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形理论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分形理论；人文地理；实际应用
所谓人文地理学，主要指的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对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以及变化等进行研究探讨的一门学科。在整个人文地理学中，涉及到了多种理论基础，分形理论作为最主要的一项，目前已经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对分形理论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进行探讨，以此来为今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一、分形理论的概述
1.1分形理论的内涵分形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数学家芒德勃罗提出的，该概念提出之后，分形理论继而形成。 分形理论认为：每一个被分形研究的部分都是整体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分形研究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将其视为整体的再现，分形部分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发展确实，也可以代表整体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1.2分形理论的特征
分形理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首先，该理论中所涉及的分形系统十分精细，系统中任何一个细节，其所占据了比例数值都可以任意小。其次，由于分形整体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规则性，因此，在对集合的整体与分形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不能单纯的用文字来进行叙述。第三，分形集合往往具有自相似性。第四，相对于拓扑维数来说，分形维数要显得大的多。最后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分形集合的产生的方式都是以迭代方式为主的。
二、分形理论在人文地理学各个分支的实际应用
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中的三项重要分支，分形理论作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以上三项分支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2.1分形理论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
分形理论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广泛应用始于90年代，自从该理论提出并广泛应用以来，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城镇体系作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分形理论在此方面的应用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即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分形研究和城镇体系空间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其中，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城镇等级规模分布，其主要指的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该城镇规模的层次分布情况。通过对该区域层次分布情况的分析，来推断城镇整体的层次分布情况。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我们选取r作为城市划分的标准，用N（r）代表区域内城镇数目，那么二者的关系将满足分形理论中的盒子维数N（r）∝r-D，因此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分形模型。其中的分形维数便是字母D。根据D取值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当D1的时候，则表示城市等级规模的分布情况比较集中，整个城镇体系的发育较为成熟。
而对于城镇体系空间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则主要指的是对城市结构分布中受空间作用影响的基本状况。该部分研究主要是对中心城市吸引力的研究。所谓中心城市吸引力，主要是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取一个半径值。在此前提下，半径与城镇数目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满足分形理论中的盒子维数，D仍然是其分维值。同样，D的取值仍然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的情况。当D的值分别大于2、等于2和小于2的时候，则分别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逐渐衰减、均匀和逐渐增强。
2.2分形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
分形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体现在区域差异上的分形理论，区域差异作为经济地理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对于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该系统与分形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意大利经济学家Pareto在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对各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下规律：N=N0X-b（b>0）。式中，N0、X和N分别表示总人口数量、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低于X的人数。从以上规律的等式我们可以看出，该等式与盒子维数相符，满足分维的定义。同时，诸多研究也表明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在以上关系式中，人均收入可以说是一个随机变量，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关于X的分布函数，即：F（X）=（X0-b-X-b）/（X0-b-Xn-b）。其中，XnXX0。X0和Xn分别表示最低收入水平和最高收入水平。从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如果我们分别用X、N和N0来表示我国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于某一标度值X的省区市的个数和所有省区市的个数。那么按照上文中所提到的公式，我们便可以求出一个GR，这便是各个省区市年度生产能力的差异状况。通过该项指标，我们还能够对未来我国区域差异的动态过程进行准确预测。
2.3分形理论在交通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
分形理论在交通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体现在网络密度和网络连通性两个方面。其中，网络密度主要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所有交通线之间所构成的交通网络。在整个交通网络中，各个城镇则作为每个结点存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自相似性，这也就说明交通网络整体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因此，分形理论在交通地理学中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实际应用效果。在给定一个具体区域的前提下，该区域中所形成的交通网络长度必然有一个特定的长度，区域的范围与交通网络长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交通网络的长度主要取决于区域范围的具体设定。
在网络连通性的研究中，网络的可达性与连通性是评价一个区域交通网络的优良状况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传统的网络分析中。评价网络连通性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用的则要属矩阵算法。由前文的讨论可知：O≤Dg2≤g1，Dg2≤Dg1，因此0
结语：
综上所述，分形理论作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在人文地理学的各项分支中都有较为广泛的应用。本文试图对分形理论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实际应用进行探讨，以此来为今后该理论的进一步实际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作者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 刘长庚.浅析分形理论在地理学中的应用[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19]
[2] 岳文泽，徐建华，司有元.分形理论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02）
分形理论论文范文2
关键词：地脉；文脉；城市旅游形象；桂林市
一、地脉、文脉理论阐述
地脉、文脉的概念最早是由陈传康先生提出的。陈传康(1996)在旅游营销中提出了文脉理念，他认为文脉是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地质、地貌、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特征，也包括当地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特征，因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地域性的自然地理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积淀的四维时空组合。吴必虎(2001)则认为(地脉与)文脉即当地的地域独特性，也称地格。他认为区域旅游形象规划的前期基础是对区域地方性即地格的研究，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和民族民俗文化3个部分。范业正(1998)张鸿雁(2002)在继承陈传康先生的文脉理念基础上，将其细分为文脉(社会人文背景)和地脉(自然地理背景)两个子系统，并将对区域文脉、地脉的研究称为人文识别(HI)和地缘识别(GI)。从而将地脉的概念从文脉阐述中划分出来。牟红等(2003)更是将其细分为“文脉、史脉、地脉”。章尚正等(2006)则从地脉、文脉、商脉3方面对安徽屯溪老街进行了旅游开发分析。对于地脉、文脉概念的研究至今还未有统一的结论，分析目前国内对文脉方面内容的研究文献，对于“地脉、文脉”涵义的阐述则主要有3种观点：一元的文脉观、二元的地脉、文脉观以及多元观。一元的文脉观认为历史文化特征是形成于地理环境基础上的，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地域的整体地方性特征。二元的地脉、文脉观则认为地域独特性体现在人文与自然两大方面，这一观点对于进行区域地方性分析具有方便直观性。多元观的区域独特性分析则更为具体，对于依据区域独特性进行旅游开发更具针对性。为之后直观有效地对桂林市旅游资源特色的分析整理，在此本文使用二元的地脉、文脉观。
