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范文1
[关键词] 转基因食品；食品安全；公选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4634（2015）04-0091-03
0 引言
自1995年1月第一例转基因食品在美国被批转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食品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截至2012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转基因品种已有87例，涉及大豆、棉花、玉米、小麦、油菜、哈密瓜、番茄、马铃薯等共17种植物[1，2]。世界范围内共有28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播种面积已达到1.7亿公顷，1996年～2011年转基因作物产值达到923亿美元，共计节约了4.73亿公斤化学杀虫剂的使用，约有1730万人口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种植[3]。可以说，转基因作物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品种上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我国也在不断加大对转基因研究领域的投入，2008年7月，我国正式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抓紧培育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4]，截至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并在有效期内的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进行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只有棉花和番木瓜。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不断升温，从而引发社会性的争议。笔者在2013年底进行的社会调查问卷表明，合肥市高校院所较为集中的蜀山区，不仅普通民众对转基因食品及其安全性存在误解，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毒害作用的高达75%，就连在校大学生甚至食品专业本科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误区。因而，从科普层面上加大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宣传，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保障民众的选择权，显得迫在眉睫，而从高校层面提高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认识，继而推动社会层面的科学认知，促进普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知识的了解，以消除民众的疑虑甚至“妖魔化”的偏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效方式。
笔者所在的食品学院并未开设专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本科课程，只在《食品生物技术》课程中介绍了转基因技术，在《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等选修课程中介绍了转基因食品检测的部分内容，因而并未系统和完善的形成一个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本专业同学尽管学习了相关课程，对于转基因食品还是缺乏系统的认识，缺乏对某些网络流言的辨别力，因此，尽快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正确理解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的差异，有利于学生关注新技术、新问题、了解行业前沿，有利于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务与公众决策的意识，也有利于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培养食品安全与生物技术、管理政策、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人才。
1 公选课程面临的难点与突破
公选课作为无专业限制的公共选修课，与专业课程、公共课程共同构成专业的课程体系。开设公选课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促进学生个性发展[5]。
在全校范围内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方面的公选课，感兴趣的学生很多，对教师来说却面临很大的挑战。首先，公选课的学生专业背景相差太大，而本门课程需要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学科的背景知识，又涉及基因组测序、蛋白组质谱、营养与毒理学检测等较为先进的检测技术，专业跨度大，涉及面广，部分概念较抽象，使得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学生理解的反馈上面临较大的困难；其次，公选课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也无法安排实验课程，这样就难以采用实验等较为直接的方法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从而增强理解；最后面临的问题是考核方式的选择，公选课的考试不是为了检测学生对具体知识点的掌握程度，而是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综合实力，考虑到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接受和感知程度的不同、兴趣与关注点的差异，必须选择不同的考核方式才能较为准确的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6]。
本课程开设之初就针对以上困难进行了预测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主要从精心选择教学模块、积极改变教学方式以及采用不同的考核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该课程教学模式的革新，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2 创新型教学模式的实施
2.1 教学模块的确定
为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确保课程内容能够充分讲授完成并取得一定教学效果，在课程开设之初就对教材进行了精心选择，最后选定科学出版社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与检测技术》一书作为教材，同时确定了“转基因技术的诞生与发展”、“转基因食品营养与毒理学评价”、“转基因生物与环境安全”、“食品中转基因成分的检测技术”四个模块作为课程主体，针对每个模块确定一个课题讨论的主题，如“三头六臂的转基因”、“有毒？还是无毒？这是一个问题”、“美洲的蝴蝶被毒死会在亚洲刮起一场风暴？”、“如何用高大上的技术来找茬？”。每次讲述一个新模块时先根据主题引入课堂谈论，吸引学生的注意，调动他们思考的积极性，诱导他们各抒己见，但此时老师并不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本模块课程学习结束后，再对主题进行重新归纳与总结。
2.2 教学方式的灵活性
为了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采用了“翻转课堂”与“科普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是一种把技术用于课堂教学从而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来与学生进行交流的教学模式。通常是通过在课外观看教师制作的视频来进行的[7]。在课程讲授初期，为了有意识地促使学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推荐他们观看“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和“崔永元美国转基因调查报告”，然后在课堂上引出讨论主题，不论学生是“挺转”还是“反转”，都列出自己的观点和证据，随着课堂内容的深入，利用Flas+自录视频等多种形式演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动态过程、PCR操作流程、Bt毒蛋白晶体对靶标害虫的毒杀机理、不同转基因植物花粉的传播方式等内容，让学生在课外轻松熟悉课程内容，较好的解决了公选课受众背景知识不均带来的认知困难。
