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调查报告范文1
法国 60岁-62岁
2012年，法国政府举行内阁会议，通过修改退休制度改革的法令，部分人群将回归60岁退休。主要考虑那些参加工作较早、工作时间较长的人群，并对家庭妇女和失业者给予优惠。
在法国，工作满40年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即退休前工资的80%。
德国 65岁
法定退休年龄65岁，实际退休年龄62岁，2030年延长至67岁。
德国1889年颁布了《老年和残疾人保险法案》，工人须交纳养老保险，70岁时可以退休，领取养老年金。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获得了解放，工人退休后享受的休闲时间也随之延长，从1916年起，德国把退休年龄降到了65岁。
英国 男65岁 女60岁
意大利 男65岁 女60岁
意大利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是名义上的，如果职工交纳的养老保险达到一定年限即可退休，所以，很多意大利人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选择退休了。
意大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提高退休年龄上，而是逐步降低养老金的发放标准，由工资的90%逐步缩减到70%，把全社会养老金的支付总额控制在GDP的15%。
加拿大 65-67岁
2008年加拿大国家机关取消了65岁退休制度。此前，虽然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实际上很多人提前退休，加拿大人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61岁。
加拿大最大支出就是退休金。佛拉尔帝说，那是数十年前因应不同人口变数所设计，必需进行调整，让后代子孙也能享用。
加拿大政府表示，将追随澳洲、法国、德国及美国脚步，提高申领养老金资格年龄。
加拿大2023年起逐步将退休年龄自65岁提高至67岁，到2029年前全面实施。
日本 60岁
澳大利亚 男65-70岁，女63.5-70岁
澳大利亚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5岁，女职工63.5岁。澳大利亚201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为81.9岁，养老金支付总额占GDP的3.3%。
澳大利亚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多数国家不同，按资产核算法发放养老金，职工无需自己交纳养老保险，养老金只发给穷人。职工退休后，如果认为自己生活有困难， 可向人类服务局申请养老金。人类服务局会对养老金申请者的资产和收入情况进行核查，如果总资产少于规定的标准，且没有其他足够的收入维持体面的生活，才发给养老金。
阿根廷 男65岁，女60岁
阿根廷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5岁，女60岁。阿根廷201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75.7岁。
阿根廷政府努力做到社会保障全覆盖。目前，阿根廷有570万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占老年人口的95.1%。退休金标准为退休前10年的平均工资的1.5% 乘以工龄，如果工龄为40年，养老金就是平均工资的60%。养老金标准每半年调整一次，以让老年人免除因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水平下降。
俄罗斯 男60岁 女55岁
2015年初，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乌柳卡耶夫日前表示，俄罗斯将提高退休年龄。眼下唯一的问题是，何时着手实施新的退休规定。目前，俄罗斯男女退休年龄分别为60岁和55岁。
乌柳卡耶夫表示，每年增加半年的退休年龄提升方案较为合理，这样可以使这一问题在10至15年内得到解决。俄财政部部长西卢阿诺夫此前也曾表示，俄政府目前面临养老保险赤字等各种压力，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新讨论提高退休年龄的问题尤为重要。
美国 最高67岁
南非 65岁
南非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男女的退休年龄都一样。
南非人和中国人对老年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在南非，就算是到了退休年龄，60多岁还在工作的大有人在，7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还开着车出行。他们喜欢学习 新的东西，能熟练地使用电脑和网络，会用网上银行转账、交电话费;而在中国，60岁的人就被认为已经老了，应该回家休息颐养天年了，中国男性60岁、女性 55岁就可退休，退休后上茶楼喝早茶，到公园健身、唱歌、跳舞
巴西 男65岁 女60岁
伴随着整个巴西社会人均寿命的增加，2013年底起，巴西劳动者退休时间延后。
根据截止到2012年的死亡数据进行预测，巴西地理统计研究所公布了一组数据，表明巴西社会的人均寿命已达到74.1岁。
按照市场和专家的分析，延长退休时间是考虑到巴西国家社会保障机构的安全，尽量拖延较为年轻的劳动者的退休时间。因为在理论上，对提前退休的劳动者有一定的惩治措施。而另一方面，晚退休的劳动投保人会获得更加优越的福利条件。而数据的计算是包含了退休年龄、社会保障以及寿命长度对于社会贡献等多方面因素。新 数据表已于2013年11月30日正式生成。
对于工作贡献年限，男性劳动者是至少35年，女性劳动者则是至少30年。因此，按照退休年龄来看，你必须有至少65岁(男)和60岁(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方可进行投保。这样，也可以确保劳动者收益。
印度 65岁
德里政府官员称，目前学校老师短缺现象严重，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只要教师的身体条件允许，并且没有违反学校纪律，就可以享受65岁退休的待遇。预计将有10万多名教师从该措施中受益。
沙特阿拉伯 60岁
法帖玛表示，政府部门会因为大量有经验的公务人员的退休引发工作效率的下降，同时提前退休机制也会给沙特退休总署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她强调，解决沙特的就业问题不能依靠提前退休机制，而是要依靠在相关领域实行就业的沙特化，同时拓宽就业领域。
土耳其 男60岁 女58岁
土耳其现行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8岁，到2048年，计划男性、女性的退休年龄统一调整为65岁。土耳其的人口结构具有年轻化的特点，但由于社 保制度管理不善、退休年龄普遍过早等原因，该国的社保系统存在极大的赤字。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土耳其通过改善社会保障系统以缩减其巨大的经常帐户 赤字。这项改革总的目的是完善土耳其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具体措施为逐渐把职工退休年龄从目前的58至60岁推迟到65岁、将现有的所有社会保障建制统一到 一个机构之下，以便提高管理效率以及推出全民健康保险等。
年龄调查报告范文2
[关键词] 麻疹；流行病学；预防和控制
[中图分类号] R18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3）19-73-02
自1979年实施计划免疫后，尤其是1987年全省实现冷链运转后，全省麻疹发病率大幅下降[1]，揭阳市揭东县麻疹发病率也大幅下降，但近几年已进行麻疹疫苗强化和查漏补种工作，麻疹疫情不降反弹，为掌握揭东县麻疹发病特点，为调整控制和消除麻疹策略提供依据，现将2005～2012年麻疹疫情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麻疹资料来源于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户籍、免疫史来源于广东省麻疹疫情专报系统，现场个案调查来源于历年个案调查表，人口资料来源揭东县统计局。
1.2 病例定义
麻疹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排除病例均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定义[2]。本研究所分析病例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
1.3 统计方法
用Excel 2003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x2检验分析组间差异。
2 结果
2.1 发病概况
2005～2012年揭东县共报告麻疹病例分析183例，从2005年起麻疹病例一直上升，2009～2011年有所下降，2012年有反弹。发病率波动于0.07/10万～5.46/10万之间，年平均发病率为1.90/10万。
2.2 地区分布
2007～2008两年全县均有病例报告，曲溪镇发生病例最多，共31例，占16.94%，其次是锡场镇24例，占13.11%，白塔镇21例，占11.47%；月城镇15例，占8.19%，霖磐镇，新亨镇各13例，各占7.10%，云路镇，炮台镇，地都镇各9例，各占4.92%，登岗镇6例，占3.28%，龙尾镇，埔田镇，玉窖镇
各5例，各占2.73，不详2例，占1.09%。
2.3 时间分布
除2005～2008年2月，10～12月，2009～2012年1～3月外无病例，其余都有病例报告。其中4～7月的病例最多，分别为130例，占总数的71.04%。
2.4 人群分布