二、桂林市地脉、文脉特色分析
(一)桂林市地脉特色分析
1、区位优势。桂林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北、东北面与湖南省交界，西、西南面与柳州地区相连，南、东南面与梧州市、贺州市相连，毗邻广东省。桂林地处低纬，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境内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夏长冬短，四季分明且雨热基本同季，气候条件十分优越，年平均气温为18.9℃，对于开展旅游活动非常适宜。桂林市交通十分方便，目前已形成了集航空、铁路、公路、水运于一体的综合型的旅游交通体系。现代化的桂林两江机场目前拥有国际、国内航线50条，21家航空公司飞行桂林机场，通航香港、澳门地区及日本福冈、韩国济州。铁路方面北接京广线，南接黔桂、枝柳动脉，湘桂铁路纵贯湘桂走廊，火车可直达国内主要城市。随着桂广铁路的开工建设，桂林将成为连接湘、桂、黔、粤4省区乃至西南、中南、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四通八达的公路则直通广西各地和临近省份，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989公里，实现了100％乡镇通车。桂林是国内发展旅游业最早的城市之一，1973年即对外开放旅游，“桂林山水”的名号早已享誉国内外，桂林市集喀斯特、丹霞、花岗岩景观资源于一体，加上2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史所积淀的以桂林山水文化为主导的人文旅游资源和以壮、瑶、苗族为主的丰富的民族风情资源，使得桂林市在资源特色方面占据了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桂林市恰处华南、西南、华中旅游网络的衔接点区位，桂林山水的国际知名度，使桂林成为了华南旅游市场进入西南、华中旅游市场的首选区位之一。
2、自然资源特色。桂林市地处南岭山系的西南部，平均海拔150米，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遍布全市的石灰岩经亿万年的风化侵蚀，形成了千峰环立、一水抱城、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被世人美誉为“桂林山水甲天下”，有“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四绝之称。除石灰岩地貌，资江河谷两岸集中分布有丹霞地貌。资源八角寨丹霞地貌分布面积约125平方公里，方山、丹峰、石柱、赤壁、壁洞、巷谷等形态万千，有“中国丹霞地貌之魂”的美称。此外，桂林市水利资源也极为丰富，有“世界旅游之江”美称的漓江每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漓江沿岸景观素来是桂林旅游的主导项目，而以两岸丹霞地貌著称的资江也成为了近年来的新兴旅游景观。位于市区的两江四湖景区为桂林的夜游项目增添了一大亮色。
(二)桂林市文脉特色分析
1、历史文化。桂林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这里设始安县，隶属荆州零陵郡。此为桂林设县建城之始。1914年改名桂林县。1940年始设桂林市。悠久的历史文化使桂林城市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也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批突出珍贵的文物古迹。甄皮岩史前人类遗址，明藩王文化遗址靖江王府、靖江王陵，古民居建筑江头村古建筑群，湘江战役旧址、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等近现代抗战文化史迹。还有分布于桂林市35个山头石壁上数量内容均非常可观的摩崖石刻、摩崖造像，这些都构成了桂林灿烂丰富的历史文化风景。
2、民族民俗文化。桂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境内生活有几十个少数名族，人口75万，占总人口的15.1％，主要有壮、瑶、回、苗、侗等民族。不同的民族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文化，集中体现在节日庆典、婚葬礼俗、禁忌信仰等方面。如壮族的三月三、对山歌、抛绣球等；瑶族的盘王节、禁风节、功德节、长鼓舞等；回族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苗族的游方、仗鼓舞、芦笙节等；侗族的冬节、红衣节、花炮节、月也、芦笙表演等。桂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中亦创造了大量的民间艺术，桂林的戏剧包括桂剧、彩调、话剧等；曲艺包括文场、零零落、渔鼓、弹词等；特殊表演艺术有民歌、傩戏傩舞等。这些艺术形式大都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其中桂剧、彩调于2006年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场于2008年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本地的水土、气候，桂林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饮食。桂林米粉配料芳香，味道鲜美；罗汉果乃“医疗保健之良药，清凉饮料之佳品”，被誉为“东方神果”；白果产量大，占全国的1/3，质量居全国之首；三花酒、辣椒酱、豆腐乳被誉为“桂林三宝”；此外还有沙田柚、月柿、荔浦芋、马蹄等。特色菜则有阳朔啤酒鱼、荔浦扣肉、灵川狗肉、白果
老鸭汤、九层马蹄糕、苗家竹板鱼、壮乡芒鸭、苗瑶族打油茶等。
3、宗教文化。桂林流传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广西是佛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之一，至唐代桂林佛教文化空前繁荣，成为我国南方佛教中心之一。其佛寺建筑以开元寺、西庆林寺、云峰寺、普陀寺、月牙山寺、释迦寺(今桂海碑林)、法藏禅寺、栖霞寺、能仁禅寺等最为有名。伊斯兰教于宋末元初传入桂林。在穿山一带逐渐形成了伊斯兰教徒最早的聚集区并建造了清真寺。较为著名的有清真古寺和崇善路清真寺。除上述宗教外。还有一些地方俗神文化，宗教遗存主要有平乐的榕津妈祖庙、二塘关帝庙、灌阳将军庙、阳朔福利龙尾庙、恭城石头神亭等。
三、桂林城市旅游形象定位
通过对上文桂林市地脉、文脉特色的分析总结，并结合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桂林城市旅游形象则可定位为：
(一)山水旅游名城
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从800年前的宋朝传唱至今，享誉国内外。桂林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桂林山水。桂林山水文化包括两大部分：自然山水以及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的历史遗存。桂林山水的精华――“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漓江山水画廊、桂林名片象鼻山、“中国丹霞地貌之魂”――资江－八角寨景区、华南第一峰猫儿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分布广泛的奇特洞穴；此外，还有记载了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对桂林山水的赞美的摩崖题刻、摩崖造像两干多件，山水诗词近五千首，山水散文近二百万字以及神话传说数百则，这些都构成了桂林独特悠久的山水文化。
(二)历史文化名城
桂林市除了名满天下的桂林山水，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它具备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如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以灵渠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靖江王府、王陵、清贡院为代表的明代藩王文化和教育文化；以西山、叠彩山、伏波山摩崖遣像和开元寺、栖霞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湘江战役、八百壮士、“西南剧展”为代表的抗战文化。桂林拥有毫不逊色于自然山水的历史文化资源，1982年即已进入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列。
(三)民俗风情名城
少数民族风情一直是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桂林是一个多民族生活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15.1％，具有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风情资源。他们各自保持着极具特色的民族风俗文化，体现在服饰、饮食、住宿、婚丧习俗、节日庆典风俗等几大方面。
分形理论论文范文3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分形理论论文范文4
