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范文1
2008年4月，一则200余字的短消息出现在媒体上，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破冰者杯”中英名人桥牌赛开赛，由前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等组成的中方队获得冠军。
同样未引起太多关注的，是“齐怀远”这个在21世纪已显陌生的名字。然而，1983年，这个名字却曾出现在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境外媒体也专辟版面给予报道。
他就是中国正式建立发言人制度后的首位发言人，主持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1983年3月1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第一场新闻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2008年这场友谊赛的冠名一样，齐怀远是一位“破冰者”。
齐怀远，原名夏雄，1947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0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现黑龙江大学），195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翻译、随员、三秘。1960年，齐怀远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科长，1963年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三秘、二秘，1969年下放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1974年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参赞，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1983年，齐怀远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我是在中国驻西德大使馆工作时接到调令，调回外交部担任新闻司司长的。1983年1月回部里上班后不久，主管新闻司工作的钱其琛副部长就找我，谈了决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安排。”
一个多月后，外交部正式举行第一场新闻会，这也是中国官方的第一场定期举行的新闻会，从此开启了中国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并不断发展的进程。
忆及第一次与中外媒体面对面的情景，齐怀远仍历历在目。“在容纳近百人的国际俱乐部大厅内，那天座无虚席。中外记者各半，长枪短炮架了一排。那时记者多用小型录音机采访，比手机稍大，我面前的桌上摆了半桌子小录音机。”
他透露，时任外长吴学谦亲自主持了第一场会的准备工作，可见高层对此的重视。会上，发言人对印度新德里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情欢迎，并宣布一项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外交部声明，受到很大关注。因经验不足，这次没有安排答问。随着准备越来越充分，以后逐渐形成了记者招待会的形式。
“在我任内没碰到挑衅性的提问。面对记者时，我尽可能不说‘无可奉告’，不让记者失望。”齐怀远说，“因为记者主要是想了解更多的事实以进行报道，这一点我们和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
“作为发言人，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争取志同道合者。”他说，“首先是争取13亿中国人民，13亿中国人民理解、支持国家的政策，谁再来反对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时，在国际上也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理解和同情我们的政策。”
1984年8月，齐怀远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党委委员，1986年3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党委委员，1991年8月至1994年11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1994年5月至200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党组书记。齐怀远还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对外友好界）、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3月当选），中共第13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4届中央委员。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2
关键词：语言功力 角色意识 政治素养 专业素养 个性风格 政治任务
新闻发言人的工作主要是传播沟通。作为新闻发言人，要把一项政策、一个事件阐述得清楚明白，把一个问题回答得确切圆满，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力。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功力是个综合性的概念，应当从与其职责相关的多个层面进行提高。
提高角色意识，保证言论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机制。”①这句话曾广为流传，可以说这句话有它的合理性，但又不完全确切。合理性是说发言人确实代表的是一种机制，是某一机构的代言人，是对外消息、表明政府立场、解读政策法规、回答疑问、与媒体和公众互动沟通的一个渠道。发言人所说的话并不代表他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是代表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发言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抽象化了的“人”。外交部有位发言人一次到外地出差，晚餐时和主人同时从《新闻联播》中得知他又在就某个问题发表谈话，让主人们感到很困惑。这其实不难理解，发言人虽然不在北京，但发言人机制在，这个机制仍然可以利用他的名字来照常工作。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这样描述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既是人，也不是人。”②这一说法就很确切。发言人在代表一种机制的同时，又是一个个生动具体、个性鲜明的人。如果只说他是一个机制，那就仅仅说明他是个形式上的传声筒，否定了发言人应该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否定了发言人之间个人素质修养和水平的不同。