同时，在公选课的授课过程中必须时时注意课程内容的科普化倾向，比如讲到转基因作物的毒理化评价流程或者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筛查时，就要考虑到学生理解和接受程度的差异从而适当减少教材中的原理讲述，转而采用科普式表达方式，注意使用生活化的科学语言、简明的技术流程图与动画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同学的理解与记忆。在授课过程中，收集和参考了日本、美国等国家转基因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手册中的内容，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展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流程[8，9]，达到消除疑惑、促进理解、加强认知、提高学习兴趣的目的。
2.3 考核方式的改革
课程的考核机制关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调控，好的考核方法既可以使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又可以充分、真实、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认真程度及对课程教学内容的掌握和认知程度[10]。大多数国家的公选课程考核主要强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培养创新人才为主，而非单纯的考核记忆[11]。对于本门课程而言，开设目的主要希望通过课程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科学性和安全性的正确认识，从社会认知层面加强学生对于转基因涉及的食品安全管理、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辨识，从科学技术层面加强学生对于生物技术新发展的认识，对新兴的分析、测试技术产生兴趣。因而，本课程针对文理科学生采用了不同的考核方式，对于文、法、经管类的学生以考核社会认知与思辨能力为主，课程论文占70%比重，在以下范围内自选：“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议与我见”、“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的应用现状与前景”、“我心中的理想食品安全管理模式”等；平时考察占30%，包括课堂出勤、课程提问与讨论的参与度。而对于理、工、农科的学生以考核科学性和创新性为主，课程论文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展历程”、“新型转基因食品安全监测技术的发展前景”等自选，占60%比重；平时考察占40%，包括课堂出勤和学生汇报，其中的学生汇报部分为学生自制类似“谣言粉碎机”的内容，至少列举一个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谣言，说明其在科学性上的硬伤，并假想自己会创造出一种什么样的新型转基因食品，这部分内容平时完成，老师上课时会挑选一部分出来和学生一起讨论，既可以考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认知程度，又可调节课程气氛，受到学生的良好评价。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转基因技术带来了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也将是最具有应用前景的一门学科[12]，目前除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学院有专门针对本科生开设转基因食品安全及检测技术课程外，其他大专院校较少有针对本科生开设该类课程，这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专门技术人员的培养、相关方向的深入研究与发展都是不利的。甚至该类课程的教材选择、教学和实施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经验，需要不断进行教育与人才创新培养模式的摸索，这是从事该方面教育教学工作者的机遇与挑战，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课程的教学与知识的推广普及，尚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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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巩鹏涛，黄东杰，黄昭奋.中国转基因作物机遇与挑战[J].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2009，28（2）：209-215.
[5]刘勇兵，袁桅.高校公选课建设路径探析[J].黑龙江教育，2014，（10）：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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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少辉，王洁华，宋英今.多元化考核体系在高校公选课中的应用[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2，（10）：141-143.
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范文2
很少有一项技术像转基因这样，让各方观点如此对立：相互矛盾的实验证据，极端对立的利益表达，莫衷一是的研究结论，让消费者无所适从。而“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同样安全”这一论点，让转基因的争议再起波澜。
转基因农产品离我们有多远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和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转基因农产品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统计数据表明，28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全球约81%的大豆、35%的玉米、30%的油菜都是转基因产品。
截至目前，我国共批准发放7种转基因植物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即1997年发放的耐贮存番茄、抗虫棉花安全证书，1999年发放的改变花色矮牵牛和抗病辣椒安全证书，2006年发放的转基因抗病番木瓜安全证书，2009年发放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玉米安全证书。
据专家介绍，目前国内的转基因农作物主要是转基因棉花，转基因番木瓜也有少量种植。进口农产品有哪些是转基因品种呢？我国先后批准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4种作物的进口安全证书。除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的种植外，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用途仅限于加工原料。
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
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实现商业化种植以来，转基因可能是农业史上最有争议的技术。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能缓解资源约束、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产品品质，反对者则从食用安全、生态安全和主粮安全等方面提出质疑。转基因技术是“潘多拉魔盒”还是未来农业之路？技术风险能有效预防吗？种种纷争公众也很难辨明。
