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思想论文范文1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思想；特征；原因
Abstrac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o zedong though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during different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major foreign activities i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 the basis of facts， summarize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 thought of diplomacy of the stage， mainly from two aspects， namely the consistency and "revolution" diplomacy. Among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to analyse the consistency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of national interests，independence and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After summariz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per， I’ll show the cau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from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omestic and and the thoughts of Mao zedong himself .
Keywords:Mao Zedong， diplomatic thoughts， features， reasons
正文：
本文研究的是“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首先对“文革”时期做一个界定：本文中的“文革”时期即是指1966——1976年我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阐述的就是在这十年浩劫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文革”十年，中国外交所受的影响相对于其它方面而言是很小的，中国外交甚至全面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三次建交高潮。本文主要从“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以及产生这些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最后指出其对我们的启示。
一、“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
（一）承前一致性
“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对以前外交思想的继承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国际利益至上原则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坚持国际利益至上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迫于国内外的压力，逐步变杜鲁门主义的全球战略为尼克松主义，其中包括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通过“叶海亚渠道” ，“罗马尼亚渠道”等向中国发出改善关系的意向。毛泽东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通过释放美国囚犯，开展“乒乓外交”等给予积极回应。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坚持不仅体现在中美建交上，更体现在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必须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上。1972年2月21日，离《上海公报》公布还有24个小时，而尼克松却迫于国务院的压力提出要修改，毛泽东说：“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1] 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保证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公报中较突出的内容是：美国在同新中国交往中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只有一个，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确认了美国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目标。
美国的“越顶外交”使得日本和欧洲盟国深受震动，此后，中日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几乎已全部同中国建交。欧洲共同体成员除爱尔兰外也都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及日本的侵略行径恨之入骨，支撑他超越意识形态，高瞻远瞩地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的根本源头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毛泽东深知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如他在会见基辛格时所说：“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耶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双方仍要合作，仍然可以发展友好关系。”[2]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为中国赢得发展机遇，突破外交孤立，也有利于抵制苏霸，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方向。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深刻表现。
2． 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权利之一。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完全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的权利，它与国家主权有着密切的联系。”[3]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中心点。”[4]早在1949年6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国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此后的毛泽东一直贯彻独立自主原则，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客观需要而同某些国家结成同盟，但这只是一种外交战略和方式，我们并不依附任何一个国家。
对毛泽东这一阶段独立自主原则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中国逐步脱离苏联的控制及中苏关系的对立。20世纪60年代，苏联多次侵犯我国边境，尤以1968年的“珍宝岛”事件为甚，面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对于1969年苏联极力拼凑“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做法，毛泽东指出了苏联的真实目的是组建一个反华集团并将其它各国划归苏联的控制之下，因此，苏联的这种做法并未得到响应，甚至与苏联关系较为密切的印度等国也不愿接受。 1969年10月起到1978年6月，中苏就边界问题共举行了15轮会谈，由于苏联不改变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及中国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双方一直未达成协议。
另一个例子就是对于美国不断制造“两个中国”，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态度非常明确。毛泽东在1973年和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反复强调：“至于我们与台湾之间的问题……我们将会为得到它而打仗。”[5]毛泽东还指出，“不能把台湾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6]
从毛泽东对苏美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坚持外交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决不让国家主权受到丝毫侵犯，不仅维护了国家利益，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独立自主原则，不仅是“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而且是中国建国以来整个外交思想的中心，我国一直奉行这一原则。
3．“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7]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非一时提出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源于1946年的“中间地带论”。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1962年，1963年的发展，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直到1974年，毛泽东正式完成了其从“中间地带论”向“三个世界”理论的转变。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支持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对于从60年代广泛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国都给予坚决的政治甚至经济支持。
从“中间地带论”到“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在敌友组成的内容上有些不同，但其中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争取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三个世界”理论是对“中间地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正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三方力量，为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战略依据，使人们看清了苏联的争霸意识，也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二）革命色彩浓厚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受“左”的意识影响，形成了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此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中国宪法等各方面遭受践踏，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不稳定，行政制度包括外交机制遭到破坏，造成了中国成立至今61周年外交决策史上最混乱和特殊的十年。
1967——1968年，我国外交大权旁落入林彪、江青等人之手，他们借口支援世界革命，进行“输出革命”式的外交，四面出击，打倒一切，高喊武力收回香港，在群众大会上呼喊打倒外国现任政府等，更发生了恶劣的“三砸一烧”事件，严重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多国因大小问题与中国发生外交矛盾，三十多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破裂，中国外交遭受空前的挫折。中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召回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与外国客人谈话时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坚决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8]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中国有严重背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外交路线的的表现。
对此，周恩来进行有力斗争并积极修复外交工作，毛泽东也亲自过问并决定重新派出驻外使节，如：“毛泽东后来在1968年对输出中国革命的做法也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见，1968年5月16日，毛泽东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用法，认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的‘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1968年5月29日，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说：“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9]经过一些修复和整顿，中国外交逐步恢复正常并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文革”时期影响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因素
一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针对“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从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和毛泽东个人因素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因素
“每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都必须认真面对外部的国际环境。”[10]
“文革”十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一直比较危险，国防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北方苏联在中国部署近百万重兵直接侵犯中国领土，中国面临着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的困境。因此，对毛泽东来说，寻求改变自身安全环境的任务迫在眉睫。此时，内外交困的美国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对此积极响应并借机改善与日本和西欧的关系。
两线受困下，毛泽东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发展赢取有力的国际环境。
此阶段内所有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都是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带有深刻的“冷战”烙印。
(二)国内政治因素
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他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致，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11]“内政与外交同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但内政又是决定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最重要的因素。”[12]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对内思想上“左”倾错误严重，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再加上国家领导集团的变动，如江青等人的篡权，使我国外交事业严重受损。