论文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它把意识形态与审美这两个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文学的基本性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实践所张扬的新的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突显。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用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对美学、文学理论学科知识总体体系的互文性改造。互文性理论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互文性理论结构,可以理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余年历程,中国国力的渐次强大,促使世界重视惊艳天下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引人注目的当属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事实上,中国国力的强盛,应当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而在国人环视世界,以自己国家的经济成就自豪的时候,我们又时常在文化上鄙薄自己,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有人就经常感慨在时下学界的西化理论走向中,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不为国人争取自身的颜面,没有在文学理论上能够拥有贴上“中国制造”标记的理论。其实,中国时下文学理论界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是偏颇有误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不是没有新的理论创造,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这种在当年改革开放环境中齐声叫好的创新性文学理论之一。后来,由于90年代以后社会全面进入了市场化的转型,文学理论则随之而整体面对文学生产市场化的严峻局面,关注文学生产的热点问题,而轻看了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等文学理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总是要以自身理论建构的成果作为留存在历史轨迹中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刻,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又一次出现在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论坛之中。与20世纪80年代齐声叫好、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不同,这次从2005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新一轮讨论是以论争的方式出现的。一些学者没有如我前面讲的,尽可能地珍惜中国新时期的理论创造,而是一笔抹杀之,根本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似乎刚好印证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毫无理论创新的宏论。然而,据我对于否定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若干文章的观点的梳理,我发现,尽管这些否定者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共同之处在于,不同意用审美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表述来界定文学的性质,异口同声地否定把审美这样一个在西方理论界成为共识的文学特性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一直坚持的作为文学基本性质的意识形态概念放在一起,组合为一个复合型概念。他们认为,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不出任何根据的概念拼凑。
这种观点其实似是而非。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95)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性的表述,其中指出,在考察社会变革发生的冲突时,必须注意“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①。正是根据这一经典论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观。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主要形态,则是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西方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等。就苏联的列宁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它们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1949年以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联文论,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观点相当流行。比如解放前一直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西方美学史时,就指出“文艺和文艺理论已被科学地证明是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反过来又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②。
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的重大革新就在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了文学政治化的理论,不再把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任务,而把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独特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来认识。这就不仅仅把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认识,而且把文学作为表达精神世界的人们自身的需要来把握。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美学转向,或审美转向。中国的理论家摆脱了政治赋予文学的过多的羁绊,直接探讨文学在其自身活动过程的精神运行的轨迹。这个时候的理论家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研究达到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空前的热忱,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成果。这一审美转向的功过是非,当然应当进一步细致梳理。我个人认为,在当年的审美转向中,也确实有一些学人简单地把审美作为文学性质的全部真理,片面地摒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在社会维度上所必然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性。教条主义的文学观只把文学视为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文学观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偏颇之处又在于只讲审美,不讲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理论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它一方面继承和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同时充分认识和坚守文学自身审美特性,构成为一个能够充分表达和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创新性文学理论。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新,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这里,坚持和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底线,同时又面向世界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提出新概念,回答新问题,是这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实际路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文学性质认识的两个基本点,两个核心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关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不是从单一的角度,而是从复杂的二重性角度,来认识文学性质,这样的文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上就超越了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也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又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超越和发展。难道这样的理论成就不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不值得在新世纪深化、发展、光大其成吗?
仔细研究反对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批评文章,可以发现,使这些反对者感到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审美为什么能够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用以描述文学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审美是从美学的科学视野上对文学性质的见解,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构成角度、文学的社会功能等角度对文学性质的界定。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与美学是不能相互交融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学说,在现代学科形态的区分意义上,用列宁的经典论述,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组成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若干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把他们的论述编辑成书,也有几大本。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是19世纪早期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结合现代美学知识,对文学艺术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论述而开拓出来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建、发展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寻其踪迹,在学术方法上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美学、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知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地建构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离开了现代美学、文学理论的实际发展的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没有知识依托的,不可能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十分典型的例证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名著《没有地址的信》,其中并没有引述过任何一句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艺术方面的论述,但是普列汉诺夫却明确地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观察的。”