由此看来，既然发言人代表的是一种机制，他就必须从自己的角色地位、岗位职责出发，努力拥有与此相适应的职业素养，从而保证这一机制的正常运作，产生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从“人”的角度看，发言人优秀的富于人格魅力的个性形象，又能够优化其职业形象，成为这一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有血有肉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只有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才能成为一名有效履行职责、受媒体和公众信赖和喜爱的合格的政府代言人。
良好的政治素养与政策水平为言论起着导向和制衡作用
作为新闻发言人，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场合就何种问题言论，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法规水平，才能够站稳立场，不会出现因言论不当、观点不明确或态度不明朗而对媒体和公众产生错误导向，乃至引发争议纠纷、激化矛盾，产生民怨众怒。
新闻发言人的政治素养体现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发言人的思想倾向性必须是明确坚定的，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代表谁在讲话，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如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一个政府新闻发言人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替自己的国家说话，不能夹杂个人的情绪和看法，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合格的政府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的政策水平体现在：知晓全局，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战略目标、长远规划，以及对本部门的政策法规等了如指掌，善于站在一定的高度，深入浅出地与媒体和公众对话。
发言人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决定其言论内容的质量和分量
新闻发言人是政府职能多元化和政府工作民主化、公开化的具体体现，“也许可以把政府发言人看成是身兼二职，既是公务员，是国家干部，又是新闻工作者”③。对于媒体和公众来说，新闻发言人是政府的门面和言论代表，是重要的新闻源之一，地位显要，责任重大，所以必须按照李长春同志提出的“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④等要求，在公务员队伍中严格选拔和任用。作为发言人自身，应该按照李长春同志的要求严格自律，不断学习，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面对媒体和公众，都能够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储备、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专业素养，沉着应对，做到说话表态有底气、有分量、有威力、敢担当，向媒体和公众交上一份份满意的答卷。
2005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后的首场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外记者提出的大都是国际上的一些敏感性问题，如朝核问题、中美关系问题等，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外交部部长李肇星镇定自若，用机智幽默的语言挥洒自如地和几百名中外记者轻松对话，体现了他高超娴熟的外交艺术。前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沈国放认为，作为外交部发言人，要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国情，要掌握外交政策，还要坚持原则并有灵活善辩的能力，最好各个方面的知识都掌握一点。沈国放同志也正是凭借自己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丰厚的知识储备，出色地履行了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这一职责。
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情感气质构成发言人独特的个性风格和人格魅力
对于主要与媒体打交道的发言人而言，这里的表达能力指的是：善于采用新闻语言讲话，措辞要简洁精练，表述要通俗易懂，内容要脉络清晰，观点要明朗确切，态度要平和平等，不可打官腔，不可作报告。此外，发言人还要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有很强的随机应变能力，在各种敏感甚至棘手的问题面前，都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应对自如。在国外，发言人有一个15秒原则，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管记者问什么问题，必须在15秒以内迅速回答，而且问题都尽量简明扼要，避免过多的解释引起误会和追问。有专家统计过，美国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答每个问题平均只用40秒，如果做不到，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官员。??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与美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曾有过一次精彩的交锋。奥尔布赖特不怀好意地问李肇星：“中国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什么？您能不能用最短的语言给我作一个描述？”李肇星立即反诘道：“您能不能用最短的文字来给我描绘一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奥回答：“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两个词：领导与伙伴。”李肇星听罢，当即对应道：“中国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也是两个词：和平与独立。”
小到一个部门，大到一个国家，虽然发言人是作为一种机制在讲话，但发言人个人的仪表形象和气度风格如何，也直接影响着媒体和公众对其代表的机构或国家的看法和评价。前外交部长乔冠华同志知识渊博、阅历丰富，且又仪表堂堂、秉性旷达，在当时中苏尖锐对抗的形势下，他与苏联著名外交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屡屡交锋。面对不可一世的马立克，乔冠华唇枪舌剑、嬉笑怒骂、言辞犀利，淋漓尽致地显示了他作为中国杰出外交家的风采魅力，在各国外交界一时传为美谈。李肇星在美国人的眼里有两种印象：一种是热情、儒雅、智慧、健谈的外交官，另一种是立场坚定、一往无前、绝不退让半步的勇猛斗士。2001年1月29日，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华盛顿市长威廉斯宣布1月29日为华盛顿市的“李肇星日”，以表彰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3年间的卓越贡献。