中国的经济在历经 “大跃进”后不仅没有赶超美英，还蒙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对此进行反思，逐步把争取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发展我国的经济作为重要任务并进行了工业化道路的探索。1975年，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即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3]这样的国内政策就决定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国内经济，由此，超越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对外政策就有了深厚的内政根基。
由此可以看出内政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对外政策是围绕国内发展这个中心而制定的。“文革”时期的对内政策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这使得我国对外政策也呈现出建交高潮和低谷的状态。
（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文革”十年，毛泽东的各方面思想对我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一定影响，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毛泽东个人因素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的爱国思想浓厚。毛泽东的爱国思想从小就有，面对被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华民族，他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的爱国思想还具有传承性，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的爱国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爱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念支撑，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等一些外交原则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
其次，毛泽东军事战略家的思维方式。对一个南征北战的军事家来说，斗争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因此才会有毛泽东的“斗争哲学”。这一思想使得毛泽东在面对我国多面受困的环境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大三线”的建设，抗美援越，不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等都是毛泽东以一个军事战略家的角度思考的结果。同时，军事战略家的思维也使毛泽东做出了错误的决断即把运用于中国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推广到世界范围，致使中国外交违背了国际基本准则，与多国关系破裂。
第三，是毛泽东的哲学观。毛泽东的哲学观主要体现在辩证法和矛盾论方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分析中外国关系时，运用对立统一方法，精辟地阐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14]毛泽东还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辩证法。建国初期，意识形态至上，因此才有“一边倒”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三大外交方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中苏大论战，也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而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改善等则是国家利益至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则又是意识形态占上风。
毛泽东的矛盾观也对“文革”时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文革”前期，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并把这一观念推至世界范围；“文革”中后期，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矛盾的观念有所转变，因此主动修复外交关系。由此可看出，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观点影响了他的外交政策。
以上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对内思想与对外思想是统一的，都受到他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哲学”痕迹。
总之，“文革”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不论其正确方面还是错误方面，都是有一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研究离不开对此阶段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和毛泽东个人的研究。
三、结语
“文革”时期，由于受当时严峻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毛泽东个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呈现出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三个世界”理论等具有承前一致性的特征，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也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倾向即“世界革命”，使得我国外交体制被打乱，外交事业严重受挫，与多国发生外交矛盾，然而，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主动修复外交关系，中国出现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因此，总的来说，此阶段的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正确的，只是在一小段时期内受“左”的意识的影响造成了错误的决断。
笔者从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发展状况中得出几点启示，即：要正确处理外交与内政的关系；在进行外交工作时，要时刻保持辩证思维，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要吸收并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正确方面，妥善地将其运用于中国当代外交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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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122页。
[8]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85页。
[9]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月版，第276页。
[10]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7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12]鲁毅等著《外交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第282页。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文化 文化迁徙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美国思想库 研究现状 综述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61-10
在影响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诸因素中,思想库(Think tank)的作用较为独特。作为美国一 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近百年来思想库一直影响着美国内政和 外交事务的发展,被广泛认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美国政治的第五种权力。[1]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逐步深入,思想库在美国内政外交决策机制中的角色 和作用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其相关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开始增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 势。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美国思想库”研究作一概要综述,考察此项研究的学科定位 和研究人员分布,总结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主要学术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的美国 思想库研究进行展望。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定位和研究人员分布
思想库研究特别是美国思想库研究,是一个近年来才兴起的学术热点问题,其学科属性还较 为模糊。为便于说明和研究,[2]本文对其试作一番定位。
首先,由于思想库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政策研究,并以影响政府政策为目的,对它的研究可 归于政治学的范畴:一方面,思想库试图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进程,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专业关系密切,尤其从外交决策机制的角度,探讨思想库在其中的角 色和功能是美国外交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美国内政方面的思想库也积极对公共 决策进程施加影响,而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专业联系紧密。[3]其次,从美国 思想库的组 织特点来看,它们通常都标榜自己的非政府、非党派特色,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并且通常也 不以赢利为目的,而多游离于政府正式的决策进程之外,与官方机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因此,对美国思想库的考察也是社会组织学的一个研究对象 。此外,由于美国思想库在联结知识与社会政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的研究方法、知 识管理和组织管理等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管理、科技咨询等部门的研究对象,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将之包含于软科学的行列。
从人员分布来看,目前国内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者基本上可归于以下几类:一是国内著名思想 库内的研究人员。他们由于自身工作的特点 ,对国外的同行机构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美国思想库同行的最新研究报告和成果,通 常是他们跟踪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们也会对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演变和运作机制等进 行一定的考察。从研究对象上看,他们一般较侧重于美国的外交思想库,投稿范围一般是《 现代国际关系》、《美国研究》等国际研究类期刊。
二是国内科研管理、科技咨询、软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者。 他们的文章主要关注于美国思想库的运作体制、研究方法等方面,且研究对象通常也不 局限于美国思想库,而对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都会有所涉及。一般来说,他们 不太关注于思想库研究报告的具体内容,其学术成果多发表于《科学管理研究》、《社会科 学管理与评论》等期刊。
三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者。他们一般 从整体的公共政策决策进程角度来对思想库进行研究,并不局限于外交政策。此外他们的研 究通常理论性较强,常会运用一些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方 法、社会结构理论等),侧重于实证研究,可以说代表着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的最高 水平。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历史考察和档案分析较少,其研究成果在以上两类期刊中都能见 到。
四是国内近年来刚刚兴起的NGO研究者。近些年来,随 着非政府角色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研 究也开始热起来。从性质上看,美国思想库也是一种NGO组织,对它的研究可纳入到非政府 组织的总体研究之中;并且由于美国社会中思想库现象的发达,国内NGO研究者也给予了较 多的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一般发表于《学会》、《中国非营利评论》等学会组织类期刊。
五是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专业的硕士生或博士生,他们是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 研究最为活跃的一股力量。作为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近 年来逐渐引起了中国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国际研究类专业的高校研究生,以美国思想库( 主要是外交方面的思想库)作为选题的博硕士论文中纷纷出现。[4]但相比较而言 ,对于美国内政方面思想库的研究尚未引起国内相关专业研究生的重视。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学术成果
总体来看,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近年来, 有关美国思想库的专著、论文逐渐增多,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研究的深度也 在逐步扩展,开始出现关于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定量分析文章。[5]由于美国思想 库的研究具 有跨学科的特性,成果比较零散,本文特把相关研究文献分为专著和译著、期刊文章及博士 和硕士学位论文三大部分,并分别进行阐述。
1.专著和译著