2.4.1 性别与年龄分布 报告的183麻疹病例中，男114例，女69例，性别比为1.65∶1。发病年龄最小为3月龄，最大为75岁，
2.4.2 职业分布 散居儿童居多98例，占53.55%；其次是学生37例，占20.22%；幼托儿童18例，占9.84%；农民13例，占7.10%；商业服务7例，占3.82%；其他10例，占5.46%。
2.5 免疫接种史
在报告的183麻疹例中，既往有免疫史15例，占8.19%；未接种有67例，占36.61%；免疫史不详有101例，占55.19%。
3 讨论
分析揭东县2005～2012年麻疹病例显示：（1）平均发病率为1.90/10万，低于全省发病率，但2005～2008麻疹病例呈上升趋势，是因为2006年卫生部下发了《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后，县镇主动监测报告完善，减少漏报麻疹疑似病例。2009年后麻疹病例逐年下降，至2011年仅有1例病例发生，原因是2008～2010开展了儿童麻疹强化免疫工作，大面积的应急接种保护了易感人群。（2）发病人群主要是8月龄～ 6岁儿童，占全部病例数的53.01%。麻疹病例的年龄构成间接反映一个地区麻疹预防工作的历史和现状[3]。（3）高发季节为每年4～7月，与全省麻疹发病高发季节一致[4]。（4）麻疹发病年龄有变化，
综合调查结果：提示为控制乃至消除麻疹，今后防控工作要做到以下几点：（1）争取各级政府的重视，完善已建好规范化预防接种门诊，切实做好麻疹常规免疫接种率和及时率，认真查找流动儿童，做好流动儿童查漏补种工作，消除免疫空白。（2）完善流行病学监测，提高监测质量，及早发现和报告疑似病例，认真做好疫点消杀和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及应急接种工作，消除易感人群，控制传播。（3）争取各相关部门支持配合，完善儿童入学入园查验预防接种证制度，对漏种麻疹疫苗儿童进行补种。（4）对育龄妇女孕前开展麻疹疫苗接种，减少因孕期麻疹感染引起胎儿出生缺陷[7]；初高中生免疫史调查，对免疫史不详者接种麻疹疫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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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调查报告范文3
资料回收后，用MicrosoftAccess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数据。数据逻辑校对后，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医务人员基本情况为统一操作，本次调查分别向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发放《人员表》共计2040份，剔除无应答和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796份，有效率为88.04%。在调查的1796名医务人员中，二级医院医务人员有996人，占55.46%，三级医院医务人员800人，占44.54%。医务人员性别、工作岗位、年龄、学历、工龄和职称职务等情况见表1。
2.2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
2.2.1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76.23%的医务人员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医疗不良事件的含义，20.27%的人员表示基本清楚，不清楚或非常不清楚的占3.5%。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学历、工龄、职称、职务、医院等级分组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了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26.699、32.886、18.648、53.066、38.817、28.988和24.497，P值均小于0.05）。
2.2.2对医疗不良事件报告作用的认识对于不良事件报告能否可以改善医疗安全的问题，82.60%的医务人员表示可以改善，高于国外的相关研究[1，2]，但略低于国内的某项研究[4]。12.77%的医务人员表示不清楚，只有4.63%的医务人员表示不可以。说明医务人员基本都认可不良事件报告对医疗安全的促进作用。分组分析后发现，不同工作岗位、年龄、职称、职务、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作用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18.949、13.097、15.413和11.020，P值均小于0.05）。
2.2.3对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知晓本次研究调查了医务人员对卫生部制定实施的系统A和系统B、以及中国医院协会实施的系统C的知晓情况。40.48%的医务人员表示3个系统都知道；42.48%的医务人员表示不全知道，只知道其中的一个或2个系统；17.04%的医务人员表示对3个系统都不知道。不同工作岗位、学历、医院等级医务人员对3个报告系统的知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分别是5.529、5.087和3.533，P值均大于0.05），但是根据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分组后，各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2.3医务人员培训情况就是否接受过医疗不良事件报告培训方面，80.07%的医务人员表示培训过，高于北京某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率[3]。培训情况对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报告系统的知晓和报告作用的认识有显著影响（2分别是353.161、309.709和139.220，P值均小于0.05）。除学历分组外，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医院等级的医务人员之间接受培训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4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处理情况被调查的医务人员中，64.53%表示在工作中遇到过或看见过医疗不良事件。在这部分人当中，有71.52%表示报告过所遇到或看到的医疗不良事件，高于现有文献中报道的数值[4]。二、三级医院医务人员之间、不同职称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的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工作岗位、年龄、工龄、学历、职务、是否参加过培训和对报告系统知晓情况分组之间存在统计学意义，见表3。
2.5医务人员对影响不良事件报告因素的认识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影响因素的认识显示，不能匿名报告是影响医务人员报告不良事件的首要原因（37.42%）。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影响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医、护、技人员在14个方面的认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另外，针对影响医务人员报告行为的因素，提出了3个可能促进报告行为的因素，对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如果报告是匿名的，有52.95%的医务人员选择会报告，40.81%的医务人员选择可能会报告；如果报告行为受到鼓励，55.35%的医务人员选择会报告；39.70%的医务人员选择可能会报告。如果医疗不良事件当事人不会受到处罚，则有56.18%的医务人员选择会报告，另外有37.25%的医务人员选择可能会报告。医、护、技人员在这三个方面差异无统计学差异。
3讨论
医务人员是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的重要主体。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知程度直接影响着其报告意愿和报告行为[5]。本文通过对山东地区30家医疗机构1796名医务人员的问卷调查，对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医院管理者了解医务人员不良事件报告认知现况提供较好的参考。
3.1医务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认可度和知晓率调查显示，76.23%的医务人员表示清楚或非常清楚医疗不良事件的含义，并且82.60%的医务人员表示不良事件报告可以改善医疗安全，但是对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知晓率低，只有40.48%的医务人员知道3个报告系统的存在，42.48%只知道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系统，有17.04%的医务人员对3个系统全不知晓，并且这个结果受医务人员年龄、工龄、职称、职务的影响较大。年龄大、工龄长、职称高的医务人员，对报告系统的知晓率要高于年龄小、工龄短、职称低的医务人员，有职务的医务人员也要比无职务的医务人员的知晓率高。但是不同工作岗位人员对报告系统的知晓率无差异，即知晓率与医务人员的工作岗位无关，这与Evans等[6]人的“护士对报告系统的知晓度高于医生”研究结果不同。