总之，良好的语言功力是新闻发言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对新闻发言人的语言功力研究是当前党和政府执政公开化、民主化的需要。对于那些刚刚走进公众视野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来说，语言功力的提高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政治任务。
注 释：
①②邹建华：《外交部发言人揭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③④⑤赵启正：《用会制度树立中国形象》，《政府发言人15讲》（第2讲），汪兴明、李希光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⒈王国庆：《加强地方政府新闻制度的建设》，《政府发言人15讲》（第3讲），汪兴明、李希光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郭卫民：《中国政府新闻工作概况》，《政府发言人15讲》（第4讲），汪兴明、李希光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宗道一：《乔冠华舌战苏联代表联合国会场大乱》，《传记文学》，2009（1）。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3
关键词： 语言 起源 内部世界
一、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
对于语言起源这一问题，不断有学者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说，如感叹说、契约说、进化说、约定俗成说等。起源于恩格斯的劳动说最具影响力，被现代许多语言学教材当做语言起源的根本原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在劳动中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传达出来。”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于语言起源的论断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语言是在人类劳动中，由于交际的需要产生的，因此劳动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二，人类语言从产生时就以声音作为物质形式；第三，语言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可以说，劳动起源说与历史上出现的众多关于语言起源的假说一样，有其独特的语言学价值，但也有着一些可以被反驳的论点。这些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1）原始人的发音器官在劳动之初并不是灵活自如的，连模拟自然声音都很困难，所以不可能一开始就将声音作为语言的唯一物质形式。（2）人类以人声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与动物之间用来交际的“语言”存在种种相似之处，语言不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3）劳动起源说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劳动对语言的需求，而没有说明语言究竟是怎样在劳动中产生的。
尽管关于语言的起源这一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并且最终没有哪一种假说令人信服，成为定论，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继续探索、不断创新的决心。
二、语言的产生
（一）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
“树在哪里？”当我们被问道这样一个问题时，常常会有“树在那里”“树在花坛里”等类似的回答。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回答并没有问题，但仔细推敲起来，问题实在不少。首先，这个问题中的“树”是什么，是人脑中的映像还是客观实物？其次，如果是人脑中的映像，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花坛等客观世界的环境里；如果是客观世界中的实物，那么它为什么会在人的大脑中出现呢？所以，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这两个概念。
外部世界不需要多说，就是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客观世界，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独立存在的。而人的内部世界则是人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口）与意识器官（大脑）所感觉和意识到的全部有关主体和客体的内容。也就是说，人通过自身的感觉器官感知一些来自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随后这些客观事物与人脑中的意识相结合，这样就形成了人的内部世界。因此，内部世界是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感觉过、意识过或者正在感觉、正在意的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移入物，存在于人脑之中。
对于“树在哪里”这个问题，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就必须清楚这个问题中的“树”是指外部世界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物还是存在于人的内部世界中的事物。若指客观实物，则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若指人的世界中的“树”，那么它存在于人的大脑里，即人的内部世界里，是通过感觉器官和意识器官内化过的客观实物，因此是主观的。
（二）语言产生的原因及条件
1.语言产生的原因