专著方面,总体来看,国内有关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书籍并不多,[6]而有关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 专著就更少。1982年10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两位学者吴天佑、傅曦编辑出版了国 内第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专著《美国重要思想库》,对美国主要的思想库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分类介绍。它将100多个美国重要思想库分为七类: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大学 研究机构、营业性和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筹划咨询和协调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 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性研究机构。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力作,该著作甚 至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 策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作为中国对美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7]199 0年7月, 朱锋、若编辑出版了《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对西方思想库产生的背景 、分类和职能、活动特点、成功的“奥秘”和其80年代的发展趋势等作了简要分析,并首次 全面介绍了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十大著名思想库。[ 8]2000 年5月,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辑出版了《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一书, 对世界主要国家一般意义上的领袖外脑的运作机制、人员组织、研究情况等作了综合性介绍 ,其中专门辟出两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对美国的非官方和官方领袖外脑进行了细致 介绍,很有参考价值。2003年8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 倾向》一书。该书可谓是迄今为止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研究最为全面的介绍。虽然它的主要篇 幅侧重于对美国一些著名思想库进行介绍,但书中第一部分“美国思想库概论”,仍然可以 看作是国内目前对于美国思想库综合研究最为深入的论述。[9]2007年11月,复旦 大学博士 张春在他2006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专著《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该书是 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美国思想库研究的原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对学术型、游说型和 合同型等美国三大类思想库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和影响进行剖析,指出美国思想库 是观察一个中国政策、甚至是更广泛的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并提出鉴于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 策,尤其是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应当重视美国思想库的作用。[10]
译著方面,国内目前尚无人翻译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综合性英文著作,仅有的一部译作是 关于美国单个著名思想库与外交政策关系的专著。[11]此外,有些关于美国外交决 策机制和权 势集团的中文译著,里面也会对美国思想库有所涉及,[12]其他与美国思想库相关 的中文译作则多是一些著名思想库的研究报告。[13]
从以上可以看出,国内目前“美国思想库”研究方面的的专著和译著显然还太少。相较于近 年来出版物众多的“美国国会研究”和“美国利益集团研究”等研究领域,国内在“美国思 想库”方面的出版显然还很薄弱,译著方面的加强尤其是当务之急。只有让大家更多地了解 美国思想库,了解国外学者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才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并产生高 水平的原创著作。
2.期刊文章
期刊文章方面,有关思想库的一般性介绍文章并不少见。通过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含世纪期刊)中以“主题”为“思想库”、“脑库”、“智库”、“智囊(团)”、“政策 研究机构(组织)”、“政策咨询机构(组织)”等进行检索可以发现,[14]国内 有关思想库 的文章数量在近三十年来一直呈递增的趋势;并且以“思想库”为主题的文章要远多于“ 脑库”、“智库”、“政策研究机构”等方面的文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内在思想库相 关专业术语用词上的倾向性(由于“智囊”一词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含义,虽然检索出的文章 较多,但具有政策研究组织含义的相关文章却较少)(见表1)。
再以1980年为起点,去除掉以上文献中与思想库不相关的文章,以年份为序逐年排列,并将 主题限制在“美国+思想库”可得出表2统计结果。[15]
从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下一些特点:
思想库这一重要的美国社会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从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 期刊上就有关于美国思想库方面的文章出现,但早期的文章多是一些介绍性的,主要出自于 思想库内的学者及社会科学管理机构的研究人员。由于那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对美国思想库 的介绍多来自于对国外二手资料的编译;即使少数研究人员有机会出国考察,撰写的也多是 一些他们的所见所闻,而较少有关于思想库角色和功能的分析性文章。[16]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者对美国思想库掌握资料的增多,以及出国的便利,对美国思 想库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分析美国思想库运行体制及管理方面的文章,并且对思想 库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中的角色和功能进行了探索,对思想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进行 了初步研究。[17]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研究的迅速发展,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也开始逐 步深入。
3.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
2003年8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一书出版后,不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类专业研究 生对于思想库研究产生兴趣,并 以“美国思想库”作为了自己论文的选题。这些“准专业”研究力量的注入,使得中国的“ 美国思想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2004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穆占劳完成的以《 美国思想库和美中关系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为起点,通过对国家图书馆、CNKI和CALIS等 博硕士论文库的查找,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已有十数篇之多(见表3)。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国内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博硕士论文题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二是美国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 ;三是单个美国著名思想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研究。这些论文在选题上具有相当的重复 性,应当引起今后研究者的注意。
美国思想库研究的主要维度
1.关于思想库的概念、分类和演变
(1)什么是思想库?如何对美国思想库进行定义?这是每一个研究美国思想库的人首先要 碰到的问题。然而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定义却是一件困难的事。从大型的上千人的研究机构如 兰德公司,到小型的只有几个职员的研究组织如进步政策研究所等,不同的标准、范围所估 计的美国思想库的数量相差很大。关于思想库的定义,国外很多学者进行了界定,也提出了 各种标准。[18]国内学者在提及美国思想库概念时多数是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定 义,但也有 少数中国学者在借鉴国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美国思想库概念的理解和看法。如 袁鹏认为一个机构要被称为思想库,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即从事政策研究、以影响政府的政 策选择为目标、非赢利和独立性,因此,思想库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 政策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19]朱旭峰 认为思想库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 询机构,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20]。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分类。王春法认为,依据不同的标准,美国思想库可以作多种分类 :从研究领域看,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思想库;从起源看,美国思想库可分为由某些大 富豪出资建立、由政府组织和资助成立、由社会中“志同道合”的力量倡议集资而建和为 离任总统或纪念某政治人物而设等几种;从机构归属看,可以分为政府资助型、民间研究所 及大学附属研究中心三类;从政治态度看,可以分为自由派、保守派及中间派三大类;从规 模看,可以分为小型、规模适中型、大型政府思想库及大型民间思想库等四类。[21] 邱伟、吕 其昌则认为美国思想库可以按起源、规模、资金来源、隶属关系、职能性质、政治倾向等六 个方面进行划分。[22]他们的分类标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全面的。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王春法认为美国思想库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诞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初发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迅速发展期 (60―80年代)、全盛时期(90年代以来)。[21]《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 》一书作者 认为美国思想库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思想库的 诞生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40―60年代,这是美国思想库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三 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是美国思想库的爆炸式发展时期;第四阶段:20世纪80 年代后期至今,是思想库的纵深发展时期。陈广猛则将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分为如下阶段:第 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学术研究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第二 阶段(20世纪40―50年代末):政府合同型思想库的出现(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国内事务型思想库的兴起(以城市研究所为例);第四阶段(20世纪70 年代至冷战结束前):政策推销型思想库的繁荣(以传统基金会为例);冷战结束后思想库 发展的新趋势。[23]以上这些阶段性划分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思想库发展史还是很有 帮助的。
2.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和影响政策的途径
美国思想库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所充当的社会功能。对 于美国思想库的功能,任晓认为,思想库在美国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多种作用,通常履 行四种主要功能:一是生产政策思想;二是提供政策方案;三是储备和提供人才;四是教育 公职人员和公众。[1]而王春法则认为,美国思想库的社会功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 是生产思想――为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思想;二是战略设计――为政府决策提供多种设计方案 ;三是引导社会思潮――形成影响决策选择的社会氛围;四是人才储备和周转的基地。 [21]袁 鹏和邱伟则对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思想库在美国外 交决策中主要发挥如下几方面功能:一是提供政策理念;二是储备和提供人才;三是建立关 系网络影响决策者,教育、引导公众。[24]范士明也认为美国思想库在对外政策上 至少能够起三种作用:生产思想、储备人才和教育公众。[25]
为了发挥上述功能,美国思想库采取了种种途径来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王春法认为 ,思想库进行研究的最高价值就是要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而美国思想库发挥社会影响的渠 道主要有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 、与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与大学的联系等十种途 径。[21]袁鹏和邱伟则认为思想库在以下十个方面影响着美国外交:思想库人员在 政府部门任 职、利用总统大选的特殊时期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重视与国会的关系、与政府部门和机 构维持某种固定渠道、通过社会公共活动来与外交政策制定者加强交流、有针对性地举办研 究班和演讲,邀请政策制定者参与研究项目、借助大众媒体间接影响外交政策、出版著作或 提交报告、通过国际交流提升地位并增加对政府的影响力。[24]这些对于美国思想 库社会功能和影响途径的总结无疑会加深对它的了解和认识。
3.关于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是否有影响力?影响力多大?这是思想库研究的一个难题。从目前的 情况看,国内对此相关研究还多是定性的研究,而较少定量的分析。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 学者对美思想库研究的深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朱旭峰即对此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其 基本理论假设如下:美国思想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它们在美国媒体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来,而不同思想库受各媒体的青睐程度可以从媒体对思想库研究成果的 引用情况来反映。所以,通过美国主要媒体对思想库的引用数量的统计可以建立起衡量其影 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可以获得思想库影响力变化的情况以及各流派思想库的影响力的 量化指标,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对美国社会思潮变化的定性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定量研究之上。 [5]
此外,朱旭峰和苏钰还就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创造了一种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 分析框架。该框架认为:思想库在政策过程中的活动与社会的分层结构存在强对应关系,因 而我们可以根据思想库与不同阶层的互动的行为特点,将思想库影响力分为:决策(核心) 影响力、精英(中心)影响力和大众(边缘)影响力。思想库对于每个阶层的影响途径是不 同的:对于政府的决策者,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是关键;对于除媒体以外的其他社会精英, 思想库采用各种不同的交流方式以施加影响;对于大众来说,思想库建立与公众媒体的良好 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思想库影响力的层次结构的梳理,可以给出一个用来洞察思想 库各种行为的理论工具,这将有利于我们将思想库为实现其影响力的各种行为进行分类、量 化和比较。[20]