3.2医务人员参与不良事件报告的培训率较高80.07%的医务人员表示参与过医疗不良事件报告方面的培训，其中，护理人员的培训率最高（84.53%），医技人员的培训率最低（67.82%）。此外，医务人员的年龄、工龄、职称、职务和医院等级对培训率都有影响。年长，工龄长、职称高、有行政职务的医务人员比年轻、工龄短、职称低、无行政职务的培训率高，三级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率高于二级医院医务人员的培训率。医务人员的培训率反过来影响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报告系统的知晓和报告作用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参加过不良事件报告培训的医务人员对医疗不良事件含义的了解、报告系统的知晓和报告作用的认识明显高于未参加培训的医务人员。因此，还应该加强对医务人员教育培训，让其了解目前国家的报告制度和报告系统，不良事件报告的目的、作用、报告的工作流程等，尽快提高不良事件主动报告率。
3.3不同医务人员的不良事件报告率存在差异64.53%医务人员表示在工作中遇到过或看见过医疗不良事件。其中，有71.52%表示报告过所遇到或看到的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率相对较高。但是不同医务人员的报告率存在差异。医务人员的报告率受其工作岗位、年龄、工龄、学历、职务等因素的影响。护理人员的报告率高于医生和医技人员，与国外的一项研究结果一致。30～49岁人员、工作时间在1～29年的人员、本科学历、科室主任和护士长等有职务在身的医务人员的报告率相对较高。此外，不良事件报告率还受医务人员培训情况的影响，参加过不良事件报告培训的医务人员的报告率明显要高于未参加培训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对报告系统的知晓率也影响其报告率。
年龄调查报告范文4
[关键词] 社区；学龄前儿童；传染病；发病情况
[中图分类号] R18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0（b）-0118-06
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化，社区卫生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疾病防控网络的“网底”，是防控传染病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关口[1]。而传染病的防控——隔离治疗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都依赖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面配合。新《传染病防治法》（2004）中规定，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承担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相应的传染病防治工作[2]。《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服务管理规范》也明确规定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传染病防控中应尽的各项职责。在社区内早期识别和发现可能的传染性疾病，对于防控传染病的暴发和流行具有重要意义[1]。
学龄前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和各器官系统逐步完善的阶段，抵抗疾病的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托幼机构是幼儿相对集中的场所，幼儿群体如缺乏有效的免疫应答能力，一旦有传染源进入，就很容易引起传染性疾病的爆发流行[3]。没有进入托幼机构的学龄前儿童往往为散居状态，缺乏统一管理，在社区中常常成群活动，为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可乘之机。流动儿童的管理则更为困难，其基础免疫疫苗接种往往较低[4]。因此，学龄前儿童的传染病防控是社区儿童传染病防控的重中之重。本研究某社区2008年传染病发病率前10位的疾病中，手足口病、水痘、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细菌性痢疾及其他感染性腹泻都是儿童中常见的传染病[5]。但既往研究中针对社区学龄前儿童传染病发病情况的研究较少，因此了解该社区学龄前儿童传染病发病谱对确定防控重点疾病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为了解社区学龄前儿童现行传染病发病情况，为今后学龄前儿童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笔者于2011年3～9月，对北京市某社区进行了传染病防控模式的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学龄前儿童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的调查对象为居住地点为该社区，发病年龄为0～6.5岁的所有儿童；托幼机构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的调查对象为地址在本调查社区内的所有托幼机构。
1.2 研究方法
1.2.1 社区内居住的学龄前儿童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调查
社区内居住的学龄前儿童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调查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从系统中选择2008年7月1日～2011年6月30日的发病报告信息，然后筛选出居住地址在该社区、发病年龄为0～6.5岁的儿童，剔除记录中“审核状态”为“删除”的病例，资料导出格式为Excel表格。调查内容包括发病儿童性别、年龄、户籍、散居/托幼状态、发病时间、疾病名称。
1.2.2 社区内托幼机构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调查
社区内托幼机构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资料来源于该社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对该社区托幼机构进行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托幼机构名称、举办性质、拥有儿童人数、拥有教师人数、2010年7月1日～2011年6月30日托幼机构内儿童发生传染病的名称及发病时间。
1.3 质量控制
1.3.1 专家论证
对研究计划包括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内容等进行严格的专家论证，在此基础上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和完善。
1.3.2 现有资料收集
选取权威的资料来源，免疫接种资料来源《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传染病报告资料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托幼机构资料使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托幼机构普查资料。资料收集后进行进一步核对，去除重复、无效的记录。
1.3.3 资料录入
资料录入前首先经过专人核查，保证资料的完整。数据由专人录入，并对录入数据进行核查，以确保录入正确。资料分析时，对于数据中的项目缺失值进行核对。
1.4 资料整理与统计学方法
1.4.1 社区居住儿童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
将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筛选摘录的Excel表格导入SPSS 18.0，对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描述传染病构成特点及时间分布。
1.4.2 托幼机构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
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科对该社区托幼机构的调查记录整理成Excel表格，导入SPSS 18.0，对幼儿园的师生比、幼儿园各传染病发病率进行描述性分析。
1.4.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社区内居住的学龄前儿童传染病发病情况
2.1.1 2010年7月～2011年6月传染病报告发病构成
2.1.1.1 一般资料 该社区2010年7月1日～2011年6月30日传染病报告发病的0～6.5岁患儿131例，平均年龄为（2.4±1.5）岁，其他一般情况见表1。
2.1.1.2 疾病种类 该社区0～6.5岁儿童2010年7月～2011年6月传染病报告发病构成如表2所示，消化道传染病中发病构成比最高的为手足口病，呼吸道传染病中发病构成比最高的为水痘。总发病构成比顺次最高的3种传染病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细菌性痢疾，均为消化道传染病。
2.1.2 不同类别儿童发病情况比较
