挥的作用》，《昆虫知识》1959年第8期。
[10] 周大荣等．中国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原则与实践．北京：第国际昆虫学大会报告论文集，1994．77~84．
[11] 朱恩林．中国农作物生物灾害防治回顾与展望．植保技术与推广，2000，20(2)．
[12] 朱恩林主编：《中国东亚飞蝗发生与治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部范文4
【摘要】
【目的】应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CASA)系统观察昆明山海棠对大鼠精子的毒性作用。【方法】选用18只成熟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2组，每组9只：正常对照组喂服生理盐水10 mL·kg-1·d-1，中药组喂服昆明山海棠水煎液75 g·kg-1·d-1。连续喂服60 d后，采用Klinefelter扩散法收集大鼠附睾尾精子，采用CASA系统观察精子计数、密度、形态、活动力。【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中药组大鼠附睾的精子计数和密度显著下降(P＜001)，检测视频下可见大量畸形精子，精子活动力下降为零。【结论】昆明山海棠水煎液对大鼠精子具有一定的直接毒性效应。
【关键词】 昆明山海棠/毒性 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 精子/病理学 大鼠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toxic action of Tripterygium hypoglaucum Hutch(THH) on rat sperms by computerassisted sperm analysis (CASA) system. MethodsEighteen male SD rats with the weight of 180～220g were equally randomized into 2 groups: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normal saline in a dose of 10 mL·kg-1·d-1， and the experiment group were given THH water decoction in a dose of 75 g·kg-1·d-1. After treatment for 60 days，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and the sperm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caudal epididymides of rats with Klinefelter diffusion method. Effect of THH on the motility， appearance， number and density of rat sperms was evaluated by CASA system. Results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 number and density of sperms was seen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1).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the motility of sperm from caudal epididymides dropped to zero， and a large amount of teratosperms were found under microvideo camera. ConclusionTHH water decoction exerts certain direct toxic action on rat sperms．
Key words:TRIPTERYGIUM HYPOGLAUCUM HUTCH/toxicity;COMPUTERASSISTED SPERM ANALYSIS SYSTEM;SPERMS/pathology;RATS
昆明山海棠为卫矛科雷公藤属植物，药理作用与雷公藤相似，具有抗炎、调节免疫等作用［1］，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疗效肯定［2-3］，但生殖毒副作用限制了其临床应用。
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computerassisted sperm analysis， CASA ) 为计算机支持的精液常规测试系统，该系统是视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高度结合。既往在昆明山海棠的雄性生殖毒性研究中，尚未见借助CASA 系统辅助精液分析的报道。本研究应用CASA系统观察了昆明山海棠对大鼠精子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仪器和药品试剂For Win95/98型精子自动分析系统，由北京中科恒业科技有限公司提货；ZD44型标准恒温水浴箱，由杭州蓝天化验仪器厂提供；Hanks缓冲液购自吉诺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昆明山海棠(产地广西)购自广州致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提取液由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中药制剂科煎制。
1.2 动物、分组与给药SPF级纯种SD性成熟雄性大鼠18只，体质量180～220 g，由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动物合格证号:SCXK(粤)20060015］。常规饲养4 d后，将大鼠随机分为2组，每组9只：正常对照组(简称正常组)喂服生理盐水10 mL·kg-1·d-1，昆明山海棠组(简称中药组)喂服昆明山海棠水煎液75 g·kg-1·d-1，连续喂服60 d后取材。
