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化论文范文1
摘 要：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南宋文化可视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呈现出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诗性审美特征，它显现了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杭州籍的现代作家，如郁达夫、戴望舒等的审美理念和文学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南宋文化婉美的审美特质。
文学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差异。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①可见，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地域文化已经成为文学表现的审美客体，它浸透着作家的创作思想，影响和塑造着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和美学风格。
一
在南宋建都杭州临安之际，以苏杭为中心的吴越文化，总体上已呈现出一种诗性审美特征。究其原因，就内部因素而言，吴越之地自然景色秀丽，气候湿热。从生理学角度讲，这种气候容易令人形成柔性细腻的性格。无可否认，吴越文化起初还是有些刚性的，但与北方地区“慷慨悲歌”的民风相比，也只能算柔中带刚。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以及良渚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柔雅，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而到了后期，吴越文化更以柔性为主导精神。就外部因素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劫难（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对吴越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淡”，这使得吴越区域的尚文风气日盛。内外因素的糅合，使得吴越文化的柔性特征更加明显。
在历史上，南宋一直被看作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故而，南宋被认为没有研究价值。然后，陈寅恪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此观点提出后，经邓广铭等学者论证，渐渐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尽管南宋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杭州文化而言，南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靖康之难”之后，大批文人南渡，“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也得以确立。特别是南宋定都杭州后，南宋文化与诗意流觞的吴越文化糅合，激荡成追求婉美的诗性审美品格。这个过程并不漫长，因为南宋文人觉得恢复中原无望，他们心怀激愤而又不能直言宣泄，于是，南宋文人感到心灵残缺情绪忧伤。所以，南宋文人心理由初期的强烈复仇心理逐渐转化为中后期的压抑、愤懑、悲愁的心理。这种心理刚好与吴越文化的诗性审美形成一种共振，于是南宋文化阳性渐失阴性渐盛，从而使得南宋文化的审美具有内敛性。所以南宋文人选择走向自然，释放自己的心灵情怀，这种审美诱惑，激发出他们敏感、精细、婉美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文人崇尚一种柔媚飘逸、空灵精致的审美品格。
正因为柔性的审美追求占据南宋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南宋文人在文学上倡导追求精雅的创作风格。如王炎的散文和姜夔张炎们的词等都用笔细腻工致，堪称精雅。而这股南宋遗风，构成了杭州文化的母文化元素，它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对后世的杭籍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杭州籍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南宋文化的审美因子。
二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模仿这一模式”③。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④。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品格。譬如，在南宋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水”意象和“渔父”意象。这就不是巧合，而要从原型意义上去分析了。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5}。老子将水人格化，赋予它育生命、利万物、柔顺包容的品性。可见，随物赋形、包容万物的水暗示着一种无拘无束极其自然的生命状态。而“渔父”意象则是南宋文人向往大自然的一种象征。于是，向往精神自由的审美品格积淀在南宋文化中，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地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心理影响深刻，它具有超强的力量。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显现了其强大的母文化影响功能。在文学方面，现代的杭州籍作家追求婉丽柔美的审美品格，正是凸现了原型文化强劲的继承性。
三
精细婉美的诗性审美追求依附在杭州的原型文化上，在杭州文人精神的长河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现代著名杭州籍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零余人”形象，“零余人”往往有先知先觉的精神痛苦而又无法付之行动。这种“零余人”形象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式的孤独寂寞和感时忧国的游子心态。这与南渡的南宋文人的心态颇为相似。正因如此，郁达夫渴求精神家园，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他在小说《沉沦》中，刻意描写“我”在大自然中的心理感受，在自然本性的抚慰中，细致入微地状写游子的心灵世界：“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讥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6}
郁达夫对大自然的爱，体现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规避。这和南宋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不是颇为相似吗？他们都重视追求心灵自由，以实现生命境界的最高层次。在文学作品中，郁达夫大量书写孤独感伤欲望等，以展现作家的心灵体验。他在小说《沉沦》中描写“爱的要求”，表达欲的本能，而在《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青烟》和《烟影》等作品中，情绪、感觉和欲望等心理内容成为反复表现的对象，小说重视心灵体验和精神历程。所以，表面上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放浪，实质上他是以精神世界的率真来反抗俗世的黑暗。
现代诗人戴望舒也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充满忧伤情绪是戴望舒诗的一个特点：或是对爱的渴求不成功的烦忧；或是对生命美好憧憬失望的烦忧；或是对现实环境不满的烦忧。为了排遣烦忧，戴望舒在心灵世界中寻找归宿，在精神世界里自筑家园。如他的诗《乐园鸟》：“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一只春夏秋冬、昼夜飞着没有休止的“华丽的乐园鸟”成了荒原跋涉者和旅途漂泊者的象征，从而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逃避，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又如《寻梦者》：“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又如《游子吟》：“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薛荔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而游子的家园呢？”戴望舒的寻“梦”诗和游子诗实际上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他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也表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诉求。对精神家园的孜孜以求，恰恰体现着南宋遗风诗性审美文化的灵魂。
转贴于