通过前面对外部世界及人的内部世界概念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阐释，我们知道人所感觉到的客观实物往往是通过人的感觉器官内化过的事物，人所要认识的对象都是正在感觉或者已经感觉过的事物，人所掌握的一切有关外部世界的内容都是通过感觉器官过滤之后得到的那个世界的映像。所以，人眼中没有客观，人看似活在客观世界里，实际上永远都活在自己的感觉世界里，对自己感觉以外的东西都是无知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活在主观世界里，所以不同的人在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和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处理外部世界输入到脑内的信息的方式和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差异就是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在不同的人脑中变成了许多个不同的内部世界。随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不断内化，人类意识逐渐丰富，视野开阔了，由此人的内部世界中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不同个体之间本就不相同的内部世界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而此时人类因为生存的需要，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一定区域生活的人们形成一个个社会团体。不同个体内部世界的不同使他们对待同一事物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当这些分歧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人为了维持自己与社团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就需要将自己的内部世界中所形成的一些精神意识外化出来，让其他社团成员知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的内部世界中的精神意识并非全都需要外化，人只需要外化当时环境下对自己与别人交流有帮助的一些精神意识，若人们生存在同一个世界，即每个人的内部世界都是相同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信息的传递与交换，语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有个体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觉存在差异，并且彼此之间又因为某些原因紧紧联系在一起时，才有信息沟通与交流的必要，才需要统一认识。这是语言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语言不是为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产生的，而是为了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的交流而产生的。
2.语言产生的条件
人与人之间由于内部世界的不同所引起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需要是促使语言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每个人与其他人的内部世界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会不会因此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无法交流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人与人之间面临的世界的本体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感知的每一个对象，如花坛中的树，天空中下起的雨等，都是来自同一个外部世界，只是由于我们在感知这些事物时经过了自己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的过滤，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存在差异。因为人们内化的是同一个外部世界，所以彼此的内部世界必然会存在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定的可能。如果两个人的内部世界完全不相同，一个人将与自己头脑中的特定思想内容相联系的语言形式传达给另一个人时，这个人的大脑不会激活并唤起相应的精神意识内容，这样就实现不了沟通与表达。所以，如果说人与人的内部世界完全一样是没有沟通与交流的必要的话，那么人与人内部世界完全不同则是失去了沟通与交流的条件。只有人与人的内部世界在相似基础上的不同才有产生沟通与交流的手段的可能。
二是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及其工作原理、程序是相似的。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人的内部世界由人的感觉器官和意识器官内化外部世界中的客观事物形成，而每个人的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都是相同的，不外乎眼耳鼻舌口和大脑，感知方式也不外乎听觉、嗅觉、触觉、视觉。只是人与人之间在感觉器官与意识器官的发育程度上有所差异，在感知外部世界时所采用的感觉器官和感知方式有时会有所不同而已。因此，人类之间的感觉器官、感知方式及信息处理方式具有相似性，这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所建构的内部世界的内容和结构具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从而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了某种可能。
三、对“语言”概念的界定
语言产生的推动力是人类因彼此之间内部世界不同而需要进行沟通，而感知对象的相同性和感知器官、感知方式的相似性则为语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那么，“语言”的概念就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是指人类用来一切交流的媒体和介质。在这一层面上，语言不一定是有声音的，因为其他形式也可以用来进行信息交换。随之则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以外的其他物种之间也存在因彼此内部世界不同而需要交流与沟通的状况吗？如果存在类似的状况，那么“语言”这一概念就必须进行重新界定，语言不再是人类所独有的。
二十世纪初，动物学家们已经对猿类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全面研究它们。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黑猩猩等猿类与人类在体质构造、心理、意识和行为等方面存在种种相似之处。通过研究发现，黑猩猩与人类在外化内部世界时都采用以下几种形式：声音、表情、行为、眼色、气味、手势。如果忽略人与黑猩猩在这几种形式的使用倾向上的差异，忽略人与黑猩猩各自使用的外化形式在负载信息内容上的差异，忽略人与黑猩猩对各自使用手段的外化形式的改造及加工的精密程度上的差异，那么，人与黑猩猩在满足各自内部世界外化这一需要上所使用的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形式都是用来交换信息的媒体和介质。若将语言定义为人类用来进行信息交换的媒体和介质，那么，从人与黑猩猩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黑猩猩等其他动物与人一样，也有外化内部世界以便于彼此之间交流的手段和形式。所以，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为人类所独有了，动物也是有语言的。进一步推论，只要两个物体之间有信息交换的过程，就有语言存在的过程。因此，我们就可以给语言下这样一个定义：两个物体之间起交流、交换作用的媒体和介质。这个定义超出了人类，超出了动物界，一直将语言的概念延伸到了两个物体之间。