4.关于美国思想库的组织管理及成功经验
思想库既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又有别于通常的学术研究部门,它们在研究工作的组织结构和 管理方法上均有其独有的特点,国内的学者(主要是来自科研管理部门)对此也进行了考察 。如邹逸安和何立坚从国外思想库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及管理、研究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 了初步探讨。[26]王春法则从管理体制、筹资管理、人员管理、课题管理等四个方 面对美国思 想库的组织和管理进行了总结。[21]侯经川还专门考察了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 [27]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此外,国内学者们还对美国思想库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如邹逸安将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 的经验总结为:颇为超脱的地位、与政府决策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讲求人员配置的科学性的合理性、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健全 的情报信息网络等七个因素。[28]王晓民、蔡晨风则将美国研究机构取得成功的原 因总结为以 下几点:一是选择研究课题和项目时,注重其实用性及针对性;二是坚持职业操守,尊重科 学,注重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三是领导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选择并确定项目和课题,直 接组织、管理并监督项目和课题的进展以及激励研究人员上,很少干预具体的研究;四是建 立 评估体系,完善专家评审机制,确保研究质量;五是罗致人才,注重不同学科人才的合理配 置;六是建立适合本机构特色的运行机制,随机应变,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七是项目和课 题研究都会出精神产品,都会产生价值,安排项目,开展课题必须要有经费保障。[29 ]这些经验无疑对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5.关于美国思想库的案例研究
关于思想库的案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对于某个美国思想库相关情况的分析,包括 历史演变、机构宗旨、人员组成、研究领域等各个方面,早期的美国思想库研究文章很多属 于这 一类;二是单个思想库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如任晓透过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来分 析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30]钱皓对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著名 思想库与美 国对华政策的关系进行的分析,[31]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三是对美国某届政府中 思想库作用 的研究,如张春对思想库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关系的分析等。[32]此外,随着近 年来保守主 义思想库在美国政治中的盛行,国内学界又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美国保守思想库的文章。[33]
存在的不足
尽管这些年来国内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研究方 法的陈旧以及起步较晚等原因,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思想库研究相比,仍存在着以下一些 不足之处:
第一,缺乏对于美国思想库的档案研究。国内现有关于美国思想库的考察,其资料多来自二 手文献和各大思想库的网站内容、研究报告及出版物等。总的来看,这些材料尚显薄 弱,缺乏历史纵深感。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著名思想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 ,都具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其较为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它们几乎都保存了自机构成 立以来的丰富历史档案(包括机构的发展记录、会议纪要、研究项目记录、出版物、年度报 告等),[34]这些资料对于思想库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通过对美国各思想库的档案考察,一方面可以详细了解美国各大思想库的发展历程,总结出 思想库总体的发展规律,加深对于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重要现象的认识;另一方面,通过对 思想库档案的解读,也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同目前国内学术 界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广泛利用官方外交档案(如美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相 比,对于思想库等非官方机构外交档案的使用还较为缺乏。实际上,思想库对美国政策议程 的设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美国政府官方政策的思想雏形在思想库的研究报告中均能 找到其影子。在笔者看来,对于衡量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难题,如果能通过历史档案分析的 方法,对比思想库最初提出的政策思想和美国政府最终的正式政策文件,考察其中的所发生 的变化并追踪变化的过程,也许可为思想库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一些实证性的案例。
第二,缺乏对于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制度性考察。从国内现有的关于思想库的研究文章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较为宏观的研究,如考察思想库在美国外交决策中的角色和功能、思想库 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和作用等,而对美国思想库运作背后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如思想库如何 进行项目管理、如何招募人才、筹资渠道如何、在行政上隶属于美国政府哪些部门、纳税情 况如何等等细节方面,却很少有人涉及。这固然是由于条件限制,很难亲临思想库现场进行 考察和访谈;但同时也反映了国内目前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尚没有深入到其运 作背后的制度性层面。
如美国思想库从性质上来说绝大多数都是一种非政府组织(NGO),而与此相类似的机构在 美国还有很多,如利益集团、慈善基金会、专业协会等,思想库到底在整个NGO组织的“光 谱”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定位?目前尚不见国内学者对其进行考察,仅有的只是从美国政府 决策进程的角度对思想库的角色和功能进行分析。又如美国税法中关于思想库的纳税规定, 1986年10月通过的美国税法第501(c)(3)条款关于非赢利组织免税的规定对于思想库的发 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国内目前尚不见此类专题的研究,而税收政策对于思想库等 非赢利组织的发展又是如此的重要,甚至会直接影响该行业的兴衰。
第三,缺乏对于思想库如何具体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分析。对于一个思想库来说,开展研究 活动无疑是其工作的核心内容,而美国思想库中研究项目更是多不胜数。试以对外关系委员 会为例,该思想库不仅有欧洲研究部、亚洲研究部等地区研究部门,还有国际安全、军备控 制与防扩散等专业研究部门,这些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研究课题。通常这些课题的最终成果都 以研究报告、专著或政策简报等形式出现,也较引人注意。然而,对于其最终研究成果的形 成过程却很少有人关注。
实际上,一个思想库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大型研究项目,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运作的周期也较长久。因此项目开展的动因如何、经费来自何方、研究过程所发生的 波折等问题同样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各方利益的博弈、思想的交锋通常会在思想库的会 议记录中有所反映,而最终报告可能只是妥协的结果。通过对重要政策形成过程的探究,将 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政策的实质。
第四,缺乏对于思想库的理论分析。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多是介 绍性和说明性的,而较少理论上的分析与思考。如何解释思想库这一美国社会的重要现象、 如何衡量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的探索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 建,显然目前国内此类研究还较为缺乏。
从传统的美国公共决策理论来看,理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进程模式、决策的 心理分析模式等理论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并且也已为国内研究者所熟识。然而思想库在美 国公共决策进程中的日益卷入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理论模型的适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现 有的决策理论和模式要被取代,而是应当考虑加上思想库这一重要参数,这样可使我们对于 美国公共决策的认识更为完整和全面。此外,如果能在消化吸收原有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 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将会更有价值。这一点对于国内学者来说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也有个别学 者对此作了努力,如朱旭峰和苏钰提出的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框架来考察西方思想库 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20]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希望此类研究以后会越来越多。
第五,对于美国内政思想库的考察较少。由于中国的思想库研究者多来自与外交政策相关的 研究机构,所以他们考察的对象也偏向于美国外交方面的思想库,因而分析思想库与美国外 交政策关系的文章也非常多,[35]甚至有时给人的错觉是美国的思想库都是外交 方面的思想库或以外交政策研究为主的思想库,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事实上,美国国内大多数思想库都是研究国内政策问题的思想库,或是以国内政策问题研究 为 主的思想库,如大家所熟知的布鲁金斯学会2007年预算中外交政策部分所占比例仅为23%, 其余经济研究(15%)、全球经济(10%)、发展(16%)、治理研究(5%)、大城市政策项 目(13%)等与国内政策相关部分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外交政策。[36]而著名的兰德 公司研究的 领域则更广,包括:艺术、儿童政策、国内司法、教育、能源和环境、健康和医疗、国际事 务、国家安全、人口和老龄化、公共安全、科学和技术、吸毒、恐怖主义和本土安全、交通 和基础设施、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等各个方面,其中国际事务部分所占的份额很少。著名学者 莱昂•海勒巴斯特(Lynn Hellebust)对美国一千多家主要思想库进行的调查后发现,它 们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政策(48%)、健康政策(37%)、基础和 中等教育(29%)、环境保护(27%)、国际事务(26%)、政治(25%),[37]外交 方面的研究 在整个美国思想库的研究领域中所占的份额远不如国内问题那么大,这一点应当引起国内研 究者的注意。
总之,中国的美国思想库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鉴于思想库对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进一步加强其相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注释:
[1]任晓.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的成长、功能及运行机制.现代国际关系,2000(7)
[2]即“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非赢利的独立研究机构”. 见: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9
[3]当然,其他各种专业思想库如军事思想库、公共卫生思想库等与各自专业也有联系, 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4]详见第二节美国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博硕士论文”部分。
[5]朱旭峰.美国思想库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2(8)
[6]仅有夏禹龙编著.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李忠尚编著.新智囊论.人民出 版社,1990;李光编著.现代思想库与科学决策.科学出版社,1991等有限几部论述思想 库与智囊团的一般性著作。
[7]吴天佑,傅曦编.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
[8]朱锋,若编.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政策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
[10]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虽然在他之前已有中共 中央党校穆占劳和外交学院狄会深作了有关美国思想库的相关博士论文,但尚未见其出版。
[11][美]劳伦斯•肖普,威廉•明特.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 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12]如[美]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美] 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金君辉,潘同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 94
[13]何慧译著.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 960;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 顿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
[14]由于“思想库”这一概念的灵活性,它具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脑库”、“智库” 、“政策研究机构”等。为对近20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库研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将这 些类似的关键词列在了一起进行比较,并且用“主题”而不是“篇名”作为检索的关键词; 此外考虑到早期核心期刊的数量较为有限且评选标准不太规范,本统计并未选择核心期刊作 为文章的来源,而是包括了所有的CNKI期刊目录,以求检索范围更为全面。