现代作家施蛰存也是杭州籍的重要作家。他的内在个性的突出特征也是自由心性。20世纪30年代的施蛰存和南宋文人的境遇颇为相似，黑暗的现实使施蛰存感到生存的压抑艰难，于是只好追求心灵层面的自由。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地域文化无疑影响到了施蛰存的审美情趣。杭州文化中感伤柔美的南宋遗风使施蛰存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灵敏而善感的心灵和自由生活的感受力，以及他雅美的风致。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文营造“小我”的精神世界。如他的诗《乌贼鱼之恋》：“乌贼鱼以十只手——热情的手/颤抖地摸索着恋爱”。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纯个人的恋爱情感。乌贼鱼的无奈，也正是人生的无奈。由此可见，其诗背后凸现的也是施蛰存柔美的审美情趣和对生命意义的关怀。他的小说《梅雨之夕》《将军的头》《石秀》《黄心大师》《阿褴公主》等，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学说，从性爱的层面对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压抑做了批判。他的作品以心灵接触社会，以心灵感受人生，以心灵体验人的内心世界，这与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的审美精神是契合的。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直觉就是心灵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本身。”{7}所以，施蛰存的小说立足于观照人类本身，尤其涉及人类自身的深层意识，探讨人的生命的原生态，实际上是希望人能够超越世俗藩篱的束缚，实现心灵世界的自由。
出生于杭州的“一代才女”林徽因同样十分重视内心体验，她以独特的生命感悟抒写着真纯的美。如她的诗《一首桃花》：“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这种唯美的诗境体现了林徽因超越世俗生活追求精神审美的诗性品格。又如她在小说《钟绿》中把钟绿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典型，钟绿对乡下宁静和谐生活的渴求，小说结尾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应该说都蕴含着作家的深意，林徽因借助脱俗高雅之美来抵触现实社会的庸俗和黑暗。她的小说《文珍》和《吉公》都表达了作家对生命的感悟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由的渴求。这种重视内心体验的诗性审美，显然是受到了地域文化柔性艺术的传承。
杭州籍作家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传承了南宋文化重视心灵自由追求的审美品格，表现了对当下、对世俗的庸俗功利的超越，以实现对生命意义的深刻体验。
四
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南宋文化在作家的叙事策略上也显现了母文化的影响功能。所以，南宋文化优雅、婉美而精细的审美品格，不仅对杭州籍作家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知方式，以及审美品格的选择上有深远的作用，更是对杭州籍作家的文学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宋遗风多精神享乐。杭州籍作家自然也追求精神雅趣和崇尚艺术审美的精致化。故而，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追求一种率真自然、淡泊从容的叙事氛围，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在这种诗情画意中创造出伤感细腻精致的阴柔风格。
郁达夫的作品就呈现唯美、忧郁、寂寥和放浪形骸的特征。有人认为这是受欧美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但本文认为他的感伤、忧郁和唯美是对南宋遗风的传承。或者，可以这么说，郁达夫喜欢王尔德的作品，也受其影响，但从源头上讲，他之所以喜欢唯美主义，是和他自身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其个体的审美选择才是他喜欢唯美主义的心理内驱力。而南宋文化作为杭州文化的原型文化恰恰影响了郁达夫的审美选择。南宋文化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使得郁达夫最早把艺术的视角对准自我，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来展现自己的心理世界。他的心理情绪为特征的结构模式是对传统情节结构模式的改造。他以散文化的笔调写小说，力求打破诗、散文、小说之间的界限，创造了以柔性审美为主导的诗化体小说的创作模式。这种诗化的叙事模式成为他抒发他心理情绪的最佳载体。同时，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与柔性审美元素相关联的感伤情绪，它凸现了时代负面性在他内心投射的阴影。
而在戴望舒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读出古典诗词韵味。戴诗呈现出唯美映象，造境凄婉而隽永，颇具江南文化的柔性审美特征。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诗中呈现了“梦一般凄婉迷茫”的艺术境界。这种对婉美的追求，与李清照《声声慢》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怆的声音，与姜夔《点绛唇》中“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的惆怅的叹息很有些相似。南宋文人婉美哀怨的审美追求已经深深融化在作家的精神血脉之中，孕育了作家的柔性的创作风格。
杭州籍作家除了强调主观情绪宣泄，强调“婉美”的氛围以外，也十分重视意象的构建。戴望舒在《雨巷》中用细腻柔美的“江南意象”抒写诗人的情绪，将一个内心迷茫但又有追求的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又敏感的心灵轨迹，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施蛰存的《新燕》借自然中的意象，抒发心绪，构成南宋婉约词的重现。施蛰存在《秋夜之檐溜》更是以檐溜、清溪、落叶等为意象，表现灰色人生的情思。林徽因的文心也很细，自然界中的云雾、星宿、山川、草木都成了她抒发情感的载体。如她在诗《记忆》和《秋天，这秋天》中都植入了红叶意象，以此表达对徐志摩的怀念。而秋天红叶凋零的凄惨冷清，正体现了林徽因悱恻的情怀。作家们突现了“江南意象”的细腻、绵长、柔美和隽永。他们用字精致细腻，造句清雅，形成了精雅的创作风格。作家们在作品中植入的感伤之美，以及对小说意象独具匠心的艺术构造，都与地域文化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南宋文化的母文化孕育和影响功能，为杭州籍作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入世界、认识世界的文化感知方式。南宋文化追求婉美的审美品格，形成了杭州籍作家颇具地域特色的以柔性艺术为主导的文学范式。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23卷(第四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总28卷。
② 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③ 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④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5}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杭州文化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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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公园 发展 评价
一、引言
公园是城市园林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功能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为人们日常的游览、观赏、休息、娱乐和文体等活动, 提供优美的境域和舒适的场所; 二是美化城市面貌, 净化空气和平衡城市生态环境。我国公园的产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侵略和辛亥革命的结果，又由于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在南方，更加上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无论是公园的最初阶段，还是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公园，到最后拓展为我国多元化的公园模式，可以说在南方都最具有代表性。杭州是中国公园建设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近现代公园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这并非出于个人或偶然的原因, 而是与杭州近现代社会的形态特点和历史进程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相吻合的。
二、杭州近现代公园的发展
杭州近现代公园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西方园林文化借助沿海开埠城市租界公园的渗入、传统私家园林公园化的挑战和政府对公园文化的认可以及现代公园的多元化发展。这四个发展阶段都和杭州近现代的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1、租界园林的出现，公园文化的萌芽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且杭州城里划出租界，出现了城中之城。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市政管理及审美情趣等都带入租界，使之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化拼图。西方侨民为闲暇生活所需，带来了西方的公共性活动场所形式，城市公园就是其中之一。
2、私家园林公园化，公园文化的成长
19 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产生的“洋务文化”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加剧，中西文化的嫁接几乎遍及到杭州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私家园林的洋化与商业化不可避免，私家园林公园化就是中西文化不和谐对接的结果，中国传统园林的近代转型也由此初露端倪。上流阶层、代表中国文化前进主流的文人、士绅，对自己所属的私家园林开始实行洋化处理使其公园化。