2.1.2.1 本市户籍与外地户籍儿童发病构成比较 该社区本市户籍0～6.5岁儿童2010年7月～2011年6月传染病报告发病构成比最高的3种疾病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而外地户籍儿童报告发表最高的3种传染病依次为水痘、手足口病和猩红热，发病构成情况见表3。经检验，本市户籍与外地户籍0～6.5岁儿童的发病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1.2.2 散居儿童与托幼儿童发病构成比较 该社区散居0～6.5岁儿童2010年7月～2011年6月传染病报告发病构成比最高的3种疾病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托幼儿童报告发病最高的3种传染病依次为手足口病、水痘和猩红热，发病构成情况见表4。经检验，散居与托幼0～6.5岁儿童的发病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1.3 发病时间分布
该社区0～6.5岁儿童2010年7月～2011年6月各传染病报告发病时间分布见表5。手足口病发病主要集中在5～9月；其他感染性腹泻全年均有发病，以6月发病最多；细菌性痢疾全年均有发生；水痘主要发生在11～1月；猩红热主要发生在6月。
2.1.4 不同年份传染病报告发病情况比较
2.1.4.1 消化道传染病 该社区0～6.5岁儿童2010年7月～2011年6月与2009年7月～2010年6月及2008年7月～2009年6月消化道传染病发病情况比较见表6。2010年7月～2011年6月手足口病发病例数比2009年7月～2010年6月有所下降，但比2008年7月～2009年6月有所上升；其他感染性腹泻发病例数逐年上升；细菌性痢疾发病例数比前两年有所上升。
2.1.4.2 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比较 该社区0～6.5岁儿童2008年7月～2011年6月呼吸道传染病发病情况见表7。2010年7月～2011年6月水痘、猩红热、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发病例数较前两年均有显著上升，甲型H1N1流感、流行性感冒及麻疹发病例数较2009年7月～2010年6月有所下降。
2.1.5 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情况
2.1.5.1 托幼机构一般情况 该社区内共有幼儿园15所，公立幼儿园3所，拥有儿童894人；私立幼儿园12所，拥有儿童443人。从儿童教师人数比来看，公立幼儿园平均师生比为1∶4.61，私立幼儿园为1∶6.82。公立幼儿园儿童教师人数比低于所有幼儿园的平均值，且均低于5；私立幼儿园儿童教师人数比分布不均，有3所比值超过10。
2.1.5.2 托幼机构2010年7月～2011年6月传染病发病情况 该社区托幼机构2010年7月～2011年6月无传染病聚集发病报告，散发传染病中发病最多的为手足口病，其次为水痘。手足口病、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细菌性痢疾、猩红热及其他感染性腹泻的发病率依次为1.27%、0.45%、0.07%、0.22%、0.22%和0.07%。各传染病散发病例在公立、私立托幼机构间的分布见表8。
3 讨论
3.1 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和细菌性痢疾是该社区儿童消化道传染病的防控重点
从2010年7月～2011年6月传染病报告发病来看，该社区学龄前儿童消化道传染病发病以手足口病最多，共54例，其次是其他感染性腹泻和细菌性痢疾，分别发病29和21例。构成顺次与2007～2009年北京市门头沟区托幼机构儿童类似[6]。从与前两年的比较来看，手足口病在该社区的发病一直居于首位，且在2009年7月～2010年6月达到了99例发病，2010年7月～2011年6月发病例数较2009年7月～2010年6月虽有所下降，但比2008年7月～2009年6月发病数仍有上升。所以手足口病是该社区学龄前儿童传染病防控的首要疾病。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手足口病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5～9月，应在发病高峰时间前就做好该传染病的防控准备。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严重时可引起死亡。患者和隐性感染者均可作为传染源，主要通过密切接触或粪-口传播，至今尚无疫苗可以预防，也无特效的抗病毒药物治疗。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该病在须申报疾病（法定传染病）的发病率中居第4位（每100 000人口中有19.3人发病）。原卫生部于2008年5月2日起，将该病列为丙类传染病管理。手足口病的社区预防，着重于依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做好疫情的主动发现和疫情的报告工作，并协助开展流行现场的调查与处置，协助落实各项防制措施。要通过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指导、帮助托幼机构和学校做好预防控制工作，同时组织社区各方面力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着重对居住拥挤、流动人口聚集或卫生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较差的地方采取集中整治，以改善社区环境卫生状况[7]。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其他感染性腹泻和细菌性痢疾发病例数也比以往有所增长，且位于所有传染病发病的2、3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该社区学龄前儿童其他感染性腹泻和细菌性痢疾全年均有发病，无明显季节特征，这与《传染病学》[8]中描述的夏秋多发不一致。其他感染性腹泻是指除霍乱、痢疾、伤寒和副伤寒以外的感染性腹泻，是由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引起的肠道感染，在我国被列入丙类传染病管理。研究显示，正确的喂养方式、卫生习惯和提高儿童营养等措施是降低儿童感染性腹泻的关键因素。很多研究显示，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轮状病毒都是导致儿童感染性腹泻的重要病原体[9]。而轮状病毒疫苗是我国免疫规划二类疫苗，可自愿进行接种。鉴于其他感染性腹泻的高发病率以及轮状病毒性腹泻所占比例之大，在该社区可以加强对轮状病毒疫苗接种的宣传。细菌性痢疾在我国作为乙类传染病管理，其传染源为患者及带菌者，传播途径以粪-口传播为主[10]。目前的痢疾疫苗免疫力只能维持6～12个月，且不同菌型间无交叉免疫，所以防控细菌性痢疾的主要措施仍是管理传染源，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且应彻底治疗至粪便培养为阴性；同时应做好卫生宣传工作，做好三管一灭[8]。
3.2 水痘和猩红热是该社区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重点
该社区学龄前儿童2010年7月～2011年6月呼吸道传染病发病较消化道传染病少。呼吸道传染病发病例数最多的两种疾病依次为水痘、猩红热，发病例数分别为14、6例。
由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水痘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11 ～1月。与往年相比，发病例数有明显上升。水痘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以水痘患者为唯一传染源，其传染性强，易感儿接触后90%发病，主要通过直接接触水痘疱疹液和空气飞沫传播[8]。水痘疫苗为免疫规划二类疫苗，可自愿、自费进行接种。所以除了对传染源进行早期隔离治疗、加强通风换气与消毒外，接种水痘疫苗是保护儿童免受水痘危害的重要方式，应加大宣传力度。
由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猩红热发病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这与《传染病学》[8]中介绍的以冬春季节发病较多不一致。与往年相比，猩红热发病例数有明显上升，应引起重视。猩红热是一种细菌感染性传染病，在我国被列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猩红热患者和带菌者均为传染源，主要经空气飞沫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感染后可产生持久的免疫力，但抗菌免疫有型特异性，不同型间无交叉免疫。由于猩红热发病初期主要表现为咽峡炎，2 d后才出疹，所以猩红热的预防措施为当托幼机构中有本病流行时，对咽峡炎或扁桃体炎儿童应按猩红热进行隔离治疗[8]。
该社区流行性腮腺炎发病儿童人数较往年也有所增长。流行性腮腺炎的早期患者及隐性感染者均为传染源，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感染后可获得较持久的免疫力，且疫苗接种效果好[8]。值得注意的是，如前面计划免疫部分所述，流行性腮腺炎疫苗为我国免疫规划一类疫苗，但本社区流腮疫苗基础免疫接种合格率仅为92.4%，与北京市朝阳区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且流动儿童接种合格率显著低于户籍儿童。这可能是该社区流行性腮腺炎仍有不少发病的原因。该疾病在发病前数天患者就开始排除病毒，所以用疫苗对易感人群进行主动免疫是防控该疾病的重点[8]，社区内应加大对流腮疫苗接种的管理工作。
另外，2008年7月～2011年6月均无风疹发病，2010年7月～2011年6月却出现1例，也应引起一定重视，防止在今后继续上升。甲型H1N1流感、流行性感冒及麻疹发病较以往都有所减少或已无发病，说明该社区这些传染病管理方法适宜，应总结管理经验，继续保持。
3.3 不同类型学龄前儿童的发病构成有差异，手足口病和水痘是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重点