③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人类学、艺术史,乃至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大量引用,论证了功利先于审美,劳动先于艺术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起源理论。如果不把艺术起源的问题,纳入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中去充分而认真的研究,普列汉诺夫不可能得出上述科学结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马尔赫恩在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在品格上是互文性的”④。对于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论断,马尔赫恩做了一个注释,注释说,“这里和下文,我是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原创意义上使用‘互文的/互文性’这一术语的。它的含义是,一种文化中‘他者’文本在文本中的在场。它不只是简单地意味着‘影响’,也不仅仅包含特别的指涉或典故,而是文本性重新界定中的部分。”⑤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对应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其文本中,除了具有标明马克思主义基本标志的文本以外,必然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他者”存在其中。没有这些“他者”,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理论。
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在当代学术文化中影响很大,一般用于符号学、文本形式论的研究,影响所及,成为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术语。互文性理论解构的依然是一元论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按照互文性理论,从对文学性质的研究而言,文学的性质不再可能由单一的概念(作为本文的概念)来概括,在互文性的视野中,由单一概念,比如单一的审美,或单一的意识形态来贯通的自主、自足的文学观被解构了。正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艺术’揭示的是一种特定的实践,它被凝结于一种极其多种多样表现的生产方式中。它把陷入众多复杂关系中的主体织入语言(或其它‘意指材料’)之中,如‘自然’和‘文化’关系,不可穷源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科学传统(这种传统因此是有效的)和现时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欲望和法则,身体和‘元语言’等等之间的关系中。”⑥因此,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学艺术文本意指实践的丰富性,意义关系的多元性,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灵活开放的研究方法,是人们对文学认识的深化,互文性概念在文学性质研究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之间打开了通道。
我认为,这就是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其理论建构中,一直在实践的互文性理论结构。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本体上的不可割舍的关系。它书写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历史,它的文本本身是互文性的,与此同时,文学研究也应该以互文性理论的开放性视野来丰富理论对文学的认识。当然,马尔赫恩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是,而且必然是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与美学的审美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等的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必然是论述社会历史结构和进程中的生产方式及其功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也是他自己规定的局限:首先它坚持对所有有关的社会事物作批判性审查;其次,它没有能力在自己观念资源的范围内,产生有关社会的一种详尽无遗的知识。马克思主义总是有意无意地借鉴其他的各种知识。”⑦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的规定,是从社会结构、功能方面,而不是从美学方面提出问题的。文学艺术活动的实际存在方式是审美方式,如何从文学的具体的审美存在方式入手,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本质观,是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世纪困惑。中国新时期创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可以说开始找到了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思路。这就是把唯物史观和文学审美特性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文学观。这是一种互文性的整体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互文性理论结构。从当今受到学术界赞同的互文性理论来审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应该是有其意义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有一些人,还只是专注于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与文学艺术相关的论述,而没有从根本上利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真研究学科范围内的新知识、新问题,难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世界文论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占据西方主流学术地位的许多专家之所以不能小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成就,就在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在当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中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的结构性理论建构。在学术方法上,我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水平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水平的一个主要差距,或许就在这里。比如美国的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用生产方式作为阐释模式的历史阐释学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面貌做出深刻论述,全面概括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要思想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互文性理论结构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的充分注意。本文以中国新时期创立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一方面说明这个理论在概念创立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想就此问题,就教于国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同行,特别是就教于批判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同行,希望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指教。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郝铭鉴编:《朱光潜美学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③[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分形理论论文范文5
（大同大学 文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摘 要：开设文艺理论课是为了培养学生欣赏、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形成正确的文学观，提升文学水平和文学理论素养。当前高校文艺理论课程的改革方向由纸质教材升级为多媒体教材，在教学方面努力追求良好的师生互动效果。文学理论课程要拉近理论与现实的距离，在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中，运用文学理论“诗化”。在信息时代，更需要研究者尝试文学理论课程改革和创新，在教材的选择、教学的内容与形式方面，更多从接受角度探索文学理论的出路。
关键词 ：文学理论；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256-02
一、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现状分析