3、政府建公园，公园文化的成型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社会生活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而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兴旅游娱乐项目的公园随之产生，先进公园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作为当值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镇――杭州也响应国名政府的号召，民国时期开放了一些私家园林、坛、庙作为公园，如西湖园林、郭庄、胡庆余堂；还兴建了公园、墓园等，风格大多为中西混合型，如中山公园、湖滨公园等。
4、公园多元发展，公园文化的拓展
全国解放以后，杭州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地位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它在关注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也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建设，公园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物资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于是杭州开始大力的实施建设各种主题公园、对原有公园进行景观更新、更加注重城市公园的设计、广泛推广小区公园等，这一时期的公园朝着多元化发展，一派欣欣向荣。
三、杭州近现代公园与杭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关系
杭州近现代公园发展的四个阶段都与杭州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有着很必然的联系，使他们的综合作用合力才导致了杭州公园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1、萌芽阶段
公园文化的引入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造成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发展超过了广州,全国外贸、金融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并辐射、促进了毗邻的杭州，使得杭州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这为公园植根于经济基础这社会生活最深厚的土壤中创造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公园最本质的目的是为所有阶层的人们进行健身休闲的场所，但是在杭州、在整个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租界范围内的公园只不过是殖民者文化入侵的一个手段，是少数殖民者的乐园。
2、成长阶段
19 世纪末期，杭州作为中国第5大经济强市，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私家园林的洋化与商业化不可避免。随着这时经济、文化实力的相对增强，一部分上流阶层、代表中国文化前进主流的文人、士绅，对自己所属的私家园林开始实行洋化处理使其公园化。
3、成型阶段
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古老的杭州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始踏上近代化的历程，尤其是1927年杭州建市之后，市政建设和经济文化都有较快的发展，整个城市的面貌也随之而起了变化。民国时期，正值杭州处于较快社会转型时期。辛亥革命后杭州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样式，使杭州呈现出一副全新的姿态，这正是杭州市民社会生长、发育的社会经济背景。辛亥革命的重大政治变革为杭州城市化创造了前提条件。由于铁路、公路交通日渐发展，沪杭、浙赣铁路先后建成通车，东南各省以及本省内地的丝、茶、米、木材等工农业产品，可以直接运抵杭州，再经水陆两路运往上海、南京等地，过境商贾与日俱增，春秋两季的游客也络绎不绝。杭州不但是浙江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东南地区大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和工业品的中转地。这些都为杭州公园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对杭州公园文化的成型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
4、拓展阶段
公园出现的初衷是建设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不分种族、民族、阶层及职业的全民共有的园林。解放后后，由于杭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都是全国的排头兵，作为现代化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全国的经济强市和文化名城、长江三角洲的副中心城市、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创新中心，市政府和园林设计部门也更有实力去关注公园的建设、更努力去实现公园的本质、更务实的去为人民服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杭州的公园呈现出了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将传统公园的理念进行了有效的拓展，如着力建设各种主题公园（杭州乐园、宋城、未来世界、杭州极地海洋公园、杭州西溪湿地公园、鸦片战争遗址公园等），对西湖十景、湖滨公园、中山公园、杭州市半山公园、杭州锦鳞公园等进行改造与改建和更新景观设计；大力推行小区内公园建设，提高城市公共绿化率（如杭州采荷小区公园、杭州建塘小区公园、杭州公园小区拱苑、杭州公园式入住小区钱江新城等）。
5、杭州湖滨公园近现展的四个阶段
湖滨公园，杭州的“城市客厅”，位于解放路之最西端，也是解放路走向西湖的大门，整个湖滨公园长约一千米，由6块大小不一的园地连缀而成。从南至北，依次为一公园、二公园、三公园、四公园、五公园、六公园。湖滨公园一百多年的发展与变迁，真实的展现了杭州公园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杭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变化。
萌芽阶段：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杭州城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杭州城里划出租界，湖滨公园也被西方侵略者抢占，成为他们的“私人园林”，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很多欧式的建筑与住宅，这些都为后来的湖滨公园奠定了基础。
成长阶段：19 世纪末期，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杭州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基础有了一定的提高，私人园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要，而且一部分上层人士有实力来开始开展私家园林的洋化与商业化；代表中国文化前进主流的文人、士绅在这里向广大民众宣讲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潮，造成了中西文化的不和谐与不对接，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私家园林的公园化，这些因素让湖滨公园这一曾经的私人园林向很大一部分人开放。
成型阶段：辛亥革命后，杭州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广大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物资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精神生活相对匮乏，在当时的杭州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和场所就是茶馆喝茶听书和戏楼听戏，这很显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于是杭州就建起了第一座公园――湖滨公园。
拓展阶段：全国解放至今的几十年里，随着杭州各项实力的与日俱增，湖滨公园也经过几次扩建和整修，并多次掀起绿化高潮，补植花木，让湖滨公园逐渐变成了一条宽阔的绿色长廊。除了绿化之外，湖滨公园还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1961年时，为了方便游客游湖，开辟了湖滨公园开往三潭印月和中山公园的专程航线，这样，可以使每天载客人数增加一倍左右，使更多的人乘到西湖船。同年国庆前夕，湖滨公园还装上了一长列白兰花形的花式路灯，把夜西湖打扮得更加妩媚多姿。据悉，这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装置花式路灯。1996年时，湖滨一公园上塑起了一个叫“美人凤”的雕塑，作为杭州城市的“城标”，反映杭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的独特风采和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表现出现代杭州蒸蒸日上的城市精神风貌，表达多少年来国内外千百万游人对西湖的向往和眷恋之情。“美人凤”雕塑，历时3年，耗资120万元，在当年1月建成开放。
几年后，杭州开始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湖滨公园被纳入西湖南线整治工程中。在整治工程中，复建了被称为清钱塘十八景的“亭湾骑射”，建亭廊挑入荷丛中，供游人赏景留影。在绿化上保留现状大乔木，迁移亚乔木及灌木，拆除破旧建筑，只保留澄庐及其南侧黄色别墅，改为旅游服务用房。大部分开挖水体，并与西湖沟通，使景观通透。