在生物学家看来，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拓宽了可利用基因的来源，实现了育种工作的可预期、精准、可控、高效，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是生物育种的技术革命。
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罗伯特说：“在农业领域，在这日益恶化的环境中，这项技术让我们能够少用水或杀虫剂。而且并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健康有害。”
但也有专家表示，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潜在威胁值得警惕。抗虫作物可能会使食物链中断，而昆虫在进化过程中，可能产生对毒性蛋白的抵抗能力，出现所谓“超级害虫”。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从长远来讲，转基因食品跟常规育种得到的食品一样，并没有产生有别于其他食品新的不可预期的问题。而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关于转基因食品的20个问题》的文件中曾谨慎地说：“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风险评估，并且可能不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危险。”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应有知情权
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范文3
“食品安全”包含两个彼此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概念：“food safety”和“food security”。前者通常被解释“为避免产生食品引发的疾病，所采取的管理、准备和存储食物的方法”；而后者的解释是“食品的可获取性”。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包含“吃下去不会让人生病” “持续供应”两方面。对于前者，中文一般称之为“食品安全”；而后者，中文则称之为“粮食安全”。应当说，“粮食安全”的提法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它的含义不但包括作为主食的粮食，而且包括着肉、蛋、奶、果蔬等副食的持续供应问题，为行文方便，本文仍然用“粮食安全”指代“food security”，而用“食品安全”指代“food safety”。
对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毒有害，之前已有大量文章进行探讨，科学界的共识是：已经通过安全性检验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一样安全。而对于保证粮食安全，转基因技术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
谈论转基因农业，不能不考虑一个背景：世界的饥饿人口数量庞大，而且在近5年来还在增加。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每3年一次的统计，从1969年到2008年，世界的饥饿人口百分比一直在减少，已经从1969～1971年的26%减少到2006～2008年的13%，数量也曾一度从1969年～1971年的8.78亿人减少到1995～1997年的7.92亿人。之后，饥饿人数又不断上升，2006～2008年增长到8.50亿人。
其实，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人口比例来说，全球饥饿人口数量都是非常惊人的。
除了人口问题，淡水资源问题也是人类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挑战。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数据，农业目前使用世界上超过70%的淡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的国家如中国，供水会继续减少。而应对这种危机的最重要方法就是培育能够抗旱，减少用水量的作物，可惜这样的抗旱基因在传统作物中很难找到。转基因方法可以把其他生物的基因转到作物中，从面达到很好的抗旱效果。
转基因农业：提高效率，增加产量
为应对未来的危机，世界需要以更高的效率，生产更多的粮食。转基因技术已经对提高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价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ISAAA《2010年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转基因作物在1996年到2009年在全球产生了大约650亿美元的农业经济效益，其中44%是由于减少生产成本(犁耕更少，杀虫剂喷洒量和劳力减少)的收益，56%是由于2.29亿元可观的产量收益。这2.29亿吨，包括了1996年到2009年期间的8350万吨大豆、1.305亿吨玉米、1050万吨皮棉以及480万吨油菜籽。
英国咨询公司PG Economics执行主任格拉海姆・布鲁克斯（Graham Brooks）的独立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1996年到2009年让农民增加了647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包括因为产量增加的收入，也包括因为节约成本带来的收入。1996年到2009年，如果没有使用转基因技术，想要达到相同的产量，则需要增加7497万公顷的耕地，超过中国一半的耕地面积。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增产的效果大多仅来自两种转基因性状：抗虫和抗除草剂，并且未涉及主粮大米、小麦和土豆。转基因技术让农业增产的潜力非常大。
有人质疑，转基因食品现在没出问题，并不能保证未来不会出问题。科学地讲，谁也不能保证转基因作为一种技术，在未来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没有任何技术是有利无害的，比如，DDT曾经造成危害，但不能从整体上否定农药的运用，如果没有农药，就不可能有“绿色革命”，人类饥饿的比例不可能逐年下降。任何技术的运用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现实情况是，饥饿人口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未来人类粮食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也绝不是杞人忧天。而相比粮食安全面临的风险，严格的审批制度下的转基因食品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风险要小很多。
中国问题：粮食供应影响食品安全
应当指出，侧重于“食用无害”的食品安全和“持续供应”粮食安全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食品短缺，人们陷入饥饿的境地，“食品安全”的要求就会大大降低。众所周知，在闹饥荒的时候，粮食吃完了，就会吃猫、狗、老鼠、草根、树皮，甚至根本就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
中国近年来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除了社会、道德方面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开始富裕的中国人向往发达国家那样丰富的食品供应，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其实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饲料供应的问题。
根据中国禽蛋门户网提供的数据，中国是一个蛋白质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国内目前1.5亿吨的饲料，约需3750万吨蛋白质原料，其中70%依赖进口，每年需要进口3500万吨大豆。饲料的短缺和供应不足必然造成肉、蛋、奶等成本的上升，也就造成了劣质奶、假牛肉等欺诈事件难以根除。