从本市与外地户籍儿童的发病谱比较来看，本市户籍儿童发病构成中所占比例最高的3种疾病分别是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及细菌性痢疾，而外地户籍儿童最高的3种疾病分别是水痘、手足口病和猩红热，同时流行性腮腺炎所占比例也较高。可见，本地户籍儿童发病以消化道传染病为主，而外地户籍儿童则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所以在进行传染病防控时应给予不同的侧重。
从散居与托幼儿童的发病谱比较来看，散居儿童发病构成比最高的3种疾病依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细菌性痢疾，而托幼儿童最高的3种依次为手足口病、水痘和猩红热。这与本次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调查的手足口病和水痘发病率最高一致。所以在散居儿童中主要以注意日常卫生、预防消化道传染病为主；而在托幼机构中，应该以呼吸道传播疾病以及接触传播的疾病防控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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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调查报告范文5
【摘要】目的了解河南省2010――2012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特征，预测流脑发病趋势，为合理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收集河南省2010――2011年流脑发病疫情报告资料。选择5个市（县作为省级流脑监测点，于流脑流行前期按全国流脑监测方案采集不同年龄组健康人群的咽拭子，进行脑膜炎奈瑟氏菌（Nm带菌率调查。结果2010年我省发生流脑病例19例，发病率约0.0210万，健康人群带菌率调查检出脑膜炎奈瑟氏菌49株，总带菌率为6.03%；2011年我省出现流脑病例10例，发病率约0.0110万，死亡病例1例，病死率10.0%，健康人群带菌率调查检出Nm49株，总带菌率为6%。
【关键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脑膜炎奈瑟氏菌；带菌调查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10.685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6133-0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以下简称流脑是一种由脑膜炎奈瑟氏菌（以下简称Nm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起病急、病情发展快和病死率高的特点[1]，在化脓性脑膜炎发病中居首位[2]。根据卫生部公布的《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防控工作方案》、《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监测方案》，我省卫生厅、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强流脑防控工作的文件，全省各省辖市和5个省级流脑监测点按照方案和文件要求，在本地区主动开展对流脑病人、接触者及健康人群带菌监测、聚集性病例调查及死亡病例的调查处理工作。现将2010――2011年河南省流脑监测情况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疫情监测收集河南省2010――2012年流脑发病疫情报告资料。
1.2健康人群带菌病原学监测濮阳、荥阳、温县、通许、唐河5个市（县作为省级流脑监测点，在每年流脑流行前期（2009年10-11月，2010年10-11月，按河南省流脑监测方案要求随机采集不同年龄组健康人群咽拭子，每个监测点不少于150份。咽拭子采集及Nm的分离培养参照GB-16884-1997《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
2结果
2.1流脑发病情况2010年我省共报告流脑病例19例，发病率约为0.0210万，无死亡病例；2011年共发生流脑病例10例，发病率约0.0110万，死亡病例1例，病死率为10.0%，发病数比2010年同期减少了47.4%。
2.1.1地区分布2010年郑州、洛阳、安阳、新乡、焦作、濮阳、三门峡、信阳和南阳9市有病例报告，其它市均无流脑病例报告；发病波及16个市县区，占全省总县区数（166的9.6%；2011年郑州、许昌、商丘、平顶山、安阳、和许昌6市有病例报告，其它市均无流脑病例报告；发病波及8个市县区，占全省总县区数（166的4.8%，比2010年同期（16个相比发病县区减少了50%。
2.1.2季节分布2010年2-4月份仍显示流脑季节性发病高峰，发病12例，占病例总数的63%；2011年同样显示冬春季流脑发病的特征，1-5月份发病7例占病例总数的70%，12月份发病2例占病例总数的20%。
2.1.3职业分布2010年学龄前散居儿童发病比例最高，占发病总数的68%；2011年学生和散居儿童发病比例最高，占发病总数的70.0%。
2.1.4年龄分布2010年学龄前0-6岁散居儿童发病13例占发病总数的68%，7-14岁发病4例占21%，15岁及以上人群发病2例占11%；2011年学龄前0-6岁散居儿童发病3例占发病总数的30.0%，7-14岁发病4例占40.0%，15岁及以上人群发病3例占30.0%。
2.2病原学监测全省5个流脑监测点每年都开展健康人群Nm带菌调查，2010年共调查813人，检出Nm49株，总带菌率为6.03%，其中检出A群Nm20株，B群Nm16株，其他群菌株13株；2011年共调查840人，检出Nm50株，总带菌率为6%，其中A群22株，B群13株，C群5株，W135群1株，未分群9株。各地区带菌调查，见表1。
3讨论
近年来我省流脑发病仍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10――2011年流脑监测情况来看，我省流脑发病率基本到达底线，病例少且为散发，不同职业人群中以散居儿童发病比例最高，因而各地市疾控部门必须加强对散居儿童的监管。冬春季仍是我省流脑高发季节，每年流行前期的Nm带菌率调查对于预测我省流脑发病趋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0――2011年Nm健康人群带菌调查结果显示，我省健康人群带菌仍以A群为主，但是逐渐出现W135群Nm以及未分群Nm。近年来广西[3]、福建[4]相继出现W135群Nm感染病例，我省也在2011年从健康人群分离出W135菌株，这意味着我省有可能出现W135群感染病例，需对W135群Nm的流行状况和带菌状况进行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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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调查报告范文6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累计生育率；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王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 引言
用以刻划、描述生育水平时期状况的指标――总和生育率近些年来的调查数据持续偏低，因而在判断、讨论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时，累计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屡屡被采用。郭志刚教授近年来连续著文，在估计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变化规律的同时，多次指出“队列平均子女数（累计生育率）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郭志刚，2008）。受郭志刚教授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探讨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分析我国生育水平下降趋势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并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化推断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水平。
2 两个用来计算生育率的指标
按照人口统计学对统计指标的定义，总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之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某个年龄（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超过49岁的妇女完全度过了育龄期，其累计生育率就是终身生育率。队列累计生育率是该队列妇女的实际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国的各种有关生育率的调查表明，我国妇女35岁以后生育的孩子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常常用35岁（或35~39岁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当作这个年龄（组）的最终完成的生育率，这样把妇女育龄期“缩短”一些，即将年龄上限由49岁降低到35岁（35~39岁），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既然没有到49岁，就不是“终身”，所以本文使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少人口统计专业书把总和生育率比作汽车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汽车行驶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时间（比如一个小时）内瞬时速度保持不变，则瞬时速度所表现的数据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瞬时速度不断变化，那就要根据不同的瞬时速度累计距离后再根据