曾经作为杭州“城标”的美人凤雕塑也在同年被拆除，放置美人凤的地方矗立起了一块清朝乾隆皇帝御笔“杭州西湖”的题词石刻，在石刻的另一侧还建起了一个名叫“晚香”的亭子。现在已经成了老年人的乐园，亭子周围的空地上还自发地形成几个戏曲角落。在这里，演员和看客是流动的，琴师将二胡往膝上一搁，柔软的旋律从琴弦之上流淌而出，按捺不住的看客便咿咿呀呀地唱起来。一曲终了，掌声响起，映衬着石刻简约的影子，成为一公园里靓丽的风景。
四、对杭州近现代公园发展的评价
杭州近代公园的发展过程说明： 近代公园作为舶来品和文明的象征，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而进入中国。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生活深层次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杭州乃至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的过程、反映了杭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逐步提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提高的过程。杭州近代公园虽然数量不多, 面积不大、水平不高, 但它必竟是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园林建设最初的物质基础, 并给现代公园及城市绿化建设提供了很多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杭州现代公园的发展过程说明：杭州现代公园的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高潮都体现了杭州市每一次重大决策的效应、都体现了杭州市每一次跨越式发展的功绩、都体现着我国每一次改革和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成果。在杭州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公园园林建设也应该按照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大力发展主题公园，整合各相关公园的优势资源，避免资源浪费，形成合力，打造品牌；大力发展小区内公园，在全市形成点――线――面――体的立体景观形式，为每一个民众都提供休闲娱乐锻炼的场所，让城市增添很多绿肺，让公园起到实现人与资源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桥梁作用。
五、结论
杭州近现代公园的发展和杭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进步密不可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的不同也导致了杭州公园的模式与规模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杭州乃至整个中国当时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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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生活品质；人文资本；人文精神
“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既准确把握了杭州传统的人文特色，同时又体现了杭州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发展战略。随着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需要，杭州城市人文精神建构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人文资本——杭州人文精神
2007年2月，中共杭州市委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明确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建设生活品之城而不懈奋斗”，这标志着杭州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特色城市方面的重要举措，是杭州“十一五”的发展战略。杭州市提高生活品质的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杭州人文精神为支撑，以“和谐创业”为根本途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互为支撑中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和竞争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打造“生活品质之城”。生活品质表现了人们生活的品味和质量，以构建生活品质作为发展战略，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善治理念。生活品质是从人们给日常生活予以理解与意义的诠释，注入市民对城市发展的主观感受，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与“社会”互构、互纳和对城市发展社会建构性的理解，体现了城市发展的现实与终极意义。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渗透的是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理念，它既是一种价值理想，也是一种战略发展目标，还是一个实践过程。而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与实践过程必须要有强大的人文资本为其提供精神支撑和动力。
新世纪的杭州不仅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还应是文明的大都市。整个城市要成为一个有序组合的有机体，一个多样统一的系统，就应该更突出精神的内涵、品位和凝聚力。而人文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根、一个城市的魂，是城市文明的核心。“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体现了古老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精神完美结合、塑造，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杭州生活品质的提高，成为杭州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人文资本。“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杭州人文精神作为创建“生活品质之城”人文资本的要素主要表现为：
1.杭州人文精神是构成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个性特征
生活品质的追求，就是对高品位、高品质的追求，它既渗透着全面、协调、持续的发展理念，又体现了一种价值理想、价值追求。杭州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本身就已内嵌着“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它构成了杭州城市的独特个性。
2.人文精神是生活品质的灵魂
创建“生活品质之城”具体就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五个方面的生活品质。其中，文化生活品质是生活品质主导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价值，是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的具体表现，同时它是内嵌于其他生活品质之中的，是通过其他生活品质的提高与立足于人的生活观念、生活内涵、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中得到体现和凝练的。因此，从本质上说，提高生活品质本质上是提升人文精神内涵的表现，生活品质的内涵在于生活的有品位和高质量，这与提倡文化的人文精神需求是一致的。
3.注重主体际性的协商与对话形成的人文精神是生活品质的内在蕴涵
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主体是与杭州有相关的所有人与物，比如各级政府、部门和所有在杭各行各业的人士，以及来杭游客，远到关注杭州发展的国外人士、媒体、海外侨胞，甚至山水草木等都是建构生活品质之城的主体。人文精神中的“精致”不仅体现在城市的建设、对生活物品的要求上，而且它具有一种处世思维的深刻蕴涵；“和谐”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意。“大气”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和方法，更是一种新颖的生活方式，一种境界；而“开放”不仅是一种处世方式，而且是一种豁达的生活心态。由此可见，提高生活品质本身就体现着追求“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
4.杭州人文精神能给现实生活提供奋进的目标
杭州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了杭州人的人文素养、价值理念和自觉信念，能给人们现实生活提供奋进目标。这个目标既与人们的美好生活紧密相连，又与人们赋予人文精神新内涵的探求息息相关。人文精神不仅给人们现实生活提供了高远的人生志向和幸福生存意境，还给人们未来发展提供了价值目标和价值探求。杭州人文精神内涵的充实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将进一步丰富人们的心灵世界，继而进行美的再创造，从而更加重视和珍惜杭州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努力改善生活条件，追求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赋予生活品质以新的内容。
二、人文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杭州弘扬和培育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意义深远，它对于杭州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杭州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品牌战略起到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杭州人文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导向源，是推动杭州现代化进程的力量之一