[15]之所以把80年代以来的思想库研究文章逐年列出,一方面可使思想库研究的发展考 察得更细致;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国内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关注很早就有,但早期的文章多是 些重复性的劳动,并未能推动思想库研究的深入。
[16]胡征庆.里根依靠的“思想库”.世界知识,1981(15);张静怡.兰德公司――美国 著名的综合思想库.?望,1984(27,28);陈佩尧.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设 计师――访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展望,1986.等等
[17]邹逸安.国外思想库及其成功的经验.中国科技论坛,1991(10);邹逸安.国外思想 库的组织和管理.中国科技论坛,1992(2);于恩光.美国的思想库.领导文萃,1994(6); 薛澜.在美国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思想库.国际经济评论,1996(6);田志力.试论 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
[18]薛澜,朱旭峰.“中国思想库”: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科学学研究,2006(3)
[19]袁鹏.美国思想库:概念及起源.国际资料信息,2002(10)
[20]朱旭峰,苏钰.西方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基于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分析 框架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2)
[21]王春法.美国思想库的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2)
[22]邱伟,吕其昌.美国思想库的分类.国际资料信息,2003(6)
[23]陈广猛.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和演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12)
[24]袁鹏,邱伟.思想库影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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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田志力.试论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5);范士明. 美国思想库与对外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0(4);张继生,张启祥.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 策.国际观察,2001(4);张继业.思想库与美国对外政策.国际论坛,2001(5);陈光.思 想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2(3);袁鹏.思想库影 响美外交政策的十大途径.国际资料信息,2003(9);钱文荣.美国思想库及其对美国外交 决策的影响.亚非纵横,2004(3);罗峰.思想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社会观察,2005(6); 狄会深.美国思想库如何影响政府对华政策.当代世界,2006(2)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4
关键词： 公共外交；思想库；网络外交；启示
中图分类号：D 8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6907
公共外交又称为公众外交，此术语由196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埃德蒙·格里恩提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政治权力的变迁，公共外交被国际社会推向前台。一般指的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用的战略工具与活动。[1]公共外交成为一国获取和增进软实力的途径，借以在国外培植信任与理解的有效工具，进而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增进国家利益。[2]环顾当今国际社会各国对公共外交的实践，占据全球化中心和世界体系结构中“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非但给予战略层面上的重视，还借助完善的机制和社会力量，沿用高新技术层次推进，实现自身战略目的，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功效。当下中国更应该在客观审视自身成绩与问题的同时，汲取西方国家在公共外交方面的成熟经验，力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西方公共外交的实施现状1.思想库献策，理论研究功底深厚在西方国家，思想库凭借其特有的“旋转门”效应①，活跃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作为西方民主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思想库凭借其自身的独立性、思想创新能力、专家地位和舆论影响力，在政策的酝酿、制定、论证等过程中设置政策议程的强势力量。
具体而言，西方思想库采取的主要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方式都是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人际传播有助于思想库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决策者，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担负着议程设置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作用，从而间接影响决策者。[3]在德国，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是德国各政治基金会与其国内职能并重的重要任务。如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慕尼黑伊福研究所等思想库，平时通过信息与人员交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增进国际间不同文化的了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在英国，则涌现出了几所知名的研究机构，如提倡激进政策主张的“狄莫斯”公共政策研究所、关注国际发展和人权问题的海外发展研究所等。近年来还出现了不少专题问题研究所，如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欧洲环境政策与地球资源研究所等等。这些思想库都关注国际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问题，引导着国际舆论导向。[4]
一国公共外交推行的成败取决于该国传递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传播策略，究其本质是一场“思想与心灵之战”，而思想库便是公共外交思想的“孵化基地”和“议程设定者”。[5]以美国为例，经历“9·11事件”之后，众多思想库高调推崇“需要一个崭新的全方位的公共外交，来帮助全世界人民了解美国”，将公共外交推至一个关系美国安全战略的高度。[5]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公共外交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且大多有学术和理论成果积淀做指导。
欧洲国家反思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教训后，深感大国联合，进而共同维护欧洲地位，并向世界他国展示民主、法治、人权、全球治理，树立世界楷模形象，有助于全球的和平。可见，欧洲公共外交的指导理论和思想主要以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为核心，对于人权民主的国际传播，则涉及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内核。欧洲国家追求世界秩序的多极化，其实际上也汲取了德国哈贝马斯学派的沟通行动理论的精华。[6]
在美国，公共外交一开始便被提升到实现和增强约瑟夫·奈所首创的“软实力”②的高度，而奥巴马上台后，经过对小布什政策的反思与调整，开始采纳美国和平研究所苏珊娜·诺赛尔于2004年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思想，重视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组合和实施。为了更好地展示巧实力，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于2006年成立了“巧实力委员会”，该研究成员将更为深入地研究公共外交的形式及其在美国新时期战略方向中的角色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步入信息时代，隆菲尔德和阿奎拉等学者认为，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建立在言语行为和信息流动基础上的“心灵政治”范式将逐步代替传统建立在军事与经济基础上的“权力政治”范式；[1]换言之，公共外交除了仰仗现实主义推崇的权力和利益，更是汲取自由主义倡导的道德和舆论力量、制度与共同利益，更为注重主体间沟通行为，将建构主义强调的角色、身份和认同理念贯穿于实践。[7]可见，公共外交已经融合了国际关系各大学派的思想，并以博采众长的姿态指导实践。2.政府管理战略化近十多年来，西方各国都把公共外交视为新世纪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抑或是解决国际冲突的第四种力量。因而，西方政府业已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机制，对公共外交进行统一的管理。各国都有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机构、分管人员和独立的经费来源。
美国国务院是管理公共外交的主要机构，克林顿上任后更是在国务院当中设置了专门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8]为了顺应信息时代和反恐的战略需要，美国国务院将新闻署和教务文化事务局合并，而负责美国之音广播电台等的国际广播局以及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接受副国务卿的政策指导；此外，2002年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增设了“全球外交办公室”和“战略影响办公室”。这些机构部门共同支撑起公共外交的运作体系[9]。 2003年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了594亿美元。[8] 2004年美国国务院的预算则升至10亿美元，其中有1亿5千万美元用于穆斯林国家的公共外交。[7]
为了对外展现“现代、多元、创意、成功”的形象，英国在目标公众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国内力量资源，由外交部公共外交总司负责部署和执行此系统工程。在该司的指导下，一方面推动半官方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发展对外的文化外交关系和语言教育培训事业；另一方面设立了研究文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思想库——公共外交战略委员会，协同外交部和旅游局共同开展公共外交工作。为提高不同机构的协同力，设置一名“沟通事务总监”（a 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加以统一协调，另组建“公共外交战略与绩效管理委员会”（PDSPMB），负责审批公共外交策略、提出资源分配建议以及各机构公共外交绩效的评估和监督。[10]
为了弥补式微的综合国力与地位，法国力图用“文化大国”来挽回大国的声望。据此，法国外交部（国际合作与发展总司）和驻外使馆文化处承担起该使命，它将对外关系预算的一半经费用在此项事业上。从17世纪开始便重视向海外传播法兰西文化，19世纪建立了“法语联盟”；到了20世纪80年代，将重点转至科技交流合作以吸引人才流入和对法国文化产生感情。目前，法国政府在文化部下设了法语总局法语推广处，在外交部下设文化合作与法语司法语处，从制度上保证法语在国际范围的传播。[7]3.网络外交高歌猛进，成效显著进入信息时代，网络这一个新兴媒介的勃兴使得一国更可以充分调动掌握的资源力量去引导和影响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和理解。网络的实时性、互动性和交互性，使得信息传播大大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和政府的垄断，模糊了国内与国际政治的界限，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进而降低了公众有效参与公共外交的门槛；[11]另一方面有助于塑造国际舆论，给一国的软硬实力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12]处于世界体系权力结构“中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通过构建深谋远虑的网络公共外交战略，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地传达自己的政策理念、取得贸易的主动性，主导话语权。[13]
美国自21世纪伊始就着眼于加强网络外交能力，其初衷侧重于运用技术优势整合内部资源，为外交战略所用。2002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2002年电子政府法案》，并于2003年底相应地建立起专事网络外交的“电子外交办公室”，成为美国信息技术决策、内外部沟通以及资讯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愈发重视网络力量，国务院网站不断升级改版，在其首页新增了外交笔记、脸谱（Facebook）、附丽客（Flickr）、推特（Twitter）等网址链接，并且在一些网络虚拟社区中仿真感受新任国务卿希拉里的行程，以提高本国民众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知。2009年3月20日，在伊朗“诺鲁兹”（国庆）之际，奥巴马通过优图（Youtube）向伊朗发表一段配置波斯语字幕的录像讲话，呼吁建立建设性关系。其真实意图在于引导伊朗公共舆论，对3个月后的伊朗大选施加影响。6月份，伊朗大选的舞弊在国内蔓延之际，美国利用推特（Twitter）等渠道散布了伊朗境内街头抗议的海量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控制，意在影响总统选举进程，诱导伊朗局势朝着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欧洲中小国家为了破解“美国独大”的信息舆论环境，竞相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化自身的国际形象。芬兰创建了“芬兰项目”（）网站来与美国学生直接交流；而瑞典是第一个利用“在线社区”开启官方外交行动的国家，该国在虚拟社区“第二生命”（Second Life）网站上建设一个虚拟大使馆，归外交部的附属机构——瑞典协会管理，借助该平台与全世界的青年人进行互动，以数字化的形象向世界网民展示其文化历史景点并实现即时聊天。[13]4.非政府组织支持力度大，作用突出冷战后，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全球问题的凸现，非政府组织（NGOS）作为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的非官方角色，自然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在纷繁复杂的全球问题面前，由于非政府组织所特有的民间性、自治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点，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很多西方国家视之为解决全球化时代下国际“疑难杂症”的“神奇子弹”。
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和善用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其策略和绩效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者，与非政府组织形成一种互补的伙伴关系。1998年底，英国签署了国家与地方《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为英国各级政府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指导指南。[14]这种互补关系集中体现在社区公益事业、环境与卫生等问题方面的合作。而这种合作的动因之一是促使民众理解政府的政策，积极参与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项目当中去。