1.3 检测方法参考Klinefelter［4］法，采用扩散法收集附睾精子。在直径35 mm培养皿中加入3 mL Hanks缓冲液，放入恒温水浴箱中预温至37℃。大鼠称体质量，给予100 mg/L水合氯醛4 mL/kg麻醉。待大鼠翻身反射消失后，解剖大鼠，暴露腹主动脉，以止血钳夹住与右侧睾丸相连的血管组织，摘取右侧附睾，并立即置于3 mL预温至37℃的缓冲液中，用眼科剪在附睾尾近输精管端剪十字口，切口完全浸没于37℃的缓冲液中，随即有小量精液溢出，置37℃恒温水浴箱中，使精子自由扩散30 min。待精子充分扩散后，缓慢摇动培养皿， 使精子悬液混匀，调整精子的浓度为(60±10)×105/mL。用定量移液器吸取5 μL精子悬液至预温的玻片样品槽中(深度100 μm)， 将计数板置于37℃显微镜载物台上，采用×10 反相物镜选取8个视野，用显微摄像机和DV录像机观察和记录精子的计数、密度、形态特征和运动状态。CASA 仪主要参数设置:精子直径范围10～23 μm， 搜索半径(search radius)3238 μm，灰度阈值(thresholds) 40～100，采集分析的时间1～3min，非活动精子判定方式(immotile process)为手动。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处理。
2 结果
2.1 附睾精子形态、活力的观察正常组精子头部小而略带钩状，精子体部弯曲，如图1-a（彩图见第204页）。检测视频下大部分精子运动活跃。给药60 d后，采用CASA仪观察附睾精子形态和活力，可见检测视野下中药组精子活动力全部下降为零，畸形精子数目明显增多，出现体部变直畸形，精子头部呈大圆头、小圆头畸形改变，如图1-b（彩图见第204页）。
表1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中药组精子计数和密度显著下降(P＜001)．表1各组精子计数和精子密度比较 (略)
3 讨论
精子的发生和成熟，是一个连续的周期性过程，对大鼠而言，从精原细胞发展到成熟的精子需要约56 d［5］。本研究中连续给药60 d，可使昆明山海棠作用于整个雄性生殖细胞的生长、发育及成熟期，便于评估昆明山海棠对大鼠各个阶段生精细胞的毒性效应。
关于昆明山海棠雄性抗生育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文献报道虽有不同，但大部分研究者［6-9］认为昆明山海棠能抑制精子的正常生成与成熟，导致少精、弱精和畸精，甚或无精，本研究结果与此一致。正常情况下，人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精液中可有少量的畸形精子，但在某些生殖毒物的作用下，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睾丸产生的畸形精子数大大增加。本研究结果表明，连续喂服昆明山海棠水煎液60 d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中药组大鼠附睾的精子计数和密度显著下降(P＜001)，检测视频下可见大量形态异常的精子。这些畸形精子体部变直，失去正常成熟精子体部特有的弯曲形态，精子头部呈小圆头或大圆头畸形，精子活动力全部下降为零，表明75 g·kg-1·d-1剂量的昆明山海棠水煎液对精子的发生和成熟过程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精液分析是评估睾丸和附睾功能的重要指标，其所包括的睾丸精子计数、密度、活力及形态评估，是雄性生殖毒性的观察终点。传统的精液常规测定方法是利用显微镜进行主观判断，存在费时、信息量少、准确度差等缺陷。本研究引入CASA系统，以不同的放大倍数透视全景，从监视视频上能清楚地观察精子，可客观定量地评价昆明山海棠对精子形态、精子计数、密度和运动状态的影响，直观反映昆明山海棠对大鼠睾丸精子的毒性作用，而且精子的运动图像还可以被保存在录像带上，便于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本研究结果为昆明山海棠的雄性生殖毒理学研究及CASA在雄性生殖毒理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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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部范文5
掌纹论病受到众多专家质疑
宣称“可诊断约200种疾病,诊断率能达到90%”的“掌纹医学”,着实让许多百姓怦然心动,但在众多中医专家中,却遭到一片质疑。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手诊手疗专业委员会会长刘剑锋博士告诉记者,手纹虽是人类的重要遗传和生命特征,但其价值和意义有限,仅对某些遗传病有提示作用,与中医辨证治疗更没有直接联系。
众多专家表示,这本书中的不少观点漏洞百出:
“三星高照”(“米”字状纹:提示脏器有气滞血淤现象)是近期出现脑血管意外的重要警告纹,一旦发现,要高度防范中风。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看掌纹可以预测中风。”卫生部心血管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洪昭光教授驳斥道,高血压、吸烟、高脂血症、糖尿病等人群,才是“中风”的高危人群。
“米字纹出现在3线的尾部,并终结3线,要预防猝死”。
洪昭光说,猝死病人大多都有明确的“引爆”因素,其中以过度疲劳、情绪激动、精神压力、酗酒等最为致命,在临床上75%的猝死都有一定的诱因。而看掌纹上的某条线,就知道是不是猝死高危人群,没有任何循证医学证据可以证明。
“岛型样纹提示肿瘤生长或增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主任医师袁凤兰表示,癌症的形成受心理、免疫、饮食、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要真能从外表看出你得了癌症,那就是晚期了。
暗访“掌纹医学研究所”
该书的作者王晨霞号称“掌纹诊疗第一人”,她在云南昆明开了一家“掌纹医学研究所”。记者来到位于昆明鱼翅路的晨霞掌纹医学研究所,以患者身份找王晨霞看病。
在就诊过程中,记者发现,与一般中医不同,王晨霞不号脉,只看掌纹:“你脾胃虚弱,吸收差,湿气重。先吃点药,拔一拔火罐,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一次。”她给记者开的药也不便宜,光是三四瓶大小不等的球状黑色药丸和几包中药就要500多块钱。
在诊所里,家住昆明的张女士告诉记者,上次来开的药没多大作用。一位姓杨的先生说,王晨霞开给他的药叫七十味珍珠丸,35元一粒,一次要买五六粒或十来粒,还要半夜三更起来吃,但吃了以后并没见有什么效果。
中医健康科普市场亟须清理
除了“掌纹治病”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医养生保健类图书的红火景象却让中医专业人士十分担忧。