新世纪的杭州在“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城市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和谐景象：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市布局与自然景观和谐相处，在和谐中创业，以创业赢和谐等。
培育和弘扬杭州人文精神有利于形成城市核心竞争力，推动杭州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化城市的竞争力不仅包括城市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环境状况、教育投入等硬性指标，还包括一种整合力量的价值体系。而城市人文精神所体现的人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直接构成了价值体系的内核，并且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城市人文精神关注人的现代化，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抓住了城市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而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人的现代化，是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现代化，可以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可以说，最终决定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就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因此，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自然就归之于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
2.弘扬杭州人文精神可以提升市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
城市人文精神是一个城市的气质、风格和灵魂，是社会风尚和市民素质的综合反映，是根植于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上的精神风貌，主要体现在市民占主导地位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生活方式、文化活动之中和有更高的规范要求。弘扬杭州人文精神，体现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贯穿始终，做到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市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的文明和谐依靠每个人的素质提升来汇聚。伴随“生活品质之城”创建的推进，杭州人文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进入人们的思维，进而逐步外化为自觉行动和生活方式，提升市民的人文素质和精神面貌，形成新的时代风尚，带动市民同步成长。提高人的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没有人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城市的现代化。弘扬杭州人文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市民思想情操、性格气质的升华，就是提高市民素质的过程。 转贴于
3.杭州人文精神对于杭州生活与创业完美融合的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模式，总是与当地的生活方式、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特别是与其人文精神紧密联系的。如温州模式是与温州特有的历史文化、人文性格与当地的资源禀赋是紧密联系一起的。温州的山地文化和重商文化培育了温州人的“四千”精神，形成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竞争意识。而苏南模式与江苏人传统独特的“三创”精神是分不开的，这一精神既来自江苏千百年文化历史的传承和创新，带有江苏地域与历史的特点，又体现在江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存在于当代江苏人创业活动当中。因此，一个地方的历史传承、资源禀赋特别是人文精神对当地的创业模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杭州地处浙北平原，北邻苏南、南毗温州，处于吴越两大文化发源地之间。杭州“休闲·文化·创业”三位一体的和谐创业模式根植于杭州这片沃土之上。依托独特的区域特色和资源优势，立足于自身文化积淀和城市特色，以独特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兼容了苏南、温州两大模式的优势，逐步形成了和谐创业模式。
4.杭州人文精神为杭州整个城市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
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一般需要三大系统的支撑：一是导向系统，二是动力系统，三是规范系统。没有导向系统发展就会迷失方向，没有动力系统发展就会停滞，没有规范系统发展就会畸形。
杭州人文精神从导向系统来看，其作用之一是提供精神价值导向。它要求杭州人要有意义生活的考量和目标的定位，它符合构建和谐杭州追求品质生活的目标；从动力系统来看，杭州人文精神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分析的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力，丹尼尔·贝的“人文冲动力”一样。杭州人文精神这种文化力或人文冲动力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一种追求生活的目的和生命价值的动力，从客体的角度看是人文精神样式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经济功能等整合功能；从规范系统看，杭州人文精神是一种不成文的规范，主要是杭州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行为意义等精神规范，不成文的规范由于是精神领域的，因而具有更根本的意义。“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实质上就是人文精神的规范。有了这些精神，杭州人才能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条件下，使杭州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行为得到有效的匡正，以保证社会向着既定的方向前进，避免出现“滑坡”和“偏航”。创建“生活品质之城”需要建立起导向、动力、规范等三大意义系统以维持杭州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健康高效运转，更需要以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城市精神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意义支撑。
三、杭州人文精神的建构
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都不是既成的或先定的而是被那个时代的实践所建构的，是在特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在新世纪，随着杭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战略的需要，城市人文精神建构的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根据杭州文化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很有必要在以往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建构新的、适应新时展的与杭州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相匹配的人文精神。
1.将继承传统文化与弘扬现时代精神相统一，赋予新时期杭州人文精神以新内涵
人文精神对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所起的人文资本作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人文精神看作是固定静态或者是预成的作用因素，而应看作是与建设生活品质之城互动中的一个“动态元素”。这就要求我们在挖掘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内涵时，不仅要不断深挖杭州历史人文精神的积极元素与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相适应，而且要有开放的、发展观的视界，在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寻求人文精神与生活品质的关系。
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人文特色，深埋于城市的历史发展之中，决定着城市的兴衰。尤其是杭州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城，这种历史传统文化，不仅推进了城市的发展，而且赋予了这座名城以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杭州的历史文化，特别是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和南宋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人文思想内容，这是杭州人重要的一份历史文化遗产，是建构杭州人文精神不能完全抛开的人文思想基石，它形成了杭州人的人文精神之基调。