其次，让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外交战线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处理国际事务上，西方国家为了增加政策的弹性或给予政府一些缓冲带，往往利用非政府组织作为处理棘手事务的剂或中介。加拿大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掌握的当地化信息经验开启和平建设项目，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呼吁、带头签署和平与发展性质之协议或游说他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从而提高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号召力。[14]英国政府常常利用总部设在英国境内的非政府组织扮演外交家的角色，不时对欧盟成员国的广大民众进行游说和宣传，促使这些“用脚投票”的西方民众去影响政府的政策酝酿与实施，从而推动欧盟的政策议程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
最后，通过一系列援助项目，在目标国家形成公共舆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日本政府于1999年设立日本非政府组织无偿援助资金合作项目，专门向在战后重建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该项目配合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ODA）政策，结合联合国紧急人道救援和战后重建等活动，深入在落后国家或动荡地区开展难民救助、环境重建、卫生保障和可持续发展等工作，力图树立起日本“和平、民主、亲善”的大国形象。[15]
尽管西方众多国家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在“9·11”之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反复出现的恐怖事件和反美思潮，暴露出当前西方公共外交的缺失与阻碍。多部门的协同力问题、实用主义政治利益观乃至“文明的冲突”都阻碍着西方公共外交可持续的发展。但总体上来看还是取得了一些实际绩效。西方国家依托文化教育活动和对外援助吸引他国民众对本国的认同和文化了解，或者通过调整公共外交战略逐步消弭误解。这种努力对本国的安全、经济往来、政治影响力和国家形象重塑都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好比在全球化时代射出的一束“隐形羽箭”，以无形的力量向全球宣扬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巩固和提升西方的软实力和话语权。
二、中国实施公共外交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消弭崛起进程中“中国”的负面认知，顺应网络时代下“人人皆可新闻”与知情权需求上升的潮流，我国政府意识到传统体制下的单一对外宣传口号和镜像显然不足以反映当前一国动态变化着的政治社会生态。[16]据此，中国不断深入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
这些年，中国为了构筑一个较为健全的公共外交体系，做出了不少努力。2004年外交部建立了“公共外交处”，专司此项事务。2005年，外交部设立了“开放日”。经历了2003的非典事件之后，逐步致力于信息公开，各政府部门竞相设立了“新闻官”制度。此外，还成功举办了“中华文化美国行”、“中法文化年”、“中非友好年”，并借助北京奥运、上海世博会等盛事让国外民众更加了解开放中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政府推动的国际论坛和文化交流，2011年1月17日，正值“胡奥会”期间，由杨利伟、姚明等中国各领域杰出代表录制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以每小时15次、每天共300次的频率播出。这种新的形象片设计和传播旨在让美国等西方民众了解一个更直观更立体的中国国家新形象。[17]
然而，当前世界舆论市场的导向基本上为几个大国所掌控，中国在实施公共外交的同时，“中国”却不绝于耳；当中国民众在感知国力上升的同时，却发现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从内因上看，这是由于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尚存在某些缺失。
其一，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无法真正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指导作用。迄今为止，中国的公共外交思想几乎都来自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和经典的理论思想。作为一种实践，公共外交自然也脱离不了中国的文化环境。由此，构筑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的努力“被激发”，但时下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此外，中国的思想库客观上也面临着体制性的发展瓶颈。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公共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进程。
其二，投入力度有待提高，管理体制有待健全。尽管中国于2004年设立了“公共外交处”，由该机构来统筹中国对外交往的活动，如设立孔子学院、中外文化年等，但由单一政府机构主导的公共外交，由于思维定势而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停留在“以我为主”的宣传阶段，不太信任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的功能作用，导致内容感召力不足、形式单一，很少顾及异国民众的思维形式与接受方式，[18]因而呈现出一种“成本高、周期长、收效慢”的负面效应。
其三，网络外交的主体单一，信息面临挤压。全球网络最密集的地方集中于欧美，网络运行的规则也由它们主导，在网络信息传播中英语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中国网民尽管高达21亿人，但中文并无发言权可言，只能依据西方主导的规则进行游戏。目前，中国网络外交的主体集中于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以及新闻网和人民网等由政府直接领导的网络新闻媒体；相比之下，民间力量分散，表现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水军”、 “网络暴民和刁民”的出现便是明证。对此，西方大国普遍利用信息技术谋求信息霸权，不时对特定事件背景下的中国网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
其四，非政府组织发展先天不足，民间力量薄弱。由于体制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相比西方普遍将非政府组织视为互补的合作伙伴的关系定位，当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可谓先天不足。汶川地震后，中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培育NGO发展的土壤，为数不多的新生NGO专业业务和管理水平较为粗糙，致使我国的外交事务仅限于精英阶层，短时期内无法扮演公共外交中介的角色。
三、启示
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让各国民众拨开“妖魔化”中国的迷雾，相信能够与中国人民心灵交汇，合作共赢。[17]为了实现中国公共外交的战略目标，中国目前急需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借鉴西方国家公共外交的先进之处，以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功效。
第一，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理论体系。依托思想库和专家学者的资源力量，在辩证分析西方“巧实力”（Smart Power）等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从指导理论、沟通理论和价值观理论等不同角度入手，形成基本框架：[17]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理论，借鉴沟通行动理论中“商谈”伦理的精神，以“和而不同”为准则的沟通理论为主要内容，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彰显儒家文化中的“仁爱”、“和合”精髓特质。在此思路指导下，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步奠定该理论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核心命题与方法论。
第二，整合文化资源，构筑一个弹性、高效的管理体系。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条，顺应大部制改革的潮流，构筑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在加快制度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公共外交管理并健全其决策机制，推进我国“以人为本”外交理念的落实。一方面以制度力量引导我国相关部门的职能建设，提高专门部门间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的协同力；一方面健全对各类行为体所开展的包括网络外交在内的公共外交的规范管理，进而保证各类非政府行为体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其次，设立专门的信息处理中心，协助公共外交处采集、分析和处理信息；在驻外使领馆设立信息采集和观测点，扩大公共外交信息传播的覆盖面。[18]再次，依托我国增长的综合国力，办好博鳌论坛等开放性文化交流活动，适时承办国际文化主题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同时，善于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活动，吸引海外游客不断增进对华文化社会形态的了解。[6]最后，做好公共危机管理，善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以提升国家声誉。学习日本等西方国家在国内危机中信息公开透明的做法，而采用一种“创造性介入”的理念对国外灾难危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第三，加强信息技术建设，推动网络公共外交。首先，打造高素质的专家技术队伍，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信息技术的关键领域有所突破的同时，强化网络传播的立法和教育管理工作，提升我国网络资源的真实性、时效性和透明度以提高网民的认同度；在此基础上形成合力，以谋求在未来的全球信息网络规则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其次，加快我国民族文化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大力发展我国的现代文化产业。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利用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模式，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顺利嫁接，不断推进文化“走出去”，进而提高国内外民众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19]最后，开发利用好先进的网络通讯技术以同国外网络媒体开展对话，汲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改善我国的网络使用机制，进而提升网络外交的协同力。中国应当增强沟通交往意识，克服文化智障，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换位思考并寻求共同点；同时，根据网络外交的特性，建立起一套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这要求我国政府摒弃单一的灌输宣传，勇于倾听国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展开平等对话，以柔性引导国内外网民对中国形象的正确认知，进而增强传播效果。
第四，培育非政府组织等民间组织，深入开展整合营销传播。首先，调整相关的社会管理制度，扩大中国思想库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发挥其在国际交往中所扮演的思想“孵化器”、“剂”的作用。其次，筹建国际公关公司，对各个阶段政府行为和国家形象等方面进行测评与分析；同时，根据国际范围内公认的国际形象测量指标为导向，整合有利资源深入开展公共关系营销。最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全国性公共外交协会，汇聚官员、学者、海内外企业家、科教文卫工作者和媒体一道共建一支弹性的、功能互补的公共外交队伍，为公共外交培育良好的土壤。[20]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今天，政府应该发挥跨国公司与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华商网络）的沟通桥梁作用，为公共外交的战略管理贡献力量。
①美国思想库成为美国精英在学界与政界切换角色的重要平台。一方面，思想库常常将他们的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政策分析者变成决策者，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更替时下台的官员韬光养晦，以待东山再起。这一点，既为思想库保持与政府的关系、保证研究更加务实有效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美国政府培养了一批具有研究背景的高级官员。
②对于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译法，比如软权力、软力量和软实力。为了统一行文，本文采用“软实力”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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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思想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新中国 民间外交 以民促官 经济 和谐 思想渊源
在我国，外交活动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政府外交，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民间外交也是我国的一种重要外交形式与途径。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各具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的人民外交和“以民促官”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世界格局的影响，我国想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活动空间非常小，民间外合政府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立足”。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人民外交”这种全新的外交形式，主要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人民外交战略思想的精髓就是“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团结世界人民的力量，建立统一的反帝国主义侵略阵线，为真正和平、平等的国际环境创建而努力。依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促进国家关系发展时，不仅要考虑到政府的立场，更要争取人民的支持。
在1952年4月30日所作的《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讲话中阐述到：“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①在多次实际的外交活动中，不止一次指出，我国的外交活动并不局限于政府，广大人民群众也有进行外交活动的权利与地位。“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地来进行。”②