昆明医学院研究生部范文6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社区管理;康复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急性期经住院治疗后，往往会出现社会功能缺陷，如缺乏主动、兴趣爱好减少、注意力不集中、社会适应能力和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等，部分病人出院后由于得不到社会的理解、自行停药、生活压力等原因而容易复发，社会功能严重受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严重负担。相关文献报道了社区个案管理［1－2］和社区综合康复管理［3－4］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疗效，但就一般社区管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管理效果的报道较少。本研究对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一般社区管理精神分裂症效果进行随访观察。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按照《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hineseClassificationandDiagnosticCri-teriaofMentalDisease，thirdedition，CCMD－3)［5］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选择2006年6月－2009年5月昆明市东川区精神病院诊断明确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81例。入组标准:①年龄18～55岁;②无智力障碍和明显的躯体疾病;③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④出院后至少有1名健康人员作为监护人与其生活;⑤药物使用氯氮平治疗。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分为两组，研究组44例，男性27例，女性17例，平均年龄(32．0±7．1)岁，平均病程(6．1±3．2)年;对照组37例，男性22例，女性15例，平均年龄(30．0±6．9)岁，平均病程(5．9±2．9)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用药种类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1．2．1社区管理
对纳入社区管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除继续给予药物治疗外，①社区对其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由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②由精神科专业技术人员对患者进行每年至少4次的随访，随访的主要内容包括:a．提供精神卫生知识宣传:采取宣传画册、定期精神卫生知识讲解等方式向患者及家属宣传精神卫生知识，提高患者及家属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b．督导患者服药:向患者和家属说明坚持用药的重要性及药物的副作用，家属成员要监督患者服药。c．康复训练:主要为社会功能训练、学习功能训练、日常生活技能训练、文娱体育训练等。促进患者尽快融入社会生活，恢复社会功能。③建立家属交流平台:定期组织患者家属交流患者服药、家庭护理等经验，相互学习，建立治愈疾病的信心。④构建医患信息平台:与患者及家属加强沟通，家属发现患者有不正常时及时与社区精神科专业医师联系，由专科医师指导处理。⑤心理干预:当患者出现情绪异常如焦虑、抑郁等情况，采取心理疏导等干预措施，必要时给予心理治疗。
1．2．2评估工具及方法
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TheBriefPsychiatricRatingScale，BPRS)［6］、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ocialDisabilityScreeningSchedule，SDSS)［7］于研究前后进行评定，对两组复发率和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进行比较。评定人员由经过训练的2名精神科专业人员组成，研究前后评定人员不变，选择安静的测试环境，每次测试20分钟。复发标准为症状缓解半年以上，BPRS总评分≥36分。SDSS总评分≥2分认为有社会功能缺陷。
1．3统计方法应用
SPSS17．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以(x—±s)表示，两组均数比较用t检验，复发率与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采用χ2检验，以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BPRS总评分比较
入组前两组BPRS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年后研究组BPRS总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两组复发率、社会功能缺陷率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有3例和13例复发，复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82%vs．35．14%，χ2=10．17，P＜0．01)。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有5例和25例有社会缺陷，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36%vs．67．57%，χ2=27．23，P＜0．01)。
3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复发率与致残率较高，即便经过住院治疗，出院后仍需要长期的药物维持治疗以降低复发率。李毅等［8］报道:精神分裂症首次治疗后有81．9%的患者在5年内复发，其中22%～55%的患者在1年内就可以复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亦较高，特别是长期住院的病人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更是高达83．5%～100%［9－11］。本研究显示，对精神分裂症病情缓解后采取的社区管理可降低患者复发率和社会功能缺陷发生率，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2－13］。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后采取社区管理模式，能降低复发率，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有利于患者回归社会，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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