1961年中国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设置了美学课，以文学理论课程作为美学基础课。文艺理论课的目的是学生培养欣赏、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形成正确的文学观，提升文学水平和文学理论素养。目前，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首先是课程内容的枯燥和难懂。1978年以来，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不断的修订与再出版，文学理论课程的多次调整与筛选，目前的教材可以说已经很最适合学生的学习了，但是教师和学生之间、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之间、教与学之间距离仍然很遥远，难以实现课程预期目标。从教材本身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仍不密切。文学理论被架空，拉开了理论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教材的选取直接影响到教师对教学的设置。而文学理论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具有较深的文学理论基础，从而用辩证思维和理论武装头脑，用理性作用于文本分析，给予作品以美学判断。其次，教材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难以融合。文学理论的教授对象大部分是师范类学生，而现行的文学理论教材在实践性方面没有突出师范功能。
由于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大，很难安心学术，潜心研究。文学理论课程在这种环境下，很难收到提高审美能力的作用。审美被功利性目标被冲淡，很少有学生沉浸在优美的文字当中，徜徉在文学殿堂与作者进行灵魂上的对话，真正追求作品的美学价值。在信息时代，网络文学成了更为普及的文学形态，很多学生用手机看小说，但网络小说较过去传统的文学作品更趋玄幻、浮躁，脱离实际，其内容低俗肤浅，不具多少艺术价值。常读这类小说非但不能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反而会使他们流于俗套。文学理论被束之高阁，或被当做一种纯理论，文学理论正在被挤压并与文学本身渐行渐远。
现在大多高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这本教程是多年来不断研究推选的结果。但这本教材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内容不生动，表达比较冗长，语言生硬，不便于理解和记忆，给读者带来阅读困难。这本教材理论联系文本的内容不够，理论性过强。在教学中大多数教师照本宣科，以教师站在讲台的方式整堂课进行理论讲解，致使课堂死气沉沉，学生难以在课堂上保持注意力，课堂效果可想而知。这种教学模式降低了学生对文学理论的兴趣，使学习效果很不理想。董学文说：“在新时期文学理论繁复的进程中，现象和实质、正确和错误、积极和消极、新思和旧念、传统和叛逆、本土和外来、官方和民间、一元和多元、学术和市场，是极其庞杂地交混在一起的。”[1]尽管现行的文学理论教材仍然有很多弊端，但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能对教材过于苛求，只能立足实际，从我们目前的学术基础和研究力量出发不断进行探索和追求。
二、当前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的改革方向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教学领域。课件教学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便于学生理解知识的有效途径。多媒体课件包含影音、动画、文字、图片等，用影音来表现文本，用动态结构图来解析文本，再用文字和图片交叉进行理论解构。这种方式能够满足学生的审美需求，有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培养学生对文艺理论的兴趣，解决纸质书本理论枯燥的问题。这种方式对教师的计算机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授课教师对多媒体技术的熟悉和运用程度，决定了课堂教学效果。丰富课堂形式，鼓励走出课堂。教师带领学生以分析一部文学作品为主题，到文本作者所在地或文学作品表现地参观并感受。这样讲授文学理论，可以借助文学情景，拓展想象空间，增加思考维度，用文学理论直接分析作品，以便于学生理解消化并自觉接受文学理论。充分利用多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目标。比如在讲授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灵感问题时，教师可以出一个具体题目，选取激发灵感的场景，如夕看落日、夜望星辰、凭栏听雨等，以学生的亲身体验来印证教材中的创作理论，体验作家的心理状态，增加课程的实践因素，提高学习效果。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是文学理论课程实践探索的重中之重，目的是实现学生从被动到主动的学习角色转变。课程环节设置可以多样化，以便增强课程内容的形象性、典型性。鼓励学生尝试创作文学作品是巩固文学理论知识的主要方式，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都是文学理论的直观验证。从直观经验出发与文学理论交织碰撞，完成文学功能从理论到实践的延伸。教师也要适应学生的身边文学，了解学生的兴趣和特点，以便于突破教与学的界限，提高教学实效。
教师方面，实践性教学方式是对教师的考验和磨练，上好文学理论课要求教师思维灵活，用全局意识周密安排每一个教学环节，明确教学目标，掌握课程进度，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向教学目标靠近。教材是教师和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效果的依据。教学要基于教材，不囿于教材，最后还要回归教材。实践性教学给教师教学增加了难度。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是具有能力全面的策划者、组织者、管理者，通过高超的教学技能完成教学任务。
教学方面，要努力打造良好的师生互动效果。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二者借助课程内容进行性灵对话，精神交融，最后获得共同提升。研究文学理论就是为了探寻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不是用理论来说明的，而是要用感性去认识，再由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最终形成理性结论。在“文学活动”内容部分，要把文学原理融汇到教学中，使其符合文学创作规律，以便让学生积极参与。“文学创造”的教学设置要以调动学生的创造性为目的，“文学作品”部分要注重对文本的朗读和赏析。“文学消费与接受”部分应以课堂讨论的形式授课，鼓励学生表达观点，以增进师生间情感交流。教材的每一个部分貌似独立，实则是一个整体，利用不同的形式来设置教学，有助于学生对枯燥的理论保持新鲜感和热度，并对下一个环节有所期待。每一个教学部分都要有具体的教学计划，及时总结教学经验，完成教学内容。
三、当前高校文学理论课程创新思路
文学理论课程创新就是要打破旧有模式，实现某方面或全面突破。文学理论课程创新包括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更多的是形式创新。这种创新要以实践为基础，在当前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基础上大胆尝试。目前的文学理论改革创新思路是更多的引用西方文论，西方文论大多由西方哲学演变而来，照搬西方理论会导致我们在文论体系中缺少自己的东西，缺少自己的创造。实际上西方的文论是很难被我国全部消化吸收的。王国维曾经指出：“我们学习西方所学到的都是形而下的皮毛而没有形而上的精髓。”[2]我们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受苏联影响较深。希腊文化与舶来文化有着本质不同，一种向内，一种向外，一个唯物，一个唯心。所以，我们学习西方文论，却不能真正理解、接受和运用。自文学理论课程开设以来，学术界就在不断的探索，寻找适合中国高校的文艺理论内容。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文学理论课程要拉近理论与现实的距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观、价值观。人们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精神生活却相对匮乏。高校的学生走在时代的前沿，有着最前卫的时代意识，更容易出现精神饥渴。文学理论给学生的文艺研究提供导向，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文学知识建构。在这个时候，单纯的西方文论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需要知识的内化来增强学术自觉。如柏拉图的“洞喻”认为：“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灌注在里面的。”文学理论正是文学内容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离开文本谈理论只能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在文学理论课程创新中，只有把理论和文学作品紧密相连，从内容上和形式上贴近实际，理论分析紧贴文本，才能使学生理解文本的理论价值，借助文本来掌握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要注重与时俱进。尽管高校的学习内容大多属于西学体系，但学生植根于中国，深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我们习惯于不去探究事物的本质属性，而是注重功能、价值和影响，经世致用。中国的文学理论就应该从中国文学出发，用中国的审美和判断力驾驭文学作品，打造中国式的审美维度。理论对现实的阐释能力就要使理论应对现实不断变化。文艺的性质和功能随时代变化，文艺理论课程就要顺应时代潮流。今天我们流行怎样的思维方式，就要创造出适应这种变化的文学理论，总之就是要用发展中的文学理论来解决不断变化的实际问题。哲学形而上学可以静止地看问题，文学理论却要必须随着人的思维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变化导致思维方式和审美的变化，用过去的文学理论来阐释当前的作品，显然不合时宜。创新文学理论就要有赫拉克利特的眼光，新的文学理论要从新的作品中淬炼生成。在今天，文艺的功能应该是引导大众价值观抵制精神游离、信仰缺失、物质至上，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也要体现社会价值。思维的时间性在文艺理论课程改革中应该得到重视。
在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中，要运用文学理论“诗化”。“诗化”是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一座桥梁。“诗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它的创造物是肉身化了的观念”[3]。理性与非理性揉捏交错，用富有感染力的表达形式渲染疏解。在课堂教学上，最佳的效果是教师和学生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在理性的殿堂寻求非理性的共识。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要研究人的内心活动和情感波动，换句话说，文学理论研究的本质是性灵和精神意志。柏拉图认为文艺是“灵魂的事业”，文学理论课堂上，教师、授课对象、研究对象在精神层面获得共振，通过文学作品展现思想映像，以美感来陶冶情操，才能产生精神愉悦。
参考文献:
〔1〕董学文，金永兵，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8.
〔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C].线装书局，2009.56.