在新世纪，杭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在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方式飞速变化，城市现代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文精神的建构必须反映杭州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的实际，从现实社会实践中丰富人文精神内涵。因此，在对待传统人文精神上，不但要继承，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即要对优秀的传统人文精神加以吸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杭州社会实际出发，把人文精神与现代创业理念、西湖文化、自然景观、以民为本思想、浙江精神、杭州城市形象塑造等问题结合起来，并且要注重研究并大力倡导杭州地方文化和杭州人文性格中与人类追求的目标、时代精神、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相吻合的积极要素，还要继续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和各地先进经验，保持发扬兼容并蓄的传统，以开放和发展心态吸纳百家优点，创造性地总结出人文精神的内容，从而建构出具有杭州特色的人文精神的科学体系。
2.将政府的文化行为与民间的文化行为相统一，共同铸造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要通过人来开展。也就是说，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通过个人的差异，个人的努力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的，甚至靠这些个体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的。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需要整个城市不同个体的努力，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政府文化行为的作用。政府文化行为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政府文化行为的正确执行，能够加速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这就要求政府对城市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内在要求有深刻的认识，要求政府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其行政精神、行政心理、行政道德和行政方式能体现人文精神的内在要求，从而为全社会提供一套能够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也需要民间不同主体的共同努力，如民间文化行为的良性运行，企业要形成良好的行业文化、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企业产品中要突出人文精神的附加值，在城市的规划中要强调功能型向人文型的转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倡导用人文精神规范自己的意识和行为等等。只有将政府行为与民间文化行为共同努力并相统一，才能形成精神共识和凝聚力，使人文精神真正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意志并且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3.将自然科学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相统一，以科学的全面繁荣带动人文精神的培育
科学与人学是天然的统一，真正的人学必须是科学的，真正的科学必须是为人类服务并受制于人的。人文社会科学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自然科学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统帅，二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是科学发展的规律。科学技术的成果给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物质载体，但如何运用这种条件不是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所能解决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和导引，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似乎是无形的，但若没有它在这一过程中起支撑和导引作用，自然科学就转化不成现实的生产力。经济发展需要人才、特别需要懂科技的人才，需要高新科技的强大助推力量，但是，科技自身所带来的工具理性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当科技对城市生活有更深层次的进入的时候，没有来自社会科学人文价值的必要的制衡，可能会使杭州建设适合人居住的城市的目标大打折扣。并且，如果单纯以科技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培养出的缺乏人文精神的技术人才，有可能成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障碍。社会问题一再显示，如果多数人缺乏人文素养就会出现难以想象的社会怪现象。因此，我们在大力提倡杭州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必须同样重视社会科学的发展，以科学的全面繁荣来带动人文精神的培育。
4.将人文环境的营造与市民素质的培育统一起来，塑造更具现代人文精神的城市公民
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在社会转型时期，杭州要创建“生活品质之城”，尤其要注重营造有利于人文精神生长的人文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杭州城市在已有的城市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良好的人文社会环境：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崇诚信创业，促进和谐创业等，而营造有利于人文精神生长的社会环境，必须着重建立和完善人文精神生长机制。这包括：提高社会文化内涵的各项建设机制、道德关怀机制、精神褒扬机制、社会沟通机制、行为合法机制等，从而推进城市文明的建设。而城市文明又体现为这个城市的内涵和素质，尤其表现为市民的素质和素养。杭州人文精神要内化为市民的人文素养，提升杭州城市文明和市民素质。要提高市民素质，应使有杭州城市特色的人文精神成为市民认识和行为的主导精神，积极倡导和谐、宽容、大气、奋发向上的市民精神，在市民中形成讲文明、讲科学、讲艺术的氛围，使杭州市民良好的心态、风尚、品德、行为融入杭州城市的人文社会环境中。城市人文精神是构成社会凝聚力和提升文化品位与城市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其目的是要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人文社会环境，为迈向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价值关怀和意义支持，使人的精神更加充实，心灵有所依归。杭州要建构人文精神，需要切切实实地贯彻落到实处，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营造全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并使之真正地内化为市民的人文素养和终极关怀。
5.将潜移默化与强力推进结合起来，促进人文精神得到广泛认同和快速传播
潜移默化就是靠宣传教育，对于杭州来说，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既是政府的期待，也是市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有必要在全市市民中开展一场以倡导杭州人文精神为主线的大讨论，把“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内化为全市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同时需要全市作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创造一批以反映杭州人文精神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为主要内容的精品力作，在全市人民中广泛宣传，使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思考、研究从领导层、学术圈走向人民群众之中，从而激发全市人民中蕴涵的顽强的奋斗精神，而且要发挥大众传媒对人文精神弘扬的积极作用，加强对杭州人文精神和杭州人文化性格中优点的宣传，为这种人文精神的形成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还要加强人文教育，从基础和基层抓起，从少年儿童抓起，从每一个市民抓起，全面增强人们的现代素质。把日常生活领域萌生的人文因子在人文教化的机制和过程中集结起来，并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机制的变革中普及推广开来。把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老年教育、民工教育等作为城市文化建设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强化人文精神在各种人群及人的各个阶段的培育。