时间跨度计算平均速度。总和生育率是假设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妇女年度的生育状况，当某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妇女的生育旺盛年龄从20岁到34岁为参照，至少要15年）不变，这个总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释为，从这个年份开始，经历了相应年度和相应年龄段后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生育结果，某一年某一个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这一年以前的各个年份经历相应年龄生育率的综合反映。如同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是两个不同的用来计算生育率的统计指标，自然不应混为一谈。
3 两个指标孰优孰劣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人口统计指标，用来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状态，直接比较二者的优劣似乎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这里笔者仅仅把这两个指标在统计调查时获取的方便程度和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做一比较。
根据指标定义，要得到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调查到该年份处于育龄期每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每个年龄组的妇女在该年份生育孩子的数量，如果计算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就要调查15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相应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即使按5岁组计算，也要获得20~24岁、25~29岁、30~34岁3个年龄组的妇女和她们生育的孩子一共6个数据。而要计算某个年龄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只需要获得这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她们生育的孩子数，一共2个数据。显然，调查和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比调查和计算总和生育率要简单和容易。
注：① 前5列数据引自郭志刚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数据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华（1996），第3、4列是郭志刚（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据相关的调查计算的。
② 第6列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计算。
③ 第7列数据引自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再比较一下两个指标的数据质量。进入1990年代，无论是由国家统计局还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调查，无论是普查还是抽样调查，历次调查所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学者、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总和生育率真正含义的关心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质疑，而且是一致质疑――数据偏低！严重偏低！！造成偏低的原因十分明显，道理也不难解释：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些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不会坦白地说出自己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她们为了躲避处罚，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调查的当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调查得到的孩子数量必定低于实际出生的孩子数量，由此计算的年龄别生育率必定偏低，总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仅“偏低”遭质疑，“偏高”也遭质疑。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公布2005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74，比近些年调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学家分析了调查的原始数据，发现20~29岁年龄组未婚妇女缺失较多，估计是人口流动外出打工所致。有的专家通过典型调查发现，流动在外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回到户籍地生孩子并且养育孩子一段时间。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动造成户籍地未婚妇女缺失、“分母”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应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龄组的生育率 “提高”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也相应“提高”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报则指出总和生育率升高的一个原因：由初婚堆积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积――总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 1.23和1.16，一孩总和生育率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 1.07和1.23。偏低不对，“偏高”也不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认可呢？也难怪，近20年来不同调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总是不“一致”（见表1）。在对调查数据“偏低”的质疑下，不同机构和各方专家利用各种调查的资料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各种修正、估算、推断，从1.3、1.4到1.8、1.9，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于是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觉扑朔迷离了！官方的口径则多年未变――“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据根据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进行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其余的分别出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集。