所以，“反转人士”把“毒牛奶”、“地沟油”和“转基因”相提并论，是非常不科学，不公正的。相反，真正令人遗憾的是，在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下，国家仍然不能下决心发展自己的转基因饲料产业，相反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
长远对策：发展自己的转基因农业
从长远来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需要用全球9%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1%的人口。在粮食消费大量增加的同时，土地在逐年减少。据调查，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比1996年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100万亩。和土地同样严重的问题，还有水资源的紧缺。目前，中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为2200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8%。
在反对转基因的声音中，总是听到“转基因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话语。其实，说起粮食安全，首先就应当是粮食自给。美国以实践已经证明了转基因技术能够在保证消费者安全，对环境无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作物产量。未来应用高产、抗旱等转基因作物，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
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范文4
记者：彭光谦的文章称，当前商业化推广的转基因品种，只有抗除草剂或者杀虫的特性，或者二者的结合，转基因不增产，更谈不上高产。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任何一项转基因作物是增产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搞出任何一个“增产基因”。实际情况如何？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在作物上首先实现商业化的确是抗除草剂和抗虫两个基因，但不是只有这两个基因。之后在农业领域，包括农业转基因动物、植物及微生物的培育方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速度最快，培育了一批具有抗虫、抗病、耐除草剂等性状的转基因作物。目前，转基因技术正朝着改善农艺性状如光合效率、肥料利用效率、抗旱耐盐和改善品质等技术方向发展，含有复合功能基因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开发近年明显提速，成为技术竞争的新热点。比如，含有8个基因，能防治多种害虫，并具有抗两种除草剂特性的玉米已获准在美国生产应用；富含-3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即将上市。2013年，阿根廷宣布开始试种干旱和盐碱环境下还能高产的小麦品种。此外，具有保健、防病或抗癌功能的蔬菜、油料、糖料等多种转基因作物因能显著提高产品附加值，市场开发前景更为广阔。目前，转基因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医药、工业、农业、环保、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至于彭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增产基因”，据最新研究发现，产量不是由单一基因决定，农业上的增产更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转基因抗虫、抗除草剂品种能减少害虫和杂草危害，减少产量损失，实际起到了增产的效果。因此，转基因农作物的增产效果是客观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巴西、阿根廷等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后产量大幅度提高，已分别成为全球第二、第三大大豆出口国；南非推广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后，单产提高了一倍，由玉米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印度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后，也由棉花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记者：有人提出，“西方向中国大量低价倾销转基因农作物，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农业，加剧而不是减轻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几乎冲垮了传统大豆业”。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黄大昉：关于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已做过回答，我在这里有必要再重复一次。首先，需要澄清一下，目前我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主要是从美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进口，进口国家是多元的，并非有人说的所谓“西方”国家向我国倾销。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减少、总产降低的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我国非转基因大豆单产低，平均亩产只有120公斤。我国年进口5000多万吨大豆，如果按现有的品种和技术水平来测算，需要4亿多亩的耕地，而我国没有这么多的后备耕地，因此利用国外国内两种资源，统筹两个市场是我国的必然选择。二是转基因大豆比国产非转基因大豆成本低。在国内，大豆的比较效益低于玉米和水稻，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高产的玉米和水稻种植取代低产大豆种植趋势明显，如黑龙江省5年前粮食产量只有700多亿斤，现在达1100亿斤。三是国外转基因大豆与国产大豆相比在榨油方面具有优势，如含油率高出2到5个百分点。由于规模化经营降低了成本，因此价格低、商品性好、可以全年按需供货，可降低加工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仓储费用。
记者：有人提出，鉴于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潜在性，需要进行人体试验，您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罗云波：各种新资源食品在研发过程中，只要其他科学试验足以证明其安全性，就没有必要进行人体安全性试验。在各国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中均没有用人进行实验的要求，因为科学发展至今，研究出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实验模型、模拟实验、动物实验，完全可以代替人体实验。药物与食品不同，药物有明确的功效成分，多为结构清楚的化学物质。药物是通过人体实验以发现药物对人体是否有确定的、特殊的影响，如疗效或副作用，在进行临床实验确定这种作用的同时，往往还要与已知有效药物的疗效或副作用进行比较等。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更严格。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国内外均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问题。全球已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17年，没有发现任何不良影响，这也充分说明现有的转基因食用安全评价理论、措施和管理体系是可靠的。
记者：有人说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未得到确认，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严加限制，欧盟甚至实行“零容忍”，是真的吗？