强力推进就是有一系列重大的、连续性的、产生极大震撼力的、能够载入史册的标志性事件。在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标志性事件曾经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比如举办西湖博览会。全方位开放意识激发了社会各界主动参与西博会的积极性，树立了杭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新形象。还有调整行政区划，实施城市东扩，跨江发展；实施旅游西进，“12345”、“96666”电话和集中办事大厅、“满意不满意”评选，以及南线贯通和雷峰塔重建开放等。因此，要强力推进一系列持续发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展现杭州的生机，释放杭州的活力，打造城市的品牌，弘扬杭州人的精神，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促进“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得到广泛认同与快速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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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造型艺术 发展现状 对策研究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七大古都之一，杭州要建设“全国文化创意中心”,造型艺术业的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以下，笔者从造型艺术范畴内具有较大优势的门类出发，从组织、流派、领军人物等方面入手，从原创情况和原创特色两方面详细介绍了杭州造型艺术发展基本情况，从市场实现角度阐述杭州造型艺术产业化现状，探讨其中存在问题，找到适合杭州发展的重点门类、重要领域和产业形态，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一、杭州造型艺术原创特色
杭州山清水秀，人文荟萃，古往今来杭籍或旅居于此的艺术家众多,不但涌现出赵孟頫、戴进、徐渭、蓝瑛、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林风眠等名家大师，而且还形成了研习、创作、传播、鉴藏的良好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和西泠印社为主的杭州美术教育、研究力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为杭州造型艺术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浙江画院等十几家书画院和雕塑院聚集了众多富有创造力的造型艺术家，形成了强大的造型艺术创作、生产力量。
1、较高的品牌效应。杭州造型艺术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有着独特的先天优势和资源禀赋，集中表现为造型艺术原创主体的品牌效应。如中国美院和西泠印社的社会影响、文化渊源、人才素质为国内一流。另外，杭州画院、浙江画院以及众多知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加上杭州为数不少的部级工艺美术大师和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工艺美术品制作单位，决定了杭州造型艺术具有较高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
2、丰富的原创源泉。杭州市正因为有了中国美院、西泠印社、浙大艺术学院、杭州画院、浙江画院以及众多的工艺美术品知名制作单位，使杭州的造型艺术比之其他地区，具有更丰富的原创资源。这些单位教育研究力量强大，创作人才优秀，尤其是学术带头人及制作工艺大师，不但品位较高，经验丰富，而且品类繁多，形成了较强的造型艺术创作和生产力量，也为社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造型艺术创作和生产队伍。
3、多样的门类布局。杭州的造型艺术，包括中国书画、篆刻、艺术品、油画、水彩、水粉、雕塑等纯艺术类品类，不仅种类齐全、品质上乘，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杭州较好地保留了历史上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工艺美术品，如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萧山花边、西湖绸伞，以及南宋官窑瓷、鸡血印石等，经过近几年开发研究，赋予了现代的元素，涌现出了不少新品种，为杭州的造型艺术（艺术品）业，尤其是传统工艺美术品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杭州造型艺术产业化现状
杭州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收藏大省和经济强省的浙江省的省会城市，有着深厚的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和艺术氛围，造型艺术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得天独厚。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杭州造型艺术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目前杭州已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中国内地第三大造型艺术品交易中心。
造型艺术产业化是指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工艺美术等门类的艺术品，从创作到销售，从销售到实现价值的过程。造型艺术业在理论上可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其中一级市场为专业画廊、文物商店和古玩市场，二级市场为拍卖行和艺术博览会。
1、画廊业。画廊是杭州造型艺术（艺术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杭州约有画廊100多家，年成交额过亿。杭州的画廊业在实践中成长，不断总结经验，拓展思路，调整经营方式，努力提高规范化程度。一些画廊的商业影响和文化影响都已越出浙江，在全国开始产生一定的知名度。其中，西泠印社一片云画廊、浙江美术家画廊、浙江画院画廊、恒庐画廊、印象画廊等都有较好的知名度。代表文化街区有南山路、劳动路、清河坊、庆春路等。最近几年，杭州画廊数量增长较快，但由于规划滞后，布局分散，各企业、各门店单兵作战的现象比较普遍，无法形成有效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2、工艺美术业。杭州的工艺美术业以技艺精湛、品种丰富、独具民族神韵和地域特色而驰名国内外。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南宋官窑瓷、萧山花边、西湖绸伞、鸡血印石等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的生产销售已成为杭州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全市工艺美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约100多亿元，年销售收入超亿企业有20多家。杭州市经委承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作为西湖博览会的重点项目，目前已举办了12届。
3、文物商店。杭州文物公司（原杭州文物商店）隶属于杭州文广集团，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是杭州市少数几家经国家文物局许可设立的文物流通单位之一。其职能是通过商业手段，收集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并将一般不需要由国家收藏的文物投放市场。九十年代经营良好，仅次于上海、苏州的文物公司，营业收入高达五百万。最近几年，公司经营增长乏力。根据市政府意见要进行转企改制。
杭州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杭州；人文碑刻；文化价值；保护传承
碑刻，泛指刻石文字或图案，在地面立石作为永久性纪念物或标记者，多称为碑；其上镌刻文字的，称为碑刻，墓志及直接刻在山崖上的摩崖刻石等，也常归入碑刻一类。人文碑刻主要是指具有文化价值和历史属性的碑刻，它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变迁和文明的传播。其内容包括诗词、功德录、记事年表等。
一、杭州人文碑刻的发展脉络
（一）杭州人文碑刻的起源期
先秦至两汉是杭州人文碑刻的起源期。杭州北郊的“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的一支重要古文明，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遗址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而其也被视作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良渚文化时期的石刻线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也充分体现出杭州悠久的石刻文化来源与审美艺术特征。
人文墓碑在汉朝占据主要地位并在我国东汉初期开始流行起来，从那时起，立碑的习俗就一直延续到现代。现存于杭州西泠印社的《三老讳字忌日碑》，约建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是杭州现存年代最早的碑刻，也是迄今我国尚存最早的隶书碑石之一。此碑不仅有宝贵的历史价值，且“文字浑古遒厚，介篆隶间”，对于研究古代书法篆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此碑也被誉为“浙东第一古碑”，是杭州碑刻的代表性作品。
（二）杭州人文碑刻的发展期
三国至隋唐是杭州人文碑刻的发展期。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现存于杭州碑林的王羲之《右军六十帖》及王献之《大令鹅群帖》等刻石皆为珍品，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唐代在碑刻书法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时期书家辈出，名碑、墨迹众多。五代时期，武肃王钱（852-932）建立了吴越国，为杭州临安人。至此，杭州始为帝王之都。钱元（887-941）为钱第五子，著诗千余首。现存于杭州碑林的钱元墓石刻星象图刻于后晋天福七年（942年）。该星象图是目前世界上出土最早的石刻星象图，原石不仅加工细致，星象位置也相当准确，是研究古代天文学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三）杭州人文碑刻的繁荣期