与对总和生育率的普遍质疑相比，近些年几乎没有看到、听到对于队列累计生育率质疑。把近些年来各种调查有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列在一张表中，我们发现，这些来自不同调查的数据竟然惊人地一致（见表2）！不仅是不同部门（国家统计局、人口计生委）组织的不同调查（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一致，而且不同调查相关的年龄组，数据也都是一致的！ 比如，1995年35~3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28，2000年40~4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5，2005年45~4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9。数据一致就能确定数据准确吗？为了“证实”，我们不妨先“去伪”：第一，造成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对调查、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影响不大。因为计算35~39岁组队列累计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为90％以上发生在调查前5年（即被调查对象30~34岁以前），甚至更“久远”。在调查的时候，这些生育行为所涉及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岁，很难再隐瞒下去；如果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已经接受了处罚，也就没有必要隐瞒了。所以，被调查对象可以如实地报告自己已经生育的孩子数。而且，因为计算累计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孩子的年龄无关，与生育行为发生的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即使生育行为发生在距离调查时点比较近的年份，被调查对象也可以任意改变生育的时间，却并不影响生育总量的调查结果。如果是计划外生育，那么生育发生的时间越早，罚款的标准越低。因此，那些近年来有计划外生育行为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时间向前推的条件下，如实回答生育的数量。这样不会影响队列累计生育率的计算结果，但会造成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总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则几乎不会影响35~39岁组的人数，因为35岁以上的妇女未婚比例极低。即使3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一部分因为外出没有接受调查，然而她们生育的孩子同时也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并不影响计算该队列的累计生育率。去“伪”存“真”。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近些年调查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相当准确的。
4 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动说明了什么
既然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指标，而且多年来多次调查的数据质量都比较好，那么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普遍遭到质疑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观察、分析一下我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变化。
4.1 确实反映了实际生育水平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根据2001年35~39岁组妇女的队列累计生育率（1.88），结合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认为“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刚教授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即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对于郭教授根据人口统计学原理明确指出的“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笔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节所谈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并没有将“队列累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混为一谈，而是根据调查得到的35~39岁这一批已经基本完成了终身生育的妇女队列累计生育率强调实际生育水平是1.8。笔者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分析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报告中这样解释实际生育水平既符合队列累计生育率原本的含义，也是为了回避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尴尬。
但经郭教授批评，笔者现在感到，报告中表述确实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导。
4.2 主要反映了“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
35~39岁队列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所包含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直到调查时的全部生育子女数，是她们在进入育龄期后各个年龄的生育率之和，与她们在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计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岁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实际上，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队列累计生育率都表明，妇女的生育高峰年龄在20~29岁，因此，某一个队列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度过20~29岁时相应年份的生育状况。按照时间推算，2000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状况，2005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状况。
4.3 生育率是“持续下降”而不是“保持稳定”
根据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35~39岁年龄组的累计生育率从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现在看来，在2000年，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而不是当时的形势分析报告中所说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时做出“下降”判断把握还不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抽样调查（两个调查抽选不同人群），现在的结论应该是明确无误的了。
累计生育率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怎样变化呢？
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同于总和生育率（前面已经讲明了），因此不能“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或替代”，郭志刚教授多次批评这种错误做法，笔者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不过，笔者以为，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不能直接用来替代总和生育率，但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发挥队列累计生育率的“特长”分析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并进而根据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间接判断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说过，总和生育率相当于“瞬时速度”，队列累计生育率相当于“平均速度”。从“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现的时间顺序看，“瞬时速度”即总和生育率发生在“前”，是过程；而“平均速度”即队列累计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结果。根据一辆车的“瞬时速度”，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它将行驶的“距离”，即使是“速度”不断变化，我们也可以不断地相应调整、计算“距离”，也可以相应地计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辆汽车在过去一段时间行驶的“距离”，我们可以计算经过这段的“平均速度”，却无法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比如一辆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航站楼，我们知道了汽车行驶的距离和所花费的时间，但我们并不能判断这辆汽车在开往机场的路途中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是多少（我们只能根据常识推测：这辆车在市内道路上行驶速度较慢，开上机场高速路后速度较快，经过高速路收费站时速度极慢，以后又加快速度开到机场航站楼）。