正是因为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同一个对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可能不同，、两人同时认为，国际中两国的外交活动并不一定先要由政府开始，而可以由两国的人民群众建立外交关系来推动两国政府的外交关系发展。在这种外交思想下，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展了全方位的“以民促官”外交活动。中日邦交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就是以民间外交为主导，通过两国有识之士长时期的友好交往和不懈努力，“以民促官”，最终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典型案例。中美两国的“乒乓外交”在促成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并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指导下，我国积极地与众多西欧国家、阿拉伯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在民间往来的基础上逐步同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有人认为民间外交已完成使命，可有可无了，今后外交工作的重点应是大力发展国家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为此，及时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方针，并指出开展官方外交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同样，民间外交活动的力度不减，可以继续发挥其在国家友谊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加深政府外加合作深度。要和老朋友继续保持亲密的关系，同时采取新的措施与途径，去结交新的朋友。对于已建交的国家，要“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③，他鼓励那些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为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继续努力。曾指出，民间的外交活动内容与形式要多种多样，应涵盖整个人民群众体系。④他常说：“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通畅，同行同业有共同语言，交换意见是很有益处的，所以工农青妇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员都要重视对外工作。这实际上提出了开展“大外交”、“总体外交”的思想。
、经常会见来自亚非拉各国的民间友人，还多次出席我国民间对外友好团体举办的盛大群众集会，发表了一系列在亚非拉人民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声明，如《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等，对增进中国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的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多次指出，中国的首要任务和最大的政治是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当然包括外交工作）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此，中国外交开始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
邓小平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他在1984年曾经提出，如果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仅以政府作为主体，而忽略人民群众在外交活动中的权力地位与作用，那么彼此的情感与友谊是不可能深厚、牢固的。⑤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民间渠道对外开放，有助于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多次会见外国工商业人士，并促成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我国的民间外交工作正是在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开始朝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前进，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之前，受阶级斗争和国际统一战线思维的制约，我国民间外交受到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敌友的制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与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民间往来，甚至在外交实践中“以苏划线”，大大影响了民间外交工作的开展。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带动与影响下，整个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都出现了巨大改变，民间外交得到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大范围进步，成为新时期的新特点。在对外交活动的基本要求与标准上，邓小平认为不应参加任何国际利益集团，而要与各国都建立外交往来关系。在考虑国家关系时，“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邓小平还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个标准，但凡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象、形式和内容，都是中国外交活动的指向。正是在邓小平思想指导下，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障碍得以消除，使民间外交的作用意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民间外交在世界各地拓展了交友的新渠道，形成了交往对象包括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在内的全方位格局。
邓小平十分重视外国友人在发展我国对外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分别接见了包括日美等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民间友好人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邓小平对来访的在各国在野政治家和实业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等人士时，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中国必须保持稳定的道理和中国的真相，严正声明中国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这对于冲破西方制裁和稳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收到了明显效果。
新时期开展公众外交与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思想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任务都发生了新变化，先后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展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提出“以人为本”、开展“公众外交”、“人文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等思想，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又体现了新中国民间外交思想不可分割的连续性。
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成为各政府部门的核心理念。2003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中国外长李肇星提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要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宗旨。这反映出中国外交理念的进步，并“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维护整体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转变”⑥。2004年3月19日，外交部在新闻司成立公众外交处，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外交部门与公众之间互动来引导并争取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公众外交的宗旨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公众外交强调“主体参与性”，即在一个日益民主化和开放的世界中，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的常态机制，要求外交政策过程逐渐透明，使普通民众了解外交的基本运作和政策重点，真正成为外交工作的基础和后盾。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杨洁篪外长提出了要加强与各个国家的人文外交，从本质上增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⑦从此，人文外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人文外交是民间外交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人文外交的基本思路与理念，是突出人的作用价值，它结合了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这两者的思想精髓。从外交主体来看，“人文外交”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从具体方式来分析，人文外交所关注的内容涵盖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各领域，使当代中国外交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从外交目的来看，开展“人文外交”意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并促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从外交理念来看，它既有中华文化的个性化内涵，又包含“以人为本”的普世性价值。⑧
“人文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2005年9月15日，向全世界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理念与主张。和谐世界理论在本质上是重视民间外交的，正所谓“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核心是世界人民之间的和谐。人类认同的最高层次是人类一家，这需要相互间认同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官方外交，民间交流更容易为各国达成国际秩序与利益的共识提供平台。
新中国民间外交思想产生的渊源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根本动力的论断。他反复强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⑨其中包含人民群众在外交、国际战线和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把“人”和“人民”置于内外政策的核心地位，他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落脚点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和深化了无产阶级人民观。在新世纪，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新理念和“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新的时代内涵。在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的指导下，我国外交活动的思想理念始终扎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重视发展民间外交，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外交的主人”、“外交为人民，外交依靠人民”的“以人为本”外交思想。
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革命过程中逐渐积累起自己最初的外交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三大法宝之中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理论对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群众路线在外交领域的具体运用，就是坚持外交要依靠群众，人民群众作为外交实践的主体，一切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只有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持久。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基本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在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我国民间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广交朋友，争取联合与团结一切可以联合与团结的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对手；把各国的统治阶级同他们的人民相区别，通过民间外交努力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重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等。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重视和发展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史积淀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对开展民间外交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对民间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本思想。古代思想家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思想，均反映了“民本、民贵、爱民、重民、利民、顺民”等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至今仍有借鉴之效。例如，新中国的“以人为本”外交思想就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和超越；二是“和合”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在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礼尚往来”、“求同存异”、“协和万邦”。民间外交体现了“和合”文化的精髓。“和合”的精神，是承认、尊重、圆融；“和合”的途径，是沟通理解、和睦相处、共生共长；“和合”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实现“和谐世界”。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页。
②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1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43页。
④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79页。
⑤李小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拥抱世界―改革开放以来的民间外交”，《求是》，2009年第4期，第55页。
⑥金灿荣、刘世强：“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外交评论》，2009年第5期，第30页。
⑦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⑧金正昆，唐妮娜：“当代中国外交的新路径：‘人文外交’初探”，《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第35页。