分形理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语言论文论；形式主义；新批评；话语；言语行为
【作者简介1张瑜，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后），浙江杭州300018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99-07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语言论文论”这个概念作一点辨析。本文将20世纪以来从文学语言人手、采用现代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的文论各派都统称为“语言论文论”，而不再采用文论界以往习惯的“形式主义文论”这个传统概念，这是有考虑的。“形式主义”术语出现很早，最初是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流派出现的一个明显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随后就迅速演变为一个中性的统指20世纪上半期出现的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各派的术语。但也正因为它出现得早，无法预料也不能概括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许多以语言为核心的文论的丰富特色，站在今天立场上考察整个20世纪这类文论的发展脉络和情况时，再使用“形式主义文论”这个范畴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其局限性也更加明显。实际上，20世纪采用语言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论各派不仅贯穿了整个世纪，而且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复杂的特色，它们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理论基础。甚至在发展的地域上，都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形式主义只是这类文论中的一条发展路径，以此来概括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语言文论的发展，就会以偏概全，忽视语言论文论在发展中呈现出的丰富特色和本身内部的发展变化。从这个角度看，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替代“形式主义文论”概念要更为准确和全面，它不仅能准确概括这类文论都是从语言研究人手发展起来的特征，而且也能最大限度地容纳各类具有不同语言学或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特征。我们用什么理论观点和概念去驾驭和审视西方20世纪名目繁多、错综复杂的各种语言流派和学说，是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全貌并揭示其内在本质。由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分辨关注得不多，往往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甚至有人由此认为语言论研究已经过时，再没有发展的空间和方向，这些都将影响到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
本文拟从采用“语言论文论”概念人手，试图勾勒出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发展的整体格局和版图，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把握20世纪语言论文论的发展和变化规律。本文认为，虽然20世纪语言论文论诸家在各自的研究侧重点和内容上存在着各自的不同，但仍然可以总结出i条规律性的发展路径，即形式、系统路径，象征、语义路径和实践、行为路径，它们分别体现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个视角，并体现出20世纪语言论文论从符号系统到实践行为的发展趋势，它们共同构建了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版图。
一、形式、系统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一条发展路径是俄国形式主义一布拉格学派一结构主义一解构主义，前三者即国内学界通常认为的“形式主义文论”思潮。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因为它们都是发生在欧陆的文论流派，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它们各自所受的多种理论来源的影响中，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一条主线，因而在它们各自的文论研究中，在其诗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上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初促成了现代语言学领域中的革命，对现代思想和人文社会等多种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受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语言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索绪尔最具革命性的看法在于他指出语言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所指物之间不存在自然决定的关系，而是一种人为的“任意性”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来自其系统内部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差异，由此动摇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自然对应的联系，索绪尔的语言学使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成为最为关注的重点，这一点对20世纪欧陆形式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都排斥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反映”和“表现”特征，强调转向文学文本内部语言符号的研究：其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方法论上采用了差异的方法，建立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和命题。最著名的有四对范畴，即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横向组合关系和纵向聚合关系。这些范畴有的不仅直接被吸收到文学理论中，而且更主要的是其显示的方法论对语言论文论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早期的语言论文论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命题即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上，这个命题正是采用差异方法建立的。
被伊格尔顿确定为20世纪文学理论变化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在诗学领域发现和采用索绪尔革命性的语言学理论的，维塞高度评价说：“他们敏捷地承认并且抓住了索绪尔在符号学上的贡献，表明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当代智力动向的变更保持了怎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比较而言，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在法国文学研究中广泛地体现出来，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在1959年之前尚不可得。”俄国形式主义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分支之一的莫斯科语言小组成员基本上都是语言学家，这一背景使他们能够迅速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贡献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影响。例如索绪尔把语言重点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并提出语言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观点，实际上是把语言看作与外部世界并列的一种实体，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语言及其结构的研究，以及使文学研究变成一门独立科学的追求。他们主张“文学科学”要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什克洛夫斯基在以工厂的生产来比喻文学理论的任务时就宣称，“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和纺织方法”：而雅各布森提出的著名的“文学性”概念同样强调对文学作品内部构造和形式的研究，他曾讽刺性地把文学史家比作一名警察，把其他学科的材料拼凑为文学研究对象。这些反对外部研究的观点明显有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子。此外，俄国形式主义在进行文学研究时，其出发点一开始就在文学语言和（日常）实用语言之间划了一个界线。这一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路明显受到索绪尔的差异方法影响，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语言是不同于日常语言的，是独特的，著名的“陌生化”概念就是探讨两者不同的产物。
布拉格学派与俄国形式主义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着直接的延续关系。从文学理论上看，布拉格学派文论更系统地重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也更为自觉地采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对形式主义进行综合，更为重视对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并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发展了形式主义，这就是：他们把形式主义理论摆进了符号论或符号学的框架”。这使它们在某些意义上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视野，不仅仅把文学作品只看作是语言构成，只强调语言形式的研究，而是将文学符号与人类生活语境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情感和意识形态内容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的结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的对象，扩大了语言形式的范围。布拉格学派注重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其独特的贡献尤其体现在开辟了诗歌语言的音位学研究。所谓音位，即语言的能指，布拉格学派从关系、功能与价值角度研究语言内部词形变化与声音选择的复杂关系，这对雅各布森的影响极大，他本人也十分关注音位学的研究。1941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美国纽约正是受到雅各布森的影响，率先把音位学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并认为“音位学能为所有的人类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由此掀起了法国结构主义思潮。