参考文献：
[1]韩宝育.语言与人的意义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4
关键词：非言语交际;英语教学;交际能力
众所周知，人类的交际行为可分为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长期以来，言语交际的研究一直倍受人们的青睐，而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内传统的外语教学往往只注重言语本身,强调语音、语法、词汇、句型的练习和掌握；对于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也主要集中在言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上,忽略了对非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作为言语交际的重要补充形式,非言语交际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能传递言语交际难以表达的事物、意念和情感,起到支持、修饰或否定言语行为的作用（Samovar et al.,2000）。Birdwhistell (1970)通过对同一文化的人在对话中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比较发现：言语交际最多只占整个交际行为的30%左右,70%为非言语交际。同时，绝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言语行为,其他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心理学家Mehrabian (1971)认为人们在表达情感和态度时,言语只占交际行为的7%,而声调和面部表情等非言语行为所传递的信息多达93%。可见非言语交际在人际交往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英语教师能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把非语言交际有效地运用到英语课堂教学中，定会促进英语教学活动达到更佳效果。
一 非言语交际的概述
1 非语言交际的定义
关于非言语交际的定义颇多。杨全良（1990）认为：所谓非言语交际，就是通过使用不属于言语范畴的方法来传递信息的过程，非言语交际的形式很多，不像言语交际那样只有口语和书面语之分，它包括除使用语言和文字以外的一切传递信息的方式，如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空间利用、触摸行为、声音暗示、穿着打扮和其它装饰等，甚至没有表情的表情、没有动作的动作，都是非语言交际的有效途径。Samovar（2000）等人将非言语交际定义为“在交际的环境中人为的和环境产生的对于传播者或受传者含有潜在信息的所有的刺激”, 因此它包括了言语行为之外的一切由人为的或由环境所产生的刺激,如:表情、手势、身势、触摸、界域、服饰、副语言、时间、场景等;同时，李杰群（2002）也认为，非语言交际手段包括表情、动作、语调、气温、颜色、气味、器物、服饰、时间、空间等多种手段，其中与人体有关的表情、动作等又称为人体语言或体态语。由此可见，非言语交际是一项涵盖范围极广、内容颇丰的跨学科学术研究，除言语交际之外有助于交流的任何利用行为举止、表情、外部环境的交际我们都可称为非言语交际。
2 类型
非言语交际的涵盖范围很广,纷繁的分类方法随之产生。毕继万 (1999) 将非言语交际分为四大类型:（1）体态语，包括基本姿态 (姿势和身势)、基本礼节动作 (如握手、微笑、体触、女士优先的礼节动作) 以及人体各部分动作 (如头部、面部动作、目光交流、臂部、手部、腿部动作等等)。（2）副语言, 又称类语言或伴随语言, 主要包括沉默、话轮转接和非语义声音 (发音器官非语言声音、非发音器官非语言声音)。（3）客体语, 包括化妆品、修饰物、服装、衣饰、家具及其他耐用和非耐用物品。（4）环境语, 研究的是人们为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对交际的影响, 而不是自然环境的作用。环境语包括时间、空间信息 (如拥挤、近体距离、领地观念、空间取向、座位安排等)、颜色、声音、灯光、标识、建筑设计与室内装修等。
3 作用
非言语交际通常与言语交际结合进行,大体上起到重复、补充、替代、调节、否定的作用（Samovar,2000）。作为言语范畴外的一切表现形式，非言语交际不仅能产生听觉方面的效果，更能产生视觉、感觉、触觉等效果。同时，作为言语交际的重要补充形式，非言语交际能够传达出言语交际不能表达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态度等重要信息，能增强语言交际的效果。在有些时候，非言语交际较之言语交际更能表达人的潜在意识和真实情感。
二 非言语交际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1 非语言交际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Patrick (1988) 指出教师授课时的信息88%由非言语渠道传递,只有12%是由言语交际传递的。而英语课堂又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信息交流场所，教师会运用大量的非言语交际手段以保证学生对英语言语知识的切实掌握。所以，作为一名外语传授者，英语教师不仅要有较强的言语交际能力，更应该有扎实的非言语交际功底。因为合理正确地将非言语行为运用到英语课堂教学中，不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同时，英语教师也能通过师生互动性极强的英语课堂切实提高教学效率，不仅使学生获得丰富的英语语言知识，而且能切实提高学生用英语交际的能力。
2 非言语交际在英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1）体态语
体态语，又称手势语,身势语,身体语言,行为语言等。它是指人用人体某一部分的形态变化来表达情感的一种辅助性言语表达方式，是一种没有声音伴随的语言,且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对言语行为起着支持、修饰、否定甚至直接替代言语行为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具有丰富体态语展示的英语课堂上中，如果能恰如其分地将其运用到英语教学中，势必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a）面部表情