宋元时代是杭州人文碑刻的繁荣时期。宋代书法名家辈出，杭州本籍以及在杭州任职的有苏轼、米芾、林逋、杨万里等。北宋大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曾两度为官杭州。其曾担任杭州通判，后又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的《表忠观碑记》现存于杭州钱王祠，是中国书法史上名碑，叙述了吴越国三代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钱祠表忠”，既写出了杭州百姓对于钱王功德的永世不忘，更表现出西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杭州人文碑刻的文化内涵及其重要价值
（一）历史标示、记史与叙事功能
聚焦杭州，历史标示碑大都与历史事件相关，碑刻也发挥着记史叙事的功能，譬如位于杭州碑林的《重修忠孝泉井亭记》碑，碑高167.5厘米，宽83.5厘米，厚20厘米，徐菊池、张松泉刻，王祖光撰并书。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攻打杭州，时任清军将领、浙江分巡杭嘉湖道的叶及其儿子因竭力抗争却不敌而失守城池，随后愤恨自尽而死。在光绪十八年（1892），为了纪念叶父子将杭嘉湖道署改建为昭忠祠，还建了忠孝亭并立碑。而《重修忠孝泉井亭记》碑则清晰地记录了清咸丰年为叶父子兵败自尽所建忠孝亭的始末。
（二）地理标示、考证与补遗功能
现存于杭州龙井“凤篁余馆”中的《游龙井记》碑载：“龙井旧名龙泓，距钱塘十里……其地当西湖之西，浙江之北，凤篁岭之上，实深山乱石之中泉也。”由此窥探，碑文《游龙井记》向我们宏观地介绍了龙井的大致地理位置，也成为碑刻地理标示作用的有力例证。
马衡先生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一书中说道：“纪事刻石者，纪当时之事实，刻石一表章之也。经典刻石者，古之论著，籍刻石以流传也。”简言之，刻石纪事以传后世，后世以为鉴。这是对石刻艺术特点和功能的精准概括。而由于石刻碑文流传时间较为长久，保存也较为完整，作为文物史料对于后人研究历史文化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成为强有力的考证补遗依据。譬如，《杭州路重建庙学》碑高314厘米，宽142.5厘米，厚34.5厘米，其中碑额高79厘米，由王大本撰文，康里庆童书，范伯仁刻石。碑文内容为杭州路重建庙学兴废之事，碑文清晰完整，为《两浙金石志》、《寰宇访碑录》等文献资料对石刻文化进行研究撰写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考证资料。
（三）审美功能
1、与书法艺术融合：甲骨文的消泯、隶书的出世、楷书的盛行等文字的嬗变过程也在碑石上得到了不同于纸质文字记载的更具持久性与真实性的展示。例如，现存于杭州碑林的《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共2石，高33.5厘米，宽83厘米，厚11.5厘米，清光绪壬辰（1892年）刻，颜真卿撰并书，其楷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尽显“颜体”风采。此外，一块题有“龙井八咏”系列诗句的乾隆御碑于2005年在杭州龙井村被发现，也为“龙井八井”等历史景点提供了有力的实物凭证。作为帝王之书，在书法艺术上也具有极高的鉴赏价值。
2、与金石载体融合：“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当甲骨文消泯、金文衰微之际，古人用刀笔赋予冰冷的石头以艺术生命和历史内涵。碑石开始成为文字的重要载体，它记录着历史沧桑的脚步，折射着文字嬗变的过程，展现着中国古代灿烂的书法艺术，最终形成独特的碑石文化。”赵力光先生的《碑石文化》以精炼生动的语言诠释了金石与碑刻文化的密切关系。而杭州的人文碑刻亦是通过书法艺术、绘画艺术等形式展示了杭州金石书法的美学价值。杭州的西泠印社创立于清朝光绪三十年，研究金石篆刻的历史悠久，成就颇高，内存的重建数峰阁碑记（光绪五年）、隐闲楼记刻石（民国四年）、西泠印社新建观乐楼碑（民国九年）等碑石均为金石纪事的典范。
3、与山水风光融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凭借自身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素来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碑刻艺术，作为杭州文化的精粹，与杭州的名山、名水、名茶、名寺、名人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杭州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杭州之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三潭印月、平湖秋月、曲院风荷、云溪竹径等景点碑刻记录了各自独具特色的历史故事、趣闻，使观者能够借助多姿多态的书法篆刻作品更深切地领略杭州秀美俊丽的诗画山水。如康熙三十八年二次巡杭为“西湖十景”御书景名，建御碑亭；乾隆先后为十景题咏，而后十景之名渐成为十景所在地的景点标志，西湖景致也因此更负盛名。
三、杭州人文碑刻现状及问题
（一）立法保护有缺陷。在调研中，目前还没有发现国家有专门的《碑刻保护法》，就是在《文物保护法》中，也只有“石刻”的相关表述，并没有“碑刻”的表述。这些对如何保护碑刻和如何传承碑刻文化都会带来消极的影响。而且《文物保护法》采取的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相结合的模式。相关法律制度的很多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很容易导致内容重复、相互矛盾。
（二）管理机构不统一。我国对文物实行的是多部门分级管理模式，导致相关管理机构的设置缺乏系统性。就人文碑刻而言，有的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归文物部门主管；有的属于风景名胜区，由建设部门主管。当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出现矛盾时，各部门各行其是，很难真正做到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和谐统一。
（三）实体碑刻保存难。由于碑刻石材的物理特性，日晒雨淋，风霜侵蚀，加之人为因素等破坏，年经月久，常常淹没于历史长河中。杭州虽然有很大一部分重要碑刻作品保存在杭州碑林、西泠印社等地，但却仍有一部分珍贵碑刻散落在民间或山岭之间，亟待寻访标记和整体保护。
（四）宣传力度欠到位。相较于西安碑林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线上通过建立碑刻文化网站，互动微博、微信群实现与公众的及时交流及碑刻知识分享；线下则通过丰富的碑刻拓本展，趣味碑石故事讲座和书法比赛等活动，走进社区，走进校园，把碑石文化带入公众生活。杭州不少碑刻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未建立有效的媒体宣传平台，使得碑石信息的流通显得单向而被动。
四、杭州人文碑刻的保护和传承
（一）健全法律规章，做到有法可依
专门针对碑刻的保护与传承，形成一套立体、全面覆盖的规范体系。切实明确碑刻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和比例，保证碑石文保单位维修及规划开发等工作有必要的经费扶持。对破坏和损害文物的行为，制定具体的惩处措施，使执法机构有法可依。
（二）完善监管体系，做好巡视保养
建立文保相关部门间的信息交流网络，使整体的碑石保护具有系统性，避免监管断层的出现。在碑石的发掘、认定、维护和保存环节中，做到明确职权，落实责任。加强碑石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使得碑石博物馆中的各类别碑石和散落在风景区的珍贵碑石都有“专人专管”，能定期进行巡视和保养。
（三）利用现代科技，搞好传拓保护
由于碑刻石材易风化、易损蚀的物理特性，再加之人为破坏，有的珍贵碑石面临自毁和被毁的境地。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和先进的传拓技术进行石刻载体的转换成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此外，将石刻列入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编制地方石刻拓片目录、建立地方石刻目录及地方石刻摄影或录影资料库，也能最大限度的保留碑刻艺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四）借力媒体平台，实现即时输送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已然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获取及共享渠道。作为全国三大碑林之一，杭州碑林有着丰富的碑刻文化资源，被称为是杭州的一座融历史、科学、艺术为一体的“石质书库”。对该类平台的有效运用，将使杭州碑刻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在网络窗口形成即时性切入点，从而形成高效的信息输送与反馈，在深化杭州碑刻文化推广传承的基础上拓宽关注群体并与之形成即时性互动，保证信息输送与需求反馈的及时更新。
（五）研发创意产品，打造专属名片
杭州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西湖、河坊街等景点已然成为了杭州独特的城市名片。杭州碑林内藏有数量较丰的碑刻珍品，要在明确定位、做好保护的前提下注重碑刻类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着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品牌，则能更好地体现杭州碑刻特色。同时不定期举办相关主题活动，打造杭州人文碑刻专属名片，延展、传承杭州独特的碑刻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论[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
[2]孙星衍等撰.寰宇访碑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吴庆坻等撰.民国杭州府志[M].台北：中华书局，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