罗云波：首先，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定论的，即凡是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毒性、致敏性、致畸等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凡是通过安全评价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可以放心食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迄今为止，转基因食品商业化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经过证实的食用安全问题。
其次，并非“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严加限制”。恰恰相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转基因技术作为占领未来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和推动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生物技术的核心，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应用最为迅速的重大技术之一”。从国际上看，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2012年年度报告，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12年的1.7亿公顷，17年间增长了100倍。截至2012年底，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批准转基因作物进口用于食品、饲料或种植。其中，已有28个国家批准了25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第三，欧洲并非对转基因食品“零容忍”，相反，欧洲也是转基因产品进口和食用较多的地区。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土豆等在欧洲种植和上市，除了极少数是作饲料或工业用途，绝大部分都是用作食品。2012年仍有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5个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除了极少数是作饲料或工业用途，绝大部分都是用作食品。欧盟曾耗资2.6亿英镑对超过50个转基因安全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并在2000年和2010年的欧盟委员会报告中得出“两个有力的结论”：一、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对环境和食品及饲料安全造成比传统作物更高的风险；二、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转基因作物甚至可能比传统作物和食品更加安全。
记者：有人说西方转基因大国决不对自己的主粮搞转基因，但是却把拿下中国主粮转基因作为他们最终战略目标。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黄大昉：首先，“主粮”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所不同。如土豆在一些国家是主粮，在另外一些国家就是蔬菜或工业原料。过去，玉米一直是我国的主粮，但现在越来越多地成为饲料和加工原料。其次，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对主粮与非主粮的要求一样严格。如果转基因食品真如有人所言“与肿瘤、不孕不育等数十种疾病有高度相关性”，主粮不搞转基因是底线，难道非主粮就可以接受吗？第三，美国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食用转基因农产品时间最长的国家。美国种植的86%的玉米、93%的大豆和95%以上的甜菜是转基因作物。据世界粮农组织的食物平衡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出产玉米的68%、大豆的72%以及甜菜的99%用于国内自销。日本连续多年都是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第三大大豆进口国。2010年，日本进口了1434.3万吨美国玉米、234.7万吨美国大豆，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品种。
记者：郎咸平在广东卫视“财经郎眼”播出的《“警惕！转基因！”》，上海第一财经频道“解码财商”做的《转基因食品，你敢吃吗？》节目中，谈到吃转基因食品会“致癌”、“绝育”，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导致土地报废，还举了美国的例子。请问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罗云波：这些都是被反复炒作的不实言论，以前也都多次被澄清过。关于法国教授用转基因玉米喂食大鼠产生肿瘤的试验，欧洲食品安全局已彻底否定了其研究结论；中国消费转基因油的区域是转基因发病集中区的言论，因没有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就被医学专家所否定；关于我国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土地报废的说法也早已被澄清。事实上，我国转基因棉种植区地力稳定，产量正常。关于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纯属造谣，因为广西从来没有种植和销售转基因玉米，迪卡玉米不是转基因品种，《广西在校大学生性健康调查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转基因问题。关于节目中谈到的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产生的危害纯属无稽之谈。
记者：节目中谈到，阿根廷因种植转基因大豆而“被孟山都控制”，是真的吗？
黄大昉：种植者选择什么样的种子，最终还要看他给种植者带来的市场竞争能力，要各方面都有钱可赚，如果只自己赚钱，农民得不到实惠，也不会长久，这对所有企业都是一样的。至于孟山都公司，毫无疑问它在种子市场是巨头，但即便在美国，与其相竞争的还有杜邦先锋、先正达、拜尔等公司，孟山都并未形成垄断。一个企业再强，若是缺少了技术创新，也难以长久。至于阿根廷种子市场被其控制，我了解的情况并非如此。
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范文5
任何一项新技术发展起来时，都不免遭受一些质疑与非议。但从来还没有一个高新技术领域，像转基因这样，如此敏感复杂，几乎让全民都参与了讨论。
转基因的前世今生
在谈论转基因育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农业的起源。对野生植物的驯化，是从我们的最早的农师——后稷开始的。他通过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粗犷的转基因手段，成功地将狗尾巴草变成了谷子，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确定了四千年的主粮。“稷”的原意，就是指这种黄色的小米，山西人至今还在吃，占了我们说的“社稷”的一半。同时代，在中国长江流域，未经王化的蛮族在收集野生稻，美洲的印第安人在驯化玉米，西亚“新月沃地”两河流域的人在创造小麦。从后稷的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了对植物基因组DNA（脱氧核糖核酸）的修补——人工选择性状。数千年的育种过程中，我们的祖辈们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些植物的基因组，或者说，将它们改造成了另一个物种；薏苡（一种杂草）变成了谷粒饱满的玉米，山羊茅在内的几种野草组合成了小麦，基本没有产量的野生稻也转变成了亩产千斤的栽培稻。