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具有适时的面部表情，如经常以微笑面对学生会给学生亲切感，可以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学生也会对教师的教学进行默契的配合，从而形成融洽的课堂气氛。反之，如果教师一味刻意地保持严肃之态，学生势必会感到压抑，课堂气氛也就会死气沉沉，而这对于语言的教学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用来交流的，师生之间如果没有融洽的教学气氛，整个课堂也就是机械的教与学，学习语言的真正目的就没法实现。如有的学生性格内项，往往迫于羞怯而不敢回答老师的问题，即使遇到会的问题也常常保持沉默，这时，教师如能微笑并点头示意定能增加此类学生的自信，不仅能很好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b）眼神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自然、得体的眼神交际手段，因为眼神的表义功能极为丰富细腻，将其与具体的英语教学实践密切结合，可充分发挥其传情达意的功能。所以师生之间应适时保持恰当的眼神交流，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只盯着天花板或死盯教案照本宣科，而应有意识地用眼神关注到每一个学生，这样才能有助于教师获得及时全面的课堂教学信息反馈，有助于教师对整个课堂教学的掌控，同时能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5
我国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恩泉《双语双方言》系列论文集、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等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社会双语的接触与渗透、双语政策及地区双语现象的静态描写。90年代，陈章太先生发表《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1990)，祝畹瑾先生发表《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将双语的研究深入到我国的汉语家庭。在家庭共时双语生活的平面上开始涉及双语交际语码的结构形式、双语语码转换等动态的研究。
汉语家庭语言交际目前尚缺少历时的动态研究。横向的观察，家庭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纵向的观察，家庭语言的格局并不是一个定式，个别家庭成员的变动往往会引起家庭语言交际格局的改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本人分别对两个家庭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我将两个家庭的语言生活面貌分别按不同时段切割成若干个相对静止的断面，以便对每个断面作静态的观察与分析，再将不同的断面按时间的顺序一个个连接起来以分别显示这两个家庭语言生活历时的变化轨迹。两个家庭所反映的共同轨迹与规律即是本文的结论。
为方便起见，“双言”“双方言”本文一律统称作“双语”；“语言”一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指“言语”或“语言”两个概念。所谓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实为汉语范畴内的普通话或不同方言，“语种”一词实指不同方言。个人语言习得依排列顺序的先后，标志其熟练程度。调查材料以“时段”标志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每一个阶段。
一 两个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追踪调查
家庭甲（追踪时间：1979年—1999年）
家庭甲先后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分别是男主人（干部）、女主人（教师）、父亲（商人）、岳母（无职业）、女儿（小学生），在20年的时间里，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9年—1981年）
因为操不同方言的女主人的加入，家庭语言由单语（粤语）变为双语（上海话、粤语）。
男主人自幼生活于广东老家番禺农村，说粤语。小学四年级时，因母亲病故，随在上海工作的父亲读书，在学校习得第二语言上海话和第三语言普通话。起初，父子间的家庭常用语多为粤语，偶尔兼用上海话；数年后，粤语与上海话在父子间任意操用，分不出彼此。有时在同一段对话中，父子俩的语码会经历数次转换，彼此没有自觉的意识。1979年，以上海话为母语的女主人嫁入该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3:2，上海话立即成为这一家庭的第一语言，通行于一家三口，粤语只通行于父子之间。1981年，女儿出生，只会说上海话的岳母加入这一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4:2，强化了上海话在这一家庭双语中的地位。
第二时段（1982年—1986年）
会说粤语的父亲病故，家庭由双语（上海话、粤语）变为单语（上海话）。
1982年底，说粤语的父亲病故，男主人的粤语失去交际对象，于是粤语立即退出家庭双语圈，家庭由双语变为单语，成了上海话的一统天下。数年后，女儿在这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
第三时段（1986年—1991年）
全家移居北京，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正式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由单语（上海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86年下半年，男主人调北京工作，举家北迁，女儿入北京某幼儿园。一年后，女儿习得一口普通话，此后，普通话逐渐进入家庭双语圈。这时家庭双语的第一语言仍是上海话。1991年，岳母去世，上海话在家庭双语圈中的势力减弱。四年的北京生活，作为中学教师的女主人因职业的关系，普通话水平明显提高。又因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上升为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下降为家庭第二语言。
第四时段（1992年—1999年）
全家移居广州，数年后，粤语在该家庭复活，家庭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变为三语（上海话、普通话、粤语）。
1992年，女主人以中学特级教师的身份调入广州某中学任教，一年后，举家迁入广州，女儿入母亲任教的中学读书。三年后，女儿在学校习得一口广州话，从此，粤语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复活。这时家庭双语地位的排列是：一、上海话，二、普通话，三、粤语。因失去普通话的外部大环境，普通话降为上海话之次。粤语只通行于父女之间。在此后数年的广州生活里，家庭成员没有变动，外部语言环境没有变动，家庭语言格局亦保持相对的稳定。
家庭甲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余年中，该家庭随家庭成员、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变动，语言格局先后发生了四次变化，大体情况是：
附图
家庭乙（追踪时间：1978年—1998年）