外交思想论文范文6
关键词:;对外开放;对外交往
积极主张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对此曾做过大量的论述。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坚决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往。民主革命时期,在同斯诺、谢伟斯、福尔曼等外国友人谈话时多次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的投资。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并做到“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新中国成立前夕,继续强调,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56年4月,他在会见丹麦驻华大使金•阿•格瑞杰生时,明确地说:“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1956年,为了探讨从中国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著《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1964年他提出“洋为中用”地对待外国文化的方针,并于1965年9月会见来访的印尼客人时再次表述了这个思想。的以上论述都表明了他反对国家封闭,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与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
但是,我们认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还没有上升为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不少学者曾经著文谈“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如何,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衡量是否形成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起码应注重如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要把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看作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二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当代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开创了世界经济开放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虽然也认识到,一国要发展,应该加强对外经济文化联系,要争取外援。但他并未认识到这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必不可少的途径和条件;他只是认为,我们搞经济建设有这样一个外部条件更好,没有,我们自力更生地建设也完全可以。
因此,一遇国际关系局势紧张,他便极易产生否定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思想。所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基本上局限于同外国做生意、互通有无,而不可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系统理论,更不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制定出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其次,对外开放是与商品经济紧密相联,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仍处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由于害怕发展商品经济会导致资本主义,因而全国上下对商品经济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只是满足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满足于“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徘徊不前的状态。虽然也强调开展对外交流,但在具体的实践中相差甚远。最后,对外开放要求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而建国后我国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虽曾对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种种弊端,企业缺乏应有的自,职工缺乏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阻碍了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
虽然一直积极主张进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最终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国际环境看
事实上不存在我国进行对外开放较为宽松的外部客观条件,这是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即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之中,自1950年10月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政策长达20多年,联合国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项目多达500多种,从而限制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根据当时国际形势,我国选择了对苏联东欧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政策。实际上“一边倒”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冷战背景下,东西双方都谋求对方,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易使西方国家产生逆反心理,他们认为,既然新中国完全倒向了社会主义苏联一边,我们决不能再向它提供任何的援助而要联手制裁它。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认为既然西方国家与我为敌,他们即便提供援助,我们也坚决不接受。1951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陡然比上年下降了27.7%,对美出口基本停顿,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当局致力于在东西方国家间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共同阵线,对新中国持一种日甚一日的敌对态度。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撕毁600多个援助项目和合同,撤走全部专家,致使我国在这期间同苏联东欧的交往也降到了最底一层,而西方国家仍然对我国实行封锁制裁政策,上述原因迫使我国不得不在实际上被孤立、被封锁状态下进行经济建设。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算起,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连续三年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13.1%、22.9%和9.3%。以后1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1.3%,比前10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这段时间世界贸易市场增长率为9.0%,其中日本为17.5%,南韩39.6%,台湾为24.6%。[6]整个60年代,我国对外交往的步伐大为减慢,幅度大为减小,再加上国内其他一些因素,生产力发展滞后,逐渐扩大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邓小平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及系统理论的外部客观原因,而且说明了这一原因在中国走向封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从国内因素看
事实上也不存在促使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国内条件晚年一直未放松阶级斗争的思想,且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左”的思想的发展,不断地将阶级斗争的思想和实践扩大化,“”中发展到极点,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阶级斗争、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上,而没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和交往上,从而阻碍了他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从1949年到1956年,和党中央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虽有欠缺,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之后在复杂变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下,又重新认识到“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逐步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失误乘机掀起了主义浪潮,这使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得特别重。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我们更加强化了国内“反修、防修”的斗争。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并号召反对“单干风”、“黑暗风”,这都使我们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主题,更谈不上进行对外开放和交往。随着我们党和本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1966年夏季之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渐形成,并支配了国内全局。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就连一直倡导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也完全抛弃了。
三、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促使其逐渐放弃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思想,更不可能再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从1956年开始,由于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使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对应,他对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疯狂地反苏浪潮;美国继续到处制造紧张局势,干涉别国内政,侵犯他国。上述原因交织在一起使深切感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威胁的严重性,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一再强调世界处于紧张局势之中,强调存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强调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的根源,战争还是和平已成为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60年代对世界战争危险性的估计更加严重。客观上,我国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除了两大阵营对立状况没有改善之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事端对我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印度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我国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国迫不得已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战。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之后反华之心不死,在对我国东南沿海形成半包围的同时,又发动侵越战争作为向我国大陆进攻的跳板。在这些情况下,对世界战争的危险性看得特别重,他认为世界战争已不可避免,越来越近,迫在眉睫,号召全国上下各条战线做好早打、大打战争,打核战争的准备。7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对世界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战略认识没有更改。在此背景下,逐渐放弃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从而也就放弃了其全面对外开放思想形成的可能。超级秘书网
四、实践的局限性影响了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
一方面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一生只出国两次,且都去了苏联,从未到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感性认识,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高度文明、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没有切身体会。不仅如此,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即使当时主要的中央领导成员也没去过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理只是于1954年到过日内瓦),对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发生巨大变化的西方世界也无感性认识,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提供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供参考和借鉴。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主要通过看材料、听汇报,在与西方对抗的冷战背景下,有些材料和汇报不免失之偏颇。这都使对外交往的视野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也受到某种影响。
另一方面,适应性的成功产生的错觉也影响了全面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成功的,领导的维护国家、恢复经济建设也是成功的。但这两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国情”适应的成功。由于和平建设的成就相对于长期战乱破坏有隔世之感,特别是在缺乏国际经济发展横向比较的情况下,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从而把适应的经验全看成建设的经验。
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最终未能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思想,但他一直倡导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思想,为后继者在开放中改革、在改革中开放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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