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但根据“平均速度”，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瞬时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对象是甲、乙、丙三辆车，已知它们在相同的时间行驶了不同的距离，每辆车的 “平均速度”已经不同了，我们可以根据“平均速度”的快慢，相应地判断：行驶距离较长（比如从北京南郊开到首都机场）的甲车“平均速度”较快，其在这段时间内的“瞬时速度”也应当较快，而同样时间行驶距离较短（比如从东直门开到首都机场）的丙车“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时速度”也应该较慢（即使它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然，不排除在某个时刻丙车的“瞬时速度”可能比甲车快。至于乙车，其行驶距离介于甲车和丙车的行驶距离之间（比如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车和丙车的“平均速度”之间，其“瞬时速度”应该大致介于甲车和丙车的“瞬时速度”之间。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只是叙述要稍微复杂一点：已知三个队列（分别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妇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处于35~39年龄组，她们经历了相同的生育年龄段（从15~34岁，可视为“时间”），这三个队列妇女的35~39岁累计生育率（可视为“平均速度”）分别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瞬时速度”）应该比较高，第三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比较低，而第二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介于中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计算任何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要涉及35个单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或7个5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所谓“某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绝不是由这个队列的妇女的生育率计算的，笔者只是考虑到处于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5岁组的生育率对于年度的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大，同时为了较为方便地阐释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错误地”对应起来。
于是，根据这三个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弹”一点）。
4.4 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以下
既然总和生育率在“前”，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样是显示生育水平长时间持续下降，两个指标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数值上要呈现出“时间差”，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值比总和生育率的相应数值要迟几年才出现。郭志刚教授利用多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二者变化的时差，发现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时间差就越大（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几年，二者大约相差7年。由此笔者推断，2005年队列累计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67左右。
根据表3，进一步分析2005年35~39岁组队列（即1965~1969年出生队列）的妇女过去5年的累计生育率（即计算2005年35~39岁组累计生育率1.672与其在2000年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设下一个队列（即1970~1974年出生队列）未来5年增加的累计生育率保持同样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这个队列在2010年达到35~39岁时，其累计生育率应该是1.51（1.4＋0.11＝1.51）左右。以这个未来的累计生育率水平为参照，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经下降到了1.6以下。
5 小结
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两个不同的指标，不应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总和生育率的调查和计算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而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比较高。利用比较准确、一致性很好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既可以直接认定19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也可以判断这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且基本可以推断总和生育率在近几年已经下降到1.6以下。
鸣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郭志刚教授、张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荣教授给予指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齐嘉楠、韩枫协助汇总数据，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郭志刚. 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人口研究， 2004；2
2 郭志刚.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人口研究， 2004；4
3 郭志刚.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8；5
4 王谦，郭震威.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3(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王谦，郭震威.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4(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7 潘贵玉. 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8 张维庆.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
9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10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Analyzing China’s Fertility Trends Using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nd discusses the utility of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in analyz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trend in China. Th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show sustained declining fertil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on which estimates are made that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dropped to below 1.6 births per woman.
Keywords: Total fertility rate;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