家庭乙先后拥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男主人（教师）、女主人（干部）、母亲（无职业）、岳母（无职业）、孩子（小学生）。20年中，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8年以前）
该家庭起初由农村迁入城市，数年中一直使用江淮官话（单语）（以下简称“官话”）。
早期，这个家庭的前辈世居于封闭的江淮农村，数十年中，一个大家庭变为几个小家庭，人口发生数次变动，但语言始终如一，沿用江淮官话。60年代后期，男主人与母亲迁入江南某城市。尽管外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因母亲不会说其他方言，十余年间，家庭内只通行江淮官话。母亲在情感上仍对其他方言持排斥态度。
第二时段（1978年—1979年）
因女主人的加入，家庭打破单语（官话）格局，变为双语（普通话、官话）。一年后母亲回乡下，家庭恢复为单语，但却由普通话代替了官话。
1978年，女主人嫁入该家庭，她不会江淮官话，只能说上海话和普通话，故将普通话引入家庭双语交际圈。男主人与母亲交际仍用江淮官话。女主人与母亲交际分别用普通话和江淮官话。因交际需要，婆媳间逐渐能听识一些对方的语言。三人在一起交际时，男女主人用普通话，母亲用江淮官话，偶有不懂的词语，男主人作翻译。这一阶段，除女主人之外，无人会说上海话，故上海话并未进人家庭交际圈；母亲在语言情感上有所改变，从对普通话的排斥转为逐渐认同。1979年，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只通行普通话。
第三时段（1979年—1984年）
操上海话的岳母加入，家庭立即由单语（普通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79年孩子出生，只会上海话的岳母来到该家庭，随即将上海话引入家庭交际圈。母女间交际完全用上海话。岳母对男主人交际亦纯用上海话，起初男主人很不习惯，因交际需要，迫使男主人学听上海话。一家人在一起交际时，普通话、上海话交叉使用，各说各的，偶有不懂的词语，女主人作翻译。此后，男主人逐渐能听一些上海话，岳母亦能听一些普通话。这时，上海话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占绝对优势，5岁的孩子在这一语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与普通话。
第四时段（1985年—1986年）
岳母离开该家庭，家庭语言立即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恢复为单语（普通话）。
1985年，岳母离开该家庭，上海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家庭常用语恢复为普通话。
第五时段（1987年—1990年）
操不同方言的母亲、岳母同时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马上由单语（普通话）变成三语（普通话、官话、上海话）。后随着岳母的去世，上海话再度退出该家庭。
1987年，母亲、岳母先后来到该家庭，江淮官话、上海话分别复活于该家庭双语圈。母亲仍是一口江淮官话，岳母仍是一口上海话，两位老人在一起单独交际时有一定困难，各说各的，只能彼此边说边听边猜，语言误会是常有的事。1988年年底岳母去世，上海话第二次退出家庭双语交际圈。
第六时段（1991年—1994年）
因男主人外出，家庭双语除普通话外、官话由双向使用改为单向使用。
官话先前在男主人与母亲间双向使用，1989年，男主人赴广州进修，母亲的江淮官话失去双向交际对象，孩子与女主人均说普通话，母亲仍说江淮官话，彼此只能单向使用（各说各的）。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对对方语言的辨识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交际基本无碍。
第七时段（1994年—1998年）
家庭人口稳定，家庭双语相对稳定（普通话、间或使用的上海话）。
1994年年底，男主人迁调广东珠江三角洲某市工作，次年，女主人与孩子迁入该市，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退出家庭交际圈。此后，孩子习得粤语，男主人亦稍稍学得一些粤语，但粤语却并未进入家庭双语圈。家庭成员稳定，语言格局相对稳定。
家庭乙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多年中，该家庭的语言格局先后经历了七次变动：
附图
二 促使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家庭内部原因 家庭内部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员的变动，尤其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更替是引起家庭双语格局变动的直接原因。如家庭甲之一时段、家庭乙之二时段，均因操另一母语的女主人的嫁入而立即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化。又如家庭乙之四、五时段，操上海话的岳母先后两度离开该家庭，上海话亦随之两度退出家庭交际圈，几乎是立竿见影。这一道理不难理解，从平面的角度观察，特定时段内的家庭语言交际圈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结构体，家庭的每一个言语成员均是这一结构体中密不可分的组合部件，他（她）要与这一交际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建立相对固定的言语交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了一个平面的言语交际网络。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这一相对固定的网络（即“语言格局”）一旦形成，整个家庭的语言生活就要按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运转。变动这一“结构体”中的某些成员就往往要牵动整个“结构体”，如果影响到这“结构体”的组合，自然要引起家庭交际“网络”的重组。这一规律在两个家庭语言格局的数次变动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二）家庭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指家庭外部的语言大环境，这是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副导因素，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要看两个方面：一、家庭内部有无产生变动的内应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有无变动的条件。如果家庭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内应机制，外部原因就无法起作用。如家庭乙之一时段：母子两人组成的家庭已由农村迁到城市，外部语言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没有文化的母亲只懂江淮官话，且江淮官话完全能满足家庭内母子间的交际需要，故外部因素在这一时段里就无法对该家庭的语言格局产生影响。与此相反的是家庭甲之三时段，在原先的家庭双语圈中就并用上海话与普通话，不过上海话为第一语言，普通话为第二语言。