这种改变的原动力，就是经典遗传学中的遗传交换所产生的DNA重组。1953年，沃森与克里克的DNA双螺旋模型建立，标志着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人们期待着通过对基因的了解以及人工操作，改变生物的性状。直到1971年，美国的史密斯（Smith，H.O.）等人从细菌中分离出了一种限制性内切酶，能够识别DNA双链中的核苷酸序列，在这一段序列内将DNA分子切断。有了限制性内切酶这把“分子刀”，人工的DNA重组或者基因工程从而成为了可能。切下来的DN段在DNA连接酶作用下，连接到一个“载体”上，“载体”本身也是一段DNA。1973年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柯恩将一个重组后的DNA载体转入大肠杆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转基因的生物。这个事件也成为了生物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从那时起，基因工程技术几乎波及了所有的生物学领域，极大地加速了生物学的发展与变革。1982年美国批准了利用基因工程在细菌中生产人的胰岛素。1985年转基因植物获得成功，1996年克隆羊“多莉”诞生。直到现在，利用转基因技术所生产的粮食、药品、疫苗、食物，已经成为了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般将育种分为四个阶段：选择育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与转基因育种。在原始的选择育种阶段，几千年作物的产量几乎就没有大的变化。杂交育种阶段，人们通过杂交的方式，使优良的性状集中在一体，并使之稳定遗传下来，这是一个缓慢而又繁琐的过程。随后的诱变育种阶段，通过化学或物理诱变的方式，使植物的基因发生突变，产生新的性状，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极少数有利的突变被选择出来用于育种。与这些传统的育种方式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找到某个性状所对应的DNA，把它剪出来，然后移植到我们想改变的植物或者动物中。这就是转基因育种。
转基因的目的，与常规育种一样，是得到“优良性状”。形形的基因与形形的性状相关联。生物体内有极其复杂的调控网络。改变了基因，就改变了性状。“高产”就是一个性状，只是这个性状十分复杂，海量的基因与作物的产量有关。“株高”是一个性状，“抗虫”也是一个性状，“紫色花药”也是一个性状。性状分得越细微，决定这种性状的基因数目就可能越少。转一个“高产基因”很难明显地提高产量，而转一个“抗虫基因”却能明显地抗虫。所转的基因，既可以是来自同一物种的同源基因，又可以是来自不同物种的异源基因，例如将水稻的“抗旱基因”转入水稻，过表达以后可以提高水稻的抗旱能力；例如将来自苏云农杆菌的抗虫基因BT蛋白转入玉米或者水稻，使之抗虫。转基因技术扩大了基因的“源”，这一点是杂交育种做不到的，杂交只能在同一物种或者近缘物种间进行。当然也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转基因改变物种，转一个或几个基因是不可能改变物种的。而实际上，数千年的人工选择过程中，我们已经改变了物种，现在的小麦、水稻、玉米与它们的祖先早就不是同一个物种（species）了。转基因技术对植物基因组DNA的改变，与数千年育种过程中的改变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对这一改变过程极大的加速。
近二十年来， 科学家们使用现代的生物技术手段，植入或调整基因，生产出一系列具有耐干旱、抗除草剂、抗虫等性状的作物。2012年全球28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1.7亿多公顷，其中美国就达695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另外还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转基因产品，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应用已经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安全性：事实与传言
转基因食物GMO（Genetic modified Organism）直译过来是遗传改良，如果当初这么翻译而不是“转基因”，估计大家就放心多了。证明转基因这一产品对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有什么样的影响，显然是要通过科学的评估，而不是大众的辩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科学共同体早就有“实质性等同”的概念，即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非转基因食品在成分上没有区别，便认为是没有额外的安全风险。实际上，由于社会上对转基因敏感，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往往受到更严格的安全监控，反而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人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吃转基因食品的长期效应。有一种“虽然现在不能证明转基因有什么危害，从逻辑意义上讲不等同于一定没有长远危害”的说法，要求用人试吃，而且要吃50年，100年，甚至三代以上。这不是科学的实验方法，也根本无法设计完成。因为从这个逻辑出发，任何东西都不能保证没有长远的危害，因为无法自证。也不能保证非转基因食品没有长远的危害。有人会说，我们吃了几千年的普通粮食，都没有安全问题，而转基因却没有经过长期的实验，所以不能保证长期安全。实际上，非转基因的普通食品也不是没有长期问题——人类吃烤肉吃了一万年，最近才发现里面含有高度致癌的化学物质；肥肉、鸡蛋、以及一些胆固醇含量高的食品，在尚未解决温饱的年代当成美食，现在认为是不健康的食物。科学只认一个“实质等同”的概念，即转基因食品与同类的非转基因食品没有本质的区别。理论上安全性与非转基因食品等同。
网上一度流传着美国人不吃转基因食品的所谓“真相”。事实上，转基因食品在美国食品市场上已经存在了约20年。转基因作物已经在世界上规模化生产十多年了。全世界每年有上亿公顷的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有科学实证表明转基因作物有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也未发现任何一例经科学实验证明对人体有害的案例。
在2012年，有两个与转基因相关的事件不容忽视。一个是国内的“黄金大米”事件。一个是法国科学家的转基因饲料致癌的研究报告。
黄金大米是富含β-胡萝卜素的转基因大米（因颜色金黄，俗称金大米），来自美国和中国的研究者用湖南衡南县一山区学校的25名儿童进行试验，用来研究黄金大米中的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的吸收和转化成维生素A的效率，探索预防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途径。黄金大米本来就是用于对付贫困地区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的，有关黄金大米的安全性试验在美国已经做过，针对于中国儿童的试验也并非“安全性试验”。只是检测黄金大米补充维生素A的效果。问题在于，这一研究的审批程序存在瑕疵，课题组也没有告知学生家长食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于是这一事件被“反转”人士冠以“儿童人体试验”炒作，迅速发酵。实验人员被指责为“别有用心”。
2012年，法国凯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塞拉利尼等人在爱思唯尔出版社的《食品和化学毒物学》杂志上，称喂食转基因玉米的大鼠更容易生肿瘤并出现多种器官损伤。该以后，立即被“反转”人士快速传播。生长肿瘤的大鼠配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然而该论文甫一发表，即遭到了全球上百位领域内的科学家的质疑。科学家们要求作者公布所有的原始数据，塞拉利尼与他的同事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受到同行们的普遍抨击。欧洲食品安全局于2012年11月声明称，塞拉利尼等人的研究，存在设计和方法上的重大缺陷，无法达到基本的科学标准。今年11月28日，爱思唯尔出版社决定撤回这篇论文，理由是该研究未能符合科学标准，论文数据不足以支持其结论，从而结束了一年来这篇研究报告所引起的沸沸扬扬的争论。然而，这篇论文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可挽回，撤稿也显然无法获得当初发表所形成的轰动效应。有关“转基因致癌”的骇人言论仍然在社会上传播。