“结构主义”这一术语是雅各布森在1929年为避讳“形式主义”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名称提出的。结构其实是形式的另一个代名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它与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继承关系，布洛克曼就把彼得堡、莫斯科与布拉格视为结构主义的前二站。法国结构主义涵盖多个学科的各个领域，但它们都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法国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运用可谓达到极致，几乎所有索绪尔提出的概念和原则都被结构主义扩展运用到包括文论在内的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由此确立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去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霸主地位。结构主义把对语言及文化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关系作为一切学科和现象研究的对象，对结构主义者而言，语言模式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文化以及人的思想都是符合类似语言的结构，而结构主义的研究任务和目的就是探讨决定这一般系统含义的结构、规则或“语法”。就文学研究而言，结构主义文论就是以第一符号系统的语言为中介来研究作为次一符号系统的文学，由此使用语言学概念和范畴分析文学文本成为主要模式。结构主义文论尤以叙事学、符号学研究最为著名，它认为一切叙述背后都有一个结构或模式在起作用。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罗夫等人对叙事结构的分析，目的就是探寻一个普遍有效的文学恒定的模式、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可以说是对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直接发展和集大成者。结构主义文论把文学视为一个系统或结构，认为文学系统具有内在性，是能够自我生成、自我调节、自我参照的整体，完全排除了作者与外界的影响，这些特点都与形式主义特征一脉相承，都沉溺于、集中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坚决地排斥语言符号与外界的指称联系。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从其内部孕育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反叛思潮。后结构主义相当复杂，有向内与向外两个方向的发展，其向内的德里达一系，对美国文论界影响巨大，被称为“解构主义”，并在七八十年代的耶鲁大学形成了以保尔・德曼为代表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派。虽然德里达出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对索绪尔的批评十分尖锐，但是，应该看到，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遵循着索绪尔语言学规定的主要原则，即强调语言系统的自足性，排斥其与外界的联系。“解构活动并不触动外部结构，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是可能的、有效的；也只有居住在这种结构中，解构活动才有的放矢。”德里达十分欣赏索绪尔就能指与所指关系提出的任意性原则和语言系统内部的差异性原则，认为索绪尔已经踏上了解构主义的道路。但他认为，索绪尔的“解构”并不彻底，他没有彻底切断词与物的联系，仍然囿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束缚，没有把差异这一原则扩大到所指与能指的纵向关系中。德里达认为，语言活动永远达不到语言之外的“物”，即能指不再能涉及到超越它自身之外的实体、事物和思想，它只能涉及到其他能指。由此，德里达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反形而上学命题――“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个命题的含义不是否定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强调文本的语言世界是自指性的，它不是外部非语言世界的再现，不指向文本之外，所以在耶鲁学派提倡的“修辞性阅读”即解构主义批评中。注重的是对文学文本内部差异和矛盾的寻找，认为文学文本的意义实质是一场不断延异、无法确定的游戏。这一强调文本语言的自指性，排斥语言符号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原则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所以解构主义批评是可以归为形式路径的。
综上所述，20世纪欧洲大陆的语言论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再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其理论资源主要都遵循了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都共同强调文学语言符号的自指性，把文学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认为文学意义不是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系统内部的结构，因此走的是一条形式发展路径。欧陆语言学文论的优点在于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系统特征做了许多开创性和极富有成效工作，使人们对文学语言本身的自指性有了鲜明的认识，但是其缺陷也很明显，即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外界的联系，使文学与现实割裂开来。
二、象征、语义路径
语言论文论第二条发展路径是英美新批评。英美新批评是语言论文论中最容易被误读的一个流派，长期以来一直被文论界归为形式主义文论行列。事实上，尽管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有一些共同点。例如都以文学语言和文本为中心，都反对以作家或读者的意图来解读文本，都致力从语言人手力图建立一门“文学科学”等，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存在着极为重大的区别，这不仅体现在两者的理论渊源深上，而且也体现在两者在语言论文论的旨趣和特征上。
在理论渊源上，新批评的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主要不是来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由于语言的隔阂和地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欧陆与英美文化上的差异。索绪尔的理论没有对20世纪早期的英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索绪尔及受其影响形成的欧洲形式主义文论才真正被介绍到英美批评界并产生重要影响，在此之前，新批评则已主宰了英美批评领域达半个世纪之久。新批评的语言学渊源主要来自英国本土的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瑞恰慈和艾略特是英美新批评公认的先驱，就语言论文论而言，作为大学教授的瑞恰慈在语言理论上的贡献要更为系统，对新批评的影响要更大和更直接，所以兰色姆在《新批评》第一章里开门见山地指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瑞恰慈先生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用艾略特的话而言，新批评实际上起源于“瑞恰慈教授的课堂方法”。在20年代，瑞恰慈在剑桥等课堂上致力于“讨论如何研究、欣赏、评判诗”的工作，由此开创了微观语义学的批评方法。受英美经验论的文化熏陶，瑞恰慈重视的是对语言意义问题的研究，而非系统抽象的层面，他与奥登合著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有批评索绪尔理论的地方，不满之处正在于索绪尔理论的抽象性与经验论相抵牾。美国学者詹姆逊在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中曾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与瑞恰慈和奥登的《意义的意义》作过详细的比较，以显示出英美传统特色与欧陆的差异。他指出，“前者（指瑞恰慈和奥登）是语义学家，他们把词当作象征来研究，而后者（指索绪尔）则坚持把语言界定为符号系统”。他解释了“英美用的那个术语，即‘象征’这个词，总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词和它们所表示的东西或者是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的确，‘象征’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词语物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任意的，在最初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有一种基本的对应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语言研究的根本任务自然是逐句地，一对一地寻找对应物，是从语言中清除所有非指称的词和纯文字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差别，即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没有像索绪尔那样切断语言与外部的关联，他们仍然认为语言的唯一目的（至少是首要目的）是象征或表征外部事实。这一特点明显影响到英美新批评的观点。
瑞恰慈把语言区分为两种功能――“符号功能”和“情感功能”，诗歌是对语言情感功能最典型的使用。这里瑞恰慈已经明显带有从语用视角因素来分析的意思了。瑞恰慈认为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大异其趣，科学语言在于“实证”，尽可能做到表述准确、意义单一，没有歧义。而文学语言则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是一种无法证实的虚构陈述，即“伪陈述”，它依赖暗示、暗指、联想、想象等丰富细微的意义来表现一种艺术真实。因此，瑞恰慈十分重视对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即“复义”问题的探讨。这对他的学生燕卜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燕卜逊剔除了瑞恰慈文学理论中的大量心理学成分，运用语义学方法对250余个诗节的英文诗作了细读，写出的《朦胧的七种类型》在1930年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这可以说是英美新批评派的第一部著作，开创了文本分析和“细读”的先河。美国新批评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燕卜逊的启发，并沿着燕卜逊的线索找到瑞恰慈的语义学理论，美国新批评运用的文本分析方法也主要来自瑞恰慈和燕卜逊，美国新批评派对悖论、反讽、张力和文本有机体等概念和理论的探讨也都与瑞恰慈和燕卜逊一脉相承。