迁居北京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所有家庭成员应用普通话的机率大大增加，又因女主人教师的职业的需要，她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女儿亦习得一口普通话。外部的整个大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普通话上升为该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退守为第二语言。两种语言原先就在这一家庭中并用，这是此一时段中外部原因能够发生作用的“内应机制”。二、外部因素影响力的大小也是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条件。在“内应机制”具备的前提下，如果外部的副导因素的影响力小，也不能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如家庭乙之七时段：一家人虽都生活在粤语区的大环境中，男主人与孩子均有一定的粤语习得，但是居住环境与工作环境均在大学校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之间通行各种风格的普通话，小环境中粤语的直接影响力也就相对弱得多，所以，粤语至今未进入该家庭的双语圈。在相同的内应条件下，家庭甲之三时段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北京，普通话不但通过家庭成员的职业、学业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居住区的语言环境、市面语言环境无处不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引起该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 几点启示
两个家庭语言交际调查的事实给我们三点启示：一、历时的观察，家庭语言格局往往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促成家庭语言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变动，其副导因素是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二、家庭双语一般都发生在语言观念不保守或不太保守、家庭成员具备相应的双语能力的家庭中，一般以城市家庭为多。上例两个家庭由单语发展到双语均是由农村迁入城市后发生的变化。三、家庭也是一个语言的小社会，所以双语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个人的双语习得若不能进入社会双语圈，只能属于个人的双语能力而不会产生双语现象。如家庭甲，男主人具备娴熟的粤语与上海话两种语言习得，在二时段中，操粤语的父亲去世，男主人亦在家庭内失去了粤语交际圈。
［收稿日期］2002-03-23
【参考文献】
[1] 陈章太.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J].语文建设，1990,(3).
[2] 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M].汉学出版社，1995.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6
2013年5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
在有关领土和海洋的争端中，这已经是相当“温柔”的言辞交锋。此前，中国有抗议，也曾拒绝对方抗议，争端激烈时，用词也随之升级。我们根据公开权威资料，总结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及句式。从中可以看出领土争端发生时，中国怎么说。 强烈反对，坚决抗议
当其他国家觊觎中国领土时，外交部一个“基本款”的回应是“强烈反对，坚决抗议。”
2012年9月，日本宣布“购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这是对中国领土的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表述。在反对和抗议的同时，一般还会再次阐明中方说法的合法性―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不符合法理”、“拥有无可争辩的”、“我国固有领土”是经常被外交部使用的措辞。
在合法性的基础上，如果对方先提出抗议，外交部的用词就会升级―“贼喊捉贼、颠倒黑白”这样的词也是可以有的。
1969年6月6日，外交部就发生在珍宝岛的冲突照会苏联：“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的照会中，企图以贼喊捉贼的惯技掩盖自己的侵略罪责是完全徒劳的。”
2012年，在中菲黄岩岛争端中，美国五角大楼声称中方先袭击“无瑕号”的声纳系统。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回应：“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颠倒黑白。”
最近一次类似表述发生在2013年2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对日本领导人公然发表歪曲事实、攻击抹黑中国、煽动中日对立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
最近几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稍显频繁，但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动手”的程度。在曾经“动手”的争端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激烈的措辞。
“印度侵略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的中国领土上的上述猖狂进攻，使中国边防部队遭到严重伤亡。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1962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最紧急、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
类似于“不能忍了”的表述，其后也曾出现。1978年12月13日，针对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和任意枪杀、枪伤中国平民的行径，中方向越方提出强烈抗议：“越南当局如此肆无忌惮地武装挑衅，实已达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你们要为一切后果负责
“××政府必须对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这也是边境争端发生时中国官方常用的句型。2012年中日争端中，外交部的声明中写道：“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更进一步，今年2月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当前两国关系面临困难局面，责任完全在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