这两个事件使得转基因雪上加霜，加重了转基因的妖魔化。一些激进反对转基因的人士，被戏称为“反转控”，“控”的意思说得很明白，就是心理上的抵制，类似于一种——是无法用事实与逻辑来说服的。绝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学科背景。世界各地都有。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其民主信仰自由的程度高，可能更为激进。转基因争论中很难跨过的就是谣言这一关。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不明真相的人怀着哗众取宠的心理不负责地传播谣言，才使得有关转基因的谣言满天飞，一时陷入争议的漩涡。最著名的便是吃转基因“三代绝育”的传言；在非洲，有传言是吃了转基因食品“会变成同性恋”。这些滑稽的传言虽然被权威部门严肃认真地辟了谣，但在街头巷尾，人们更乐于传递这种谣言，这才是妖魔化转基因的真正危害所在。然而在面对转基因的谣言时，政府却把科学家们推到了第一线。“转基因是美国针对中国人的生物武器”“虫子吃了会死的东西，人吃了也会有问题”，以及“某某央视名人调查说美国人从不吃转基因”“某副部长是美国生物公司的转基因推手”等等。处理谣言是政府的责任，对于明显出于私利而制造损害国家利益的谣言者，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制止。让科学家出面辟谣，反而要遭受反转人士的辱骂，这也是为什么在转基因大讨论中，直接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科学家有作科普的义务，却没有时间精力面对这些无休止的低级的谣言。
转基因在中国
自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始迅猛发展，十几年前，克隆一个新基因，转化植物成功，就有可能博士毕业。而现在，这是一个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都可以完成的实验。转基因作物在中国成功例子是BT抗虫棉的推广，上世纪末，美国的转BT抗虫基因棉花占了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研制成功后，逐步产业化，几年之后已经维持在95%以上的份额。累计推广了4亿多亩，产生了数百亿元的经济效益，而且，由于大量减少了农药的施用，农业生态环境逐步得以改善。这一典型的产研结合的成功案例应用到主要的粮食作物上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2010年，农业部批准了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的安全证书，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一直没有大规模种植。
在中国，除了转基因棉花，其它粮食作物，玉米、大豆、水稻，是禁止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品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研究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上的一系列论文重点阐述了转BT基因抗虫棉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大规模种植的棉花已经证明了环境安全性，政府也承认了这一点。至少中国的政策认为转基因生态是安全的，否则也不会批准大规模种植转基因的棉花。而中国大量进口的大豆，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这些转基因粮食显然已在其生产国得到了安全性认证，因此政府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在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都认可的情况下却迟迟不能推广转基因，这个矛盾就在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政府诚信的缺失，也使得老百姓对权威研究机构不信任，这实际上已经与转基因本身无关，——推广不推广转基因也已经不是科学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照顾大众的情绪。
现实问题是国际上的转基因作物正在进攻中国的种子市场，现在每年进口5800万吨的转基因大豆，玉米也已经由零进口增加到了每年500-600万吨。一旦粮食的种业市场被国外的转基因品种所攻克，政府应该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总书记说“中国的粮食安全要靠自己”。如何靠自己，当然要依靠先进的育种技术。值得农业科研人员欣慰的是，虽然社会上饱受争议，国家对转基因研究的资助却没有削减。在转基因问题上也更乐于倾听科学家而不是那些社会学者的声音。
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范文6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 《人民日报》 框架理论
近些年来，随着红心鸭蛋、三聚氰胺、毒奶粉、皮鞋老酸奶、土地重金属污染等一系列危害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公众对于食品安全这一话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时，关于食品中转基因食品以及其技术安全性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特别是在2012年发生的美国科研机构利用中国儿童做转基因黄金大米试验的消息，更是让公众对食品安全本就充满担忧的神经紧绷。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前沿的生物科学技术，能够让公众了解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其中，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沟通重要渠道，就承担着解除人们疑惑的重要责任，这不论是对于科技的普及、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1974年，戈夫曼（Goffman）出版了《框架分析》一书，在书中戈夫曼对“框架理论”下了一个定义：“个人组织事件的心理原则与主观过程。”①在他看来，“人们是将日常生活的现实图景纳入框架之中，以便对社会情景进行理解和反映。人们借助框架来认识和理解事件，对生活中出现的行为赋予一定的意义，否则这些行为和事件就没有任何意义。”②“框架是一种认知、呈现事物的架构，通过对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凸显特定内涵，表达某种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③框架理论与最早由李普曼提出的“媒介现实”的概念相似，李普曼认为真实的社会现实与受众脑中想象的社会现实之间嵌入了一层由媒介建构的媒介现实。受众的现实观是这三重现实之间互动的结果。运用框架理论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质化和量化分析是框架理论传入国内以来的一个重要方面，借此来理解媒介是如何通过符号来建构现实的。
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与问题
本文以“转基因”为关键词，对1993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进行标题搜索，获得样本148篇，其中关联度低的文章3篇，有效样本145篇。之所以采用标题搜索而不采用全文搜索，是因为全文搜索所搜集到的文章中，除去通过标题搜索得到的这145篇文章，其余的与转基因关联度都非常低，往往是报道其它内容顺带提及“转基因”。
本文对这145篇报道分三个不同时期进行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框架分析，报道框架涉及四个方面：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新闻文体和文章明示或暗示的结论。在对不同时期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之后，探讨《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框架的问题。
三、框架分析
1、1993年—1998年底的转基因报道框架