英美新批评的源头在英国，主体则是以兰色姆师生为中心形成的美国南方批评派。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追求建立一门文学批评的科学，因而它反对在批评中融入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就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排斥作者和读者主观意图的介入并不是切断文学与外界的关系，它只是切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将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混淆起来。应该指出，新批评在重视文学语言分析，排除作者、读者主观意图等方面与欧洲形式主义批评有相通之处，但是新批评与之不同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文学作品意义的时候，没有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它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特征。新批评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也是最被误读的理论之一。许多人望文生义，把“本体”理解为文学文本本身，这也是新批评往往被文论界误读为类似形式主义的文本自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是对存在的研究，但兰色姆的“本体论”已带有现代存在论的色彩，它不是指西方传统哲学中那个最高的抽象概念。而是如韦勒克精确指出的那样，“在兰色姆的论述中，‘本体论’往往用于表示对客观现实关注的同义词”。也就说，兰色姆的“本体论”是外部现实生活的代名词。兰色姆的理论是从文本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兰色姆认为“诗歌作为话语的差异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它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一种客观性的层次，这些东西是无法用科学话语来处理的”，兰色姆并没有像形式主义那样，局限于语言和形式内部去探讨两种文本和话语的差异，而是联系到外部世界来说明的，“这并非不可思议。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世界，它必须与我们在科学论文中所处理的那一世界，或种种世界（因为确有许多这样的世界）区别开来。这种种世界只是我们这一世界的简化的、经过删削、易于处理的形式。诗歌旨在复原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散乱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本源世界，就此而言，诗是一种根本地或本体地独特的知识”。显然，兰色姆是联系外部世界来说明文学的特异性的，其根据就在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作出的。可以看出，新批评仍然强调文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作用，所以，韦勒克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论的翻版。韦勒克这个看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忽略了新批评与传统模仿论的区别，传统模仿论把语言只看作手段，意义达到外部世界，手段就失去了作用。而新批评不同，新批评不把语言视为手段，而视为中心，因此，语词的朦胧、含混意义诚然象征了外部、混乱和矛盾的复杂的现代世界，但正是依靠语词的意义，我们才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生活世界。在这里，语言已经初步具有了构建外部世界的含义，这是新批评超越模仿论的地方。
总之，英美新批评与欧洲形式主义的语言论文论是有重要区别的，其根源实际上是语言观的区别，即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英美经验主义语义学理论的差异，新批评没有像形式主义一样只局限于语言内部系统的研究，而是始终不放弃语词与外部世界的意义联系，这就使新批评的立场和文学理论与欧洲形式主义文论存在本质的差别。
三、实践、行为路径
语言论文论发展的第三条路经是20世纪中后期在欧美逐步兴起的以“话语”和“言语行为”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文论派别，其语言论基础来源复杂，资源众多，主要代表有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英美言语行为理论等，它们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向和特征，即强调以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侧重从语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是一种实践或行为”，显然，不同于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符号系统”和英美经验主义认为的“语言是一种意义实体”的观点，这类语言论旨在恢复和重建语言与外部人类生活世界的广泛联系，体现了鲜明的回归现实生活“向外转”的趋向。由于切人视角不同，它们在主要内容方面都存在各自鲜明的特征，呈现出语言与生活世界复杂而丰富的联系。
巴赫金是最早提出并在文学研究领域运用话语概念的文论家，但是由于他早年命运曲折多桀，生前几乎藉藉无名，他的理论贡献一直被淹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学界发现，并被介绍到西方，引起了轰动，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苏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思想深邃，才华出众，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均有重要建树，他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独有的语言哲学――“超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超语言学”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早期俄苏语言学界流行的语言流派和文艺界当时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语言是现实中使用的语言，是人们交往中使用的语言，即“活的语言”，也就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具有丰富的变异性和具体多样性。他的超语言学理论就是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这与索绪尔和形式主义路径完全相反。巴赫金批评索绪尔抽象封闭的语言学研究，指出他把生动的语言变成抽象的概念系统，在巴赫金看来，人类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不是语言体系，而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话语。并且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交往对话，“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巴赫金不仅指出了话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话性”，而且坚持从社会学观点出发研究语言，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载体，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性，并辩证地阐释了语言符号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巴赫金把超语言学理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提出了“复调”、“狂欢化”等重要成果，其在语言文论上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文学语言纳入到“话语”范围，这就打破了形式主义把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隔绝的做法，恢复文学语言、文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密切关系，突破了前期语言论的封闭缺陷，给诗学打开来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对文论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法国后结构主义是使“话语”概念名扬天下的理论学派。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法国后结构主义比较复杂，有向内和向外两个发展方向，话语理论即是其向外发展的主要贡献，以罗兰・巴特和福柯为代表，侧重从文化实践和社会学方面进行文化研究，他们都把话语看作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活生生的活动和实践，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封闭抽象的符号结构和系统，并极为重视话语的建构功能。罗兰・巴特认为日常生活中许多被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和文化，实质都是人为使用话语进行的建构和创造，是一系列文化的实践及其产物。他对日常许多通俗文化活动，如流行时装、食品、职业摔跤、汽车式样、洗涤用品的广告、法国葡萄酒、脱衣舞、旅游手册和电影明星等等都作了一系列独特解读和分析，力求揭示和解构这些日常“神话”背后“自然”的伪装，破除这些文化现象的“神秘感”，开创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中，话语实践和分析是其主要的运用工具。
而福柯更是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深入到文化史、知识学、社会学史的深处进行“知识考古学”研究。他指出“疯癫”、“性”等概念和事物都是话语构建的产物，“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言论和书面文字――也就是‘话语’，或者‘话语实践’制造出来的”。显然，福柯的“话语”概念重视的也是其构建功能。此外，福柯还独特地指出话语与权力有密切的共生关系，权力制约着话语，话语反过来也巩固权力。福柯通过对话语的谱系学研究指出，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都不是个人的创造和想象的结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续的结果，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和隐蔽的手段控制、选择、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它决定了知识真假之分和正确错误之别。也决定了我们可以说什么和不可以说什么。福柯不仅揭示了话语受权力运作控制特征，而且对西方文化中权力话语的发展演变作了深入的历史考察，总结概括了任何社会对话语生产和流通的控制方式、组织原则和构成规则，对话语理论作出了独到的贡献。福柯本人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和文艺学著作，但是他的话语理论对文学研究影响巨大。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都从中获得重大理论资源。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由英国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奥斯汀提出，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哲学理论，其独特视角是从人的行为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做事”的功能，并强调指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传统认为的反映和描述功能，而是这种“施为性”功能，由此言语行为论把说与做、言与行统一起来，提出“言就是行”、“说话就是做事”的新思想。言语行为理论实质是一种语言实践论，它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行为，这一看法同样突破了纯语言学的范围，将其扩展到人的行为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言语行为理论一面世就引起普遍关注，它不仅在语言哲学、语言学领域迅速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逐步被广泛运用到人类学、心理学、法律、文学理论和批评等人文学科领域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言语行为理论就被英美批评界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最初是以一种挑战或矫正形式主义缺陷的面貌出现的，它批判前期语言论文论封闭的缺陷，称形式主义的语言自足性理论为“诗的语言的谬误”，重新讨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关系，恢复文学话语的日常交往性特征，特别关注和强调了文学的交往性性特征。80年代之后，言语行为理论吸收了解构主义的观点，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乔纳森・卡勒等批评家运用言语行为理论阐释了文学的创造性、文学阅读、文学文本对读者的说服作用、文学修辞研究等问题。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它不只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一种以词做事的施为性实践活动，它能够以一种特殊使用语言的行为方式直接介入人类现实生活，参与构建和创造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这些都表现了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