这段时间《人民日报》关于转基因的报道共有20篇文章。文章主题全部集中在一个方面：国内外转基因生物技术取得的最新突破和成果。其中关于转基因植物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12篇，关于转基因动物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8篇。这段时期之所以以最新研究成果报道为主，是因为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积极宣传最新的科学技术显然是《人民日报》这份央级报纸的重要责任。而同时，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最前沿的生物科学技术刚刚起步，其将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社会改变、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仍未可知，所以其外在的研究成果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报道的主要对象。并且，形象化的、可感知的转基因生物成果则更能吸引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公众的兴趣和关注。
这一时期的消息来源基本都来自转基因技术研究机构和相关科学家。这主要因为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所知甚少，而专家或科研机构对转基因技术则具有信息垄断的专业优势，并且公信力高。
这段时期关于转基因的报道主要采用短消息。原因是专业的、最新的成果的介绍不需要长篇的通讯，这段时期还没有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社会争论，评论与深度调查文体也没有用于转基因报道。
新闻报道背后总是隐藏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同样，转基因报道背后也隐藏着作者或者媒体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价值判断。通过分析《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转基因报道，可以发现在最新科研成果介绍的背后，是其对于转基因技术取得突破的欣喜和对这一前沿生物科学技术的期待与鼓励。
2、1999年—2003年底的转基因报道
这段时期人民日报关于转基因的报道文章共有42篇，报道主题主要关注三个方面：1、报道转基因技术的最新成果，有19篇；2、报道国外由转基因食品引起的争论，有14篇。3、报道国内外新出台的管理转基因产品的政策和法律，有4篇。
首先，同上一阶段一样，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项科学发展前沿的生物技术，媒体具有义不容辞的报道责任和满足公众知晓欲的义务，所以转基因技术成果报道仍是重要的主题。其次，国外的转基因技术发展得要比我国早，商业化水平也比我国要高，同时，国绕转基因技术所进行的争论已经非常热闹。国外的争论主要是针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评估和保障消费者健康的问题。所以媒体有监视社会风险的义务，给国内提供更过关于转基因的信息，供公众思考。最后，在转基因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政府也在着手制定规范转基因生物研发和商业化生产的法律制度。2001年5月9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之后，政府又多次出台政策加强对转基因生物的研发、生产、加工和进出口进行全面管理。为了配合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人民日报》积极宣传报道国内外关于转基因的出台的最新政策，所以这部分主题占了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时期的消息来源主要出自国内外的科研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转基因技术作为一门专业技术，仍然是生物科学专家们执掌话语的领域，技术的进展与解释最终要靠他们来传播。而这一时期，随着法律、政策的不断出台，政府逐渐获得一部分转基因技术与政治重叠部分的话语权。
这段时期转基因报道采用的文体仍然主要是消息文体。因为这段时期的转基因报道仍然以介绍情况为主，包括研究成果、外国的争议、国内外的政策。与之前的时期相比，在科研成果报道的基础上增加了转基因技术争论和政府政策的报道。报道背后的逻辑或者价值判断从对转基因积极乐观的支持逐渐转变为关注转基因安全性的讨论，同时，积极地、科学地、有规范地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3、2004年—2012年底的转基因报道
这段时期的转基因报道有83篇。这期间的报道主题主要方面有：1、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最新科研成果；2、转基因技术科普知识介绍；3、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
首先，转基因技术最新的科研成果仍然是报道主题的重要部分。其次，针对普通公众的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科普知识介绍成为报道的重要方面，例如：《什么是基因》（2012年9月19日）、《什么是转基因》（2012年9月17日）、《揭开转基因的神秘面纱》（2012年3月29日）等。转基因报道中科普知识的增加是报道主题非常显著地不同于过去两个阶段的变化。科普知识增加的背景是转基因食品通过规模化、商业化生产进入普通公众生活，公众注意力的聚焦要求媒体发挥最基本的传播信息、解疑释惑的功能。第三，《人民日报》组织的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增多。这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层出不穷的有毒食品事件不断拉紧公众的安全神经，转基因食品作为食品当中神秘度较高的一类，其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转基因科普知识的基础上组织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一时期的消息来源仍然主要是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并且绝大多数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
这一时期所使用的新闻文体，除了使用消息介绍国内外情况之外，为了传播科普知识和消除人们疑虑，《人民日报》还多次组织系列专题报道，请专家学者讨论和发表评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系列报道有：2005年的《对话·聚焦转基因》、2011年的《新知·话说转基因》和2012年的《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关注转基因食品》。
这段时期转基因报道相比之前丰富了很多，使转基因不仅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走到了大众的话语圈里，并且使这一尚在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在社会讨论中变得开放。但是，由于消息源的选择偏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专家，《人民日报》背后也隐藏着对转基因技术支持、肯定的逻辑。
三、《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框架的问题
《人民日报》转基因报道框架的主要问题是消息来源的问题。1、消息来源几乎全部引用自专家学者或政府部门。这在前两个时期或许问题还不算太大，但是到了第三个时期，转基因食品已经深入寻常百姓生活，公众对其担忧和困惑日渐上升，在组织社会讨论时，积极引用他们的困惑，组织专家和政府解答，是解疑释惑的重要方面。否则，让专家在报纸上论述转基因如何安全，难免流于灌输和公众的不信任。2、消息源几乎全部引自支持转基因技术的专家学者，缺少意见的交锋和碰撞。现今，转基因技术在学术界仍然有很大的争论，并没达成一致，这样，媒体报道时应尽量保持客观，引用双方面的意见，而不是只是引用赞成一方。
参考文献
①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体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32-34
②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78
③孙彩芹，《框架理论发展三十五年文献综述——兼述内地框架理论发展11年的问题和建议》，《国际新闻界》，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